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纪检体制改革何时开始

㈠ 纪检体制改革三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及地方各级纪检监察组织不断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不断落实“三转”要求，深化机构改革力度、突出主业、坚守使命，多措并举，整合资源，将有限的工作力量最大限度地向监督执纪问责主战场集中，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赢得党心民心。
然而在深入推动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落实“三转”要求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仍有顾虑。基层纪检监察组织除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外，还承担着党务政务公开、行政监察、行政审批监管、招投标监管、经济工作督查等任务，在工作中存在“协调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的情况。二是机构设置仍存弊端。目前，很多县市都对纪检组织实行了派驻，但受单位编制、人员等影响，纪检组长大多是兼职，存在“专职不专”的问题。三是理解把握仍有差距。部分领导干部对“三转”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要求理解还不够透彻。四是自身建设仍需提高。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存在一定缺编现象，尤其是乡镇纪委、派驻纪检组领导班子机构不健全，办案骨干力量不足；纪检监察干部在掌握财务、审计、金融、法律、计算机等专业知识有差距，业务能力有所制约。
中央纪委提出的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次深刻变革，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特征。一是要厘清职责定位。在“三转”转什么、解决什么、有何路径等问题上认识还不够，在清理议事协调机构中，哪些不该牵头，哪些不该参与，上级纪委需加强对议事协调机构清理退出的规范口径，增强监督工作的权威性、说服力。二是规范派驻管理。上一级纪委需制定一套指导性、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对派驻机构的权力权限、工作流程、干部管理、后勤保障等作出明文规定，便于下级纪委统一实施。三是强化宣传引导。上下联动，强化宣传解释，准确传递“三转”不是“撂挑子”、不管事，而是集中精力做好主业这一信息，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及派驻单位对纪检监察机关实现“三转”的重视、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㈡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发展历程

我国明朝末年出现了类似银行的钱庄和票号。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商银行纷纷进入我国开展金融业务，并凭借其特权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我国境内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英国人设立的丽如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开始营业。
20世纪30年代，统治旧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包括省、市、县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此外还有一批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私营银行及钱庄，其中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但多半规模不大且投机性强，在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迁入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后，根据1948年4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官僚资本银行进行了接管，并分不同情况进行停业清理或改组为专业银行;将官商合办的4家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对私营银行则进行整顿和改造;还取消了在华外商银行的一切特权，并禁止外国货币在国内流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即银行不划分专业系统，各个银行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人民 银行成为既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央银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银行的独立性日渐消失，1969年9月甚至将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成为财政部所属的二级机构，使其基本上沦为政府的“大钱库”和“出纳员”。不少领导人不懂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把银行当作一个办理收收付付的‘大钱库'，需要钱的时候才想到银行，有的甚至把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混同起来，靠行政手段办事，做了许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我国的银行体系也开始恢复和重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的银行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1977年至今，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体系重建阶段（1977—1986年） 尽管在197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恢复了其独立的部级单位的地位，但其所担负的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双重职能并未改变。从1979年初开始，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相继恢复了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了主管外贸信贷和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从财政部中分设出了主管长期投资和贷款业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1 年底又成立了负责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他资金转贷给国内企业的中国投资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文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接办中国人民银行原有的信贷和储蓄等商业银行业务。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四大国家专业银行为骨干所组成的银行体系。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国银行体系迅速扩张。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了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的政策措施，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从而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四家专业银行还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农村，为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提供贷款。
扩大发展阶段（1987—199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1986年12月，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发展。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提出国家专业银行要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但由于这些专业银行既从事政策性信贷业务，又从事商业性信贷业务，既难以办成真正的商业银 行，又不利于进行金融宏观调控。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之后，在1994年内相继成立了专门办理政策性信贷业务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而为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性质、地位及与其他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为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提高资产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到1996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有机构153 069个、职工168.68万人。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其他类型的银行也迅速发展。在交通银行于1986年7月重组成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全国性综合银行之后，相继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 行、深圳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 行。到1996年底，这13家股份制银行共有机构3 748个、职工8.55万人。
1986年1月，在国务院主持下，邮电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以投资所有者和业务监管者的身份，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办邮政储蓄的协议》，决定在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1986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从而使邮政储蓄遍布全国，形成了一个“准银行”系统。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16个城市进行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试点。同年2月，中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到1996年底共有18家城市合作银行开业。
深化改革阶段（1997—2002年） 改革攻坚阶段（2003年至今）

㈢ 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都有哪些做法

纪律检查监督工作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行’胜于‘言’。纪检体制改革不是说着玩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如今已经到了反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就是要‘行’。不要小看纪检体制改革给予纪检监察机关的战斗力，也不要低估务实改革对党内痼疾的强势清淤效果，更不要怀疑党中央通过反腐败打破利益藩篱的巨大决心。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六个专项小组之一，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现在是腐败多发高发的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尤其紧迫，相关体制改革也就更有必要。”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表示，单独设立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彰显出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高层希望通过改革促使纪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从高层进行的‘顶层设计’来看，中央把纪检体制改革看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点。”高波说。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的领导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推进下，纪检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稳步展开，得到多方认可，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日前，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点出了影响反腐成效的问题所在，也提到了解决之道，“必须依靠改革和制度创新。”
如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已由125个减至14个，对确实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的才予以保留，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不再参与，避免出现职能“越位”、“错位”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省级纪委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也由4600多个精简至500多个。
纪检体制改革跟纪检工作本身紧密联系。改革得好，纪检工作就做得好;如果改革做得不够，纪检的作用恐怕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对于束缚和妨碍纪检工作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有关方面都在破冰破题。”高波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纪检体制改革也是为纪检监察机关增添“装备”、增强底气的过程。
监督力度大大提高
实际上，经过近一段时间的改革探索，不仅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改革初见成效，纪检体制改革其他任务的进程也在加快。今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出深刻阐述，不断推动各级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充分发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强调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必要时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这两种责任的提出，是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现在纪检体制改革一再强调“问责”，很快可以形成强烈的“倒逼”效果，这也促使所有人担负起各自责任。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基层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而在专家看来，以往在实际工作中，同级党委的领导作用更为明显。现在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案件查办线索既要向同级党委汇报，也得向上级纪委汇报，而且案件查办以上级纪委为主。另外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更多是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来确定。同级党委书记发言权减少了。“上提”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就是要让纪委减少被同级党委干扰的可能，更好地发挥纪委的监督作用。“现在还有哪个党委书记敢压案件?”
加快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是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主要任务之一。截至去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派驻的纪检组为51个。但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还没有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派驻机构。
中央纪委正着手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将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也是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
相比于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另一项纪检体制改革中的“全覆盖”举措更令人印象深刻。
十八大以来，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中央要求，围绕“四个着力”，加大巡视力度，扩大巡视范围，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部署开展了巡视工作，共派出208个巡视组对1214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
除实现中央及省区市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还探索开展了“专项巡视”，强调“针对一个地方、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短平快的特点”。
中央巡视组真是‘战功卓著’。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如今更是对有关趋势“形成遏制”，巡视制度改革的变化已经见到成效。
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
《实施方案》诠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谁负责”等诸多实际问题，也让今后一个时期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
《实施方案》中的七大项主要任务，归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卓有成效的理念、措施，同时把中央纪委“三转”过程中的实践成果进行“后评估”。

《实施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制度，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工作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指导权，将使得各级纪委视线“上移”、责任“上挂”。
为更好落实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促进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三项实体性任务：一是研究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具体办法，明确报告范围、报告形式和处置机制;二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有案不查、瞒案不报、徇私包庇的，严肃问责;三是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防止执纪不统一和处理畸轻畸重。“这将促使同级党委的话事权收窄，上级纪委的管控面加宽，既可以视为对下级纪委不作为的监督机制，也是对下级党委乱作为的有效制约机制。”
在干部任用管理等方面，《实施方案》细化提出建立健全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明确上级纪委、组织部门等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纪委书记、副书记备用人选库及其管理制度，健全交流推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规范程序中做实纪委的监督权力，推动纪委负责同志提名和考察工作‘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通过这些实在的改革“落点”，能看出高层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将看得准的、做得到的、用得上的这些“改革红利”做出系统集纳后进行再梳理，同时沿着既定的路线、有效的路径，坚定地往下走。
治标为治本先声
现在纪委的工作既有治标内容，也有治本内容。从长远看，随着反腐败进程的推进，下一步或将凸显治本的任务。反腐治标其实是为最终治本创造条件，两者紧密关联，最后看的还是反腐成效。他举例说，清除改革的“拦路虎”，既可说治标，也能说治本。甚至很多时候，治标就是治本。“有效治标可称为治本有效的必然的外化表现。”
2020年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任务，逐步形成切合实际、有效管用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一方面，它本身有紧迫性。这个时间不算长，能完成并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我认为又是可以实现的。”随着反腐败过程的推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会有具体的创新。在这一背景下，解决具体问题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如果《实施方案》中的目标和措施都能逐一落实，将可能带来以下五点“预期收益”：第一，施政观感会提高，百姓看得见的不正之风会大大减少;第二，党内监督难的瓶颈将会突破，战略格局会初显成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执纪能力和稳定性会有更大提升;第四，被监督者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在“倒逼”的压力下，产生决定性的改变;第五，党外监督会在一个有序的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㈣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改革前

1979年以前，实行计划管理的“大一统”金融体制 。这一体制是从1948年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合并解放区的多家银行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要求没收官僚资本银行，改造私营银行和钱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建立过程中，大量汲取了苏联的经验。该体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必须集中信用于银行”，所有单位和个人只能与国家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商业信用被禁止，国家信用和向外借款基本上不再运用。
在银行的信贷业务方面，由于当时财政和银行的分工，实行“无偿的业务归财政，有偿的业务归银行”的原则，银行对国营企业只限于发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全国实行统一的转帐结算办法，由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统一的结算制度，同时实行集中统一的联行清算制度。具体的结算方式，考虑到商品物资实行计划分配的需要，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在异地结算中占有重要地位，同城结算方面支票一直占有主要地位。
为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购销活动的监督和控制，促进购销活动尽量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也为了减少现金发行量，银行对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实行现金管理，较大金额的购买(100元以上)禁止使用现金。 改变了“大一统”模式，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为部级机构，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四大国家专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各专业银行均为国务院直属局级单位。
除上述专业银行外，交通银行等股份制综合性银行（具有商业银行性质）和各种类型的地区性银行已得到初步发展。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恢复，股份制和地区性保险公司已开始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不少地区已脱离与农业银行的联营而独立经营，许多地区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此外，从1979年以来，新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有：城市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局、各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企业集团内部的财务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评信公司等。国家禁止私人设立金融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在业务上既有分工，又有一定的交叉。 在结算方式上，取消了原来的国内信用证、付款委托书、托收无承付、保付支票、省内限额结算等。托收承付结算方式曾一度取消，后又恢复。1988年新制定的结算办法中规定的结算方式包括: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支票、汇兑和委托收款。
在联行清算上，为避免专业银行通过占用联行汇差在资金上吃中央银行的“大锅饭”，实行了专业银行各自分设联行的制度。 金融方面的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各种法规已颁布实行。

㈤ 如何结合纪检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要求做好派驻纪检组工作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及地方各级纪检监察组织不断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不断落实“三转”要求，深化机构改革力度、突出主业、坚守使命，多措并举，整合资源，将有限的工作力量最大限度地向监督执纪问责主战场集中，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赢得党心民心。
然而在深入推动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落实“三转”要求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仍有顾虑。基层纪检监察组织除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外，还承担着党务政务公开、行政监察、行政审批监管、招投标监管、经济工作督查等任务，在工作中存在“协调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的情况。二是机构设置仍存弊端。目前，很多县市都对纪检组织实行了派驻，但受单位编制、人员等影响，纪检组长大多是兼职，存在“专职不专”的问题。三是理解把握仍有差距。部分领导干部对“三转”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要求理解还不够透彻。四是自身建设仍需提高。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存在一定缺编现象，尤其是乡镇纪委、派驻纪检组领导班子机构不健全，办案骨干力量不足；纪检监察干部在掌握财务、审计、金融、法律、计算机等专业知识有差距，业务能力有所制约。
中央纪委提出的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一次深刻变革，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特征。一是要厘清职责定位。在“三转”转什么、解决什么、有何路径等问题上认识还不够，在清理议事协调机构中，哪些不该牵头，哪些不该参与，上级纪委需加强对议事协调机构清理退出的规范口径，增强监督工作的权威性、说服力。二是规范派驻管理。上一级纪委需制定一套指导性、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对派驻机构的权力权限、工作流程、干部管理、后勤保障等作出明文规定，便于下级纪委统一实施。三是强化宣传引导。上下联动，强化宣传解释，准确传递“三转”不是“撂挑子”、不管事，而是集中精力做好主业这一信息，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及派驻单位对纪检监察机关实现“三转”的重视、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㈥ 为什么要推进监察体制改革

纪律检查监督工作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行’胜于‘言’。纪检体制改革不是说着玩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如今已经到了反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就是要‘行’。不要小看纪检体制改革给予纪检监察机关的战斗力，也不要低估务实改革对党内痼疾的强势清淤效果，更不要怀疑党中央通过反腐败打破利益藩篱的巨大决心。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六个专项小组之一，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现在是腐败多发高发的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尤其紧迫，相关体制改革也就更有必要。”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表示，单独设立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彰显出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高层希望通过改革促使纪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从高层进行的‘顶层设计’来看，中央把纪检体制改革看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点。”高波说。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的领导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推进下，纪检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稳步展开，得到多方认可，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日前，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点出了影响反腐成效的问题所在，也提到了解决之道，“必须依靠改革和制度创新。”
如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已由125个减至14个，对确实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参加的才予以保留，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不再参与，避免出现职能“越位”、“错位”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省级纪委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也由4600多个精简至500多个。
纪检体制改革跟纪检工作本身紧密联系。改革得好，纪检工作就做得好;如果改革做得不够，纪检的作用恐怕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对于束缚和妨碍纪检工作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有关方面都在破冰破题。”高波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纪检体制改革也是为纪检监察机关增添“装备”、增强底气的过程。
监督力度大大提高
实际上，经过近一段时间的改革探索，不仅纪检监察机关的内部改革初见成效，纪检体制改革其他任务的进程也在加快。今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出深刻阐述，不断推动各级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充分发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强调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必要时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这两种责任的提出，是党的纪律检查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现在纪检体制改革一再强调“问责”，很快可以形成强烈的“倒逼”效果，这也促使所有人担负起各自责任。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基层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而在专家看来，以往在实际工作中，同级党委的领导作用更为明显。现在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案件查办线索既要向同级党委汇报，也得向上级纪委汇报，而且案件查办以上级纪委为主。另外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更多是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来确定。同级党委书记发言权减少了。“上提”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就是要让纪委减少被同级党委干扰的可能，更好地发挥纪委的监督作用。“现在还有哪个党委书记敢压案件?”
加快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是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主要任务之一。截至去年10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派驻的纪检组为51个。但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还没有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派驻机构。
中央纪委正着手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将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也是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
相比于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另一项纪检体制改革中的“全覆盖”举措更令人印象深刻。
十八大以来，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中央要求，围绕“四个着力”，加大巡视力度，扩大巡视范围，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部署开展了巡视工作，共派出208个巡视组对1214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
除实现中央及省区市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还探索开展了“专项巡视”，强调“针对一个地方、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短平快的特点”。
中央巡视组真是‘战功卓著’。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如今更是对有关趋势“形成遏制”，巡视制度改革的变化已经见到成效。
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
《实施方案》诠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谁负责”等诸多实际问题，也让今后一个时期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
《实施方案》中的七大项主要任务，归纳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卓有成效的理念、措施，同时把中央纪委“三转”过程中的实践成果进行“后评估”。

《实施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制度，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工作的知情权、话语权和指导权，将使得各级纪委视线“上移”、责任“上挂”。
为更好落实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促进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三项实体性任务：一是研究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具体办法，明确报告范围、报告形式和处置机制;二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有案不查、瞒案不报、徇私包庇的，严肃问责;三是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防止执纪不统一和处理畸轻畸重。“这将促使同级党委的话事权收窄，上级纪委的管控面加宽，既可以视为对下级纪委不作为的监督机制，也是对下级党委乱作为的有效制约机制。”
在干部任用管理等方面，《实施方案》细化提出建立健全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明确上级纪委、组织部门等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纪委书记、副书记备用人选库及其管理制度，健全交流推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规范程序中做实纪委的监督权力，推动纪委负责同志提名和考察工作‘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通过这些实在的改革“落点”，能看出高层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将看得准的、做得到的、用得上的这些“改革红利”做出系统集纳后进行再梳理，同时沿着既定的路线、有效的路径，坚定地往下走。
治标为治本先声
现在纪委的工作既有治标内容，也有治本内容。从长远看，随着反腐败进程的推进，下一步或将凸显治本的任务。反腐治标其实是为最终治本创造条件，两者紧密关联，最后看的还是反腐成效。他举例说，清除改革的“拦路虎”，既可说治标，也能说治本。甚至很多时候，治标就是治本。“有效治标可称为治本有效的必然的外化表现。”
2020年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任务，逐步形成切合实际、有效管用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一方面，它本身有紧迫性。这个时间不算长，能完成并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我认为又是可以实现的。”随着反腐败过程的推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会有具体的创新。在这一背景下，解决具体问题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如果《实施方案》中的目标和措施都能逐一落实，将可能带来以下五点“预期收益”：第一，施政观感会提高，百姓看得见的不正之风会大大减少;第二，党内监督难的瓶颈将会突破，战略格局会初显成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执纪能力和稳定性会有更大提升;第四，被监督者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在“倒逼”的压力下，产生决定性的改变;第五，党外监督会在一个有序的健康的轨道上运行。

㈦ 纪检体制改革三个两指的是什么

纪检监察机关办案采用的“两规”“两指”措施，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赋予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的一项重要权限，是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的一项带有强制性的纪律约束措施、组织措施和行政措施。“两规”是指纪检机关“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两指”是指监察机关“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运用“两规”、“两指”办案手段，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对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㈧ 监察体制改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这一改革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已现端倪。公报有段表述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不难看出，监察机关已被前所未有地放置于政府和司法机关之间。这一信息无疑表明，监察机关将从过去位列政府职能部门的从属地位，上升至与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平级的独立地位。

㈨ 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结合国情。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层次阶段，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攻坚战。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外生推动型”和“内生演进型”，其中既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国家的败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制度、习俗、惯例等“内生”条件的共同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有效方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应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配套的宏观环境、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微观主体，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胆创新。当前中国金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错配，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须大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与架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从多方面改革创新：比如,改变大银行垄断格局，为民营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业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分隔界限，拓宽中小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优势资源，实现金融生态多样化，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为本。
一方面应推广普惠性金融理念。发展普惠金融，首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供给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与小微企业平等对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改进完善融资担保服务等多种金融机制，扩大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以商业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才能让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可从多方面入手：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让政策性资金和市场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大病医保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㈩ 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有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认真研究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按照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对内设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党风廉政建设室和纠正不正之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执法监察室和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新设立2个纪检监察室，减少了职能交叉，加强了监督和办案力量。同时，对过去参与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125个精简至39个，确保主要精力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