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壹』 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暂行办法

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以下简称补贴资金）管理，支持金融机构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稳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促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符合规定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享受中央财政按照贷款平均余额一定比例给予的定向费用补贴。
本办法所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批准设立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是指根据银监会统计和认定所确定的西部偏远地区乡（镇），由财政部另行发布。
本办法所称贷款平均余额，是指金融机构（网点）该年度每季度末贷款余额的平均值，即每季度末贷款余额之和除以季度数。具体统计口径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及相关规定为准。如果金融机构（网点）为当年新设，则贷款平均余额为其设立之日起的每季度末贷款余额的平均值。
第三条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
政府扶持，是指财政部建立定向费用补贴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
商业运作，是指金融机构按商业经营规律，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风险可控，是指金融机构在加大贷款投放的同时，应当加强内部管理，改善经营指标，控制相关风险。
管理到位，是指财政部门规范补贴资金管理，严格审核，及时拨付，加强监督检查，保证资金安全和政策实施效果。
第四条地方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安排地方补贴资金，加大补贴政策力度，更好地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第五条中央财政对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的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
第六条中央财政对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按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重复享受补贴。
第七条补贴资金于下一年度拨付，纳入金融机构收入核算。

『贰』 刘光溪：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叁』 2010-2011年中国采取的货币政策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还有这些货币政策对不同的金融机构是否有区别，如果存

2010年
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10〕5号），提出积极加强信贷政策指导，有针对性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及时提供有效融资支持，并做好专项监测。

2月1日至2日，召开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与金融市场工作会议。

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2009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2月11日，发布《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2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等小型金融机构暂不上调。

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信贷形势座谈会。按照宏观调控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引导金融机构贷款合理均衡增长，同时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3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银发[2010]79号），加强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保障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安全、稳定、有效运行，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操作和使用。

3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八个部委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督促金融机构认真落实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振兴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促进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繁荣。

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国家银行签署《中白双边本币结算协议》。该协议是我国与非接壤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议，也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实施后的区域金融合作的新进展，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白两国经济合作，便利双边贸易投资。

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和西南地区抗旱救灾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银发〔2010〕100号），要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金融机构支持春季农业生产和抗旱救灾必须的流动性需求，切实加大对春季农业生产和抗旱救灾的有效信贷投入。

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0年第一季度例会。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2010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4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关于全力做好玉树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银发〔2010〕121号），及时出台支持灾区抗震救灾的特殊金融服务措施，要求加强灾区现金调拨和供应，确保支付清算、国库等系统通畅运营，引导金融机构切实加大对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的信贷投入，满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5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5月1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5月10日，发布《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198号），要求以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突破口，大力推广普及在实践中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根据农村发展的新形势，积极研发和推出一些适合农村和农民实际需求特点的创新类金融产品；通过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流程，再造农村金融服务模式，让广大农村和农民得到更多便捷和优质的现代化金融服务。

5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银发〔2010〕170号），要求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多方面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密切跟踪监测并有效防范信贷风险，做好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工作。

6月8日，发布《200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6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签署了金额为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加强双边金融合作。

6月19日，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银发〔2010〕193号），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信贷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拓宽符合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特点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展中小企业信用增强体系，多举措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186号），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增加国内试点地区，不再限制境外地域，试点业务范围扩展到货物贸易之外的其他经常项目结算，以进一步满足企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实际需求，发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积极作用。

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0年第二季度例会。

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2010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7月23日，为推动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中国人民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约300亿新加坡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黄金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银发[2010]211号），明确了黄金市场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7月30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0]412号），对《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有关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并要求各地上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理核实情况。

8月5日，发布《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全力做好甘肃、四川遭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地区住房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226号）,提出落实好灾前住房重建贷款因灾延期偿还政策、对灾区实行住房信贷优惠政策、加强贷款管理、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加快恢复灾区各项金融服务功能等意见。

8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0]217号），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港澳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使用依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兑付考核评审委员会第19次例会决定，对四川等8个省（区）辖内喜德等27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额度为9.61亿元。

9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10〕249号），明确境外机构可申请在银行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用于依法开展的各项跨境人民币业务，该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

9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271号），强调保持对灾区金融支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对灾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0年第三季度例会。

9月29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的有关精神，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275号），要求商业银行更加严格地执行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首付款比例及贷款利率等相关政策，明确了暂停发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等相关规定，坚决遏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同时，要求商业银行继续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贷款需求，支持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住房项目建设，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9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上市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0]91号）。

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2010年前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5.31%提高到5.56%；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11月2日，发布《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1月9日，为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59号）。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1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兑付后续监测考核办法》的通知》（银发[2010]316号）发布，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行要认真履行专项票据兑付后续监测考核工作职责，准确把握监测考核重点，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原则，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和金融市场准入政策的作用，促进农村信用社巩固前期改革成果，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1月29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11月22日，为促进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贸易，便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满足经济主体降低汇兑成本的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交易。12月15日，俄罗斯莫斯科货币交易所正式挂牌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交易。

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信贷形势座谈会，分析经济金融和货币信贷形势，引导金融机构保持贷款合理适度增长，加强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12月13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市时间调整为16：30。

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信贷形势座谈会，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引导金融机构执行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宏观审慎要求，加强自我调整信贷行为，保持信贷适度增长，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10年第四季度例会。

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2.50%提高到2.7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5.56%提高到5.81%；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上调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流动性再贷款利率由3.33%上调至3.85%；一年期农村信用社再贷款利率由2.88%上调至3.35%；再贴现利率由1.80%上调至2.25%。

『肆』 哪位高人能较具体的分析一下安徽的经济发展概况及趋势

致安徽经济发展的十点建议！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被国家冷落三十年的安徽终于第一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代，安徽终于迎来大发展的机遇，《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家给安徽制定战略定位发展如下：

一、规划范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范围为安徽省长江流域，主要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金安区，共59个县(市、区)，辐射安徽全省，对接长三角地区。2008年规划区人口305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58l8亿元，分别占安徽省的45％和66％。《规划》提出，到2015年，示范区经济总量大幅提高，地区生产总值比2008年翻一番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开放合作不断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居环境更加良好，长江、巢湖水质改善。到2020年，示范区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自主创新水平居全国前列，生态环境优美，与长三角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成为安徽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带。

二、产业空间格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将构建“一轴双核两翼”的产业空间格局，“一轴”包括安庆、池州、铜陵、巢湖、芜湖、马鞍山6个沿江市，这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轴线；“双核”指合肥、芜湖，这是我省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两大增长极，是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区域；“两翼”包括滁州和宣城市，着力打造承接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产业专业的前沿地带。

三、产业承接发展重点：围绕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吸纳资本、技术、人才、品牌等要素，明确了皖江城市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方向。重点从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提升原材料产业，加速壮大轻纺产业，着力培育高技术产业，积极发展与长三角联系紧密的现代服务业，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提出了产业承接发展的重点。

如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正处于全面转型，跨越发展，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新时期，安徽迎来大发展时刻，沉睡多年战略定位徘徊不前的安徽终于有了明确清晰的发展方向，安徽正处于厚积薄发，加速崛起的阶段，不可否认，安徽仍然是不发达地区，仍有诸多制约安徽大发展的因素,安徽大发展应具备以下十点建议：

1、打造廉洁高效具备现代服务意识的政府

省内官场浮夸风、“假、大、空”十分盛行，实干作风非常薄弱，贪腐前仆后继，买官卖官、官场裙带风、家族化盛行 ；需要花很大力气改善和铁腕清除官场跑官买官不作为等萎靡作风，铲除乱作为官员，展示安徽新形象，打造小政府、大社会，比发达地区更高效率的办事服务意识和思维模式。

2、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策,积极吸纳人才的战略

一份网上统计资料显示：安徽对高校毕业生吸纳能力太弱，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是接纳安徽毕业生主要流向地区。尤其是博士生和硕士生，流出率竟分别达到了78.73%和79.30%”。

21世纪大发展的前提就是人才战略,在全球WEB2.0时代, 落后地区寻求大发展，必须拥有比发达地区更加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理念，清除与时代发展脱节的年龄偏大公职人员,积极推行吸纳人才战略,突破一切阻力，向全国公开招贤纳士，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策,开动和引导政府和民间一切力量与智慧千方百计找差距、寻思路、重民生、求发展,安徽大发展更需要詹夏来这样实干型的领头人。

3、创造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

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开展打击权力寻租活动，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违纪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公务人员个人的征敛、收缴行为，使政府的分配行为与其行政职能相对应，抑制腐败的孳生。逐步减少和淡化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其权力行为转变为服务行为。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的制度约束。

建立积极稳定透明的法律环境中，更能为现代商业社会体系服务。使软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成为地区软实力的代表。

4、建立皖南旅游区

以合肥为中心的高速和高铁正在建立，而两山一湖（黄山、九华山、太平湖）的这片中国最丰富的皖南旅游区通向长三角中心城市交通依然不完善，应尽早联合苏浙沪向国家申请立项沪芜城际铁路，（上海-湖州-广德-宣城-芜湖，约260公里,这条城际铁路并与宁杭、宁安城际铁路相连），同时在沪芜城际铁路广德段扩建至黄山的快速铁路支线（广德-宁国-绩溪-黄山），把皖南最丰富的旅游区（黄山、池州、宣城）建设成为上海、南京、杭州三极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1-2小时交通圈，从而皖南地区与长三角中心城市步入”同城效应”时代；

从城市区域化发展来看主要表现为集聚→中心化→扩散→中心城市→重新集聚→扩散→城市群的演化路径，因此，皖南旅游区与上海、南京、杭州城市群处在1-2小时交通圈内，正处于城市区域发展的“重新集聚”阶段，因此，城市圈的发展的前提必定是更快捷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地理空间的缩短必定带来深层次的多重互动，从而更易接受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强大的辐射功能，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相互交往的“集聚效应”作用，同时，交通的便利更能向长三角展示灿烂的徽文化、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学、徽墨等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5、建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平台

安徽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名人故里数不胜数、灿烂的徽文化、悦耳动听的黄梅戏；特别是仅次于京剧的黄梅戏，因官僚主义排挤人才的多种因素,黄梅戏如今已下滑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凋零状态!相对于昆剧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年世博会大放异彩，黄梅戏已经在文化产业中已经边缘化了。

振兴文化产业，大力清除省内官僚主义，特别是铲除“假、大、空”者，切勿让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真正让内行的人负责文化产业，吸收大批优秀人才，大力宣传和推广徽文化，特别是在当今诚信普遍缺失的现代商业社会里，更应推介徽商的“诚信、戒欺”的精神。积极通过图书、音像、影视、传媒、演艺、网络等各种平台推广安徽的文化产业资源，为经济发展起到桥梁的作用。

6、跨越式发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安徽发展最快的县---广德，因其毗邻江浙两省，吸引长三角投资最多的县，经济发展快速，引人瞩目，但由于着重GDP，引进了化工、纺织印染等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甚至连个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广德县的空气质量明显比省内周边县市差。

走跨越式发展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低价卖土地承接和引进长三角被撵走的淘汰污染高耗能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发展，创造官员政绩GDP，还是着眼长远，只有另辟蹊径；发展经济和周边区域比拼GDP污染环境非明智之举，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发展道路，在相对生态环境良好，劳动力成本较低下寻求突破，必须以目前尚未环境被污染的情况下，着重生态环境建设，引进无污染的轻工业企业，打造长三角生态休闲后花园，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为本，走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走可持续、和谐发展道路。

7、土地开发过程中维护农民的利益,避免暴力拆迁

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的兴起，外来投资者特别是长三角投资者纷至沓来，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开发区、工业园吸引外资，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拆除农民房子，甚至对农民抵制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采取抓捕、打人、拘留都暴力手段等情况屡见不鲜。

在这网络大爆炸的时代，采此手段只能为地方抹黑。在地方发展经济过程中，征用土地和拆迁房屋应积极与农民协商沟通，按照法律补偿标准规定赔偿失地农民，并给农民办理社保，或者以农民土地作为股份入股当地开发区，参与当地分红，避免暴力行为，与民友好协商，才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8、建立开明、开放的言论环境，积极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

中安在线旗下的中安论坛对于针砭时弊的文章往往采取封帖和删除,对发帖者ID进行封杀，合肥论坛对批评时政的帖子也多有限制，从某种意义透示了安徽网络舆论的自我封闭，也揭示了省内论坛在全国无任何影响力。

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建言献策，其实都是发帖者对家乡的关心与关注，对一些黑暗现象和乱作为现象进行曝光，对地区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路，需要论坛管理员引导得当，并不是一删了之。

对突发事件及公共危机事件处理，切勿对网络民意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在人类文明政府的最基本的底线基础上，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突发事件。然而省内官员“假、大、空”盛行，也无任何个性官员有开明、开放的实际举动和言论。

在WEB2.0时代，更需要开明、开放的环境，官民互动，广开民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9、大力建设好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汽车跳，安徽到”！“到了安徽，年年修路，就是路修不好”！这是外省人对安徽公路的评价，也正是安徽公路的真实写照，也令每一个皖省人蒙羞。特别是同时与江苏浙江两个最发达省份接壤的宣城地区，其境内318国道坑坑洼洼，坐车就像坐摇窝子车，蹦蹦跳跳，把人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

要想富，先修路，修好路，这是任何地方发展经济必备的前提；成功的人士找方法，失败的人士找借口；看不到的差距就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安徽交通部门应深刻检讨和反省“豆腐渣”公路形成的原因，不能老拿与发达有差距的借口来搪塞，否则就是安徽发展的绊脚石和罪人。

建设好质量优良的公路和路边具有生态绿化带，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必备条件。

10、 加大扶持本省民营企业的力度,争创知名品牌

综观省内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在全国叫得响，更无中国知名品牌；其深层的原因是官场肉食者对民营企业抑制限制以及“吃、拿、卡、要”等等的竭泽而渔的政策大行其道.

作为国企的奇瑞汽车的辉煌跟当时的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实干作风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詹的汽车梦和他务实的作风，奇瑞成了中国三大民族汽车品牌之一，詹是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实干的官员。

创造宽广、宽容、宽厚的良好环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金融方面扶持支持引导的开明政策，积极引导全民创业,民营经济将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关于霍山县域经济发展的调查

围绕新形势下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我们最近对霍山县作了一次调研，感到这个县发展经济的路子和经验值得重视和总结，由此也对加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作了一些思考。

（一）霍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库区和老区县，区位比较闭塞，资源也很有限，先天条件并不优越，但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引起广泛关注。通过座谈和考察，印象比较深的有五点：第一，面对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变化，各地经济发展多数经历过起伏，但霍山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1990年—2004年14年间，全县GDP年均增长13.7%，高于全省县域同期平均增速2.2个百分点。第二，霍山曾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目前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当突出。1989年，该县工业增加值仅占生产总值的24%，去年高达53%，居全省各县之首；2004年，全县财政收入63%来自工业税收。第三，作为一个深处大别山区的边缘小县，外向型经济已形成一定的气候。霍山大兴开放之风，形成了人人谈开放、举县抓招商的良好氛围。2004年，全县出口创汇5047万美元，位居全省县级前3强。第四，面对宏观调控和各种要素制约，霍山的园区经济仍然办得红红火火。该县工业园区创建于2002年，短短两年多时间，入园企业20家，其中有16家企业、26个项目是在宏观调控之后进入园区的。第五，霍山的发展不只是工业经济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生动局面。他们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明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污染不进霍山”，“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多做，劳民伤财的事坚决不干”。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打造了在全国叫得响的四张“名片”：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国社会治安模范县、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县、浙商最佳投资城市。

（二）在同样的宏观环境下为什么基础条件并不优越的霍山县能够突破局限、加快发展？通过调研，感到最根本的有三条：

一是霍山县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坚持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内涵和实际内容。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信息比较闭塞、市场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山区县，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是具有决定性的先导力量，必须紧抓不放。为此，他们在提出每一个发展思路和战略部署前后，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在“工业富县”战略初提之时，县委、县政府先后组织党政干部、企业家等不同层次的代表“四上宁国”，连续开展几轮思想大讨论，形成了共识，使工业强县战略在全县牢固生根。从一定意义上讲，霍山发展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从认知到实践、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

二是霍山县在发展中抓住了能人兴县这个关键，培育了一批高素质的市场主体，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他们善于发现和利用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注重发挥乡土能人的作用，鼓励党政机关中懂管理、善经营的人才到企业发展，催生了一批企业家梯队和高素质企业群体，带动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发育。为营造能人创业和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他们注重集中力量扶持大户，注重资源配置向能人和优秀企业家集中，对有贡献的企业家经济上给实惠、政治上给地位，促进企业资本积累的进程，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发展的积极性。从1992年开始，霍山县就对年纳税百万元以上的企业家，按纳税额的1%给予奖励，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效应。突出“人”的作用还表现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他们有明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懂经济的干部充实到经济主战场，让能干事的人有舞台。特别是霍山有着良好的包容环境，外面的优秀干部来得多、扎得下根，并影响和带动了本土干部的成长。

三是霍山县较好处理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走上了“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作为县一级，霍山和多数地方一样，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也面临调控手段和要素资源不足的制约。霍山县能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营造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当地的企业和群众反映，霍山党政干部的心思和精力是用在发展、用在经济建设上的。大家的兴奋点不在于位子和帽子，而在于怎么把工作干好、把经济抓上去；工作的着力点也不是放在怎么抓权、怎么管企业上，而是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事，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霍山的经验当然不只这些，放在全省来看，最值得总结的一条，就是他们能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很多县都不乏好的想法和思路，很多人都能看清楚、说清楚，但怎么把思路转化为行动，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真正做明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霍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认准的事，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去干，不走神，不翻烧饼；在于他们对于决策部署的落实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做到方向明确、措施具体，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各种手段和资源，做到政令畅通、执行到位。从工业富县的提出，到山口经济的推进，再到园区经济的发展；从提出思路，到形成共识，再到做出成效，从霍山的发展轨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作风，一种上下同心的合力，一种运作资源的能力。更可贵的是，霍山的经济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而这种“接力赛”源于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在霍山，人们经常提到的几届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任职时间都比较长，都有从副职到正职、从政府到党委这样一个经历；而且，在霍山，历任领导一届继承一届，一届发展一届，做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和传统，使该县发展少了折腾，形成了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明白的良性循环。

（三）霍山的经验表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县一级自身。只要各县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总能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路子和办法。调研发现，霍山发展也面临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带有共性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作为一个地处偏僻的人口和资源小县，霍山县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素质，要实现新的突破，压力很大。尽管霍山工业发展启动较早，形成了一定的先行优势，但由于山区县地理区位的先天不足，要素供给和配套环境相对薄弱，发展容量较为有限，一方面，县里要千方百计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县域的弱小功能又难以承载大企业的需求，成长起来的优势企业不得不走出去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县域面临“做大”与“留大”的两难局面。同时，金融服务薄弱的问题在霍山很突出，每年通过招商引来的资金还抵不上存款外流的数量。此外，县里对县域功能缺失问题反映也比较强烈，感到上面管得还是多了一些，县级政府事权、财权和管理权不统一的矛盾对工作钳制较大。

（四）县域兴则全省兴。霍山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第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导向。我省县域经济整体基础还较为薄弱，要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需要有加快发展、迎头赶上的决心，更要有坚持不懈、长期作战的思想。首先，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尊重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发展，形成有利于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导向。一方面，在上对下的指导上，省、市要为县一级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形成一个有利于县级干部从长计议的预期，引导县一级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多做强基固本的事情上，放在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上；另一方面，县一级自身尤其是领导团队，要进一步强化统驭力、执行力和转化力，对认准的发展路子，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抓落实，把好的思路转化为好的发展绩效，真正把看明白、想明白的事干明白。其次，正确的导向需要科学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和支持政策上，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对发展相对薄弱地区，重点支持他们做一些打基础的事情；对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则支持他们更快、更好发展，发挥倍增效应，形成县域经济的排头兵和甲级队；奖励政策必须打破“平均用力”现象，比如，对经济强县，应当在体制上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使其管理幅度和深度与经济扩张的能力相匹配；奖励的方式也要改革，比如对办得好的园区，可以奖励用地指标，或在园区建设引导资金上予以倾斜等。其三，正确的发展导向说到底是用人导向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选好、用好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任期观念，处理好干部提拔与稳定任期的关系，避免领导干部过快流动，影响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加大干部“双向”交流的力度，选择一批视野开阔、熟悉经济、作风务实的省、市年轻干部到县一级任职，同时选拔一批县直和乡镇干部到省、市机关和发达地区锻炼。

第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找准方向和突破口。县域经济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不管各县情况如何差异，加快工业化是基本取向。抓住工业化这个主要矛盾，县域经济的其它诸多派生矛盾也就迎刃而解，霍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当然，工业化途径可能有所不同，有的是优先发展加工制造业，有的则从农业产业化入手，而有的可能先从三产突破，但无论如何，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加速工业向园区集中、资本向能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把工业化与市场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工业化与城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要在开放型经济上突破。通过外向型经济，可以植入先进的观念、技术、人才等稀缺要素，有效突破县域工业化的瓶颈约束，实现工业的快速扩张。要进一步强化开放的观念、市场配置资源的意识，全力推进东向发展战略，把招商引资和开放型经济作为推进工业化的主要途径来抓。二是要在工业园区上突破。越是在宏观调控趋紧的情况下，越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要把招商引资与发展园区工业更好结合起来，注重围绕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强化产业链招商，引导关联企业进园区，促进企业集群化发展。

第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培育内生力量。要着力培育内生力量，让一切有利于创业的思想活跃起来，把各类创业主体激活起来，使一切领域的创业潜能释放出来。首先，要培育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适宜民营企业发展的气候，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让民营经济唱主角。其次，要加快成长一批能人和企业家。目前我省县域不少企业家存在着素质不高、“小富即安”等问题，有的缺乏职业企业家精神、“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必须加大引进、培养和开发力度，创造一个有利于能人和企业家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想创业的能人和企业家成就梦想。

第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有效化解要素瓶颈约束。重点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撑体系问题。在继续加强与国家有关银行的合作、争取更多支持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加快地方金融的发展。要发掘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鼓励、支持县域民间资本发展县域金融组织和资本市场。二是人才保障问题。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在大中城市设立窗口或建立研发基地等形式，搭建吸引外地优秀人才的平台。各县可以依托县级职业技术学校等教学设施，围绕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三是土地供应问题。省里应当在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各地发展的不同情况，优先保证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第五，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城乡统筹。首先，要坚持以城带乡，加快城镇化步伐，引导人口向城镇集聚。应当把县城建设作为推进我省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支点，提升载体功能，增强人口和产业集聚度。其次，要坚持以工促农，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要运用工业协作理念，加快培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购销大户和农村商品经纪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市场”与“小农户”的矛盾。其三，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重点加大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特别要集中财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健全农村低保、合作医疗、社会救济等各项制度，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六，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县级政府的主要着力点放到营造环境上，推动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围绕建立“服务型政府”，大力促进行政资源的重新整合，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省级要围绕县域的实际需求，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核心是简政放权，从根本上改变县域治理结构，为县级政府转型提供支持。当前要进一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做到能放则放、该放就放。同时，大力推进县域综合改革，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基层工作运行新机制，改进省直部门对县一级服务方式和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伍』 如何促进金融行业的结构优化

据报道，11月17日央行发布《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明确下一专阶段主要政策思路属，促进金融行业的结构优化。

加大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工作力度，推进金融扶贫示范区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信贷投放，进一步发挥金融职能作用，加大对创业创新、科技、文化、信息消费、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希望金融业的机构可以得到优化！

『陆』 刘光溪三农金融服务的瓶颈与突破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2015 中国金融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柒』 城市商业银行的现状问题

概述
全国现有城市商业银行家（截至2012年11月），2006年末，资本充足率为8 49%，不良贷款率为4.89%，资产总额为2，57万亿元，占全国中资银行(包括农信社)资产总额的6．74%。经过几年的变迁和发展，上海、北京、南京、大连、杭州、宁波等城市商业银行综合实力发展迅速，并实现了跨区域发展，更有望在年内能成功上市。但仍有37家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处于风险状态．其中有7家处于高风险状态，一部分已资不抵债。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存款规模达6.1万亿元，贷款规模达3.6万亿元，其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1万亿元，较年初增加44.4%。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水平，主要监管指标持续向好。截至2010年末，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25.6亿元，较年初减少了51.3亿元；不良贷款率0.9%，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257.1%；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8%，流动性指标普遍较好，杠杆率处于安全可控范围内。
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上存在的差距。相比国内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历史、体制、环境等原因，在市场细分、产品开发、经营理念等经营策略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市场细分不够
没有形成较为鲜明的市场定位。一些商业银行市场定位还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客户群体，对潜在的客户也缺少研究．致使目前许多业务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
业务创新盲目
金融产品存在趋同现象。由于对市场缺乏科学的预测、详细的成本与效益分析，业务创新具有盲目市场跟进色彩，新产品有的不能很好满足客户需求，有的由于无规模不能带来效益，造成业务创新产品缺乏生命力。
经营理念落后
特色服务不突出。虽然目前各家市场商业银行广泛强调提高服务质量。但是服务的概念比较陕隘，有的只限于改进窗口服务、厅堂服务等，经营理念还比较落后，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不能贯彻到产品、管理、服务、人员等各个方面。
信息技术落后
信息技术落后制约了产品开发和对客户的服务水平。先进的信息技术是商业银行有效实施经营管理策略的保障，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资金实力不强、技术基础薄弱等原因，对科技投入不够，信息技术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来讲显得落后。
银行间合作不够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加强。目前城市商业银行每年举行的一次论坛，主要目的还是沟通和交流，对彼此间的业务合作探索不够，主要业务合作还只限于异地结算等方面，其他一些业务领域基本上还没有涉及。
发展存在问题
自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成立至今，城市商业银行已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历程，而城市商业银行起步之初的发展战略，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耐人寻味——保支付、防挤兑、稳过渡。目前，这一战略已经迅速转变为“规范管理、稳健经营、加快发展”。
然而，城商行的底子毕竟太薄了。大发展的动力又更多地来自于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驱动，因此，当城商行吹响总攻号角时，还牢牢被三条绳索捆着：巨额不良资产、资本严重不足、单一城市制。
历史包袱沉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6月底，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104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36%(一逾两呆口径)，比历史最高点的34.32% 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可以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利润消化等方式，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历史包袱有所缓解，但还远不容乐观。
首先，不良资产比例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产规模的扩大，分母的“稀释”效应不容忽视。数据显示，按照 5级分类口径，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2003年末为14.45%，2004年6月末为14.08%，下降了0.37个百分点；但同期的不良贷款余额却由1164亿元上升为1192亿元。
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加权风险资产
国内商业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有4种方式：①分母保持不变，分子即不良贷款余额减少；②分子保持不变，分母即信贷资产规模扩大；③分子——不良贷款余额有所增加，但分母即信贷资产规模却以相对更快的速度增加；④分子减少，同时分母也在扩大。通常情况下，第四种情况是监管当局所要求和期望的。而银行实际上多是第三种情况，为了实现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在无法消化历史不良资产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采取扩大分母的方法，这就是所说的分母稀释作用。
其次，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状况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特征。以2003年末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大两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为25%，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5.6%；60家经营状况基本正常的银行资产占比为75%，平均不良贷款率为6.7%；35家较大风险类银行资产占比为14%，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3.41%；而17家高风险类银行资产占比为11%，平均不良贷款率为43.9%。可见，仍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极度恶化，处于破产边缘。
再次，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呈现出明显的“悬空性”特征。所谓“悬空性”，是指这部分资产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无法落实，收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近2000亿元不良资产中的大部分只能通过城商行自身消化或当地政府实施资产置换来解决。这无疑是对城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巨大挑战。
最后，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并未实现5级分类下的充足拨备。如果严格按照 5级分类要求计提准备，很多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将因此而由盈利变为亏损，还有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会雪上加霜。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监管当局严格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要求的情况下，不良资产的历史包袱已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道路上的首要障碍。
造血功能缺失
作为有经营风险的特殊金融企业，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是商业银行正常开业和顺利运转的前提。而国际上衡量一家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的主要指标就是资本充足率。因此，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均要求，本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8%的最低标准。否则，将对其经营活动进行限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末，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36%，尚未达到8%的最低标准。而根据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新规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2～3个百分点，即下降至4%左右的水平。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外乎留存盈利和增资扩股。目前，尽管银监会已经允许并支持商业银行通过上市和发行次级债券来补充资本金，但在诸多条件的约束下，上市和发行次级债券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讲尚不太现实，至少对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是这样的。
此外，新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调高了商业银行一些风险资产的风险权重，使得大多数风险资产的风险权重变为100%，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充足率达到 8%，从而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提出更高要求。按照2003年末的数据测算，要达到新规定的要求，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缺口在500亿元左右。而2003年全年，城市商业银行实现的账面利润仅53亿元。如果假定城市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增长速度保持在20%，利润增长速度保持在40%，要想将资本充足率从目前的4%提高至8%，至少需要19年左右的时间。显然，仅靠留存盈利来补充资本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理论上讲，增资扩股是一条便捷、迅速的资本补充方式。问题在于，目前相当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令投资者望而却步。历年的数据显示，全国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有近一半的城市商业银行连年亏损，有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负数。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监管当局的资金或政策支持，资本补充将成为相当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无法逾越的屏障。而银监会提出的“到2006年，各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8%的监管标准”，也因此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经营区域受限
自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之初，其经营活动就被限制在所在城市。当然，从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和防范风险的角度考虑，单一城市制的经营模式是必要的。
在成立城市商业银行之前，大多数中心城市都拥有数十家城市信用社，而其中大多数都经营不善，面临不良资产严重、管理混乱、风险失控等问题，处于破产边缘。可以说，城市商业银行是在一个烂摊子的基础上建成的，其成立初期的任务在于防范和化解风险，而非规模和地域扩张。
但是近几年来，单一城市制经营模式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并成为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地域限制不利于城市商业银行分散风险。
对于某个城市而言，往往是某几个或某个产业或行业发展较好，可供开发且前景较好的项目也是有限的。如果一家银行被限制在一个城市开展业务，其资金势必集中到这些行业、产业和项目上，造成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偏高，带来巨大风险隐患。现在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面临这一问题，但这一问题比较敏感，很难公开实例。
此外，现在的很多企业往往是跨地区，甚至于跨国开展经营活动，这就要求商业银行能够按照企业的地理布局为其提供存贷款和资金清算等服务。
当前，在缺乏全国统一的信用体系的情况下，银行只能靠企业所在地的分支机构搜集企业的信用资料。比如，一家企业的总部在北京，生产基地分布在全国其它地方，如昆山，当该企业向北京的开户银行要求其为昆山的生产基地提供资金支持时，北京的银行须通过其在昆山的分支机构进行实地调查，这比北京的银行派人赴昆山调查的成本要少许多。但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不准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从而造成城商行在异地信息获取上处于劣势地位，而长期信息不对称会隐含较大的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这是不少城商行当前的燃眉之急。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就可行性进行比较的话，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可行性倒是更大一些。因为要想建立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信用体系，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面非常广，前期投入非常大。
地域限制不利于城市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
由于历史原因，城市商业银行追讨的抵贷资产有很多是借款人在外地投资的资产或债权，且地域分布广泛。城市商业银行在异地没有分支机构，对外地情况不熟悉，也给追讨和管理这些资产带来很高成本。一旦遇到地方保护或债务人阻挠，处置的难度就更大。对于那些处在外地且无法转移的固定资产，通常只能采取低价拍卖或委托管理的方式，这往往会使城市商业银行面临巨大损失。
地域限制不利于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
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日益频繁，客户对银行服务和产品的要求也日益多元化，尤其是需要商业银行能够跨区域为其提供金融服务。而不论是资金的流入还是流出，都需要一个结算通道。而这恰恰是城市商业银行的软肋。显然，仅资金跨区流动，这就已经超出了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能力，从而造成城市商业银行大量客户流失。这也是“很多企业在规模较小时与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关系非常好，而一旦这些企业做大，实现跨地区经营，往往就会与城市商业银行分道扬镳”现象的最好解释。
此外，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城市商业银行对产品创新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城市商业银行由于网点限制，其开发银行卡业务的成本无法分摊，只能自己承担;对于同样的开发成本，国有商业银行能以数百倍乃至数千倍于城商行的网点回收投资。理由如下：
假如有两家银行A和B，现在两家银行均发行了银行卡，假定发行成本均为50万元，A银行拥有100个网点，B银行拥有1000个网点。也就是说：A银行拥有100个可以获利的渠道，那么分摊到每个网点的发行成本为5000元。同理，分摊到B银行每个网点的发行成本仅为500元。A银行的每个网点最少需要获利5000元，才能最终收回投资。而B银行则只需要500元即可。成本效益比在此一目了然。
虽然现在所有银行安装的ATM机均可实现银行卡跨行通用，从而使城市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卡在地域上得到拓展，但出于成本和方便的考虑，消费者当然还是愿意选择全国性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银行卡。这对异地无网点的城市商业银行发行银行卡，也起到了负面的阻碍作用。
地域限制也不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
入世以来，中国金融业的管制程度日益放松，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享受的待遇差距逐渐缩小。在此情况下，用“内外夹击”来形容城市商业银行的处境应当不为过。一方面，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对中心城市分支机构的倾斜力度；另一方面，外资银行也在通过抢夺高端客户等方式慢慢蚕食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市场。这就造成在单一城市从事经营活动的城市商业银行，只能眼睁睁看着当地市场份额的丧失。
根据掌握的数据，发展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大致在8%～10%左右。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城市商业银行在当地市场份额达到8%～10%之后，就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这可能是各地金融市场份额的饱和点。而新的金融机构的进入，往往又会使原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却又无法向外地开拓市场。显然，这不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

『捌』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全文是什么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是为了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规范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行为，维护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于2007年6月21日发布，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规范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行为，维护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一）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

（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义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金融机构应当勤勉尽责，建立健全和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遵循“了解你的客户”的原则，针对具有不同洗钱或者恐怖融资风险特征的客户、业务关系或者交易，采取相应的措施，了解客户及其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了解实际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安全、准确、完整、保密的原则，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确保能足以重现每项交易，以提供识别客户身份、监测分析交易情况、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和查处洗钱案件所需的信息。

第四条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方面的法律规定，建立和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方面的内部操作规程，指定专人负责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合规管理工作，合理设计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并定期进行内部审计，评估内部操作规程是否健全、有效，及时修改和完善相关制度。

第五条金融机构应当对其分支机构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金融机构总部、集团总部应对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工作作出统一要求。

金融机构应要求其境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在驻在国家（地区）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本办法的有关要求，驻在国家（地区）有更严格要求的，遵守其规定。如果本办法的要求比驻在国家（地区）的相关规定更为严格，但驻在国家（地区）法律禁止或者限制境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实施本办法，金融机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第六条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建立代理行或者类似业务关系时，应当充分收集有关境外金融机构业务、声誉、内部控制、接受监管等方面的信息，评估境外金融机构接受反洗钱监管的情况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措施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书面方式明确本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在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方面的职责。

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建立代理行或者类似业务关系应当经董事会或者其他高级管理层的批准。

第二章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第七条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和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在以开立账户等方式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为不在本机构开立账户的客户提供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等一次性金融服务且交易金额单笔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应当识别 客户身份，了解实际 控制 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影印件。

如客户为外国政要，金融机构为其开立账户应当经高级管理层的批准。

第八条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第九条金融机构提供保管箱服务时，应了解保管箱的实际使用人。

第十条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和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为客户向境外汇出资金时，应当登记汇款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账号、住所和收款人的姓名、住所等信息，在汇兑凭证或者相关信息系统中留存上述信息，并向接收汇款的境外机构提供汇款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账号、住所等信息。汇款人没有在本金融机构开户，金融机构无法登记汇款人账号的，可登记并向接收汇款的境外机构提供其他相关信息，确保该笔交易的可跟踪稽核。境外收款人住所不明确的，金融机构可登记接收汇款的境外机构所在地名称。

接收境外汇入款的金融机构，发现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汇款人账号和汇款人住所三项信息中任何一项缺失的，应要求境外机构补充。如汇款人没有在办理汇出业务的境外机构开立账户，接收汇款的境内金融机构无法登记汇款人账号的，可登记其他相关信息，确保该笔交易的可跟踪稽核。境外汇款人住所不明确的，境内金融机构可登记资金汇出地名称。

第十一条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在办理以下业务时，应当识别客户身份，了解实际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登记客户身份 基本信息，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一）资金账户开户、销户、变更，资金存取等。

（二）开立基金账户。

（三）代办证券账户的开户、挂失、销户或者期货客户交易编码的申请、挂失、销户。

（四）与客户签订期货经纪合同。

（五）为客户办理代理授权或者取消代理授权。

（六）转托管，指定交易、撤销指定交易。

（七）代办股份确认。

（八）交易密码挂失。

（九）修改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等资料。

（十）开通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非柜面交易方式。

（十一）与客户签订融资融券等信用交易合同。

（十二）办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的其他业务。

第十二条对于保险费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且以现金形式缴纳的财产保险合同，单个被保险人保险费金额人民币2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00美元以上且以现金形式缴纳的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费金额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万美元以上且以转账形式缴纳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确认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核对投保人和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指定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登记投保人、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指定受益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第十三条在客户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时，如退还的保险费或者退还的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保险公司应当要求退保申请人出示保险合同原件或者保险凭证原件，核对退保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确认申请人的身份。

第十四条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公司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如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保险公司应当核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确认被保险人、受益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登记被保险人、受益人身份基本信息，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第十五条信托公司在设立信托时，应当核对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了解信托财产的来源，登记委托人、受益人的身份基本信息，并留存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第十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与客户签订金融业务合同时，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并留存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第十七条金融机构利用电话、网络、自动柜员机以及其他方式为客户提供非柜台方式的服务时，应实行严格的身份认证措施，采取相应的技术保障手段，强化内部管理程序，识别客户身份。

第十八条金融机构应按照客户的特点或者账户的属性，并考虑地域、业务、行业、客户是否为外国政要等因素，划分风险等级，并在持续关注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风险等级。在同等条件下，来自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薄弱国家（地区）客户的风险等级应高于来自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客户。

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客户或者账户的风险等级，定期审核本金融机构保存的客户基本信息，对风险等级较高客户或者账户的审核应严于对风险等级较低客户或者账户的审核。对本金融机构风险等级最高的客户或者账户，至少每半年进行1次审核。

金融机构的风险划分标准应报送中国人民银行。

第十九条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对于高风险客户或者高风险账户持有人，金融机构应当了解其资金来源、资金用途、经济状况或者经营状况等信息，加强对其金融交易活动的监测分析。客户为外国政要的，金融机构应采取合理措施了解其资金来源和用途。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第二十条金融机构应采取合理方式确认代理关系的存在，在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要求对被代理人采取客户身份识别措施时，应当核对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登记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

第二十一条除信托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了解或者应当了解客户的资金或者财产属于信托财产的，应当识别信托关系当事人的身份，登记信托委托人、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第二十二条出现以下情况时，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

（一）客户要求变更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种类、身份证件号码、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

（二）客户行为或者交易情况出现异常的。

（三）客户姓名或者名称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和司法机关依法要求金融机构协查或者关注的犯罪嫌疑人、洗钱和恐怖融资分子的姓名或者名称相同的。

（四）客户有洗钱、恐怖融资活动嫌疑的。

（五）金融机构获得的客户信息与先前已经掌握的相关信息存在不一致或者相互矛盾的。

（六）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存在疑点的。

（七）金融机构认为应重新识别客户身份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金融机构除核对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外，可以采取以下的一种或者几种措施，识别或者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一）要求客户补充其他身份资料或者身份证明文件。

（二）回访客户。

（三）实地查访。

（四）向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核实。

（五）其他可依法采取的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规定需核对相关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的，应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进行核查。其他金融机构核实自然人的公民身份信息时，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进行核查。

第二十四条金融机构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时，应在委托协议中明确双方在识别客户身份方面的职责，相互间提供必要的协助，相应采取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符合下列条件时，金融机构可信赖销售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客户身份识别结果，不再重复进行已完成的客户身份识别程序，但仍应承担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

（一）销售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采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符合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要求。

（二）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获得并保存客户身份资料信息。

第二十五条金融机构委托金融机构以外的第三方识别客户身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能够证明第三方按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要求，采取了客户身份识别和身份资料保存的必要措施。

（二）第三方为本金融机构提供客户信息，不存在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的障碍。

（三）本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能立即获得第三方提供的客户信息，还可在必要时从第三方获得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

委托第三方代为履行识别客户身份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金融机构在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时，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以下可疑行为：

（一）客户拒绝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

（二）对向境内汇入资金的境外机构提出要求后，仍无法完整获得汇款人姓名或者名称、汇款人账号和汇款人住所及其他相关替代性信息的。

（三）客户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新客户基本信息的。

（四）采取必要措施后，仍怀疑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的。

（五）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时发现的其他可疑行为。

金融机构报告上述可疑行为参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发布）及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8)2010金融服务薄弱地区扩展阅读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参考资料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公报-2008年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