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论文怎么写
当前，由于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农产品降价和售卖难等问题，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为准确把握金融危机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深度及农村金融机构应采取的措施，我们对豫西南某县农业经济受影响情况进行了调查。
金融危机对该县农业生产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得以务工经济为农民主要现金收入来源的豫西南某县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更重，难度更大。金融危机对该县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高四难”五个方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降，农民增收困难。今年以来，该县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压力持续加大。以2月份为例，小麦、玉米的价格分别比2008年10月份下降了4.1%和9.5%；油菜籽价格由最高2.7元/斤下降到目前的1.5元/斤，降幅高达45.4%，且比上年同期每斤低1.7元；受金融危机和猪流感的双重挤压，畜禽产品价格回落趋势短期难以逆转，对养殖业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猪肉比2008年3月份（猪肉价格最高的时候）同期比下降了23%。鸡蛋平均零售价3.05元/斤，环比下降10%。
返乡农民持续增加，农民工就业困难。该县是山区县，自然条件差，务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从了解到的情况看，该县数十万人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工数量近万人，约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0%左右，大量返乡农民工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农资价格高位运行，农业效益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需求下降，农产品价格全面走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仍然高位运行，农业用工成本不断攀升。从调查的情况看，国内化肥尤其是尿素和复合肥价格涨幅普遍超过30%，如尿素价格已由2008年秋天的1200/吨涨至1500元/吨以上，磷酸二铵的出厂限价从2400元/吨上调到4100元/吨，进口钾肥上涨100%，农用柴油前10个月平均上涨了27.8%；种子、农药、农地膜等也都呈现不同程度上涨。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
龙头企业生产销售形势严峻，生产经营困难。表现在龙头企业发展受阻，履行订单能力下降，影响了基地农产品销售量进而影响到基地农产品销售价格，如粮食加工企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生产销售受阻，直接影响对粮食的收购，导致农民卖粮难和粮价的下跌。
农业资本市场滞后，农户和龙头企业融资困难加剧。贫困山区农业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农业开发扩大生产缺项目、缺资金的问题更为突出。尽管国家宏观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但由于农业开发市场风险大、比较效益低，金融部门对农业投入实际上更为谨慎、更加严格。突出表现在，一些产业化龙头企业信贷规模遭到压缩，致使企业技改投入资金缺乏，生产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农村金融的支农对策
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村镇银行等）作为支农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切实承担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进一步发挥小额贷款优势，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应在小额贷款范围和贷款额度上有所突破，探索发放信用共同体贷款，扩大抵押范围，积极开办各类资源抵押贷款，加大林业开发、水面养殖等资源开发扶持。同时简化贷款手续，落实优惠政策，帮助农民群众早日渡过难关。
选准信贷投放兴奋点，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农村金融机构要积极做好配套服务，做到有的放矢。一是积极开办农村消费信贷业务，支持农民购买农机具和交通运输工具，支持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中高档耐用品等，进一步拉动内需。二是重点支持农村种植专业户、重点户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格局。三是支持专业合作社发展。四是开发适合农民工创业的金融服务新产品。
创新信贷方式，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走出困境。农村金融机构要按照国家政策，应适当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针对不同行业和风险评级，适当简化中小企业授信流程，保持龙头企业应对危机、稳步发展的合理信贷规模。
树立风险防范理念，力求实现双赢。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将风险意识落实到防范信贷风险的每一个环节中去。一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和评价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和提示系统。三是建立稽核、事后监督和专业检查“三位一体”的检查体系，做到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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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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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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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我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然在对于城镇化的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扩展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渠道，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可以有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动力。论文将以城镇化的定义和内容为主线，从理论角度来全面阐述金融支持与城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通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不足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金融支持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新型农村机构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和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各类新型农村机构不断进行深化变革，除了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之外，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主要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对象，特别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来阐述新型农村机构的发展情况、业务经营情况、国家政策、自身发展的主要问题等方面来分析制约其健康发展的因素，从金融业务产品的外部因素到金融人才、内部管控等的内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最终从政府、各金融机构本身、市场外部环境、内部管理改善等各个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从而可以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并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的寻找解决的办法，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优势也越来越显现，在农村金融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国家也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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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农业保险模式选择与农村金融稳健发展
一、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
频频发生的农业自然灾害，在带来巨大的灾害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了业内外人士对农业保险问题的反思:在商业保险发达的今天，为何农业保险仍然处于真空?
其一，发展缓慢，救灾复产作用未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的高风险，不仅是农业风险的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目前，我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至20%。农业的高风险，也意味着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缺乏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农业保险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农业自然灾害后救灾复产的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及社会捐献。农业保险对平抑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及灾后恢复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浙江省为例，由于地处沿海，农业自然灾害在全国风险区划中属于最高之列，保险财产因台风洪水造成的损失率是上海的46－59倍。仅2005年，全省就有27.1万公顷农作物、28.4万公顷水产遭受台风袭击受灾，3.1万头大牲畜死亡。由于近年来该省每年保费收入只有一两百万元，形成了农民、保险公司“两不愿保”的局面，因此这些损失几乎没有得到商业保险补偿。
其二，机制缺失，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对农业、农民、农村企业均具有通过风险支持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但是，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目前却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让农村金融独自承担“三农”信贷支持的风险和收益。如果农业保险介入，通过与银行机构打造风险利益共同体，则可以使其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吴兴区东林镇为例，全镇龟鳖养殖量最高时超过2000万只，养殖农户数1200多户，已从传统的粮产区变为龟鳖养殖大镇，走出一条特色水产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但2003年开始龟鳖市场行情“突变”，一夜之间造成70%以上的养殖户亏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龟鳖养殖业贷款逾期贷款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凸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调减温室龟鳖养殖量、调整养殖品种、建立龟鳖专业合作社等措施，该镇龟鳖养殖业已走出大面积亏损的困境，农户贷款基本上能够正常周转。虽然市场风险基本得到化解，但假若龟鳖行情未能如期转好，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0多万元龟鳖养殖业贷款潜在风险将是巨大的。如果有农业保险分担风险，将使农业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增加农村金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其三，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扶持落实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没有出台。目前，国外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界定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农业保险也就无法可依。由于立法滞后，国家提出对农业保险的扶持都是宏观层面的，往往因缺少具体支持政策而落不到实处，这也是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营业税之外，对农业保险没有其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没有直接的保费补贴。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受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所限，如果保险公司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制定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
二、发展农业保险需要创新思路
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承担支农重任的银行机构也处在这一风险之下。如果农业保险这个屏障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银行机构潜在风险都是巨大的，这将影响“三农” 的信贷投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笔者以为，在农业保险问题上，需要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加快发展。
模式一：政策性保险，市场化经营。农业保险有其特性，它针对弱质产业和支付能力弱的群体，属于准公共产品。而农业又属于基础产业，农业保险对整个和谐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农业保险应实行政策性保险。但政府直接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容易产生垄断，效率低下。因此，要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采用由政府补贴方式，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实现政府、保险公司、银行机构和农民“四赢”。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于2006年3月1日在杭州成立，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平安等十家成员公司共同签署了共保体章程，标志着业内期待已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开始破题。由于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在试点阶段实行5倍封顶方案，其中农业险累计赔付在保费2倍以内，由共保体全额承担；2至3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1：1承担；3至5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2：1承担，因此可以较好地化解单家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调动保险公司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模式二：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由商业保险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出资，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同时，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允许农业保险公司综合性经营，鼓励其在从事政策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农村地区商业性保险业务，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特别是农作物保险产品的能力，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以2004年12月30日挂牌成立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借鉴了法国安盟“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的“大农险”模式，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根据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种养业险、家财险、人身意外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2005年，该公司就实现保费5506万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为1114万元，常规性保险业务保费4392万元，开办保险险种55个，使其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以商业化运营方式开办各类涉农保险业务的农业保险公司，进而实现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模式三：相互制保险，自己保自己。相互制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与股份制公司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会员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是相互保险形式适用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二是相互保险成本较低，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人群寻求保险保障提供了机会；三是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具有双重性，因此公司可以灵活调整保险费率，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利差损、费差损等问题。目前，相互制保险成为国外保险市场的主流形式之一，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比重都占到全球2/5左右。在我国，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在原黑龙江农垦总局风险互助体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于2005年1月11日正式开业，填补了我国尚无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由于相互农险公司较少需要政府资金上的支持，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利用这种形式发展农业保险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渔业、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有望在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
模式四：银行办保险，尝试双赢路。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农业保险休戚相关的因素，结合“十一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建议认真研究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开展设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试点。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设立农业保险公司，一是符合其作为全省（市、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的角色，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和交叉销售优势，符合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有效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实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风险有其特殊性，它往往由小而大，由此及彼，一旦发生风险，作为信贷支持主体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影响最大，而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负面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有效提高信贷风险防范能力；三是以省（市、区）为单位设立农业保险公司，可以推进农业保险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立法试点工作，从本地实际出发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与定位、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条款的制订以及对农业保险的监管等做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支持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落到实处。
模式五：政府设基金，防巨灾风险。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保险费的分担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补贴保费的30％，加拿大法律规定政府补贴50％。同时，通过提供再保险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如美国和日本，政府为农业保险，包括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补贴；在德国和法国，农业保险运作方式虽然市场化，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仍有政府基金作坚强后盾。在我国，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使得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建议抓紧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从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年度经营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以及赈灾捐款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等等。同时，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去营业税的同时，建议减免所得税，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拓农业保险业务。所减免的税收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用作应对农业大灾补偿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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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学论文
金融自由化之小谈
摘要：进入21世纪，这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金融自由化这一新的名词逐渐被人们所了解，那摩何为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何利与弊？以及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发展如何？下来就让我们来一一探讨。
关键字：金融自由化
我们的世界已经融为了一个整体，文化、经济、政治等等都或多或少的联系着世界各国及地区。金融自由化更是贯穿在世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金融自由化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在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
金融自由化也称“金融深化”，是“金融抑制”的对称。金融自由化理论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经过两次划时代的革命以来，它的发展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性。从而导出了经济自由化的利与弊。
金融自由化的有利点：
第一，金融自由化无疑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世界银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对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人，都既形成了压力也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开性，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亦即资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尤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为接近最优化。
第三，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提供了更灵活的经营手段。
第四，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商业银行在盈利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选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分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着眼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然而在传统的分业管理制度下，由于商业银行一方面囿于经营手段的匮乏，另一方面却面对国内外同业的竞争，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银行破产倒闭现象依旧层出不穷。在分业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手段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合理地搭配起来，使商业银行从原有的两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第五，金融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金融一体化，随着各国日益敞开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不考虑时区划分，世界性金融市场应当说已经初具雏形。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资源配置能够在世界范围得到改善。
金融自由化的弊端：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制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上述情况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绝非有利无害。金融自由化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往往在其他方面又具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在提供了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是增加风险的因素，切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想化。即使是在金融体系相当完善的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也是权衡利害之后的抉择，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上，在任何时间，任何金融体系中，金融体系改革必然是利弊交织，决策者所能指望的只能是利大于弊，而不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选择。十余年来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并行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进程也证明了这一论点。无论是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在金融市场较不发达的国家，只有用积极的、审慎的态度客观地评估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利弊，权衡利害，大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中国金融专业化所面临的抉择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大量金融机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 “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由此我们对经济自由化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作为一把双刃剑，如何去正确的运用它，而发展壮大自己，仍然需要着我们不断地发掘和努力。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金融自由化的困境，也仅仅只是一时的，更要求着我们不断地去理解它，正确地制定方针和策略，使我国的金融发展之路更加宽广，更加光明.
参考文献：《金融自由化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 》 杨会晏， 李文昌 2005-12-24
《 21世纪金融大趋势------金融自由化》 马君潞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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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市场是黄金生产者和供应者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场所。世界各大黄金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系统。其构成要素，从作用和功能上来考虑，可分为：
（1）为黄金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和场所
欧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市场里的黄金交易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比如伦敦黄金市场，整个市场是由各大金商、下属公司相互联系组成，通过金商与客户之间的电话、电传等进行交易；而苏黎世黄金市场，则由三大银行为客户代为买卖并负责结帐清算。伦敦和苏黎世市场上的买价和卖价都是较为保密的，交易量也都难于真实估计。
美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市场实际上建立在典型的期货市场基础上，其交易类似于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其它商品。期货交易所作为一个非赢利机构本身不参加交易，只是提供场地、设备，同时制定有关法规，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地进行，对交易进行严格地监控。
亚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一般有专门的黄金交易场所，同时进行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交易，交易实行会员制，只有达到一定要求的公司和银行才可能成为会员，并对会员的数量配额有极为严格的控制。虽然进入交易场内的会员数量较少，但是信誉极高。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为例：其场内会员交易采用公开叫价，口头拍板的形式来交易，由于场内的金商严守信用，鲜有违规之事发生。
（2）黄金市场买卖参与者
国际金商：最典型的就是伦敦黄金市场上的五大金行，其自身就是一个黄金交易商，由于其与世界上各大金矿和黄金商有广泛的联系，而且其下属的各个公司又与许多商店和黄金顾客联系，因此，五大金商会根据自身掌握的情况，不断报出黄金的买价和卖价。当然，金商要负责金价波动的风险。
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仅仅为客户代行买卖和结算，本身并不参加黄金买卖，以苏黎世的三大银行为代表，他们充当生产者和投资者之间的经纪人，在市场上起到中介作用。也有一些做自营业务的，如在新加坡黄金交易所(UOB)里，就有多家自营商会员是银行的。
对冲基金：近年来，国际对冲基金尤其是美国的对冲基金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在黄金市场上，几乎每次大的下跌都与基金公司借入短期黄金在即期黄金市场抛售和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及黄金期货交易所构筑大量的淡仓有关。一些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利用与各国政治、工商和金融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较先捕捉到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利用管理的庞大资金进行买空和卖空从而加速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从中渔利。
各种法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这里既包括专门出售黄金的公司，如各大金矿、黄金生产商、黄金制品商(如各种工业企业)、首饰行以及私人购金收藏者等，也包括专门从事黄金买卖的投资公司、个人投资者等。从对市场风险的喜好程度看，又可以分为避险者和冒险者：前者希望黄金保值而回避风险，希望将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如黄金生产商、黄金消费者等；后者则希望从价格涨跌中获得利益，因此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如各种对冲基金等投资公司。
经纪公司(Brokerage Firm)：是专门从事代理非交易所会员进行黄金交易，并收取佣金的经纪组织。有的交易所把经纪公司称为经纪行(Commission House)。在纽约、芝加哥、香港等黄金市场里，有很多经纪公司，他们本身并不拥有黄金，只是派出场内代表在交易厅里为客户代理黄金买卖，收取客户的佣金。
（3）有关的监督管理机构
随着黄金市场的不断发展，为保证市场的公正和公平，保护买卖双方利益，杜绝市场上操纵价格等非法交易行为。各地都建立了对黄金市场的监督体系。比如：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香港的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
（4）有关的行业自律组织
世界黄金协会：是一个由世界范围的黄金制造者联合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其总部设在伦敦，在各大黄金市场都设有办事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引导黄金市场上的结构性变化(例如：消除税收，减少壁垒，改善世界黄金市场的分销管道等)来尽可能提高世界黄金的销量。对世界黄金生产形成稳定的支持，并在所有实际和潜在的黄金购买者之前树立起正面的形象。
伦敦黄金市场协会(LBMA)：成立于1987年，其主要职责就是提高伦敦黄金市场的运作效率及扩大伦敦黄金市场的影响，为伦敦招商，促进所有参与者(包括黄金生产者、精炼者、购买者等)的经营活动。同时与英国的有关管理部门，如英国金融管理局，关税与消费税局等共同合作，维持伦敦黄金市场稳定而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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