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

1. 如何正确理解新形势下的互联网金融监管

今年“两会”的政府报告将“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列入2016年重点工作部分，同时也强调要“扎紧制度笼子，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2016年可被称为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元年，互联网金融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为什么进入新的阶段?

规范既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途径和工具，又是其发展的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和新判断,没有质量的发展是浪费,没有效益的速度导致的风险将更大。只有通过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和体系的建设，才能实现长远、有效率的合规增长，进入科学的发展轨道。因此，规范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

规范也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必经阶段。总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野蛮生长”，正如2014、2015年，这个阶段主要发挥“市场之手”，通过市场力量的推动，实现自下而上的快速发展;二是“规范发展”，即要发挥“政府之手”，加强管理、完善体系、严控规模，阻止其产生系统性风险，避免金融危机;三是“稳定增长”，这个阶段注重动态优化“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组合，鼓励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竞争和融合，实现长效、科学的增长机制。

另一方面，规范也将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过为迅猛，导致的问题多、风险大，这都是规范的前提和背景。今年可能会出现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熬冬”的情况，但互联网金融大势所趋，互联网金融正如星星之火，春风吹又生。抗住了寒冬，春天还会远吗?

颠覆还是竞合：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是什么关系?

当前，市场有不少声音认为互联网金融犹如中国金融的救命稻草，代表着新趋势和新方向，甚至可以替代或颠覆传统金融。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不客观、不理性的，期盼一步登天，结果将是摔下来遍体鳞伤。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

1、互联网金融目前无法替代传统金融。

一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在传统金融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之上，互联网金融的支付、缴费、代理等业务的起点和终端都离不开银行账户;二是互联网金融改变的只是跨界的金融服务获取方式，并未创造新的服务功能，也没有创造新的金融市场;三是互联网金融必须以传统金融安全稳定作为保障和支撑。因此互联网金融短期内必须立足于传统金融已有的基础，不可能“另起炉灶”。

2、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宏观可控。

一是从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看，这是由中国民众和市场自发主导的，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变革过程，具有典型的“渐进性”特征。二是从美国经验看，1933年美国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投资银行体系发展近60年，直至1992年才超过商业银行成为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三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特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中短期内互联网金融不可能取代银行体系成为主导，宏观金融风险将处于可控状态。

3、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将走向“竞合”和“螺旋发展”。

一是互联网金融将倒逼传统金融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加强创新能力、转变发展模式。二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在服务对象、行业规模、经营渠道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将在充分竞争中互学互鉴;三是我国一直从战略上适度保持着对金融的国家控制力，通过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三位一体”的政策整体框架，有能力协调、统筹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竞争融合和螺旋发展，实现“1+1>2”的增强效应。

松严适度：如何正确理解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互联网金融从诞生起就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具备了跨界、跨行业、跨领域的特点，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不能完全比照传统金融监管，而要用宏观审慎的理念，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方法。将传统的分业监管、机构监管转向混业监管、功能监管，采取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和创新监管。

一是创新监管。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要创新监管理念和模式，利用宏观审慎框架，实现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二是协同监管。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渠道、机制的监管涉及方方面面，确立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联席制度，从分类监管向统和监管转变。

三是柔性监管。正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对政策敏感度高，政府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政府应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市场则“法无授权即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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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底线监管。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普惠性，为其设置底线，互联网金融不得非法集资、设资金池、违法经营等，以保证其健康发展。

五是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全面透明完整披露风险信息。加强消费者和从业者教育，加强风险教育。

六是自律先行。利用协会的中介作用，按照金融特点制定行业规则，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健全内控制度，更多地通过企业加强风险管理、内控制度建设，以及加强行业自律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

2. 互联网金融监管意味着支持 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着重强调“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自2014年至今，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已连续三年提及互联网金融。与2014年和2015年的“促进发展互联网金融”相比，2016年的报告中提法已变更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如何在规范同时发展，将是2016年互联网金融企业必将直面的问题。

互联网颠覆不了金融

从诞生之日起，互联网金融就叫嚣着“颠覆”传统金融，但是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颠覆”真的那么重要吗?

互联网金融不是互联网和金融业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技术水平上，被用户熟悉接受后，自然而然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产生的新模式及新业务。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

互联网金融从诞生到发展，本身离不开市场的需求。2016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在规范之外，还有发展。互联网改造的任何一个领域，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其次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互联网进入金融领域也是如此，针对中小企业的互联网金融，能够帮助解决这些中小企业拿不到资金的难题。比如对于四大行等银行来说，三亿以内都叫中小企业。因此，把合适的人引向合适的金融机构，这是互联网可以做到的。

因此，互联网金融企业服务的对象也正是中小企业和个人。互联网金融所有的出发点和所有的思路，都应当围绕在怎么服务好中小企业和服务好个人。

互联网是颠覆不了金融的，但是很多银行或者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载体，可能会被颠覆。像媒体一样，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颠覆记者本身和内容生产。互联网金融领域也是如此。真正在做互联网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在生长的，但那些野蛮的、出现问题的，其实并不能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

当然，我们在看待互联网金融行业2015年出现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应该正视整个行业到底是谁在做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正是因为行业内一部分“谁”和“做什么”出现了问题，也就加速了2015年监管层面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从2015年7月18日的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的指导意见，到12月28日出的关于整个P2P行业的征求意见稿，都是在加速整个行业政策的落地。

监管意味着支持

有政策落地，对于行业健康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其实，行业里面愿意规范发展、愿意领先性发展的企业一直都在呼吁早点出政策，因为出政策有几个好处。首先，企业知道往哪儿走了。其次，能够规范行业内的不良行为。所以，从行业领先企业来讲，或者对于愿意规范性的发展的企业而言，是希望政策早日落地的。

那么，会否有一个整体的监管机构?如果专设监管机构，并不符合简政放权的思路，因此不太可能。但是，肯定会有相关的规则、协会式的监管出台。

其实，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兴行业来说，监管是一件好事。监管层面在出台监管政策的时候，还往往有配套——怎么监管你，怎么发展你。所以，在被监管的同时，行业可以有机会享受更多政策的扶持或者支持，甚至一直到服务器都有产业、政府的引导基金给予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也是对行业的促进。如果行业没有监管，优惠政策也会相应消失。所以，监管也意味着对行业的支持。

互联网金融监管重在执行

从行业角度来讲，过去出现问题的很多平台和公司，其实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是能够提前发现问题的。因此，加强协会式的监管对于行业发展同样重要。协会式的自律监管能够帮助行业内的声音进行传达。比如通过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反馈到两会上，还可以协会的方式向监管部门提供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作为一线从业者，更知道哪种行为可能有问题，这个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一个监管策略。

另外，我们一直在呼吁政府建立黑名单，或者对一些不良行为做更大规模的管理。2015年是出监管政策的元年，但实际上很多政策早就有了，未来，大量的落地、大量的细则应该会在2016年被执行。2016年将会是监管政策落地的一年。

监管政策落地之后，哪个部门、如何执行则需要明确。比如去年公司注册名称不能带“投资”两个字，很多PE、VC都受到了影响。因此，未来在执行时，不宜完全搞一刀切的政策。否则可能对于很多行业、企业的具体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016年所谓的落地年和执行年，最重要的还是执行。从整体来讲，监管层面还是在看这个行业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所以，2016年需要有大家共同的声音推动逐步调整，永远不要忽略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很多政策都是基于十年、二十年前的技术，尽快与互联网时代定的规则结合，将能更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

3. 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范围、人数、金额和环境，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
在交易额只几千、几万元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方便看得最重要，因为即使全丢了，也不一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支付宝、余额宝的吸引力所在。对于从事互联网放贷的金融机构，也大致如此：只要每一笔贷款投资数额很小，“大数定律”使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在众多项目上都投来化解单项投资的损失。但这些“小额”互联网金融也只能停留在“小额”，上升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金额后，人们不见面就交给“机器”去帮自己理财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中国社会里，基于抽象机器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让人们放心到不再要传统银行、不再要传统金融机构的面对面交往。即使今天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未来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就会提醒甚至教训他们这一点。
当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概率就会大增，不监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超过监管本身所隐含的社会代价。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可是，如果金融交易的人数达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时，这时候金融交易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变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是一个“维稳”问题。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数可以超越工行、农行等，互联网金融今后面对的监管，可能比对传统银行更严。也许因为互联网金融是新鲜事，今天的监管还很少，所以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但只要遇到几次问题、几次风险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监管强化之后，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今天互联网金融热炒，但长久看，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会挤掉这个泡沫。

余额宝跟银行类似，但有潜在问题
尽管在具体安排上，余额宝可以说客户的账户跟一般基金账户一样：每份账户上的钱跟债券投资直接挂钩，因此属于“直接融资”，而非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但在余额宝客户看来，他们会认为经营方即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实际操控并承担责任，效果上跟传统银行区别不大。
可是，这类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第一，期限错配问题。余额宝账户的钱是“实时期限”投资，因为客户可以随时撤出资金、返回支付宝，而余额宝基金所投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期限不是即时的，而是有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到期，所以，资产与负债头寸间的期限严重错配，隐含利率风险。
第二，流动性错配。由于余额宝可以随时撤钱，管理方需要即时流动性，而货币市场基金产品都有固定期限。虽然债券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可以提供“即时”退出，但交易量有限，在余额宝金额不特别大并且市场正常时，流动性不是问题，可是一旦出现市场危机或半危机，可能许多余额宝客户需要同时撤资，“挤兑”压力下流动性错配问题会非常突出。特别是许多理财产品都有锁定期，提前退出的难度较大，所以，投资头寸的流动性会很差。如果余额宝等产品的投资范围不受限制，如果可以投到理财产品，房地产、土地、各类股票、私募基金等，那么，这些头寸的流动性可能更差。
第三，信用风险。如果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余额宝”或其他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靠什么保障？违约后怎么处理？资本金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否该要求经营方按资金比例拨备？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自己的资本参与每个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挑选好每一个投资品种？美国次贷危机中反映出来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问题表明，当金融经营方没有自有资金跟客户资金“同甘共苦”时，经营方的激励会出现扭曲，对所投项目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不一定那么审慎。
“互联网金融”概念自2013年以来一直被热炒。一方面是互联网公司对金融业务的积极涉足，另一方面则是传统金融行业对互联网的日益重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公司以其一贯生猛的营销方式，强势介入人们的日常金融活动，让人耳目一新。这也就促生出一个模模糊糊的“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全球的金融业。不过，互联网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后台(比如支付)和渠道，并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最早、最为成熟且应用领域最广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源于中国金融体系中 “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宏观背景，以及对“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金融业务的监管空白。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
互联网公司灵活而激进的运作模式，扰动了传统金融企业固有格局。它们正在倒逼着传统金融企业运营的市场化，以及利率的市场化。不过，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
如此，“互联网金融”恐怕是一个伪命题。对互联网进行研究，应该认识到其作为技术的本质，及其作为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包括在传统金融企业的运用。作为技术，互联网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客户体验，延展金融服务的边界，并帮助实现“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理念，“互联网金融”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美国为何没有“互联网金融”
美国是金融和互联网都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的说法。
这缘于互联网作为技术的本质。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本质上就是机器与人力资本的冲突，其结果取决于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力。而这种冲突自金融诞生之初就一直在进行。在这点上，互联网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对标准化、数字化内容传输的便利性和规模化。在金融领域，这类信息(如交易数据)和流程多为业务的后台。难以标准化的人力资本(如商业关系)则储存于个体之中，很难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在历史上，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轮淘汰。但有些信息注定难以用机器处理，而这往往是金融最重要的部分。
交易市场因为交易数据是标准化海量数据，因此受到互联网技术影响最深远。比如股票买卖，在业务处理上就是对股票所有权的登记和转让。这种所有权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便于以互联网的方式传输。美国的洲际交易所(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时，就是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建立一个能源交易市场。发展到今天，洲际交易所已经将纽交所合并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在交易市场上，互联网还促生了Ameritrade和etrade等基于互联网的股票交易平台，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散户进行股票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对传统的券商交易平台产生很大冲击。
支付领域的数据则更加单一和标准化。以货币为例，除了手中现金，大部分货币以银行记账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货币，绝大部分是数字化的借记和贷记关系。这种记账关系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也非常便于以互联网方式进行传输。发展中国家在推广小额贷时，广泛应用的智能手机的支付转账功能就借助了移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其他信息，如信用信息和经济、行业及公司的研究报告等也多以数字化方式制作并传播。
那些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和互动技术，则促进了市场参与者彼此交流，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增加了交易的流动性。这同时还加强了金融交易本来就有的网络效应。西方交易所一直都积极采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交易系统不断演化，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在不断地跨国和跨市场兼并后，少数全球性大型交易所(比如洲际交易所)出现，能够多品种、多区域、24小时交易。
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互联网技术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尤其是金融交易市场的市场结构。不过，互联网对西方金融业的影响只能说是“静悄悄的革命”。金融在后台提高了效率，但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喧宾夺主被注意到。而金融在经济体中执行的六大功能(支付、融资、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价格信号、处理信息不对称)从未改变。互联网并没有派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从这点看，它与对音乐、电影等行业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
以洲际交易所为例，它推动了美国交易市场的巨大变化，甚至吞并了最能代表传统金融的纽交所。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将洲际交易所视为互联网公司。而合并后的交易所也没被称为“互联网交易所”。
再以股票的网上交易平台为例。Ameritrade等网上交易系统和交易所系统直接相连，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费用，增强了用户体验。但从股票投资者的角度看，后台交易系统的技术改进更便于实施既定的投资策略，但是他的投资收益来源依然是所投公司(股价变动和分红)。
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没有因互联网而有任何改变，投资者依然是根据公司运营和收益前景来决定投资与否。同样，对研究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研究报告的传递，但互联网本身并不能产生研究报告。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美国的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互联网并没有产生新金融。这种认识上的清醒，使得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金融”为何盛行中国
互联网在中国金融业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由招商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但互联网在中国金融界真正发力，也就是最近几年。
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它们的发展，主要源于制度因素。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 “金融压抑”之中，利率受到管控，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而逐利的市场，必将试图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可能产生的套利空间。这就是目前所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互联网在其中只是个技术手段。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其实有着积极意义。这些企业和服务在客观上推动了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甚至倒逼了利率市场化。由于其业务主要是面向低净值客户和小微企业，它们还帮助解决了中国金融体系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是传统金融长期以来不愿或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的根本，还是利用监管空白而进行的监管套利，而不是互联网。它们没有依靠互联网而产生任何新金融。
以P2P网上借贷平台为例。P2P借贷平台在美国有Virgin Money以及Kiva(2005年，小额贷)、Prosper(2006年)和Lending Club(2007年)等。中国的P2P平台则有宜信和拍拍贷等。但是，除了Virgin Money和拍拍贷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所谓web 2.0的纯平台基础上，其他的P2P平台都提供本金甚至利息担保，基本都还是承担着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
与P2P平台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小额贷公司，其贷款规模会受到资本金的严格约束，而P2P平台则规避了这种约束，在实际上进行着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问题是，同样是进行期限“错”配以赚取利差，P2P平台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证以应对违约、挤兑等各种风险。可以说，在P2P领域，真正能够体现出“互联网金融”所隐含的金融脱媒功能的平台并不存在。相反，其监管套利活动如果发展太大反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最近谈论最多的是阿里集团的“余额宝”，这与 “互联网金融”试图隐含的意义就更加偏离，也更易被误解。余额宝在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互联网只是其销售渠道。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倒逼了利率的市场化。对之分析，要回到货币基金和银行业务的本质。
货币基金的产生，源于美国政府当初对利率的管控。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推出Q法规(regulation Q)，规定银行不可向活期存款发放利息，以防止银行为争夺存款而发起恶性竞争。货币基金的出现，就是为了规避Q法规。作为存款账户的近似替代品，货币基金可以支付利息，从而成为银行的竞争者。
与银行功能相似，货币基金也是将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放贷，包括向银行提供资金。货币基金在发展起来之后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在投资领域只能投向低于六个月期限的流动性好的高评级债。美国政府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向货币基金提供保险，引发银行不满，认为会导致储户将资金转走。
货币基金在中国同样是银行的竞争对手。余额宝就是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共同推出的货币基金。作为渠道，余额宝起到为其背后的货币基金融资的功能，使默默无闻的天弘基金几乎瞬间增加了超过2500亿元的规模，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
余额宝强大的融资功能，引发众多关注及误读。其实，与股东、债权人和储户一样，作为银行竞争者的货币基金，同时又是银行融资渠道之一，在为银行提供融资服务。银行与工厂相似，同样是拿原料(资金)，来做出产品卖(发放贷款)，从而盈利。银行的资金有几个来源：股东、债权人(比如货币基金)，还有储户。其中，从储户获取的资金成本最低。在中国现在具有“金融压抑”特征的金融体系下，老百姓的钱以极低利息放银行里，银行则从中较为轻松地赚取利差。
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吸引老百姓的钱，然后再投到银行去，从而改变了银行融资结构。由于资金更多来自市场而非储户，银行的融资结构被改变，融资成本被提高。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不可避免要做的转变。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与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与所谓“互联网金融”无关。
从基金的本质进行分析，余额宝的收益来源于其所进行的投资，比如短期国债等。余额宝的收益并非来自互联网。如果投资不力或风险没有控制好，其收益就会受影响。作为基金，余额宝带来的风险与收益(这正是投资者所需求的)并不会因互联网而改变。
与其他货币基金有很大不同，余额宝拥有阿里巴巴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很便利地吸引众多小额投资者，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客户来源。互联网，准确地说阿里巴巴，为天弘基金提供了一个其他货币基金都不具有的销售渠道。对余额宝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围绕着它本身即是个货币基金的事实来展开。将之作为“互联网金融”，从而掩盖了其作为货币基金的事实，已经在众多讨论中产生了误导。
阿里巴巴挑选货币基金合作，亦有其道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以互联网作为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货币基金投资于流动性高且相对安全的产品，是所有基金里最具同质化的产品。货币基金因此收取费用低，在传统的基金销售渠道(银行券商等)中不受青睐，也很难向小额客户推广。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众多客户，获取基金客户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从而可以迅速做大。
余额宝为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基金，互联网只是销售渠道。
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剖析，同样要回归“传统”金融的本质，而互联网只不过是其在技术上的运用。这些“互联网金融”服务没有创造出特殊的，完全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
互联网公司惯有的以烧钱来博眼球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金融所秉承的理念完全相反。金融在本质上是对风险进行经营，多遵循审慎原则。比如，投资可以说是以 “赚钱”为唯一目标的行业，但同样遵循首先是不输钱，然后才是赚钱这一原则。这与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规则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刺激了传统金融企业，使其更加面向市场和客户。另一方面，它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基本的金融风险管理规则，可能造成行业的无序竞争，甚至积累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并非科学提法
迄今为止，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这在中国更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这等于将后台的技术改进与前台的金融功能混为一谈。
正如上文所述，在互联网和金融都最为发达的美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因互联网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学术界和业界都从没出现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说法(用谷歌对Internet Finance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其结果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并没有产生新金融。将二者放在一起谈所谓“互联网金融”，从而将之当成一种新的金融形态的分析，是中国独有的。而在中国，之所以会有大批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存在，根本原因是金融管制形成的监管套利空间。
更广泛来看，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中，互联网能真正产生冲击的都是渠道。那些因渠道被冲击而消失的企业，也都是那些经营着已经商品化了的无差异产品的企业。互联网可以将更多的内容提供者带入市场，也可将产品推向更多使用者。所谓颠覆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也集中于渠道。比如谷歌，就依靠搜索而获得巨大成功。相对于一个特定商业领域的核心功能来说，消费者关心的终究是内容。渠道本身并不能产生内容。
以互联网冲击最大的领域音乐为例，互联网的下载功能改变了音乐的销售渠道。但对一个歌手(或唱片公司)而言，创作出受欢迎的音乐永远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在金融的支付领域，互联网使支付变得快捷方便，但它依赖的还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整个支付系统基础设施(比特币就因为获得不了中央银行的支持而屡遭挫折)。而支付背后的经济关系(如债务的产生和消除)更不会因互联网本身而改变。媒体方面，互联网使新闻的传播更为快捷和民主，但当新闻已经同质化后，媒体最终赖以生存的还是内容。好的内容和分析才会真正吸引顾客，这从美版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的演化就可以看出。同样，研究报告的传递因互联网而改变。但互联网产生不了研究报告。
对一种组织形式或商业流程来说，产生一个与实体相对应的虚拟的互联网概念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彼此的确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对某一特定商业功能，比如金融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互联网本身很难有什么创新。比如ATM的出现，使存取款变得方便，但是存款作为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业务本质没有任何改变。ATM改变的只是渠道及其带来的业务便利性。
中国当今“互联网金融”概念下的商业模式，无一不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存在形态。它们利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实际上做着与传统金融并无根本差异的事情。互联网目前还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就像当年的电报电话以及电脑技术的运用没有催生出“电话金融”或 “电脑金融”一样，互联网在金融业的运用也没有催生出所谓“互联网金融”。

4. 为什么说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元年”,5件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代表性模式，如三方支付、P2P网贷专、众筹等属创新模式，经过前期一一些年的酝酿与发展，到了2013年互相促进，进入到了爆发期。出现了规模级的现象，如余额宝从2013年6月份上线，仅18天，用户数量便突破了250万，一年之后用户数超过了1亿元。还有各式各样的P2P网络借贷在2013年迅速发展。P2P年从英美2006年出现以来，在国内已经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模式，P2P网贷试图运用互联网的渠道，实现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脱媒”，掀起了新型直接融资模式。

5.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准确的是哪一年

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元年。
在这一年里，互联网思维如同一场当代的文艺复兴，影回响并改变着传统答的金融业态和格局。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业机构开始积极谋变以巩固既有优势地位。而阿里巴巴、腾讯、网络、新浪、京东、苏宁等互联网企业则开始在金融领域跑马圈地并试图构建自己的业务模式。这些金融“新贵”成为了金融业的“搅局者”，打破了固有的金融格局。

6. 互联网金融元年是2013年还是2014年,依据

2013年，余额宝的成立 ，及各大银行所跟风的高仿版余额宝，层出不穷

7. 2013年为什么成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2013年，各种互联网项目层出不穷，虚拟货币，拆分拍，复利盘，分红盘，互助盘，都涌现出来，有人赚了，也有人被坑了，这都是必然的过程

8. 互联网的金融监管需要坚持什么监管

互联网的金融监管需要坚持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的监管。

党中央、国务院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视，对出台支持发展、完善监管的政策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

要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规范从业机构的经营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就应拿出必要的政策措施，回应社会和业界关切，深入研究在新的市场环境和消费需求条件下，如何将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与完善金融监管协同推进，引导、促进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业态健康发展。

为此，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按照“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8)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扩展阅读

互联网金融监管法治化

1、依法运用监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基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金融稳定等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在法律授予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创新监管手段。

2、有效运用司法机关的权能。诉讼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在新的立法没有诞生之前，应充分发挥司法部门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在具体案例的审理中发现规则，通过司法解释将现行法律规则应用于司法审判之中。

3、尽快实现互联网金融的软法治理。通常意义上，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可以称之为“硬法”。软法”则是相对于该种特征的硬法而言的，指那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也能产生规范实效的法律规范。

9. 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元年”是哪一年

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元年，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从监管政策发布的密度，还是监管政策的力度，2015年都堪称是历史之最。
在一系列监管政策中，不得不提的是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同时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给互联网金融划出了底线，可见《指导意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业内人士称其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基本法”。《指导意见》出台后，7月22日中国保监会又印发了互联网金融行业首个配套文件——《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停办法》，明确了互联网保险业务。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则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肯定了P2P的合法地位，并明确了P2P的信息中介性质。
12月28日，在即将告别2015年之际，互联网金融行业则在这一天之内迎来了两大重磅政策。28日下午，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当日傍晚，央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尘埃落定。
当然，2015年互联网金融行业在政策的强力规范下，也显得有点“沉闷”。据有关机构统计，截止2015年12月，国内共有1302家P2P平台倒闭，668家跑路。不难看出，这一数字的背后不仅仅是投资者的损失，更凸显了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
记者发现，虽然2015年倒闭和跑路的平台数量依然较大，但与2014年相比问题平台大多并非恶意欺诈，多是因为自身运营不善和风控不严才导致倒闭和跑路，说明在强有力的监管之下，互联网金融行业已开始逐步走向规范的事实，一个更规范有序的巨大市场已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