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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我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然在对于城镇化的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扩展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渠道，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可以有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动力。论文将以城镇化的定义和内容为主线，从理论角度来全面阐述金融支持与城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通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不足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金融支持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新型农村机构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各类新型农村机构不断进行深化变革，除了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之外，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主要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对象，特别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来阐述新型农村机构的发展情况、业务经营情况、国家政策、自身发展的主要问题等方面来分析制约其健康发展的因素，从金融业务产品的外部因素到金融人才、内部管控等的内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最终从政府、各金融机构本身、市场外部环境、内部管理改善等各个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从而可以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并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的寻找解决的办法，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优势也越来越显现，在农村金融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国家也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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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农村金融规模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⑤ 为什么说农村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一方面是农户无法保证还款的稳定性。众所周知农村生产经营项目模式单一，多以土地、种植、养殖为主，这一类的生产活动基本是看天吃饭，一旦爆发自然灾害，就会给涉农贷款带来不可预估的逾期、坏账风险。
另一方面是农村缺少金融市场认可的标准化抵押物。在处置上金融机构往往无法有效确认抵押物的权属和估值难题，从而会加大涉农贷款的风险性。基于这样的农村市场现状，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惜贷、控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底层贫困人群也就慢慢地被排除在金融服务系统之外了。然而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不仅对固有的传统金融体系造成了冲击，也逐渐改变了传统金融领域对农村市场的偏见，更有望将“普惠金融”的宗旨真正渗透到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理念更迭
国内金融领域之所以愿意重拾农村市场，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从业者受到格莱珉模式的影响及启发而促成的。格莱珉模式的主体是格莱珉银行，是由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一手创立，旨在为社会底层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格莱珉银行首次全面、彻底地颠覆了传统银行业不给穷人贷款的原则，专门为贫困农户（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妇女）提供小额、短期的无抵押贷款。尤努斯自创立格莱珉银行以来，为此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迄今为止孟加拉全国46620个村庄里已经诞生了1277个格莱珉分行，服务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贫困群体。
除了市场规模的扩大，格莱珉模式在业务上也呈现出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据相关数据显示，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高达98%，资金回收率更是达到了100%。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将近60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这种金融理念的启示。尤其是中国，中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人次，占比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
但中国的农业人口大都分布在偏远贫瘠的乡村地区，各地区的现代化农业建设也远不及想象中容易，由此农村的贫困状况越发严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仍存在近2亿人次的贫困人口，脱贫成了国家减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已经成功帮助约64%的农户实现脱贫的格莱珉模式，对中国传统金融领域的影响十分深刻，因此一经引入便受到了国内众多人士的鼓励及推崇。
三农政策整体利好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不同程度上的补贴与扶持。2014年，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的发布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的陆磊就以“农村金融扶持政策逐步形成体系”来概括了国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扶持力度，由此可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对政策的依赖性。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为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近十年以来，仅银行业就颁布了多达24份针对农村金融的相关政策文件，其中包括通过调整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等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及健全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扶持也发挥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与银行业重在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涉农不同的是，国家的扶持主要是以农民权益为核心，通过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来唤醒农民的增收意识，直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地区现代金融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
在众多的三农政策中，有两项举措最能体现中央的“惠农”理念。一是农业税的废除。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新的调动，以村镇为代表的县域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革。二是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实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除了常规的储蓄业务，包括贷款在内的传统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十分匮乏，传统金融机构更是不具有涉农意愿。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真空的主要原因则是农村地区的先天不足，在土地确权政策之前，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不具备所有权，无法利用土地、房产等市场化的金融抵押物来进行贷款，既增加了借贷的风险性，也拔高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成本。
而土地确权的开展，一方面通过赋予农民产权流转权力能够部分缓解眼下的农民融资难题；另一方面以此为契机建立起来的一套产权清晰、规则明确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将能够降低农村抵押物在金融市场的变现难度，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的偏见。
农村市场条件日益成熟
所谓的条件成熟，主要体现在市场空间、市场条件、市场环境、市场前景等方面。首先，随着农村地区原有经济结构的改革，现代农村经济很快呈现出了更为旺盛的资金需求，而当今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生产性贷款需求及理财需求。众所周知，农村地区的创收渠道主要是种养殖、个体工商户（门店）、个体铸造业（小工厂）、家庭个体户（短工、运输、收购）等，基本涵盖了农村地区的贷款种类。
种植户想收购土地、果园或山林需要资金支持，个体户每次进货都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来确保周转，小厂子为了购置机械、建立厂房、实现生产规模化，也需要贷款；某家庭个体户要收购农产品需要资金等等，为了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几乎每一天都会产生无数的贷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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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不仅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而伴随着农户的富裕，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也已经由单一的储蓄需求转变为财富的保值、甚至增值需求，亦即我们所说的理财需求。虽说近年来依靠政策扶持、政府引导，农村金融网点正在恢复及增加，但供需失衡的现象还远远没有调整过来，而这段过渡期就是有意涉足农村市场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契机。其次，在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还未全面恢复农村地区布局的前提下，又遇上了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大范围普及、互联网文化对农村地区的渗透、城市观念对农村传统思维的冲击，无一不是在为新兴金融业态布局农村市场提供便利。
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农村网民占全国网民总数比例为27.9%,规模达1.86亿，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突破了30%。一方面，诚如上文所说，中国仍有将近9亿人次的农业人口，巨大的人口基数为市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红利；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迅速增长的网民数量，为电商平台的入局、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布局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近几年来，以京东、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巨头，早就以渠道下沉的名义进入了农村市场，有意建立县域电商生态体系，直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此之后，互联网对农村市场的野心更是由满足基础的零售需求扩大到了个人的金融需求。
⑥ 为什么看不了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推荐到OA图书馆查询。中英文都有。查英文文献，输入英文关键词即可。
⑦ 农村互联网金融在下沉吗
没有，目前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一线城市与二三线甚至四五线城市的金融需求和发展阶内段是不尽相同的容。因此，即便互联网思维能够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用户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很难产生脱离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互联网金融需求。故互联网金融目前还主要是在一线和大城市扩张，还没有进入真正的下沉阶段。
互联网金融主要对接的是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以及中间环节的支付问题，而这些服务，传统金融的“势力范围”在农村并不能全覆盖。在一个中部区域的县城，几大行的网点是相当有限的，而信用联社的定位在很长时间内是为了凸显服务农村，却在业务走向上趋同于商业银行，农村的资金并没有更多的服务于农村，而是变着法儿流向了城市。于是乎，互联网金融有了进入农村市场的正当理由，取三农之资金，服务三农之需求。
所以农村互联网目前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里我推荐一个大商创的农村电商解决方案，它是以农村需求为核心，全面构建集PC、APP、微信于一体的终端设施，为消费者提供最为贴心的跨屏购物体验。关键是采用了卖家自提或就近配送，切实匹配农村特色，有效规避了物流最后一公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