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貨幣錯配

㈠ 外匯儲備的影響

截至2006年2月底，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8537億美元，超過日本同期的8501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雖然此消息目前還無法得到官方數據的證實，但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根據已公布的數據，到2005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到8189億美元。 如此巨大的外匯儲備對目前的中國經濟是好還是壞？它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及人民幣匯率會有什麼影響？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緩沖龐大外匯儲備可能造成的影響和沖擊？其實這些問題，可以歸納到一點：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應該多少才是合適？

按照傳統國際儲備理論，外匯儲備是以滿足進口需求、償還外債和干預匯率需要為主要目的。傳統國際儲備理論是以金融全球化程度較低和全球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為背景的。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各國匯率制度由固定製向浮動制轉變，各國的外匯儲備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因此，用傳統的國際儲備理論來衡量各國的外匯儲備多少已經失去了其解釋力。不少國家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更多的是為了在變動不居的國際金融市場中，如何來維持對本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信心，來保證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對於中國來說，隨著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地增加，質疑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指責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對國內貨幣政策效果產生影響及增加了國內經濟的失衡、認為外匯儲備增長會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等議論也隨之而來。但這些言論多是站在傳統理論上的分析。

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的環境下，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增長態勢，其正向影響往往大於負向影響。正如有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負責人所指出的那樣，當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有利於維護國家和企業的對外信譽，增強海內外對我國經濟和人民幣的信心；有利於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商投資，降低國內企業的融資成本；有利於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應對突發事件，平衡國際收支波動，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

具體地說，一個國家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能夠提高貨幣政策的信譽，穩定匯率的預期。因為，當一個國家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時，該國政府對外匯的干預能力就會大。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當局對匯率穩定的非公開承諾的可信度就會高。因此，人民幣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更有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不會推動人民幣匯率迅速的升值。國外不少分析師認為外匯儲備增加會迅速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可能是一廂情願。

寵大的外匯儲備也有利於弱化貨幣錯配的風險。所謂的貨幣錯配是指，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時，由於其貨物和資本的流動使用了不同的貨幣來計算，因而在貨幣匯率變化時，其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會受到沖擊與影響的情況。比如說，一國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上市，但國內又有大量的儲蓄不得不流向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很難承受匯率劇烈波動所帶來的巨大風險，而且這種風險會削弱一國的貨幣與金融主權，使該國經濟成為關鍵貨幣國家附庸。而一國持有大量外匯儲備就能夠通過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來減弱貨幣錯配的風險及對國內貨幣市場的沖擊，增加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外匯儲備也是一國的財富，如果對外匯管理有效，國家財富增長可能比其他方式更快。

總之，外匯儲備究竟應該保持一個怎樣的增長速度，並沒有一個具體的限定，因為這在不同的環境與條件下是不同的。不過，就目前中國的情況來說，巨大的外匯儲備並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當然，我們還是應該考慮到其可能的負面影響，並通過有效的方式來調整與改進。比如，如何分散巨大的外匯儲備風險（通過激勵企業與居民持匯的偏好等），如何提高國際儲備風險管理水平和營運效率，如何保證巨大的外匯儲備用得其所

㈡ 林毅夫：我為什麼不支持資本賬戶開放 （全文）

資本賬戶開放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逾越的一個門檻，也可能是一個很難逾越的門檻。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這個門檻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發展很好的經濟突然發生崩潰性危機。基於此，我非常關心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我要恭喜在這場辯論中正反兩方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以及講道理、擺事實的客觀、理性的爭論。對重大問題在國內非常需要有這么理性的討論。作為啦啦隊員聽正反兩方隔空辯論時，我對幾篇文章和論點拍手叫好，後來發現我拍手叫好的都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張明、張濤的文章。我就談談在做啦啦隊員時，為何我只為反方的論點拍手叫好。增長因素並非資本賬戶開放我這幾年研究的是發展經濟學，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我力推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必然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轉型和變遷的過程，這些要靠投資，投資需要資本。從理論上看，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豐富，回報率相對於發展中國家低，流動到發展中國家支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對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有利的，對發達國家而言資本的回報率會較高，所以也是好的。這樣的自由流動應該是雙贏的，受歡迎的。不過諾獎獲得者盧卡斯根據觀察發現，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際是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到資本豐富的發達國家，而非相反，這就是著名的盧卡斯謎題。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發展中國家有後發優勢，經濟發展應該比發達國家快。從經驗實證來看，根據諾獎獲得者麥克

㈢ 結合實際談談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看法

一、 我國外匯儲備現狀
1．外匯儲備持續增加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8年年末,我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9萬億美元,高居世界之首;2009年上半年,我國的外匯儲備額達到21316.06億美元:；2010年3月，我國的外匯儲備額達24470.84億美元，截至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24543億美元。
2．國際收支雙順差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經常賬戶順差額在1999—2001年有所回落，但大體上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近三年以來呈現明顯增加趨勢，尤其是2006年達到2498.66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55%。資本與金融賬戶也只有在1998年出現逆差，從2001年以來順差的幅度也不斷擴大，在2004年曾突破千億大關，該差額在2006年出現明顯回落，較2005年回落84%。兩個賬戶共同影響到雙順差的總額，在1998年至2000年出現低潮，而後幾年保持大幅度上升，在2005年超過2千億。
二、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成因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持續的貿易順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現已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體，並形成了多年的貿易順差。這已經成為我國巨額外匯儲備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新增外匯儲備的貢獻率不斷上升。近年來，我國不斷推進和完善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成為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入沒有完全被實體經濟部門吸收，相當一部分滯留在金融系統內成為相對過剩的資本，直接導致了外匯儲備的增加。
三、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大量國際短期資本進入升值預期導致各種投機資本大量湧入。任何國家的資本管制都是有一定缺陷的，大量國際游資（即，熱錢），繞過資本管制進入目標國，以期獲得升值之利，並導致了外匯儲備增加。
四、我國現行出口結售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企業和個人外匯留存，抑制和直接限制了外匯需求和有效利用，導致外匯儲備持續、被動的增加。

三 巨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 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過大，提高機會成本
高額外匯儲備使機會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資本的有效使用率。外匯儲備是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外國銀行的，如果不是用於儲蓄而用於對外投資的話，可以用於進口或投資，那麼收益率則要遠遠高於儲蓄收益，這樣就構成了外匯儲蓄的機會成本。由此可以看出越多的外匯儲備，就有更多的機會成本。
（二）高漲的外匯儲備影響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外匯儲備變動是貨幣供給的重要渠道。一國的貨幣供應量是由中央銀行發行，再通過各種渠道向市場投放的貨幣數量。外匯占款是中央銀行持有外匯儲備所對應的貨幣投放。同時，外匯儲備占款具有高能貨幣的性質，通過乘數效應可以對貨幣供應產生成倍的放大作用。當我國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順差時，外匯市場上供過於求。
（三）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增加通貨膨脹壓力
1994年初，我國實行了單一匯率制度，在對資本與金融項目實行嚴格管制的同時，對經常項目實施強制的結售匯制度。該制度規定，除了允許部分外商投資企業開設外匯現匯賬戶外，對中資企業實行強制結匯，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除少數非貿易非經營性收入外，都必須賣給外匯指定銀行。而外匯指定銀行的結算周轉頭寸等都是有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實際情況核定的，也就是說，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外匯市場最大的買入者。近年來，我國連續貿易順差，中國人民銀行只能購買超額的外匯，這就造成了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大，加上貨幣乘數的作用，形成過分寬裕的貨幣供給，加劇了通貨膨脹壓力，不利於人民銀行對國內的宏觀經濟進行調控。
（四）我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著巨大的匯率風險
從國際金融體系角度觀察，我國外匯儲備快速上升，但結構仍以美元為主。這使得我國經濟增長已有成果和未來命運承受著巨大的匯率風險，特別是美元匯率風險。
（五）結構相對單一，增大了儲備風險
目前，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所佔的比例較大，每當美元貶值或美國國內出現通貨膨脹時，我國外匯儲備都會隨之貶值，從而造成外匯儲備的損失。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由於國際資本迅速大規模地流動，金融市場的利率與匯率波動也將十分激烈，因此匯率風險增大。另外，一國大量地持有另一國的貨幣資產，勢必會帶來一定的政治風險。假使中美關系惡化，我國很可能面臨持有的美元資產被凍結的風險，使我國的外匯儲備遭受重大損失。
（六）巨額外匯儲備給人民幣帶來巨大的升值壓力，使央行需要使用更多的手段來維持幣值的穩定
持續擴大的國際收支順差，造成了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明顯失衡，在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和匯率政策操作下，其結果就是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這使人民幣處於不斷增大的升值壓力下。事實上，盡管人民幣升值問題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經濟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但必須承認，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存在是人民幣升值壓力形成的關鍵和根源所在。而人民幣的升值勢必給中國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從而對促進就業和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七）央行所承受的風險日益加劇
央行長期以來一直是外匯市場的出清者，因此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資產方的外匯儲備不斷擴張，資產越來越「外幣化」；同時負債方的基礎貨幣外匯占款發行也在飆升，負債越來越「本幣化」，央行面臨日益嚴重的貨幣錯配風險，以至使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匯率風險加速向央行集中。
四 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建議
妥善管理我國的外匯儲備能提高我國的對外支付能力和償債能力，增強我國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增加國家財富。針對我國外匯儲備現狀，筆者有三點管理政策建議：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協調內外均衡。
在我國經濟內外失衡並存的結構中，外部失衡是外在表現，內部失衡才是根源所在。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是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結果，而持續15年左右的雙順差是我國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中國經濟存在內外失衡和市場扭曲現象的結果。協調經濟的根本途徑是要轉變中國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經濟建立在以內需為主的基礎上。
二、逐步推進意願結售匯制。
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結匯和售匯在經常項目下一直是放開的，而我國主要的進出口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再加上大中型進出口企業的用匯也基本放開，所以實行意願結售匯制不會給外匯市場造成大的沖擊。企業和居民持有一部分外匯可以減輕我國外匯儲備過度的壓力，同時對於外匯體制的完善和外匯市場的活躍也具有積極作用。
三、提升外匯儲備管理理念，拓寬外匯運用渠道。
按照「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經營管理外匯儲備，轉變思想觀念，將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性放在管理的首位，並從國家戰略角度考慮富裕儲備的多元化運用渠道。近年來，我國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通過中央匯金公司注資改制國有銀行，不但促進了國有銀行改革，也提高了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為化解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的高風險，可嘗試外匯儲備證券化以釋放過多的外匯儲備；也可適當引入戰略儲備政策，購買全球戰略性物資，建立戰略儲備，提高宏觀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五、總結
中國的外匯儲備高增長是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的結果，同時也是因國內經濟不平衡而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表現。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探討高外匯儲備的綜合管理政策，另一方面，還需從多角度入手，化解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矛盾，擴大消費需求，以保持內部平衡的方式化解外部不平衡。鑒於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國應該充分利用高外匯儲備的優勢，發展中國經濟。

㈣ 貨幣錯配的貨幣錯配的成因

在20世紀後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背景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錯配現象變得極為普遍，貨幣錯配程度也逐步加深。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貨幣錯配的形成有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
就外因而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貨幣錯配是全球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自然結果(Ize&Yeyati，1998；Arteta，2005)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導致發展中國家實際部門的美元化，從而出現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的情況，進而導致金融美元化。金融美元化是實際美元化的反映，而貨幣錯配則是這一過程的產物。另一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形成了以美元和歐元為「關鍵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事實上將美、歐之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都「邊緣化」了，因此本幣不是「關鍵貨幣」的國家都面臨著程度不同的貨幣錯配風險，而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李揚，2005)。
至於內因，學者們強調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欠發展、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力、政策不合理以及政治和經濟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等方面。Jeanne(2003)列舉了引發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錯配的幾種原因：貨幣發行人的可信度缺失、政府對貨幣錯配借款人公開或不公開地進行救助、本國金融發展滯後、政府政策承諾或傳導工具存在問題以及對國內部分企業的保險政策等等。 (尤其是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和衍生品市場)
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這是造成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Goldstein& Turner指出，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是實行趕超型發展戰略，但是資金短缺，特別是進口先進技術和設備所需的外匯資金。同時，由於這些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本國貨幣不能用於國際借貸，即存在所謂的原罪問題(original sin)，因而只能通過借入外債來為本國發展籌集資金，貨幣錯配問題從而不可避免。Eichengreen et al．(2005)認為貨幣錯配是原罪的一個可能結果，取決於當局如何管理原罪的影響，或者說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府對國際債務的反應。另一方面，由於金融市場的欠發展，缺乏有效對沖貨幣風險的各種金融工具，導致貨幣錯配不斷積累。 主要表現在不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制定失誤、固定匯率安排、金融賬戶開放太早、外匯管理和外債管理失誤等)、政府隱含的或明確的救助擔保、政策的多變性等方面。貨幣發行人缺乏可信度導致代理人更多地借入外幣債務，較高的通貨膨脹率阻礙了本幣計值的債券市場發展，而固定的匯率安排對匯率風險套利行為形成不合適的激勵(Jeanne，2003；Goldstein&Turner， 2005)。在金融自由化和監管不力的情況下，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會造成本幣匯率高估，從而外幣計值債務的事前成本較低(Bunda，2003)。Bussiere et al．(2004)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金融賬戶的開放程度正相關。Eichengreenetal．(2005)指出一國政府可能會忽視積累儲備作為保護其免受匯率沖擊的必要性，或者可能會誤導銀行和企業，使之相信匯率會永遠保持釘住，使得他們低估匯率風險，因而低估外匯敞口頭寸風險。新興國家過多地借入外幣債務是由於存在政府隱含的或明確的救助擔保(McKinnon& Pill，1999；et al．)。Bunda(2003)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政府一方面存在與匯率制度選擇內在相關的隱含擔保；另一方面，如果發生銀行擠提，對外幣計值的存款存在著隱含的擔保。De la Torre&Schmukle認為，持有美元債務的債務人預期政府會提供救助，因為他們「太大而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或「太多而不能跨」(too many to fail)。
在東南亞國家中至少存在三種影響私人投資者行為的政府擔保：國家為保證國內金融體系的運行而採取的政策措施、政府對資本賬戶自由兌換的承諾和缺乏彈性的固定匯率制，後兩種擔保實際上是對私人短期對外融資的補貼(金洪飛，2004)。外國貸款人偏好外幣貸款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但是也受國內貨幣(抵押品)高估的因素所驅動。DelaTorre&Schmukle分析了與政府有關的時間不一致性和雙重代理(al—agency)問題，指出政策的多變性可能導致稀釋風險(dilution risk)和沒收風險(confiscation risk)，所謂稀釋風險是指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政府作為本幣債務的發放人，存在著通過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降低本幣債務的激勵所造成的風險。沒收風險是指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政府對金融合約在行政上所強加的強制性侵犯而帶來的風險。稀釋風險可以在不違反合約條款的情況下侵蝕金融合約的實際價值，沒收風險來自於合約條款本身會被主權政府的法規所改變。因此，短期外幣合約是理性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均衡結果。 在宏觀層面上，大規模的貨幣錯配對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匯率政策的靈活性和產出等方面會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引發貨幣乃至金融危機(Goldstein&Turner，2005)。
1．貨幣錯配使得一國金融系統變得脆弱，增加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Mishkin(1996)首先指出，正是由於企業和銀行的收入與債務的幣種結構不同引發了墨西哥的銀行危機。Allen et al．(2002)通過分析新興市場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危機中的資產負債敞口，認為幾乎所有的危機都伴隨著嚴重的貨幣錯配問題。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本幣貶值會產生不利的資產負債效應，導致借款企業凈值大幅縮水，從而陷入財務困境，甚至破產。企業的破產會對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不利影響，進而導致一系列的破產，最後引發大規模的貨幣金融危機。研究90年代以來新型貨幣危機的學者們認為貨幣錯配是引發貨幣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Bun&認為在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新興國家資產負債表上的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相結合會導致短期外幣債務和投資的內生積累，從而實際匯率升值。當發生實際的不利沖擊時，同樣的積累過程會反向進行，導致貨幣貶值，並引發貨幣危機或國際收支危機。此外，貨幣錯配會與期限錯配相互作用，並加劇期限錯配，使金融脆弱性變得更為嚴重 (Bussiere et al．，2004；McKinnon，2005)。
2．貨幣錯配還會在發生外部沖擊時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國際性經濟衰退導致國外需求減少時，一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反應是降低利率，刺激國內需求，並讓本幣適度貶值，以確保隔斷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但是，在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如果調低國內利率，會引起本幣貶值，而貶值將導致上述的金融脆弱性；如果通過提高利率來維持本幣匯率，那麼企業的財務負擔會加重，總需求將下降，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嚴重。Jeanne&Zettelmeyer(2002)通過模型得到，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製約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對自實現的資本賬戶危機的能力。
3．貨幣錯配會對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匯率政策的實施帶來困難。貨幣錯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發展中國家雖然名義上實行彈性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將匯率維持在對某一貨幣的一個狹小幅度內，形成了所謂的「浮動恐懼症」(fear of floating)。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匯率彈性負相關。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國家一般都是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情況有利(如資本流入或貿易條件改善)時積累了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從而導致本幣面臨升值壓力，但它們不願本幣升值，擔心升值會損害其國際競爭力和導致外匯儲備價值縮水，並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帶來沖擊，從而又陷入了「高儲蓄兩難」的困境。Eichengreen et al．(2005)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貨幣錯配與較高的國際儲備正相關。這時，如果這些國家不能在降低貨幣錯配方面取得進展的話，它們只能選擇對美元保持高度穩定的軟釘住匯率制度，或者只能採取激進的方法——即實行本國經濟的美元化。
4．在出現外部沖擊時貨幣錯配會導致投資的收縮及產出的收縮和波動。貨幣錯配與本幣大幅貶值相互作用，會大大降低私人部門的凈值和資信，進而導致投資和產出下降(Goldstein&Turner，2005)。貨幣錯配會引起期限錯配並惡化期限錯配，使償付約束更緊，導致債務結構更多地傾向於短期債務，因此面臨風險的投資項目增加，造成產出波動加劇和投資收縮(Bussirre et al ，2004；Ranciere et al．，2003)。存在貨幣錯配的情況下發生貶值時，政府將在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非貿易部門的通貨緊縮和國內產出的損失)和放棄固定匯率的成本(國家信用的損失)之間進行權衡，但兩種情況下產出都會收縮 (Bunda，2003)。Levy—Yeyati(2003)認為國內金融美元化與產出增長的波動性正相關。Calvo et s1． (2004)發現國內銀行的美元化增加了資本流入突然中止的可能性。C6spedes(2004)發現在外債水平上升時，貶值具有不斷增強的緊縮效應。 從微觀角度來看，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家庭如果其資產與負債或收入與支出存在貨幣錯配情況，那麼其凈值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匯率波動沖擊的風險。但是，貨幣錯配對企業的影響具有「雙刃劍」效應。對於存在貨幣錯配的企業，匯率變化會產生擴張性效應(貿易企業)和資產負債表效應(Magud．，2004)。如果擴張性效應大於資產負債效應，則對企業有利；反之，如果擴張性小於資產負債表效應，同時貨幣錯配引起企業所支付的外部融資溢價上升，會導致許多企業凈值和產出下降，進而無法償還債務而破產。當然，貨幣錯配對企業的具體影響還應考慮該企業貨幣錯配的規模、企業的性質(是否為貿易企業)以及貿易企業的出口結構、貿易條件、收支的幣種結構等其他因素。
更為重要的是，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貨幣錯配的影響會相互作用。一方面，貨幣錯配對微觀主體的影響會傳導至銀行等金融機構(盡管它們本身可能並不存在貨幣錯配)，並疊加和傳導至宏觀層面，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影響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貨幣錯配在宏觀層面的影響——如浮動恐懼(固定匯率制度)，導致企業不會將匯率風險內部化，從而貨幣錯配不斷積累。

㈤ 95年至今外匯儲備的變化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影響

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對經濟的正面影響
 1、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表明了我國經濟地位的提高
外匯儲備是體現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標志著我國對外支付能力和調節國際收支實力的增強，穩定和控制幣值幅度的能力的增強，國際競爭優勢的增強，也表明我國經濟平穩的增長，這些又極大地增強了國內外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提高了我國的國際資信和經濟地位，在國際經濟往來中更容易處於主動地位。
2、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有利於我國防範外部金融風險
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成為應對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防禦金融危機的不可缺少的資源武器。1997年席捲亞洲的金融危機中各國的不同遭遇顯示了外匯儲備在一國經濟中的重要性。當年如果泰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資金，金融危機可能就不會惡化、蔓延導致整個區域的金融災難，而我國當年正是因為有1000多億的美元外匯作為支撐，才使我國政府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猛烈沖擊下依然保持著人民幣不貶值。因而，防範金融風險的基礎應是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
3、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有利於弱化貨幣錯配的風險
所謂貨幣錯配是指，一個經濟行為主體（政府、企業、銀行或家庭）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時，由於其貨物、勞務和資本的流動使用了不同的貨幣來計算，因而在貨幣匯率變化時，其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會受到沖擊與影響的情況。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交易和資本項目交易很難用本幣來定值，更難用本幣來實施，所以他們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從負債／支出方面看，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到海外去籌資，或通過本國的銀行到國際市場籌資。由於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基本不可能籌到以本國貨幣計值的債務，這些企業或銀行只能借入外幣資金，於是自然就陷入貨幣錯配困境。從資產／收入方面看，由於
發展中國家需要籌集為進口先進技術設備所需的資金，貿易順差就成為這些國家追求的目標。同樣由於交易難以用本幣定值，順差的實現自然還是意味著外幣定值債權的積累，貨幣錯配還是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利用儲備干預外匯市場，維持原有的固定匯率水平，以免貨幣錯配風險暴露和蔓延；二是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由政府來承擔所有貨幣錯配的損失。不管做出哪一種選擇，最後都需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來做支撐。一國保持規模較大的外匯儲備就能夠通過政府對外匯市場干預來減弱和控制貨幣錯配的風險。
4、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有利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
我國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能夠實現我國中央銀行有效的干預外匯市場，支持本幣匯率。一國所擁有的外匯儲備表明了其干預外匯市場和維持本幣匯率的能力。我國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在外匯市場上拋售外匯或收購本幣來影響外匯供求關系，達到調節外匯市場、穩定匯率的目的。干預外匯市場所需的資金具有時間不確定、數額巨大的特點，因此，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保證我國能夠從容應對突發金融風險，滿足有效干預外匯市場、維護本幣匯率穩定的需求。因此，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對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機制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5、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實現了境內居民個人購匯用匯額度的再次放
寬我國居民個人用匯額度的提高與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有著密切的關系。從1994年我國個人出境旅遊換購60美元，到 2006年5月1日，實行年度總額購匯每人每年等值2萬美元，至2007年的2月1日，購匯額度再次提高到5萬美元，這是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結果。對於經常需要購匯的老百姓來說，這無疑是好消息。我國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在真實性需求的基礎上逐步向便捷、寬松方向發展，較好地滿足了居民個人涉外經濟活動的需求。這一步步對個人購匯額度的放鬆，是我國外匯儲備快
速增長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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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中國需要多少外匯儲備

中國外匯儲備跌至5年來新低 釋放哪些信號

首先，外儲的下降跟匯率的變化有關，人民幣貶值趨勢對外儲減少帶來的壓力比較大。
其次，央行在加入SDR的進程中，採取了一些貨幣管理的手段，可能也是導致外匯儲備減少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再次，十一長假之前居民出境旅遊換匯需求的季節性因素也是原因之一。
整體來看，9月外匯儲備下降幅仍超出市場預期，顯示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出有所擴大，考慮到美聯儲加息以及每年1月居民換匯增加的季節性因素，需警惕年底外儲風險的加劇。
隨著人民幣加入SDR籃子10月正式生效，為確保籃子平穩過渡，再加上G20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中國應不會讓匯率出現大幅波動。此背景下，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層面看，人民幣下半年實際下行空間有限，人民幣中長期能夠企穩，外匯儲備持續下降趨勢將同樣被封殺了。

您的提問時外匯儲備是否充足，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與相關國家貿易結算的對等量，如果是曾經我國屬於長期跟隨美元匯率，同時1：1比對外匯儲備量引發人民幣，但是當前受到我們加入SDR，作為全球5大儲備貨幣開始，人民幣將不在綁定美元以及外匯儲備，故當前看來不存在不充裕的問題。若人民幣可以解決結匯換為本幣，那麼是否有以及有多少美元儲備/外匯儲備均將不是問題。

但是就當前國內經濟的體量以及結匯狀態來看，迅速下降的外匯儲備，將加大人民幣貶值預期。不利於經濟發展

㈦ 外匯儲備到底能不能分給老百姓

張 明經濟學家張維迎幾年前曾提出將一部分外匯儲備分給老百姓的觀點，引發了激烈爭論。今年春節期間，經濟學家邱曉華再次在微博中提出類似觀點，同樣引發了激烈爭論。筆者沒有參與這次爭論，一直在潛水旁觀。截至目前，似乎是反對者居多。
反對者的主要論據有：
第一，外匯儲備是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對應的負債是央行通過外匯占款發出的基礎貨幣。在負債沒有相應縮減的前提下，央行不可能將外匯儲備資產直接分給老百姓。換句通俗的話來說，央行當年積累外儲的過程是老百姓將美元賣給央行、換回人民幣的過程，如果未來老百姓想用手中的人民幣換回美元，但央行的外儲已分光了，這如何是好？
第二，我國大部分老百姓還是低收入階層，既不能出國旅遊，也無財力把孩子送去國外上學。當他們收到相應的美元之後，很可能會到銀行將美元換為人民幣，而這些美元最終可能再度回到央行手中變為外儲。與其如此麻煩給老百姓發錢，不如央行直接印人民幣發給老百姓得了。
第三，針對有人建議可將外儲投資收益分給老百姓的建議，反對意見是，當前的外儲投資收益已由央行上繳中央財政了。將外儲投資收益分給老百姓的建議，其實不過相當於財政部通過各種手段直接給老百姓發錢而已，沒有太大意義。
這些反對論據自然都有其道理，至少說明單方面從央行那裡剝離出外儲並直接分給老百姓的做法，在當前環境下是不可行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以變通的方式來將外儲間接地分給老百姓。
讓我們來考慮以下一種方案。第一步，由財政部發行一批特別國債；第二步，財政部用這批特別國債與央行外儲資產按市場價值置換；第三步，財政部用置換得到的外儲資產組建一個主權養老基金，專門投資於海外資產市場；第四步，出台專門的法律法規，規定該主權養老基金的投資收益，百分之百用於充實社保基金賬戶。主權養老基金的信息披露與治理結構可完全借鑒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制定。
先看央行。這樣做，央行總資產與總負債均沒有變化，唯一的變化僅僅是外幣資產變為了本幣資產。央行其實從中獲得了兩大好處：減少了未來人民幣升值可能造成的估值損失，獲得了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新工具。而用國債替代央票在公開市場操作，可降低沖銷成本。
可能有人會問，要是老百姓都要求將手中的人民幣換為美元，而央行沒有那麼多美元了，怎麼辦？道理很簡單，目前國內儲蓄超過90萬億人民幣，而外匯儲備只有3萬多億美元，即使不分外儲，也很難滿足所有人的換匯需求。舉個極端的例子，如果中國一夜之間全面開放資本賬戶，老百姓選擇將四分之一的儲蓄兌換為美元後投資於海外市場，這意味著央行目前的外儲可能在一夜之間消耗殆盡。央行會放任這種無限制的貨幣兌換碼？
答案自然是不會。央行對此可有多種對策：或實施匯兌限制；或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或實施負責任的貨幣政策，降低居民將人民幣兌換為美元的動機。有必要提出，有種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即央行手中的美元歸根結底是老百姓的，千萬不能動用，否則未來會出問題。事實上，央行所持美元是央行根據市場價格支付了對價換來的，央行自然有自由處置的權利。當年央行直接用外儲注資商業銀行，不就是用外幣資產置換了人民幣資產嗎？
再看第二種反對意見，由於該方案並沒有把外匯資產直接分到老百姓手裡，自然不會有老百姓到銀行換匯。而且主權養老基金將所有資金投資於海外，並沒增加國內貨幣量，也不會引發通脹。
最後再看第三種反對意見。這種意見持有者會認為，實施該方案，與財政部直接發債，用募集人民幣資金填補社保基金賬戶沒有實質性區別。筆者認為，這兩種方式至少存在如下區別：其一，在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的前提下，間接增加了中國居民部門對海外資產的持有規模，這有助於規避國內的通脹風險以及其他系統性風險；其二，如前所述，降低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幣種錯配，以及潛在的匯兌損失，並賦予了央行更可持續的公開市場操作工具。
其實，上述主權養老基金的操作模式，與中投公司的操作模式基本一致。為什麼要另起爐灶呢？關於中投公司的最終資金運用，目前非常模糊。與國有企業一樣，中投公司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制，但老百姓不能從中直接獲益。而新成立的主權養老基金將直接承諾將所有投資收益用於充實社保基金賬戶。鑒於中國外儲規模龐大，不妨設立幾家主權財富基金，它們相互之間的競爭有助於提高資產管理效率。中投公司成立後外管局的投資策略變化不就是明證么？
簡言之，從實際出發，雖然中國政府將外儲資產分給老百姓的概率很低，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任何辦法讓老百姓在金融抑制的背景下從主權資產的海外投資中獲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主任）

㈧ 貨幣錯配的識別和度量

鑒於貨幣錯配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及微觀經濟主體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准確地衡量貨幣錯配並對其進行監控就顯得非常重要。國外金融學者們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貨幣錯配的衡量方法，在實踐中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Ganapolsky提出用外幣債務對外幣資產的比率來衡量金融系統貨幣錯配程度，如果這一比率大於1。則說明金融體系存在貶值風險。Arteta則構造了銀行部門美元化的比率：(1)貸款美元化(私人部門美元貸款占私人部門總貸款的比率或私人部門美元貸款占銀行總資產的比率)；(2)存款美元化(美元存款占總存款的比率或美元存款占銀行總負債的比率)；(3)存貸錯配比率f美元存款與美元貸款的差占銀行總負債的比率)。
Goldstein&Turner認為短期外債對國際儲備的比率(記為SFC/RES)和廣義貨幣(M2)對外匯儲備的比率(記為M2/RES)是預測是否發生貨幣危機的一個有價值的先行指標，可以作為測度貨幣錯配程度的指標。同時。他們還構建了一個新的實際貨幣錯配總額指標(Aggregate Efective Currency Mismatch。記為AECM)，計算公式為：
; NFCA<O (1a)
; NFCA>O (1b)
公式中的NFCA表示凈外幣資產，EXP(IMP)表示商品和勞務出(進)口總額，FC和TD表示外幣債務和總債務。顯然，在NFCA為負的情況下，NFCA(絕對值)越小、EXP越大或FC/TD越小，則AECM值越小，說明貨幣錯配程度越小。NFCA為正的情況可做同樣的分析。式(1a)中的負號為筆者所加，以使AECM大於0。
Eichengreen et a1．(2005)也提出了自己的貨幣錯配衡量指標(MISMATCH)，計算公式如下：
； (2a)
式中RES表示外匯儲備總額，OSIN表示原罪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
OSINi=max{1-i國以本幣發行的證券總額/i國發行的證券總額}
分子包括以i國貨幣發行的所有證券，而不管發行者國籍是否為i國。顯然，MISMATCH越大，說明貨幣錯配程度越高。
Cowanetal指出，如果企業對其外幣敞口進行了套期保值，那麼將資產負債表上外幣債務作為貨幣錯配額可能會高估貨幣錯配。因此。要准確地衡量貨幣錯配水平，掌握資產、負債、收入流以及金融衍生品等的幣種結構的全面資料是至關重要的(Arteta，Cowaneta1，Eiehengreeneta1，Goldstein&Turner，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