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路径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见证了县域经济在竞争中加速调整、迅猛发展的历史轨迹，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为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历史、区位、资源禀赋等多方面的差异，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大力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推进经济强县与中等发达县市、贫困县市的同台共舞、携手并进，实现县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一、在微观层面上，应立足于县域实际，放大特色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加快培育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县域之间的基本发展条件千差万别，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也各有特色。因此，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把握特色产业的培植，在做大做强特色经济上进行重点突破。 首先，要整合利用县域内资源优势，做好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尽管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不对称性，但在资源利用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优势。就县域个体而言，可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宏观方针政策，充分“盘点”县域内的矿产资源、工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态资源以及文化旅游资源，围绕高效益综合开发利用，进行大力度的整合，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形成从资源利用到产业发展、从城镇开发到民生改善等完整的规划体系，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新型产业基地，努力实现居民增收、财政增长、后劲增强的“三增”目标。通过不懈的努力，即使欠发达的县市也能够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其次，要深化合作，聚集项目，依靠项目带动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破过去单纯围绕本地需求谋发展的局限，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分工协作；要始终坚持以特色资源聚集项目、以良好环境吸引项目，全方位接轨域外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招大引强，形成资金、技术、企业和人才向县域流动的凹地效应。要着力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园区工业、现代农业、旅游产业，进一步膨胀县域主导产业规模，培育知名品牌，拉长产业链条，加速产业集聚，增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要坚持全民创业，兴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潮。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最大特色。在县域经济实力普遍较弱、政府投资相对乏力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激发各类民间主体创新创业的热情，让民营经济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战场，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坚持县乡村齐头并进、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开，为民营经济彻底松绑、放行，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到民营经济行列中来。同时，要从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入手，在建设完善金融担保、技术服务、创业培训三个体系上下工夫，使更多的民营企业膨胀崛起，形成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企业航母”优势。针对当前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制定合理的扶持计划，引导民营经济变挑战为机遇，积极调整经营战略，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勇于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不断增强在复杂考验中生存发展的综合实力。 二、在宏观层面上，应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打造强县引领、中县角逐、弱县超越，县域经济互动发展、良性竞争的格局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措施，形成了合理有序的区域发展格局。 在进一步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东、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分别制定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一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全国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明确主体功能定位，引导开发方向，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二是鼓励创新创造，引导县域之间立足自身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主选择创新发展的路径。三是制定更加细化、范围更广，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与绩效考核等。四是简政放权，扩权强县，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五是制定完善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使县域经济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在发展机制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这一基本要求，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 (一)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全面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大力发展以设施农业、装备农业、高新农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不断提高农业产出率和规模效益。县域之间和县域内要注重对市场需求和农业发展方向的把握，积极推进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养，引进推广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和适用技术，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力争形成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产业带、产业区。同时，按照产业化发展方向，积极扶持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依靠近农工业的蓬勃发展，为工业化发展和农民的转移就业、增加收入开辟更大的空间，为工业反哺农业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 (二)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标，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一般认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首要的是搞好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打破城乡界限和区域限制，统筹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覆盖县域内每一寸土地，科学地引导城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主城区的核心拉动和乡镇的主体作用，形成主城区—中心镇—农村新社区—新村庄梯次分明的规划体系，加强乡镇驻地开发建设，加快建设一批优势明显、独具特色的示范乡镇，形成辐射拉动作用，引导农民逐步向城镇集中。要坚持高效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城乡互动，以点带面，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积极探索村并城、村并镇、村并区、村并企、小村并大村等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居住、供排水、通讯、交通、防灾、供电等基础设施，为农村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创造良好条件。 (三)以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为根本，全方位提高民生保障水平。随着这几年党对“三农”工作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群众收入逐年增加、生活逐步改善、精神文化活动日益丰富的良好局面，但城乡之间享受公共服务的差距依然很大。因此，各级政府在加快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的同时，要切实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与城市居民同台共舞，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同加快现代化进程。
Ⅱ 如何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发展新思路新趋势
县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有两千多个县（市），除一小部分人口居住在大中城市外，96%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县域内。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对提升我国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县域经济可以较好地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向现代化转型。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
发展县域经济要开拓新思路编辑本段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县域经济必须以市场经济的视角来思考问题。首先必须建立一个产权明晰、权责统一、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产权与经济管理体系。在县域范围内，国有经济成分比重并不大，比较有利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县级所有的企业产权明晰及各种经济资源要素（资金、劳动、土地）自由流动不会遇到多少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在县域的势力一般不强，这正有利于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民营企业的发展正是在县域内完成的。第二，发展县域经济要努力加强数目字管理（黄仁宇，1997），县域经济系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结合形态，运转较为灵活，历史包袱不重，但在数目字管理方面较为落后。要较快地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对县域内的人口资源、自然资源及现有社会资本存量等的数目和结构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对将来的经济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有了数目字管理，就可以与其他地区作横向比较，与自己作纵向比较，找出自己发展优势与不足，更好地设计未来的发展战略，以保持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工业与第三产业上编辑本段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努力发展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及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用产品制造业。努力围绕居民的衣、食、住、行做文章，不要做那些假大空的事情。大力发展与本地居民相关的服务业。在农业与农村方面，努力改造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发展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业，诸如技术推广、销售、信息、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业。把农村建设成为环境优雅、具有活力的生活与生产之所，这是县域经济重要的一环。用县域工业与第三产业带动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充分促进与发挥劳动、资金、自然资源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活力，逐步形成良性发展的市场经济体系。
发展县域经济要特别注重人力资本的有效培育。重视义务教育，尤其要注重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这是县域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提升手段。同时，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素质良好的劳动力。加强对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型。加强下岗职工的就业培训，促使其人力资本保值与增值。
发展县域经济要以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动力编辑本段
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制度创新并加以巩固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民营企业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最为关键的改革与制度创新是金融企业改革与县域金融体制创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私有合法财产的有效保护制度也应及时跟进。
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有赖于开辟为中小企业及农户资金融通的畅通渠道。现有的金融体制很不利于中小企业与农户的资金融通，从而使他们的生产与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思维，没有健康、活跃思维的经济体系是不会长期有效运行的，更不会有多少活力。建立有效、适合中小企业与农户资本运营的金融体系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县域经济的改革与制度创新有着巨大的空间，只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文件精神，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县域经济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就会有正确的方向与良好的发展前途。我们只有充分把握中央精神与有关决定的实质，县域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才会跃上新的台阶，从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只有不断改革与制度创新，县域经济才会充满活力，才会有长效发展的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要以特色经济为方向编辑本段
我国大部分县域都有有自己特色的资源禀赋，这正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优势。或以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生产加工为基础（如祁东的黄花生产与加工），或以一种或几种工业制成品（如娄底的小型机械制造业）生产为龙头，或以旅游业为龙头（如资兴）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集中优势力量做大做强。这样既有了精品，又有了规模优势。县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作后盾，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各地经济发展结构趋同，形成毫无特色的经济模式。
有特色的龙头产品或龙头企业不是一两年可以形成的，必须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因此应该充分研究自己的县情，找出有利于自己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认真研究自己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较长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且连续执行。计划与发展战略不应因领导层的更迭而有大的变化，这一点在发展县域经济时应该充分注意。
展县域经济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编辑本段
在我国县域大中型企业较少，国有经济成分一般不大，这正是发展民营经济的天地。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点。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平等、公平、稳定、有序的环境；同时也要大力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使之逐步形成产权清晰、管理科学、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要让民营经济有一个较长的发展预期。政府各部门应该多为民营经济服务，不要有任何门户之见。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力，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兴，则县域经济兴。
县级政府部门是县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服务与引导部门。县级政府首先是为县域内各经济主体的发展提供优质优价的公共服务，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平等、有序竞争与合作的经济环境。只有政府部门的服务做好了，县域经济发展才会更加顺畅。政府部门应为各经济主体的发展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并约束其遵守，引导他们向现代企业发展。政府应当好裁判，而不是去做运动员。同时，政府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与规范也是相当重要的。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与财税体制编辑本段
县域经济是我国的基础经济，但是县级政府承担着太多的事责，而行政权力有限，尤其是受到地市级政府的行政与财政约束。现有的财税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相当不利。县级政府可用财力相当有限，而所要作为的事项又多，财政负担重，这也是农业与农民经济负担重、农村经济乃至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中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县域表现更为明显。因此非常有必要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财税分配体系，大力降低地市级的行政约束，较大程度地提高县级财税留成的比例。同时，加大中央政府对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这对西部及中部落后县市更为必要，这样我国县域经济才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总之，我国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整体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大有潜力，我们应该抓住现有的大好时机，使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Ⅲ 新形势下金融创新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县域金融发展难题，聚焦融资难融资贵、存贷比偏低版、脱实入虚、风险防控等发展权农村金融的突出问题，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和涉农贷款风险防控；着眼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推进金融资源下沉，在增加县域信贷总量和扩大服务覆盖面上下功夫；创新农业产业链金融带动、特色抵质押、综合经营服务等模式，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力度。政府、银行、市场主体要各担其责，在加大政策支持、创新金融产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加强配合，形成合力，努力营造县域金融创新发展良好环境，为加快我省县域经济发展和“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Ⅳ 金融服务领域有哪些方面的创新
由于竞争激烈，金融机构多以延伸服务来争取更多客户。
1.客户需求的延伸：过去金融机构的服务只限于满足金融业务的现实需求，而现在金融机构开始研究和满足客户的潜在需求，如银行向客户提供贷款，除了满足客户融资这个需求之外，还可以通过该业务显示客户的信用度，满足其将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等潜在需求。银行可以通过公开信用评级结果、颁发信用等级证书、追加授信额度等方式满足客户的这种潜在需求。
2.金融服务内容的延伸：过去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服务仅限于金融业务范围，但个性化营销提倡销售人员像交朋友一样与客户相处，对客户在金融业务以外的某些需求也应尽力满足，以密切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3.金融服务场所的延伸：长期以来，金融机构一直习惯于柜台服务，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的服务场所逐渐延伸到客户的工作场所。而现在的金融服务则延伸到更广的范围，金融机构的主动营销方式及服务手段的电子化，使社区、家庭都可以成为金融服务的场所。
4.金融服务种类的创新如果金融机构的服务种类单一，即使金融机构销售人员的营销能力十分强，客户也会弃之而去。所以，丰富的金融服务种类是金融机构销售人员营销的有效工具。因此，各金融机构在传统的金融服务之外，纷纷增加金融服务的种类。如理财服务、投资咨询、财务顾问、担任中介、项目融资等中间业务，渐渐成为金融机构的新宠。
Ⅳ 关于如何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
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而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承上启下的纽带，是区域链、创业链、再生链、产业链的纽带。发展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一、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反思过去的发展理念和实践，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县域经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存在重城轻乡的问题，财政资金绝大多数投向城区建设。城市发展突飞猛进，但农村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2、县域经济工业化程度较低。一般而言，多数地方县域现代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发展水平较低，目前粗放经营，产品低端现象较为普遍。3、农业产业化进度缓慢。目前技术、人才、资金都向大城市集中，县域农业产业化经营质量不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还不规范，在提高科技兴农中的作用还极其有限。农村市场建设落后，难以支撑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与加工。 4、支农资金投入比例偏小。支农资金与城市建设投入相比，比例偏小，还很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城乡统筹发展的步子应再大一些。这个题不破，就不可能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二、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几点思考 发展县域经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符合县情的科学发展思路和措施，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1、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科技兴农、基地扶农、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第三产业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2、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经济多是“块状”、“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3、要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提升人气，提增财气，提高品位，做强城镇经济。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坚持软件硬抓，硬件精抓，优化城市环境，不断提升城镇形象，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4、要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想靠有限的资金投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立足自身实际，以市场为先导，选准投入方向，避免低层次盲目重复建设。通过抓好项目建设，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5、要把优化经济环境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竞争点。环境出生产力，环境出竞争力。只有着力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创新服务思路，拓宽服务领域，创造宽松公平的政策环境和高效快捷的服务环境，才能形成“磁场效应”，赢得发展主动权，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优化环境要通过积极创建“服务型”政府，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提速、审批畅通和办事高效；在服务领域上，要从适应企业和民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由单一搞审批办手续向搞好产业指导、信息咨询和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等方面拓展；要不断健全政府部门行政效能评估监督制度，从源头治理，从机制入手，坚决清除一切不利于环境发展的障碍。三、结合县情，切实推进我县经济社会爬坡上坎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我认为应该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坚定信念，保证科学发展的思想不动摇。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切入点，在全面推进小康建设中担当重要任务。坚持科学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县域经济。去年，我县生产总值达到119.1亿元，增长12.3%，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28亿元，县域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的战略目标是利用五年左右时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十强县”。坚定信念，就是时刻要以这个战略目标为重心，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培育高效特色产业，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澧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强化学习，保证学以致用的态度不松懈。加强学习，一要认真学习政治理论，把握理论体系，增强党性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其次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市、县关于加快发展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不仅要能干好工作，还要能对省市县的发展战略说出一二三来，并且深刻地领会到位。第三要注意完善知识结构，要根据履行岗位职责的要求，广泛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同时，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规律，从中受到启发，获得灵感，提出新见解，并运用到工作中去。要把学习的成果体现在完成工作的业绩上，体现在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上。3、埋头苦干，保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含糊。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应该做好打硬仗、打持久战的准备。只有通过扎根基层，埋头苦干，脚踏实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握县情，才能更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献力献策。 4、务实创新，保证经济转型的方向不转向。坚持“工业强县、创业富民”战略，推动我县经济形态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社会形态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2009年，我县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31.4：33：35.6，一、二、三产业是三分天下，各占其一，这种经济结构的弊端是单一产业拉动整个经济发展困难较大。因此，需要突破产业结构发展，始终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工业做大做强，突出支柱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Ⅵ 如何发挥开发性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一）政府在推动开发性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工作中将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在组织协调经济建设方面具有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优势。如湖南省最近明确以省财政厅直接管理的湖南省县域经济与产业融资管理中心为省级信用平台，以转移支付资金为还款保障，向湖南省全部县市提供政府信用贷款150亿元，用于支持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从而使开发性金融对湖南县域经济的覆盖率达到了100%。湖南的做法充分证明，如果把政府掌管的财力、协调能力、立法能力、思想教育能力等优势，同开行的融资优势相结合，形成建设市场的共识，就能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形成银政共推市场建设的新局面。罗清泉省长最近对湖南省的做法也给予充分肯定。他在有关介绍湖南省推行开发性金融覆盖到县域的材料上专门批示：“湖南的经验值得研究，望给以重视，用好开发银行的贷款，推动我省经济的发展。”
我省荆州市政府将原城投公司和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合并，重组了新的城投公司，并将其定位为荆州市土地经营平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平台。这种模式得到了陈元行长的赞赏，认为“这样的平台最适合开行业务。”荆州市政府重组城投公司的事例也说明，没有政府的组织协调和组织增信，城投公司的重组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把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优势相结合，将使政府、银行和企业实现共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银行和企业都是利益的共同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银行的强力支持，只有金融活，才能经济活；同样，只有经济活，才能金融活。政府支持银行，实际上是在做自己的经济工作；银行发放贷款，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经营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优势，可以有效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使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使中小企业获得盈利，从而实现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
Ⅶ 刘光溪: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
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 2015 中国金融
刘光溪
县域经济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中央在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县域经济”概念，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三农、农民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才能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定位。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县域经济需要县域金融提供资金聚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提升县域经济增长的活力。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三农金融改革，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并要求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立足基层，主要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国家高度重视县域金融极度薄弱的现状，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在过去近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①]，而县域金融改革始终遵循了外生供给型的发展路径。要正确理解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需要认真分析、认真研究我国经济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寻求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从而正确理解它是如何通过惯性趋势达到当前状态，才能实现县域经济发展金融瓶颈突破，建立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务体系。
一、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的内生逻辑
制度演进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发展的连续过程。今天的制度几乎总是表现出与昨天的、常常是一个世纪或者更早的制度强烈的联系[②]，而未来的制度又是今天制度演进的结果。我国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是近几十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制度共同演进的结果。
（一）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民间金融基本生存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主导下，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选择。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金融业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在此背景下，各种私营金融业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和私营银行；对实行公私合营银行进行人员整编、机构合并。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方针，对私营钱庄实施公私合营，或者自行淘汰；对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整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除损益自理外，业务、人事归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管理[③]。人民政府通过没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把它们改造成为国营银行，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交易[④]。
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各种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改造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北京总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1959年，公私合营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并入当地人民银行[⑤]。金融业公有制改造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基于稳定社会、打击投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消灭所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借贷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合作金库、钱庄、典当、各省地方银行机构、农工银行、农民银行、县银行[⑥]等县域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终止、没收与兼并，形成国有的、统一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完全摧毁和剥夺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二）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剥夺三农金融发展权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无论是企业或者个人的经济活动均纳入了国家指令性计划，整个社会没有商品生产与交换，也没有市场机制，国家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基本上否定了现代金融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金融机构只是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个核算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成为必然。
实际上，早在1953年，人民银行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通过“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把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⑦]。1959年以后，公私合营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它国有银行先后并入当地人民银行，形成了大一统金融体制，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分布全国各地，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银行，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所有单位和个人只能与国家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商业信用被禁止[⑧]。农村信用社被集体化、准国有化后，已经不是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组织机构，以利息、租金为基础的三农信贷交易被全面禁止，钱庄、典当以其它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全面停止了经营或者被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三农金融发展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剥夺。
（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剥夺了三农金融内生需求权
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最主要途径。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只有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才能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摆脱重工业优先发展资源短缺的约束。1956年，我国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式的农业合作社，这是一种共同劳动、共同所有的人民公社化经营模式，但是一种低级、落后、愚昧和强制性的原始公有制，是中国几千来农民革命均贫富思想的集中体现，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这种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排斥了商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国家通过统销统购政策强制性占有农村剩余产品。
为了实现农村金融剩余的集中和农村金融资源转化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政府通过信贷资金的“统收统支”将农村信用社纳入了公有制经济体系[⑨]。农村信用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参与的基层金融组织，更多的是承担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政治任务。所有社员不论自愿与否都加入了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且只有入社的义务，不能享受退社的自由和权利[⑩]。随着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村信用社最终被人民银行合并，成为政府获取农村金融剩余的工具。国家通过对农产品剩余和农村金融剩余的强制性索取，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限制生产要素流动，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廉价占有农村剩余资源的主要手段[11]。农村剩余资源被强制性剥夺，商业性生产、交换、消费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金融内生性需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结果，城乡二元分治问题严重，三农问题代价沉重，城镇化推进缓慢，农业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大规模农业人口长期处于贫困之中[12]。
（四）小农经济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
我国传统上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只存在农民个人占有，不存在个人所有土地制度[13]。农民只能向大土地所有者或者集体租种土地，主要以实物地租形式缴纳，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只是部分存在[14]。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长期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所要求的货币化、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只有少量以货币为中心的商业性交换。广大农村生活在这种以传统为纽带小农经济社会里，内部自生性经济变化只是很小的因素，缺乏足够的经济进步[15]，基本上延续了父辈的生活足迹，导致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货币化支付只是起着非常小的作用，经济生活货币化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每一项工作任务都具有货币化报酬，是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16]。
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低级公有制模式，基本上排斥了货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反而强化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我国农村地区没有真正出现现代化农业生产。1979年，我国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主要以余粮的实物形式上缴给国家，通过劳役地租形式相互交换和调节劳动力的使用，这种非货币化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普遍存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和落后地区，直到本世纪初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实物地租或者劳役地租一方面反映了物资匮乏，另外一方面说明了农户手中没有足够用于交换的资金。工作和生活没有普遍货币化，这意味着生产者普遍缺乏市场，对于货币收入只是例外而非常规的社会[17]，很难产生内生性金融
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制度性障碍开始显露出来。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但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18]，土地难以实现流转，进一步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三农地区市场化水平极端低下。自由契约是现代商业化正常运转的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分配制度，是依靠政府指令使农户与集体共同达成协议，而不是在自由契约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土地资源交换与流转形成制度性约束。农村土地自然失去了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创造利润的机会，农民也不能享受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级差地租。结果农村土地生产成本很高，而使用效率很低，农村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受到进一步限制，难以形成满足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二、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
建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若要彻底扬弃这种制度再次进行社会变革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1978年，我国进行二次改革主要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这次改革既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相应地，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这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基层金融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并且金融发展只能逐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限制，结果造成内生需求型县域金融高度压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姓国姓民体制障碍束缚了县域民间金融发展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具备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三农经济的市场化、货币化水平较低，需要小额、分散、灵活的金融服务。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资产，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不能以土地经营权担保向外来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相比之下，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各种民间金融，是一种基于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融资，较好满足了农村地区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消除了借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信贷配给，民间金融因此成为我国县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80-90年代，民间金融为三农经济、乡镇企业提供大量金融服务，对县域正规金融发展形成重重竞争压力和冲击力，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金融风险。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金融管理部门不是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间金融活动。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基层金融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形成的认识，难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民间金融却不能真正地享受国民待遇，实现阳光化、透明化经营，而县域正规金融形成高度金融压抑，难以满足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这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内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2006年，中国银监会允许金融业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19]，但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民间资本多元化发展格局仍未完全放开。2008年银监会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金融仍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最突出的就是金融领域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各种制度安排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形成约束。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但要大规模、大面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还存在较长的时间。
（二）分业垂直体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遵循机构改革范式，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独立出来，并通过分支式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县市形成基层金融服务体系。分支式组织结构较快解决了县域金融服务主体缺乏问题，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四大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县域信用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贴近项目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由于受到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
30年金融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银行经历了金融垄断到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路径。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进行横断层面的改革，并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20]。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必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三）农村信用社准国有化制度安排导致脱农进城趋势
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地位，办理三农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县联社归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是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出资只占很少部分的准国有银行，已经失去了基层农户合作的性质。这意味着农村信用社是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外来型金融组织，并不是诞生于三农内生性需求的金融服务主体，这实际上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合作服务领域，压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正式脱钩，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1999年以后，人民银行组建了地（市）联社，对县联社实施管理。2003年，国务院进行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为核心信用社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组建成为省级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移交给省政府，退出对信用联社的管理。省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出资人，成立省联社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管理。省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县联社的联合体，其产权属于省级政府，通过统一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和信用资金计划对县联社实施管理和控制。县联社彻底失去了名义上合作性质独立法人地位，间接成为省联社下属准分支机构，成为三农资金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集中的抽水机。省国企的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而三农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这与县域和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强化与创新趋势不相一致。
（四）外生型三农金融服务难以平衡商业性与政策性
我国三农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跳出外来机构范式这一模式，即重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存在，而不重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服务。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不对三农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中国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三农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三农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五）突破条条框框认识的误区，加大对县域新型金融组织体系培育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外生供给强制型金融制度的问题。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入股。二是建立具有合作性质的农业产业基金、农业创投公司、三农资金互助社。三是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功能，对小微企业提供特色化融资服务。四是鼓励引进股权投资基金，对特色产业、优势产业进行孵化，培育市场制度。
（六）建立具有开发性质的县级政策性金融服务机构
商业化金融机构难以实现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平衡，而县域金融薄弱现状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专业性服务，实现对县域经济的培育和开发。一是成立土地银行，我国是典型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大国，土地是广大农民主要资产。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限制需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模式，成立县级土地政策性银行将土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土地级差收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集体化、集约化经营。二是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需要政府提供农业风险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有效对接，通过创新政府补偿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地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三是成立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农业信贷机构，对三农提供农产品抵押贷款、灾害补贴、差价补贴以及仓储等其它涉农贷款。四是成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针对农民贫困，自身信用等级较低，自身担保能力有限，农村资金普遍匮乏情况，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或者农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主要为农林牧渔等农业生产、加工、运销、仓储等涉农生产提供担保。
（七）加快推进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基础设施建设
县域金融改革突破先行先试需要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对县域分支机构和乡镇金融网点建设，为推进从解决三农金融“缺失”向解决三农金融“薄弱”的转变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农户、小微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和信用评定机制，推广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全面提升基层信用水平和信用意识。三是大力推进现代支付系统建设，节约基层金融运行成本，为诚信环境建设奠定基础。四是加大对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三权”的权证登记颁证、确权评估、流转服务工作，为三农“死资产”票据化、资产化、证券化流动奠定基础。五是建立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产权中介服务评估平台，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在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前提下增加农民收益，形成促进农民土地流转的机制，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增加农民收益，为金融招商引资奠定基础。
（八）构建县域金融发展的引导机制、风险补偿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
一是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金融的补贴力度，引导金融资金、民间金融更多地投向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形成县域金融发展引导机制。二是建立小微企业、农户贷款、“三权”抵押新增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构筑风险补偿体系。三是探索财政资金分担风险担保机制，形成政府、金融机构、担保中介机构、农户共同分担的贷款风险机制和土地流转机制，提升“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能力和条件。四是创新农户互保、联保等信用融资模式，形成借款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五是建立全方位农民保障体系，确保农民目前生活有提升，长远生计有保障；充分利用基金理财功能，成立土地保障基金，用于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补贴以及农民养老保险支出，促进土地流转。
[①]刘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国金融[J],第15期.
[②]库尔特.多普菲,2004.演化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2页.
[③]张徐乐,2006.生存与消亡：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当代金融家[J],第2期.
[④]刘少奇,195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R].
[⑤] http://ke..com/view, 2012.公私合营银行.
[⑥]县银行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协助的一种股份公司组织,其本质就是现代村镇银行,1947年,全国已经成立县银行总数544家。叶世昌,潘连贵,2001. 中国近代金融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3页.
[⑦] http://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历史沿革,2012.
[⑧] http://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历史沿革,2012.
[⑨]姚会元,陈俭,2008.三农信用制度异化问题探析,学术交流[J],第11期.
[⑩]何广文, 2006.三农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逻辑思路,银行家[J],第2期.
[11]何广文,2006.三农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逻辑思路.银行家[J],第2期.
[12] http://cpc.people.com.cn,201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占斌,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13]高德步,2001.世界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6-37页.
[14]厉以宁,2002.资本主义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40页.
[15]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8页.
[16]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33页.
[17]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33页.
[18]林业、草地、海滩等公共资源都是采用承包责任的使用方法,其产权归集体所有.
[19]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三农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三农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
[20]刘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国金融[J],第15.
[21]王军,2011.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支撑[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4-265页.
[22]温铁军,2008.三农合作基金会的兴衰史.中国改革[J],第8期.
[23]杨德平,2011.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三农金融,博士论文[D].中国人民大学.
Ⅷ 跪求一篇关于金融创新或是县域经济的英文文献，谢谢！
《 Financial innovation, regulation, and reform》-2009
http://www.indytruth.org/library/journals/catojournal/29/cj29n1-7.pdf
Ⅸ 金融服务手段有哪些方面的创新
金融服务手段的创新是指在现代信息社会，金融业的电子化得到了充分发展，经版营从产品的无权形化发展到服务场所的无形化。只要借助现代信息工具，金融产品和服务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到客户手中。电话银行、网上银行、自助银行、ATM网络、POS网络等分销渠道的产生，使客户享受到更全面的金融服务。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成为金融服务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各家银行在产品的电子化、多功能化方面都投入较多的精力和财力，争相以科技领先的形象吸引公众，以先进的科技水平全方位地服务于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