管仲理財特點

A. 對管仲的評價

管 仲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謚號敬，因以敬仲稱之。潁上人(今縣北10公里管谷村)。春秋時傑出的政治家。出身貧寒，早年與鮑叔牙游，合夥經商，因母老家貧，常受鮑叔牙資助，成為摯交。齊襄公亂政時，助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位，失敗後，經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為上卿，尊稱「仲父」。他治齊40年，對內政、經濟、軍事都進行了全面改革，制訂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方略。提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論點，把禮、義、廉、恥看做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他還特許在庶民中選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視獎勤罰惰。並合理劃分行政區域，把行政組織同軍事編制相結合，統一軍政領導，增強國防力量。從此，國力大振。對外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著有《管子》一書，共86篇，今存76篇。

管仲出身於破落名門之後。青年時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顯赫輝煌一時的家族史的影響，超凡脫俗，志存高遠，具有干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意識。另一方面家境的貧困，謀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亂世的紛爭，時局的動盪，鍛煉、鑄就了管仲明察世態、洞悉時局的能力。他為了實現功名顯於天下的志向，學先賢、習武藝、交友共勉、調查實踐，多方吸納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其後來能成為治齊賢相、稱霸諸侯、建立偉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早期的個人奮斗是不順的：經商賠本、做官被逐、打仗敗北、輔佐公子糾淪為階下囚。但是這些磨難正豐富了他的閱歷，磨練了他的意志，積累了他的處世經驗，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質，於是才有了他後來的抓住機遇，一舉功成。
管仲從階下死囚犯一躍而為齊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鮑叔牙的推薦。當齊桓公欲委相於鮑叔牙時，鮑叔牙以國家社稷為重，力薦管仲：「治理國家的大事，不是我能勝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個方面不如管夷吾：寬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國不失權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諸侯，我不如他；制定禮儀示範於四方，我不如他；披甲擊鼓，立於軍門，使士氣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猶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兒子，不能不用他們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書篇名。）然而到後來管仲與齊桓公臨終論相的時候卻沒有推薦鮑叔牙，而是推薦了隰朋，這同樣是體現了以國家社稷為重。可見，被世人稱頌的管鮑之交是建立在以國家社稷為重的共同志向基礎上的友誼。

齊桓公棄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報知遇之恩，輔佐齊桓公圖霸，真乃賢相遇明君，明君逢賢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憑借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贏得了齊桓公的重用，先拜為相，又拜為「仲父」，幾近言聽計從，使管仲的經天緯地之才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知人善任，舉薦了大批的賢能之士；他改革內政，穩定了齊國的社會秩序；他發展經濟的富民政策，使齊國國力大增，民富國強；他修治甲兵，壯大了軍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擴大了齊國的政治影響；他禮法並用，確立齊國的霸主地位。管仲輔佐齊桓公近40年，把一個原來「地舄鹵、人民寡」的齊國治理得國富兵強，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功高當世，影響深遠。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齊國朝野上下的悲痛，人們把他安葬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南的牛山上，為他樹立了高大的石碑，永遠紀念他對後世的功德。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一個世紀後，孔子曾贊嘆管仲的功績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現在。若是沒有管仲，我們大概要披散頭發，左開衣襟，成為蠻夷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反映出管仲相齊的功績在華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B. 管仲的缺點、瑕疵求解

管仲是春秋時期的先秦諸子之一，是當時叱吒風雲、相齊獨霸天下的顯要人物。作為稍晚於管仲的同時代的孔子曾對管仲進行了一番深刻而較為集中的評價。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有著肯定性與否定性的對立沖突，但恰恰在這矛盾性認識中，隱伏著孔子思想的真諦。
管仲經鮑叔牙推薦，相齊輔佐桓公，為齊國獨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候，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①但管仲具有不羞小節而胸環大志，以功名顯揚天下為榮、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談鮑叔對他的認識：「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②管仲不僅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對待別人也不是計較小節，而重志向。齊桓公自稱「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當他問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時，管仲向他分析這些毛病：「惡，則惡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猶與不敏為不可，猶則之眾，不敏不及事。」③在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國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於個人的小辱小恥。這種功名觀是從富國強兵、爭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實際利益出發的。面對春秋時期群雄逐鹿的亂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觀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客觀依據。但也還是管仲的這一觀點，卻在後人的視界中引發出矛盾性評價。

孔子對管仲的否定性評價，主要表現在「儉」與「禮」兩方面。

從「儉」方面來分析

《論語》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子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所謂三歸，按照清人郭嵩燾的解釋，即為市租。「所謂三歸者，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賞管仲。」④市租本應收歸公有，但管仲卻收歸己有，供自己享用。按照孔子的理解，這當然是「不儉」。聯系管仲的「尚侈」思想來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有客觀的一面。管仲最初輔佐齊桓公時，曾提出三個條件：一為「賤不能臨貴」，桓公任他為上卿；二為「貧不能使富」，桓公賞賜給他齊國市租；三為「疏不能治近」，桓公立他為仲父。可見，管仲對奢侈、富貴的嚮往程度。管仲不僅自己「尚侈」，還提倡眾人也要仿效。「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撩然後焚之。」⑤他要求人們要吃那些味道最美的食物，欣賞那些韻律特別動聽的音樂，蛋類要先在上面畫上圖畫再煮了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麗的藝術品再燒。奢侈浪費到這種程度，固然駭人聽聞，但是，管仲的「尚侈」思想，又是他治國策略的一部分。管仲主張：「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⑥當時「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⑦因為管仲的尚侈涉及到百姓的生活習慣，有擴大消費，刺激生產，富足百姓等合理的因素。但孔子仍不以為然，即所謂「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孔子認為管仲的「尚侈」做法不合時宜，不符合「儉」的原則。

關於「禮」的評價

孔子的治國之道，即「以國為禮。」⑧對於「以國為禮」的主張，孔子有許多解釋。「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⑨「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⑩孔子對於「政逮於大夫」非常反感，對春秋時期卿大夫們的僭越非禮之事給予了無情的抨擊。八佾作為縱橫各八列的舞蹈禮儀隊，本為周天子舉行祭祀大典時的專用儀仗。作為卿大夫的季孫氏家祭時照周禮只可用四佾，但季桓子卻把八佾調到家廟中演出。孔子認為這是季桓子的一條大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⑾三桓家族宴罷送賓或祭祖完畢時，都唱《雍》詩，孔子也非常氣憤。「『相維辟公，元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⑿在孔子看來，《雍》詩上的這兩句話只是周天子專用的贊禮詩，三家大夫哪裡配得上動用這樣的禮樂？！只有天子魯君才有資格祭泰山，你季康子居然也去祭泰山。孔子要冉求出面阻止這一非禮行為，無效，只好「嗚呼」說是泰山之神不會接受這種違禮之祭的。⒀齊國是春秋時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策源地。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其政治謀略與實踐行為，本身就體現著對舊秩序的破壞因素，具有對舊「禮」秩序的反叛意味。這對於以恢復周「禮」為己任的孔子來說，自然不是一種合理行為，當有人問「管仲合禮乎？」孔子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對管仲非禮行為的憤恨情緒：「邦君樹塞門，管氏也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⒁按照周禮，只有國君才有資格當門立照壁，才能在堂上設有獻酬後回放酒杯的檯子，而管仲卻做到了這些。管促的這種僭越行為，是徹底的非「禮」。如果管仲算知禮，還有誰不知禮呢？禮在周代，具有根本法的性質。周禮是維護當時統治階級各階層秩序的根本行為准則，它的基本點是貴賤上下有序化。春秋時「禮崩樂壞」，周「禮」的地位開始動搖，諸侯為了擴張自己的地盤，擴充自身權力，不惜侵犯「禮」的規定，尤其是做為「春秋五霸」首位的齊桓公更是首當其沖，而在這其中，管仲起了相當關鍵的推波助瀾作用。孔子倡導禮的主導作用，並贊頌周禮的盡善盡美，表白「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⒂並為此對違禮的事宜四面出擊進行討伐。這足以反映出孔子小視管子的真實心態，即維護舊秩序的懷舊心態。

傳統上一般認為，孔子的「仁」主要涉及其倫理思想，是倫理思想的追求目標之結晶。當孔子把「仁」理解為「愛人」時，似乎表現的是一種道德性質，「仁」在孔子那裡也確實是處理親與疏、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准則。但是，作為社會政治關系，其所處理的對象與倫理有著相通的一面。孔子的「仁」，本身有著社會政治的性質，體現的是一種社會制度中的人際關系。這從孔子對管仲的肯定性評價中可以看出。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⒃公子糾是公子小白即後來齊桓公的哥哥。公子糾與公子小白都是齊襄公的弟弟。襄公無道，公孫無知殺襄公自立，齊國陷入動亂狀態。鮑叔牙與管仲自幼關系親善，且鮑子一直善待管仲，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齊動亂前，鮑叔就預見將發生動亂，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死公孫無知，魯國伐齊，接納公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齊國，自立為君即桓公。於是齊伐魯，逼迫魯國殺了公子糾，召忽出於一身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憤而自殺，管仲經鮑叔牙推薦，桓公用為相。對於管仲的這種背叛行為，按子路的理解，可能沒達到「仁」的境界。孔子認為，齊桓公多次會盟諸侯，不動用兵車武力，這都是管仲的功勞，這就是管仲的「仁」。

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貢對管仲的行為也難理解，由此又進行了發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殉死，又相之。」在子貢看來，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不但不能殉主子之死，反而做了齊桓公的相，這種背主求榮的行為怎麼算作「仁」呢。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⒄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包含著豐富的思想底蘊。其一，「仁」體現在利在天下。管仲輔佐齊桓公，使他稱霸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人們直至今天還在享受著他的恩賜。如果沒有管仲，人們大概已淪於夷狄。管仲的行為，功在社會，利在民眾，這正整合了孔子所鼓吹的「仁即愛人」的思想觀念。其二，在評價標准方面，政治人物與普通人有著嚴格的界限區分。評價管仲，自然不能象對待普通民眾那樣拘泥於小德小節，弱化要求他自縊於溝瀆之處而如召忽。管仲雖缺小德，但他以外在事功消除了民眾在亂世中的痛苦，甚至獻身，這較那些把成德成聖封閉在個體生命心性之域的人要大得多。這正是孔子對管仲作出肯定性評價的根基所在。

孔子對管仲的矛盾性評價中，究竟隱伏著什麼樣的思想脈絡及其實質呢？

首先，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從「外王」的角度著眼的

自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之後，宋明理學和後來的新儒學都在倡導「內聖開出外王」。認為內聖是外王的本體，外王是內聖的發用，外王是由內聖曲通開出。這一理解指向使儒學長期郁巷於個體生命的狹窄領域，而不能作用於政治領域，從而縮小了儒學的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使儒學烙上了「終日袖手洗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歷史譏評。這種對儒學的理解，相對於孔子，有了極大的變異。按照孔子的看法，管仲並不算「內聖」，管仲器小、不儉、不知禮，管仲在舊主一死而事新主，且新主又為舊主之弟弟，此為不忠不德。若照後世解釋的心性儒學的標准，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不能還身修德以致主於外道。」⒅它為不赦之小人。然而這並沒有成為孔子對管仲評價的主要根據與標准。雖然孔子對管仲的非禮、不儉等給予了批判，但卻在仁的方面對管仲給以極高評價。管仲輔佐齊桓公，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諸侯間的矛盾，使人民免罹戰爭之苦；同時，又集中了中原國家的力量，抵擋了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使人民免做「被發、左衽」的野蠻人和亡國奴，這無疑給當時的普通民眾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此可謂「仁之美者在於天下仁也。」⒆康有為針對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曾有過解釋：「聖人論事，重功不重德，有能救世全民者則光之。」⒇實際上，孔子的這一觀念，在對其他政治人物的評價中也有流露。在《春秋》中，孔子評論了齊桓公。齊桓公淫諸姑姊妹七人而齊大災，孔子仍許齊桓公為賢而為之諱。以個人道德而言，齊桓公無賢可稱，但以政治事功而言，則其功足可稱頌。在這里，孔子的思想意趣不僅不是「內聖開出外王」，反而是「外王替代內聖」了。

其次，孔子對管仲的評價，體現著「仁」主於「禮」的思想觀念

以往，人們總認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禮」。如蔡尚思先生認為，「仁是孔子最贊美的道德，因為仁是達到禮的手段，禮才是仁要達到的目的。」（21）孔子在當時社會動亂的時代，強調禮的作用，強調對「周禮」的恢復，並且對於非禮的人、事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來看，禮相對仁，則處於較為下層的地位。管仲也有「禮」的僭越行為，這當然也不為孔子所滿意。但是，從「仁」出發，孔子則又高度贊揚了管仲。從中可以窺見孔子的「復禮」，有「從周」的意義，但是根本的是對恢復社會秩序的追求。孔子認為通過理順社會秩序，使社會民眾受益，這才是「天下之仁」。而禮則最終是要服務於仁的，這樣的仁，也就轉化為「外王」的真諦，轉化為事功的基礎。「仁」隱伏著孔子的社會建構要求與政治理想。從「禮」和「仁」的信念角度出發。孔子對管仲的整體評價，基本上持的是肯定的基調。

再次，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中，還體現出「政社」，即以政治能力之有無來加以定名的思想

這一思想隱伏著「仁」的評價標準的多樣性。對於一個常人處理個人與個人間的交往，其仁多以道德意義來體現。這極易使一個人從心性與實踐方式融洽在一起。但作為政治家，其不好德固然遺憾，但若能把個人所好推己及人，逆騙百姓，則仁功可考。孔子將個人道德與政治事功分開，以政治事功為評價政治家的根本標准，極具合理性。尤其是，春秋時期是亂世時期，在此時，通過政治家的縱橫捭闔，能夠使人們生活在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內，這本身即是「仁」。由此，亂世時期的政治人物，其政治事功的意義要遠大於個體成就。就個體心性與政治實踐的關系而言，有德之人可以行惡政，而無德之人可以行善政。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並不是一個呆板，迂腐的書獃子。而是能夠根據社會的現實及不同層次主體的特點，提出不同評價標準的一個有權變思想和辯證意識的思想家。

C. 管仲的特點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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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被稱為理財家的管仲，其經濟思維是怎樣的

一提到管仲就不得不提到他在經濟方面的見解，身為一個政治家，卻能懂得如何去用經濟調控來治理國家，而在管仲的治理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點指導思想就是如何去發展經濟。但神奇的是，管仲一開始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生意人，甚至是因為生意的失敗而導致越發的貧困。管仲祖先原本也是名門望族，但是到了管仲時期已經貧困到和尋常百姓無異，後來為了生計開始從商，若不是好友鮑叔牙的絕對信任和支持，管仲留給後人的印象只會是一個失敗的商人。

管仲

所以管仲也有著自己的殺手鐧，例如是在鹽、鐵等這些稀缺資源上，還是歸國家來進行控制，不會對外開放。在管仲看來能夠拋出去的與民同利是樹木和六畜，而山海之利則是貴為國家。這樣在給百姓提供利益的同時又能保障不會過度。而且經濟的發展也是有著上下之分的，《小問》中說到「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這也說明了在管仲心裡也不是意味給予，而是有條件的加持。利民只是富國的基礎，而目的是要發展國家的經濟。

所以管仲的經濟學問善於理財，而不是做生意，這也是為什麼管仲自己創業總失敗，但卻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的原因。

E. 管仲的優點昰想辦法。

管 仲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謚號敬，因以敬仲稱之。潁上人(今縣北10公里管谷村)。春秋時傑出的政治家。出身貧寒，早年與鮑叔牙游，合夥經商，因母老家貧，常受鮑叔牙資助，成為摯交。齊襄公亂政時，助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位，失敗後，經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為上卿，尊稱「仲父」。他治齊40年，對內政、經濟、軍事都進行了全面改革，制訂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方略。提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論點，把禮、義、廉、恥看做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他還特許在庶民中選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視獎勤罰惰。並合理劃分行政區域，把行政組織同軍事編制相結合，統一軍政領導，增強國防力量。從此，國力大振。對外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著有《管子》一書，共86篇，今存76篇。
管仲出身於破落名門之後。青年時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顯赫輝煌一時的家族史的影響，超凡脫俗，志存高遠，具有干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意識。另一方面家境的貧困，謀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亂世的紛爭，時局的動盪，鍛煉、鑄就了管仲明察世態、洞悉時局的能力。他為了實現功名顯於天下的志向，學先賢、習武藝、交友共勉、調查實踐，多方吸納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其後來能成為治齊賢相、稱霸諸侯、建立偉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早期的個人奮斗是不順的：經商賠本、做官被逐、打仗敗北、輔佐公子糾淪為階下囚。但是這些磨難正豐富了他的閱歷，磨練了他的意志，積累了他的處世經驗，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質，於是才有了他後來的抓住機遇，一舉功成。
管仲從階下死囚犯一躍而為齊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鮑叔牙的推薦。當齊桓公欲委相於鮑叔牙時，鮑叔牙以國家社稷為重，力薦管仲：「治理國家的大事，不是我能勝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個方面不如管夷吾：寬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國不失權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諸侯，我不如他；制定禮儀示範於四方，我不如他；披甲擊鼓，立於軍門，使士氣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猶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兒子，不能不用他們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書篇名。）然而到後來管仲與齊桓公臨終論相的時候卻沒有推薦鮑叔牙，而是推薦了隰朋，這同樣是體現了以國家社稷為重。可見，被世人稱頌的管鮑之交是建立在以國家社稷為重的共同志向基礎上的友誼。
齊桓公棄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報知遇之恩，輔佐齊桓公圖霸，真乃賢相遇明君，明君逢賢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憑借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贏得了齊桓公的重用，先拜為相，又拜為「仲父」，幾近言聽計從，使管仲的經天緯地之才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知人善任，舉薦了大批的賢能之士；他改革內政，穩定了齊國的社會秩序；他發展經濟的富民政策，使齊國國力大增，民富國強；他修治甲兵，壯大了軍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擴大了齊國的政治影響；他禮法並用，確立齊國的霸主地位。管仲輔佐齊桓公近40年，把一個原來「地舄鹵、人民寡」的齊國治理得國富兵強，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功高當世，影響深遠。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齊國朝野上下的悲痛，人們把他安葬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南的牛山上，為他樹立了高大的石碑，永遠紀念他對後世的功德。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一個世紀後，孔子曾贊嘆管仲的功績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現在。若是沒有管仲，我們大概要披散頭發，左開衣襟，成為蠻夷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反映出管仲相齊的功績在華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F. 一個看牛的 管仲的性格特點

一個看牛的管住的性格特點，他是比較懦弱內向的一種性格，不值得踢腿提成。

G. 管仲改革的特點

「相地而衰征」，就是把田地按土質好壞，產量多

少分為若乾等級，按等級高低，征取數量不等的實物稅，從而增加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客觀上打破了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這些實際上都是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作內政而寓軍令」，就是把居民的組織和軍隊的編制統一起來；士農工商分居，職業世代相傳，保證了社會生產，也避免人們因謀職業而使社會動盪不安。
管仲的變法，雖然使齊國迅速發展，國力強盛，外交策略也相當成功，恩威並用，各國諸侯都尊重齊國，使齊桓公成為了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但整體而言，這些改革主要是針對經濟基礎方面的，沒有觸及到上層建築（政治制度），舊的的世卿世祿制仍然發揮作用，改革具有不徹底性。 原因是管仲代表的是奴隸主階級

管仲——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

H. 簡述管仲法律思想的特點。

③「令順民心」。②「作內政而寄軍令」。管仲主張以法理政、行政以及商業政策，促進富國強兵，擇其善而業用之」。對過去的法治不能簡單地廢棄或否定。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現，「與民分貨」。法令的制定必須適應民眾好財爭利的習性，並在制度上將這三者結合起來，以法律手段推行軍事，這是管仲的法治改良思想、以法統軍、以法治民。①「修舊法，而要選擇其好的方面加以創造性地運用管仲的法律思想：管仲作為春秋時期開明革新人士的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主張天道與法律相結合，改革舊禮與創立新法並舉依法統政、禮法並用

I. 管仲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理財高手

管仲的經濟政策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他的辦法乃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 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輕重魚鹽之利」及「徼山海之業」是否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我們現無可徵信的材 料。管子書中的記載言：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仲實行了糧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准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這種「准平」制，不但是一種平衡糧價的政策，並 且，也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並且還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這種經濟政策，亦為經濟層面的國君集權。

管子提出的世界領先的經濟理論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證」即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徵收額，與馬克思級差地租相同。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統的闡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

管仲出身於破落名門之後。青年時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顯赫輝煌一時的家族史的影響，超凡脫俗，志存高遠，具有干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意識。另一方面家境的貧困，謀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亂世的紛爭，時局的動盪，鍛煉、鑄就了管仲明察世態、洞悉時局的能力。他為了實現功名顯於天下的志向，學先賢、習武藝、交友共勉、調查實踐，多方吸納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其後來能成為治齊賢相、稱霸諸侯、建立偉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早期的個人奮斗是不順的：經商賠本、做官被逐、打仗敗北、輔佐公子糾淪為階下囚。但是這些磨難正豐富了他的閱歷，磨練了他的意志，積累了他的處世經驗，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質，於是才有了他後來的抓住機遇，一舉功成。
管仲從階下死囚犯一躍而為齊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鮑叔牙的推薦。當齊桓公欲委相於鮑叔牙時，鮑叔牙以國家社稷為重，力薦管仲：「治理國家的大事，不是我能勝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個方面不如管夷吾：寬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國不失權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諸侯，我不如他；制定禮儀示範於四方，我不如他；披甲擊鼓，立於軍門，使士氣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猶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兒子，不能不用他們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書篇名。）然而到後來管仲與齊桓公臨終論相的時候卻沒有推薦鮑叔牙，而是推薦了隰朋，這同樣是體現了以國家社稷為重。可見，被世人稱頌的管鮑之交是建立在以國家社稷為重的共同志向基礎上的友誼。

J. 管仲的改革有哪些特點，是齊國成就霸業的關鍵

管仲姬姓，管氏，祖先是周穆王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齊僖公三十三年開始輔佐公子糾，齊桓公元年得到鮑叔牙推薦，擔任國相。在此之前還發生了件有意思的事：齊襄公十二年，齊國內亂，兩個逃亡在外的公子公子糾和公子小白，見時機已經成熟，都想方設法回國，以便奪取國君的寶座。

魯庄公知道後立即派兵護送公子糾回國，卻發現公子小白已經先出發了。管仲便提前去埋伏公孫小白，結果這公子小白詐死，騙了管仲，後來成功即位，成為了大名鼎鼎的齊桓公。管仲到了齊國發現公子小白已經即位之後，立馬和那個公子紂就逃走了。

管仲作為改革執行者，確是合適人選。他出生低微，對社會底層有深刻的體會和了解，同時市井出生的他更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一切從實際出發。同時，管仲的改革措施對後世有大量可以回味之處，如管仲雖重農卻並不抑商，做過小販的他可能深知工商業的用處。

再比如藏富於民和寓兵於民的策略，的確很是高明。改革讓齊國的經濟、軍事實力迅速強大起來，實現了國強民富。讓齊國衰微的國勢迅速上升，為齊桓公的圖霸和齊國以後長期的大國地位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