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互联网金融

① 如何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信用度

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 信用体系建设成当务之急
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无疑给金融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和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信用系统是整个互联网金融的基石。监管体系应该包容像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的新型业态——互联网金融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不久前举行的2013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与会专家就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如何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打造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引导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特别是如何构建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业内人士普遍表示，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信用体系，这是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石。对此，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监管体系应该包容像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探索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其实最让银行头疼的问题就是中小企业广泛地分散在各个角落，银行没有太好的方式获取其整体信用程度。”谈及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困惑，敦煌网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树彤深有感触地说，她接触过很多银行中小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银行在为中小企业做贷款时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并不清楚企业所申请的贷款到底是作何用，而互联网金融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小微企业在网上进行订单贷款，可非常清晰地显示其贷款用途。”王树彤表示，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贷款企业从其上网的第一天、第一个动作就开始了诚信积分，其所有的交易环节都可以被追踪到，这就为企业的信誉标准制定找到了落脚点。

据王树彤介绍，作为中国在线外贸电子商务全流程交易平台，敦煌网9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实时交易数据，对接了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3万个城市，拥有全球400多万个采购商、中国100万家中小企业，形成了一个包括交易记录、反馈信息等各个环节在内的动态诚信体系。“这一平台为银行进行风险定价、基于企业信用进行授信提供了很高的价值”。

不过，作为一种新型业态，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企业信用管理仍面临着不少问题。为此，今年8月，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平台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成立的同时启动，旨在通过整合权威数据资源和会员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分析，解决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企业信用管理面临的三大问题，即信用信息情况查询，通过共享各企业信用信息降低成本，建立评分机制、实现信用审核标准化。记者获悉，在此基础上，中关村管委会将出台《支持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支持企业发起设立中关村银行。此外，还将建设中关村数据交易市场，实现交易平台、数据增值和定价三大功能。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赵国庆表示，作为全国首家互联网金融行业组织，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将加强和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及主管部门的对接交流，研究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规律，推动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规则和标准，引导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提升技术手段完善信用体系

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更好地建立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基础？天使汇首席执行官兰宁羽认为，在建立起基础的行业规范标准和一些比较底层的法律基础之上，可通过提升技术手段的方法，建立一个包括信用系统、征信系统、登记注册系统、信息披露系统等覆盖各个领域的信用体系，用一种可随时自主调配的技术手段去提升“一刀切”的传统监管手段。

“建立信用系统是整个互联网金融的基石。”兰宁羽表示，建设互联网金融信用系统需要大数据及大数据挖掘工作，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由政府、行业自律组织牵头建立平台，共同促进互联网金融基础信用系统建设。“这是一项成本消耗非常大的工作，需要逐步完善。”兰宁羽透露，作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单位，天使汇已在全球范围内近2000家企业做了调研、100多个细分领域及政策方面的研究。

“互联网金融其实可以做到极致，可以成为解决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撒手锏"。”兰宁羽表示，通过提升技术手段，天使汇将与工商管理部门合作，争取在线上完成股权变更与工商变更。“其实在各种各样的细分领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手段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兰宁羽认为。

构建信用体系尤需创新精神

“互联网金融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希望不要因为政策的过度监管，给这个行业早期发展带来太多束缚。”兰宁羽表示，除了政策和产业环境的营造，最重要的还是创新精神。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不仅仅是把传统的金融产品搬到线上，企业更希望在这一领域能有先行先试的机会，使这一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对此，北极光创投公司董事总经理杨瑞荣表示赞同。他认为，在中国，很多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都是在中关村先行先试的，这是中关村的优势。不过，发展互联网金融尚须更大程度的金融政策开放，需要中关村高举创新大旗，向相关部门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更多地创新。

“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上，中关村非常有机会在全球引领发展。”王树彤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中小微企业，今年其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关村则汇聚了全国众多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人才以及大量备受瞩目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全国的创新中心。基于这一基础，中关村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优势。

不过，有关专家表示，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无疑给金融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和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应该积极适应趋势性变化，开展相关研究和立法工作，充分认识和合理评估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特点及潜在影响；明确监管部门，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互联网金融业健康发展。

对此，杨再平认为，监管体系应该包容像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型业态。所谓包容，就是要接纳，同时也要纳入统一的规范，这样才能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② 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的各种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银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转型。正如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杨文升所言，正处在经济换挡期、结构调整振动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银行业，依靠传统和规模、高速扩张的经营方式是走不下去的。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约束，商业银行现在必须研究如何尽快从外延式发展方式过渡到内涵式的发展方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金融行业，外部环境要求银行业必须改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相当艰巨，局部地区企业由于结构单一，一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加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不少大型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破产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应该接受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有所上升，许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且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债权人不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不申请破产保护，不管是对哪种债券而言都存在潜在的损失。所以，破产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这样才能盘活存量，保护好生产力，着力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着力于法治经济建设。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一渠道来解决。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多管齐下、疏通血脉。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要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资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需求，而不是没有标准的“搞次贷”。各家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加强风险管控的情况下，地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简化对贷款的审批，更好地关注企业自身的风险和财务信用状况基础，来提高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和便利。从监管层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银行业何去何从无疑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变革方向，也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归纳为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他强调，中国银行业的存量实际上是30年改革的一个积累，深化改革，“应当是在存量的基础上，是存量的延续”。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改革，银行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有着普惠程度不高、服务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存在于存量里面，所以，只有不断地改革存量，才能够使新的增量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径依赖。而作为从业者，7位来自银行的高管也认同以差异化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未来银行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认为，银行创新有助于改革，但这种创新必须抓住不变的内核、内在经营规律，在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也表示，服务客户是银行永恒的主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有21.6%，也就是说，还有78.4%的小微客户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这表明银行服务覆盖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巨大的服务空间。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共识。未来，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必须马上行动，推动改革。正如刘士余所讲到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动作，以前都讲了，现在该行动了”。

③ 怎么看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影响

专家表示，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虚拟特征，使得其安全性尚存在不足，如何实现便利性与安全性的结合是今后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重大课题，建立包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体系势在必行。 “余额宝”的诞生，不仅起到了“鲶鱼效应”，也对银行业传统经营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理财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有人说，“余额宝”颠覆了传统的银行体系。对此，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筹)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日前在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3)分论坛上回应称，这个讲得太过，但是“余额宝”为中国广大消费者带来了最便利的理财工具。“余额宝”现在这么热，主要是体现了广大老百姓最迫切的需要。 按照相关规定，支付宝是不能直接给予自身客户闲置资金利息。中信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助理陈树军认为，“余额宝”的本质是货币基金。它本质上是支付宝为了提升自己客户的闲置资金收益而推出的一种基金，满足了支付宝客户的需求。阿里通过和天弘货币基金合作创新推出“余额宝”，体现了互联网企业的灵活性、进取心。 “余额宝”做到“T+0”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它的成功显示了互联网金融强大的生命力，这仅仅是当前互联网金融大潮中抢眼的一道风景线。实际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早已在很多领域如火如荼地，不仅包括民间资本推动P2P、“众筹贷”的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等的普及，正如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所言：“互联网金融主流应该说还是金融体系。”他表示，近年来网络金融发展步伐相当快，尤其是今年以来，各个主要银行都往电商延伸，充分运用互联网。 面对互联网金融掀起的一场革命，商业银行难以置身其外，但是“余额宝”的火爆、P2P的红火，对银行业的网络化生存提出新的挑战。杨再平认为，商业银行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最大限度地运用网络技术的成果，能够采用的都应该采用，要重新装备银行业、重新改造银行业，包括硬件和传播。还要向银行业的挑战者、竞争者学习。 陈树军认为，金融多元化是一个趋势，银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多种形式，网络银行适应了这一发展规律。但是，商业银行也在加强学习，也在努力改进自己的服务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解决方案的能力，相信未来会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提供优质服务。 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便利性以及为普惠金融提供了重要载体，迅速受到消费者的追捧，那么，它将完全取代实体系统，“只要线上不要线下”，完全颠覆一切金融活动吗？事实并非如此。经过7年多实战的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表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互联网是万万不能的。在多年信用管理系统的实践之中，发现很难用互联网完全替代传统的信用评估、风险管理，仅仅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和交易是不够的。当然，可能对于某类人群比如电商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风险评估，但是对于几千万小微企业主、贫困群体，纯粹依靠虚拟世界的信息去做风险评估不太可能。互联网可以大大地推动进程，但是也要和实体经济相结合。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线上来解决，很多产品的营销、风险管控等都需要线下工作，其中很多需要以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尤其在广大的农村，人们还需要通过线下面对面的方式去解决信用问题。当然，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推进或将有助于线上信用体系的构筑。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火”起来，关键在于其提供的便利性以及推动了普惠金融在中国的逐步实现。但是，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虚拟特征，使得其安全性尚存在不足，如何实现便利性与安全性的结合是今后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亟待提上日程。 杨再平表示，建立包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体系势在必行。金融没有有效监管是不可持续的。对互联网金融要包容而不是排斥，要看到互联网金融包括银行业正规金融机构所做的互联网金融都有新的风险。他表示，首先要修法，修订商业法、证券法、票据法等；其次还要增法，要增加相关的法律；最后要建立准入机制。 由于新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具有创新在前、监管法规体系完善滞后的特点，因此创新者要把握好创新的原则。唐宁认为，在监管方面始终要秉承合法合规、利国利民的原则。合法合规、利国利民，是指现在所做的事情和既有的法律法规、监管环境不相抵触，与此同时，大力创新又利国利民，和法律法规监管完善的方向相吻合。 分析人士认为，总体而言，为促进互联网金融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立法、行政、行业协会等的监管以及行业的自律，共同构筑起一道科学的风险“防火墙”。

④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⑤ 银行业摆脱消亡的出路在于拥抱科技金融

中国银行业在遭受互联网金融颠覆余波未平之时，近期全球范围内对银行业更猛烈冲击的声音又此起彼伏。
9月下旬，世界领先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对全球各大银行经过分析得出报告，被形象誉为“银行业死亡笔记”：未来能活下来的银行只有五分之三。接着，前日在朋友圈疯传的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更是“危言耸听”：到2030年即15年内银行将消失，全球百万银行员工面临失业。而就在昨日（10月24日），据美国财经网站Business Insider消息，银行业的Uber时刻悄悄拉开大幕，美国大银行大幅关闭网点，美国银行、花旗和摩根大通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已经关闭了389个网点。随着移动活跃用户的增多，更多交易通过数字渠道完成，砖瓦砌成的网点已不再那么必要。而通过数字渠道办理业务的成本，也远远小于网点渠道。网点关闭的衍生品就是银行裁员，银行员工失业。
其实，早在去年12月初，巴克莱前CEO詹金斯就表示，全球银行业未来10年将裁减半数员工和分支机构。
何止国际机构呢？中国银行业协会前常务副会长杨再平先生很早就预言：未来若干年中国20多万个银行物理性网点或不复存在。网点没了，人员何处去？裁员肯定是不二选择。
要说麦肯锡、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只是研究咨询机构的预测猜测而已，那么美国银行业大量关闭物理性网点，欧美银行开始较大幅度裁员，则是已经进入“实战”阶段了，预示着研究机构的报告已经开始变为现实。
对全球银行业最大的冲击是互联网金融或被欧美称为科技金融的冲击。这种冲击从业务种类看，几乎涵盖了银行所有主体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信贷资产业务，存款等资金来源业务，理财等中间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等。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使得银行业束手无策，直面冲击，欧美日本银行业尤甚。
中国银行业由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兴起早，冲击来得早、来得快，其准备的也早，并且目前都在斥巨资涉足移动互联网金融业务。受互联网金融或科技金融冲击相对较小。不过，在科技金融领域，中国银行业还在睡大觉。
金融科技在两大领域正在大力。一是智能金融科技。包括类似于Siri的人工助手EVA，智能投资顾问等AI人工智能。目前，摩根大通、花期、德银以及日本银行等都在斥巨资投资智能投顾。试想，金融业高端服务的智能投资顾问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呢？二是数字货币领域。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数字货币，大有替代主权货币的趋势。各国央行都或被冲击。
从互联网金融或称科技金融对传统银行冲击的具体表现看，互联网金融或称科技金融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利性、高效性，自主自由、无时无刻、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约束就可以完成一切金融交易的特性，传统银行根本无法与其竞争。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整个社会融资的多元化，抢走了银行业不少地盘。同时，互联网金融直接促进了全社会直接融资的大发展，而直接融资又是传统银行间接融资的坟墓。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生态构建或让传统银行边缘化趋势已经凸显出来。我们拿最熟悉的支付宝例子来“说事”。 支付宝已经于10月12日开始提现收费（支付宝转到银行卡），其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以后提现收费了，放在支付宝里的钱怎么办？支付宝回答，支付宝覆盖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在线购物网站，支持几百个城市的公共服务缴费，包括酒店、便利店、餐饮、医院、出行等众多行业。还有余额宝、定期理财、买基金买保险等投资领域。意思是通过提现收费的价格手段将客户留在、锁定在支付宝营造的网络消费投资的闭环里，让其赚得的盆满钵满，并通过蚂蚁积分激励机制锁定粘住客户。
试想，当支付宝的生态圈越来越大时，即：只要把钱转入支付宝就可以在其生态圈子里开展生产、消费、娱乐、休闲、投资等等人们需要的一切支付结算金融消费与需求活动时，支付宝将会成为网络王国的央行，无形中拥有电子货币的发行权、掌控权。同时，将一大部分金融交易、金融活动都锁定在了支付宝的生态闭环里，无形中使得传统银行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未来。
在全球性金融科技大潮猛烈冲击下，传统银行物理性网点大幅度减少是没有悬念的，裁员也是不可抗拒的。但银行业消亡似乎还论证的还不那么严谨。
在科技金融多重冲击下，传统银行怎么办？出路何在？
目前，欧洲银行业、日本银行业以及亚洲一些银行普遍采取裁员的做法作为应对困境的措施之一。这种做法不是治本之策，完全是舍本逐末之举。银行业走出泥潭的出路在于拥抱科技金融，者是唯一希望。银行业务数据化、移动互联网化、智能化是方向与出路。未来银行业一定是一个科技金融公司。就像原阿里巴巴，现在的蚂蚁金服旗下的互联网金融银行—浙江网商银行，成立之初300人左右，而250人都是科技人员。
麦肯锡报告显示，金融领域数字化驱动的裁员有望在三年内将利润/损失水平提高20%-30%，而股本回报率ROE也有望上升2%-3%。数字化可以扩大4%-12%的销售空间，增加交叉销售的潜力。传统银行一定要抓住金融数字化提高效率效益的杀手锏。
传统银行具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财富实力、管理经验等的积累，完全有实力把握住金融科技的大趋势，迅速向其转型。就拿移动支付来说，中国银行业目前已经后来居上，例如农业银行的手机移动银行客户体验越来越好，只要推介力度跟上，占领一定市场份额没有悬念。
作为银行岗位来说，科技岗、管理岗、业务营销客户岗、对于中国来说一些非业务部门的特色岗，都不会受到冲击。
总之，一定要认识到，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已经滚滚而来，以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传感技术、机器人、VR、AI、AR等为特征的新科技势不可挡。银行业支付结算业务移动互联网化，信贷资金业务大数据化，投资理财顾问业务AI化，理财等中间业务网络化等大力拥抱科技金融是传统银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看谁能紧紧抓住。谁能抓住，谁就可能从“银行死亡笔记”名单中被剔除。

⑥ 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银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转型。正如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杨文升所言，正处在经济换挡期、结构调整振动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银行业，依靠传统和规模、高速扩张的经营方式是走不下去的。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约束，商业银行现在必须研究如何尽快从外延式发展方式过渡到内涵式的发展方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金融行业，外部环境要求银行业必须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相当艰巨，局部地区企业由于结构单一，一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加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不少大型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破产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应该接受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有所上升，许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且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债权人不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不申请破产保护，不管是对哪种债券而言都存在潜在的损失。所以，破产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这样才能盘活存量，保护好生产力，着力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着力于法治经济建设。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一渠道来解决。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多管齐下、疏通血脉。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要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资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需求，而不是没有标准的“搞次贷”。各家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加强风险管控的情况下，更多地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简化对贷款的审批，更好地关注企业自身的风险和财务信用状况基础，来提高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和便利。

从监管层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银行业何去何从无疑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变革方向，也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归纳为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他强调，中国银行业的存量实际上是30年改革的一个积累，深化改革，“应当是在存量的基础上，是存量的延续”。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改革，银行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有着普惠程度不高、服务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存在于存量里面，所以，只有不断地改革存量，才能够使新的增量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而作为从业者，7位来自银行的高管也认同以差异化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未来银行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认为，银行创新有助于改革，但这种创新必须抓住不变的内核、内在经营规律，在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也表示，服务客户是银行永恒的主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有21.6%，也就是说，还有78.4%的小微客户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这表明银行服务覆盖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巨大的服务空间。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共识。未来，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必须马上行动，推动改革。正如刘士余所讲到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动作，以前都讲了，现在该行动了”。

⑦ 银行说的帐户介质是什么

账户介质是指能证明，记录，核实账户内容的实体物。如借记卡，定期存单，定期存折等实体物。

银行在为客户开户的时候，为方便记录及核实客户的相关业务信息，会通过存储介质（也就是常说的借记卡等）将客户在银行办理的业务信息存储下来，以便提取客户在银行存储的信息。同时银行会将借记卡等账号介质交给客户办理，客户可以通过账户介质在ATM机上自助完成一些简单的业务。

(7)杨再平互联网金融扩展阅读:

存储介质：是指存储数据的载体。比如软盘、光盘、DVD、硬盘、闪存、U盘、CF卡、SD卡、MMC卡、SM卡、记忆棒（Memory Stick）、xD卡等。流行的存储介质是基于闪存（Nand flash）的，比如U盘、CF卡、SD卡、SDHC卡、MMC卡、SM卡、记忆棒、xD卡等。

银行采用账号介质的原因

客户信息的储存是信息系统的重要方面，如果没有信息储存，就不能充分利用已收集、加工所得信息，需要查询客户相关业务时费事费力。有了账号介质，就可以保证随用随取，为银行办公的多功能利用创造条件，从而大大降低了费用。其优点在于：存取速度极快，存储的数据量大

⑧ 十三五时期发展环境对银行业有哪些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银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转型。正如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杨文升所言，正处在经济换挡期、结构调整振动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银行业，依靠传统和规模、高速扩张的经营方式是走不下去的。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约束，商业银行现在必须研究如何尽快从外延式发展方式过渡到内涵式的发展方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金融行业，外部环境要求银行业必须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相当艰巨，局部地区企业由于结构单一，一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加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不少大型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破产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应该接受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有所上升，许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且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债权人不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不申请破产保护，不管是对哪种债券而言都存在潜在的损失。所以，破产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这样才能盘活存量，保护好生产力，着力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着力于法治经济建设。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一渠道来解决。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多管齐下、疏通血脉。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要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资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需求，而不是没有标准的“搞次贷”。各家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加强风险管控的情况下，更多地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简化对贷款的审批，更好地关注企业自身的风险和财务信用状况基础，来提高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和便利。

从监管层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银行业何去何从无疑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变革方向，也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归纳为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他强调，中国银行业的存量实际上是30年改革的一个积累，深化改革，“应当是在存量的基础上，是存量的延续”。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改革，银行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有着普惠程度不高、服务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存在于存量里面，所以，只有不断地改革存量，才能够使新的增量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而作为从业者，7位来自银行的高管也认同以差异化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未来银行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认为，银行创新有助于改革，但这种创新必须抓住不变的内核、内在经营规律，在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也表示，服务客户是银行永恒的主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有21.6%，也就是说，还有78.4%的小微客户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这表明银行服务覆盖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巨大的服务空间。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共识。未来，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必须马上行动，推动改革。正如刘士余所讲到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动作，以前都讲了，现在该行动了。”

⑨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及银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都出现了新的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银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转型。正如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杨文升所言，正处在经济换挡期、结构调整振动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中国银行业，依靠传统和规模、高速扩张的经营方式是走不下去的。再加上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约束，商业银行现在必须研究如何尽快从外延式发展方式过渡到内涵式的发展方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逐步深入金融行业，外部环境要求银行业必须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论坛上表示，我们正处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相当艰巨，局部地区企业由于结构单一，一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不规范，加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不少大型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破产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大家也应该接受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有所上升，许多企业处于僵尸状态且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债权人不主动申请破产，债务人也不申请破产保护，不管是对哪种债券而言都存在潜在的损失。所以，破产法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这样才能盘活存量，保护好生产力，着力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着力于法治经济建设。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对当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这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一渠道来解决。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多管齐下、疏通血脉。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要为那些有市场竞争力、资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需求，而不是没有标准的“搞次贷”。各家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加强风险管控的情况下，更多地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简化对贷款的审批，更好地关注企业自身的风险和财务信用状况基础，来提高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和便利。 从监管层提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银行业何去何从无疑将是未来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变革方向，也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改革，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归纳为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他强调，中国银行业的存量实际上是30年改革的一个积累，深化改革，“应当是在存量的基础上，是存量的延续”。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改革，银行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有着普惠程度不高、服务同质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存在于存量里面，所以，只有不断地改革存量，才能够使新的增量不存在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而作为从业者，7位来自银行的高管也认同以差异化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未来银行发展的不二法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认为，银行创新有助于改革，但这种创新必须抓住不变的内核、内在经营规律，在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风险、稳健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也表示，服务客户是银行永恒的主题，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仅有21.6%，也就是说，还有78.4%的小微客户得不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这表明银行服务覆盖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巨大的服务空间。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之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共识。未来，在看清现实的基础上，必须马上行动，推动改革。正如刘士余所讲到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动作，以前都讲了，现在该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