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转型发展规划

⑴ 针对十三五规划，金融机构应该怎么发展

借助互联网的优势，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起来，互联网金融以其低成本、非抵押和便捷的融资模式，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层次和产品。但由于监管不到位，暴露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阿凡提欢乐贷运营经理张海岩认为，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便利及其面临的风险，强化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⑵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主要内容是什么

2012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分别从改善金融调控、完善组织体系、建设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等七方面，明确了“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方向。

规划还提出，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协调推进外汇市场发展，丰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研究建立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的双边直接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推动人民币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周边国家货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

此外，依照“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资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体制，完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直接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和扩大对外证券投资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以便利跨境融资为重点，加快改革信贷业务外汇管理，深化外债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对外债权管理和监测；以扩大个人用汇自主权为着力点，进一步放开个人其他资本项目跨境交易。

规划指出，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评估外汇储备经营的风险承受力，加大对各类投资领域、产品和工具的研究，坚持长期战略性的投资理念，坚持科学有效的投资基准模式，在审慎评估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优化货币资产配置，提高投资收益，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更好地支持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

⑶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⑷ 保险公司转型发展规划

营销员体制需转化
中国的营销员体制是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在上海试点时引进的，当时社会和保险界对此都有较大争议，不过经过两年努力，这一体制最终在中资保险公司逐渐推开。寿险行业的快速发展，除了寿险公司员工的努力，营销员体制也功不可没。不过，由于该体制引进时没有经过充分研究，其负面影响没有降到最低，使销售误导成为当时乃至现在该体制的最大问题之一。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年轻的市场，尚不成熟，消费者风险意识较弱。在销售寿险产品时，营销员以公司产品中较高的收益为蓝本像客户介绍，结果没有达到这一收益水平，就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在调研中，营销员则认为，自己在保险公司受训时间较短，而公司教授的内容基本上仅限于各种保单销售技巧，因此“销售误导”这一骂名不能都让营销员承担。
在北美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保险市场在法律环境和市场运作的影响下，实行多年的粗放式寿险营销体制已经改为金融理财规划师体制。以金融理财规划师的身份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终生的、全方位的理财服务，这使保险营销员具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通过对国外成熟保险市场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发现，从简单的销售体制转为专业化、高素质的理财规划师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营销员体制“大进大出”的问题。另外，成熟的保险市场对员工培训都十分严格，无论新老员工，培训的第一课都是诚信，而关于产品的说明则排在第二位。同时，产品的宣传资料均由总公司印制，并且有相应的编号，杜绝了由分支公司自行印刷宣传资料而产生的误导问题。抓住契机调整寿险业务结构
今年以来，国家的货币政策是控制通胀，资本市场低迷，寿险业务则增速放缓。但经过理性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寿险业务的发展总体是正常的，寿险业务的价值增长高于保费规模的增长，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向好的方面变化。这说明，中国保监会近年来提出的调整业务结构的政策已经初显成效。
而寿险业务增速放缓主要集中在银保渠道。与其他金融产品相比，寿险产品更重视风险保障和长期理财，这也是其竞争力所在。银行渠道销售的寿险产品，寿险特征不明显，与银行理财产品、储蓄、基金相比竞争力不强，加上销售成本大，因此，尽管保费规模大、增速快，但并未给寿险公司创造相应的价值。
换个角度看，寿险增速放缓，对于加大力度调整业务结构是一个契机。寿险公司要从不惜投入高成本招揽低价值的业务，转变为主要承保既能为客户提供风险保障和理财服务，又能为公司创造较高价值的业务，实现公司与客户的双赢，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与客户和产品息息相关的销售人员，面临不同客户，也应做相应调整。如果客户是中高等收入者，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寿险产品，应当由专业素质较高的销售人员进行销售。在寿险行业营销员总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下，已有很多人取得中国寿险管理师、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他们既有较高的业务能力，也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寿险业的结构调整，需要这些专业人才去开发、销售、管理较为复杂的高端寿险产品。寿险业的结构调整，也是这些专业人才发挥才干的机会，他们从事的工作不仅是开发、销售、管理寿险产品，更应当是财富管理，也就是为客户提供财富的管理和增值服务，不仅是把一种既定的寿险产品销售给所有遇到的客户，而是根据客户的年龄、收入、家庭结构、偏好等帮助客户进行理财规划。
随着中国经济的多年快速发展，需要理财服务的人群不断扩大。寿险业的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需要实现从简单的寿险营销到财富管理的转变。在这场转变中，中国寿险管理师、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未来机遇更侧重于调整
在新形势下，中国寿险业面临的首要机遇是经济还会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十二五”时期的前期。目前，中国还具备保持经济较高增速的有利条件，如拥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国内市场。如果内需真正调动起来，我们不需要过度依赖国外的市场；又如我国城市化还没有完成，现在城市化率在50%左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意味着新增城市人口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包括住房、交通等，因此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还较大。
第二个机遇是人均收入增加提升了百姓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国务院发展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显示，去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的水平，三到五年后将达到11000国际元的水准。老百姓富裕了，必然会提高对自身保障的需求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第三个机遇是商业保险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目前，各地政府都有吸引金融机构的热情，对保险机构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视。如商业保险介入社保的“湛江模式”，将政府承担的基本医保中的部分管理业务外包给商业保险公司，大大提高了医保效率；再如商业保险可以在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活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未来保险业将成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
尽管面临机遇，但中国保险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短期来看，一是地方债务的风险会影响保险公司资产的安全性，二是股票市场波动等投资风险不断加大，三是通货膨胀压力还将在中长期内存在；从中长期看，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对寿险业影响巨大，二是国内经济增速回落将对保险业务增长产生直接冲击，三是金融产品价格管制的放开、监管的完善和强化等金融体系改革带来的压力。
不过，未来我国保险市场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但时间紧迫。今后几年的机遇更多地不是发展的机遇，而是调整的机遇。在宏观条件面临大变动的情况下，保险业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如果保险业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不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创新、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与其他金融行业的差距将会拉大。中国保险业在过去五年的发展非常迅猛，银行资产与保险资产的比例在2006年是22.3倍，2011年9月缩小为18.5倍，希望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保险业能够紧紧抓住机遇，勇于面对挑战，再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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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去中心的金融世界，金融机构应用如何转型

楼盘名称：磨山港湾 楼盘位置：汉阳-王家湾-汉阳大道709号 规划信息：其占地面积为0平方米，容积率暂无数据，绿化率0%，共0栋楼，停车位暂无数据 （所载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售楼处信息为准。） 全面及时的楼盘信息，点击查看

⑹ 如何推进全面转型促进银行全面发展

几个转型方向
面对传统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受到的种种挑战，我认为，积极推动银行业的综合化经营，将成为我国银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其中，发展各类资产管理业务是银行综合化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进一步推动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发展。2005年，国内商业银行获准发起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迈出了银行业综合化经营的重要一步。工银瑞信是首批试点的三家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快速发展，基金管理规模已达到五百多亿，跻身中国十大基金公司行列，成为资本市场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是大力发展私募基金和企业理财等投资银行业务，推动相应的衍生产品创新。目前全球私募基金规模已非常巨大，几乎所有的国际金融公司都有自己的私募基金。2006年，全球并购交易的总值在3.79万亿美元，其中通过私募基金方式主导的交易占并购交易总量20％，美国2006年十大并购案中有五宗由私募基金经手。中国有很多并购通过直接投资的办法来完成，将来通过私募基金的方式也可进行国际投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私募基金还没有非常好的法规，包括银行业如何从事私募基金业务还不够明晰；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相对过剩，但同时企业资本金严重短缺，不仅使得银行的一些贷款资本化，而且造成国内一些优质的项目大量引进国际私募基金。这就导致了两方面后果：一是国内金融机构难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超额利润，二是进一步加剧中国流动性过剩。所以我们建议，应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稳妥推进中国金融机构的私募基金业务，有效缓解上述矛盾。
企业理财是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部分，也是目前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商业银行实际上是有很多产品可以做成理财产品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产品，我看将来会有一个几千亿、几万亿甚至更大规模的市场。银行大量的信贷资产完全可以通过证券化卖掉，销售给愿意承担较高风险并获取较高收益的投资者。此外还有“信托加理财”产品，银行设立专项的资产管理计划，资金富裕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信托平台直接将资金提供给有需求的企业。当然，这样一些产品都需要做产品风险的隔离和信用增级，需要信托公司承接和管理更多的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计划。
近年来我们自主开发的理财产品也越来越多，除各类固定收益产品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外，将来还会包括各类衍生产品，如基于信贷类固定收益产品的一些衍生产品、组合产品以及更有前途的一些利率、汇率的衍生产品等。
第三是促进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推动个人资产管理业务创新。私人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为富裕个人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重要载体。根据美林对中国私人财富的调查，资产净值100万美金以上的个人有25万到50万。中国商业银行中100万美元净值的客户数量不多。原因是发展私人银行对服务、渠道和产品要求很高。在亚洲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私人银行客户要求的主要是跟资本市场挂钩的产品。如果要拓展此项业务，可能需要能够直接投资到中国的股市、香港的股市甚至全球的股市，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非常好的专业团队，能提供投资建议，也需要我们有完善的产品线。目前，我们已计划积极尝试拓展私人银行业务，推动高端个人资产管理业务发展。
第四是继续拓展完善资产托管服务。资产托管是资产管理业务必须的重要服务环节。随着基金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各类机构资产管理规模的不断扩大，资产托管业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球最大规模的资产托管银行纽约银行在同梅隆银行合并之后，托管资产总量达到18万亿美元，资产托管成为其最核心的业务。随着我国基金等资产管理业务的快速发展，银行资产托管业务量也相应增加，但绝对规模同国外相比来说仍然较小。工商银行是我国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托管资产1.24万亿，今年托管资产增加7767亿，增长率达168％。希望随着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的快速发展，工商银行托管资产规模能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
总之，资产管理业务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在法律层面加大对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支持；二是希望将来银行在证券、投资银行、股权投资基金、信托公司等领域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空间能够进一步拓展，通过加快资产管理发展来疏导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增强中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⑺ 四川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的“十二五” 金融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一）全面提高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金融产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增强做好金融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前瞻性。健全政府金融工作机构，完善金融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加强省市及相关部门协作配合， 形成齐抓共推的工作合力。加大对金融产业的投入， 积极整合金融资源， 做大做强金融产业。
（二）出台扶持政策，支持金融产业发展。积极争取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对四川金融机构的扶持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支持金融发展的政策。各地要逐步加大对金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加大对农村金融和民生金融的政府资金投入。建立完善对金融机构及管理部门年度考评和奖励制度。支持市（州） 出台金融扶持政策。
（三）加强信用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大力推动社会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 建设。全面推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使用信用产品和服务， 提升信用建设成效。建立健全由政府、司法部门、各类授信机构、用人单位和公共事业单位等共同参与的联合激励惩戒机制。大力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按照“政府主导、人行推动、各方联动” 的原则， 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协调机制， 积极开展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县（区、 市）创建工作。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诚信中小企业的信用培植和信用对接，深化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社区创建，加大金融、财税、社会服务等各项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社会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严格执行金融法律和有关规定， 严厉打击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保护金融资产产权，维护金融交易秩序， 改善金融交易环境， 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教育， 提升城乡居民的金融意识与认知度。
（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科学监管水平。完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金融监管信息，加强政策和工作协调，尽可能减少分业监管中可能存在的监管盲区。改进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切实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加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理，开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量度和信贷决策系统。大力推进商业银行特殊贷款风险度量和压力测试工作。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强化内控管理，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扎实推进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加强对高风险机构和具有系统性影响机构的动态监测。加强部门综合执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认真做好非法集资活动的查处、认定与取缔工作。加强银行、证券、保险等协会建设， 增强行业自律和管理能力。
（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效率。大力推进金融信息化建设。支持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全面信息化，提高传统业务的处理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流程风险，推动以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为代表的新业务快速发展，支持内部管理决策系统和中间业务、地方特色业务、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系统的研发。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和体系。 做好二代支付系统建设， 建成运行商业银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平台。积极发挥支付清算系统功能，切实提升系统使用效率。扩大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支付系统覆盖所有银行业机构网点、所有支付业务两小时内到账。在无银行网点村镇推广借记卡 POS 机小额取现业务，解决农村群众转账、小额现金结算等需求。积极拓展票据和银行卡使用范围。大力推广使用汇票、本票、支票等支付工具。积极推广使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扩大银行卡受理范围， 拓展银行卡应用领域，促进银行卡在与社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应用。加ATM、POS 等机具在批发零售、餐饮娱乐、酒店、住宿等地点的投放。 积极推动农村地区网上支付、 手机支付、 电话支付等业务开展。
（六）实施金融人才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完善引进、培养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大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金融人才培训， 培养各类金融人才。依托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多、层次高、影响大的优势， 积极开展高端金融学术交流、金融成果评定推广活动， 搭建政府、高校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互动平台，建立金融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加强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和境内外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合作，制定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和奖励机制， 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积极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加强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合作， 引进国际知名金融培训和资格认证机构开展高中端金融人才教育培训、在线资格考试与认证等业务。通过“高校 + 行业” 或设立金融服务外包学院，大力培养金融服务外包人才。放宽入户条件， 简化落户手续，切实解决金融人才引进、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七）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增强国际影响力。加强与西部和沿海各省（市）在金融领域的交流， 积极推进、不断深化川港、川台金融合作。 继续争取“一行三会” 的支持，办好中国西部金融论坛。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项目对接推荐和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金融机构、金融中心城市、金融机构总部的交流合作， 扩大四川金融的国内和国际影响。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四川金融发展的对外宣传。

⑻ 互联网+金融，金融机构该怎么转型

大数据时代，数字化金融，看你是一些什么金融机构了，金融机构转型就是数字化+实体相结合，利用现有的平台推出自身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