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

⑴ 区域性组织(国际组织)有哪些

亚太经合组织APEC
东盟10+3经济组织（10代表东南亚10个国家，3代表中韩日三国）
东亚经济组织联盟（中韩日朝蒙5国）
非洲贸易联盟（中国作为观察国）上海合作组织

⑵ 著名的国际金融机构有哪些

恒生银行、中英人寿、香港汇丰银行、英国渣打银行,汇丰银行
国际金融机构是指从事专国际属金融管理和国际金融活动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能够在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事件中协调各国的行动;提供短期资金缓解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汇率;提供长期资金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按范围可分为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机构

⑶ 世界有哪三大区域性经济组织

全球目前大大小小有近300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然而有规模、有影响、成熟的只有欧盟（EU）。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虽然规模、影响都不小，但是按照“定义”还不能真正算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让渡国家主权、管辖打破国界、组织共同机构等方面，目前还只有欧盟（EU）真正做到了。其中的APEC，情况就更加特殊了，直到目前，在该组织的内部关于“内外有别，还是内外无别”的争议都还在讨论之中。

⑷ 关于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成立的问题

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行了
就有区域国际金融组织了
这是示范效应，第一个出现了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更多的 成立

⑸ 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典型的国际组织有哪些

国际组织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目的，依据其缔结的条约或其他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常设性机构。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来源于组成国际组织的基本法律文件。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私法主体有其自身的特点：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基本法律文件的严格限制，常常是不完整的；国际组织在其财产限度内直接承担责任。

国际组织一般指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之一.而广义上说,国际组织还包括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20世纪以来若干年份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数量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1909年 37 1989年 4068
1951年 123 1992年 4878
1962年 163 1996年 5885
1970年 242 2000年 6556
1981年 1039 2005年 7350
数据来源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INTOSAI)），是由世界各国最高一级国家审计机关所组成的国际性组织。创立于1953年，1968年在东京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该组织的章程，正式宣布成立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领导。该组织总部设在维也纳，由奥地利审计法院负责日常工作，该组织的会费由各成员国按联合国缴纳会费的比例分摊。目前该组织有成员186个。我国于1982年加入该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互相交流情况，交流经验，推动和促进各国审计机关更好的完成本国的审计工作。
该组织每三年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国会议，就审计的原则、方向、理论、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以有助于各成员国研究、改进和加强政府审计工作。

政治类组织
欧 盟
独联体
上海合作组织
阿拉伯议会联盟

阿 盟
西欧联盟
拉丁美洲议会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非 盟
欧安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
法语国家组织

东 盟
里约集团
国际移民组织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北 约
桑戈委员会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华 约
欧洲委员会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非 统
各国议会联盟
维谢格拉德集团
政府间移民委员会

巴 统
亚洲议会论坛
海湾合作委员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大赦国际
国际刑警组织
伊斯兰会议组织
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

英联邦
国际刑事法院
加勒比国家联盟
南美国家共同体

社会党国际
核供应国集团
葡语国家共同体
中欧倡议国组织

不结盟运动
澳新美理事会
自由进步党国际
古阿姆民主与发展组织

巴黎俱乐部
七十七国集团
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经济类组织

世贸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
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

经合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15国集团
非洲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

20国集团
美洲开发银行
加勒比开发银行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24国集团
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国际展览局
南方共同市场
比荷卢经济联盟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关贸总协定
安第斯共同体
太平洋岛国论坛
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
太平洋共同体
东南非共同市场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世界旅游组织
东非共同体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国际能源机构
拉美经济体系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世界能源理事会
拉美一体化协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科托努协定

黑海经合组织
发展中八国集团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南方银行

科技、文化、体育等专业类组织
世卫组织
第三世界科学院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国际足联
国际科学理事会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亚奥理事会
国际档案理事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奥委会
世界遗产委员会
国际交流发展计划

万国邮政联盟
国际军体理事会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世界盲人联盟
国际音乐理事会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世界厕所组织
国际世界语协会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

国际新闻学会
国际战略研究所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国际大学协会
国际奥比斯组织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世界穆斯林大会
无国界医生组织
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

世界土著人理事会
国际新闻电影协会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世界科技城市联盟
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世界休闲组织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世界医护人员联盟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国际捕鲸委员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⑹ 国际金融机构的区域性金融机构

国际清算银行是根据1930年1月20日在荷兰海牙签订的海牙国际协定，于同年5月，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和日本六国的中央银行，以及代表美国银行界利益的摩根银行、纽约花旗银行和芝加哥花旗银行三大银行组成的银团共同联合创立，行址设在瑞士的巴塞尔。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之初的宗旨是，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款的支付和解决对德国的国际清算问题。1944年，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决议，该行应当关闭，但美国仍将它保留下来，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此后，该行的宗旨转变为，增进各国中央银行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额外的方便，同时充当国际清算的代理人或受托人。
国际清算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由认缴该行股金的各国中央银行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一次股东大会。董事会领导该行的日常业务。董事会下设银行部、货币经济部、秘书处和法律处。
国际清算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国缴纳的股金，另外，还有向会员国中央银行的借款以及大量吸收客户的存款。其主要业务活动是：办理国际结算业务；办理各种银行业务，如存、贷款和贴现业务；买卖黄金、外汇和债券；办理黄金存款；商讨有关国际货币金融方面的重要问题。国际清算银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十国集团(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活动中心，经常召集该集团成员和瑞士中央银行行长举行会议，会议于每月第一个周末在巴塞尔举行。 泛美开发银行于1959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1960年11月1日开始营业，行址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泛美开发银行的宗旨是，动员美洲内外资金，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项目贷款和技术援助，以促进拉美经济的发展。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国认缴的股金、向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和较发达会员国的存款。

⑺ 世界上有多少个区域性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49个
1世贸组织（只有这一个是全球性质的）
2亚太经合组织
3石油输出国组织
4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
5亚洲开发银行
6世界银行
7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8.15国集团
9非洲开发银行
10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1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

12.20国集团
13美洲开发银行
14加勒比开发银行
15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16.24国集团
17欧洲中央银行
18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19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20国际展览局
21南方共同市场
22比荷卢经济联盟
23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24关贸总协定
25安第斯共同体
26太平洋岛国论坛
27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28博鳌亚洲论坛
29太平洋共同体
30东南非共同市场
31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32世界旅游组织
33东非共同体
34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35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36国际能源机构
37拉美经济体系
38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39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40世界能源理事会
41拉美一体化协会
42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43科托努协定
44黑海经合组织
45发展中八国集团
46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4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48南方银行

49经合组织

⑻ 四种区域性组织（国际组织）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 Hurrell ）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 new sense of planetary 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 cosmopolitan moral 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 of 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 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⑼ 哪个金融机构是总部设在中国上海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

哪个金融机构是总部设在中国上海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是上海的。金融结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