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疆地域币制金融机构建设志

A. 什么是伪政权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除了众所周知的伪满洲帝国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外，还有本文介绍的这几个伪政府。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B. 关于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法令》时，就在《学制布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口号，要在全国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务不学之人"，接着，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国实施义务教育，大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从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所说的："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根本。"这应该是日本崛起奇迹的根源。
战后日本崛起，得益于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而中国人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理。与日本人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相比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是继明治维新后进行的又一次全面、彻底的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科技人员,以及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我们不可不知：

《财经时报》推出的《二战期间日本掠夺亚洲国家黄金揭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这一报道来源于《黄金武士》一书。

这本由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夫妇用18年时间收集资料，追踪案件，写就而成的《黄金武士》一书中披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掠夺价值上万亿美元黄金等财宝的骇人内幕，震惊世界。

书中讲述的“山下黄金”的故事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当日本快要投降的时候，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一群劳工还在地下没日没夜挖着不知何用的隧道。几天之后，成吨的黄金和财宝被运往那里掩埋，永远地掩埋。当那些工人刚要爬上地面的瞬间，一声巨响，然后便是一片死寂。一切成为永久的秘密，只留下一个叫做“金百合”的传说。

“传说”与史实之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和官方的澄清，但按书中披露，中国无疑是那场战争中受伤害最大的国家，日本所掠黄金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中国抢去的，而东北地区是在那场侵略战争中被日军占领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地区，那么，那笔惊世骇俗的“山下黄金”中究竟有多少是从东北掠走的？日本究竟掠走东北多少黄金？

连续几日，本报记者寻访国内及东北有关专家、学者，并从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和当时最著名的民间银行――边业银行入手，试图揭开日本掠夺东北黄金之谜。但所有被采访者一致表示，由于当年日本刻意掩盖这些事实，其所掠走的黄金等财宝要远远大于目前公布出来的数字。

一场疯狂的掠夺

沈阳地方志专家伯金地：东三省官银号内66万斤黄金被日军掠走

现在的工商银行沈阳分行沈河支行所用的建筑，就是百年前的东三省官银号的老宅，这幢屹立在沈阳城朝阳街长安寺巷上的老建筑前，石狮下一块石碑记载着东三省官银号的身世。

东三省官银号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成立，鼎盛时期在全国设有分号99处，是当时东三省最大的地方银行，由东三省巡使张作霖操控，奉军六次入关都是以东三省官银号为经济后盾。张学良将军在东北主政期间，正是依靠东三省官银号整顿了东北金融秩序，稳定东北币制。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关东军每到一处首先抢占的就是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

当时东北地区主要的金融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政府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该四银号是东北金融界的决定力量。

“九·一八”事变次日，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日本人如获至宝，在门口贴上“擅入者枪毙”的字样。当日晚间，日军用载重汽车将官银号内的现大洋运走。

据后来沈河支行的资料记载，东三省官银号被日军占领，库内存有的66万斤黄金和200万元银元被日军劫走。由于数字巨大，就连当时负责编写沈河支行门前石碑说明的赵建宏都对记者说，“我当时也有点儿怀疑，毕竟这个数目太大了。”此后，赵建宏也到省市档案馆查阅过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说法。见过当年东三省官银号金库的赵建宏说，地上和地下的金库共5个，每个达300到400平方米，“那是相当大的金库，也说明当时的财力相当雄厚。”赵建宏提供，66万斤黄斤这一数字，来源于从事沈阳地方志工作的伯金地的《东三省官银号始末》，而伯金地也是货币研究专家，当时赵建宏对此数字表示怀疑时，伯金地曾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错的。

与赵建宏的初始怀疑相一致的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写的《沈阳历史大事本末》一书对当年日本人从东三省官银号掠走的黄金记载为16万两，而有关媒体还有16万斤的说法，可以说相差很大。

但是直到现在，曾在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过的伯金地仍坚持“66万斤黄金”这一数字，“当年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证的，而且数字来源主要是《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一书”，该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对当时的记载非常详细。”“日本占领东三省官银号时，张学良没来得及运走那么多钱币，根据奉系当时的财力，这个数字也是可能的”，伯金地说，“从史料看，当时日本人把一部分黄金运回本国，另外很大一部分则转移到长春，为伪满洲国筹备资金。”

百岁原边业银行老员工孙竞寰：7000两黄金不翼而飞

今年100岁的孙竞寰老人从1927年就在沈阳从事银行工作，他先后在张作霖的边业银行、日本人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国民党开办的“中央银行大南门支行”工作过。“其实，这几家银行都是一家银行，就在现在的大南门”。

孙竞寰记忆力很好，“边业银行是张作霖开办的，它与官方的东三省官银号都是东北最大的银行”。

“边业银行也对外”，孙竞寰说，1927年边业银行成立他就在这里工作，是负责存放款的组长，那时他才20出头。

孙竞寰说，“九·一八”事变之前，银行每天热热闹闹，生意很好。为了巩固纸币的作用，银行从上海购买了7000两黄金，作为储蓄金。

“黄金装在7个大木箱里运来，每个箱里装1000两。”

孙竞寰说，这些黄金在日军进来前一直放在银行里，也没有被兑换。当时的纸币是银本位的，100元可以换100块现大洋，但是不能与黄金兑换。

“九·一八”事变后，这家银行被日本人控制，改名为“满洲中央银行”。孙竞寰也被调往牡丹江分行工作，直到1935年回来。

回来后他发现这笔镇店之宝7000两黄金已经不翼而飞了。作为亲历日本统治下的银行工作者孙竞寰还目睹了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地金融体系，统一币制，使东北的金融机关和伪币成为日本金融机关和日元的附庸，以便使日本垄断集团对东北输出资本，进行掠夺服务。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伪满洲中央银行还大量积聚资本，集中投放给重要的产业部门，扩充军事工业，掠夺物资资源。

吉林学者李重：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用于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首先夺取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即东北三省的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分行等金融机构。除黄金外，关东军还抢走了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的资金达1.4亿元。这些银号的附属事业投资额高达3800余万元，亦全为日军掠夺。

民间的财富也未能幸免。张氏帅府被占领。后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把从帅府洗劫的张学良家产装了两火车，运到北平试图交还给张学良，张学良怒不可遏地说：“这样待我，等于羞辱我，你把我的东西拿回去！不拿，我全在火车站烧了，羞辱你。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四岛还大呢！”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在疯狂侵略中国的同时，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世界侵略史上极为罕见的掠夺与破坏。

日本为吞并东北四银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积极筹划设立伪满银行。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支行共128个单位正式开业，“满铁”的社员被充斥到银行进行监管，从此原有四银号被撤消。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国家银行”，是地地道道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是完全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伪中央银行受关东军的全面控制，它为关东军提供军费和筹集军需物资。日本银行在伪行内设有参事室，监督该行的活动，实际上伪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的特殊分支机构。

日伪统治者利用伪满中央银行，实行残酷的货币、信用受理。它参与制定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垄断货币的制造和发行，垄断东北的金融市场。

著有《伪满洲国货币研究》一文的长春学者李重说，侵华期间，日本大肆掠夺我东北金银及其他金属货币，一手收买东北所产之黄金、白银及现大洋等，再运往英美日各国，换取外汇购入战争之必需物资，资助日作战。

一项仍是空白的研究

专家称日寇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卞修月，长期从事抗日战争人员及财产损失研究。他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是空白。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专门研究日本经济侵略造成东北财产损失的相关资料已很难查找。

二战期间日本到底从东北掠夺多少黄金？记者找到大量资料和有关专家都无从考证。

省委党校刘贵田教授说，现在已知的一个数字是，1941年日本侵略者运回国内的黄金数量为2300余万克黄金。

1937年至1940年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满经济实行全面统制掠夺时期。日伪统治者从1937年起实施产业开发5年计划，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变东北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在这个5年计划中，1937年计划开采黄金4230公斤，最终生产了3709公斤；1938年也是生产了3000多公斤。

为什么没有日本侵略者掠夺黄金的准确数字呢？“九·一八”研究会会长王建学教授认为，是日本侵略者有意销毁证据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日本侵略者掠夺沈阳煤炭、钢锭、钢材、铝、液体燃料等物资的数字，也是不完整的，至于像黄金珠宝一样贵重的东西，属于绝密，只有当时的日本高层了解。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1931年前，日本掠夺的物资张作霖都能掌握。因为物资只能从大连出口，通过满铁运输。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发出经丹东走朝鲜釜山回国的通道，且日本已经控制东北，运输物资的数量以及运送什么则全由他们说了算。

王教授还表示，日本战败后还销毁了大量的文件记录，被掠走的黄金数量至今仍是个谜。估计亿

日本以技术立国，技术力是比GDP更加重要的指标。GDP可能被地震一瞬间摧垮，如果技术力还在，则经济的根本还在。如果技术力被摧毁，多大的GDP也会随风而逝。至于什么是技术力，有很多指标衡量，如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可以通过大量的数据图表来表示。日本学者做学问时比较喜欢比较技术力，他们认为这才是经济的根、真正的经济。

日本和经济密切相关的有两个组织：政府有个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还有个民间组织——产经联（经团联）。产经联是由日本的大企业互相持股组成，实质上是日本政府的“政府”（关于产经联和日本政府的关系，我将在有关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章节中专门讲述）。产经联里的大企业是日本的基干企业，是日本技术的精华，是日本经济的基础和骨骼。

产经联有个铁律：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即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如果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基干工业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

产经联在1945年是如何使日本奋飞的呢？粮食不足，在产经联的操纵下，政府得给学校派免费午餐，保障教育。大量工人失业，不能使他们荒废，产经联就通过政府组织他们上山下乡去种树，还要组织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人员把技术储备转化为民用技术。当基干产业还不完善，即“骨骼”没有发育好的时候，技术遭遇瓶颈，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产经联则坚决压制需求，坚持把资源投入重工业。一面要组织人员攻关，同时向国外敲诈：“你如果不卖，以后就没得卖了。”产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坚决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就这么“挺”着，让基干产业的“骨骼”逐步完善，产能逐步增长。在此之前人民的消费需求只能耐心等待。就这么艰难前行，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骨骼”逐渐强壮，一飞冲天，完成由蛹化蝶。

产经联不面对普通消费者，只对整个民族，规划整个民族经济的大厦和发展方向，给其他企业提供基础原料和先进技术，是它决定了这个民族是一流工业国家还是刷盘子的角色。

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做超一流的工业化国家，打基础和骨骼非常重要，所以倾全力发展基干工业，发展各种尖端技术，抓紧后备人才培育。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

中国当时已经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消费品，但有技术瓶颈，产能受限制。应该逐步攻关，并向外敲诈关键技术，人民继续忍耐，让消费带着工业“骨骼”逐步完善，艰难并痛苦地由蛹化蝶。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则与这种方向背道而驰。

1991年，俄罗斯民族也开始了再出发的行程，但是抱着金山压断了脊梁，无数顶尖人才流落异国他乡。

清贫是可贵的美德，土地资源钱财是身外之物，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的财富，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

C. 请问参股招商银行的所有上市公司

参股招商证券:
代码 名称 每股收 流通股本 收盘 涨跌幅 投资额 持股
益(元) (万股) 价(元) (%) (万元) 比例
000031 中粮地产 0.02 69,945.36 25.97 11.94 18100 6.47%
000039 中集集团 0.2609 123,191.55 30.2 4.93 2201 1%
600056 中技贸易 0.0673 23,919.84 11.81 4.05 912.76 0.38%
600896 中海海盛 0.12 44,716.60 16.26 21.34 8194 4%

参股招商银行: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所持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 投资金额(万元)
000039 中集集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08.53 1.12 3,024.04
600641 万业企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 3,500.00
600663 陆家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20.88 - 2,085.57
000402 金融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25.40 0.13 2,138.96
000031 中粮地产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60.51 0.09 1,088.41
600316 洪都航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8.64 0.08 1,104.36
600685 广船国际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0.24 1,001.00

D. 抗战时期在中国土地上有多少伪政权

除了众所周知的伪满洲帝国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外，还有 还有以下这几个伪政府。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E.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行政区划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都张家口，下辖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盟，察南、晋北两政厅，和厚和豪特（归绥恢复了蒙古旧称）、包头2特别市；1939年增设张家口特别市，部分文献则称同时将厚和、包头降为盟辖市。1943年1月1日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五个盟为核心，另加上察南、晋北两个由「自治政府」改制的「政厅」。盟下辖旗与市，政厅下辖县与市。1943年1月1日起两「政厅」皆改制为省，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下辖张家口市及万全、宣化、怀安、怀来、龙关、赤城、延庆、蔚、涿鹿、阳原等十县；晋北政厅改为「大同省」，下辖大同市及大同、怀仁、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邱、朔平（右玉）、山阴、应、朔、左云、平鲁等十三县。
民国26年（1937年）10月，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为取得各盟旗王公上层的支持与拥护，加强了各盟旗的行政机构。在盟旗行政设置上，首先加强了盟的行政领导地位。在清朝，盟是各旗会盟之地，不属一级行政组织；在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制定了盟、部、旗组织法，但尚未实施。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对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察哈尔（1936年由察哈尔改设察哈尔盟公署时，已确定为行政组织）3盟均确定为行政单位，设置盟公署外，并将原绥远省所辖的16县2设治局重新划分。将部分县划归乌兰察布、伊克昭2盟，另在原绥远东部的以农业为主的大部分县、旗，新设置了“巴彦塔拉盟”。所辖区域为：土默特、正红、正黄、镶红、镶兰5旗，及归绥（后改为巴彦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陶林、丰镇、集宁、凉城、和林格尔、兴和10县。巴彦塔拉盟成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5个盟中，人口最多、土地资源最富庶的盟。此外，划入伊克昭盟地区是原绥西河套地区的东胜、五原、临河县及沃野设治局；划归乌兰察布盟地区是原绥北武川、固阳县和安北设治局。新设的厚和豪特、包头2市直辖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同时，重新任命了各盟、旗行政部门首脑，根据各盟公署报辖区域的不同，分别设立了总务（1938年秋后一律改为官房）、民政、保安、教育、畜产等各厅，并尽量任用蒙古王公上层人士担任厅长，以示笼络。调整后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辖区域为5盟2市。土地面积为350万平方华里，人口约250万，其中蒙古族30万人，占总人口的12%；回族3.7万人，占总人口的1.5%。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采取蒙汉分治的政策。土默特旗和正黄、正红、镶红、镶兰等绥东4旗同巴彦、集宁、陶林、丰镇等县，长期以来就是旗县并存的区域，在这些旗县境内多属蒙汉杂居，农牧并存。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对这类地区，实行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的分治政策。为了便于统治，对各个市、县长的安排上，多数任用汉族中的绅士富豪；而各蒙旗总管则任用蒙古族中的原官吏。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在厚和豪特（原归绥），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政府下设政务院，掌理诸般行政，实行政务院长负责制。政务院下设总务、财政、保安3个部，每个部下设若干处。总务部下设总务、法制、建设、内务、教育、外交等处；财政部下设会计、税务2处；保安部下设警务、司法2处。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巴彦塔拉（后设）、锡林郭勒等5个盟公署与厚和豪特、包头2个市公署为政务院下辖地方行政机关。与政务院平行机构有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咨询建议性质的参议会。另外还设秘书处、司法局等。同时设立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部，掌握军政实权，其下设总务、财政、保安等部。
民国27年（1938年）8月1日，伪政务院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革，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3部制，实行1厅4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4部）。总务厅下设总务处、人事处、主计处、外交处等；民政部下设内务、教育、建设等3个处；财政部下设税务、理财等2个处；保安部下设警务、司法等2个处；畜产部下设牧业、畜产等2个处。直属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司法局、参议会等。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乌兰察布盟（盟公署驻百灵庙）、锡林郭勒盟(盟公署驻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察哈尔盟（盟公署驻张北，今属河北省）、巴彦塔拉盟（盟公署驻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盟公署驻包头）及厚和豪特市、包头市为统治管辖区域。其中巴彦塔拉盟为合并土默特特别旗和察哈尔右翼4旗地域新设，各盟公署设盟长1人，副盟长1人，日本参与官1人，下设总务、民政、保安、财政、教育等厅。厚和豪特、包头2市各设市长1人，日本主任顾问1人，下设总务、财务、建设、司法、警务等科。 伪蒙古（即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晋北3个政权相继成立后，虽在行政上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日本侵略军为了加强控制这3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攫刮战略物资，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还设置日本最高顾问1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
民国27年（1938年）8月1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进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6部，并每部配置若干名日本顾问。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使其由协商性的机构，变成行政组织，成为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的上级行政机关。它的管辖范围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的辖区。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以及与主席并列地位的最高顾问（日本人担任）。主席的办事机构是秘书处。政府下设管理军事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咨询建议性质的参议府，管理政务的政务院。还设最高法院和最高检查厅等司法机关。
政务院下设总务部、民政部（直辖蒙古学院、蒙古文化馆）、治安部（直辖中央警察学校）、司法部（直辖各地法院和检查厅及各地监狱）、财政部（直辖蒙疆银行、经济监视署、税务监督署）、产业部（直辖清查权运总署）、交通部（直辖邮电总局）等7部。直属政务院的机构有蒙疆学院、驻外代表部和办事处、地政局、审计局、牧业总局、2个政厅、5个盟和2个市公署。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管辖范围为察南政厅（原察南自治政府管辖区域）、晋北政厅（原晋北自治政府管辖区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巴彦塔拉盟、察哈尔盟、张家口市、包头市、厚和豪特市（包头市、厚和豪特市后划属巴彦塔拉盟管辖）。 民国30年（1941年）8月4日，经伪蒙疆临时政务委员会决定，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组为蒙古联合自治邦。民国31年（1942年）8月31日，行政机构进行改组，撤销原政务院所属的总务、民政、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7部，改设1厅、2部、3局、4个委员会。原总务部改组为总务厅，下设总务科、会计科、计划科、人事科、主计科；原民政、治安两部合并为内政部，下设总务科、经理科、行政科、警备科、特务科、卫生科、文教科、地政科，内政部直属机构有中央警察学校、中央青年指导员训练所；原财政、产业两部合并为经济部，下设总务科、经理科、国税科、金融科、烟务盐务科、矿业科、农林科、工商科、贸易科、粮谷科，经济部直属机构有税务监督署、经济监视署、清查署、权运署、中央农林试验场；新设兴蒙委员会，下设总务处、民政处、教育处、实业处、保安处，另设直属机构蒙古文化研究所、牧业试验场、种畜牧场、家畜防疫处、宗务筹备处、军务普及部等；另设总力委员会，回教委员会等；将原司法部改为司法委员会，下设总务科、民事科、刑事科、行刑科，直属机构有监狱；原弘报科升格为弘报局；原交通部和邮电总局合并为交通总局，下设总务科、经理科、路政科、邮政科、电政科、土木科、都市计划科、都市建设科；另设审计局。
民国32年（1943年）秋，该政府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将经济部扩充为经济、财政、产业3部。在政务院下增设了1个军事联络部，办理有关军事联络事宜。同时对部分委员会、厅内部的科、处进行了调整。

F. 分析民国初时期各方势力关系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如下：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G. 中国对WHO承诺有哪些

加入WTO中国承诺:
房地产服务
自有或租赁的房地产服务（CPC821）
除以下内容以外，没有限制：高档房地产项目不允许外商独资，包括高档公寓和高档写字楼，但不包括豪华饭店。
在收费和合同基础上的房地产服务（CPC822）
只允许设立合营企业，但允许外资控股。
其它商业服务
广告服务只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外资比例不超过49％。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控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通信服务
速递服务（CPC75121，但不包括中国法律规定的现由中国邮政部门专营的服务）
加入时，允许设立中外合营企业，外资比例不超过49％；中国加入后1年内，允许外资控股。中国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建筑与相关工程服务
中国加入WTO后3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可承接下列4种类型的建筑项目：
1、完全由外国投资／或拨款资助的建设项目
2、由国际金融组织资助并通过依据贷款协议条款进行国际招标而授予的建设项目。
3、外国投资等于或超过50％中外合营建设项目和外国投资少于50％但技术上难以由中国建设企业单独执行的中外合营建设项目。
4、由中方投资，但中方建筑企业难以单独执行的建设项目，经省政府批准，可以由中外合营建设企业联合承接。

零售服务（不包括烟草）
外国服务提供者只可在5个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和6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设立中外合营零售企业。在北京和上海，合营零售企业的数量不超过各4家，在其它地区，合营零售企业的数量不允许超过各2家。允许北京合营零售企业中的2家在同一城市（即北京）设立分店。
中国加入WTO时，立即开放郑州和武汉。中国加入WTO后2年内，允许外资控股，并开放所有省会城市、重庆和宁波。
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从事除以下产品外所有产品零售业务；加入后1年内，允许外资企业从事书报杂志的零售；加入后3年内，允许从事药品、农药、农膜和成品油的零售；加入后5年内，允许从事化肥的零售。
中国加入后3年内，没有限制，除：
——化肥，加入后5年内将取消限制；
——超过30家分店的销售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商品的连锁店，如果销售如下产品：汽车（加入后5年内将取消限制）以及以上所列产品和中国加入WTO议定书附件2a中所列产品，不允许外资控股。只要连锁店按中国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外国连锁店经营者可自由选择合作伙伴。

金融服务
所有保险及其相关服务
a、寿险、健康险和养老金／年金险
b、非寿险
c、再保险
d、保险附属服务
A、企业形式
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
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
合营企业投资方可自由订立合作条款，只要它们在本减让表所作的承诺的范围内。
大型商业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国际海运、空运及运输保险和再保险经纪，加入时，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0％，中国加入后3年内，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中国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子公司。
其它经纪服务，不做承诺。允许保险公司随着地域限制的逐步取消设立国内分支机构。
B、开放地域
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非寿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非寿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
中国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银行及其它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和证券）
银行服务如下所列：
a、吸收公众存款和其它应偿付的公众资金；
b、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信贷、商业交易的保理和融资；
c、金融租赁
d、所有支付和汇划服务，包括信用卡、收费卡和借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包括进出口结算）；
e、担保和承兑；
f、自营或代客外汇买卖。
A、地域限制：
——外汇业务：加入时取消地域限制；
——人民币业务：按以下时间表逐步取消地域限制：加入时，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加入后2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加入后3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和厦门；加入后4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
B、客户：
外汇业务：
加入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外汇服务，没有服务对象限制。
人民币业务：
中国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中国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C、营业许可：
中国金融服务部门营业许可的发放条件完全是审慎性的（即在营业许可上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中国加入后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所有权、经营以及外资金融机构企业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发放的非审慎措施。
旅行社
加入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在中国政府指定的旅游度假区和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开办中外合营旅行社：
（a）主要从事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b）每年全球年收入超过4000万美元。
合营旅行社的注册资本金应不少于400万元人民币。中国加入后3年内，注册资本金应不少于250万元人民币。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资控股。加入后6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旅行社，取消地域限制。

电信业承诺文本 电信服务
增值电信服务包括：h．电子邮件；i．语音邮件；j．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k．电子数据交换；l．增值传真服务（包括储存与传送、储存与调用）；m．编码和规程转换；n．在线信息和／或数据处理（包括交易处理） 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中外合营增值电信企业，无数量限制，外资比例不超过30％。中国加入后1年内，开放地域将扩大到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南京、宁波、青岛、沈阳、深圳、厦门、西安、太原和武汉，外资比例不超过49％。中国加入后2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比例不超过50％。

基础电信服务
寻呼服务 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中外合营企业，外资比例不超过30％。中国加入后1年内，开放地域将扩大到成都等地，外资比例不超过49％。中国加入后2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比例不超过50％。
移动话音
数据服务 中国加入时，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中外合营企业，外资比例不超过25％。
中国加入后1年内，开放地域将扩大到成都等地，外资比例不超过35％。中国加入后3年内，外资比例不超过49％。中国加入后5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国内业务
国际业务 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立中外合营电信企业，外资比例不超过25％。加入后5年内，开放地域将扩大到成都等地，外资比例不超过35％。加入后6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比例不超过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