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互联网金融

Ⅰ 许小年的观点

许小年否认了中国股市此轮行情是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引起的说法。他认为，资产的估值和币值基本上没有关系，大多数投资者投入和支出，资产组合都是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升值不应该引起资产的重新调整重新配置。只有当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时候，才会引起这样的调整。人民币升值会使外币资产持有者增加购买A股的意愿，但至今外币持有者都只有通过QFII和地下管道进来，数量是有限的。许小年称，这些储蓄资金，应该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转化为实体投资。但是由于我们现有的金融结构所限，资金主要是流入了银行体系，而其他渠道要么不畅通，要么过于狭窄。在银行中积存了大量的资金，银行想放，无法全部放出去。所以就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的流动性过剩。银行感到压力很大，有着强大的贷款意愿。这个流动性过剩反映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过于松宽，而是政策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的，是体制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
因此，要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要增加非银行资产供应，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私人股本基金，比如说保险产品，比如说公司债券和股票一级市场发行。“房地产不仅不应该抑制，而且应该大力发展，加快房地产供应，而不是打压价格。如果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资金仍然会大量挤压在银行体系里。”许小年称。 进入21世纪，征服自然的豪言壮语越来越少听到了，几十年前，那可是最流行的口号。君不见，“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最能体现人类自我意志崇拜的，莫过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人类的头脑膨胀始于工业革命，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所能支配的力量仅限于自己的四肢所及、畜力、简单的风力和水力。在工业革命之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类就迅速地经过蒸汽、电力、化石燃料，进入到核子时代。至今单单是已造出来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这个世界好几遍！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令人类神魂颠倒，以为自己真的成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主宰，拥有按照自己意志改造自然的能力，为实现人类的目的，可以并且能够重新安排自然秩序。
大自然无情地报复了人类，当肺里充塞着污染的空气，肠胃中沉淀着重金属时，人类的头脑开始冷却，狂妄与无知逐渐消退，“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取代了“征服自然”，成为新世纪的时髦语言。
科学再发达，总有人类无法认识的事物。小到基本粒子，人们对其内部结构，至今莫衷一是；大到宇宙空间，每一新的发现都带出了更多无法回答的问题。最难把握的，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后果。人类活动的规模越大，消耗的能量越多，对自然的冲击越强，其后果就越难预见。埃及建了阿斯旺大坝，谁料到沃野千里的尼罗河三角洲因此变成了盐碱滩？世界各国竞相实现工业化之时，谁会想到今天的全球变暖？
科学不能说明的，留给了哲学；哲学不能说明的，留给了宗教。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在个人心中的信仰。宗教所共有的是对人类局限的承认，以及由此而生的敬畏之心，敬畏佛陀、真主、上帝，敬畏自然。人类不会停止认识自然，但目的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市场又何尝不是如此。
市场上有数亿的消费者，个人的收入和品味千差万别；市场上有数千万企业，每一家的资金、技术、产品各不相同。若想驾驭市场，一要掌握每个消费者和每个企业的信息，二要拥有控制每个消费者和每个企业的手段。再强大的政府也不敢声称拥有这样的能力吧，此事非人力所及，只能留给上帝，经济中的上帝就是市场。
为什么这个部那个局的还在忙着管这管那呢？忙升迁的业绩，高官才有厚禄，才有更多的租子可寻。当然，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政府的职责是界定和保护产权，执行法律和法规，提供社会保障包括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但这些正经事儿眼下只占衙门事务的一小部分。
管不了个体，难道不能管宏观吗？格林斯潘调控美国经济，曾被誉为几近完美。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01年“911”恐怖袭击，格老当机立断，大印钞票，于危机时刻，挽救了经济，挽救了小布什的共和党。欢呼声未落，多余的流动性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酿成战后最大的泡沫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们2011年货币政策的“适度松宽”，不亚于格老当年的放水，结果是楼市狂飙和CPI通胀。这两天又讨论“退出”，商量如何扑灭自己点燃的大火。折腾什么呢？
宏观调控的前提是准确预测经济走势，准确预见企业与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此事之难，超过估算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自然是无意识的和被动的，人却是主观能动的。自然无可奈何地接受人类的破坏，人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应对调控。科学家尚不能预见阿斯旺高坝的后果，格老的失算就是情理中的事了。毕竟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他不是神。
面对市场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是“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人不会停止研究经济，目的不是驾驭市场，而是顺应市场。 房价上涨的原因很简单，需求大于供给，或者供给小于需求。
影响需求的有长期因素，例如城镇化、婚龄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城镇化和人口的变化缓慢，收入的增长大致与GDP同步，即每年8%到10%，这三个长期因素都很重要，但不能解释房价在短期内的暴涨。
决定需求的短期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供应。2009年广义货币M2增加了27.7%，同年名义GDP仅增长6.7%。用通俗但并不严格的话讲，实体经济不需要那么多钱，多余的20个百分点的钱去哪里了？楼市和股市。就像给病人输血，一旦超过了身体的需要，必然会在脸上、腿上、臀上鼓起包来，经济学上称为“泡沫”。
多余的钱主要通过贷款进入楼市，不仅按揭容易借了，地产商的开发贷款不成问题，而且贷给工业企业的钱转化为企业的盈利和你的收入。收入增加了，“温饱而思淫欲”，淫欲必有居所，购房需求于是上升。请注意，增加的收入并不是企业和你创造的价值，而仅仅是央行印的一堆纸，经商业银行转交给了你。反正纸上印了毛主席的像，用它就可买100元的东西。随着贷款、钞票的泛滥成灾，地价、房价扶摇直上。
货币超发对购房需求的影响还有另一渠道，虽然是间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直接效应，那就是通胀预期。发了这么多的票子，通胀是早晚的事，百姓为防储蓄贬值，纷纷提出存款，购买实物资产。能买到的实物资产除了黄金，就是房子，房价岂有不涨之理？
再看供给方。
对短期供给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2007年的宏观紧缩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对需求的下降和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地产商不得不缩小开发规模，导致09年的供应不足。谁也没有料到，09年的货币供应会在几个月内放出天量，而房地产开发却需要时间，供给不可能立即跟上。货币刺激的需求狂飙得不到满足，巨大的购买冲动全都宣泄到价格上。
有人说07年的宏观调控过急，力度过大，其实不然。早在05、06年，经济已有过热征兆，那时就应适当紧缩。决策层GDP挂帅，迟迟不动。到07-08年之交，眼看CPI通胀奔着两位数去了，才慌忙投下猛药，不料08下半年赶上金融危机，于是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宏观调控之不靠谱，由此可见一斑。因这事并非本文主题，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楼市如同股市，需求越旺盛，卖家越是惜售。随着供应日趋紧张，开发商被拎出来当靶子，就像“看病贵”被归咎于医生收红包一样。开发商为何捂盘？道理和农民在歉收年囤粮完全相同——预期价格还会涨。为什么看涨？开发商算准了，在通胀的压力下，买房子是居民储蓄保值的最佳方法。这就又回到了货币超发和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一方面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供给。
决定房地产长期供给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是土地。在现行政策下，土地供应已被封顶，“18亿亩”农地的红线成了名符其实的高压线，不能碰。若死守这条红线，可开发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而人只会越来越多，居民自然想到，“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在这条红线下，地产商忙着囤地，因为“土地将永远是稀缺资源”，日渐稀少的土地等于给房价上了保险。买方、卖方都看涨的后果是什么？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需求和供给分析清楚了，平抑房价的办法也就有了，无非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而调节供需的关键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
城镇化、人口和收入所引发的需求是自然的和健康的，不必调控，治理的重点是滥发货币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既然是货币惹的祸，“解铃还需系铃人”，央行收紧银根就是了。银根一收，不仅贷款少了，而且通胀预期下降，居民买房保值的动机减弱，需求进一步降低。
当需求疲软时，开发商就要考虑停止捂盘，增加供应，因为2013年的价格可能比2012年低。如果政府这时再宣布放弃“18亿亩红线”，增加土地供应，未来房价走低的可能性大增，就可以改变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从而改变买、卖双方今天的行为。居民不再着急购买，地产商却急着开发和出售，房价调头向下。
小结一下，平抑房价的政策是收紧货币供应和放开土地供应。至今的政策是放开货币供应和收紧土地供应，整个搞反了，不出乱子才怪呢。
房地产是拉动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行业，所以笔者建议要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让房地产行业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限购和限贷政策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因为它限制了消费者自由购买的权利，同时也侵犯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至今到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政策的时候了。让房地产行业能够对国民经济起到推动作用。 至今这样的结构性至今采取措施马上就可以见效，比如说国内经济结构本来就是投资过重，2011年9万多亿的银行贷款、再加上财政资金，大部分又进了投资，使经济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应该是采取措施去刺激民间的消费，民间的消费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说减税，比如说财政有钱，可以放到社保里去，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因为他怕将来没有保障，说明我们的公共服务没有到位，财政有钱，把那钱放到社保里去，把老百姓的储蓄释放出来，可以变成消费，立竿见影，短期都能够起到效果，没有必要靠政府花钱去拉动投资，拉动投资的结果是到处的产能过剩，而这些产能过剩将来必然会转换成坏帐。

Ⅱ 少点作秀多点诚信好吗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幸运，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惶恐。互联网时代信息飞速传递，成就了不少企业，却也因几乎无障碍的传播加剧了行业动荡。

血淋淋的教训摆在面前，以往不为人知的内幕浮出水面。投资者可以亲眼看到，一些所谓实力雄厚光鲜亮丽的线下理财公司转眼便灰飞烟灭。线下理财平台频频事发，95%的假目、自融、关联交易等呈现在公众眼前。虽经历过多次相似的跑路事件后，投资者在心有余悸的同时，如何识别P2P的正确打开方式？

尽管出事的多半不是P2P平台，但 野蛮生长确实导致P2P行业乱象丛生。

还记得2015年e租宝未暴雷之前，大打“美女总裁”的吸睛概念。此后各大平台开始赞助各类综艺类电视节目，投放各类高铁、地铁户外广告，明星站台代言、电影贴片和广告植入无处不在，疯狂的广告大战一轮热过一轮。

有报道透露，事发前郎咸平的出场费约30万元，代言则是2年200万元。许小年的出场费为25万元；宋鸿兵为15万元-20万元；叶檀为16万元；吴晓波是15万元；温元凯为3万元-5万元。

套路一多，真诚就大打折扣。此前不少P2P平台热衷夸大宣传，博出镜、抱大腿。因此，浮夸的土豪形象要想拨乱反正，绝非一日之功。

眼下，这个市场环境正在合规化，逐渐回归理性。不少躺枪的平台纷纷站出来正名，其实，饱受争议的P2P一直在为自己澄清正名。从诞生到获得合法身份，从野蛮生长到理性规范，中国的P2P行业最缺乏的，并不是曝光率，而是诚意。

恒大金服上线之时多轮攻占微信朋友圈广告，众多明星微博道贺刷屏后，点融网以一组“真正的P2P平台绝不跑路”也开刷各种渠道。

如今，投资者见面也为越来越多平台所效仿。见面会从只在平台办公所在地举办，到现在定期到不同城市与投资者互动交流，勘称全国巡回级别。对于遍布全国甚至境外的投资者来说，面对面交流沟通无疑是平台获取他们信任的重要手段。

不过笔者始终认为，互联网金融行业亟待提高的是信息的透明度。这也是线下理财公司频繁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监管层一直重申的要求。P2P作为第三方信息中介平台，打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让投资者明明白白进行风险判断，这才是为自己正名的“王道”。

经历了风险，投资者一定会越来越理性。在行业监督管理条例落地、泡沫挤尽后，P2P企业要做的，仍是控制风险，让投资者享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互联网金

Ⅲ 许小年是哪里人

许小年，1953年出生。1975年，许小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被聘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2004年2月，许小年离开中金，加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2005年4月，成立仅数月的北京高华证券高调宣布任命许小年为研究部主管，常驻北京。2005年12月，许小年升任高华副董事长。2006年11月初，许小年以顾问的身份加盟嘉实基金，同时继续在中欧担任教授。

许小年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

他的著作有：《自由与市场经济》。

Ⅳ 政府拉动产业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

对于企业转型，许小年认为，我们陷入传统的商业模式不能自拔，首先要转变的是观念，因为“中国人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到了经常做蠢事。”对于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金融的热火朝天，许小年直言自己是“泼冷水”的，他认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早就有过总结，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政策同样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

Ⅳ 许小年的弃商从文

“在投资银行做了七八年了，时间太长了。”3月3日，在北京希尔顿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已正式从中金公司卸任的许小年向《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这样说了第一句话。他递过了自己的新名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及金融学教授”。尘埃落定，许正式加盟总部设在上海的中欧。
此番“客访”北京，许小年的主要任务是为“中欧管理论坛暨2004年EMBA北京班招生咨询会”助阵。按照中欧在媒体上发布的广告，从2月28日起，许小年分别在大连、北京、青岛三地做题为《蓄势待发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旨演讲。北京是许小年此行的第二站。中欧管理论坛
“形势变化太快了。最初定的题目是‘蓄势待发’的中国金融改革，演讲前我改成了‘箭在弦上’的中国金融改革，现在看来得用‘箭已离弦’的中国金融改革了。”在3月3日下午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的“”上，许以这样的开场白一下子调动起了中欧“潜在学员”们的情绪。
“我知道，很多人是冲着许小年教授来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遇生在推出许小年的“压轴演讲”之前如此表述。而从现场的气氛看，在经历过中金的风风雨雨之后，许小年的人气依然很旺。
“您从人民大学来到中金，然后今天又站在中欧讲台上，有一些什么体会和感悟？”在演讲结束后，一位大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许小年发问。
“对我们的大学生确实想说几句话。希望你们能好好研究一些问题，安安心心地在校园里面坐两年冷板凳，读两本书，学一点真东西，不要忙着去外面炒股票，不要忙着配个手机去做生意。不要那么浮躁。”此际，许小年对于做学问“不要那么浮躁”当有更深一层的感悟。

Ⅵ 许小年：中国企业为什么不重视研发

政府无需也不能自己来主持研发，要做的是保护知识产权□许小年/文中国企业为什么不重视研发？笔者曾借在商学院授课的机会向来自企业的学员讨教。民营企业家的解释是：“我们做研发投入很大，如果失败，投资收不回来；即使成功，投资也收不回来，新产品和新技术投放市场，不久就被仿制，冒牌货价格低，我们没法竞争。”民营企业的顾虑之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将来的事情说不清，趁这两年经济好，赶紧赚些钱，谁做长期打算？”民营企业行为短期化，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尽管原因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高级主管由政府任命，任期三到五年，有长有短，但一般不会跨越重大技术的研发周期。作为理性经济人，企业负责人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自己的提升机会，为此需要业绩特别是短期业绩的烘托。如果一项技术的开发历经十载，待到成功之时，却已错过调动升迁之日；哪怕这技术为企业为国家产生再大的效益，在国有企业主管眼中，恐怕也不比年终考评指标重要。无论国有还是民营，没有研发的激励，自然不会去做研发。而要想促进研发，首先要给企业以研发的激励。研发激励之难，在于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从事科技研究的个人或企业必须付出大量的前期投入，未来的收益是否足以回收投资却充满着不确定性。新产品、新技术能否为市场所接受？接受程度如何？是否会被抄袭而使新产品的生产厂家失去定价的能力？定价能力的丧失意味着销售收入低于预期，而研发投资若不能带来商业利润，个人或企业就缺乏研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私人部门的激励不足导致研发活动低于社会所希望的最优水平。为了弥补私人部门研发的不足，有人提出由政府主持研发，以克服研发领域中的“市场失效”。由于我们这里讲的研发不是载人飞船那样的国家项目，而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性活动，政府从事研发也存在着激励问题。首先，科技开发项目的成败与政府主管人员的利益无关，政府官员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其次，政府官员不具备商业经验，在项目选择、管理以及成果应用方面不可能比企业界人士更高明。第三，政府也不像每天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那样拥有充分的市场信息，无法对项目的商业潜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如果换一种模式，由政府安排资金，民间企业竞标研发项目，研发的效率可能会提高一些，但政府在项目的甄选上，仍然绕不过激励、经验和信息方面的问题。理论与实践都说明研发的主体必须是企业或个人。那么，如何使企业具有足够的研发激励？答案是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为了提高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只有杜绝了抄袭、冒牌和非法仿制，专利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才能保持定价的能力，而只有相对高的价格和利润空间，才能补偿企业或个人所承担的前期投入和失败的风险，才能诱导他们持续地投资于研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研究西欧经济史时发现，有效的产权保护提高了研发的投资回报，刺激了系统性的、商业化的和可持续的研发活动。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制度和技术的相互影响，是制度在技术转化为生产效率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以此分析中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保护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提高研发投资的回报，二是降低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从而引导他们从追逐短期利润转变到培养企业的长期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有企业具有同样的作用，但仅有这些并不够，国企高层主管的选聘还必须市场化。国家干部或公务员出身的国企高管与职业经理人不同，他们在意的不是市场的评价，而是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满意与否。政府部门的非商业倾向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激励弱于民营企业，为了提高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研发积极性，有必要继续降低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以上分析对政府职能定位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政府的作用主要在市场之外，商业性研发项目的选择、资金的筹措与使用、项目的管理以及新技术的应用都不应是政府管的事。除了航天等少数非商业性科学技术攻关，政府应集中精力于制度建设，特别是专利制度和产权保护。有了牢固的制度基础，以及制度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激励，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推广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将我们带入了信息时代；有了良好的制度，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也一定能够实现技术的自主开发。（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