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格局变化

❶ 如何看待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大调整及体系大变革

我也是来找答案的，GDMC的同学嘻嘻
不过，估计你要给分我！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快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南北经济力量博奕是促进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所谓南，系指南方国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获得独立与主权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北，系指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集中在被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之中。南北关系，体现为南北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军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与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北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发生的变化。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发表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的GDP增速已高于北方国家，但人均GDP增速则低于北方国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数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21世纪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势头。变是永恒的，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人们不应再以静止的观点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亚洲率先走向崛起

亚洲地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称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18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为6950亿美元，法国、英国、美国分别占5.4%、5.2%、1.8%，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占28.7%和16%。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列强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与侵略。然而，二战后，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亚洲率先涌现出一批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继起飞成“龙”，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80年代至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准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也都在加速经济发展，以争取早日成为新兴工业国。尤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腾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在1997—2007年的10年里，亚洲国家和地区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跃居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年均增速超过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在2008年4月4日报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韩、台湾、香港、东盟10国等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7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业已替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引擎，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复存在。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150年来，西方享受了进步与繁荣，而亚洲却遭受贫困与饥饿。现在，亚洲正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这将使他们重新得到他们以前文明所拥有的辉煌和荣耀。

二、新兴大国的腾飞和“超高速”发展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可能发展，并在2003年发表了《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2050年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金砖四国”都是大国，尽管在这场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巴西经济陷入零增长，但由于中印经济的拉动，“金砖四国”经济总和占全球GDP 的比重还是由2007年的13%上升为2009年的15%，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加速了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继“金砖四国”之后，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推出了所谓“钻石十一国”概念（ 菲律宾、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间，十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5.9%，是欧洲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在2007年则提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展望五国”（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认为这五个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其经济将会有飞速的发展。根据日本“金砖四国”研究所的推算，从2005—2050年，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与现在相比最多扩大到2.5倍，“金砖四国”将扩大到20倍，而“展望五国”可能扩大到28倍。这虽然只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一种预期，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经济未来发展的变化趋势。

“金砖四国”、“钻石十一国”和“展望五国”的成员被国际社会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国等称谓。何为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究竟有多少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形成了“新兴经济群体”。新兴经济体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兴起与腾飞己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20年来，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像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见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谓“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不仅包涵着充满经济活力的亚洲及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而且包涵着其他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巨变”。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变革，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化。这次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更是如此，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发展模式、美国的金融创新制度、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美国匹兹堡G20峰会弱化了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的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论坛”和“世界经济新协调群体”，标志着主导世界经济的美日欧三强已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性大问题，标志着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话语权的扩大，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具备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各方面的预测考量，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收缩幅度变小，但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衰退的总趋势已成定局，不会出现逆转。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迅速慢延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拖累和影响，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萎缩，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表现依然好于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GDP约增长2.1%，与发达国家超过负3%的经济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当今实际情况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最坏时期业已基本过去，世界经济开始触底反弹，其主要依据是恐慌指数（VIX波动率指数）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资者对后市的恐慌程度开始降低；企业投资欲望开始增强，银行开始改变惜贷政策；PMI持续回升；消费者信心开始回暖；首次申请失业人数开始下降；股市反弹。上述六个经济触底指标虽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见端倪，此外，还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有毒资产尚未消除，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经济复苏力度尚较为脆弱，世界经济和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2002—2007年的增长水平，将会在低速增长甚至是衰退轨道上持续滑行两三年，亦即呈现“U型”反转走势。如果各国特别是二十国集团能够真正“同舟共济”，把对金融的救助转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排除持续增长的障碍，不轻意改变宏观政策，不向他国转嫁危机，那么2010年全球经济出现“双谷衰退”的机率不大，但个别国家在持续几个季度的复苏增长后，经济增速再度下行则是有可能的。由于日元升值及通货紧缩，为防止经济反弹后再次下滑，日本央行于2009年12月1日再度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1%水平不变，并将通过新的贷款工具向金融体系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以增加流动性。联合国发表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4%。世界经济从2009年的负增长转为2010年的正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5%以下，即认定为世界经济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经济仍将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边缘徘徊。

然而，在世界经济逆境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仍具有持续性，其主要依据：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市场需求庞大；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三是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显著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正在逐步兴起；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五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现有209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区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额的50%；六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指数，亦即将贸易盈余转变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七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保护力度增强的形势下，相互之间的贸易激增。鉴于上述情况，2010年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将以5.1%的速度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约为6%，而发达国家仅约为1.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为1.3%），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必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格局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

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典型体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经济体已经开始崛起，随后而至的危机则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亚洲是“新兴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经济回暖之际，亚洲经济回升的势头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迅速和强劲。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亚洲的经济，即便是美国经济减速，亚洲也不会陷入经济衰退（《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4月3日）。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新兴亚洲国家将呈现V型反转，未来五年内，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其复苏速度是全球各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新源泉，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在亚洲的引领下，预计2020年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号发表了李光耀的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亚洲》的撰文，他预测今后20年，中国和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会超过9%，其他东亚国家约为7.5%，到2030年，亚洲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0%，回归“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奥巴马不得不强调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宣示美国脱离全球发展最快速地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重返亚洲。

四、经济实力是经济权力分配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新态势，必然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世界格局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连锁反映。正如法国《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机就像一场风暴或者龙卷风，所到之处景象改变。而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变”。事实表明，美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美国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美元特权地位受到挑战，等等。这些挑战归结为一点就是世界格局不应以“单极世界”为主导，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该承认和接受这一客观现实。

新兴经济体的崛及世界经济格局转变，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世界格局大体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群起称雄，美国充当救世主，称霸世界。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大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复归”，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和格局，对重振亚洲雄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印度也看到中印两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务国务部长斋拉姆使用了一个新词CHINADIA，把中国与印度连在一起，CHINADIA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共同前进与合作。

然而，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新兴大国的崛起不能再沿袭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走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亦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胡锦涛在越南国会的演讲，2005年11月1日）。从亚洲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中，可以看到亚洲发展和亚洲崛起的前景。亚洲崛起与以往欧洲崛起、美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共同存在、共同繁荣、共同融合的产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崛起，与欧洲、美洲等其他大陆是一个相互交叉、共同促进的过程，它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大陆的灾难（泽羽：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8日）。

世界许多国家看到了亚洲崛起的势头，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早在2004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所做《展望2020年描绘全球未来》的预测报告指出，今后15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足以匹敌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在地缘政治学上产生剧烈的冲击”。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世界从未见过这两个占全球1/3人口的国家在同一时刻崛起，中国和印度拥有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的实力和活力（美国《商业周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甚至说，中印的崛起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差距虽然趋于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不发达状态，中印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要想做到既受国际社会重视，又受国际社会尊敬，仍任重而道远。

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2.7%，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仅考虑传统三项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评价，2013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仅为60.7%。“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仍较面临较大环境污染压力。

❸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1)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多极化趋势必然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世界上各国的实力对比和意愿。具体说来，推动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的原因有：①历史地看，多极化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没有改变这一大势。②美国想建立单极世界，但力不从心。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60％；此后其份量不断下降，到2001年，美国国内总产值只占世界的28%。据估算，15、20年后，该数字还会进一步降低到15％~20％左右。以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的份额试图控制其余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显然是做不到的。③反对单极、主张多极的力量强大，并且越来越强大。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都是多极世界的主张者。可以说，美国的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违背人民的意愿，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不得人心。④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相互需要也构成了制约单极世界的现实力量。
但是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美国凭借其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力求维护和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阻碍世界多极化进程。克林顿政府明确将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作为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是实施其战略的重大步骤。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和冒险性；退出“反导条约”，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都表明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和行动在膨胀和加剧；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再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都表明美国要把自己的力量伸向中东、巴尔干及中亚这些原来它没有控制的地区，实现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以实现单极格局的图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
我们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简单否定多极化趋势是不对的。我们也要对实现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有正确的估量；盲目乐观或者放弃斗争也是错误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多极化发展趋势只能在曲折中发展。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2）大国关系深入调整
在 “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关系以敌对和对抗为主调。“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终结，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个大国为了适应这个变化，都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大国关系中出现了合作与斗争并存的新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国纷纷建立多种战略伙伴关系。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大国关系的调整及重新定位，表明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它既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一种表现，又推动多极化的发展。
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影响。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战略关系”同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集团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集团关系是以军事合作为基础的，是共同对付第三国的，而现在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则具有鲜明的冷战后的时代特点：不以军事合作为基础，而是着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贸易、环保、科技等众多领域共同合作的需要；不针对第三国，不妨碍同第三国发展关系，而是推动整个大国关系的发展；不结盟，不搞对抗，而是以平等互利的对话解决存在的分歧与争端。因此，大国关系这种重大而深刻的调整，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继续缓和，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3）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冷战”时期，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前这个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4）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安全威胁有所下降。但是，在一些地区，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依然存在，加上近来美国频繁地对外用兵，这些都表明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依然对世界和平构成现实的威胁。
在传统安全威胁相对削弱的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难民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等被视为当今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因素，尤其是恐怖主义。
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对于恐怖主义，第一，恐怖主义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复杂而深层次的原因；第二，以暴治暴，用军事手段打击和压制恐怖主义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第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才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本途径。
（5）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有时表现还非常突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本质上与战争存在紧密的因果联系：把本国的意志、利益凌驾于其他一切国家的意志、利益之上，凭借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造成世界动荡不安，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9?11 事件之后，美国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维护本国安全的旗号，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政策，紧锣密鼓地对外用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没有充分理由和合法性的情况下，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有显著战略意义而它以前又无法控制的地区，表明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的状况下，美国的霸权主义进一步恶性膨胀。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宁，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

❹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应对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与趋势：世界经济大转折: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大变革: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秩序大调整:20国集团等作用上升；中国外交大发展:和合外交上新台阶。

正确的把握这些，对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各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1、这次经济危机的危害与原因

危害：

这次经济危机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发展到全球金融危机，从金融危机发展到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格林斯潘的说法，这次危机严重程度超过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主权债务危机使冰岛、希腊、阿联酋（迪拜）等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边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中国经济也遭受严重负面冲击，全球经济失衡加剧。

原因：

有各种各样说法，我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发展是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作用是重要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监管机制的弊端与放纵金融市场的所谓“创新”等是体制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弊端的长期高扬、危机到来后错误地采用了提升利率等做法，是直接原因。

2、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特点与影响

特点：

“时代”是个大课题。这里所说的“时代”，可以认为是“时期”较为恰当。所谓“后危机时代”，可以理解为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后期；另一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后期加上这次经济危机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它内涵两个层面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经济情况好转。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出现一些复苏迹象。2010年初以来，随着各国稳定金融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收到效果，世界经济企稳回升，IMF预计2010年增长3.9%。出现了经济复苏的“亮点”，“金砖四国”情况看好。促使其好转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各国自身的高度重视和措施得力；另一方面，集体救市力度和方式、方法得体。

特点之二是世界经济从整体看，并没有强劲复苏。不确定因素仍很多，主权债务危机令世界蒙上阴影。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会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其主要原因有：经济危机自身的惰性影响；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衍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国际环境内其它负面因素的作用。

影响：

双重性。后经济危机时代，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处于危机之中，不完全是好事情，危机仍在祸害全世界。经济仍属低迷，失业比重仍大，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根本好转；各种矛盾丛生，世界和平、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南北失衡的现象仍然在加剧，历史进步的步伐仍慢。对人类智慧的严峻挑战和考验空前。这是挑战。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发生的同时，产生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进入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加快了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各主要力量竟相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互动期；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有新发展，牵动国际关系的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亚太地区格局加速演变，在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备受各方关注。

二、世界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

1、世界格局及其转换

概念：

世界格局，是指活跃于世界舞台并充当主角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者是突出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作用形成的一种框架、结构、态势。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主要国家、国家集团、突出力量综合实力的对比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作用。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最终原因来自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打破旧力量对比，推动新的政治力量平衡而形成的。

在世界格局中，充当主角的必备条件是：具有强大的实力；奉行独立的外交路线，对世界全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别称为“极”。

世界格局的变化带有规律性：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主角力量的消长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直接动因是主角对自己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考虑，以及外交政策的调整。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主要国家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改变相联系。

转换：

自从17世纪40年代出现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美苏两极格局终结，三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基本政治格局发生了五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即威斯特伐利亚格局的产生；第二次即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维也纳格局”；第三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格局”；第四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基木政治格局”；第五次即20世纪 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旧格局的打破，多极化发展，新格局待立态势。

2、战后世界多极化的三次大发展

前两次:

世界多极化经历量变到质变过程，战后有三次明显大发展：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苏两极格局中，出现了日本、欧共体、第三世界、中国等新生力量。标志着世界多极化的萌生。

第二次是20世纪 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旧格局终结。多极化发展。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欧共体成为欧洲联盟，全方位扩展其影响；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内政、外交生气勃勃。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雏形显现。

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以21世纪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经济格局、世界政治格局、国际安全格局、文化安全格局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多强一超”模式基本形成。国际力量继续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

一超，即超级大国美国。是“当今世界超强的一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是美国单极独霸的。冷战后美国企图一手遮天，并付诸了行动，取得某些进展，但事与愿违居多。美国在走昔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老路。当前新的美国单极独霸全球的认识和定位难以服众。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折腾，当然包括近20年美国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硬实力大损耗，特别是软实力中的“形象”声名狼藉，整体在走下坡路，对世界的掌控能力下降。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借助别国力量缓解金融危机就是明证。不过其超级影响力仍不可忽视。

对世界多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下述“角色”水平值得关注：

俄罗斯，虽然已没有昔日苏联“超级大国”的“威风”，但也并非是“瘦死的骆驼。”世界“一强”的地位，应该说有充足分量。国土面积1710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一，地大物博世界公认；军事实力逊于美国，但世界第二的位置，否认的声音不多；科技水平、宇宙开发、外交影响等等，不及原苏联，但在当今这些领域的世界一流行列中，俄罗斯名次靠前。

欧洲联盟，作为集体“一强”，也有突出的理由。一体化水平的首屈一指（经济一体化、科技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外交力求用“一个声音说话”、已有共同的安全计划等），使之成为了“准国家实体”。国民生产总值在欧共体12国时，就已超过了美国，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外交影响力也在增升（况且英国、法国一直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日本，作为单个国家，经济、科技总体水平高，在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是客观事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依此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政治努力已引人注目。

对第三世界，有人故意漠视这一力量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从他们崛起之日起，其担当国际事务生力军的作用就在不断发挥。“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为重要特征的多极化趋势，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巴西、印度的影响力在上升。

中国是当今世界独特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大国迥然不同。” “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种事实表明，世界的现在不是、未来也很难是单极独霸，世界已是多极政治格局的理由充分，只是多强的“角色”是“哪些”？学术界有争论。

三、国际秩序机制与态势拓新

1、国际秩序内涵与弊端

内涵：

当今国际秩序，指旧冷战结束以来，由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等行为主体，按照某类规范、准则、原则、目标行事，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经济政治机制和整体态势。这个定义，出于下面的慎重思考：

从时间概念上看，国际秩序的出现，与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同步。这里指的是1991年12月以来的国际政治秩序。从行为主体上看，建立或维系国际秩序的是世界上的所有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各种会议、论坛等）、宗教势力、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从奉行的准则上看，国际秩序通常奉行的是国际行为规范。从追求的目标看，自从人类进入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孜孜以求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时代背景、国家利益、阶级地位、个人经历等原因，目标的设定差别很大。取得的效果与国际秩序始终未能尽如人意。从国际保障机制和秩序的整体态势看，有合理成分，但弊端严重。

弊端：

当今的国际秩序，从机制种类看，大致可分为“旧”与“新”两种，并且互相交织。“旧”中有“新”；名“新”实“旧”；“新”、“旧”并存的现象。如果从水平上看，和谐的态势在上升，欠和谐的问题严重。后者对前者的负面影响不容乐观。

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秩序的突出特点，各国或国家群体出于自身追求最佳利益的考虑，先后提出和实施了各自的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方案。内容和效果有明显的差别。国际秩序优化艰难。根本原因是北强南弱，西强东弱。

2、国际秩序的机制、态势拓新

表现：

国际秩序的机制、态势拓新，主要体现在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以及首脑峰会的机制化，以及“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机制化上。

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机制化：

20国集团的建立，最初由美国等7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 科隆 提出的，目的是防止类似 亚洲金融风暴 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 金融 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国集团会议当时只是由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自2008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成为全球的焦点，开始举行20国集团首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以应对这次国际金融狂飙。

20国集团成员：是有8国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加上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欧洲联盟等组成。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先于20集团首脑峰会机制化。主要体现在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上。12年间已召开了15次。

2008年11月15日,20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2009年4月2至4日,20国集团领导人在英国伦顿举行第二次峰会。2009年9月24至25日，20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东部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召开了第三次峰会。2010年6月26日至27日,第四次20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美国匹兹堡,又到"枫叶之国"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不到20个月的时间,20国集团领导人4度聚首, 共商大计，标志着制度化。20国集团峰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第5次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韩国首尔举行。

每一次峰会,中国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冬天危机爆发之初的华盛顿，到2009年春天树立信心的伦敦和2009年秋天达成具体共识的匹兹堡，再到2010年夏天承前启后的多伦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次亮相20国集团的舞台。在这4次峰会上，胡锦涛先后发表了4份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同心协力、共创未来》的主旨讲话。阐明中国政府为应对这场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主张。每一次峰会,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都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中国一次又一次展示着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智慧和力量。

“金砖四国”首脑峰会机制化：

“金砖四国”，是指 巴西 、 俄罗斯 、 印度 及 中国 四个有希望在几十年内取代 七国集团 成为世界最大 经济体 的 国家 。这个简称来自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国名开头字母BRICs （Brazil、Russia、India、 China）的谐音（意指“ 砖头 ”）。这四个国家中，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和“咖啡王国”；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 世界工厂 ”。

“金砖四国”（BRICs）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该公司在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高盛的这份经济报告，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 新兴经济体 的代表和 发展中国家 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由此BRICs（译称“金砖四国”）的称谓便风靡世界。

“金砖四国”首脑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理辛格，首次正式会晤于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四国领导人重点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未来合作等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并达成了多项共识。

“金砖四国”首脑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理辛格第二次正式会晤，于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会晤在巴西外交部举行。在这次会晤中， “金砖四国”领导人重点就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前景等交换了看法并达成了广泛共识。

中国邀请“金砖四国”首脑第三次峰会未来在中国召开。

评价：

20国集团峰会和“金砖四国”峰会机制化，国际社会均给予了积极评价。

关于20国集团峰会机制化的意义：

《爱尔兰时报》认为，多伦多20国集团峰会还未开幕就已经成功，因为它代表着全球经济的85%，取代了仅由发达国家参加的G8。这可以被视为二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之一。

美国外交理事会的斯图亚特•帕特立克撰文指出：对美国而言，20国集团峰会至少在4个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它能缓解国家间的危机，同时它是一个平台，能鼓励新兴经济体承担新的责任；第三，它的存在对联合国而言是健康的竞争。最后，提供了一个更灵活的协商环境，有更多协调的空间。

关于“金砖四国”峰会机制化的意义：

巴西总统卢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说，“金砖四国”坐在一起开会就是历史性时刻。

新加坡 《联合早报》认为，金砖四国峰会未必只是向美国发出强烈信号的临时性工具，“金砖四国不仅关注克服金融危机的战略，而且谋划‘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新秩序。”

巴西峰会的声明强调，“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种世界多极化与国际秩序优化的态势值得肯定，但不能评价过高、企望值过度。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兴国家参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度”毕竟是有限的，加之新兴国家之间存在众多差异与矛盾、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与“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机制化仅属于初始阶段、论坛水平。未来G8、G20、“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共存竞争合作有可能，而G20与“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短期内完全代替G8不现实，为此忽视联合国的存在不可取。

四、中国特色外交迈上新台阶

1、中国外交的特色应对

继承：

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外交总方针、总政策。长期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宗旨、方向、目标、道路；把独立自主作为根本准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一切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加强与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作为外交基本立足点；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

创新：

近些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中国外交工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以多边峰会外交为主要平台，以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重要动力，以统筹协调为根本工作方法，强抓机遇，化解挑战，开拓进取，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巩固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多边峰会外交成果丰硕，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作为贯彻中国外交的主线，努力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加大运筹大国关系力度，同各大国的关系处在稳中有升的发展时期；进一步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维护了良好周边环境；采取切实步骤，巩固了发展中国家在我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增强了我国软实力；坚持以人为本，把领事保护放到外交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召开了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为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和长远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于2010年1月1日生效，这为外交事业大发展特别是外交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2、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承诺

国际地位：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仍处在初级阶段；中国是当今世界独特一极，但仍是发展中国家。

庄严承诺：

胡锦涛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的巴西利亚“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合作、开放、互利、共赢》中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现在有很多人关心，中国今后会是什么样的国家？会说什么话、会做什么事？对老朋友会怎么样、对新朋友会怎么样？他回答：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的发展只能也必然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共赢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负责人的发展。

总之，如果从另外角度审视当今世界态势，宏观看，是和谐之中欠和谐；具体讲，世界经济是危机之中有亮点，世界政治是和平之中欠和平，外交关系是和合之中欠和合。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要潮流，不能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就否认、或看不到主流；但和平、发展、合作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❺ 国际战略格局为什么向多极化加速演变

国际战略抄格局向多极化加速演变袭取决于两大因素。

1、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科技化，全力冲击各国的防护壁垒。汹涌澎湃的科技革命浪潮波动了整个世界，加速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各国迎势赶上，经济蒸蒸日上。缩短了与传统大国的差距，成为新兴大国或新兴强国。

2、美国这一全球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经济军事力量，多年来奉行全球霸主政策，充当世界警察。处处驻军、年年打仗。长期维持庞大军费预算，保持强大军力。导致其体力透支严重，债台高筑。同时自身国内饱和的经济发展，也丧失了吸引外资投资的魅力。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后，使得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终于这只骆驼瘦了下来。

这样，美国一超衰退，多强跟进的局面正加速形成。

❻ 近年的国际金融海啸成因是什么有何表现对世界贸易格局有什么影响

一，金融海啸的成因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根本上讲，金融海啸是美国实体经济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以“高消费、高负债”为主要特征，居民储蓄率偏低，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实体经济失衡通过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资本项目资金流入得以缓解。但随着美国政府赤字和居民债务的不断增加，这种经济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再加上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经济的脆弱性加大，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一旦经济和金融领域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容易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次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先是房价下降引起债务偿付风险，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和金融机构的连锁破产，并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造成经济衰退。

(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是金融海啸的直接原因

从2000年开始，在贸易逆差和军费开支猛增的背景下，美国的外贸状况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美联储和布什政府为避免经济下滑，采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维持低利率，造成流动性泛滥，直接推动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经济泡沫化的风险日益明显。2004年初，美联储开始加息周期，连续17次上调利率，借款人难以承受房贷负担，违约现象逐渐增多，房价开始下跌，一些提供次贷的金融机构相继出现财务危机。2007年夏，长期积聚的风险集中释放，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全面爆发。

(三)金融机构过于宽松的贷款条件和过度的金融创新是金融海啸的重要诱因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许多放贷机构片面追求业务规模和业务利润的快速增长，忽视风险管理，盲目降低贷款条件，甚至编造虚假信息，使不合格借款人的借贷申请得以通过。在信贷市场风险不断上升的同时，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杠杆交易产生风险放大效应，次贷这一单一市场的风险通过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并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迅速传递到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最终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四)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是金融海啸的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自实行混业经营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产品日趋复杂，但监管当局没能充分评估并消除金融市场不断积聚的风险，未能及时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而采取有效的监管行动。此外，美国金融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功能监管较弱，在金融业高度混业经营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难以实施有效监管，还有可能因内部协调难度大、分工不明确而延误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利时机，致使金融体系风险进一步累加而形成系统性风险，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以危机的形式爆发。

(五)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海啸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不断暴露出的问题看，评级机构对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评级模型和标准存在重大偏差，在评级中没有准确反映并揭示产品的风险，有误导投资者之嫌。同时，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期，评级机构对那些高风险产品给予了很高的信用评级。一旦出现危机，评级机构又一改此前的态度，大幅下调这些产品的信用评级，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反映出评级机构自身信用缺失的问题。

二，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分析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应当运用辩证的方法，既要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又要看到危机中蕴含的机遇，综合施策，趋利避害，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金融海啸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投资者的资产损失。受金融海啸影响，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的境外金融资产价值缩水，部分从事石油、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企业遭受损失。不过，从已公布的信息看，这些损失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没有对我国银行业的基本面带来重大影响，也没有引发明显的资金外逃问题，金融业总体保持稳健运行。

虽然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间接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层面。欧美经济陷入衰退令国内出口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并将产生传导效应，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企业业绩下滑、亏损增多将导致贷款质量下降，银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显著加大，不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此外，去杠杆化的过程和风险厌恶的增强将导致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的流动减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反转，影响国际收支运行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外汇管理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目前，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进出口呈下滑趋势，部分外向型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增大，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经济形势比较严峻。

(二)金融海啸带来的发展机遇

客观地看，金融海啸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调整和发展的机遇。一是加快经济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推动转换的机遇。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和外需。这次金融海啸对我国出口形成巨大冲击，充分暴露了这种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过去，在外部经济需求扩张、国内企业盈利较好的宏观背景下，推动经济转型有一定的困难。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实现保增长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企业也普遍有动力和意愿进行产业调整升级，此时推动经济转型可谓水到渠成。二是加快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增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机遇。这次金融海啸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强烈质疑，世界各国希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摆脱美元束缚的呼声很高。我国可以借此机会加快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增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三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机遇。目前，国外企业资产价格和国际资源型产品价格大幅缩水，一些国家的投资政策有所松动。我国应当抓住这一时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获取战略性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三，应对金融海啸的建议

(一)做好全球经济低迷持续较长时间的准备，积极寻求内需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成功转型。为应对金融海啸，近期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启动了多项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着力扩大投资和消费。鉴于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应采取更全面广泛的措施拉动内需，包括将收入分配和鼓励消费结合起来，并考虑养老保障等非收入因素。对于金融业而言，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金融业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次金融海啸表明，金融衍生品交易在给金融机构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也孕育了极大的风险，高杠杆信用交易和资本跨境流动使传统的基于资本充足率为主要指标的金融监管手段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我国应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全面提升国内金融监管水平，一方面加强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特别是加强对金融衍生业务的监管、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要求；另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保持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切实防范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形成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

(三)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应对金融海啸的国际合作。这次金融海啸进一步暴露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凸显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过程中，我国应主动发挥更大作用，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顺应企业使用人民币国际结算需求的同时，注重与实体经济开放进程的协调，稳妥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和人民币的区域化。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应对金融海啸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特别是要避免出现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

(四)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外汇管理在支持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面对压力和挑战，外汇管理部门应主动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围绕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深化外汇体制改革，加大政策调整力度，继续改进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方式，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引导和促进我国外汇市场规范发展，为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有力的服务与支持，继续保持涉外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五)完善外汇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受全球经济减速和衰退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增加，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对此，我国应按照资本流出入均衡管理的思路，加强商务、海关、税收、外汇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全方位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监测，提高监测分析水平和对异常资金的辨别能力，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形势逆转，提前深入研究一揽子应急措施，有效抵御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对我国经济造成大的冲击。(郑杨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兼职教授)

声音

“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预期”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间接影响到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预期，直接影响则是由出口下降带来的投资和服务业等萎缩。

这种金融动荡和危机首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种信心和预期上的间接影响，其次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美、欧等世界经济体对中国需求将下降，导致中国出口增幅减缓。

中国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出口在GDP总量里所占比重在2007年底达到37.5%，因此出口增幅下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同时，与出口相关的投资行业、服务行业，甚至是消费行业也会受到牵连。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从高位向下回落，但这个调整期不会太久，未来10-15年仍将总体向上行，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

到202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向上走，有三个理由支撑：首先，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必将往前走，这一过程不会被打断；其次，我国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按每年平均增速7%水平计算，2020年人均GDP将达7000美元，有望超过日本；另外，按照2020年14亿人口计算，收入提高后，消费市场将空前繁荣，这是推动中国经济上扬的强大发动机。

“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趋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呈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靠借发展中国家的钱来过日子，在借钱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旺了全球的需求，而背后是全球的供需失衡。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矛盾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约束美元的供给，或者说由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先是通胀，后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最后把世界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小看，尽管我们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只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仍然有把握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势头，有希望保持8%以上的增长。

理由是：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会出台更多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新政策。第二，农业是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连续第五个大丰收，创历史纪录。这为我们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第三，尽管2008年下半年来我国财政收入逐月下降，但财政整体实力仍是比较雄厚的。这意味着在目前关键时刻，当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长的政策时，我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第四，我国现在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尽管最近有些钱向外流，但数量不大。而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流动性是充裕的。第五，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放慢，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增长0.9%，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往下走的趋势。海外有预测，2009年，我国CPI不到2%，国内专家的预测也较低。这为我们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第六，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且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估计到2009年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中国是金融危机的稳定剂”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尽管最近出现经济增长放缓，世界其他经济体遭遇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发挥关键性的稳定作用。

此刻，中国能够为全球稳定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身经济的良好增长，在中国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下滑的情况下，这将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政府为刺激国内经济作出的努力值得欢迎，对未来一段时间十分重要。

2009年将是最为艰难的时刻。随着各个国家开始采取措施降低价格，可以看到保护主义已经开始抬头。听起来很不乐观，所以，现在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令人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苦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危机面前，往往是那些脆弱群体，他们所具备的缓冲条件最少，随着全球失业率的上升，这个问题还会加剧，会带来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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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格局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伴随着金融市场来的大幅反弹和自人们乐观情绪的普遍增强，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出现什么变化，我们面对的将是怎样一个世界，这些都是目前多方关注的问题。

预言未来无疑是困难的，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不久前就做了一次题为“危机之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危机之后”的一大特点，就是世界经济力量和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作为金融危机中心的美国“将目睹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在佐利克看来，上述论断有不少支持因素：第一，中国“强有力地”应对了这场危机，中国仍有继续执行当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其他国家从中受益，这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事实上，今天，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稳定力量。”——这是佐利克的原话。当然，除中国外，他认为“后危机时代”也将反映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其中包括印度。

展望未来，佐利克认为，世界将可能出现“多极增长”，而这将有助于世界实现平衡、全面的增长，“通过对基础设施、民众以及私营企业的投资，拉美、亚洲以及中东国家都将为世界经济的新模式作出贡献。”

❽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世界经济增长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中国强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则总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呈现双速增长格局。随着近几年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实体经济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2008年以来，中国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2012年中国的GDP占全球11.5%。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大幅提高，在国际上受关注的程度空前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8)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格局变化扩展阅读：

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不容低估，一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可能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也将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为了共渡难关，曾及时搭建了G20平台，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反危机措施，对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各国进行政策协调的意愿明显降低，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❾ 世界金融格局怎样发展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如果说GDP规模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就是其融入国际经济的基础。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国际金融规模在国际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代表着国际金融实力。

国际金融实力可以用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来表现，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融资）代表的流量不同，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代表的是余额。其中，国际投资的负债由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资产再在此三项上加上国际储备。因此，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加上国际贸易的规模，代表了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规模，代表了其硬实力。通过对全球国际投资格局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国际金融实力将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

全球国际投资格局变化

国际投资头寸是指一国进行国际投资往来的资产负债余额，也包括净资产额。对全球主要国家国际投资格局进行分析，其意义在于可结合一国货币的国际属性来看一个国家国际金融实力的变化。

全球的国际投资资产规模2006年末达77万亿美元，2012年末达近120万亿美元，预计2050年末将达近1094万亿美元，21世纪末预计会达到20146万亿美元的规模。全球国际投资负债规模在2006年末达83万亿美元，2012年末达128万亿美元，2050年末预计将达1092万亿美元，21世纪末预计将达近18309万亿美元（见表1）。

其中，由于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国际投资资产负债规模在21世纪仍将占重要地位，资产全球占比将从1/5降至21世纪末的14%左右。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支撑下，随着中国整体经济金融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人民币国际化较为成功的前提下，中国国际投资资产负债规模将会持续增长。中国国际投资资产将在2029年前后超过法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四，2039年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47年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7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到21世纪末时，中国国际投资资产全球占比将达1/5强，法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全球占比在3%～5.3%（见表1）。

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加上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达，美元资产仍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2006年到21世纪末时，美国的国际投资负债将基本保持在1/5的水平，并长期居于世界第一。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成功，中国国际投资负债规模将显著增加。中国国际投资负债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2047年将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三，2054年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1世纪末时全球占比16%，仍然略低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全球占比在2.9%～5.3%（见表1）。

作者在设定国际投资资产与负债增长率时，除了参考年均增长率外，还考虑了资产与负债的历史比值，以及资产和负债与GDP的比值关系。其中，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加上欧元的影响，美国国际投资负债增长率略低于资产增长率。受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积累的影响，中国国际投资的负债增长率略高于资产增长率。受安倍经济学和日元国际进展受限的影响，日本国际投资的资产和负债增长率将受限。俄罗斯未来国际投资将受到能源价格的较大影响，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见表2）。

全球直接投资格局变化

直接投资是继进出口贸易后的经济活动，是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是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的产物。从1980年到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7000亿美元上升至22.8万亿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资（ODI）规模从5480亿美元上升至23.6万亿美元，表明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加重。从我们的测算来看，21世纪末时，FDI和ODI规模将分别达到3847万亿美元和近4000万亿美元，比进出口规模略高一些。

一国吸引FDI的规模，表明了政府的开放意愿和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在这一进程中，开放的发达国家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封闭的日本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始终不高，逐步开放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有所上升。在近年来中国FDI流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FDI存量全球占比已从1980年的0.2%上升至2012年的3.65%。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潜力巨大的内部需求将吸引更多的FDI资金，预计在2030年赶上英国FDI的规模，在2096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世纪末，中国FDI存量全球占比可能达近19%，而美国将达17%，俄罗斯将达5%，而法国、德国和英国、印度将在1.5%至3.2%，日本可能只有0.4%。

一国ODI的规模，表明了政府对外部市场的进入意愿和对外投资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与资本账户开放关联。2012年，美国ODI存量居全球第一，全球占比达22%，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属于全球前列，全球占比分别为7.7%、6.6%、6.3%和4.5%。而中国ODI存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才超过了1%，2012年也仅上升至了2.2%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国际化的人民币，对外部资源、市场和技术拥有巨大的需求，在近年来不断加速的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下，中国ODI规模全球占比将继续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在2056年左右，中国ODI存量全球占比将超过法国而成为全球第二，209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00年，中国ODI存量全球占比将达30%，美国全球占比仍将超过1/5，法国占比接近1/10，日本、德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占比都不足2.5%。

从ODI与FDI的比值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内部发展潜力。如果该比值较高，说明相对较为封闭，内部发展潜力也相对有限，如日本和德国。反过来，如果该比值较低，表明其开放度较高，内外部融合较好，或对外投资能力有限，如英国。如果该比值较为均衡，如1%左右，说明其开放度较高、内外部融合较好外，对外投资能力较好，内外部需求较为均衡，如美国、中国和法国等。

全球银行国际资产负债格局变化

一个国家银行的国际头寸既是该国银行国际化水平的代表，也是该国金融实力的重要代表。除了规模之外，银行国际头寸的资产负债比率，以及与其货币、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国际投资的协调关系，也极其重要。一般而言，银行的国际资产代表银行融出资金和借贷其国际机构和个人的规模，银行的国际负债代表银行从外部融入资金的能力。并不是资产负债的比率越高越好，两者的适度均衡意味着一国银行国际资金融出和融入的均衡水平。

事实上，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负债规模发展非常迅速。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规模从1977年的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30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银行的国际负债规模从1977年的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26万亿美元的水平,这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和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趋势直接相关。根据我们的假设，21世纪末，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将分别上升至4926万亿美元和4231万亿美元。

英国银行业利用其殖民地时期获得的传统优势，在国际竞争中拥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英国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都在27%左右，为全球第一；美国银行的国际资产为13.5%，负债为10.6%，为全球第二；法国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居全球第三，日本银行的国际资产居全球第五，负债居于全球第四。2010年，这一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至2012年，日本银行的国际资产超过了美国的占比，上升至全球第二，但负债仍居全球第四。在国际银行业的格局中，2004年，中国的银行业加快了国际化进程。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国际资产规模从1257亿美元上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全球占比从不足1%上升至3.6%，负债规模从2271亿美元上升至9426亿美元，全球占比从1.4%上升至3.8%。

不过，根据相应的趋势和假设，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21世纪末分别占11%左右份额，中国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将上升至18.5%的份额，德国和英国的国际资产份额将降至5%左右。2073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国际资产全球占比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2065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国际负债全球占比将达到和超过英国，居全球第二，并保持至21世纪末。

从主要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比值来看，21世纪很多时间，尤其是在21世纪末，全球基本保持在1.2倍的水平，美国保持在0.9倍的水平，法国在0.7倍左右，而印度将保持在接近0的水平，而中国、德国和英国的资产负债比值较高，整体较为稳定，在0.7%和2.1%之间。唯有日本的资产负债比值可能达5.5倍。

官方储备资产的格局变化

官方储备资产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和IMF的特别提款权等，但主要以外汇储备为主。中国官方储备资产占全球1/3强，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8万亿美元。但是，并不是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国际金融实力就越强。拥有国际化货币的国家，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国际金融实力也不可小觑。其中，尤其以具有世界货币地位的美国为代表，而英国和欧元区国家也具有这一地位，因此它们官方储备资产规模并不大。而日本因为日元国际化水平相对有限，也与其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有关，其官方储备规模较大，其中外汇储备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既将推动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将继续保留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币达到均衡汇率水平和经常账户收支的平衡，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将适度下降，中国有可能将通过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同步对外投资。具体来看，我们预计中国将长期保持国际官方储备资产在全球1/3的水平，而日本全球占比将逐步下降，21世纪末时将从2010年时的12.4%下降至6.5%。同时，俄罗斯的国际官方储备资产会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其他国家都比较低。

国际证券投资格局变化

事实上，国际投资的资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对外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贷款和海外存款）和储备资产四大类，而国际投资负债包括对内直接投资、对内证券投资和对内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贷款和海外存款）三大类。直接投资格局前面已作过预测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于主要国家并不常常都有准确的数据。其他投资前面已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来推演。尽管数据来源不一，我们也尝试通过国际投资资产减去直接投资资产、其他投资资产和储备资产获得主要国家的证券投资资产规模，以国际投资负债减去直接投资负债、其他投资负债获得主要国家的证券投资负债规模。

据测算，从2006年到2012年，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从31万亿美元上升至56.3万亿美元，负债从47万亿美元上升至80.7万亿美元。2050年，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达到544万亿美元，负债规模将达653万亿美元。21世纪末，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达到10479万亿美元，负债规模将达10232万亿美元。

从国际证券投资的结构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占比极高。2012年，美国国际证券投资资产占比1/4弱，英国占比16%，德国、法国和日本占比之和超过20%，中国占比近0.4%；美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占比近1/4，英国占比近13%，德国、法国和日本占比之和近18%，中国占比2.1%。不过，中国进步很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计，中国的国际证券投资资产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五，2037年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四，2053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55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8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世纪末全球占比略超过1/5，而美国将占比13%，德国占比7%，英国占比4.4%，日本占比1.7%，而法国占比将降至0.3%。不过，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可能低于美元，即使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与美国相当，中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也将弱于美国，并长期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全球占比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2047年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三，2054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并在21世纪末都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那时中国全球占比将达17%，美国将保持在24.3%，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将保持在1.9%～5.7%。

❿ 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有很多是实实在在的损失。美元大幅度贬值，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受到严重的损失，我国外贸出口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从长期和全球角度来看，如果危机最终得以解决，没有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相对而言，中国应该会从这次危机收益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面前，中国经济的实力和地位将明显加强。

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将给中国带来许多方向性的迷失。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波折，但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顺利。因为中国经济明显落后西方，所以跟在别人后面模仿、效仿要比自己开创容易的多，成本小得多，效率高的多。现在“火车头”坏了，后面的车怎么走？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游戏怎么玩？这些都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将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众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受到了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

10月14日，一大把网站特别策划《观天下》活动第一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以上问题与业内专家进行了探讨。

首先，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是由价格泡沫所引起，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美国将问题转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过渡膨胀，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导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以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撑它整体总的经济发展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细微差别，导致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崩盘。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慧洪博士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金融机制，即信用衍生产品，普通的债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预期的，衍生化后，本金变化了，利率也变化了。如利率可以与汇率挂钩，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挂钩，这样就使风险更加扩大化。尤其是期货，利率一高，亏损的数字就成了天文数字，这使整个经济分为两极，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亏损，经济体系就无法平衡。

面对这种局面，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所有的注资，包括成立各类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让市场稳定，整体在根上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动作，目的就是各国央行联合起来，给市场信心，先让金融系统稳定，让实体经济正常运营。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影响，侯玉成认为，其主要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外贸出口及金融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就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连杰表示，在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另一个层面，刚性的内需支持的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比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侯玉成认为，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而对于农业甚至与农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点。下一步我国很可能在科学、技术行业给予适当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

对于什么样的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很好的发展，企业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各位专家对中小企业提出建议：

侯玉成：中小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变和提高。今年乃至未来，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这需要未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必须要准备，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业技术需要进行提高和准备。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熟悉的人才，做一个必要的配备。

连杰：谈到中小企业发展有一点要提出，就是中国金融环境。在中国金融环境整体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行业是有机会的，金融行业将来也会产生很多种小企业，有可能也会生活的很好。投资公司选企业，在实务中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是行业空间，即使排名第一，但行业中只有一百万的生长空间，是不考虑的；第二是行业壁垒，这是限制竞争的因素，设计壁垒让后者无法追赶，甚至不能轻易进入这个领域竞争，这就很有价值了。

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问题，施慧洪认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应政策，否则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起来非常被动。而侯玉成认为，中小企业一定要从自身发展着手，不能把发展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身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

最后，三位专家谈到我国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何时突围时，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业要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非洲市场、欧洲市场，甚至亚洲市场，通过危机的锻炼，来提高与国际企业的竞争能力，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能力等，不断提升自我实力，前进的步伐不能停止，机会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