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廣交會為什麼叫CAC
全稱：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創辦日期： 1957年春季
展出周期： 一年兩屆（春交會、秋交會），每屆兩期
春交會： 第一期 4月15日－20日，第二期 4月25日－30日
秋交會： 第一期 10月15日－20日，第二期 10月25日－30日
會期： 第一期6天，第二期6天
展覽地點：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廣州市海珠區閱江中路380號），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流花路展館 （中國廣州市流花路117號）
總展覽面積： 57.6萬平方米
展位數量： 30，058個（2006年春交會）
展品種類： 超過15萬種
成交額： 322.2億美元（2006年春交會）
到會國家和地區： 211個（2006年春交會）
到會采購商： 190，011人（2006年春交會）
參展商數量： 13，686家（2006年春交會）
官方網站： http://www.cantonfair.org.cn/
編輯本段概況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俗稱廣交會，創辦於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迄今已有五十餘年歷史，是中國目前歷史最長、層次最高、規模最大、商品種類最全、到會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自2007年4月第101屆起，廣交會更名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由50個交易團組成，有數千家資信良好、實力雄厚的外貿公司、生產企業、科研院所、外商投資/獨資企業、私營企業參展。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貿易方式靈活多樣，除傳統的看樣成交外，還舉辦網上交易會。廣交會以出口貿易為主，也做進口生意，還可以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以及商檢、保險、運輸、廣告、咨詢等業務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商雲集廣州，互通商情，增進友誼。
編輯本段重大變革
104屆重大變革
①地點變革： 不再啟用流花展館
地點： 琶洲展館（中國·廣州海珠區閱江中路380號）
② 時間變革：兩期改三期
第一期：2008年10月15日－19日
第二期：2008年10月24日－28日
第三期：2008年11月2日－6日
換展期：2008年10月20日－23日,10月29日－11月1日
展品范圍
第一期：（10月15-19日）
大型機械及設備、小型機械 、自行車、摩托車、汽車配件、化工產品 、五金 、工具、車輛（戶外）、工程機械（戶外）、家用電器 、電子消費品、電子電氣產品 、計算機及通訊產品、照明產品、建築及裝飾材料 、衛浴設備、進口展區
第二期：（10月24-28日）
餐廚用具、日用陶瓷、工藝陶瓷、家居裝飾品、玻璃工藝品、傢具、編織及藤鐵工藝品、園林產品 、鐵石製品（戶外）、家居用品、個人護理用具、浴室用品、鍾表眼鏡 、玩具、禮品及贈品、節日用品
第三期：（11月2-6日）
男女裝、童裝、內衣、運動服及休閑服、裘革皮羽絨及製品、服裝飾物及配件、家用紡織品、紡織原料面料、地毯及掛毯、食品、土特產品、醫葯及保健品、醫療器械、耗材、敷料、體育及旅遊休閑用品、辦公文具、鞋、箱包
編輯本段展館介紹
流花路展館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流花路展館建於1974年,展館面積達17萬平方米, 因每年舉辦春、秋兩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而舉世聞名。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流花路展館地處中國南方最大城市廣州，占經濟中心城市有利地位，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受重商文化熏陶培育，在當地經貿活動極其活躍的背景下，常年舉辦80-100個展覽，是廣州乃至華南地區舉辦展覽數量最多、展覽規模最大、展覽層次最高的展覽館。傢具、建築裝飾、美容美發、皮革、通訊、汽車、網印、廣告等多個題材的展覽，其規模、知名度和吸引力，不僅在華南地區首屈一指，在全國也名列前茅。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流花路展館緊跟時代步伐，近年來多次投入巨資對展館進行改造更新，其硬體條件日臻完善，足以容納各種類型展覽。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流花路展館的經營機構－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集團），擁有服務門類齊全、專業化、高素質的員工隊伍，積四十餘年辦展經驗的同時對展覽服務不斷推陳出新，著意提高服務配套水平和建立靈活、快速的市場反應機制，有信心為展覽客戶提供全方位、有求必應的周全服務。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流花路展館坐落在廣州市四條主要幹道交匯之處，位於最繁華的黃金地段，多年辦展形成的知名度和商譽有口皆碑，交通便利，人氣匯聚，已成為各類展覽的首選之地。
琶洲新館展廳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位於廣州市東南部的琶洲島，其設計獨特，環境優美，集會議、展覽、商務洽談等多功能於一體，是實用化、智能化、人性化、生態化完美結合的現代建築。
琶洲展館建築總面積70萬平方米，首期佔地4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39.5萬平方米，已建好16個展廳，其中室內展廳面積16萬平方米，室外展場面積2.2萬平方米，主要以展覽、展示、表演和大型集會為主要使用功能，是目前亞洲最大的會展中心。
展館採取了"北低逐漸南高"的流線形設計，體現出"飄"的動態意念設計風格。屋頂呈波浪曲線浮動，適應琶洲和珠江的地形變化，與環境融為一體，這種設計理念在世界上所有會展中心的設計方案中是獨一無二的。從高處俯瞰，展館如一朵白雲在江畔飄動；從東面側看，則似一條奮起躍上珠江南岸的鯉魚。
編輯本段瑣事
展館創下兩項"世界第一"
① 單體展館面積最大--39.5萬平方米
② 鋼橫架跨度世界最長--每個展廳的頂部由六個長達126.6米的大跨度預應力張弦梁鋼管桁架支撐著，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鋼橫架。 琶洲展館廣場: 琶洲展館的廣場面積超過2.2萬平方米，以展覽、展示、表演和大型集會為主要使用功能。綠化率高達48.7%，整體設計與自然和諧融洽。
英文縮寫: CAC (Connection Admission Control)
中文譯名: 連接接納控制
分 類:
解 釋: 非同步轉移模式（ATM）技術的一種流量控制標准。在開始建立連接時分配網路資源，判斷是否可以滿足連接申請的各種要求並達成某種協約。用戶也可以根據連接接納控制（CAC）期間達成的協約中分析網路的擁塞情況。
另解：
CAC(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聯合國）食品法委員會
❷ 不同國家的比較分析
對應現有的指標理論，荷蘭的土地區劃本質上就是「CAC」的模式，雖然沒有確切的指標的分配，但其實是將可發展和不可發展的命令以用途規劃的方式，落實到每一個地塊上。即通過命令(command)的形式規定了指標的總額和具體的地塊分配信息。
美國的土地發展權(TDR)經過三個時期的發展，具體的形式可以說多種多樣，如果考慮到其主流形式(第三代)，可以把TDR看做是一種所謂的「分區交易(zonal)+有比率交易(ra-tio)」的形式。前者指受地方所限(包括地理位置和規劃)，即，在一定范圍內(可以超出一個行政范圍「jurisdiction」)可以進行發展權轉移的方式，後者是指發送和接受雖然在權利數量上是1∶1的關系，但因為初始的發展權首先在「發送區」根據物質環境進行初始的計算和總額控制，然後再在不同區域進行交換，這種交換既體現了「發送區」和「接受區」在生態敏感上的差異，也受到接受區總體的限額的控制，所以可以看做是變相的「有比率交易(ratio)」。
中國最初的三個指標是完全的「CAC」和「CAT」的形式，而且「CAT」只是局限在省域范圍，後來甚至這種省域的調控也被叫停。後來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一種基於區劃(zonal)體繫上的只允許分區內交易的pollution offset的形式。前者是指地區的控制，而且交易一般在一個行政區(城市內)進行;第二交易的原則是不降低農地數量和質量(即pollution offset)的形式，交易的雙方因中國產權的特徵而都由政府主導。
德國目前正在討論的三種指標的交易模式，因都沒有具體實施，只能按照理論上的設定進行討論，即理論上的無差異、「有比率交易(ratio)」和「分區交易(zonal)」。
這樣，上述4個國家所採用的或准備採用的土地控制指標制度可以按照靠近市場或是靠近層級的順序，從左至右列在表9-3中。最左邊代表靠近純市場制，最右邊代表靠近純層級制。其他各種限制條件下的可交易制度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混合制。
表9-3 現實中不同指標制度的績效比較
注:UTP代表「無差別交易指標」;RTP代表「受限的交易指標」;CAC代表「命令與控制指標」;+++代表「非常強」;++代表「強」;+代表「較強」;0代表「弱」。
如果各個國家在指標制度的選擇上是正確的，那麼根據TCE的理論和表9-1、表9-2中的模型可以推導出，各個國家是根據異質性(對應導致「hotspot」的可能性)、時間屬性、生態環境影響的不確定性等強弱所產生對層級或市場制的需求，和根據土地開發速度、經濟激勵的需求和避免過度控制的需求等強弱所產生對市場或層級制的需求兩者之間的綜合權衡。
對於荷蘭來說，考慮到土地區劃對異質性、時間因素、生態環境影響等方面的控制效果比純粹的市場制好很多，而且因為整個國土面積相對較小，區劃的建立成本相對於大面積的德國、美國或中國來說較小。所以區劃在最初被選擇可以理解。當然，區劃在適應土地發展速度、經濟激勵和避免過度控制上，表現沒有偏向市場制的治理結構好，但荷蘭在以下兩點彌補了這個缺陷:首先，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規劃的時候有很大的自主權，這極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和利益主體在地方層次土地區劃設計、執行、遵守上的積極性，同時也避免了中央政府的過度干預。另外，荷蘭政府對農地保護和空間保護理念的宣傳，例如綠心和緩沖區，以及中央對地方政府在保護政策上從限制轉向激勵的做法，即使當城市化和工業化加快造成土地開發加快了，但從民眾到地方官員都對區劃表示了認可和服從，保證了區劃的順利執行。所以區劃至少從現階段看，在荷蘭依然是最佳的治理結構，即使市場配置的需求也逐漸增加，但制度的轉換成本可能超出了轉換後增加的收益。
對於美國來說，最初也只採用了區劃的體系。但因為整個國土面積相對較大，區劃的建立成本相對於荷蘭來說，增加很明顯，所以隨著土地開發的頻率明顯加快，土地發展權及其交易作為一種混合制(hybrid)，既體現了區劃的控制效果(控制異質性、時間因素和生態環境影響的不確定性等造成的交易費用)，又增加了市場制配置資源的經濟效益，對實現利益主體的經濟激勵效果和避免區劃帶來的過度控制，經過幾十年的嘗試和發展，最終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制度安排。很顯然，美國的自由經濟體制和健全的產權體系和公眾意識作為制度環境和社會基礎，進一步促進了「TDR」的成功(Kaplowitz et al.，2008;Machemer et al.，2002)。從目前看，「TDR」適合了美國現階段的自然和經濟社會屬性，可以說是現階段合適的治理結構。
對於中國來說，理論上中國採用了相對區劃更為靈活的「CAC」指標體系。這樣的好處是節省了中央政府在區劃上的制度制定成本，同時指標同樣具有從上向下的控制力。可是，中國在實際中既產生出農地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沖突，又出現了大量的在控制農業轉變為非農用地上的非法行為，即事後成本很大(Tan et al.，2009)。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規劃設計和指標建立在中國所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首先，中國國土的面積過於龐大，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壓力很大，耕地保護的指標配置體系面臨著極其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和空間區位差異。這樣，即使不是直接對農地保護進行區劃的規劃，而是通過理論上費用可能更低的指標體系的方法，其指標的准確性和合理性將大打折扣。其次，中國地方政府在規劃自主權上沒有荷蘭地方政府那麼大，造成了不同地方政府在向上級申請指標上的競爭性，從而造成了「公地的悲劇」，即，對指標的惡性競爭，同時，也造成了中央政府在信息、執行、監督等成本上花費了大量的成本(即指標制度沒有體現「CAC」應有的控制能力，卻也無法體現市場的配置效率)。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近年來開始在規劃和指標體繫上嘗試更多的改革。比如，增加土地規劃的公眾參與程度、重申農地的產權、增加市場配置土地的能力，以及上面提到的城鄉掛鉤的模式。所以三個最根本的指標在最初是最佳的治理結構，但隨著經濟發展對土地的需求的增加(土地開發頻率增加)，以及對指標效率提高的要求，對指標的轉讓，以及採用「分區交易+污染補償(zonal+pollution offset)」的形式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變遷過程也在情理之中。
對於德國來說，德國與荷蘭的空間規劃體系非常相似，按道理來說德國的控制績效應該與荷蘭相仿。然而，即使在人口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德國的城市化速度依然很快(即土地開發頻率加快)，這造成了德國聯邦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擔憂(不確定性的增加)，所以提出了「30hm2」的類似於指標體系的指標概念。這當然不能說明德國的空間規劃在執行上出現了困難，但是很明顯地說明了現有的空間規劃在保護農地上的效果受到了限制。即，對於大面積的國家來說，相關的交易費用的增加可能會使得類似於區劃的方法變得更為困難。這里不否認一些已經形成的深入人心的自然景觀保護，比如柏林的綠帶(green belt)，在這些地區的農地保護或者說自然保護區的維護，無論開發的壓力多大，其保護執行的非常好。現在正在討論的「30hm2」目標所引申出的指標交易機制，一方面可以使得空間規劃能夠更靈活地實施、監管和評價，同時也因為德國深邃的市場體制而大大增加了指標的配置效率。這在控制廢氣污染(例如CO2)的指標體系中可以得到體現。所以，德國的這種變化從制度產生成本的角度看，印證了zoning在諸如荷蘭這樣小面積國家的優勢，而對於大面積國家卻很可能造成劣勢。但德國究竟採取何種偏向市場制度的混合制(hybrid)，或者乾脆採用非常接近市場制度的無差異指標制度，取決於表9-3中空間異質性、時間屬性和環境惡化的不確定性的程度。如果這些屬性很強，那麼採用分區交易或者類似中國的分區交易+污染補償(zonal+pollution offset)的方式比較適宜，反之，則採用有比率交易(ratio)、土地發展權交易(TDR)或直接通過無差異指標交易的形式，可以節省更多的建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