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吴敬琏：政府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但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即TFP，全要素生产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让现在的加工制造业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叫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 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 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第一，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四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能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⑵ 吴敬琏：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资料图）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线
目前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说纷纭。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 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就是从前一种增长模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资源枯竭、 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1994年实施人民币深度贬值和汇率并轨，支持了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使得 我们维持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
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货币超发的后续效应显现，通货膨 胀压力增加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
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资和贷款的措施来“保8”。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 政策。
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
只能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不致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体通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曾经取得了二十来年高速增长的优良成绩，但在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宏观经济大问题。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其中，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一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现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 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
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是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
，或者如“十二五”规划讲的，“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因为存在
认识方面的障碍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支撑的，因为按照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
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其次，是因为存在
体制方面的障碍
。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第二，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进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好势头。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 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
总之，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继续沿用前30年的老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率了。据一些经济学家报告，近年来效率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升反降，就是上述问题已经出现的明证。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⑶ 吴敬琏的母亲是谁
邓季惺。一位出色的报人，也是一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⑷ 谁能给我推荐几本中国人写的好的经济类书籍（偏向金融、理财），别只介绍郎咸平，吴敬琏等人啊。
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 写的比较基础 至于后面那个问题 是的 中国人在所有思想的领域都内没有牛人 只有那些具体容操作方面的东西 比如股票 房地产 或者是 营销什么的还有不少 中国人写的书我也读了不少 基本上读了跟没读一样 因为中国人看的比较肤浅 比如郎教授也是比较肤浅 我高中对他的书就没什么兴趣了 我是说任何一门学科
⑸ 吴敬琏传读后感
[吴敬琏传读后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看完了，朱敏的《吴敬琏：风雨八十年》，感触还是有很多啊，吴敬琏传读后感。本来是不写这个的，但是为了响应一下学校的书香博客。还是写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可谓写的尽心尽力啊，把吴老的大半生历程虽然不是入木三分，但是都做到了真实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只有两点。一、吴老的人生历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二、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一、吴老的人生历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全书把吴老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30至1949年间的理想少年岁月。二是1949至1976年间的"莲""兰"同生共荣的青年情意。作者用浓重的笔墨描述了吴老的两位恩师孙冶方和顾准，这两位导师的求真态度、不倦探索精神以及正直的人格，深深地影响了吴老。吴老给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吴晓莲、吴晓兰，本身就蕴涵着无限的寄托。三是1976至2000年间担当"市场经济旗手"。他见证了改革时代的潮起潮落。四是最近十年寻求法治市场的晚年理想。他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一阶段，理想的萌芽。家族的传承，自小生活在一个有着传统资本经济的大家庭，并经历着国家的风雨变幻，使得吴老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对国家命运与社会问题的思考。晚清与中华民国初的动乱年代，家族的实业救国思想让吴敬琏知道，国家强必须压经济强。在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加大了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使得民族资本举步维艰。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大肆的发行货币造成的经济混乱，物价飞涨。使民国的经济系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吴敬琏也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经济系统的重要性。那时吴敬琏母亲的为了防止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用资金买进黄金等，这个做法就真的值得赞扬。在今天的中国也很适用。在后来红色思潮的不断发展时，吴敬琏看到了中国振兴的希望，就坚定了它"跟着共产党走"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满怀希冀。第二阶段，莲和兰的情义。在这段时间，吴敬琏经历了人生中最困惑，最艰苦的时期，而新中国经济也经历了最残酷的，最困惑的发展阶段。建国初期，新中国的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时就读大学的吴敬琏也充满了雄心壮志。那时全社会都在以苏联模式为前进方向，确实在初期的计划经济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功。但是在苏联模式的问题暴露出来后，中国的经济也陷入了困惑的局面。此时的吴敬琏遇到了对他经济思想影响颇深的两个人：孙冶方和顾准。孙冶方看到了个人迷信、家长作风和长官意志的隐患，他努力去摆脱这个不良作风的影响，重视科学建设，也重视青年研究者得培养。吴敬琏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栽培。然后在1956年，吴敬琏第一次遇到了顾准，一个和他有着相同的思想和共同目标的经济学者。在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下放期间，两人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敬琏曾回忆：他所作的研究成果中总体上看，左的观点占有支配地位。而正是顾准的谆谆教诲，纠正了他的经济思想中的左的部分。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摧残一度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及时的做出改正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了。第三阶段，市场经济的旗手。在文革过去，四人帮下台后，邓小平的上台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读后感《吴敬琏传读后感》。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吴敬琏一《双城记》的开篇来描绘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后，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经济学界也进行了好几次的经济讨论会，有四次的按劳分配讨论会，吴敬琏等人指出了，国有企业的劳动报酬制度、企业性质的问题、自负盈亏的问题和经济发展中的官僚作风都发表了文章和提出了批评。帮助国人店铺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方面，做出了非常积极地贡献。在此时期，他不断地做研究，不断地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提出了一个个有建设的意见，设计改革思路、实行价格闯关、调查"双轨制"的利与弊等。在计划于市场的争论中，吴敬琏坚持市场化，被人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但他坚持主见，在应采取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与其他学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的据理力争使得他赢得了"吴市场"的称号。而后来邓小平同志所作的南方讲话肯定了这一点后，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还是陷入了收放循环的环节，同时在改革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来自于政治了的阻力。在捉大放小的问题上，他深入民营企业探访，肯定了民营企业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一开始的改革让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放开后物价的上涨，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好在政府一系列的动作中完成了基本的改革步骤。而金融危机的冲击敲响了警钟，中国经济形势依然严重。第四阶段，寻找法治化市场。在疯狂的"股市黑幕"中吴敬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央视的电视采访中吴敬琏痛陈：基金不能太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使得中央查处了股市市场的违规操作，庄家望风而逃，股市大跌，传闻吴经理一言毁市，引来众人的不满。而他的一些言论，也被人说成是富人的代表。其实他80高龄还在为建设一个更加进步、和谐、公平而有动力的现代化国家而奔忙。在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内忧外患，内需的不足，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了一点，同时各种社会问题更加严重，首当其冲的是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外贸易的摩擦越来越多，房价，物价等。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借助书中的也是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的颁奖词：一《市场经济旗手，忧国忧民清流》为题，写到："既承泽于家风只熏陶，复受益于大师只启沃。学以致用，志在兴国。倾己所学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得\'市场\'之雅号；尽己之力吁求中国法治进步，有\'良心\'之美名。乐见市场经济炼成法治及国际，痛诋权贵资本扼杀人民资本。媚官媚商只浊世，幸存此人；忧国忧民只清流，端看吴老。"二、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遇到的问题不仅多而且严重，建国初的是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接着是大跃进的忽视市场规律所造成的多年混乱，十年文革的动荡更是把中国在初期所建立的经济基础耗完，国企改革的重重困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股市的黑幕操作······一系列的问题有解决好的还有没解决的。在现在这年代，恶性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飙升、贸易摩擦加剧、腐败寻租行为的增加。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的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得人们的仇富心理更加严重。房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穷人买不起房，富人买房无人住，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形势显著恶化、资产泡沫日趋严重的挑战。如果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失去控制，中国的金融秩序将趋于紊乱，实际经济的发展也将受到影响。最近的物价上涨与各地菜农的自毁蔬菜问题，所表现的是内需的不足，同时更是市场的不完善，信息的不通畅所造成。其中主要的三个问题是：第一，我们过去的繁荣建立在出口高增长和投资高增长之上。第二，资产泡沫问题。第三，国际贸易摩擦集中爆发。如何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吴老今年80岁，可谓已经达到了普通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声望和事业巅峰，可是，透过书的尾声，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位不图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社会，笔耕不倦，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更加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新社会而忙碌。他认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尊重经济规律本身，远比经济规律被破坏之后，再采取一些特殊的调节政策来弥补弱势群体的权益损失，显得更为重要。至于今天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恰恰在于改革仍未到位。"吴老还看到了经济问题之外的东西，比如权力寻租。他认为，没有了行政干预和权利垄断，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权利垄断，会束缚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吴老最大的心愿是，中国能走向理性而持续的繁荣。他也渴盼自己的同胞都能过上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须一手抓"市场"，一手抓"法治"，两者须臾不可或缺。以上是个人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不足，其中所看到的也不全面不足之处请见谅点评。MSN（） 〔吴敬琏传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⑹ 吴敬琏的作品介绍一下吧
我只知道他是经济学家，关于他的一些作品我不甚了了。
⑺ 吴敬琏的主要学术成就是什么啊有人指点一下吗
主要学术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改革问题探索》，1987年，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市场恐惧症将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陷入困境》，1989年，《新世纪》杂志；《吴敬琏选集》，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通向市场经济之路》，1992年8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1993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1993年，中国发展出版社；《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何处寻求大智慧》，1997年，三联书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合著)，1998年1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1999年1月，上海远东出版社；《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北京三联书店；《十年纷纭话股市》上海远东出版社。
主要学术成就有：1.对世界上各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树立这一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3.对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金融市场的发展途径等作出了科学分析，为处理这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方案。4.发展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几个关键时刻提出了事后证明为正确的政策建议。
最突出的贡献是:与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张(为1984—1988年间的反通货膨胀主张，1989—1991年期间的“市场整合解决法”等等)现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004年，吴敬琏又提出“重化工业模式不利就业，加剧贫富分化”的观点。吴敬琏认为，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目前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⑻ 当今中国最懂国际金融经济的经济学家有哪些励以宁、吴敬琏这些老头子到底懂不懂
杨小凯，可惜英年早逝。
励以宁、吴敬琏这些，水平咋样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最顶级的经济学家
⑼ 李慧：吴敬琏凭什么发怒 改革真的没有失误吗
李慧 在人们眼里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温文尔雅学者形象的吴敬琏先生，终于在人们面前也有怒容满面的时候了，起因是国内某杂志披露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怀疑并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吴敬琏先生愤愤不平地说：“我请你 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其实，吴敬琏先生愤怒的不是地方，因为“利益集团”一词恰恰是出自于吴敬琏先生之口，这实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吴敬琏先生可能忘记了自己最近的高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确切地讲，多数人过去对吴老先生一直很尊重，从来没有怀疑过，吴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来，或是有新的观点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对照吴老先生的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却总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吴敬琏先生可谓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一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先生最近却一直在主张要反思改革。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确的，怎么又忽然会跑出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来，贫困群体是哪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哪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却感兴趣的问题，吴先生却不再继续说下去。吴敬琏先生不告诉大家既得利益集团究竟是哪些，却要让人告诉他“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实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吴先生却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场化改革是吴老先生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却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看来，吴老先生“有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的观点就有问题了，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就叫做把人来回“忽悠”。 哲学的“终结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能说清楚的您就明说，说不清楚的就不要误导别人，但吴敬琏先生却危言耸听地制造出一个惊人的噱头，并故作高深地摆弄玄机，这怎么能是严肃的“一流经济学者”的做法呢？既然吴先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吴先生又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么，我们怀疑别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怀疑您与利益集团有瓜葛，您就受伤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确地说出来——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为什么就不明说出来，非要让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说吴敬琏先生确实是中国少有敢说真话的学者，也确实是为改革作过贡献的专家，吴敬琏先生每一次关于改革的大论，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非常系统地研究了吴敬琏先生的改革理论，可就像著名学者何新呼吁的那样“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因为我得出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观点，最后，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样，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我把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前后梳理到一起的时候，却看到了自相矛盾、语言混乱、没有逻辑的一面，特别是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驳斥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时候，没有看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观点。 比如吴敬琏先生一会儿说改革是成功的，一会儿有说改革是失败的；一会儿说改革是对的，一会儿却呼吁要对改革进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对的、没有问题的还要反思什么呢？那一反思还不就是说改革有问题的了呗！所以，吴敬琏先生马上就抛出来第二个观点，警惕有人反对改革。不过，吴先生有时说话是很恳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转眼又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些态度的人的动机，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吗？错了，因为改革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意味着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就标志着社会平衡新的调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着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认识是不同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早就不新鲜了。特别是那种盲目提倡市场化，却忽视了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市场风险的防范，忽视了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体制市场化的同步改革，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伪市场化倾向”，或者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做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当，这样的“改革”能是正确的吗？吴敬琏先生自己不是也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实际问题根本不是“改革是对的，但要对改革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正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改革，坚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来捍卫真正的改革，而这种假改革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险。此外，市场化体系并不是把发达国家的模式照抄照搬过来就行了，市场化的推进还与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渊源，否则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出现？ 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的。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计划经济，哪些是市场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相反，大家倒是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中的计划手段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强了，而有些该开放的市场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针对市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吴老先生也说了，市场经济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敢情这样的话您早说呀！我们特别想让您明确地说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场经济，那些是坏的市场经济，这事情不就简单了么？可是，吴敬琏先生至今也没有说出来。应当说，翻开吴敬琏先生的煌煌巨著《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着实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不管是人们对改革的争论也好，不管是理论家们对改革的探讨也好，迄今为止，尚没有专家、学者对改革给出一个清晰和比较系统的回答。尽管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热闹，但是，每每当我们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大多要么是做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要么是对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很难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这本题目很大的著作，与以前那些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结构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理论上也似乎无可挑剔，但关于改革的定义、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论、改革的路径依赖竟无一涉及。既然是谈改革，为什么这些关键的问题不谈呢？为什么不能给改革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呢？特别是对改革为什么会“攻而尤坚”？改革为什么会出成绩？改革为什么会出问题？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人对改革喝“倒彩”？为什么改革这么一个大课题，迄今却没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这些过去我们大家都经常谈论的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回答。虽然吴敬琏先生可谓是改革巨擘，此书的题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说，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为政策做“注脚”，或是套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帽子”，这是否也说明“主流经济学家”那套虚伪、虚无、虚夸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呢？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是怎样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吴敬琏先生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里能够得出的产物，那些凭着东拼西凑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抄照卖，而不去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实践，却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灵的。那些到处挂名、见好处就要，只知道为了职称而研究却不能专心做学问，只知道紧跟政策而没有自己理论的学者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借着考察为名到处观光游览、到处让人簇拥着宣讲指点改革的领导们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改革的探讨必须能有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并能就每一个问题都抓住紧紧不放，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终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实践中去，亲自参与并广博地涉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说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不惧付出者，才能挑起对改革认识的这个重任。 改革不仅是一门高深的理论，更是一门丰富的社会实践学，你必须亲自去遍尝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让下岗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让住过医院的病人讨论医疗改革的问题，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与教育改革的设计，让开过煤矿的老板解决煤矿的安全问题，让民营企业的老板讨论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让政府的官员体验一下打工的感觉，让教育部门的官员当一段时间小学生，这样才能对改革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呼吁不要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吴敬琏先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会改革问题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听说过“主流经济学家”中，有谁这样做过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怀疑，你们那些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市场经济已经走了一半，但是，本应当是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理论问题，却竟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大多理论解释仅仅是从原始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分析，可分析到最后还是又把问题归为到了开始的结论，结果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为什么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了，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场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郸学步”里那个燕国寿陵人了，“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所以，“坚持改革不动摇，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变”，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是经济学家跟在政策后面“喊口号”，而没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实水平。所以，我们就想让您老说清楚，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没有，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地改革走下去。 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老：哪些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市场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哪些是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的时候，对改革的本质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这一点，改革就无法深入地进行下去，特别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现的四个重大缺陷问题究竟该咋解决。您呼吁对改革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对中国的改革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论是要有预见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正确的理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是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经济学家是对的，但现在我们不应当这样想了。没有拿到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 有人也讲了，改革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对改革的执行是有错误的，学者是左右不了现实的，所以，有人说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不大。比如吴老先生就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这我们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请问，你说一个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个在世时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论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思想禁锢，中国文化又何至于后来衰落了呢？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却足以用来堵住群众的嘴，让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况哪有不考虑现实环境的理论呢？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为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市场化改革怎么能搞起来呢？而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却与经济学家的理论毫无瓜葛，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而经济学家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本身出了问题。 为什么人们都在谈论改革，但却往往浮于表面，而未能对改革有比较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呢？一个现象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中国经济学家争相攀比学历，却忽视社会实践的方面，他们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为孔子不仅终生恪守并倡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他甚至更早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不仅承认自己的无知，还举例说对农夫的提问都不知所以然。这种思想开放的态度是中国经济学家所不能及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竟然得到比较一致的同意？因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的人才是真的无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所以，人们早就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惊天语录，以及他们关于改革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自相矛盾、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利欲熏心的面目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什么真实的水平？是只能跟着政策制造所谓的空洞理论，还是只能生吞活剥地搞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乏味“先进”理论呢？今天人们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诘问，与当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试图将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郎咸平现象”问题上，就郎咸平先生的个人力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阐述的事实却极具冲击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网友对郎咸平先生理论的热烈追捧，而不是对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这正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的新标志。有一位自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阵营里的李肃先生，曾公开挑战郎咸平先生，他要与郎先生叫阵辩论的五大问题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国改革历史和产业大势的无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国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坏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创新大事的阻扰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扼杀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业家群体的恶意攻击者？”在此，我只是想把这五个问题前面的名字换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换成“吴敬琏”，不知吴敬琏先生将做何回答？
⑽ 谁能解释下“吴敬琏模式”
你可以参考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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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为了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而对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进行的研究。
吴敬琏：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的高速增长，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走向。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减贫取得的成效，这是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承认的。但未来，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看，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社会环境的问题也较严重，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内部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失衡、过渡的投资和消费不足，外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或者称货币的过量供应。这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或者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升，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导致这些问题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而关于“增长模式”这个说法，在十七大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但我想内容是一样的。那么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的模式，而这样的转变难点颇多，实现不易。这几年来，许多学者对此都发表过深刻的意见，经过非常深入的观察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点：
首先，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如由于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土地产权制度不明确，各级政府对信贷的发放、土地使用依然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力。
其次，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这不光是政府内部的看法，似乎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
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
最后，市场的力量很小，很多要素价格由行政定价，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以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实际是扭曲了资源配置。
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于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过去三十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并不是方向不对，而是改革还没有到位。改革前以“城市老爷卫生部”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无法工作，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了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然而近15年过去了，社保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于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这样的现象还体现在国企改革和农地改革等方面。
同时，中国改革需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这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非常困难。但如果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同时，我们的市场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在立法方面，虽然数量不少，但一些基本性立法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从速度到内容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解决司法和执法的问题，操作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当非人格化交易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庭执法，合同执行不能得到保障，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财产安全性无法得到保护，勾结官府、买官卖官就会越来越盛行。权力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市场经济的继续良好发展，就要靠法治来约束权力。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就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突破，而这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
以信息产业为例，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市场，不管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在网络容量和用户数量上，近五年来都稳居世界第一；我们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在中国制造。虽然很多中国制造的知识技术含量很低，可我们的进步速度很快。目前中国信息产业拥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人数是世界第一，研发经费根据OECD去年的报告，也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完全改变面貌，创造中国自己的拳头企业和拳头产品，在某些产业里处于主导地位。
可惜的是，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创造，但一旦欲将其变为产品就碰到了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包括行政单位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利保护自己的企业，设置障碍阻断市场准入等等。在很多行业，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能不能实现升级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其中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作用。
未来，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十七大的决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并不赞成“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说法，但我也不同意将好政府定义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我认为，政府应该是“有限” 的，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处理企业的微观事务；在市场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和条件。
同时，促进改革的努力应该来自各方。传媒应为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极力推动各种改革新思维和想法的传播。专家学者也应该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多种视角提出自己的见解，汇集在智慧库里供决策参考。社会各界对专家学者也应有所理解，因为他们并不能穷尽真理，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