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排污交易權

『壹』 排污權交易起源於以下哪個國家

排污權交易起源於美國。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家環保局就開始將排污權交版易政策用於權大氣污染源及河流污染源管理，並逐步建立起以氣泡、補償、銀行和容量節余為核心內容的一整套排污權交易體系，在實踐中取得了經濟和環境效益。

『貳』 排污權交易的起源

排污權交易起抄源於美國襲。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於1968年最先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的理論，並首先被美國國家環保局（EPA）用於大氣污染源及河流污染源管理。面對二氧化硫污染日益嚴重的現實，美國聯邦環保局(EPA)為解決通過新建企業發展經濟與環保之間的矛盾，在實現《清潔空氣法》所規定的空氣質量目標時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的設想，引入了「排放減少信用」這一概念，並圍繞排放減少信用從1977年開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允許不同工廠之間轉讓和交換排污削減量，這也為企業針對如何進行費用最小的污染削減提供了新的選擇。而後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相繼實行了排污權交易的實踐。排污權交易是當前受到各國關注的環境經濟政策之一；

『叄』 排污權的排污交易權的作用與意義

排污權交易自20世紀60年代提出以來，尤其是1990年被用於二氧化硫領域以來，已經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目前對於排污權交易的作用和意義即使是在實踐最為成功的美國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美國，如新墨西哥州參議員米尼西將其稱之為「80年代出現的最有希望的設想」。我國的很多學者也認為，相比傳統的環境管理模式，這種市場理念的廣泛應用，必定會更有效的減少污染排放。而有的學者卻認為這種環境管理的手段沒有想像中的完美。如美國自然資源保護聯合會的律師、聯邦環保局空氣污染處前處長在1986年的一次談話中把「泡泡」政策稱作允許公司增加污染的一個「騙局」。同樣排污權交易在中國也受到很多學者的非議，他們認為實施此政策是對西方法律的照搬照抄，在我國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充分合理設置和建設排污權交易市場制度，是推動我國大氣污染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今後我國大氣和水的環境保護能否取得更大的成效取決於是否形成真正意義的排污權交易市場，它不僅具有經濟價值，更具有很大的環保價值。概括起來，排污權交易的主要作用和意義有以下幾個方面： 實現排污權交易的途徑是建立可轉讓的排污許可（TDP）市場，通過可轉讓的排污許可市場可以提高分配治理費用的效益。不同企業的污染治理水平有差異，傳統的強制控制模式要求所有的同類的排污企業按照相同的標准排放污染物，這必然導致治理水平較高的企業弱化自己的排污治理，因為少排放並不能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只會增加成本；而治理水平較低的企業除了繳納超標排污費或提高排污水平外也別無他法，如此就會導致社會治理成本和效率低下，排污權交易的實質就是污染源獲得了環境物品的產權，在利益最大化行為的導向作用下，污染源在購買排污權和污染治理之間做出了對自己有利的選擇：當治理成本高於排污權市場價格時，污染源會少治理一些污染而通過購買排污權加以補償；反之，如果治理成本低於排污權市場價格時，污染源則會傾向於通過治理污染而將富餘的排污權在排污權交易市場出售。這使得治理任務在各個污染源企業之間實行再分配，而治理成本低的污染源企業將承擔較多的治理任務，有利於社會福利的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排污權交易市場將導致治理成本與排污權交易價格的平衡，但是技術的改變會不斷降低治理成本，那些具有先進技術的排污源企業因而會獲得通過治理得到的機會，這一動力是在行政調控機制下不可能出現的。因此，只要排污源之間存在著污染治理成本的差異，排污權交易就可以使交易雙方都獲益，即治理成本低於交易價格的企業會把削減剩餘的排污權用於出售，而治理成本高於交易價格的企業會通過購買排污權實現少削減、多排放。由於市場交易使排污權從治理成本低的污染者流向治理成本高的污染者，這樣社會以最低成本實現了污染物的削減，環境容量資源實現了高效率的配置。
美國環保局自實行排污權交易後己經取得了較好的減少排污量的效果。例如在實施排污權交易之前預測，要達到規定的排放目標，不實施交易政策時每年用於達到控制目標約需要投資50億美元，實施交易政策後每年只需40億美元；但結果是，實施排污權交易後實際上只需要20億美元。實踐證明，排污權交易政策不僅有效地保證了環境控制目標的實現，而且節省了社會總體減排費用。 排污權交易有可能加快污染源達標的速度，污染者對於排污收費制度和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應對表現完全不同。排污權的可轉讓性不但刺激污染者盡早採用現有的污染治理技術，還促進其不斷開發新的更有效的技術。
在命令控制系統下，污染源有兩種選擇：一是接受治理技術方案，二是反對制定的排污標准。對於治理成本較高的污染源，提高治理水平意味著付出高額的費用，最經濟的解決辦法就是違反制定的標准進行「超標排放」，這樣做雖然也要支付一定的超標排污費，但與改進技術相比還是更經濟的，因此污染源出於節省資金的目的通常選擇支付排污費的方案。在排污權交易的條件下，選擇技術的自由留給了排污廠商，一方面，排污廠商在企圖迴避法律責任時無法以技術不可行性作辯解，因此付出的費用還不如去開發新的治理技術，或購買排污。另一方面，提高新技術節省下來的排污權份額可以通過市場出售給需要排污權的污染源。這樣說來，面對潛在更大的需求市場，新技術供應商就會更加積極的投資開發新技術，由於供求雙方的積極性很高，有理由期望新技術的採用可以更加迅速。 採用行政命令方式規定排放濃度標准，企業治理污染、削減排污量，或硬性規定不準新建、擴建、改建企業以防止增加環境中污染物的濃度，有的還對新產品和新工藝施加了比較重的懲罰，新工廠和新產品必須通過冗長的法律和行政程序才得以獲准通過，結果的不確定和延誤阻礙了新的投資，這樣極大的束縛了地區經濟的良好發展。
而排污權交易的靈活性使得新污染源可以通過購買排污許可從而自由進入某一地區，有助於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同時不使空氣質量下降，由於這種出售的買賣交易行為，現有的污染源在經濟刺激的作用下樂意自覺地增加對污染的治理，最終達到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由於將具體的治理決策權交給了排污單位，政府部門將集中精力確定合適的環境保護目標，並能夠集中精力執法，以保證目標的實現。總量控制將鼓勵更廣泛的公眾參與。例如，公眾參與總量控制目標的確定，企業積極尋找低成本污染控制方案等。排污權交易將糾正現有系統最嚴重的缺點之一就是環境管理部門在實施政策和有效執法方面質量低下的問題。部分原因由於現有污染者利用排放標准這些復雜的經濟技術條件來拖延守法。管理部門對於檢測投資較少也是原因之一。由於檢測不足，管理部門必須依靠污染者提供關於排放的大量信息，由於排污者往往不願意申報超標情況，環保局很自然的會對執法產生過分樂觀的觀點。排污權交易將為有效監測和執法提供更強的刺激。如果污染者不希望嚴格執法，這可以反映在交易市場的低價競標。當非法排放不存在較大被發現的風險時，污染者必定不會投資購買排放許可了。而在排污權交易制度下，監測和執法將是管理機構的頭等大事。此外，許可的所有者也都將支持嚴格的執法，以保證自身持有的許可不會因為其他污染者的欺詐行為而貶值。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真正的法人實體，治理環境污染的責任完全應由企業自己負擔，治理污染應當是企業最正常的經濟行為之一。

『肆』 為什麼國家之間會進行CO2排污權交易，卻很少做SO2或其他污染物的排污權交易呢

因為CQ2被世界大多數國來家承自認，會影響我們的地球環境和人們的生存。在環境多輪談判中，承擔了各自的分階段目標。用CO2排放交易是採用市場化手段加強CO2減排。這樣就對最大的污染冶理實現了管理。因為美國的缺席，該排污治理還是任重道遠。
其它的相信會逐步推行。

『伍』 排污交易權的存在的問題

排污權交易對我國環境保護的意義以及目前排污權交易試點中存在的問題
(一)與我國現行環保政策相比，排污權交易制度是污染物「總量控制」的有效措施，是將市場機制引入環境保護的一條重要途徑。
與「排污收費」的污染控制辦法相比，排污權交易制度體現的是一種「總量控制」的污染控制策略。即無論排污權在排污者之間如何交易，區域內排污總量是不會增加的，區域內環境質量不會有惡化的危險。
目前，由於我國排污費徵收標准和超標排污處罰標准嚴重偏低，環保部門其他手段缺乏，而且力度微弱，客觀上造成「付費即可排污」的不合理狀況，污染物排放總量難以得到有效控制。我國主要的排污管理制度包括「三同時」制度(即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排污收費制度、排污許可證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等。對排污收費而言，盡管2003年出台的《排污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規定，直接向環境排放污染物的單位或個體戶，應當按規定繳納排污費。但是，現行排污費標准仍然偏低，與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車薪，而且不能隨著污染治理成本的變化而變化，即不能及時准確反映污染治理的真實成本。就超標排污處罰而言，我國僅在《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規定，超過國家和地方標准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由所在地縣級以上環保部門處最高10萬元的處罰。根據有關規定，還不能對其進行二次處罰。按照這種辦法，只要繳納排污費或超標排污罰款，就獲得事實上的排污權。排污許可證制度在實踐中已差不多變成注冊制度，對企業來說是零成本或低成本。這樣，企業超標排污就缺乏制約，污染物總量也難以得到有效控制。
這種低成本取得的排污權，客觀上造成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排污企業寧願繳納排污費，一些排污大戶甚至在資金預算中，就專門列支了排污費和超標排污罰款支出；二是一些地方環保部門，尤其是基層環保部門演變成排污費徵收機構，對企業造成的污染只要繳納排污費或罰款就不再過問；三是一些財政困難的地方，仍然存在默許甚至鼓勵企業排污的現象。實行排污費「收支兩條線」之前，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此後雖採取「收支兩條線」，但由於90%的排污費仍作為地方財政收入，所以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默許排污的現象。
排污權交易制度不僅能體現「總量控制」的污染物控制策略，而且能依靠市場手段使企業主動實現「總量控制」目標。政府核定區域內污染物總量後，排污權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減少排污節約的排污權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買賣獲利。這樣，排污者就有減少排污的積極性。可以設想，如果區域內排污總量一旦確定，排污權就獲得了類似壟斷資源的身份，有限的排污權必然帶來價格不斐的交易，企業在利益驅動下，自然會珍惜有限的排污權，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比較而言，目前「付費即排污」的污染控制辦法，更多是依靠政府行為來推動環境保護。排污費由政府強制徵收，排污許可證由政府授予，超標排污由政府處罰，大部分污水處理設施也是由政府投資興建，企業是否執行環保政策過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的被動監督。這樣，一方面企業缺乏珍惜環境的內在壓力和動力。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環保部門和排污企業之間相互博弈，最後形成「協議」收費，喪失了排污費應有的政策功能，「誰污染，誰治理；誰治理，誰受益」的原則難以落實。另一方面，這種污染控制辦法還容易導致政府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盡管經費投入逐年加大，但是環境質量並未得到根本改善。此外，這種政府主導型的污染控制，還存在諸多「尋租」或風險，比如，一些地方環保部門借機干預企業的正常生產，隨意減免排污費，違規使用排污費等。這些現象反過來又增加了政府監管的難度。
(二)我國排污權交易試點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天津、江蘇、浙江、上海、山西、河南、廣西等省區市先後開展了排污權交易試點，交易對象主要是二氧化硫排污權。其中：江蘇太倉港環保發電有限公司和南京下關發電廠之間、天津大港發電廠和天津石化公司熱電廠之間的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較為成功。此外，江蘇、上海還開展了污水排污權交易試點，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從總體上看，我國排污權交易的規模和程度還遠遠落後於環境保護的形勢。阻礙排污權交易進一步推開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總量控制」的環境保護目標尚未成為環境保護的核心思想。在現行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除了個別針對特種污染物的規定中體現有「總量控制」意圖外，主要的法律法規均沒有明確「總量控制」的規定。在「排污付費」的污染控制策略下，只要付費就可以排污，這樣，企業顯然不會再去市場上購買排污權，也不會有企業賣出排污權。也就是說，沒有對排放量的總量限制，就沒有市場。
二是排污權一級、二級市場十分脆弱。從一級市場看，相對於土地、礦產等有形資源而言，排污權有償使用缺乏政策和法律依據。據調查了解，現在要成立經營排污權出讓和交易的企業，辦理工商執照和稅務登記都碰到難題。另外，目前存在著新建污染企業和已建污染企業之間，在排污權初始分配方面有償和無償取得「雙軌並存」的不公平局面，挫傷了企業有償取得排污權的積極性。即使是有償取得，是通過拍賣方式還是政府定價也值得研究，前者可能會導致大企業進行市場操縱，囤積居奇；後者存在著不能及時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之弊。排污企業和掌握著排污許可證發放權的環保監管部門之間還可能存在「尋租」行為，一旦有企業通過非法手段獲取排污權，就會打擊別的企業珍惜排污權、減少污染物的積極性，最終會出現排污權「有價無市」的局面。
此外，我國排污權交易二級市場亟待規范。我國各類企業數量多、規模不等、分布零散，這種狀況直接決定了排污權交易市場的基礎信息尋求費用過高，環境保護部門監測與執行費用也會過高，導致整個排污交易市場信息不充分。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中，為限制競爭對手的發展，擁有富餘排污指標的企業則可能不願意出售自己的剩餘排污權，造成排污權的浪費，或者漫天要價，擾亂了排污交易秩序。
三是有關排污權交易的政策和法律滯後。目前我國排污權交易尚處於試點階段，雖然基層環保部門和企業都希望能及時出台有關排污權交易的具體規章制度，部分省市如山西、江蘇等還相繼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排污權交易法規，但是在國家層面上還沒有針對性地立法，排污權交易從審批到交易，尚沒有統一的標准。
四是環保的「總量控制」和追求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難以平衡。實施排污權交易必須首先科學核定區域內排污總量，而且一旦核定，一個時期(通常為一年)內不宜調整，否則將失去總量控制的目標。我國排污權的核定尚處於初始階段，由於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發展的速度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仍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所以導致經濟增長與環保總量控制之間出現矛盾，使得排污總量的確定成為排污權交易的難點，個別地區總量控制的底線不斷被突破，使得整個排污權交易體系非常脆弱。
五是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眼中，限制排污就等於限制生產，出於對本地經濟利益的考慮，往往默許企業暗中增加排污量。此外，在一些跨市、跨省的排污權交易中，計劃賣出方的行政部門常常介入交易過程，禁止把排污權指標轉讓給其他地區，要求只能在本地區內進行排污指標交易。這種地方保護主義也使得排污權交易受到限制，排污權交易市場難以有效運作。

『陸』 從經濟學角度解釋為什麼允許排污權交易

排污來權交易作為以市場為基礎源的經濟制度安排，它對企業的經濟激勵在於排污權的賣出方
排污權交易。由於超量減排而使排污權剩餘，之後通過出售剩餘排污權獲得經濟回報，這實質是市場對企業環保行為的補償。買方由於新增排污權不得不付出代價，其支出的費用實質上是環境污染的代價。
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意義在於它可使企業為自身的利益提高治污的積極性，使污染總量控制目標真正得以實現。這樣。治污就從政府的強制行為變為企業自覺的市場行為，其交易也從政府與企業行政交易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可以說排污權交易制度不失為實行總量控制的有效手段。排污權是指相關排污企業經過有權部門核定和許可，允許排污單位在一定范圍內排放污染物的種類和數量。

『柒』 排污權交易費作什麼科目

排污權交易費繳納方，符合資本化條件的，隨同排污權計入「無形版資產」；不符合資本化條件的權，計入「管理費用
排污權交易費收取方，計入「主營業務收入」或「其他業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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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權又稱排放權，是排放污染物的權利。它是指排放者在環境保護監督管理部門分配的額度內，並在確保該權利的行使不損害其他公眾環境權益的前提下，依法享有的向環境排放污染物的權利。

『捌』 《環境經濟學》中實行排污權交易的條件

1、合理分配排污權
合理分配排污權，既能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又不會由回於獲取成本過答高而影響交易市場的形成，這是實行排污權交易的重要條件。
2、完善的市場條件
排污權的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但排污權市場的交易秩序需要良好的交易環境。因此，完善的市場是排污權順利交易的重要條件。
3、政府部門的有效管理
如果政府無法確定目前排污許可證的分布狀況，或者雖然能夠確定，但無法制止無證排污（無法制止的原因，可能是限於人力物力，管不過來；也可能是污染者有法不依），那麼，排污權交易就根本開展不起來。因此，政府對污染者排污的有效管理，成為排污權交易存在的第三個條件。
政府部門的有效管理，還特別體現在維持和管理排污權市場競爭交易秩序的能力上。

『玖』 什麼是排污權交易

排污權交易是指在一定的區域內，在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超過允許排放量的前提下，內部各污染源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污量，從而達到減少排污量、保護環境的目的。

1997年以來，美國環保協會在中國開展了以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為代表的一系列項目，提倡在環境管理中引入市場化的經濟手段，探索既有利於環保又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方法。美國環保協會與國內政府和研究部門合作，開展了排污權交易在中國政策和立法方面的研究。

1999年4月，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問美國期間，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和美國環保署署長卡羅·布朗共同簽署了《在中國利用市場機制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可行性研究》的合作意向書。1999年9月，美國環保協會與國家環保總局簽署協議，在中美合作框架下開展總量控制與排污權交易的研究與試點工作，本溪和南通被確定為首批試點城市。2001年9月，江蘇省南通市成功實現了我國首例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

2002年3月，國家環保總局發環辦函［2002］51號文，決定與美國環保協會一起，在山東省、山西省、江蘇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以及中國華能集團公司開展「推動中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污交易政策實施的研究項目」（簡稱「4+3+1」項目）。

1999年11月和2004年5月，美國環保協會先後出版了《總量控制與排污權交易》、《中國酸雨控制戰略——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放權交易政策實施示範》書籍和光碟；與國家環保總局宣傳教育中心共同製作了《排污權交易在中國》電視片，並於2004年10月在中央電視台成功播出。

2008年11月，由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主辦，美國環保協會主要協辦的「排污交易國際研討會:政策創新與商機」在南京大學召開。各省、市政府官員，國內外專家學者，各地排放權交易所等150餘家單位的250餘位代表圍繞「污染物總量控制與市場經濟政策」、「大氣排污交易」、「水環境管理與排污交易」、「碳市場與環境金融產品」四個主題，以主題報告和互動討論的形式，進行了積極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