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㈠ 上海今年将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你知道数字人民币是什么吗

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是一种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

1月 24 日消息，上海将持续推动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等等。

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此前已经在上海同仁医院以及陆家嘴的一些商业场所中显现，且已实现 “双离线”支付，但目前仍处于内部测试阶段，普通用户暂时无法参与试点工作。

在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方面。上海将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国家实验室，争取更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继续办好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全力实施三大“上海方案”，加快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

㈡ 云南金融办刘光溪主任曾经的一本书籍《服务贸易与上海新一轮发展 》 是那个出版社出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服务贸易与上海新一轮发展 》作者: 刘光溪
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主要就上海如何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推进上海新一轮发展，面对激烈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为目标的新一轮发展，从任务上来看，是艰巨的；从时间上来看，是迫切的；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是必要的；从实践操作来看，更是可行的。与此同时，借2010年世博会的良机，上海将进一步打造交通、物流、服务、金融、信息、创新和生产的中心地位，透过四通八达的经济和社会廊道，进一步强化萁经济中心的集聚和扩散功能，扩大上海对周边省市的服务和辐射功能。本书各专题将促使上海人民在推动新一轮发展中思维观念的根本转变，并拓展和创新科教兴市新涵义、新战略，开创科教兴市的新思维、新境界、新视野。

㈢ 简单说说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服务贸易的一些对策！万分感谢。。特急！

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服务贸易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国际服务贸易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国际投资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已成为各国贸易竞争的新领域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21世纪被人们公认为知识经济世纪,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服务贸易,在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作用下,无疑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正确地判断和把握知识经济影响下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加入WTO的要求,作出积极的政策调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服务业及国际服务贸易将呈现出以下五大发展趋势:
1、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化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在产业内容上将发生根本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支柱是第二产业,即制造业,而知识经济时代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将成为社会的主流,服务业将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形态。从上世纪的工业革命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处扩展的最富有的企业一直是工业企业。而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银行、综合商社、海陆空运输公司、电话电报公司、软件开发公司等纷纷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就业的60%以上。尤其是美国,服务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75%,提供的就业岗位占80%。发达国家服务业的现状预示着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方向。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也开始呈现“业务服务化”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服务业之所以成为主导产业,一是科技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引发了经济组织形式的分化,从而增加了对服务的需求。原来由企业内部承担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非核心业务普遍外包给专业化、高效化的服务供应商。而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集中在对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技能的掌握上,谁吝啬购买各种专业服务产品谁就可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这些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加了社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二是科技的进步导致供给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物空余时间和可支配财富的增加等,极大地扩展了生活服务消费的新领域;三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造和流通过程所使用的现代化劳动工具要求服务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产品,反过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强化了服务行业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影响和控制;四是知识和信息的广泛运用使得服务行业成为产品增值的主体,财富越来越向服务行业集中;五是服务经济本身的结构特点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如包括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信息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必然处于中心地位,教育产业也必然成为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
2、服务贸易结构的技术知识密集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知识型服务贸易将占主导地位。所谓知识型服务业是指那些使用高技能人员,知识、技术占主要地位的,对社会经济增长趋势与轨迹有着重要影响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参照原关税总协定秘书处开列的“服务部门参考清单”,这类服务大致包括:专业性服务中法律服务、管理服务、工程设计服务与计算机相关联的服务;信息和数据服务;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存款服务、与金融市场管理有关的服务、金融贷款、其他贷款业务、与债券市场有关的服务);保险业务中的货运保险、非货运保险、再保险以及附属于保险的服务等。上述各类服务业虽在不同领域存在差异,但却有一共同特点,即提供的产品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交易的核心是蕴含在各种服务中的知识。近年来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建立在迅速增长的以高新技术为载体的知识型服务产业基础之上的。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将知识型服务业的开放列为两个主要议题之一更是表明了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这种趋势的认同和把握。
知识型服务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一是信息技术给国际贸易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增强了知识型服务产品的可流通性,使知识型服务产品变得相对地可储存、定价及易地易时交易。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存在形式的数字化、编码化、知识活动方式的计算机化和网络化,刷新了知识与产业及经济的关系。现在,低成本、高宽带的通信设备,数字化网络与先进的集成软件系统等,正在使原来难以或不能进行的服务成为可交换的对象。例如走在知识经济前列的美国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日不落”软件公司,把公司的主要实体搬到与其没有业务关系的国家,就地招聘员工,其决策者和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开发人员则在美国国内通过网络指挥,24小时连续进行软件开发,再通过电子手段把软件产品直接送到另一个国家;二是知识型服务业报酬的递增性增强了各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和竞争。著名的国际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认为,到21世纪初,美国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将属于用知识来服务的工作。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要求各国开放其市场。
此外服务贸易结构的“软化”趋势在传统服务贸易中也将明显体现出来。如餐饮业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行业,在知识经济时代,餐饮企业若想再现昔日的辉煌,就必须开发高附加值的餐饮产品,这种高附加值既体现在餐饮产品本身的知识含量上,也体现为顾客在享用餐饮产品的同时所获得的附加服务上。最近美国快餐业经营商汉堡王把位于纽约市中心金融区的一家分店以专线与因特网联接,为前来吃汉堡餐的顾客提供上网服务,利用网络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
3、服务贸易竞争的信息比较优势化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生和传递主要是通过信息业来完成的。信息通过全球网络在参加国际经贸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间流动,必然导致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服务贸易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内容、方式以及竞争格局必然发生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传统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新的信息比较优势将是形成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服务贸易分工的一种新力量,成为贸易国或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所谓信息比较优势是指各国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反馈和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以及一国所获得信息的数量、质量、时效和稀缺程度。正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信息产业的规模比重将极大地影响一国在国际贸易乃至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实力和地位,各国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不落伍,都加大了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业的投入和竞争。自从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均在筹划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盟也不甘落后。美国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构想的创始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实施。为了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中利用自己的科技、经济优势谋求最大发展,美国政府1995年又宣布实施“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呼吁各国加入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世界信息服务贸易的争夺战,且愈演愈烈。
4、服务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
80年代以来,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趋势的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发达国家由于在国际服务贸易整体利益分配中占有明显优势,因此积极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益相对较少而持谨慎态度。但1994年4月15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正式签署标志着服务贸易正式纳入国际多边贸易体制自由贸易的框架之内,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不能进行的服务成为可交换的对象。例如走在知识经济前列的美国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日不落”软件公司,把公司的主要实体搬到与其没有业务关系的国家,就地招聘员工,其决策者和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开发人员则在美国国内通过网络指挥,24小时连续进行软件开发,再通过电子手段把软件产品直接送到另一个国家;二是知识型服务业报酬的递增性增强了各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和竞争。著名的国际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认为,到21世纪初,美国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将属于用知识来服务的工作。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要求各国开放其市场。此外服务贸易结构的“软化”趋势在传统服务贸易中也将明显体现出来。如餐饮业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行业,在知识经济时代,餐饮企业若想再现昔日的辉煌,就必须开发高附加值的餐饮产品,这种高附加值既体现在餐饮产品本身的知识含量上,也体现为顾客在享用餐饮产品的同时所获得的附加服务上。最近美国快餐业经营商汉堡王把位于纽约市中心金融区的一家分店以专线与因特网联接,为前来吃汉堡餐的顾客提供上网服务,利用网络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
3、服务贸易竞争的信息比较优势化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生和传递主要是通过信息业来完成的。信息通过全球网络在参加国际经贸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间流动,必然导致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服务贸易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内容、方式以及竞争格局必然发生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传统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新的信息比较优势将是形成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服务贸易分工的一种新力量,成为贸易国或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所谓信息比较优势是指各国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反馈和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以及一国所获得信息的数量、质量、时效和稀缺程度。正因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信息产业的规模比重将极大地影响一国在国际贸易乃至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实力和地位,各国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不落伍,都加大了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业的投入和竞争。自从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便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均在筹划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盟也不甘落后。美国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构想的创始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实施。为了在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中利用自己的科技、经济优势谋求最大发展,美国政府1995年又宣布实施“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呼吁各国加入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世界信息服务贸易的争夺战,且愈演愈烈。
4、服务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80年代以来,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趋势的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发达国家由于在国际服务贸易整体利益分配中占有明显优势,因此积极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益相对较少而持谨慎态度。但1994年4月15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正式签署标志着服务贸易正式纳入国际多边贸易体制自由贸易的框架之内,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1997年2月后《基础电信协议》、《信息技术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的最终达成将全球90%以上的电信、信息及金融服务贸易纳入其管辖范围,被认为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现在WTO的大多数成员已对某些服务贸易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承诺,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要求在21世纪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世贸组织千年回合谈判将知识型服务业列为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就表明了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已成为今后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在服务贸易政策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关系将得到新的整合。一方面,知识经济的产生将大大增进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自由贸易政策都将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经济的日趋全球化,已不允许单纯的自我保护和封闭,只有以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参与服务贸易分工才能达到更加安全的自我保护。当然另一方面,知识经济要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保证,再加上知识型服务贸易往往涉及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经济命脉,这就意味着在实行自由的贸易政策的同时,还要借助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显得十分重要。
5、服务贸易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化
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尤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最快。据资料统计,1970年全球服务贸易额仅710亿美元,与货物贸易出口之比为0.117,到1997年猛增到12950亿美元,年均增长11.7%,与货物贸易出口之比上升为0.238,预计15—20年后,这一比值将达到0.5以上。但从地区分布来看则呈现出不平衡趋势: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具有巨额的服务贸易顺差。1996年美国、日本、欧共体各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已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2/3强,如果加上中国香港地区约占80%。尤其是美国,1997年服务贸易顺差达到793亿美元,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已相当于出口额的40%。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地位不断上升,但服务出口中主要领域仍然在海上运输、旅游和劳务出口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化、服务贸易结构的技术知识密集化、竞争的信息比较优势化及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等趋势的日益明朗,服务贸易地区分布结构的不平衡化不但不会消弱,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二、中国的现状及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有了较大发展,服务贸易的增长既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也高于国内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的领域也在逐步扩大。但总体看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尚处于发展初期,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1)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落后,综合竞争实力差,服务贸易缺乏国内的产业支柱。目前我国服务业仅占GDP的32.5%,就业的25%,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占GDP的38%)。而且中国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如旅游、劳务出口、远洋运输等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而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电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我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服务贸易总体水平偏低,出口结构不尽合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额仅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1%,居于世界排名20位以后。199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之比仅为0.128,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上海,1997年的这个比例也只有0.146,均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0.232)。同时,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也不合理,货运和旅游两项就接近50%,而知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弱,存在较大数额的贸易逆差。(3)服务贸易法制不健全,管理落后。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大部分贸易无法通过海关加以监控,需要以法律手段来限制或鼓励人员、资本的流动以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在服务贸易立法方面,到目前为止虽已颁布了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总体来看,立法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或者条文模糊、抽象,甚至相互之间存在冲突,或者缺乏统一性和透明度,或者未能与WTO、GATS原则相符。同时,服务贸易管理滞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发展生产性行业,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放在首位,服务行业缺乏明确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规划,没有系统的权威的关于服务行业发展的规章制度,且管理多头,部门职责不清,产业布局分散且经营规模小。(4)服务贸易方面的人才短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的外向型高层次人才奇缺。(5)信息化建设与信息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信息技术在某些关键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信息产业普遍企业规模较小,同时缺乏分工与协作的全面统筹安排。
知识经济所掀起的服务业全球化浪潮,不仅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我国现有的服务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结合知识经济时代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充分挖掘我国服务贸易潜力,努力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的新增长点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
1、深刻认识中国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紧迫性,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知识经济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服务经济时代。大力发展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和保障。而在中国,传统上存在着浓厚的“重农抑商”观念和歧视性的“三教九流”式的社会阶层划分,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服务无价值”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此,一要加大宣传,打破业已形成的落后观念,实现在社会产品观和劳动价值观上的突破,使人们特别是服务贸易领域里的企业和从业人员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服务经济的大发展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中国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奠定思想基础。二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国家财政特别要重视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三要增强服务业内资企业的竞争力。服务业企业和工业一样,规模是决定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我国大部分新兴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企业的规模都很小,面对全球服务业跨国并购的浪潮,政府在增强内资企业竞争力方面首先要做的是推动企业的联合。其次可以考虑选择一批有潜在优势的新兴服务业、知识型服务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进行定向扶持。如采取鼓励性税收政策,对这些企业实行减免税;在政府采购方面实行倾斜;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更准确的国际服务贸易信息等。
2、坚持积极稳妥协调有序的方针,逐步开放我国的知识型服务贸易和国内服务市场加快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我国向—25—知识经济过渡的要求,而对其的对外开放又既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又是我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知识型服务业尚属发展中的幼稚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和服务贸易,必须将尊重GATS基本原则与坚持国家主权自主、安全和保护幼稚产业相结合原则逐步开放。(1)要稳步开放部分急需引进竞争的知识型服务业领域。对国内缺乏竞争力,但又急需发展的知识型服务领域,要积极引导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一方面,这样可以引进崭新的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促进我国新服务品种的培育与发展,提高我国的总体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供一种激励性压力,促使本国服务业积极地从事技术与管理创新,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差距;(2)对于已具备一定竞争能力的知识型服务业,要坚持适度保护与鼓励公平竞争相结合的原则,利用企业和行业的作用,合理保护服务贸易市场。如学习日本经验,加强服务销售网络一体化建设,增强市场进入难度。日本虽然公开的保护政策已明显减少,但仍是最能进入的市场,其经验在于十分完善的一体化网络;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提高进入成本;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等。(3)要真正做到以市场换技术。要站在是否有助于提升我国生产力水平的高度看待知识型服务市场的开放,切忌走制造业利用外资“重量不重质”的老路。知识型服务业跨国公司最关注的是我国巨大的服务市场,因此完全没有必要给予外资较国内服务业企业更优惠的待遇。(4)开放要以部门倾斜为主,地区倾斜为主。在知识型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应按照特定服务业的重要程度、关联程度及战略差异实行部门重点倾斜,而不宜采取定式地区梯度开放模式。(5)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在千年回合知识型服务业市场开放规则的制定中把握主动权。
3、正确处理传统比较优势与信息比较优势的关系,努力培育信息比较优势由于信息国际化趋势的强化,国际服务贸易中传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发达国家正在有目的有意识地联合以试图控制和垄断世界信息资源,达到在21世纪主导国际服务贸易主流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若仅仅以本国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虽能获得一些贸易利益,但极易跌入“比较优势陷阱”,无法获得国际服务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要加快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局部产业、局部地区信息化的发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比重,通过局部信息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来形成未来的信息竞争优势。在当前,可以将传统比较优势与信息比较优势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相互促进。一方面,用信息比较优势带动传统比较优势,引导传统服务业向高增值高信息含量方向发展,促进或保持传统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用传统比较优势支持信息比较优势,促进信息竞争优势的形成。
4、加强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的管理体制在进行服务贸易立法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渐进原则。由于服务贸易协调的复杂性,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从实际出发,如从暂行办法、管理条例过渡到正式法律。简单的法律在先或实践在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配套原则。在制定地方法规时要考虑到与全国法律的衔接,地方法管什么,国家法律管理什么,立法中要明确。(3)系统原则。既要有各部门通用法规,如对服务贸易统计、服务贸易从业人员资格规定、外国移民、服务贸易反不正当竞争、服务贸易企业组织等行为的规范,又要有对具体行业的立法,这对我国已开放和承诺开放的行业特别重要。(4)接轨原则。WTO、GATS已确立了世界范围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我们应加强对WTO、GATS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尽快建立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背国际法准则的法律法规,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此外要特别注意增加反对外国对我国的服务贸易设置壁垒实行歧视性待遇和不公正贸易等专项条款,使其具有与国际法衔接的效力。
解决我国当前国际服务贸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起全社会的服务贸易组织机构和协调管理机制。建议成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协调小组或委员会,负责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业务统计、立法、对外谈判和政策协调等事宜。
5、加快服务贸易人才培养不同产业的企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对服务贸易企业来讲,人才是关键要素。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说到底是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差距。解决人才问题要从多方面着手,一是多渠道多层次培养。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积极筹建国际服务贸易专业,培养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强对现有人员的短期培训。二是开展“海外引智”工程,积极引进人才。三是防止人才流失。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大批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如何防止服务贸易高层次人才的流失显然十分紧迫。否则一边培养一边向外输送,自己的人才问题还是始终难以解决。

㈣ 服务贸易在中国和世界的现状

2014年1-9月，中国金融、文化等新兴服务出口稳步增长，对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和优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中，金融服务增幅居首，出口增长41.9%，出口额达27.3亿美元。电影音像出口增长31.4%，金额为1.2亿美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7.4%。咨询出口增长8.7%，出口额达314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比重为20%，仅次于旅游出口。一些新兴服务进口也快速增长，其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广告宣传、通信服务进口增长显著，增幅分别为46.4%、37.1%、27%和22.4%。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服务贸易附加值，促进了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做出了积极贡献。

传统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远远逊色于新兴服务贸易。2014年1-9月，三大传统服务（旅游、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出口合计仅增长4.5%，占比为47.4%，比2013年略有下降。其中，旅游出口总额仍居各类服务之首，但同比仅增长6.8%，在中国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下降至24.1%。运输服务出口位居第二，同比下降2.1%，占比降至17.6%。建筑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8.8%，占比为5.7%。

4、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迅速

2014年1-9月，中国服务外包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1-9月，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134319份，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733.9亿美元和545.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3%和32%。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481.6亿美元和370.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6%和27.6%；在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252.3亿美元和17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4.4%和42.6%。信息技术外包(ITO)仍占主导地位，知识产权研究、分析学和数据挖掘、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和测试等知识流程外包业务增长迅速。

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是购买中国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2014年1-9月中国承接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的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分别为85.5亿美元、53.6亿美元、51.9亿美元和38.6亿美元，合计为229.6美元，占执行总额的62%。

二、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国内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服务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今后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服务业发展规划（2011-2015）》、《服务贸易“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系统、全面、开放和科学的规划体系逐步形成。

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影响日益增强。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宣传、推动作用。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大连软交会、深圳文博会、中国（香港）服洽会、中韩技术展等一批国际服务贸易展会运转良好，为促进中外企业开展服务贸易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高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以来，先后出台了23项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涉及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六大领域。一年多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平稳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基本确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基本形成，在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服务贸易方面示范效应显著。

2、服务贸易支持政策体系得到加强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创新支持服务贸易的政策措施，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对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较好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出台支持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推动金融机构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更好服务。2014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开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引导外资企业来华设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各类功能性总部和分支机构、研发中心、营运基地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扩大，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望大幅提升，将为服务贸易发展创造新的重大机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贸易发展前景日益看好。2012年，中国政府出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方面对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逐步建立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体系，全面支持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规模，提升质量，推动文化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颁布实施，将促进中国旅游产品供给日趋丰富、完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产品创新力度加大，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过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也将保持较快增长。

（二）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1、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环境复杂多变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仍处于低速复苏阶段，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动力依然不足。据世贸组织统计，2014年前8个月，美国服务进口仅增长3.8%。在国际市场需求较弱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经济体加快结构调整和开放步伐，放宽服务业外资持股比例，甚至出售大型国有公司股份，服务业出口潜力快速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出现加剧趋势。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僵持不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启动了《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诸边谈判，力求制定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规则，推动全球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蓬勃发展，服务业开放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各国谈判和扩大市场准入的对象从传统的商贸、旅游、运输扩展到新兴的信息、金融、保险等。这对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改变将产生深远影响。

2、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总体上仍然薄弱

总的看，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尚未形成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支撑；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与大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较大差距；国际竞争力不强，缺少大企业大集团和知名品牌。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46.1%，占比虽然已超过第二产业，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制约了服务贸易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展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有所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所企稳，国际服务贸易需求可能稳中略升。在市场好转的带动下，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有望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但全年服务贸易逆差规模可能继续扩大。未来，中国将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服务业对外开放新举措，探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将明显增强。加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优化提升，中国服务贸易有望迎来更快速增长的时期。

㈤ 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

268．028．1 国际金融与贸易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rade ）
学分数 2 周学时 2
教学目的与要求：
课程性质：非经管类文科公共选修课。本课程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学基础知识。
基本内容：国际金融与贸易是既有联系又独立的学科，作为文科学生学习与掌握关于世界经济基础知识的一门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两大部分：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一、国际贸易方面：①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国际商品流动的一般规律；②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学说；③对外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原则；④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二、国际金融方面：①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②外汇供求及相对价格——汇率问题；③外贸信贷与国际信贷；④国际金融体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有基本的了解，拓宽知识面，加深学习本专业以及经济学其他课程和专业知识的基础。
基本要求：理解与掌握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概念，要求比较系统地了解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运用学到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分析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和货币金融的状况，分析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解为主，结合课堂讨论，期末考试或课程论文。

参考教材：
1、 邹根宝主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 年 月
2、 陈同仇 薛荣久主编 《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3、 姜波克主编：《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
4、 殷醒民编著 《国际金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教学内容：
第一章 国际贸易基础知识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基本统计
第三节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第二章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第一节 国际分工
第二节 世界市场
第三节 国际价值和世界市场价格
第三章 国际服务贸易
第一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与特征
第二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原因
第三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形式
第四章 对外贸易政策
第一节 对外贸易政策的类型与演变
第二节 自由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第五章 关税与非关税措施
第一节 关税概述
第二节 关税的分类
第三节 非关税措施概述
第四节 非关税措施分类
第六章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
第一节 关贸总协定概述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
第三节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
第七章 国际收支
第一节 国民收入帐户
第二节 开放经济下的国际收支帐户
第八章 外汇市场与汇率
第一节 外汇和外汇市场
第二节 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
第九章 外贸信贷和国际信贷
第一节 外贸信贷
第二节 国际信贷
第十章 国际金融体系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
第二节 国际金融机构

编写者：罗秀妹（副教授） 编写时间：2003年6月

㈥ 上海经济发展的瓶颈是,其原因是。解决措施有。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二）资源环境<BR>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BR>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 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BR>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BR>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BR>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BR>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BR>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BR>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2）。</P><P><BR>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BR>民间投资额（亿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BR>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BR>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BR> （四）生态环境<BR>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BR>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BR> <BR>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BR>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

㈦ 上海浦东的 已经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上海浦东地区的发展对整个上海经济的发展意义如何

浦东开发开放，也谱写了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篇章。作为创造昨日辉煌的老工业基地，浦东开发开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浦东开发为契机，通过东西联动，加快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的整体性调整，全面促进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再创上海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一、浦东开发开放及自身产业演变轨迹

经过十年的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综合经济实力方面看：1999年，浦东新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800.5亿元，比1990年的60亿元增长13.3倍，十年平均增长21.3%。浦东新区占全市GDP总比重也上升到19.8%。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浦东的经济和产业形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经济形态从以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单元经济，转变为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框架、以多元投资为基础、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发挥积极作用、各种经济成分共同繁荣发展的多元经济。
——经济结构从以市郊农业和配套加工制造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变为以金融贸易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工业为支撑的现代经济。
——产业结构从主要靠二产拉动的单一结构，转变为二产、三产共同拉动的多元结构。
——浦东功能辐射从上海市内东西联动，转变为与长江流域、与国内其他地区、与国际市场互动，浦东开发已进入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进的新阶段，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雏形已经在黄浦江东岸初步建成。

二、浦东开发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的空间。与“孤岛式”发展模式不同，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一直与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相连。在“依托浦西、以东带西、东西联动”方针的指导下，浦东依托上海产业基础推进自身产业升级，上海也以浦东为“龙头”推动产业的调整，取得了互相促进，加速发展的效应。可以说，浦东开发开放十年间的过程，就是上海产业结构从适应性调整到战略性调整的过程，就是上海产业结构从适应性高速到战略性调整的过程。浦东开发开放，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如下作用：
1、大力利用外资，培育产业新增长点
浦东开发开放十年间，正值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十年来，通过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浦东吸引外资的水平不断提高。至1999年末，已有来自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外商在浦东投资企业5942家，总投资294.43亿美元，合同外资115.68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98家公司在浦东投资1818个项目，总投资达86亿美元；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479个，总投资256亿美元。浦东新区已占全市利用外资总额的28.8%，项目总数的30%。通过与外商资本的嫁接，浦东新区已经成为上海信息产业、现代生物医药工业、家电制造业和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也构筑上海一批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具有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和企业。通过这些产业和企业的建立，使上海企业和产品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也提升了上海出口商品的结构。上海市外贸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53.17亿美元迅速提高到1999年的187.85亿美元，增长达3.5倍。从出口企业构成上看，“三资”企业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66%；从出口产品结构上看，去年上海机电产品已占出口总额的43.75%；“双高”产品的含量也已近40%，这表明上海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正迅速增强。
2、带动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合理化
作为老的工业基地，浦东开发开放之初的上海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的比重较大，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趋势不明显。因此，在上海发展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总目标下，浦东的发展战略定位为“金融、贸易、高新技术先行”，两者的方向保持一致。十年来，上海市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坚持优化市场配置的原则，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第二产业升级换代，并为整个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浦东以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为代表的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创汇农业快速增长；金桥现代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和支柱工业形成规模，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经济初具特色，外高桥保税区加工贸易功能开始凸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功能建设，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集聚辐射效应开始发挥，金融保险业已经成为浦东新区第三产业的支柱。由于1999年浦东第在产业迅速发展，去年占浦东GDP的比例已达44.1%，以此推动上海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年均递增1.7个百分点，开始形成三产与二产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从上海二产发展的情况看，处于调整期的上海工业，十年“关、停、并、转”的破产1028家，下岗分流150万人次，传统工业如纺织、轻工、有色工业等生产下降，而同期上海工业十年却平均每年增长14.5%。这一下一上反映了浦东的二产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增长点，一个极为重要的孵化器，一个极为重要的蓄水池。
3、适庆科技发展趋势，促进产业高技术化
作为对外开放开发区，浦东机关报区在吸纳外资进入的同时，关键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上海产业向高技术化发展。十年来，特别是“九五”以来，上海借助浦东新区兴建“一江三桥”（即张江、金桥、外高桥、孙桥）高新技术产业带，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张江高科技园区着力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和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已初步形成科技创新区、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微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上海软件园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到1999年末，张江园区已引进中外项目67个，总投资超过10亿美元。金桥出口加工区以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现代家电和生物医药为主体的四大高新技术支柱产业互为依托，牵引和辐射的集群效应明显。高新技术产业带还辟通了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通道”，形成了上海贝尔、上海日立两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和40多个层次较高的企业研发中心。通过浦东的辐射效应，上海工业系统已累计建立70个重点企业技术中心，其中国家级23个，市级47个。通过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创造国内技术领先产品，并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上海的产业水平特别是工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1999年，汽车、通讯设备等六大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近60%，上海正不断构筑新的产业高地。
4、提供发展新空间，促进上海工业布局趋向合理
从传统上海工业的空间布局看，工业企业主要分散于市区，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体开发，也不利于工业企业及产品的配套和规模化。按照把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的要求，根据“市区体现上海的繁荣和繁华，郊区体现上海工业的实力和水平”的指导思想，上海作出了“退二进三”的调整决策，即以市中心内环线为界，内环线以内发展都市型工业为主，内环线之间发展都市型工业、高科技产业及配套工业，外环线以外发展钢铁、石化、汽车等产业为主。至1998年，内环线内106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相继有500多家工厂（车间）迁出，腾出了350万平方米的场地用于发展第三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在这新一轮的大调整中，一方面，通过浦东开发有关政策的波及效应，推动上海市区金融、贸易、信息等服务业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实现市区经济的服务化；另一方面，清东新区作为上海1+3+9工业区系列组合的“龙头”，通过一批新的工业区如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高桥工业区等工业区的建设，使浦东崛起了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电子及通讯设备产业，体现了上海产业和工业布局的新态势。
5、发挥调整新优势，推动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
浦东开发开放的十年中，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为适时调整上海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上海充分发挥浦东开发开放的综合功能，为企业制度创新提供舞台。通过以证券、期化、产权、人才、房地产等要素市场为第一层面，石油、汽车、钢铁等生产资料市场体系的建立，为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批国有老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浦东投资与外商投资经济嫁接，提升了产业能级，成为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募集发展资金，改善资本结构，实现了多坏分子化投资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造；一批国有企业在要素市场上进行了多方面整合，规范了市场进退行为，逐步强化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一批国有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开始了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构建了支柱工业的生产集群，各产业间技术进步的相互溢出效应，推动了工业整体进步。同时，一大批混合经济和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提供了包括资本嫁接、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条件。据统计，十年来，上海工业企业破产兼并和资产重组活动有近30%是依托浦东实现的。

三、进一步发挥浦东开发开放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作用的思考

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浦东开发开放发挥了先导、示范和带动作用，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经过十年的建设，浦东开发开放当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浦东开发开放将面临新阶段的新情况，面临我国加入WTO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讲，浦东新区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上海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基本形成以金融、贸易、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体系，如何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探索。在此，特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增强东西产业互动，在上海产业大格局中明确定位。
浦东参与的产业体系可以分为三个环，即以浦东自身产业空间为第一环，浦东融入浦西形成上海产业空间为第二环，上海产业进入全国和全球产业体系为第三环。在这三环中，关键是做好作为中观层面的第二环开发。总体上，浦东自身产业要进行相应调整并得到发展，但同时要与上海整体的产业政策保持一致相互协调。因此，在上海整体产业升级中应引导浦东产业定位，发挥其综合试验区的功能，大力发展金融、信息、通讯、电子及服务贸易等产业，增强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上海经济总量中的比例。由于浦东开发是在人口相对稠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展的，对浦东自身产业中尚有的科技含量不高、产品竞争力较差的传统工业企业，要加大调整和技术改造，迅速提高产业和产品等级，解决浦东浦西仍存在的产业趋同化问题。同时，应加强对浦东产业联动、产业政策方面的规划，提供利用外资、产业服务等方面的良好环境，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浦东与上海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象，发挥浦东新区在产业调整中的带动作用。
第二，面临加入WTO新形势，积有汇入国际产业大格局。
作为我国市场准入程度最高和对外开放上，并率先汇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流。结合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浦东继续发挥综合试验区的作用，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和扩大对外开放领域，为吸引外资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
应继续做好直接利用外资工作，重点吸引跨国公司投资，鼓励外商资本进入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大力引进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重点行业和项目。同时，对间接利用外资这一国际主要融资形式及时研究，积极吸引国际投资进入金融、贸易、保险等领域，吸纳外资参与浦东和上海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加大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在加入WTO“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情况下，浦东开发开放不仅要大胆“引进来”，还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走出去”，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为此，应积极推动借助浦东政策的1000余家外贸公司，进一步开辟国际市场，扩大出口；推动落户浦东的各类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兴办技术中心，进行产业转移，推动上海企业和产品，利用浦东的信息优势，为上海积极培训“走出去”的各类人才，了解和掌握国际通行的商务、法律和规则。
第三、面向全国加强服务，发挥经济发展的“桥梁”、“枢纽”的作用。
为适应上海沿长江中下游和全国进行产业调整和延伸的需要，必须突出浦东为工江三角洲服务、为全国服务的功能，完善“延伸周边、辐射江浙、服务全国”的城市形态布局，形成浦东服务全国的“窗口”、“桥梁”和“纽带”作用。当前，国家提出了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这对上海既是挑战，也是千载难适的机遇。为发挥浦东和上海在全世国经济的辐射作用，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进一步健全以“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积极拓展上海和浦东交通、通讯、信息等方面的枢纽口岸功能；要充分发挥浦东证券、金融、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兴办钻石交易和黄金交易等新兴的要素市场，形成上海和浦东在资金、项目、要素配置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应努力完善浦东在人才引进培训和科技开发等方面的优势，使浦东和上海成为全国面向市场经济的人才基地和科技产业化基地。应积极挖掘浦东在承办展览、会议、咨询、旅游等方面的功能，使浦东和上海成为国内外商品、文化、信息的交汇点和“窗口”，同时，应进一步创造条件，完善服务环境，做好吸引国内企业和大集团总部落户浦东的工作，使浦东成为全国的浦东，使上海企业成为全国的企业。
第四，面向未来产业竞争趋势，使浦东成为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的热土。
从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后，工业结构应向高技术化演变，高科技的不断产业化是重点追求的目标。
结合上海经济的发展阶段，下一步应充分利用浦东的特有优势，率先使浦东从以技术引进为主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使浦东成为上海工业和科技创新的“龙头”。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方面，要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先导，推进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全面渗透，努力培育优势产业群，构筑由战略产业、支柱产业、都市型产业和知识型产业组成的现代产业体系，使浦东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应形成“内、外、民、小”等四种科技创机关报大军汇集的局面，全面营造“科技浦东”概念。积极吸引国内企业和科研院所落户浦东，鼓励国内企业在浦东兴办研发中心；积极吸引外资在浦东设立地区研发中心，鼓励外资参股企业研发机构；为民营科技企业创造条件，形成合伙、股份等所有制形式的高科技企业群；积极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科技员和青年科技人员到浦东创业，形成一批科技型、哑铃型、头脑型的科技企业。
为提供对以上科技创新力量的支撑，浦东和上海将集中力量抓好张江高科技园区建设，努力拓展张江高科技园区在研发创新、孵化创业、转化辐射和机制创新方面的功能，使浦东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地。

㈧ 如何实现上海自贸区与其他自贸区的发展取得互补共赢

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开张，这是十八大之后，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标志着长三角、乃至中国的开发开放新棋局正在徐徐展开。从区域经济竞争的角度看，作为近邻的嘉善，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给周嘉善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嘉善的优势在哪里，嘉善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好好的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应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合理协调区域分工，形成错位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以制度的活力带动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一、“虹吸效应”冲击服务业与外资外贸
相对于周边的嘉善，上海不仅具有金融优势，还具有一定的制造业优势，这使其具有规避外资因利积聚、利薄散去的系统性风险的优势。上海自贸区新政的施行，无疑将强化上海的原有优势，在服务业及外资外贸方面，嘉善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许多优惠政策诸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及税收优惠，主要是围绕六大现代服务业领域（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用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试点开展。
现代金融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重点，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及相关金融离岸业务等，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方面，将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政策开放及制度创新将推动上海集聚更多的现代金融高级要素，上海与嘉善的现代金融的发展落差将进一步拉大。
在外资方面，上海自贸园区试行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备案制代替审批制，这对于外资尤其是技术周期较短、时间价值突出的外商投资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上海自贸园区的先行先试意味着将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首选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嘉善与上海的招商引资竞争将更加激烈。
从金融角度看，上海自贸区新政对于外资PE和VC吸引力甚大。外资PE和VC对于促进中小型创新型企业非常重要，而中小创新型企业的孵化有利于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因此上海新政将间接地影响嘉善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外贸方面，在综合保税区政策基础上，上海自贸园区实施货物进口自由，无配额限制，不缴纳进口税；货物转口自由，无需缴税，同时放松外汇管制等优惠政策，逐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向离岸自由贸易、服务贸易转变。嘉善的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把产品运输至上海自贸园区的全球分拨中心进行综合调配，集聚更多的贸易流量。
二、倒逼区域分工沪善联动发展将强化
上海自贸区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主要内容，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将对临近的嘉善产生辐射，推动嘉善和上海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
在金融方面，嘉善完全可倚仗自身制造业产业发达、金融生态环境优良等优势，率先错位打造次区域金融中心。可以把自身定位于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乃至海内外、有一定全国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要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配套服务。前期包括承接数据单据处理、呼叫中心等中低端业务，中远期则主要吸引电子银行、产品创新研发等中高端业务，旨在打造金融中心的后援系统。
在沪善同城一体化区域经济中，上海的中心地位通过贸区得到强化将深刻影响嘉善的制造业发展。根据“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原理，上海作为长期为嘉善提供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中心，其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嘉善的现代制造业就越发达。
例如，自贸区的设立对于在沪金融机构来说，可以扩大到为国际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国际金融机构的同台竞争，将为嘉善的制造企业提供更加优越和高效率的服务。
此外，上海自贸区将对嘉善产生改革示范效应。实践证明，体制机制活力及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的关键要素。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意味着上海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嘉善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甚至直接出局。
三、承接上海自贸区外溢优势独特
一是政治优势独特。2013年2月28日，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方案报批成功，其从国家层面要求嘉善依托毗邻大都市上海，全面加强以上海为重点的区域合作，创新开放合作模式，提高开放合作水平，建设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示范片区，并为大都市毗邻县依托大都市加快发展提供示范。嘉善在承接上海自贸区建设中，应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领导关爱转化为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嘉善全面转型升级。
二是区位优势明显。嘉善区域上属于浙江，区位上紧靠上海，与上海有32公里左右的边界线，距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四大城市都只有1小时车程，乘坐高铁到上海只需要20分钟左右，形成了融入上海的半小时经济圈、生活圈、和工作圈，并形成了“13579”的独特现象。嘉善已实现与上海的“无缝对接”，因此，在承接上海自贸区辐射和聚集效应上，具有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
三是产业基础雄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工业大县，全县工业经济总量已突破1000亿元，2012年规上工业产值740.3亿元，正在向“千亿俱乐部”迈进。拥有木业家具、电子电声、五金机械、纺织服装四大区域性特色支柱产业，新兴信息电子、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四大新兴产业，是“中国实木复合板之都”、“浙江省光伏产业基地”、“浙江省精密机械产业（嘉善）示范基地”。 嘉善具有承接对接上海自贸区的雄厚经济实力和坚实产业基础。
四、超前谋划 借力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极其优惠的政策和制度，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聚焦点。无论是从机遇的角度还是挑战的角度，嘉善都面临重大考验，关键是寻找适宜的应对策略。

一是提早谋划。嘉善新城区建设不妨从规划、制度、管理、产业、企业、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积极主动接轨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借鉴上海自贸区的投资自由化改革以及相关的投资管理制度和理念，例如投资监管从事先审批到备案以及事后监管，形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
二是深化合作。嘉善可与上海市政府建立起相应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发改、商务、海关、经信、金融等部门，既要积极与上海对口部门建立对接机制，及时掌握部门工作相关进展情况，还要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条线建立对接机制，及时了解自贸区优惠政策，并做好相关研究。嘉善不妨考虑设立驻上海自贸区办事机构，以实现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无缝衔接”。
三是创新体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建设是一个探索、推进、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监管措施的便利化与管理体制的多样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后能否顺利运行并有效吸引投资者，与海关监管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密切相关。嘉善应积极争取海关对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区域的抽查式的监管；推进货物装卸、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的管理服务便捷化；利用风险管理方式，实施分级扶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监管，以对账目的监管代替货物实物监管。
四是园区共建。深入推进嘉善与上海共建的跨区域联动开发园区建设。嘉善应以对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因势利导，创造条件，通过搭建平台、树立典型、政策支持等举措，强力推进与上海共建的跨区域联动开发园区建设，更好地满足上海制造业转移和现代服务业扩张的需求，更好地推动嘉善与上海的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
五是借力发展。大力营造上海自贸区腹地功能，借力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嘉善应以先进制造业配套服务为方向，加快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服务环节延伸，以网络、科技、软件和信息服务提升制造业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以产业金融、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增强制造业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
六是错位发展。嘉善应充分发挥加工制造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临近上海的地域优势，利用上海建设自由贸易园区的契机，一方面扩大出口、稳定外需，另一方面扩大进口，尤其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有针对性的扩大先进装备及前沿技术的进口，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七是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南通开放经济水平，实现开放型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嘉善应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的优势，加快出口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开发出口支柱产业集群，进一步加强品牌意识，努力实现出口产品和出口企业“中高端化”结构转型；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进出口发展基础建设，打好产业布局基础，加快推进出口功能性平台建设，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八是强强联合。嘉善应着力推动嘉兴出口加工区B区综合保税区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全面合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所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保税区，是全国首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和上海国际航运、贸易中心的重要载体，也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兴出口加工区B区应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加紧建立和完善组织协调机制，积极争取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更好地推动嘉兴出口加工区B区综合保税区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外高桥保税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㈨ 急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发展历史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是1992年8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于1993 年1月9日正式开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上海。

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于1999年获准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码： 600000 ），这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截至2009年6月底，注册资本金达79.3亿元，良好的业绩和诚信经营的声誉使浦发银行业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中一家备受关注和尊敬的上市公司。

建行以来，秉承“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经营理念，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积极探索和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为把上海尽早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服务，促进和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业务发展迅速，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经营实力不断增强，在海内外已具备一定的影响。

根据2007年核心资本排名，公司2008年7月获评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1000强银行排名第176位，比前年提前了15位排名；2008年6月公司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球市值500强企业第422位。公司还被国际评级研究机构 RepuTex（崇德）评为“中国十佳可持续发展企业”，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评选为“2008中国民生行动先锋”。在中国信息协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联合主办的2007-2008中国最佳客户服务评选中，公司95528客户服务中心荣获“2007-2008中国最佳客户服务中心奖”。公司在《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07年度中国最佳银行评选”中荣膺“2007最佳企业伙伴银行”奖项。由中国《金融时报》主办的“2008中国最佳金融机构排行榜”中荣膺“最佳风险控制银行”和“最具成长性银行”；由《首席财务官》杂志社主办“2008年度中国CFO最信赖的银行评选”中荣获“最佳公司金融品牌奖”、“最佳投行业务奖”和“最佳贸易金融奖”。2008年12月，我行被《21世纪经济报道》的“2008年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综合竞争力15强。

我行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汇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银行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托管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经营的其他业务。

截止到 2008年底，全行总资产规模已达13094.25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9472.94亿元人民币，本外币贷款余额6975.65亿元人民币，实现税后利润125.16亿元人民币，并在上海、杭州、宁波、南京、北京、温州、苏州、重庆、广州、深圳、昆明、芜湖、天津、郑州、大连、济南、成都、西安、沈阳、武汉、青岛、太原、长沙、哈尔滨、南昌、南宁、乌鲁木齐、长春、呼和浩特、合肥、兰州、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开设了32家分行，机构网点总数增至491家，并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