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国家对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有哪些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金融改革总部署，利率和汇率形成回机制市场化改答革、民营金融机构试点、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重大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在国家深化金融改革的背景下，近期，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新时期推动我市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围绕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实现金融业从单纯融通资金向综合金融服务转变，构建适应实体经济投融资发展需求的金融支持体系。围绕南京枢纽城市的区位优势和辐射带动禀赋特征，发挥金融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着力打造紧密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商务中心。力争把南京打造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金融综合示范区、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区和区域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致力建成区域内的金融营运管理高地、金融资产交易高地、金融人才和研究高地。
B. 怎样从战略全局研判中国经济新常态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应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促成经济新常态
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体现了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的客观趋势。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常态萎缩。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需环境已不复存在。
二是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我国过度行政化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腾出空间、留出时间。
三是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四是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改革红利有待强力释放。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正处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阶段，今后必须逐步调整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改革与发展红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态经济是全方位转型升级的经济
整体上看，新常态经济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
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而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回稳态势。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速的回落。我们必须理性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较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这是非常好的结构优化迹象。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快实现健康中国、养老中国、宽带中国等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后，通过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面对企业主动转型、创新意愿的明显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步发生转换。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打造“中国质量”，真正实现增长速度“下台阶”，增长质量“上台阶”。
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升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不搞强刺激、大调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由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正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形成新常态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常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稳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又要在战术上主动作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这“三大规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发展，积极释放“中国红利”，促进经济进入7.5%左右的平稳增长期。
第一，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常态下，一是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放给市场和企业；二是要强化政府服务管理职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逐步转变服务管理方式、提高服务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机构编制结构优化；四是要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化、市场化。
第二，推进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是“换挡”而不是“失速”，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因为发展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面临较大经济运行风险，对此，一是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二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四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五是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我们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要积极化解各种经济运行风险，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逐步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要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体制、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的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要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加快发展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力争就业增速稳中有进、就业质量稳中提高。
C.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任处于发展的什么时期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六大问题、挑战：第一个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D. 结合2016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简述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五大挑战去产能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是30年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的周期调整，让中国一直处于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然之间失去了外部的需求以后，造成产能释放的困难，不仅是钢铁产能，我们很多行业，随着出口的迅速下滑，都处于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第二个原因就是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采取的4万亿的财政政策来缓解今天外向型增长方式受到挑战的问题，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是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那时全国各地不管能力有没有，比较优势在何处，都跟随政府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方向的投资，而且项目规模非常大，耗用资源非常多，投资方向非常集中，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恶性竞争，价格破坏，引起了现在银行回款能力弱的严峻问题。第三个是我们成长的烦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没达到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这种硬伤，导致我们现在产能释放要比发达国家产能释放更加困难。我们有40%的人口还没进入城镇化，没有完成农业现代化，国家也是希望在2020年让大家人均收入倍增，可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没有到达小康社会目标之前，中国老百姓靠自己国内的市场消费能力化解我们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是非常有限的。去库存去库存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直接影响我们银行回款能力低，造成钱荒的问题，进而不断催生货币政策解决钱荒。但是投放的货币只是用于解决钱荒所造成的债务问题，也就说银行有了钱即使借给企业，企业也直接用来还债(展期)，所以，这种投放的钱，根本没有盘活存量，服务实体经济，这种放钱虽然稳定了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钱。因此，去库存直接涉及到银行是否能够有效地将资产盘活来解决坏账的问题。同时，房地产的属性，需要从一个投资性的标的转变为消费型的标的，需要真正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问题。需要通过税收机制、市场交易机制的改革，降低交易成本，盘活存量，让投资客觉得房地产的投资未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投资标的的市场，而是要回归它的消费属性的市场。否则，房子卖不动，开发商汇款能力低，银行资金及时不能回款，银行想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去库存的问题，就是要盘活存量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想2016年都在供求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怎么把今天的健康消费需求能够释放出来，一个是怎么把房子的供给能力通过税收机制的改革等等，把它盘活出来。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的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在赌注盲目向银行融资的同时，加快地方债市场建设，这有利于调动社会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为提供利率市场化后监管部门所需要的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打下基础。二是去僵尸企业的杠杆，通过重组、收购、退出和必要的破产程序，把浪费的资源盘活出来。三是去金融投机的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开始出现了场外配资，互联网P2P过度加大金融的杠杆，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赚钱方式。现在的监管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靠钱养钱的模式，甚至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也放弃了主营业务，开始拿产业的资本进入到金融投资的平台上，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在2016年一定要加强金融的监管，要在金融的市场去杠杆，真正地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能够降低下来。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由于金融的杠杆加得过高，最后金融的投资收益被过度的资金释放，带来了追涨收益高的现象。而金融市场的收益恰恰是今天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为金融市场的收益高了以后，银行的存款就出现了流失，最后银行就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提供贷款的模式。只能通过理财产品这样一个服务，通过高成本的回流资金的方式，再来对实体经济服务，这时候他贷款的利息已经不是吸收以前资金的存款渠道，而是通过理财的高成本的渠道回笼资金，所以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借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期限很短，利率很高，这样降成本就降不下来。国家货币政策已经如此的宽松，已经让银行互相的借贷成本得非常的低，但是一旦银行去跟客户打交道，借给那些没有抵押能力，但是未来赚钱能力又是不确定的中小企业，今天他借出去的条件就非常的苛刻，期限短、资本成本高。这样的话企业拿到了钱，也不可能再为实体经济服务，只能去冲到金融市场去博一把，最后投资失败的话，就出现了跑路的企业家，这样的一种现象不容忽视。一定要把金融的杠杆去掉，然后才能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才能够做结构调整的补短板的问题。补短板中国的短板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就是最大的短板。我们以前的增长方式是靠招商引资，搭着跨国企业的便车去做出口，民营企业的出口也是看跨国企业做什么市场，他们也学做什么市场，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像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需要进口大量的海外技术部件或者是贴海外的品牌才能在海外市场赢得更大的份额，这个商业模式花去他们高昂的代价。但是在过去因为有劳动力便宜的成本，地方政府给他们土地资源的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再加上税收的监管又比较弱，偷税漏税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所以讲白了，中国过去的企业最大的短板，就是靠成本的优势去争夺市场的份额，以此对冲技术高昂进口成本。再加上政府通过资源价格管制，给企业的便宜外汇和便宜的利率，便宜的油等。但如今都跟市场接轨了，这种成本优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商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能够让中国的制造业生存的短板问题必须要解决，能不能有自己国产化的技术，去替代用高昂的成本进口海外的技术。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自己的民族品牌，去替代贴海外的品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这部分的成本如果能够降下来，我们自己的企业就可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短板真正的能够解决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盘活了。由于中国的企业赚得到钱了，中国银行也敢给企业借钱，现在中国银行业不想贷给中小企业，不是他们钱荒的问题，而是企业经营赚不到钱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有钱也不敢贷。当中国企业把这个赚钱能力的短板补掉，中国银行业对企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银行不会再把对公业务的钱，拿到今天对家庭理财的业务，然后通过通道业务又把钱送到金融市场理财，这样的模式就会改变，所以现在的短板就是实体经济的赚钱能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短板靠搭便车补掉了，这个短板就是我们靠跨国企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过去采取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的短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非常糟糕的制约被掩盖了，因为我们是用海外招商引资的钱去服务实体经济了，所以金融短板都没问题。现在这个短板，由于招商引资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跨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减少了，资本流入的结构也在在从长期变为短期，所以接下来的短板就是中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有找到好项目的能力。以前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没关系，找不到好项目都没关系，只要跨国企业的钱能够找到好项目，我们搭他们的便车就行了。现在要我们自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有我们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自己的品牌，这个短板一定要补上，不补上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不补上就会出现金融体系大量的资金不得不空转，从而滋生了股票市场场外高杠杆配资，P2P运营中采取旁氏骗局的“商业模式”。二、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改革方向定得非常及时，中国应该尽早地开始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是明年就立刻能见成效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中国30年形成的这种出口带动投资的外向型增长模式，立刻要转变为中国自己国内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难度很大。或者哪怕我们还是坚持一部分靠出口，但是今天全球的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复苏都非常的脆弱。2016年世界经济是不是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状况，让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出口的市场，我不乐观。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增长方式，明年能不能靠出口的提升，再给我们时间，现在看这个时间都没有。明年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一年就要把增长方式转变过来，不太可能。第二，我们2009年所做的4万亿的刺激经济的做法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政策红利的后遗症。到今天这种后遗症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要把这个包袱解掉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因为它在以下五个方面造成了我们资源配置效率严重损失的存量问题：1、产能过剩。政府在2009年带着我们围绕整个大的产业振兴计划，后来是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包括光伏产业，这样投资引导，结果形成了全国各地，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都做了同样的投资，结果重复建设，投资过度，不得不恶性竞争，即使是光伏产业也因为价格恶性竞争，处在这个行业中的低端水平。现在这些行业都处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中。2、全民理财。因为4万亿的做法是货币政策拿钱，财政政策投项目，银行的信贷跟上。这种投放资金过度，造成老百姓对今天票子发的过多以后，未来这个钱不值钱，放在银行你的钱一定会形成负利率，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息赶不过未来自己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今天把钱放在银行，都到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去理财，最后全民理财的结果是造成银行的资金流失，银行为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下降，银行再把流失的资金拿回来，只能通过理财的通道，而理财的成本已经给实体经济增加了严重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是第二个后遗症，4万亿的包袱到今天，你要想把今天老百姓理财的行为转变为消费的行为，困难，短时间不可能。3、国进民退。很多民营企业家4万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机会拿到政府的采购行为，最后他们把30年，2008年之前30年所创造的产业资本拿过来炒房，炒股票，出现了国进民退，民营资本退步了，去玩金融资本，而玩过金融的企业家，再让他做实业难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推动供给端的改革，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式，将改革的重任交给没有沉迷金融投资的企业家和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创业才刚刚开始起步，要获得丰硕的成果，还起码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短期就想看到我们市场活力的再现有相当的难度。4、贪污腐败。今天我们看到在那个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时代，以权换钱、以权谋私的现象非常普遍，居然成为了一条商业运行的潜规则。最后使得一些党性不强的地方政府官员，今天成为反腐倡廉的反面角色——为他们的贪婪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特征，那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从昔日过度作为到现在的“不作为”，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明年地方政府还是像现在这样不作为的话，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要实现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5、环境的破坏。政府过去的治理模式，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重资产，高能耗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应该把财政的钱用在环境治理等民生问题上，但却为了追求GDP增长给自己创下良好的政绩，大兴土木，这些都造成了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个问题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种慢性病，立刻要解决环境的问题，明年就到不可能。所以环境的污染会造成我们有能力的消费群体移师海外，甚至未来生活都选择在海外。他们认为在中国投资的标准低，赚钱在中国好赚，但是现在中国的赚钱机会没有了，要生活的话，还是没有环境污染的海外更好，买商品更有安全感，这样的话，环境的污染造成了中国消费的流失，于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产能释放变得更加困难。第三，成长的烦恼。如果调结构的任务放在美国去到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他们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成熟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在世界的前10位。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70位左右，这样一种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要解决今天的库存，解决今天的产能释放是困难的。一方面，中国40%的农村人口，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城镇化，他们的消费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较相差甚远，消费还处在一个是解决温饱的水平，而达国家的追求幸福的消费范围各种各样，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和高支出的消费能力，是我们目前达不到的。另一方面，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居住的居民，中高收入的人群较多，购买力的相对旺盛和公共资源(养老、教育、医疗、就业、商圈等非常珍贵，所以，大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积淀才能确保未来安心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货币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不能及时加以解决，那么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困难的。再者，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仇富心态的扭转，环境的优化，都是解决有钱不在中国消费问题的努力方向。三、用好市场两种资源是化解中国经济各类矛盾的关键今天中国政府非常务实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就是人均收入要倍增，要把我们的老百姓带到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就有一个悖论问题来了，收入没有到小康社会，收入的倍增靠谁来买单，企业发力但是缺乏市场消化能力的问题，就是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给我们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所以解决成长的烦恼，我们应该用好政府指出的两种资源：在国内先解决以环境、消费者保护等等的问题和税收问题，以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实施“互联网+”战略，把制造业的高成本通过服务环节的创新将成本降下来，从而确保中国劳动大军在碎片化的时间，在确保诚信的环境中，进行消费，积少成多，也能释放出国内足够多的产能；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上海自贸区，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的方式，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全靠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量来解决中国今天要实现的五个方向的转变，那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成长的烦恼和过去积极的政府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今天负资产，以及30年所打造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东西都不是明年一年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当然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当作一项竞标赛，最后为了达标，又是政府出来解决。而政府解决的方式往往会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加以支持，因为政府手里面没有钱，你叫它减税，它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减税等于政府财政收入没有了。政府已经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财政收入已经很薄了，还要完成减税的指标，只能通过货币的印发，来解决减税的政府让利所需要的资金。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又是政府带着我们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把今天政府干预市场的后遗症留在了未来！所以，现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方向的改革任务，一定要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路：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绝对不能够依靠政府去购买楼盘，政府拿钱去消化今天的产能，政府去通过印钞票降低资金的成本，如果一切的问题又回到政府来解决的话，未来的后遗症是更加得严重，现在的关键是要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上海自贸区的探索负面清单改革的方向，这才是重中之重。五项任务三大挑战两种资源
E. 如何理解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金融创新是创造并普及新金融工具、新金融技术、新金融机构和新金融市场的行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加快金融创新，是当前阶段全面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的有力杠杆。
1. 进一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实体经济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环保、城镇化、小微企业、“三农”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金融体系应对围绕更好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方式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更有效率地配置资金。具体可概括为“四新”：推广新业务，满足小微企业、“三农”、中西部地区等领域不同客户的差异性金融需求；开发新产品，拓宽抵质押品的范围；创新资产证券化业务，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创新金融服务渠道，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2. 更好实现价格发现功能
当前，在我国商品价格放开的同时，资金价格、资源价格仍受一定管制。随着各个领域自主定价程度的不断提高，能否形成合理有效的价格，影响和决定着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有效改善发行和交易机制，创新交易品种，培育形成完善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发展远期、短期等衍生品市场，引导金融资产和大宗产品合理定价。金融机构应当加快完善内外部定价机制，提高差异化、精心化定价能力，是价格更好的反映资金供求关系。
3. 更好的满足金融消费者需求
目前，我国老板姓投资渠道主要是存款、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渠道有限，仅靠现有的市场产品难以有效满足金融消费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多样化要求。很多资金通过表外理财、民间借贷等方式，变相投到房地产等过热领域。资本投资市场的失衡状态要求银行机构应当围绕消费者需求，创新财富管理和理财产品，拓宽投资渠道；创新技术手段，利用更便捷的方式，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公平性和可获得性，让金融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好地普惠及金融稀缺区域。
4. 有效改善风险管理
改革开放的深化，一方面有利于增进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微观主体面临一些新的不确定性。例如，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意味着汇率的波动性加大，我国金融市场业更易受到国际金融试产波动的影响。在“走出去”进程中，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承担更多外汇风险、国别风险等，对风险管理的需求将大大增加。截止2013年6月底，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名义价值已经达到了近700万亿元，利率、汇率、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在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能力，穿心相关金融工具，切实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并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5. 推动银行机构发展转型
当前，银行机构粗放型经营方式不可持续，发展转型迫在眉睫。我国经济体量大、各地发展不均衡，不同经济主体对金融的需求也呈现差异化特征，既需要打的综合性、国际化银行，也需要专注于特定领域或地域，擅长做精做细的专业化、本地化银行。银行机构一方面应当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开产差异化创新，改进业务模式和形成新的盈利增站点，塑造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银行机构也应拖过创新实现管理的转型，完善公司治理，科学设置激励考核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增强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等系的担保方式将得到更多应用，增加了相关主体的金融可获得性，使金融业态在产品、渠道、经营模式等方面出现新的气象。
F. 如何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的改革举措
今天，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刚好一个月。在这备受瞩目的一个月里，多项经济改革措施应运而生，其中涉及IPO发行体制改革、金融支持自贸区、地方国企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等多项热点。专家分析，这些举措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行动，释放制度红利和经济活力；经济领域改革是明年最大的亮点，而市场决定作用则是明年最大的看点。
三中全会后 8项经济改革政策密集出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经济改革快马加鞭，中新网财经频道梳理了一个月来，政府出台的经济相关改革措施。
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据悉，意见发布后，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进行相关准备工作，才会有公司完成相关程序。预计到2014年1月，约有50家企业陆续上市。
12月2日，央行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积极促进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其中提出在自贸区发行同业存单，并且允许自贸区企业和个人投资海外市场，也允许境外机构通过自贸区投资国内证券和期货市场，被认为是取消了QFII和QDII的限制。
12月4日，财税改革传来佳音，营改增再扩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12月8日，央行公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允许金融机构发行同业存单，金额不得低于5000万元，利率市场化改革再次迈出重要一步。
日前，媒体报道称地方国企改革正在加速，上海、山东、重庆、青海、贵州、无锡等地正加紧制定或完善当地国资改革方案，上海方案拟于下周推出。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国资市场化改革都已启程，目标指向产业升级与转型。
12月10日，国务院公布，取消和下放了68项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简政放权。其中包括取消煤炭生产许可证核发、设立煤炭经营企业审批。
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指导做好2014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表示，坚持供需双方自主协商确定价格，凡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得进行干预，并继续实施煤电价格联动。
12月10日，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不搞GDP排名，而是注重政府举债及问责。
改革是明年最大亮点 市场决定作用是最大看点
对于政府密集出台的改革举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网财经频道分析，虽说要全面深化改革，但经济领域改革是重点；这些改革措施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行动。
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幕，将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明年被认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元年”。有专家表示，在明年的经济工作部署上，改革将会取代经济增速成为更重要的考核指标。
“经济增长目标由政府各个部门决定的思路需要发生变化，要更多服从市场规律。改革是为了释放制度红利和经济活力，使未来经济更好更健康平稳地发展，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市场作用的结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谁得到资源谁就有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赵锡军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最大亮点，“全面”就是经济领域方方面面的改革都会推进，而“深化”则是改革难做的部分要继续推进、难啃的“骨头”要花大力气啃。
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赵锡军看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是明年经济改革的最大看点，市场能否起决定性作用是判断改革成果的依据。包括要素价格机制和经济增长都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真正由市场来配置和决定。
“政府改革推进越来越快，只要今年能做的肯定会尽早推出来，明年没能推出来的改革，恐怕是难度非常大的。”赵锡军对中新网财经频道分析，财税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是未来需要重点推进和深化的领域，还要配合其他领域的改革措施，比如政府事权的分配。
G. 政府支持力度，怎样去发展
所谓的实体经济主要相对于金融经济而言的，它主要是指对实质性商品的投资、生产、交易与消费，其活动是为了满足当期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而金融经济是指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各种金融服务活动，或一些金融产品的内部循环等。目的是创造条件面向未来各种需求。可见，两种经济是存在明显差别的。而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就是要通过政府政策的方式来激活实体产品生产等各环节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为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激发整个经济增长动力。
那么政府如何才能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其实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就给出清晰的答案，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根据这个思维逻辑，首先是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因为，就目前商品市场的情况来看，除了极少重要生产原料之外，基本上都市场化了。但是在要素市场，还是充斥着政府的层层管制，无论是资本和劳力还是土地，这三大要素市场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严重错置。政府要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就得调整扭曲的价格机制，就得让三大要素市场全面的市场化。
H. 2000年至今出台和金融相关的政策 都有哪些
（九）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政策措施：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汇报》，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覆盖我国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最高50万元的有限赔付，以低费率起步，将保费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意义与效果：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存款人利益和完善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50万元的保护限额，能够为全部金融机构99.6%和城市商业银行99.5%、农村金融机构99.7%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能够确保绝大多数存款人的信心和稳定。
（十）建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政策措施：2013年6月26日，国务院第14次常务会议明确，发挥好开发银行对棚户区改造的信贷支持作用问题。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的方案，推动设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
意义与效果：设立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有利于将政府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为大规模棚改开辟成本更低、来源稳定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工具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了1万亿元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额度，资金利率较市场利率低约1个百分点。截至10月末，使用PSL资金发放的棚户区改造贷款3127亿元。
（十一）深化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政策措施：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原则同意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明确了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
意义与效果：深化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界定业务范围，妥善解决政策性财务挂账等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明确资本补充计划，建立科学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有利于其逐步建设成为定位明确、功能突出、业务清晰、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真正发挥主体和骨干作用。
（十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
政策措施：发起自担风险民营银行试点工作，已批准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筹建。
意义与效果：开展民营银行试点的一小步，是打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玻璃门”的一大步，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进一步优化银行业结构，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提升微观金融效率，加大对薄弱领域和环节的金融支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十三）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政策措施：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第22次常务会议部署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了方案，新增3000亿试点规模。
意义与效果：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源的有效措施，有利于腾挪信贷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2014年8-10月，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24单、914.5亿元，比2014年上半年多121.3亿元。
（十四）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政策措施：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范围。稳妥推进优先股试点工作。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有序扩大至全国，并推出做市商交易机制。截至12月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1434家，总市值3994.47亿元，累计实现融资151.16亿元。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行为。进一步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创新，规范私募基金发展。
意义与效果：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杠杆率，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发家数为35家，募集资金136.3亿元，分别较二季度多增26家、86.7亿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303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4%，较上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
（十五）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政策措施：2014年7月14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汇报。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化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意义与效果：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有利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带动扩大社会就业，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保障社会稳定运行。一是2014年1-10月，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17301.5亿元，同比增长18.25%。二是保险公司加大了保单质押贷款的服务力度。9月末，保单质押贷款1692亿元，比年初增加357亿元。三是逐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市场的范围，放开创业板股票投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截至10月末累计投资金额约6660亿元。
（十六）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
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积极拓展多元化投资，为企业提供委托贷款，创新服务方式，充实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成立总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支持中俄管道供油250亿美元。中俄原油增供673亿美元。向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提供外汇资金3848亿美元。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促进亚洲基础建设互联互通、加强地区贸易投资合作创建平台。
意义与效果：完善外汇储备运用和管理，有利于支持我企业“走出去”，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和劳务输出，扩大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服务实体经济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政治外交战略。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十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政策措施：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加强金融管理部门沟通，形成监管合力，防范金融风险。
意义与效果：目前，我国实现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协调，对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成立以来，加强金融领域重大问题研究，已就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规范同业业务等达成共识，并出台配套政策和措施，为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八）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政策措施：2014年，印发《国务院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国发〔2014〕30号），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意义与效果：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体系，明确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健康发展。
（十九）防范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3日，国务院第67次常务会议听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情况汇报，并提请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
意义与效果：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包括货币总量不小、企业杠杆率过高、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部分影子银行扩张过快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一是动态排查风险隐患，把握趋势，前瞻性掌握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和“引爆点”，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妥善应对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有关部门发布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调整房贷政策，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贷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三是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强总量风险控制，优化贷款结构，逐步化解存量风险。截至2014年9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为0.06%，比2011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四是妥善处置信托、理财等金融产品可能引发的兑付风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有关单位落实责任分工，完善监管制度，做好风险防控。五是妥善应对退保风险。六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三次启动应对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出和流入的政策预案。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二十）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
政策措施：2014年1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沪港通交易试点正式启动。
意义与效果：启动沪港通交易试点，使内地与香港投资者能够互相买卖股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沪港通交易试点启动以来，总体运行平稳，交易结算、额度控制等各个环节运行正常，为境外长期资金投资A股市场提供了便利。截至12月9日，沪股通总额度使用594.42亿元人民币，余额2405.58亿元人民币，总额度使用效率19.81%。截至12月8日，通过港股通从内地流向香港的人民币资金累计65.88亿元。
（二十一）金融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
政策措施：有关部门先后出台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共计54条，构成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框架，明确了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
意义与效果：在上海自贸区试点有关金融政策，推动资金正常流动、市场化定价及其相关管理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经营，鼓励开展特色业务、针对性建立相对独立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深化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改革，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将为金融改革开放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
（二十二）推动双边本币互换
政策措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主要是维护金融稳定，便利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和投资。2013年3月以来，人民银行与巴西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涉及资金人民币1297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