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政府如何推进金融改革
中国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对金融业全面开放的五年过渡期即将结束,中国金融改革进入倒记时阶段。从中国加入WTO之时起,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改革的成效与今后竞争力的要求相距甚远。在此时刻我们需要对中国金融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充分的认识，现在已经不允许中国的金融改革再出现诸如证券市场改革所出现的错误。我们需要看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寻找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方案，从而才能在最后阶段进行有效的亡羊补牢式的金融改革。
我们需要分析中国金融所面对的风险，目前中国主要的金融风险是中国银行系统积累的大量不良债务，中国证券市场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风险以及在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构调整中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其中银行系统风险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银行业呆坏账水平居高不下,近三年来，中国金融机构过多地强调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实际上则是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的金融风险。按照中国银监会对外公布的数据，到2004年第三季度，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绝对值为1.5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71%。面对目前近1.6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和即将开放的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中国金融机构与跨国银行的差距,我们尚不分析在服务和管理上的差距,仅降低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就是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短期内必须面对的问题。而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中国金融机构积极投放信贷，而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及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迫使中国央行只有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同时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结构出现变化，贷款大多投资到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去，人为地增加了中长期贷款比重。中国银行系统希望通过发放新贷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行为加大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近几年，中国的金融机构业务普遍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信贷业务的增大使人们忽视了资产质量问题所会引发的不良资产问题。尤其是那些呆坏账比例已经偏高、融资能力及抵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银行容易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及破产法的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负债的很大一部分终将转化为账面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会长时间存在且不断出现高峰，为此监管当局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但其不良贷款仍然在高位徘徊且时有反弹。此次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项目的清理及撤销和停止的部分违规越权项目将形成部分新增不良贷款。中国政府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选择控制措施以防止风险的进一步加剧，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贷款浮息制度以及强化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甚至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贷款扩张。但是中国央行这些运作不仅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反而加剧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风险的凸现，在紧缩政策下，一些有活力的股份制银行和较小的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紧缩风险。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国居民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以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为主，这种不合理的资金结构严重制约了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中国金融系统的资金长期的流动性问题再次引起我们对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的关注。加强银行监管并不能消除不良贷款，这其中需要政府提供配套措施，使商业银行在完善管理体系和商业运作的基础上不断降低不良贷款的风险，为此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
『贰』 32．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已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等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强对基层机构的管理。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鼓励各类银行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服务机构，完善落实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抓紧制订《放贷人条例》。 三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回购等政策措施，推进发行制度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 四是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进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推动健康保险发展。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强化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责任。 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六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认真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维护市场秩序，确保金融体系安全。
『叁』 如何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根据国家规定，农村可以兴办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农业银行要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农业发展银行要拓展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邮政储蓄银行要扩大涉农业务范围。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市（县）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监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肆』 如何看待金融业的种种变革
我们处身于金融时代。现代社会，人们因为持有信用卡、炒股票、买保险与银行、证券、保险发生联系，还会购买余额宝、银行理财，参与众筹，我们很难与金融绝缘。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们的浏览记录、购物行为也会被采集，成为互联网企业预测消费与投资行为的素材。更何况金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配置资源，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要素，不可或缺。
金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金融业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中，从机构设立、业务准入到定价机制，管制无处不在。片面的看，金融的历史就是金融管制的历史，金融业的创新是在突破金融管制，金融业门外的“野蛮人”颠覆传统金融的产品也是他们受到较少管制的结果。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几年金融业的种种变革？这成为“鸿儒论道”在金融领域选题的主要问题来源。
宏观尺度上，中国金融体系是在两条鲜明的主线的引导下发生变革的：利率市场化与金融风险。《利率市场化势如破竹》指出，随着银行理财、信托等融资渠道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正处于加速状态，金融脱媒现象明显，新兴金融机构开始活跃。利率市场化推高了传统企业的融资利率水平，也释放了风险。传统金融不得不开始艰难的市场化转型。
自2010年以来，金融体系风险是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债务水平较高是其最直接的显现。《企业债致中国金融体系风险高企》采用信贷与GDP的缺口指标计算中国社会债务水平，中国的阙值显着高于10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的缺口指标为18。4个百分点，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传统研究里面的警戒线水平，其中企业债务金融风险是中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债务没有风险。《货币幻境下的地方债悬崖》估计算了中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底，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28。5万亿元左右，省、市和县三级地方政府占了16。5万亿元。按三种偿债率口径计算，地方政府都需要普遍、持续的借新还旧，它们实际上在玩庞氏游戏。金融体系风险的高与低及风险化解的进程直接决定着金融业改革的推进力度和策略。
微观尺度上，中国金融变革在两个维度展开：传统金融的突围和新金融生态的颠覆。过去三十年的金融也是传统金融机构转型的历史，金融机构从政府部门中分离，不断的分化、多元化，形成今天银证保分立的格局，同时还存在大量的民间金融。在利率市场化等的冲击下，分业经营格局受到严重的影响，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突破了现有的监管框架，影子银行即是一例，也是今天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信贷扩张、通胀、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根源。《影子银行内幕》认为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并不亚于银行贷款，而且他们规模太小，还不足以威胁银行系统。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中的P2P贷款，没有担保的P2P难成大器，易在竞争中落败，有担保的P2P则抬高了经营的难度，也限制了规模，其生存难度要远远超过其他金融业态。
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遭受新金融业态的冲击，金融业内部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向银行集中。《保险业能否飞得更高》指出保险业趋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主业发展缓慢，既制约了保险行业的扩张，也让行业的发展方向不明。新形势下，保险业在资金运用、寿险费率市场化、偿付能力新标准、保险销售渠道创新等已经有了很多突破，在更市场化的环境下，对保险机构及其监管也是不小的挑战。
与私人财富增值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证券市场了。为什么炒股不赚钱？为何经济牛而股市熊？《最牛经济难为股市另辟蹊径》以国别、时序等数据为基础，对比股市风险、股票定价、公司上市过程、退市过程以及关联交易等问题，中国股市被经济增长远远抛离并不意外。从问题的主次来看，上市门槛高与退市惩罚机制弱是股市与经济脱钩的主要原因，《资本市场该有怎样的制度改革》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多层次市场命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原则等四个层面梳理了改革的难点，也给出了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图景。其中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行将结束，以IPO注册制与转板通道等上市、退市机制再造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前景可以期待。
『伍』 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结合国情。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层次阶段，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攻坚战。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外生推动型”和“内生演进型”，其中既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国家的败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制度、习俗、惯例等“内生”条件的共同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有效方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应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配套的宏观环境、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微观主体，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胆创新。当前中国金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错配，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须大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与架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从多方面改革创新：比如,改变大银行垄断格局，为民营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业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分隔界限，拓宽中小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优势资源，实现金融生态多样化，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为本。
一方面应推广普惠性金融理念。发展普惠金融，首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供给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与小微企业平等对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改进完善融资担保服务等多种金融机制，扩大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以商业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才能让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可从多方面入手：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让政策性资金和市场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大病医保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陆』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机构逐渐多了起来,国家是如何对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改革
1998年1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会并作重要讲话。温家宝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开始全面启动。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置分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金融业稳步发展，对外开放逐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到今年10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9.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3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达1437亿美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2倍，45倍和845倍；个人储蓄存款余额5.2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249倍。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系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业在发展中也存在风险。党中央、国务院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分重视，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了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并已收到成效。
温家宝说，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大局。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而且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长期酝酿、反复研究、慎重决策确定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建立九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严肃查处违规的金融机构和责任人，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温家宝说，这次人民银行跨省区市设置分行的改革，牵涉各个方面的关系，工作任务很艰巨。因此，一定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确保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工作两不误。他对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抓紧配备分行的领导班子。选配好跨省区市分行的领导班子，是这次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关键是要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坚持干部的“四化”，真正把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熟悉金融业务，在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领导干部必须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名位和去留，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二是认真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这次改革，要贯彻宏观调控权集中于总行，监管权适当集中，金融服务面向基层的原则。要在服务中加强监管，在监管中做好服务，在实践中提高监管和服务的水平。在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工作纪律和财经纪律。业务工作不能脱节，不能出现监管真空。跨行政区分行的工作要尽快到位。要与原省级分行做好衔接。体制改革后，要抓紧建立健全新的管理制度，适应新的工作需要。
三是主动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分行的设置，考虑了各地经济和金融的关联度、各地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各地金融业务量以及地理交通条件等要素。在管理体制改革和今后履行职责中，人民银行要主动争取各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配合。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也要关心、支持和帮助人民银行做好改革工作，保证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要协助人民银行做好干部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支持人民银行依法监管，协助人民银行查处金融违规违法案件；对人民银行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不干涉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要管理好本地区城市银行和其它小型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温家宝最后要求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认真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对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并要求人民银行系统广大干部和职工要以对党、对人民、对中央银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统一安排各项工作，按期推进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
据介绍，人民银行新设立的九个跨省区市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撤销北京分行和重庆分行，由总行营业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银行职责。
『柒』 金融机构是如何改变其再定价缺口的大小和方向
金融机构必须与实体企业相结合，双方保持联系，双方制订好协议，这样才能使金融机构有效的发展，
『捌』 金融一体化改革是怎么回事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提要：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一)银行业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保险业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三)证券市场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对银行业的影响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二)对保险业的影响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玖』 如何把握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1948年—1953年：初步形成阶段。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开始，并逐步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银行。（2）1953年—1978年：“大一统”的金融体系。 其基本特征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全国唯一一家办理各项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统收统支。 （3）1979年—1983年9月改革初期。相继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打破了 “大一统” 的格局。 （4）1983年9月—1993年初具规模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1994年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以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其它各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 （5）1994年—至今。 1994 年国务院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建立了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下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这一新的金融机构体系目前仍处在完善过程之中。 中国大陆现行的金融机构体系的特点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作为最高金融管理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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