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评价干预金融机构

❶ 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如何干预经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多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即所谓“东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深。比如，战后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就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下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的。但是，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将本国经济成功地推上“快车道”以后，特别是当本国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阶段时，大都没有能够及时主动地从一些已经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中退出，从而压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日渐失衡的经济结构未能得到及时调整。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还容易带来决策失误，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进而使经济微观主体丧失活力和主动性。就金融领域而言，政府过度干预的结果更是弊端丛生，主要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后果：(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其一，由于政府对银行经营干预太多，造成贷款质量低下，不良资产严重。以韩国为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韩国那样如此严重的干预银行业务，把银行视为政策工具之一。命令银行必须贷款给某些信用不佳的大财团和企业”。在韩国由于企业相对容易从银行获取贷款，致使一些大企业投资缺乏谨慎态度，滥用资金，盲目扩张，畸形发展，结果成了效益低下的“泥足巨人” 。韩国大财团在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中之所以纷纷倒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钱过多，同时钱又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企业借钱无力归还，致使银行背上了解脱不掉的呆账、坏账包袱。(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日本虽属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其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却很低，行政干预也很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日本金融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这种金融体制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银行超贷”、“企业超借”等。这种作法是与正常的金融市场运行规则相违背的。所谓“银行超贷”，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银行“能贷则贷”、“不能贷的尽量想办法贷”，结果造成不良资产膨胀。

其二，政府行政干预过度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官商勾结，腐败严重。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在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之间形成不正常的关系。它不仅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导致权钱交易、人情贷款泛滥、部分官员腐败。近年来，日本、韩国等国政府主管金融部门的官员丑闻迭出。在日本，由于从利率水平到金融商品开发均需大藏省等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认可，连大藏省内小小的课级官员对金融机构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各个金融机构莫不讨好和迎合大藏省等政府主管部门。韩国官员也直接参与贷款活动，金融机构通常按照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的利益输送给这些政府官员。韩国政府的一些重要成员也往往涉及这种所谓利益输送案。

从东亚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对企业（包括银行）干预过多会造成上述恶果。那么，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令世人瞩目，“东亚发展模式”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曾风靡一时。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和推崇。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发展模式”大唱赞歌之时，却爆发了始自东南亚自家的金融危机。于是，国际上又有一些人对“东亚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不少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和传媒群起而贬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如何看待“东亚发展模式”成了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说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有弊端，并不等于不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能走另一个极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注重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宏观干预，关键要看政府是怎样进行干预，即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和法规，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按“游戏规则”在竞争中发展，而不能去插手应当由企业（包括银行）自行处理的具体经营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要“靠边站”，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也不拒绝宏观调控。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必须通过国家（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正确引导和有效调控，加以弥补和克服。

早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三卷中就曾经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部门中造成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预”。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更明显地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并形成了一套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战后至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了主流学派的位置。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经济领域里，尽管曾刮起一阵自由主义的风，向保守主义管理型式转变成为时尚，这种思潮崇尚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反对国有制和国家干预。但是，进入9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风向有变，主要西方工业国家又重新开始刮起“国家干预经济”的风了。国家干预现已在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当今西方国家已不复存在那种没有政府调控和干预的自由主义。现代西方国家是两手抓，即是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一宏观调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

事实证明，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在其“经济腾飞”的一定阶段，政府引导和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政府的干预要有个“度”，应当注意干预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政府要重视规范自身的行为，与企业保持二定的“距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放手让企业（包括银行）自主经营。东亚发展模式中政府干预过度的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❷ 政府为什么要干预企业如何干预企业最好有案例 十分感谢！

因为不利于国家发展！！！

❸ 政府监管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监管法规为什么不能无限扩张

主要有（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将金融市场运行中的各种行为纳版入法制轨权道，金融活动中的各参与主体按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
（二）技术手段
监管当局实施金融监管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系统实现全系统联网。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当局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
（四）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指监管当局以监管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为主要目的，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金融活动和参与主体的行为

❹ 政府怎么协调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其次、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减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环境上的投资并提高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减少并非指纯粹的投资额度上的减少，而是“同时”，即改善金融环境应注重效率，由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缓解金融抑制的基础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财政能力，由于政府本身资金并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环境的资金并非越多越好，而应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走访，促进信息交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多引进金融咨询服务业，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经营发展需求；改善金融环境，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进入辖区投资，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金融机构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强行业分类管理，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

最后、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均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中央政府方面：应放宽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运作透明度，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有针对地推出相关政策，加强产业、研究所、高校、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培育市场为主体的金融资本配置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培育符合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场，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改革压力和成本，同时也让民间资本有偿承担金融风险，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方面：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创新重大项目的信贷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跟踪管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效服务；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状况信息透明度，善于引用研究所、高校对当地产业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当地产业、企业的需求，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❺ 地方政府如何发挥金融管理的正能量

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实际意义体现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上，对此，地方政府理应被赋予一定的管理权力，明确其在“风险处置”上的职能。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的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职能分散、职责定位宽泛而矛盾、风险监控不力、管理“扯皮”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而随着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各地政府近年来越来越认识到发展金融业对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地方金融管理职能逐渐增强，也更加重视金融管理。在“一行三会”和全国性金融机构均已实现垂直管理的格局下，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的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职能分散、职责定位宽泛而矛盾、风险监控不力、管理“扯皮”、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那么，地方政府究竟在金融监管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及地方准金融机构究竟该如何监管?是否应采取多极监管形式？笔者认为，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实际意义应体现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上，对此，应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管理权力，明确其在“风险处置”和“区域性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事实上，有效履行地方金融管理职责，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责任”。在刚刚结束的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鲜明地指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风险的监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专家谈到，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可从如下几点入手：首先，建立健全的地方金融管理制度。中央政府应出台地方金融管理的指导性意见，明确各地或各区域发展重点，加强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引导，真正处理好金融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职能、权限和责任，规范地方金融机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提高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等准金融机构监管的立法层级，在国家层面对准金融机构监管制定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规。其次，整合强化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地方政府应打破部门壁垒，将分散于各部门的金融职能整体集中至金融办，便于金融办统筹对地方金融进行更有效、更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同时加速提升金融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理顺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体制，对业务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要求。第三，明确界定央行、各金融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权限。坚持以“一行三会”的专业金融管理为主，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协调相关管理的职能，构建条块结合的管理协调机制。既要保证全国金融市场的统一和开放，又要兼顾地方的特殊性，引导和调动地方发展金融事业的积极性。坚持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第四，厘清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将地方金融管理重点从争取资金投入转为协调和服务，以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为主导，不干预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操作。

❻ 政策性金融的功能评价

中国政策性银行几年来的实践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及区域发展政策，逐步完善了筹融资机制，加大了对国家基本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资本性货物出口的贷款支持，合理调整了信贷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例如国家开发银行自 1994年4月开始运行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成立时间不长，而贷款的余额已达数千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以国家权力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法律地位上没有任何操纵、干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特权，而是作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一样的平等主体参与产业融资活动。它不以盈利或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经营风险大、资产流动性差的特点使其具有不同于商业银行的多种功能： 政策性金融
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导致间接地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符合政策意图或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高风险新兴产业或重点产业的放款，充分发挥其首倡性、引导性功能，从而对政策扶植项目的投资形成一种乘数效应，达到以较少的资金推动更多的资金投入需要扶持的领域和项目的目的。
一般说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重点产业先行投资，表明了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扶持意向，从而增强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当商业性金融机构对某一产业的投资热情高涨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就逐渐减少其投资份额，把该投资领域让给商业性金融机构，转而扶持别的行业，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投资取向的倡导和诱导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发挥这种“领头羊”的作用，促进了国家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益。在一般情况下，某一项目政策性投资只占20%-30%，并且大部分行业对政策性资金的依存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由高向低逐渐下降，这就形成一种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资金运用方向和规模的诱导机制。 改革委托代理制度。政策性银行要能有效运转，需要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一是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政策性银行无需设立分支机构的想法，要明确是否设立分支机构，应视业务发展的情况和需要而定，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或撤并。二是改变由政府指定代理行的做法，引入竞争、择优机制，通过竞标决定代理行，同时制定相应的代理规则，严格规定代理行的资格和条件以及授受双方的权利、责任等事项。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委托质量，降低委托费用，消除“寻租”现象。
4．尽快组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一些急需政策性金融介入的领域和部门尚没有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环境银行，政策性保险公司，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科技开发银行等等。对于这些极具开发价值、风险较大、期限较长、经济发展必需的项目，政策性金融应积极承担起政策性的义务，在这些领域内建立政策性银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策性银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和特殊的市场主体，必须将其全部经营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在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的同时，明确界定其与政府、央行、商行、企业等各方面的关系，摆脱外部主体超越法规的干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障资产的安全。有关法规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法》、《国家开发银行法》等等。二是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或主管部门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这类法规是国家专门法的补充和具体化，如贷款项目评估办法、贷款审批收放程序、贷款风险防范和管理办法、委托代理机构资格和职责规定等等。

❼ 在面对当前经融危机，合国政府在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同时，更应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危机

你好，你问的是面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在加强经济干预的同时，更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吗？，我不是金融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认为，应该首先调控市场经济供需关系，在土地资源利用和房地产开发方面尽量保守一些，不要只顾言情利益而随意浪费资源破坏资源和环境，还有就是保证自给自足，增强内需。 我为你搜集了资料共你参阅：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为稳定各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创造必要条件。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形势严峻复杂。保持经济增长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基础。各国应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必要的财政、货币手段，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应该共同采取措施稳定国际能源、粮食市场，遏制投机行为，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国际社会尤其应该防止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积极进展。

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应对救助机制，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切实履行职责能力。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各位同事！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关系日益紧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种影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

第一，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特别是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国际金融组织应该通过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建立更加便利化的机制，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及时救助。应该支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努力。

第二，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发展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切实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防范金融危机能力，同时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各位同事！

今年以来，中国接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下大气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民增收，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税负等措施，最近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决定今年中央财政增加投资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预计可带动社会总投资规模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从今年第四季度到２０１０年底，中国仅这些项目的建设就将投资近４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愿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

各位同事！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东亚领导人就加强区域金融经济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把加强金融合作、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作为加强区域合作的重点，积极推进灵活多样的区域财经合作；充分利用已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稳步推进亚洲资本市场发展，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进程，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反对和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亚欧领导人也深入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同意充分利用亚欧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强金融领域信息沟通、政策交流、监督管理等务实合作，有效监测、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各位同事！

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是关系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大事。让我们共同努力，通力合作、评价答案您已经评价过！好:8 您已经评价过！不好:4 您已经评价过！原创:0 您已经评价过！非原创:5 花似 °媒, 回答采纳率:6.2% 2008-12-27 20:28 检举一晃，一光年的感言： 谢谢~ 满意答案好评率：66%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1）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自1998到2002年，中国政府连续几年每年增发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国债，累计增发规模达6600亿元，直接带动投资在32000亿元以上。（2）放松银根，包括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放宽贷款政策等。
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民经济的重型化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即重工业的生产大大地快于消费品的生产即轻工业生产。自200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生产速度持续高于轻工业生产3～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入较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变化中的三大长期因素
应该看到目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随着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同时，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经济增长刺激的势能。
高储蓄。储蓄倾向高是中国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似现象。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6%，日本人储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国人的平均边际储蓄率高达80%。高储蓄结果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应该说，高储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日本、台湾都经历由于收入主体的代际变化，而产生的储蓄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专家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理性行为是负储蓄或零储蓄。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生产方式变化使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或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其结果是资本结构更加复杂，由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现代化经济特点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谓的“迂回生产”，更加间接了，更加跨期了，当前的生产决定于未来的消费。这样就使得经济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和生产过程的延长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供给与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市场信号没有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失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会是一种常态特征。这是因为当前的市场信号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的市场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调节当前供需与未来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也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无论企业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预知未来，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不可救药的无知”。企业家的失算，特别是“集体失算”，也使经济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善，利率、地价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状况，这就更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首先，要承认和适应经济波动。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其次，要看到经济波动的正面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作用只能在经济波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
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经济波动（Fluctuation）演变成为经济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荣后的萧条，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下，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就是，当出现了信用扩张过度的情况，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
货币信用扩张因素
当前中国政策界、学术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的说法，即通货膨胀即信用膨胀，等于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即信用紧缩，等于普遍的物价下降。但是，近年来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如CPI、RPI。因为货币信用扩张还可以表现为：
第一，资产价格的上涨。如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80年前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情况，目前主要是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第二，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资金更加廉价了，但是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不一定能够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有可能发生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倒挂的情况。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品价格上涨很快，2003年平均上涨了2.2%，2004年平均上涨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很小，2003年还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涨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要考虑“囤积货币”。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情况下，货币与价格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还是个人财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货币流出银行系统，成为人们的手持现金，就不会影响物价，如果囤积的货币存在银行，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还会进一步放大信用扩张程度，货币在银行系统自我循环。
总之，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抑或通货紧缩，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具体地说是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货币）。如果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长时期地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就要十分警惕了，说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扩张。
以此标准判断，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实际货币余额持续大幅度地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的幅度在3%～10%之间，M2比GDP超过了1∶1.8。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经济大国中最高的了。如果单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信用膨胀。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货币化的过程），部分货币存量被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实际货币余额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存量实际上是用于稀释银行系统的呆坏账。中国的金系统存在着系统风险。
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日本保持9%的高增长只有19年（1955～1973），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
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
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