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❶ 简述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核心

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❷ 金融学（银行与国际金融)和金融学（公司金融)是不是一个专业

在国内一般认为是一个专业，但是这两个是不同的研究方向。
金融学（银行与国际金融）：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为银行和证券投资等金融经济领域，培养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金融管理人才，以适应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培养掌握现代金融学基本理论和金融管理技术与方法，熟练掌握国际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政策法规，熟悉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及贸易结算业务，具有较高英语水平及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能在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基金业、上市公司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单位从事金融、理财及其他经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高素质专门人才。
主要专业课：货币金融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与管理、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银行信贷管理学、证券投资学、保险理论与营销、汇率理论与外汇交易、国际结算、期货投资分析、信用管理、个人理财、金融模拟与实验等。
就业方向：在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和租赁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管理部门及上市公司从事金融、理财及其他经济管理工作。
公司金融学（Corporate finance），又称公司财务管理，公司理财等。它是金融学的分支学科，用於考察公司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融资渠道，获得最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并形成合适的资本结构（capital structure）；还包括企业投资、利润分配、运营资金管理及财务分析等方面。它会涉及到现代公司制度中的一些诸如委托-代理结构的金融安排等深层次的问题。一般来说，公司金融学会利用各种分析工具来管理公司的财务，例如使用贴现法(DCF)来为投资计划总值作出评估，使用决策树分析来了解投资及营运的弹性。
公司金融学主要研究企业的融资、投资、收益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对于英文CorporateFinance中国有不同的译法，或译为“公司财务”，或译为“公司理财”，或译为“公司金融”。显然，就中文的字面来看，“财务”、“理财”和“金融”这些概念是有显著区别的。一般而言，企业的“财务”或“理财”是以现金收支为主的企业资金收支活动的总称，是建立在企业的会计信息基础上加以管理的。而公司金融所研究的内容要比此庞大得多。一是它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因为现代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系统，所以，必须注重研究企业与金融系统之间的关系，以综合运用各种形式的金融工具与方法，进行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这是现代公司金融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二是就企业内部而言，公司金融所研究的内容也比“财务”或“理财”要广，它还涉及与公司融资、投资以及收益分配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非财务性内容。

❸ 中国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始终在为推动该机制成熟完善和有效发挥作用而不懈努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贡献。
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火车头”。据统计，2008至2013年，中国经济维持7.7%以上的高增长，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的贡献率高达37.6%。中方在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宣布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大。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重大倡议和机制建设，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性经济格局，让地区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将为二十国集团实现未来5年整体经济增长额外提高2.1%的全面增长战略提供更多信心保证。 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议题讨论，不遗余力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二十国集团成员提出的近千项改革建议中，中国贡献了约15%。在二十国集团历次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倡导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努力营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国积极响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救助能力的倡议，以实际行动支持欧洲摆脱欧债危机，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金融风险。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更在各种场合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推动全球经济架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建设性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弱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表现有好有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二十国集团自身也处在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须在制度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不负众望，再次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指明道路，带来希望。推动会议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税收和反腐合作、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发出积极声音，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新兴市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领军形象。

❹ 国际金融方面的论文

楼主大大不管什么写自己最擅长的

你可以在课本里找啊，找个小标题的小节的就行。

❺ 怎么看待金融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国企改革下，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工作必须坚持推动发展和深化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金融对外开放，处理好稳定增长与防风险、强化市场约束与维护金融稳定、推动金融创新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要进一步扩大金融的对外开放水平，在高水平双向开放中提高我国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处理好稳定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强化市场约束与维护金融稳定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推动金融创新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国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中大咨询

❻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❼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1.改变未来世界中的经济格局，未来世界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将越来越重要

2.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方面的话语权将增多

3.各国都将会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管，不会放任贪婪的投资家胡搞

4.金融危机让一些一向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转型，包括中国，扩大内需越来越重要

5.美元的地位将会下降，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找可替代美元的货币来进行国际贸易。

由于金融危机向欧洲和新兴金融市场持续蔓延，特别是随着全球信贷渠道的干涸，欧元区等许多国家银行希望利用美联储货币互换工具获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为避险资产和应急资产，美国出于为后续向国际社会发债融资也极力稳定美元，这些因素有望支撑美元短期走强。然而美元近期的价格反转并不能改变美元中长期的价值下跌趋势，决定美元长期走向除了经济基本面和美元策略外，还有三大根本性因素。
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地位。尽管美元仍占全球24%战略储备，占11%世界贸易份额，然而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5年到2008年第2季度，美元比重降至62.48%，欧元从8.54%大幅升至26.99%。

美元享有的铸币税特权。在1977-2006年，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比率高达86.2%，美国绝大多数的经常项目逆差通过国际铸币税得以“抵消”，这也解释了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为何没有导致美元大幅快速贬值的原因。而在近两年随着美国经济走软，美国的国际铸币税减少，使美元贬值逐步丧失了制动阀，国际铸币税已无法挽救美元信心的危机，表现为美元的加速贬值。随着近年来美国国际铸币税的抵消能力的降低，美元趋向疲软是大势所趋。

美元走势受制于日益严重的双赤字。双赤字始终是决定美元走势的长期根本性因素。随着美国大规模救市行动的展开，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美国负债率急剧上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日益失衡，主权违约风险加大，据统计，2008年联邦赤字将达到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2009年更会攀升至7500亿美元，因此美元救市债的发出极有可能成为美元贬值的导火索。

综合以上判断，美元走势的逆转和币值内在的不稳定性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新的动荡，加剧实体经济恶化的风险。

金融大乱之金融大治。短期来看全球金融局势岌岌可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在美国财政状况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旨在缓解金融危机的救助政策将对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产生“挤出作用”；而货币政策自2007年9月以来8次降息的效果也逐渐减弱，联邦基准利率无力引导金融市场利率，再加上金融危机期货币乘数的杠杆收缩，消灭货币购买力的速度极快，货币政策也面临失效。

然而从长期看，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加深而提前成熟。亚欧首脑会议和即将召开的G20全球金融峰会，就是重建新体系的萌芽。可以预期，这些会议的召开将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制约主导货币国家本币扩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国际收支格局三个方面，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全球化向结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但是必须认识到国际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货币体系的重塑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美国为了维持在全球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霸地位，显然不肯轻易将美元的发行权拱手转让，欧盟也正在寻求欧元势力的上升，未来针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制度的重大难题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

由于本轮世界经济金融周期面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已经累积了大量风险，当经济危机对金融危机的“反冲击”时，很可能使全球经济步入一个时间为3～5年含有两次衰退的“W”型调整期。

金融大动荡需要金融大治理。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是全球金融体系也是中国自身所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中国如何因势利导借这次金融危机参与重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格局?中国需要采取怎样的金融改革战略？如何完善现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面对未来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调整和中国发展转型的趋势，中国要有长期的准备，仅仅为了应对危机和经济下滑频繁地动用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我国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财政赤字逐月扩大9月份 732亿元人民币,为8月份的3.89倍)，应该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的解决统一起来，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促进发展转型，深化金融改革与维护金融安全”通盘考虑，思考全方位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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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金融危机九项注意
1：不要辞职，不要换工作，不要转行，不要创业；
2：多备份几个自己可以去的公司职位；
3：不主动要求老板涨工资，裁员往往从工资高的裁起；
4：多帮朋友留意工作机会、多介绍，轮到自己找工作时，才会有朋友帮你；
5：存钱、买国债，或者双币存款，别买股票；
6：每月给父母寄钱，经济不好，越穷的人越不好过；
7：危机的后期最难过，现在还没开始，别觉得自己很强；
8：别离婚；
9：就算还没感觉危机，也应该日子紧着过，用以前70%的钱过现在的日子。
金融危机我们需要做什么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而我要说的是，当我们面前的门被关上时，希望大家不要太过慌张。
金融危机在2008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又发生了。它不是某个人的意愿所能够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做许多事情。但是总有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比如：
1、我们可以韬光养晦。以我自己为例, 我现在是一名教师，这个职业真的是没有什么刺激性。我也一直想要转行，而现在又不适合做些什么，所以干脆买几本想学的书，看一些相关的视频。恶补一些知识。等到经济要转时，马上就可以出手。毕竟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2、国家要做的是化危机为转机，而我们老百姓要做的就是找到危机中的商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不论它本身是好事情，还是坏的。
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能够过去
这应该是大家最期待的了, 只是它的结束就象它的发生一样真的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希望奥巴马能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吧。对于美国政府的7000亿美元纾困案，有65%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民众指出，大银行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救大银行的资本家们，民众却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除此之外，国际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7000亿美元根本远远不够。
[编辑本段]挽救危机两种路线
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
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具体来看，这种“转移”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路线，即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或挑起战争，外引祸水；另一种则是直接路线，也就是自己赤膊上阵。
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战争往往还伴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例如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等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对舆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社会控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用来预防国内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
从军工产业的拉动效应来看，目前，美国的军工厂每生产1300亿美元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工生产，就可以新增上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未将军工产业间接的拉动效应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直接拉动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制造业，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行业，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这种以军工生产刺激经济的前提是，能够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否则将会面临有产出无收益的尴尬局面。在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每次王朝战争和国家间战争都伴随着巨额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收益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见人，例如，攫取对象国矿产资源，占领对象国市场，瓜分对象国国外资产等。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目前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明显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两场战争的战费比例过高，反而阻碍了军队的换装进程，进而影响了军工企业的利益。即使仅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是有动力的。也许，从伊拉克撤军，再重新寻找新的对手，才较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战牟利”战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潜在的热点地区，可能成为此类战略的对象。
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

❾ 为什么中国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需要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表现出的几个特征：
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总体向好，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全球金融治理格局依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向旧的体制回归;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一定进展;WTO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停滞不前，而区域性FTA谈判进展很快;以及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存在内在缺陷。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新趋势、新标准、新规制认识不足;中国经济开放水平比较低;中国的标准与国际新规则差距较大;以及中国没有建立一种多层次外交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公共外交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的建议：
第一，在多边框架下，促进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加强各个层面的治理机制的合作，充分发挥其作用。
第二，努力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
第三，推动全球货币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首先要推动国际金融组织，例如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
第四，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第五，参与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的修订。
第六，提升自身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能力，履行大国的国际责任。

❿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五大趋势是什么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主要任务是修复引发危机的“断层线”，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性，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金融需求。金融稳定体系包括：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有深度广度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及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监管有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审慎层面，主要是增强单个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具体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大额风险集中度、公司治理、风险文化等方面。二是宏观审慎层面，主要是防止系统性风险传导、缓解顺周期问题，包括解决“大而不倒”、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和加强逆周期资本补充。三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完善会计、审计、外部评级、危机处置、OTC、中央交易对手、基准利率等。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五个趋势。第一，以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为核心，覆盖各类风险，对模型计量的态度更加谨慎，引入简单的杠杆率作为兜底。第二，识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提高监管强度，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第三，从关注银行到关注非银行，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G-SII）、全球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非保险金融公司（G-NBNI）和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包括5种经济功能：基金、信托等集合类投资，财务公司、租赁、保理等批发融资发放贷款，券商、货币经纪等融资融券，融资性担保、信用保证等信用担保，SIV、ABCP等资产证券化实体功能。第四，强调标准实施的国际一致性，标准要有统一的适用范围、统一的时间表，评估要同步实施、规则一致、实施一致。第五，寻求多元目标，平衡简单性，提高可比性和风险敏感性。
建议我国金融监管要时刻把握风险的动态变化，指导机构建立良好的风险文化、合理的公司治理架构工具和适当的激励。要提高宏观视野，注重监管措施的先后顺序和内在逻辑一致性。关注政策的叠加效应，境外加强监管协调，境内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其他宏观政策的配合，整体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在加强监管规则建设的同时，提高有效监管能力，避免因规则过于复杂而诱发监管套利行为、加重监管负担。重视传统监管手段的作用，通过有效监管施压于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应进一步发挥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