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安委国际金融经济管理集团

1. 亚安委是什么机构

亚安袭委国际安全事务基金会有限公司。

2. 金融研究生都考试什么科目

你好，我回答了好多与你一样的帖子，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用！！！
高鸿业老头的《宏版观经权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还有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标准的经济学考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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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集体行为困境

在投入了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 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 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 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 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 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 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4. 体育项目安全管理制度

一、加强安全教育。体育教师在体育课、课外活动和运动竞赛中，对学生进行思想、运动常识、生理卫生和运动安全教育，使学生了解造成运动伤害的原因、后果和预防措施，要求学生在体育活动时遵守纪律、思想集中、严肃认真、掌握科学锻炼方法。 二、加强运动技术指导和安全保护工作。要使学生知道每一项运动动作的技术要领，懂得锻炼和保护的方法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教师应耐心地指导学生练习，并多做示范动作。教师要加强运动安全保护，并逐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和互相保护的能力。 三、加强教学组织。严格活动纪律，严格规定运动程序，克服体育活动中打闹、涣散的现象。 四、对于有病与体弱的学生，指导他们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保健课），增强体质，提高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五、体育场地和器材等设施应符合体育活动安全和体育卫生标准要求，与学生年龄、特点相适应。体育教师和体育设备管理人员必须合理划分运动场地，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进行何种运动项目和运动场地管理的秩序和制度。场地、设备应注意经常检查，及时修理，消除隐患。 六、进行铅球、链球、铁饼等投掷运动时，特别要加强组织、严格纪律、认真保护。 七、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衣着应符合安全要求，一般要求穿运动服和无跟软底鞋。衣服要宽松，不应穿带有口袋的制服，身上不要佩带任何金属物质或硬质物体等。 八、课内外体育活动要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体育设施必须安装牢固。学生不得攀爬有关体育设施，如：篮球架、护栏等。

5.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的管理团队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秦飞。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剑平。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孟斌。
中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晓华。

6. 经济学的就业方向

大学本科的经济学专业，是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唯一一个专业。因此，其有回“理论研究”的特性或答倾向。
一些大学的经济学，会注重综合经济学理论素质，发展路子主要是考研、留学，然后就业可选择经济预测、分析人员等岗位；一些高校，则会在经济学下面分方向，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投资）、经济学（保险）等，其就业方向经济学（金融）可和金保险方向和保险学类似等。融学类似。
此外，公务员考试中，招收经济学专业的岗位是最多的专业之一。

7. 金融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的区别

金融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的区别在于：意思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

一、意思不同

1、金融管理学：是指国家为了实现货币供求平衡、稳定货币值和经济增长等目标而对货币资金所实行的管理。

2、经济管理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管理经济学为经营决策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又有逻辑的分析方法，这些经营决策既影响日常决策，也影响长期计划决策的经济力，是微观经济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是沟通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

二、内容不同

1、金融管理学：其内容主要是围绕金融、财会、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际工作技能。

2、经济管理学：其内容主要是围绕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等几个因素提出的。

三、影响不同

1、金融管理学：它依据管理学中金融财务方向，所涉及的领域很多，下设的课程从多角度帮助企业完成合理运用资本，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标。金融管理作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2、经济管理学：影响日常决策，也影响长期计划决策的经济力，是微观经济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是沟通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它为企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金融管理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经济管理学

8. 国际银行家将用什么办法操控欧元夺取欧元发行权

国际银行家会在货币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证券市场，这四个战场给专予欧洲以强大的属打击，最终让政府破产。

发行货币是各国的国家央行，靠的是政府给予的权利，最终靠的是政府信用，而政府信用是依靠国家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世界货币金本位被取消后，流通的各国货币其实都是没有实质价值的，欧元也不例外。
欧元被使用靠的是信用，虽然以整个欧洲的经济为依托，但这次有次级贷款引发的危机必然造成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毁灭性的打击，而金融市场是一切经济市场的最高级，它渗透实体经济各个方面，给了国际银行家发动经济略夺的坚实的环境基础。

第一：因为人们现在都充满恐惧，欧洲经济陷入这次危机泥潭中来，是民众在恐惧中加重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一点对国际银行家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为下步羊群效应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由于欧洲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有着发达健全的金融证券市场，给国际银行家提供了阻击欧洲的最佳场所，再个欧洲各国为了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一定给各国的主要银行注入大笔的资金，这样一是加重了政府债务；资金的减少就是减少了对国际银行家的火力。

9. 我是一名大学生，想在一些期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有哪些杂志可以投呢

我也在找啊
2006年度来源期刊（493种）
2005年11月21日—23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指导委员会在深圳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的调整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对2004年度461种来源期刊中属于自然科学、二次文献、通俗、译文为主等不符合CSSCI来源期刊收录原则的15种期刊予以删除，在此基础上对期刊近五年平均他引影响因子进行学科排序，遴选排位较前的47种非来源期刊入选为2006年度CSSCI来源期刊。经调整后的CSSCI来源期刊为493种，现予以公布。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2005年12月31日
2006年度CSSCI来源期刊（493种）

管理学（26种）

管理世界 科研管理 管理科学学报 外国经济与管理 中国软科学 科学学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中国管理科学 管理工程学报 预测 中国科技论坛 经济管理（新管理） 研究与发展管理
科学管理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管理现代化 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管理 商业经济与管理 软科学 科技管理研究 管理科学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未来与发展 科技进步与对策 宏观经济管理

经济学（72种）

经济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金融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世界经济 会计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 国际经济评论 经济科学 改革 经济学动态 中国农村观察 财贸经济 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国际金融研究 经济学家 财经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 经济评论 中国经济问题 上海经济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问题 当代经济科学 世界经济研究 证券市场导报 中国经济史研究 财经科学 投资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财政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城市问题 城市发展研究 当代财经 经济与管理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导刊 当代经济研究
税务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农业技术经济 审计研究 经济问题 经济纵横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国际经济合作 金融论坛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中国农史 国际经贸探索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消费经济 中国流通经济 涉外税务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现代日本经济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亚太经济 经济经纬 保险研究 上海金融 中国国情国力 生态经济 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院学报 绿色中国B（理论版） (2006年更名为：林业经济)
生产力研究 开发研究
《中国集体经济》、《集团经济研究》、《商场现代化》，经济管理类稿件发表可与我联系，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周编辑)。

10.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师资力量

截止到2011年12月，学院有教职工78人，其中专任教师62人，专任教师中具有教授职称9人，副教授职称24人，博士38人（含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具备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海外留学背景并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教师6名。学院还聘请了50余位国内外相关专业或行业的知名学者、企业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等作为学院的兼职或客座教授。 曹旭华： 现任经管学院教授、院长,兼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不动产投资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经济学会理事，浙江循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高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曲昭仲：经管学院教授。1969年参加工作，国家三线企业工人；1978年考入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专业学习，学业优良，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9年评聘为教授，2002年任浙江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公共产品公共财政方向。自1982年至今，在核心期刊、二级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在中央级和地方级出版社出版教材11部、著作3部；承担省级课题4项，厅级课题3项。同时完成横向课题3项。
冯军：研究员，现任浙江科技学院副校长。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者。2001年调入我校工作。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浙江省高校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多个学术组织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同时受聘其他一些高校的学术组织或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多次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省教育厅组织的各类教学检查和评估。
曹敏：经管学院教授、副院长，浙江科技学院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987至2000年在浙江科技学院机电系任教。期间，1994年至1995年赴联邦德国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 Hannover)、贝斯多夫机械制造公司(Berstoff Gmbh)进修学习，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和机械制造系统。2003年至2004年在德国富朗霍夫研究院物流所（Fraunhofer ATL）和爱尔兰根大学（University Erlangen-Nuernberg）在企业供应链管理、标杆管理、中外物流比较等领域进行了合作研究和讲学。
任志宇：经管学院教授、现任浙江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机电工程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工业工程会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师职业资格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会展研究会筹备会员。
王克春：经管学院教授。浙江省经济学会会员，浙江省社会学会会员，浙江省卫生经济学会会员。目前，主要讲授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和外贸实验等课程。科研的领域集中在医疗卫生改革、健康保障理论与实践。在医疗改革的研究中，提出复合型健康保障概念和基本框架，并将该理论应用于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董敏：经管学院副教授，现任体育休闲产业研究所所长。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MBA学位。先后在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省直房改办、住房基金管理中心、绍兴市建设委员会、市城建投资公司、浙江省机关后勤经济发展中心行政管理和研究工作。主持、承担浙江省科技厅重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论文若干。主要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学、体育休闲产业。
惠丰廷：经管学院副教授。1990年7月-1997年7月，在武汉工业大学（现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教；1995年11月-2002年7月，在企业工作；2002年7月-2003年1月，任武汉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出版《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国际金融》教材二部；发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若干；主持浙江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一个，主持和参与横向项目以及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若干。还承担主要着全英语授课专业的教学工作。
李长安：经管学院副教授，工商管理系系主任。1986年毕业于大连轻工学院，制浆造纸专业本科。1996年杭州电子工学院会计专业研究生班结业。从事教学工作二十多年，主讲过财务管理和财务会计等多门课程。长期从事环境经济方面和教学方面的科研工作，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三项，发表论文十余篇。曾主要参与两家造纸厂建设。
李於洪，博士、经管学院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信息产业、信息资源建设。1985年毕业于新疆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分至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技术室工作，任室主任。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12月至今，任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毛禹忠：经管学院副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生研究员、全国职业培训与资格认证专家委员会浙江省专家团专家 、北京《发现》杂志副理事长、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管理信息及决策支持系统、管理现代化。 先后在铁道部石家庄铁道学院、云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冶金部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工业大学、中外合资深圳鸿华纺织印染实业公司，中外合资深圳克瑞特制衣有限公司，香港美加设计（深圳）有限公司、中加合资顶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工作过，有多年工作经历。
邵雷：经管学院副教授。曾在德国Dresden应用技术大学和德国公司进修、工作。 1990年来一直在浙江科技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讲授管理信息系统、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和物流技术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产品信息建模、生产计划与控制、企业信息系统开发和CAD/CAM及集成技术。
陈伟民：经管学院副教授、系主任。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1988年-1993年在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工作，任训练部参谋，正营职，少校军衔；1993年从部队转业后在长兴县税务局工作，任信息中心主任；1996年调浙江教育学院任教，先后担任过教研室副主任，系主任，社科部副主任等职。2005年调入浙江科技学院任教，目前任国际经济系主任。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科研成果主要有：主持省级课题一项，厅级及以下课题三项，在《中国经济问题》、《财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在教学上，先后为研究生、本科生讲授财政学、货币银行学、运筹学和统计学等课程，讲课形成自己的风格，深受学生的欢迎。
闫换新：博士，经管学院副教授。2004年以来主持浙江省教育厅、杭州市哲学规划等科研项目，参加浙江省科技攻关等项目工作，主编《电子商务》教材一部，发表论文若干篇。
杭雷鸣：管理学博士、副教授。1988年9月进入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于1992年7月毕业并进入中国一汽集团柴油机厂从事机械设计工作。后于2002年9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攻读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2005年被评为上海交通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2004年7月提前攻读交大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研究生，于2007年1月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Energy policy，《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问题》、《情报科学》、《企业管理》等。所参与课题的课题有：1、上海“十一五”时期若干重要资源供需趋势预测研究（上海社科基金项目系列课题），撰写了总报告，该课题获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三等奖；2、中国城市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王富忠：博士、副教授。2000年7月获湘潭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2003年6月获昆明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07年6月获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同月,进入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敏捷物流、敏捷供应链。已在《中国机械工程》、《电力系统自动化》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ISTP国际会议两篇、EI国际会议一篇。曾讲授过《现代物流采购管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课程。
袁云峰：博士、经管学院副教授、副院长。，2006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近几年来，在《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以及《国际金融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或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获2007年度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目前正在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研究（07CGLJ014YBX）”，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区域经济与金融，统计理论方法及应用，以及体育休闲产业。
张纯：博士、副教授。1999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贸易经济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2年7月获浙江大学硕士学位，同年10月获日本文部省国费留学生奖学金赴日留学，2006年3月获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开始任教于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农业经济管理方面的研究，已在《开発学研究》、《农业市场研究》、《Bee World》、《国际贸易问题》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出版专著一部。 葛晓巍：男，1974年生，汉族，河北滦县人，讲师。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参加科研项目： 1、2006.6－，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阶层分化及其市民化态势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05JJD810004)； 2、2005.7－2006.1，浙江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与农作制度创新模式研究，省政府委托项目。发表论文： 1、非农化进程中从事非农职业农民的从业时间浅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2，第二作者。 2、我国农民的职业流动及择业期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第二作者。 3、我国青年农民的非农职业选择——初职、现职及期望.《青年研究》2006.10，第一作者。 4、“入世”后西部特色农业面临的风险及应对策略.《农村经济》.2003.6，第二作者。 5、非洲农村的养鸡业.《世界农业》.2000.8，独著。研究方向：农村劳动力流动及社会分层。
郭俊辉：男，黑龙江省人氏。1997年至2006年就读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先后获得该校学士和硕士学位，并获该校博士毕业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科学和消费者行为学。先后为公共关系学和管理心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的任课教师。公开发表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