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金融危机下结合我国实际怎么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监管模式的问题及启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综合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企业的主业特征比较明显，统一监管的必要性并不充分。因此应着重在协调现有机构的基础上，明确主要监管目标的负责主体。要尽快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在市场综合化的背景下，市场稳定性监管成为首要监管目标，也是抵御金融风险的主要屏障。
2、正确认识职能监管机构的利益主体性和竞争性，平衡安全与效率考量。在分业经营的情境下，各职能监管机构的治理目标带有明确的部门性，利益难以协调，在市场综合化的情况下，监管竞争还可能诱使一些监管机构纵容本部门的越界行为，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在分业监管的现有体制下，要尤其重视对监管政策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考量。要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推动立法扩大监管范围，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规范的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的并表监管。
3、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尽管次贷危机的发生不能全部归咎于监管体制的松散，但次贷危机引发美国这次大规模的监管体制改革，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方式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不管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化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不宜过分依赖具体的规则约束，而应采取更具灵活性的原则导向的监管模式，注重加强同市场主体的沟通，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自由与管制风险的关系。
4、应该探索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复制。发达国家的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说明，即使人们认为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变动。中国目前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抄，而应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是目前监管发展的方向。
5、加强对金融产品链的监管。金融监管在一些金融衍生品上的缺位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过程中，无论采用哪种监管方式，监管部门都应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针对那些缺乏实际交易基础、设计复杂、风险无限放大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审查产品的设计机理、风险控制、投资对象，防止风险在系统内部失去控制。
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1、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2、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3、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新巴塞尔协议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但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一旦危机发生，它能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4、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我国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美国金融公司的产品，目前已有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民生、中信、兴业、华夏等9家上市银行公告持有雷曼相关资产，另外，共汇出的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为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如，为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决定将其向货币市场的注资总额提高至2470亿美元，约达此前670亿美元的四倍，目的是缓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我国已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这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及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主动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Ⅱ 求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建议
当前，我国国内的中资银行金融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具体表现有：吸纳
型和模仿型创新多，原创型和再创型较少；创新技术含量低；创新靠外力推动，
内部驱动力不足。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金
融机构还不能完全成为金融市场创新的主体，金融创新更多地依靠政府和金融主
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
所以，要解决我国中资银行的这一创新难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市场竞争问题。
西尔柏认为，金融机构创新是为了摆脱或逃避其所面临的种种内部和外部约束[29],
这些约束就是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要改变我国金融创新主要依靠外力推动，内
部驱动不足这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在立法上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唐双宁在
2007 年银监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过去农村
金融机构就是一个农村信用社，还有农业银行，应该说竞争很不充分，活力十分
有限。去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缓解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矛
盾，尽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银监会颁布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
构市场准入的政策，诞生了一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的金融机
构，这是机构创新。”[1]
随着我国兑现加入 WTO 时签订的于 2006 年底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的协议，我
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引入了外国竞争者，相应的立法也进行了修改与调整。但
是，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强调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并不仅仅是强调引入外国竞争者，
我国的金融市场要坚持对内、对外同时开放，从“只对外开放”转对外开放的同
时“对内开放”。要改变我国民营资本很难进入金融业的现状，在金融业全面对
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民间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机
构体系，引入足够多的市场竞争者，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创新才会有内生的动力。
放开市场准入同时就意味着要加强对市场准入的严格准入监管立法，完善相
应的登记操作细则，防止出现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经常出
现的情况，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等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要解决我国中资银行的创新内在动力不足难题，还要完善的是我国的金融机
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探讨公司治理改革，产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产权的
明晰，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这就要求改变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等的国有独资性质，实施股份制改革。当前，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股
份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农行还在准备阶段以外，其他的国有银行已经
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最终完成上市。我国的其他金融机构同样也应该进行相
应的改革，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随着 1999 年按账面价值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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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剩余的不良资产都是 2004 年之后按市场价值收购的，
不良资产处置损失得以锁定，因此产权改革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与国有商业银
行产权制度改革类似，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设计当前仍然应该突出国有
股份的绝对控股，以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有关金融法规及政策的进一步放
宽，再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使国家绝对控股逐步向相对控股发展。除了产权制
度以外，需要改革的还有改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完善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
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其内部治理结构理应符合《公司法》
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但是目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之处
在于它们既未设股东会，亦没有设董事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被分配到监
事会和总裁上，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遭到极大破坏，治理结构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在现有的治理结构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控制权实际上被管理层单方掌握：
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问题突出，对高级管理层
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将控制权授予了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而剩余索取
权属于国家，从而出现管理层目标与国家目标的偏离。因此，财政部同各家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之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与办事处之间，都普遍存在明显的“内
部人控制”问题。所以，各个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明确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职责和权利。并且，我国除了要
加强对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完善以外，还应当填补这
些除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外的其他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
使其有法可依，防止其在真空中运行而导致的种种弊端。
3.3.2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知识产权在保护金融创新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主要为
智力劳动成果，而金融创新则恰恰是人们在金融领域进行富有创造性劳动而产生
的智力成果。同时，知识产权客体具有无形性和信息性以及可共享性，这也是金
融创新的重要属性。也正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可共享性，使得知识产权成为保护
金融创新的合理的工具。并且，知识产权所包含的权利是十分广泛的，它可以涵
盖大多数的金融创新的内容，作为法定“私权”， 知识产权可以给金融创新主体
以切实的多方位的保护。依据 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金融创
新产品和金融创新服务作为智力活动的成果，可以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在金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专利权的保护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正如欧洲专利局认为的那样：引导用户消费方法、商品及服务的方法、记账
方法、开发新市场和新交易的方法、在金融服务和与互联网有关的电子商务活动
中有更多的商业方法的专利等，都是重要的商业方法，这些商业方法，是金融创
新的关键产物。倘若授予这些商业方法专利权，将为金融业带来重大的变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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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类商业方法等在欧洲国家早就颁发了许多专利，美国、日本等国也已经
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将金融产品予以单独分类规定。而我国迄今还没有相应法规，
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比较落后，所以，从保护金融创新积极性角度来说，我国
的专利权保护客体应当进行拓宽。
最早的金融创新商业方法保护案可以追溯美国 1982 年派纳·韦泊与迈瑞
尔·里齐案，该案最早提出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1982 年，里齐获得了 CMA
账户的专利即“证券经纪现金管理系统”，一个商业方法软件专利。发现韦泊抄
袭该 CMA 账户的基本构思(当然也是用计算机来对该账户进行簿记的)时，里齐
便状告韦泊侵权。在该案件中，韦泊以该专利所请求保护的不是可以授予专利权
的主题为由向法院提交了一个简易判决动议，请求法院判定原告专利无效。法院
最终认定被告对这种账户计算机化簿记方法享有的专利有效，构成侵权。[30]1996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专利申请的审查指南》。该
指南称：“发明没有必要显示技术贡献的实际存在，而只需在技术领域内并产生
一种“有用、具体而且确实的效果”。新指南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得成千上万件
与商业方法软件有关的专利得到了美国专利商标局保护。根据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的统计，商业方法专利主要集中在美国专利分类的 705 类别内。在 705 分类中，
有关金融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商业方法专利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99 年以后，电
子商务和金融交易系统已占据了 705 分类专利申请的第一和第二位。可见，美国
已经扩大和加强了对软件的专利保护力度，大幅度地开放了与计算机软件有关的
专利保护范围，很多用于支持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创新服务计算机系统受到了专
利保护。这些计算机系统可做程序化交易、控制养老金计划、自动化保险报价和
保险单发行、操作股票和商品的交易、授权信用卡的购买，支持的自动柜员机，
实施按揭贷款和计算证券的支出等等，遍及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在金融创新领域
中出现的多许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可以通过对支持其运行的计算机软件申请专
利保护，达到保持技术优势和有利的竞争地位，限制其他竞争对手提供相同或类
似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目的。
是否授予商业方法专利，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争论。我国《专利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智力活动的规则及方法是不能被授权专利保护的。照此解释，商业方
法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具有可专利性。然而，金融创新却提出了商业
方法可专利性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考察我国专利法的制定背景。我国的专利
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背景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必须
首先模仿和复制；没有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鼓励
更多的研发活动。但是，在这种模仿和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因此，如何使其得到专利制度的保护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尤其
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创新的存在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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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中，技术主要以物化态和人化态形式存在；而以信息技术
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中，则以纸化态形式或以符号形式存在，表现为针对金融问题
的各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商业方法也包含其中。尤其是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所创
造出的各种创新型商业方法，需要给予相应的专利保护金融创新要求的拓宽专利
权保护客体，集中体现在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因此，我国专利制度应根据经济发
展的状况适时作出调整，修改相应的专利法条款，保护金融业中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利用著作权保护的最好的案例是对于数据库的保护，世界贸易组
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伯尔尼公约都是将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予以保护的。我
国同样在新著作权法第 14 条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在法律上赋予了数据库以著
作权，受著作权法保护。金融创新可以利用著作权保护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保护
商标权或者专利权的补充。我们知道，金融机构的名称通常以优美的图形，辅之
以漂亮的美术字附置于金融产品之上。对此，可以著作权加以保护。一旦他人将
该图形、美术字的标识贴在商品上时，银行依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以侵犯
“在先权”为由诉请宣告注册商标者的商标注册无效。再以保险产品为例，保险
产品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因为保险产品要在现实中发挥作
用，必须通过签订保险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地外化。当保险产品以
合同形式外化时，即可以著作权法予以保护。但它只保护合同表现形式，而不保
护其内在的思想原理。其他保险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保险合同的表达方式以模
仿保险产品本质内容，达到规避著作权法的目的。所以，对于盲从模仿可以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予以补充规制。同时，对于新险种的保护，也可以列入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南斯拉夫法律明确规定，给予新险种发明设计人以专利权。我
国台湾地区也对新险种予以三年的专利保护期限。所以，我国应当明确将新险种
列入著作权或者专利保护范畴。同时，关于金融创新的著作权保护还涉及到金融
创新的广告用语等各个方面。
Ⅲ 外资金融的大量进入将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机构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是我国经济受外部影响变大，甚至受控于他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现状政策趋势
一,中国金融业当前对外开放的进展
(一)外资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银行业
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银行在2002~2003两年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总资产占比呈下降趋势,盈利情况不稳定,信贷风险突出,分支机构收缩.但其后在中国银行业中的总资产占比稳步提高盈利上升且不良贷款率稳步下降,营业性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图1,图2).
从整体上看,外资银行呈现出稳健发展的态势,业务经营较为活跃,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在信贷市场上,人民币和外汇存贷款增长速度均相对较快,市场份额在近两年也逐渐增加,不良贷款率逐步降低.特别是在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如上海,外汇贷款占比已达54.8%,人民币业务资产总额5年增长253.6%.在业务开拓方面,外资银行在规定的12项基本业务范围内,经营的业务品种达到100多个,特别是在银团贷款,贸易融资,零售业务,资金管理和衍生产品等业务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显现.
2,保险业
从不同领域的比较看,中国的保险业则是中国金融行业中开放力度最大的一个行业.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对外资的地域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取消,中外资保险公司基本上处于同一平台进行竞争,因而保险业也成为在开放推动下竞争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
2005年,中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8.52%,而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48.45%,增幅明显高于同期中资保险公司的增长速度;从市场份额看,2005年外资保险公司的寿险保费和财产保险保费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8.9%和1.3%,各自比上年增加了6.3和0.1个百分点(参见图5,图6).在北京,上海等外资公司相对更为集中的区域保险市场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更高,例如在北京,上海,广东地区,外资寿险的份额分别为51.86%,19.79%,12.24%.
3,证券业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程的制约,中国在证券业开放上的力度相对要谨慎一些.到目前为止,共有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华欧国际,长江巴黎百富勤,海际大和,高盛高华以及瑞银北证等7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获准成立.与证券业的谨慎开放相比,合资基金公司的建立则成为证券市场上一大亮点.自2002年10月首家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国安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筹建以来,2年半的时间内,中国证监会先后批准了22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远远超过了合资证券公司的数量.合资基金公司利用其品牌优势,技术能力,全球网络和资金实力,正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中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动了中国基金市场的快速成长(图7).
另外,中国在2002年底正式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提供了外资直接参与中国A股市场的机会.2003年7月9日,瑞士银行完成QFII第一单,QFII正式进入中国A股市场.截至10月27目,共有51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QFII总额度已经达到126亿美元.
(二)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金融业的形式趋向多元化
从投资形式来看,随着金融业开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外资参与国内市场的模式日益多样化,除了设立分支机构以外,合资,独资,参股等形式也日益为外资金融机构所采用.另一方面,早在2001年底,国内银行业就曾掀起一场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的浪潮,随后在特定的市场环境和政策导引下,外资参股中资机构成为国外大型金融集团进入中国的首选方式,特别是2003年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为外资参股创造了有利的监管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众多外资金融机构加入到这一特殊的并购市场中.
截至2006年6月底,26家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了中资18家银行,入股的总金额为179亿美元,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达到22家,并且建立了23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和8家合资证券公司.(参见附表).外资金融机构对参股目标的选择范围扩大,除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国有银行也[FS:PAGE]随着股改上市的完成而成为外资新的争夺热点,地域上也不仅限于东南沿海,开始涉足西部地区.
(三)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与国际接轨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即由"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金融业.其中,银监会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
在过渡期内,中国根据入世承诺和外资银行的实际发展情况对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多次的修改和补充.在银行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自1994年2月25日发布以来,已进行了两次修改,特别是从2004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维持原框架下进一步突出了审慎监管的原则,简化了审批程序,并按照国际惯例,使其尽可能与中资监管的要求相配合,因而,这一条例成为现阶段中国对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最主要依据.另外,《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以及2006年起实施的《外资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共同构成了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监管的法规体系.在证券业中,2002年发布并开始实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2006年9月开始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以及新修订的《证券法》成为对外资证券基金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主要依据.在保险业中,主要针对外资监管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外国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同时,随着开放的推进和监管对象的多元化,中国的监管技术标准不断进步.入世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由以前的过多强调的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市场运营的监管,寻求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标准的规范化的操作程序.比如在银行业的监管方面,中国沿用国际惯例,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外资银行实施并表监管,对外资银行分行的业务进行风险和资本充足性管理.银监会目前对各家外资银行在华分行分别制定了ROCA评价体系和并表风险评价体系,对分行进行合并的考核评价,对其总行及其在全球的业务安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外资银行颁发3类不同的营业执照,在监管手段上包括了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同时,监管部门加强了沟通和协调,通过签署备忘录和监管联席会议的方式加强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传递,此外,中国还重视国际协调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中发挥的作用,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
二,后过渡期各领域外资金融机构准入的政策取向
(一)银行业
1,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承诺
根据WTO有关协议,中国将逐步取消对于涉及到外资银行"商业存在"的保护性措施,即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即由目前开放的25个城市扩展到全国;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对象限制,向外资银行开放国内居民个人人民币业务;取消现有的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
2,政策焦点
(1)法人导向政策
中国正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预计将在12月份正式颁布.该条例的初稿中明确指出,"适应外资银行在华机构和业务发展需要,在允许外资银行自由选择在华商业形式的前提下,实施当地注册法人银行导向."该条例初稿中明确:对于法人银行与外国银行将实行差别政策.①允许法人银行从事全面人民币业务,外国银行分行只允许吸收中国居民个人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定期存款;②允许法人银行从事银行卡业务,外国银行分行由于非法人主体,不能发行信用卡;③法人银行及其下设分行注册资本和营运资金的要求[FS:PAGE]与中资银行保持一致,外国银行分行人民币营运资金充足率继续保持单家考核等.
虽然目前该条例仍然没有正式颁布,但法人导向的监管政策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在全面开放时代对于外资银行监管的主基调.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设置独立法人机构意味着必须接受与中资银行同等严格的监管.按目前《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关于银行运营的一些具体要求,例如存贷比率,外债额度,同业拆借金额,资本充足率,大客户集中度比率等标准,外资银行现有水平与之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可能在一定阶段会制约其业务发展.比如,按照国内监管要求,中资银行的存贷比率不得高于75%,而外资行目前的存贷比平均水平是46%.另外,法人机构的设立将会增加外资金融机构一定的成本.按条例初稿的要求,法人注册资本为10亿元,下设分行运营资金为1亿元,资本充足率本外币合并考核.对于外资金融机构来说,增加资本等事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程序.
(2)人民币业务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初稿中指出:根据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底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获准经营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可自动获得人民币业务的许可.对法人银行,允许其从事全面的人民币业务,其总行初次获得人民币业务许可仍需满足"开业三年,连续盈利两年的条件",对其下设的分行,可在总行获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在满足营业网点,专业人才配备,制度建设等审慎性条件后,经批准可经营人民币业务;而对于外国银行分行,开展人民币业务除需满足"开业三年,连续盈利两年的条件",还需单家审批,另外,扩大外国银行分行人民币资金来源,允许其吸收中国居民个人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定期存款.
从目前的政策趋势来看,外资金融机构大面积开展人民币业务还需要做一段时间的准备,并将设定了一定的门槛.银监会此前也提出要充分利用世贸规则和其允许的审慎原则,对向外资银行开放中国居民个人人民币业务设置审慎性条件,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从国际情况来看,各个国家对于外国银行开展零售业务都有相应的限制.例如在美国,大多数外国银行分行只能吸收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从事批发业务,外国银行要在美国从事零售业务,首先要加入联邦存款保险,而加入联邦存款保险必须是法人银行.
在实施法人导向政策以前,外资银行的实质风险往往都在母行,一旦成为本国独立的法人机构后,母行除了可能提供注册资本金外,没有其他责任和义务,假如银行遭遇经营危机,承担后果的将是当地的存款人.在中国当前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将外资银行的存款门槛提高,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这和中国的国情是相适应的,与对外开放的原则并不相悖.
(3)投资入股中资银行股份比例限制
根据现行规定,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当然,25%的比例上限只是针对非上市银行的,上市银行不受此限.
由于入世承诺中并未对此做出规定,因而何时放开外资在非上市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上限,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将会坚定的保持对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对控股,对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做适当程度的放宽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参照国际经验,中国政府可能仍然会对外资持股国内银行比例上限做出规定,慎用自主开放政策.
(二)证券业
1,证券业对外开放承诺
根据有关协议,中国证券业的开放包括以下内容:(1)允许外国证券机构直接从事B股交易,加入后3年内,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资比例不超过1/3.(2)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在加入时不超过33%,加入后3年内不超过49%.
2,政策焦点
(1)设立合资证券公司
中国目前不允许外资通过建立独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经营,因而通[FS:PAGE]过建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成为外资进入证券业的主要方式.到目前为止,共有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华欧国际,长江巴黎百富勤,海际大和,高盛高华以及瑞银北证等7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获准成立,但瑞银重组北证的方案虽然在2005年9月获批,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开业.
从时间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中国证监会2005年7月开始实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政策以来,为了防止一些质量较差,风险较大的证券公司希望通过合资来躲避责任等行为,停止了批设新的证券公司以及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事宜.从目前形势来看,2007年10月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基本完成后,中国重新开启合资证券公司的审批事项.但是,在后过渡期,中国证券业的开放的步伐仍然将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中国证券公司行业的治理与运行的状况循序进行.中国证券市场仍然具有明显的"新兴加转轨"的特征,虽然股权分置改革接近完成,但诸多基础制度的建设仍然在推进之中,规范化,市场化的进程要先于国际化,国际化的进程亦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与资本市场的改革相伴而行,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仍然会设置一些保护性条款.
(2)交易和买卖A股
中国尚未承诺开放A股市场,外资进入A股市场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QFII,即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二是允许外资直接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A股市场.可以看出,由于受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制约,中国A股市场开放仍将是个渐进的过程,这几条路径仍然一段时间内外资介入A股市场的主要渠道.
Ⅳ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研究
（一）健全法制并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部门、职能、权利边界
1.建立监管协调组织体系。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组建一个以“一行三会”、财政部为基本框架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门、职责、内部分工等，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健全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预案，确保在非常时期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目标一致、协调配合、有序监管；尽快出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2.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主导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资金清算、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有效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为保证金融改革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和最终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的保障体系。
（二）加强内外协调以维护金融安全
1.对内协调机制建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自身的协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因此，各监管部门应该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强专业金融监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为各金融监管机构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系统等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息进行集约化分析和处理，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协调解决，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做既能够节省信息平台建设成本、信息处理成本，也能够减轻被监管机构报送信息的压力。三是建立主监管和联合行动制度。随着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兴起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对金融集团内各子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对某一项新的综合性业务如何设计科学的监管标准和具体的监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协调。
2.对外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是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及国际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展迅速，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由于外资银行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远不是一国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1年 5月发布《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12款规定：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证券法》第十章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当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与我国相似时，我们采取上述法律规定的措施不存在问题。而当国外采取统一监管模式时，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协调和沟通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Ⅳ 在加强我国金融机构监管协调方面有何对策
美国在1999年签署了《现代银行法案》结束了长达60多年之久的银行分业经营的专法律限制，属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在强调竞争和效率时，这种制度更合理，目前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因此对于我们们对于我国的混业经营不能再严格限制，金融监管反而应该转向提高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上，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限制混业，只能使得我们的商业银行在世界上更加不具备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如今商业银行很难再通过传统业务维持收益，特别是共同货币市场基金的成立。
金融监管方面：1.鼓励银行向积极利用和管理风险方面创新，使得银行风险内控制度能够加强和完善。2.严格执行《巴塞尔协议》的条例3.对银行进行股份改造，引入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
Ⅵ 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和国外金融监管的区别
一、对互联网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的基本判断
尽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可以创造价值，但研究讨论中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P2P、余额宝等创新的是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等，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并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的金融体系。其发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金融功能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
第二，互联网与金融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互联网强调便捷、强调快，金融业强调规范;互联网强调创新，金融业强调稳健。互联网金融毕竟是在开展金融活动，其运营管理不能没有风险管控这样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不少意见就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只不过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延伸，与电报、电话、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应用相比，并没有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以多快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边走边看。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基于当时美国电子支付的蓬勃发展就曾经预言，电子支付方式“不久将改变货币的定义”，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本身。但38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货币定义和属性的巨大变化。也许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还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有自生能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必须依附传统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终相互融合，实现了基因重组。
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众多，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很容易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链上的部分业态和部分环节受到了监管(如第三方支付)，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P2P等业务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础，公法未必适合或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混集了多种业务属性，难以清晰界定其监管归属。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是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强调行业自律。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这是金融交易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各国针对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强度不等的外部监管措施。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证监会面对金融危机中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认定Prosper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须接受其监管。
三是监管手段主要是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为重心。
四是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由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往往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美国第一网络银行(SFNB)、贝宝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别由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五是少数国家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探讨未来监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就P2P借贷的发展和不同监管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强调持续一致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灵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包括市场自律、司法干预和外部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秉承这样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12个原则，试图为今后该领域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这些原则也大体构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则1：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一类新出现的金融业态，需要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的、过严的监管会抑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斯莱弗认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如果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能坚持单笔金额小、人数少，就应该用私人秩序和司法来规范。P2P等无区域性、系统性影响地自然退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淘汰机制，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长期有序发展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在摸索中寻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错误，整体风险须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监管的良好目标应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
原则2：实行动态比例监管
金融监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松到严，金融监管可以分为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审慎监管四个层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监管。违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贷机构的监管就是由警务处负责。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监管的范围、方式和强度，实行分类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则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直至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从而构建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针对性的与有效性的(而不是笼统与无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评估应定期进行，监管方式需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原则3：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相结合
在原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以引导为主，关注最终监管目标能否实现，一般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过细要求，较少介入或干预具体业务。而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主要依据成文法规定，对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内容和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强制每个机构严格执行，属于过程控制式监管。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原则”先行。监管原则应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的特点,给业界提供必要的创新空间，同时指导和约束运营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中风险高发的业态和交易制定监管规则，事先予以规范。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的结合，有助于在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原则4：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
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相仿，如果二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易于引起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提出：为什么同样都提供支付服务或者从事贷款业务，受到的监管却不一样?为确保监管有效性，维护公平竞争，在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确保两个“一致性”：一是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持牌金融机构，只要其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二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
原则5：关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应当是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低，可能会使非金融机构短时间内大量介入金融业务，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增加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动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风险突出，其独有的快速处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加快了相关风险积聚的速度，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此外某些业务模式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例如，互联网直销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但货币市场基金有固定交易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承担隔夜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类“小概率、大损失”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此类模式的成败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机构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化解和干预。
原则6：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全貌的基础和关键，是避免监管漏洞，防止出现监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大数据为实施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为此，监管机构需要基于行业良好实践，提出数据监测、分析的指标定义、统计范围、频率等技术标准。如对P2P平台设计经营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的定期与实时报送和分析机制。在数据监测、分析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定期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以及时捕获新风险。
原则7：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在精心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时，必须及时惩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少数互联网企业运营中基本没有建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体系，而是披着互联网的外衣不持牌地做传统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战了法律底线。如一部分P2P脱离了平台的居间功能，先以平台名义获取资金再进行资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资人与借款人并不直接接触，这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P2P贷款的范畴。为此，必须不断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划清各种商业模式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部分法律条款，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例如，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就是通过修订法条，将需要向SEC注册并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公司股东人数从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励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
原则8：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其经营信息、财务信息、风险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户、股东等。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于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和单家企业的运营管理透明度，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内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发挥好市场的外部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有助于避免监管机构因信息缺失、无从了解行业经营和风险状况，而出台过严的监管措施，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是以行业自律为依托，建立互联网金融各细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并就信息披露的指标定义、内容、频率、范围等达成共识。当前，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的抓手是实现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
原则9：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保持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是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努力使双方就业务模式、产品特性、风险识别等行业发展中难题达成理解。特别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拿不准的环节，更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力求避免法律风险。在此过程中，推进行业规则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推动监管当局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监管规则，充分体认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和内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进监管要求与行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规成本。
原则10：加强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许多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要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区别，促进公众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性质，提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放贷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维护消费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各类权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例如，针对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面临的交易欺诈、资金被盗、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应针对性地加强风险提示，及时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原则11：强化行业自律
相比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作用范围和空间更大、效果更明显、自觉性更强。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发展的有序或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的态度和强度，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为此，行业领头的企业必须发挥主动性，尽快带头制定自律标准，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一味等待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近期陆续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尽快发挥影响力。特别是要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IT风险、洗钱风险、流动性及兑付风险、法律风险，等等。
原则12：加强监管协调
互联网金融横跨多个行业和市场，交易方式广泛、参与者众多，有效控制风险的传染和扩散，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协调。一是可以通过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运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沟通和协调监管立场。二是以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为重点，加强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目标，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四、积极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条原则各有侧重，不同原则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原则的同时实现并不容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挑战，亦是全球监管者在金融创新领域中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恰当地平衡?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稳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单纯追求稳健而过度抑制创新，也远非良好的监管选择。一个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的格局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确立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新的金融业态出现后，难以找到或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主监管机构，这常常使得只有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监管问题才可能会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良好金融创新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
Ⅶ 分析我国金融业与美国业务监管方面的差异
目前，针对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引发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认真吸取教训，力求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充分揭示创新背后暗含的风险，并有效管理好这些风险。 美国：金融管制之门这样打开 美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放松金融管制的。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影响了商业银行的赢利水平。银行界怨声载道，普遍认为严格的管制阻碍了竞争，限制了创新金融产品的开发及运用。于是，美国放松了金融管制。 以前，美国对商业银行的限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保护存款者和加强监管，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设立对小额存款提供担保，解决了银行挤兑和恐慌问题，而美联储的第Q项条款(俗称Q条款)规定，禁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对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并对上述银行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美联储的Q条利率上限确保了小额存款成为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并抑制了银行之间的利率竞争。 50年代后期，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当时美国通货膨胀率曾一度高达20％，而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使银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响，以致银行的生存岌岌可危。于是商业银行不得不开始进行金融创新，货币市场基金应运而生,规避掉了银行存款的许多限制，但同时又保留了银行存款的许多特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Q条例”已经形同虚设，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金融工具并没有影响经济秩序。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取消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二是商业银行的跨州经营。格拉斯法案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和跨州经营，把银行的发展集中在比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虽然这一规定隔离了部分风险，但银行也无法发挥规模效应。20世纪70年代，商业银行开拓新市场、提高盈利水平、实现风险多元化的呼声加大，法律框架在跨州扩张方面的政策日益宽松。尤其是1994年美国颁布《跨州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收购设立其他州的商业银行，并且通过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来巩固和扩大业务经营。 三是混业经营。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业务上相互融合、渗透与交叉，突破了分业经营业务模式的局限，借助金融创新手段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内涵，极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场资金运用效率，为有价值的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奠定架构基础。随着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技术日益成熟，金融混业经营逐渐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向。 一般而言，金融混业经营模式具有以下三种组织形式：一是没有产权纽带关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代理产品，其实质是金融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真正的混业；二是同一个金融企业的法人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三是一个金融企业或者非金融企业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团内部提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种金融服务。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奠定了美国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以及1970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银行与保险业务分离的条款，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分业经营格局。然而，此后出台的许多行政办法不断对上述法案进行修正。如，1999年颁布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规定，银行可通过银行控股公司另外设立的子公司，可在限定范围内经营证券业务。实际上在《金融现代化服务法》通过以前，美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已经解体，混业经营已经十分普遍，大商业银行已成为典型的美国式全能银行。该法案则是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至此，美国结束了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 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银行市场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哪些机构应作为银行接受监管，是否对不同的金融产品进行监管以及如何监管，以及如何保护消费者等。目前，美国正在考虑的监管制度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类似于澳大利亚的所谓“双峰”的监管模式，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监管机构负责系统性风险和保护消费者。 中国银行（601988行情,爱股,资金）监管思路的演变 比照美国，中国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是利率政策。我国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确的，即渐进、有序，原则上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利率市场的起步较晚，从1996年开放同业拆借利率开始，此后又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利率。2000年开放了外币利率（小额外币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至今也尚未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自然也没有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期货。这使得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第二是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地级以城市设定，一个城市只能设立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为本市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分析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与此同时还承担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重担。城市商业银行人员素质较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风险高度集中。这是监管政策明文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不允许跨区经营的背景。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商行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要求。对此，银监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达成共识，城市商业银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的准入政策。规定中小商业银行的机构发展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从而实现了基本上统一监管标准，实施同质同类监管。 第三是混业经营。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我国金融业并不是分业经营的。当时，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比如，交通银行（601328行情,爱股,资金）和太平洋（601099行情,爱股,资金）保险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后来金融业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当时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些混乱来自于混业经营，因此就逐渐把金融业务切分开来；同时在立法上加以保证，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1995年通过并于200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将鼓励创新和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列入银监会倡导的六条良好监管标准之中。在这两条标准的指导下，银监会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先后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参股信托公司、投资保险公司、以向企业提供并购贷款，开展资产证券化试点，开办人民币衍生产品业务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综业经营的试点工作有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鉴于市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继续坚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 不能以牺牲审慎监管为代价开展创新 对比上面三个方面中美的监管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监管制度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行的银行监管制度近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监管制度。为了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至今我们仍然实行利率管制、分业经营，而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也是近期才放开的。但是，就是这种审慎的监管政策使得中国避免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 相比之下，为了支持创新，美国是大刀阔斧地放松管制，特别是在1999年出台“现代金融法”后，在诸多方面对银行控股公司即美国的大银行缺乏基本监管，特别是在创新产品方面，从而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总体来看，中国银行业与美国相比，是监管制度上和产品上都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但是，开展各类创新业务都必须考虑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管理创新的能力。此外，一旦中国的金融创新较为发达，中国可能也要同发达国家考虑建立不同模式的双峰监管模式。 目前，中国监管部门没有重复美国监管部门的路径，而是一直强调对银行的审慎监管，强调在开展创新业务后风险的可控性，特别坚持银行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防火墙。金融危机证明，商业银行本来就应该以稳定的存款为基础，审慎地发展信贷和其他传统业务，同时要有限地利用资本市场的创新工具。创新无度、风险不能控制、风险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向银行业市场蔓延，已经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机构以及全球经济的衰退。人类社会为这一教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不应允许创新能力超出监管部门和银行业有效管理创新的能力，监管部门还是永远审慎为好。
Ⅷ 如何加强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以确保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第三，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