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分析的不足国际金融学

❶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学术贡献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
他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大体上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一国的双重政策目标，即国内经济平衡和对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应如何制订政策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第二部分是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在一个修正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才能使世界实际收入达到最大，并在各国间有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自由贸易体制，才能使世界经济福利臻于最大值。
他所说的国内经济平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上升、经济呈现景气状态。反之，经济衰退、失业增长、国民收入下降，就是国内经济失衡。对外收支平衡，是指国家对外收支既无赤字，又无过多盈余，汇率处于正常的稳定水平上。反之，如果出现较大的逆差或顺差，就是对外收支失衡。在米德的体系中，其中收入调整主要指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和消费所构成的国民收入，促使国民经济趋于膨胀或收缩，以影响两大平衡。所谓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当局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所采取的改变税收和政府开支的措施。所谓货币政策，是指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利率的变化，这是由银行体系通过增加（或限制）货币供应，放宽（或收紧）借贷条件来达到的。他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称为“金融政策”。 通常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就应采取膨胀性金融政策。例如：不时出现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开支，减免税收，降低利率，以增加官方与私人的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上升。通常当国内经济过度扩张时，引起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就应采取紧缩政策，如削减预算支出，提高利率，抽紧银根等。
价格控制是指通过工资和汇率的升降，来调整成本和价格，从而促使货币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影响两大平衡。通常当对外收支逆差时，就会使本国货币贬值，于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可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扭转逆差。当对外收支顺差较大时，则进行相反方向的调整。
米德强调指出，以上两种调整方法必须在有关国家之间很好地配合使用。如果单独使用一个，则两大平衡必然会发生冲突。
米德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导致贸易最优化，给有关国家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一切限制贸易的保护主义都不符合福利经济学原则。他在阐述自由贸易问题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①降低某些特殊商品的进口税率，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而且会增进整个经济福利。②当A国和B国通商时，对于那些有替代和互补关系的商品只收税不补贴，也会增进两国的经济福利。另外，他认为当出口需求弹性大于国内需求弹性时，政府应采取相应政策支持出口。至于如何在国内消费补贴政策及出口税收政策二者之间进行选择，那完全取决于国内市场情况。假如出口税收会使出口货物减少，那么增加国内消费会比增加出口补贴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1947年，米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商学系任教授，他在那里任职10年。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他对经济理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包括两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关的补充文献，两部主要著作是：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1951）和《贸易与福利》（1955）。重要的补充文献是《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和《关税同盟理论》（1955）等。
1951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将收入和价格活动分别对待，而且运用自动机制调节支付中的盈余或赤字的平衡。米德《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一书的贡献，是把它们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并且综合了凯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学派对相对价格的考虑。在这一点上，这本书与芝加哥大学的阿诺德·哈伯格、斯·劳尔木和劳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丁伯根也发展了目标和手段的理论。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标是使内部和外部达到平衡。这里的内部平衡是指充分就业，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这个机制通过收入和价格调整达到目标。收入调整是当财政或货币政策被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平衡变化时对利率进行调整。价格调整涉及汇率或相对工资率的变化。米德认为，要同时达到这两种政策目标，需要应用两种政策手段。假如只运用一种手段，在目标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样便会导致“两难”的境地。在米德的书出版之前，经济学家忽略了资本流通的影响，而米德把这种影响结合到模型中了。 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贸易和要素控制的论点。在一个单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贸易和要素控制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特别是对后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贸易术语中的边际效用的一个模型和最优人口理论的成果。这本书也介绍了“次优理论”，后来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凯尔文·兰开斯特加以发展。这个基本理论是容易解释的，帕累托最优的边际条件，如雇用劳动力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工资，除非所有因素同时满足，否则，对福利增加不会是一个有效标准。那种相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条件而至多只是尽可能满足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减少福利不能增加福利。米德最初提出的对外贸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种限制，如果人们面对这些限制寻求最佳贸易政策，那么，结果将违背初衷。利普西和兰开斯特认为，由于不可避免的干扰的存在，最优政策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米德至少在理论上是更积极的，他设计了一种方法，不管将来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优的态势是可能的。他论证了最佳次优税或关税将部分地抵制了一些别的干扰，虽然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干扰。但是，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次优政策的福利效应。
在分析次优状况时，米德也不得不重构了福利理论。在经济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种政策变化的影响的一种方法，虽然这被认为是倒退，但却是米德早期贡献中独立发展出来的。本书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尔多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些作者为基础的，它从补充规则观点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经济学。但是，这很快使他陷入困境，因为这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面对其最有影响的政策的变化，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于是，他转向以前的传统，即允许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这一思想体现在弗莱明的一篇论文《论进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额》（发表于1951年《经济杂志》）中。哈利·G?约翰逊称其为“伟大的、理性的、诚实的和勇敢的行为”。米德利用这个早期方法重新修改了初稿。他把福利作为个人福利的总和进行计算，并通过考察这一个变化是否产生一个净利润或导致损失来评估政策变化的效果。
米德对要素的强调产生了另一个重要贡献，即对控制国际生产要素的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贸易与福利》一书的主要贡献是，扩大了从两个国家结构到多个国家结构的关税联合的分析范围，于是，允许对国家商品来源和政策差别进行分析。这个分析的含义之一是部分地减少了有关非差别基础上的关税，这个减少可能对福利具有负效应。这种分析包含了有效保护的分析思想，它主要对贸易效应和保护主义政策的福利的分析产生影响，后由米德的学生科登和约翰逊发展了这个思想。
有关关税联合的观点在《关税联合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扩展，这个领域的早期工作是由雅各布·瓦伊纳完成的。瓦伊纳注重的是关税联合的生产效应。米德改变了侧重点，包括对消费影响的强调。他的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构成包括了替代和补充关系，指出通过改变一个关税联盟的相对价格可以改变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需求。贸易创新体现于以低成本的外国供给品替代国内产品以及实际收入的增加，这就会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米德应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关税联合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福利含义，也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这是对上面所说的研究的一个重大改进，虽然在经验方面还不能证明，但计算作为整个关税联合整体的福利应比较容易。 《国际贸易几何学》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工具书，也可以被看做是有关国际贸易的教科书的附录。它继承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里昂惕夫和勒纳完成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人为从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中获得一个国家的供给曲线提供了一个几何方法。分析两个国家、两个商品供给状况的供给曲线表明，一个国家根据贸易方面的选择价值而愿意而出口或进口商品组合。米德利用“贸易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在一个单独的图解中阐述包含两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均衡，而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消费无差异曲线。 1957年，米德回到剑桥当了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政策制定问题，他的愿望是为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提供一种国内经济政策理论分析。米德坚信，如果能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大量的微观事务就可以留给单位个经济组织。这一被保罗·萨缪尔森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信条，是一条贯穿米德的生活和他的几乎全部工作的主线。他是在凯恩斯和庇古的感召下到剑桥的。实际上，他的大量研究都可被看做是把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与庇古学派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
在宏观范围内，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造成分散单位能做出最优的而且相互协调的决定的气氛。包括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信息，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意图。这样，比如说，政府预先将税收水平、利率等等方面的设想告诉他们。微观单位虽然不为这些计划所束缚，但它们有修正计划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自由。这种与货币学派想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至少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英国，政府为将来制定政策目标，这些主要与货币供应和公共部门的借贷需求有关，与税收的水平和结构则无关。 早在1948年米德写《计划与价格机制机制》时就有了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是，可能是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1964）一书中，他联系到收入分配模型的发展，做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最重大贡献。实际上，米德把它看做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考察了获得与失去收入之间的关系及资本积累的力量，这项工作再度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对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倾向于减少社会干预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税率，或者排除了对最低限度的产业工人的雇佣，如最低工资法。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论述价格愿望。他还探讨了死亡税和捐献税的再分配的用处。在接下来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这一课题，并发表了《不平等的继承》和《公平经济学》等文章。
这项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政策制订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为脱离了收入分配，它没有达到像他早期的著作那样的成功。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或者是对现实世界状况的反应，他开始更多地从事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问题研究。就失业而言，他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相信膨胀性财政政策能够被用来扩张货币需求，但这些方法只有与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共同使用时才是有效的。

❷ 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在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吉林大学的杨惠昶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姜波克教授。杨惠昶教授认为“国际金融是研究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通过货币、证券、票据的买卖和转让，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相互作用，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均衡，以殛国际收支均衡与国内经济均衡的联合均衡。”姜波克教授认为“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发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学科。”
倾向于上述观点的理由如下：
1、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是开放经济社会始终面临的经济学课题。内外均衡问题，是开放经济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既保持经济体自身的稳定发展，又使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处于合理状态之中，是开放经济社会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分别称为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当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有的时候会促进另一均衡目标的实现，而有的时候则会使另一均衡目标的实现更为困难。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是由米德在1951年正式提出的。米德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针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固定汇率制的现实，指出了宏观经济处于特定区间时政府调节社会总需求的金融政策会在实现某一均衡目标的同时恶化另一均衡目标，此时经济就属于内外均衡的矛盾。由于米德所研究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就不存在内外均衡的矛盾问题了，因为政府可以听任汇率浮动来自发调节国际收支，从而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和解决内部均衡问题。事实上，在浮动汇率制下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听任汇率自由浮动给本国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并且，作为开放经济社会的核心变量之一，汇率的变动会对一国经济各个层次的变量都产生深刻影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米德时代未曾出现的与实物经济基础相脱离的巨额国际资本流动于各国之间，使内外均衡矛盾发生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后果更加严重，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难度也更大了。为此，开放经济社会如何确定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便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有一段精辟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从货币金融视角探求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规律，解决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政府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由此而形成的学科便是国际金融学。
2、内外均衡问题具有鲜明的货币金融属性。内外均衡问题之所以能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及经济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是与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的。不仅是各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国与国之间联系的货币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国际资本流动正深刻地影响着开放经济的运行，使内外均衡问题的货币金融属性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市场上各种行市微小变动非常敏感，甚至在很多时候纯粹受政策和心理预期的驱使，因此，表现出相当大的不稳定性；更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货币金融因素往往最先受到影响，然后再传递给其他因素。货币金融因素在引发危机、传导危机和传导反危机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如下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内外均衡问题是国际金融学的核心，这导致国际金融学与货币银行学等相关学科具有不同的主导问题。另一方面，内外均衡问题与国际货币金融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当国际资本流动不再依赖于实物经济基础而具有自己独特运动规律时，其货币金融性质就更加明显和突出，货币金融因素在内外均衡矛盾的形成及其解决中居于关键性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将研究内外均衡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学科称作国际金融学。同时，也只有以内外均衡问题作为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才能体现国际金融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上，还涉及一些对内外均衡目标有影响却不是从货币金融视角出发的问题。诸如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等问题，国际金融学也需要了解它们以便于更好地分析和解决内外均衡的问题。但它们并不属于国际金融学的范畴。因此，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视角出发，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内外均衡问题，并不是货币金融问题的自身。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二者的统一，以此形成一整套贯穿始终的，具有内在严密逻辑联系的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

❸ 小弟我对国际金融和货币银行学一窍不通,请各路高手帮帮忙把这两门重点地方列出来好抓紧复习啊!

国际金融的重点是汇率常识 国际收支常识 固定汇率下的国际收支理论 各种汇率决定理论专，国际金融市场简介，属国际资本流动与管理，货币危机理论，蒙代尔-弗来明模型，斯旺曲线，米德冲突，丁伯根原则，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货币银行学的重点是，利率决定理论，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乘数），各种货币需求理论，中央银行的各项业务及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
差不多就这些吧 才考完研 还比较熟悉

❹ 国际金融学的萌芽阶段

现代国际金融学
在国际金融学萌芽时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尤其值得注意。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此时内外均衡问题尚不突出），马克思未能就这一问题展开全面的论述，但在他广泛的研究领域中也探索了这方面的若干问题，他的基本思想对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国际金融学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一，他说明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必要性，并进而指出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逻辑出发，认为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会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需求和虚假的繁荣，促使“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实际上间接地说明了一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必须对商品、资本的跨国流动进行一定的控制，也就是存在着外部均衡问题。并且，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指出了外部均衡的实质在于正确处理跨国的信用活动，这一见解是极富见地的，因为国际范围内的融资关系至今仍是外部均衡问题的核心，也是从货币金融角度出发的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他提出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可从他对金银跨国流动与一国信用危机爆发之间联系的分析中考察。马克思认为，一国的黄金外流并不是信用危机的原因，但如果贵金属外流是在国内产业周期的紧迫时间发生，就会“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促使信用危机的爆发。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将信用危机爆发这种极端形式与内外均衡冲突联系起来了，在内外均衡关系上进行了前驱性探索。
当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时，经济条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内一战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不安中，这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本位制盛行、崩溃、部分重建直至完全崩溃以及浮动汇率制大行其道；其二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问题突出，尤其是大量的短期投机性资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在这一背景下，国际金融学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外部均衡问题研究上出现重点转移尽管在出现较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后，外部均衡一般被直接视为包括贸易收支与资本帐户收支在内的总体上的平衡，但是浮动汇率制的实行使人们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在汇率稳定问题上。这一时期国际金融研究的突出成果是汇率决定理论的大发展，诸如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心理预期说等理论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第二，在内外均衡关系上的研究更加深人。这种深入主要体现在将资本流动这一因素纳入了考察范围，分析了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使经挤内外均衡之间关系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俄林、金德尔伯格等人均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纳克斯的贡献更加突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资本流动表现出了强烈的投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其他作用，这导致二战后重建国际经挤体系时采取了严格控制资本流动的措施，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断，从而使国际金融学未能更早地建立起来。
第三，在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上的研究更加丰富。这些研究呈现出的特征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浮动汇率制背景下，对汇率政策调节内外均衡的研究，例如汇率调整引起国际收支变动的弹性理论的提出；其二是对经济尤其是对外汇的直接管制政策的分析；其三则是在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的情况下，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所进行的探索。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贡献特别值得重视。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探索是相对较全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利率平价说以外，他还取得了很多其他成果，尽管后者常常被忽视。这些成果主要是：
第一，对内外均衡目标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经济的宏观分析，因此对内部均衡的认识常常是含糊的，凯恩斯则完全突破了这一点，将解决失业问题纳人了内部均衡的范围。并且，凯恩斯在外部均衡问题上也有着更为深人的论述。在分析德国的战后赔偿问题时凯恩斯指出各国都应积极利用国际贷款来克服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恢复建设，并且在国际债务清偿问题上，应根据出口剩余确定转移支付额，以确保其赔偿能力。这样，他不仅将对外融资问题引人到内部均衡问题中，还对对外融资的限度进行了分析，从而把内外均衡纳人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第二，对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见解。凯恩斯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劝说集》中，他比较直接地提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他在分析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时指出，国内价格水准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两者常是不可能兼顾的，而“两者不能兼顾时，一般说来，前者比较值得争取”。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则对经济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该书中提出，对外收支差额等于对外贸易差额这一经济同时达到内外均衡的条件，并且还较详细论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利率机制达到的相互影响，对经济运行中实现某一目标而对另一目标的干扰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对内外均衡的实现方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凯思斯最早表达了政策搭配的思想。凯恩斯分析了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对经济的不同作用方式，指出“维持对外平衡的作用机制基本上⋯⋯是外汇率的变化。银行利率在维持对外平衡方面始终是一个次要的工具，而在维持对内平衡方面则是一个主要工具”因此在经济出现不均衡时，要根据引起不均衡的原因选择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这样，他实际上对政策工具的配合与指派问题都有所论述。另外，凯恩斯也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以及政策协调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第二个阶段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中并列于国际贸易学的国际金融学开始产生。国际金融学地位得以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的历史条件在于：一是经济理论的进步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为国际金融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二是各国经济日益开放使内外均衡相互冲突的现象日益严重，三是国际问货币金融联系得到加强及各国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从而研究内外均衡更依赖于货币金融的分析方法；四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上具有崭新的特点。布雷顿森林体系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及严格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第一次以人为形式限定了内外均衡的实现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期间，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固定汇率制下如何通过政策搭配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具体集中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对内外均衡标准的研究。对于内部均衡问题，在凯恩斯提出“价格刚性”后，维持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充分就业水平明确成为内部均衡的主要含义，并且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明确将之规定为政府政策的主要宗旨。对于外部均衡问题．在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的情况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定的调整机制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均衡标准出现了对立，一般国家均以尽可能获取美元储备作为外部均衡目标，而美国的外部均衡目标实际上是控制美元的输出以确保黄金与美元的比价稳定。特里芬最早觉察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外部均衡目标上的矛盾，从而通过著名的“特里芬两难，预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将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目标的这一特点，成了当时推动国际金融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第二，对内外均衡关系的研究。这段时期国际金融学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米德首次直接、较完整、较系统地提出了内外均衡关系理论，在其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米德详细探讨了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还分析了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时的相互影响，这在国际金融学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本人也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米德将外部均衡的分析视角从贸易收支扩大到了包括资本流动在内的整个国际收支，但在他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分析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详细分析资本流动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影响，也饺有将这一点在他的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而且他主要针对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实际上，在浮动汇率制及国际资金流动条件下，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更加深刻，这也是现代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主要外部环境，后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突破了米德最初的分析而使国际金融学的理论更加丰富、更有体系，我们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将会看得更清楚。
第三，对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机制的研究。这构成该段时期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动力，与以前偏重于研究自动实现机制相比，这一时期偏重于政策调控的分析，并且政策搭配的基本思想已被明确提出，这一特点是与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有关的。“丁伯根原则”本是经济政策理论的基础，但它自从提出后，便因其对于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问题所具有的强烈的针对性而在国际金融学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与“蒙代尔原则”一起，构成一国通过政策搭配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体现为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搭配实现内外均衡。在分析中，各政策工具对国际收支等变量的影响的研究趋向深入，国际收支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等均发育成熟。在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倡导的浮动汇率制与纳克斯等人倡导的固定汇率制之间争论激烈，将汇率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具体的政策搭配方案设计上，米德提出了金融政策、汇率政策与直接管制政策的搭配方案，斯旺提出了汇率政策与需求增减政策的搭配方案，蒙代尔提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方案，以及库珀提出了经济依存理论。
第三个阶段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作为标志。自那时以来，国际资金流动迅速发展，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复杂、深刻、引人注目，以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迅速发展，至20世纪9D年代末基本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独立学科。
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历经了两个时段，在浮动汇率制实行的初期，相当多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及其诱发的国际资金流动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因此对内外均衡的冲突及政策搭配等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均衡汇率决定的分析上，汇率的资产市场分析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八十年代初期世界性债务危机的爆发，特别是九十年代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对国际金融研究者的震动很大。人们发现，单纯依靠汇率调节内外均衡是不可能的，在国际资金流动的历史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冲突更加严重，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也大大加深，从而对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研究进人了一个更探刻更全面的阶殷。总体上看，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体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即：
第一，对外部均衡含义的重新界定。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研究者认识到简单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是不够的，应当既要发挥国际资金流动对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又要对国际资金流动进行必要的控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经常帐户的目标。因此，外部均衡作为反映合理开放性的指标被重新重视，它直接反映为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经常帐户余额，并且从广义上说，还要包括汇率的稳定等综合反映一国合理的对外开放状态的有关内容。在这一时期，从资本流动的可持续角度提出的“潜在均衡分析法”与从时际最优化角度提出的“跨时分析法”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确定经常帐户目标的尝试。
第二，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渗透到汇率理论中。与以往的国际金融理论往往分离为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分析以及单纯的汇率决定理论两部分不同，这一时期的汇率理论均为一般均衡模型，将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从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中把握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因此，汇率理论成为现代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货币危机频繁爆发的九十年代，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又渗透到利率理论并且是与汇率理论的渗透相结合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由奥伯斯特菲尔德提出的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三，国际政策协调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各国各行其是的紧缩性政策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因此由库珀最早明确提出的宏观经济相互依存性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真正重视在大量研究中，对开放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国际传递机制、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及成本收益分析、具体的国际协调的方案设计等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而因其与内外均衡实现问题的密切联系而构成了国际金融学中独具特色的内容。
国际金融学
国际金融学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国际资金流动造成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更加突出，并且这一资金流动的独立规律越来越强，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自我实现”的特点。因此国际金融学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更加深入，地位更加重要了。亚洲金融危机及欧元产生等历史事件，使得内外均衡问题又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可以说国际金融学又面临着一场大突破。因此，总的说来，当代的内外均衡实现问题更加复杂了。以这一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这一新兴学科处于整个经济科学的发展前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❺ 急求！国际金融有关的凯恩斯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及米德冲突

http://www.ilib.cn/Abstract.aspx?A=fzyj200310002

http://www.ilib.cn/Abstract.aspx?A=gxjryj200505010

❻ 米德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米德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大体上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版出了一国双重的政策目标，权即国内经济平衡和对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应如何协调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第二部分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在一个修正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才能使世界实际收入达到最大，并在各国间有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自由贸易体制，才能使世界经济福利臻于最大值。

❼ 几种国际收支理论怎么理解（学经济或金融的进）

吸收分析法
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指从支出（或吸收）与收入的角度来分析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是如何出现的、汇率水平是如何决定的。认为如果一国的实际收入超过了它对商品和劳务的吸收量，该国就会出现贸易顺差。1952年有詹姆士·爱得华·米德和S·亚历山大提出，从国民收入和总需求的角度，系统研究货币贬值政策效应的宏观均衡分析。

核心观点
该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他把经济活动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最重要的分析指标是总供给、总需求、国民收入和就业总量。

吸收分析法的表现形式：贸易差额B=国民收入Y-总吸收A
即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就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国际收支平衡就是总收入等于总吸收。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总收入大于总吸收。调节国际收支逆差就是要增加收入，即通常说的支出转移政策；或减少支出，即通常说的支出减少政策，简称吸收政策。
转换政策和吸收政策的相互配合运用，是一国经济实现内外部平衡的主要条件。

现金余额效应
是最重要的一种吸收效应。假定货币供应一定，货币持有者总想将自己的实际资产的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占有，这样，随着国内物价的上升，他们名义上持有的现金量就变得更多，结果一方面可减少他们的实际支出，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出售他们的其他资产持有更多的现金，从而使其他资产价格下跌。其他资产下跌意味着利率上涨，这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消费与投资。故现金余额效应可直接影响收入──支出，也可通过利率影响收入──支出。

货币错觉
使货币贬值人们重在注视物价而忽视货币收入，尽管货币收入也可能按比例上升，但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减少需求和消费。这亦有利于改善贸易差额。

收入再分配效应
这种效应一般有以下四个表现：第一，物价上涨先于工资的提高，使物价转变为企业家的利润；第二，物价上涨使收入从某些集团转移到其他集团手中；第三，物价上涨使实际收入的一个更大部分转变为政府的税收；第四，在收入从高边际吸收倾向朝低边际吸收倾向移动的状况下。
其他效应
这些效应很多，对国际收支的改善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如对物价上升的预期，在短期内会导致吸收的增加，不利于外贸差额的改善。

评价
吸收分析法是建立在宏观的、一般均衡的基础上的，比微观的、局部的弹性分析法有所进步，并强调了政策配合的意义，不过，它仍有不足之处，表现在：
第一，两点假设（贬值是出口增加的唯一因素、生产要素转移机制平滑）不切实际。
第二，倾斜地以国际收支中的贸易项目为研究对象，而忽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项目，从而使其理论无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