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市场趋势

『壹』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贰』 简述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金融市场国际化是金融业务的发展趋势之一。金融市场发展超越国界的限制，与世界金融日益融合，逐渐趋向全球一体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加速。主要表现在：

①金融机构跨国化。不仅发达国家在世界金融中心设立了大批的跨国银行，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在境外设立了一批离岸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

②金融资产经营国际化。欧洲货币市场、欧洲债券市场和全球性股票市场的建立，使人们可在离岸市场上经营世界任何一国的货币金融资产。

③货币国际化。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已经蜕化，人们可以通过国际汇兑来转移各国间的货币购买力。不仅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日元可作为国际结算货币，而且还有大批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逐渐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朝着世界货币的方向发展。

(2)国际金融市场趋势扩展阅读

从整体来看我对于未来金融市场都是保持乐观的态度，从未来五年看来金融市场的驱动力十足，制造业升级和相关的改革将持续获得产业发展和政策的支持，金融去杠杆与金融监管作用下，货币流动性基本维持中性偏紧基本格局，随着去产能、脱虚入实相关措施的见效，风险有望得到有效改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互联网的加速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等结构性力量在活跃发力，金融内生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

参考资料凤凰财经网 金融市场发展

『叁』 谈谈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

世界金融业综合化发展趋势 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

自从20世纪末（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消了已实行大半个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而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混业经营”的新历程。时至今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现已全部走上了“混业经营”的综合化发展道路。目前我国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经营体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展业务创新。这是我国金融管理当局几年来始终恪守的指导性原则。但混业经营毕竟是一种潮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中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进行金融体制的调整和改革，是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值得深思与探索。
一、关于我国金融环境的客观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自我约束机制及内部控制机制仍不成熟和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中心，银行类机构的资金占我国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而目前国有企业总体经济效益较差。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意识薄弱，内控较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混业经营”，在证券投资业务高收益回报的驱动下，难以避免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二）我国证券市场规模有限，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有待于优化。我国国民经济证券化率较低，证券市场规模狭小，容量有限，市场运行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各种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尚未获得发展，投资风险相对较大；市场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比重还很低，而以散户为主的股市市场波动大，投机成分大，稳定性差，此时若允许银行资金入市势必引起股价异常波动和“泡沫”经济现象，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三）我国金融法制建设虽已取得较大成就。近年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一系列法规条例，但这些仅是金融市场行为的基本依据，仍属于框架性文件，对实际操作的规定过于粗疏，有待细化。如果现在急于依照美国模式进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当金融机构在松动的管理环境下违规冒险时，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将显得被动和无力。
由此可见，我国的宏观金融形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别，盲目效仿将会带来很大风险。但是，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将尽，纳入世界经济潮流后，制度上的落后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那么，权衡利弊，在稳健与效率之间如何进行博弈呢？
二、关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再思考
（一）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分业经营”体制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在我国金融业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分业经营”建立起各业间的隔离带，避免由于各业的不完善而带来的“交叉感染”，是保证我国金融业健康稳步发展的现实选择。无论是银行业的经营机制、内控机制的不完善，还是证券市场的不发达，以及信托、保险业的粗放经营，都容不得各业间的相互冲击，在市场不均衡，各业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条件下，若推倒“防火墙”，撤销隔离带，那么，在利益的驱使下，各业资金将肆意横流，打破原有的资金格局，使得社会经济各界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证，影响我国经济合理、持续、稳定地发展。
（二）“混业经营”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的需要，金融活动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更有效的金融活动为之服务。“分业经营”是我国目前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下的现实选择，但它毕竟阻碍了市场效率，限制了竞争也影响了我国金融业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欲追求“高效率、低成本、创新性”的全方位业务经营，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金融服务效率，实行“混业经营”体制将是必然选择。
（三）“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前述提及，“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并非绝对不相融，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混业经营”的取向应在稳健与效率两要素的动态效用中以总效用最大化来实现。因此，“分业经营”→“混业经营”是在金融环境不断改善条件下的一个渐进过程。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首先通过开展中间业务和业务创新逐步过渡。其次，让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银行、证券、保险和资产管理领域开展分业经营，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融合的发展道路。
（资料来源：金融时报）

『肆』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伍』 国际金融创新的原因和未来趋势

有句来话你应该听过，人无我有，自人有我优，人优我转，人转我变。这是应对竞争的一个总结。
同样，金融市场也是有竞争的。那么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想在市场上立于有利地位或主导地位，那么就必须要不断创新，以求获得竞争优势。再加之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就是金融创新的原因。
你自己说的金融风险加大，银行竞争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些你联想一下，比如你要买股票，那么选什么股票，就要考虑，这就是风险。同样一支股票，你看上了，别人也看上了，那么股价涨了，就是说有人跟你抢着买，这就是竞争。如果你有几只股票，有的形势大好，有的就奄奄一息，这就是发展不平衡了。。。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关联的。看待一个事情，比如国际金融，产生的一系列的变革动作，都是有其原因的。你倒推过去，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祝好运。。。。。

『陆』 如今的世界金融市场和国家金融市场趋势是什么

中国金融市场趋势转涨
从最新统计数日显示,随着亚太各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中国的金融市场稳定及工业向西深化推进,西部建设需求的拉动,中国东南部发达消费对高级商品的需求拉动,国外金融机构加紧介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源动力.

同时,据摩丹分析数据显示,周一将有大量机构建仓中国股市A股预期强烈,从另外一数据,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开始从下行区间有转向上行增涨的变化.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市场开始经济规律波浪的上行轨迹.

在第四次经济对话战略,极有可能加剧国际财团进入中国经济市场,参股中国价值及规模较高较大的国有及民营知名企业.

中国中央金融机构和执政政府有责任稳定中国经济市场适当稳定,从而不造成社会层面的心理动荡. 所以对中国经济市场将做出适当的,渐进的增强经济信心.

分析预期明日中国A股指数将出现拉涨的上行趋势,并渐渐出现反攻向上的态势拉开.

『柒』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三大发展趋势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趋势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与卫星通讯的应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性资金调拨和资金融通可在几秒钟之内迅速完成。另外，随着跨国银行的空前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已不限于少数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而是向全世界扩展。这样，各个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便形成了一个全时区、全方位的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这是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金融资产交易的国际化。金融资产交易的国际化，是指交易的参加者不受国籍的限制，表明金融资产面值的货币也不受任何限制。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证券化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银行贷款一直是国际融资的主要渠道，并于1980年达到顶峰，占国际信贷总额的比重高达85%。但从1981年开始，国际银行贷款地位逐渐下降，到80年代中期，国际证券已取代了国际银行贷款的国际融资主渠道地位。1985年，国际银行贷款占国际信贷总额为41%，国际债券发行额则占59%。1986年前者仅为29%，后者高达71%。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也未发生逆转。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变化，除了从银行贷款逐渐转向证券之外，还包括在以前不进行交易的资产（如公司应收款项）也可成为交易的资产。形成金融市场证券化（Securitization）趋势的主要原因是：①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国际银行贷款收缩了，促使筹资者纷纷转向证券市场；②发达国家从70年代末以来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开放证券市场并鼓励其发展；③金融市场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使市场能处理更大量的交易，更迅速、广泛地传送信息，对新情况迅速作出反应，设计新的交易程序，并把不同时区的市场连续起来，这为证券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基础；④一系列新金融工具的出现，也促进了证券市场的繁荣。
（三）金融创新的趋势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广义的金融创新则指涉及金融各个方面（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全面的创新。

『捌』 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初期起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在资本的国际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其活动表现出如下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国际资本由欧洲涌入美、澳等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
一般认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间，国际资本保持高度流动性，并大量由欧洲涌入美国和澳洲等地区。1914年前后，英国的年平均资本流出量占GDP的5%到9%，法国的资本流动占GDP的2%，德国为3%左右。而在资本输入国中，澳大利亚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资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机构是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主体。当时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主要表现为：借款国家政府和部门大量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市场发行固定利息债券；美国的债权人在国外建立子公司，通过持有过半数的股权（或独家经营）对其进行控制等。
3、国际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尤其是国际债券的利率随时间及国别的变化而出现大幅度调整。
4、资本流动因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化及突发性政治经济事件而初现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导致普遍的债务违约，严重打击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30年代，在货币贬值预期普遍存在和战争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响下，资本运动大部分采取了短期资金外逃的形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范围的私人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资本无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现为在货币发行国境外的流动，市场交易行为也大多发生在国外，即欧洲美元交易。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的特征是：
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停留在欧洲市场及欧洲货币的范畴。在战后废墟上崛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构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同时，该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协定则明确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规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初期，各国普遍对资本流动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严格控制下的资本绕开管制在货币发行国境外流动，形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雏形。欧洲资本市场既是银行间市场，又是政府筹措资金的市场，同时还为大公司提供借贷服务，商业银行是该市场的核心。欧洲资本市场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庞大，以多种兑换货币计值，充分满足各种借款需要，商业银行经营自由，贷款灵活简便，资金安排迅速。
2、资本流动形式集中表现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资。在二战结束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动的主流是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以及逐渐复兴的直接投资。二战后欧洲重建计划引起了庞大的官方资本流动。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援助计划导致美元大量流入欧洲。从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下，向联邦德国提供贷款38.7亿美元，1945年12月，美国与英国签署财政协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3、美国在主导官方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成为私人资本流动的主体。根据OECD的国际资本市场统计，1951年，国际债券的发行总额为9.954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市场发行了9.226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额的92.69%，整个50年代，美国为国际债券发行提供了71.601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占当时融资总额的78.21%。进入60年代后，美国商业银行纷纷扩大国际业务，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开设分行，这些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额资金，积极发展信贷业务，为欧洲货币市场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 1973年，随着汇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动的转变，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逐渐解除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该时期对资本流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及石油美元的产生。
1、石油危机与石油美元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开始取代煤炭，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极不平衡，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石油不到全球总产量的20%，其石油消费量却占全球总消费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表现。
中东国家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致力于改变长期形成的油价过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员国通过参股和收归国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资源。
70年代初美元汇率下调，西方工业国的制成品价格相应上涨，由于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随美元汇率持续下降，石油生产国蒙受重大损失。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OPEC成员国一方面加快石油生产国有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价，把每桶原油定价调整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国际市场油价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灵活调整为这些经济体吸收这种外部冲击提供了可能。
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顺差，1974年达651.7亿美元，1980年达928.4亿美元，1973年到1981年顺差累计达3360.7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石油盈余资金，由于石油盈余资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称石油美元。
2、石油危机时期全球资本流动的特征
石油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特征表现为：
①石油美元的积累及流动推动了欧洲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OPEC成员国可供运用的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欧洲货币市场，大部分采取欧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欧洲货币贷款总额900亿美元中，阿拉伯银行占了26.5%。所以，欧洲资本市场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回流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动掀起了私人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高潮，也为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长期、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资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员国组织为获得发达国家比较安全的资产，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贷给了发达国家的私人商业银行。而70到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停滞，名义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利率则为负值，私人商业银行便增加对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活动显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国家的筹资额成倍上升。
1982年后，OPEC成员国开始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计过程被迫中断，这样，发达国家私人商业银行向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无以为继，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贷款的条件急剧恶化。 进入80年代，由于多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沦为债务沉重的借款国，面临着债务还本付息的困难，资本流动开始显示出收缩迹象。
从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债务总额从1031亿美元增加到8420亿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4.5%，私人贷款的年增长率为19.4%，私人信贷在贷款总额中的比例达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债总额中，短期信贷高速增长，国际债务期限明显缩短，浮动利率债务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经超过全部外债的40%。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外债偿付压力不断上升，从1973年到1982年，还本付息额由179亿美元增加到932亿美元，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偿债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产油发展中国家过度借贷、结构失衡的同时，80年代起，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该类国家偿债危机的爆发。1980年，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出现了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外债还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出现了高利率、高汇率、高通货膨胀率三高现象。
由于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外债以美元计价的比例很高，美元汇率的上扬直接加重了该类国家实际的债务清偿即流向债权国的本金和利息的负担。
由于美国利率居高不下，其它发达国家也相继随之提高利率。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国短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长期资金的平均名义利率从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于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外债超过外债总额的40%，利率的上升导致偿债压力的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非石油出口国将多付40亿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将为此多支付7.5亿美元的利息，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将多支付近200亿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后，许多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借的新债主要用于支付利息。
在内外双重压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债总额为260亿美元的波兰政府无力偿付数额为25亿美元的到期债务本息，拉开了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债务清偿危机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汇储备基本耗尽，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巴西宣布急需175亿美元的新贷款来解决清偿困难；12月，阿根廷提出与西方债权者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谈判。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这场债务危机：在拉美，除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外，其他债务国均相继要求延长偿还债务期限，在非洲，苏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国、马达加斯加、扎伊尔、赞比亚等10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在亚洲，印尼和菲律宾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解决债务支付问题。
债务危机爆发后，债务国政府、债权国政府、债权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遏止了危机的蔓延。但是，这场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时期国际资本市场活动特征表现为：
1、资本流动规模扩张极不稳定。80年代初期，资本跨国流动的总量由年融资近2000亿美元下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累计下降幅度超过20%。1984年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又出现大幅度上升，三年间累计升幅超过70%，表现出很强的不稳定性。
2、发达国家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受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轻微，并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1982和1983两年，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分别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后，OECD国家的融资规模快速上升，资本流入数量超过了债务危机前的总水平。
3、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进入长收缩期。非OECD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1981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19亿美元后，进入长达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资总额一度下降到211亿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国家的资本流入才超过1981年的水平，达653.42亿美元。因此，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收缩期长达10年，这刚好是拉丁美洲国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后，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国际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额，由1988年的369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比两年前增长了近50%。
附表1国际资本市场活动（1988-1995）（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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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国际市场筹资总额 年度增长率% OECD国家筹资总额 非OECD国家筹资总额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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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最显著特征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具体表现为：
1、资本跨国界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幅度上升。
在资本流动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资本跨国流动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清算银行依据国际收支统计资料计算的证券跨境交易资料显示，1975年到1998年间，西方国家各类证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长最快的时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资本流动的速度快速上升，资本流动性达到很高水平。
在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对全球外汇市场的名义日交易金额的调查，到1998年4月，该交易额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比上次统计的1995年增长近50%，三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4%，大大超过1992到1995年的9%。显然，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的扩大在不断加速。
3、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在本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再度成为资本流动的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显著改善，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融通资金的国家越来越多，各类资本市场进入的障碍和藩篱纷纷消除。
4、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呈现趋同趋势，利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联动性。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趋于一致，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过去20年间，主要工业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差距不断缩小，进入90年代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央行基准利率一度收敛于6%的水平，尽管此后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总体升降趋势基本同步，利差趋于稳定。此外，随着欧元的出台，欧洲主要国家利率水平率先趋同。
从利率水平的调整看，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几乎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 综观国际资本市场市场的百年变迁，我们发展，推动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国际贸易发展，金融市场内在需求及利率变动、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方面。上述动力的属性又可以划分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人为推动两部分。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本身的推动力应归入客观必然性类别；金融活动快速上升产生的内在推动力则兼具客观必然性和人为推动两方面的属性，但是，相对而言，其客观必然性的色彩更强烈一些；在资本帐户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政策推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开放过程又是更多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扩大的结果，因而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面；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的准则，其总体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意愿；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政策调整可以全部归入人为推动的范畴（详见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设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进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总体上看是世界经济、金融活动规律调整的必然结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意志，具有人为推动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相互联系又各具特点的组成部分，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意味着居民可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也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本国金融机构可以为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从而从内外两个角度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其最终结果是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佳化，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表现形式。
金融资本全球化进程属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域结构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在资本全球流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资本全球化布局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相互间的资本流动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资本多向流动趋势日益显著。即使是金融危机的大范围爆发，也不仅没有影响发达工业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反而促使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的地，大量持续的资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实力超强发展，使其对国际资本市场未来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贸易服务自由化等形式，促进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推动风险报酬趋向于平均水平，并通过资产价格的迅速调整保持市场均衡与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扩大技术转让的范围，其结果是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此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要求一国有关管理当局切实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关政策组合的协调能力。
当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扩张仅仅是个开始，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逐渐暴露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与我们传统认识相背离的是，即使不同资本流动工具的变动规模呈现此起彼伏的波动特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资本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融资的增长成为一种不断持续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