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系下金融机构重组

❶ 华融对什么什么重组，华融是干嘛的

华融模式由泉南集团所创立，从一开始就本着为广大中小企业服务，继而带动整体经济提升和城市繁荣，最终寻求共同发展的宗旨，利用各个创业园及产业基地的规模化和集群化，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提供最好的优惠条件。

减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降低经营风险，甚至以政府补贴的形式为企业增加现金的回流，帮助各个中小企业切实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使企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带动整个片区的经济快速地发展。

(1)德隆系下金融机构重组扩展阅读：

1、部门职能：办公室：负责保管华融模拟银行有关资料文件，组织行长会议并做会议纪要。同时将安排华融模拟银行在大学生孵化中心办公室的日常运作与管理。办公室还将负责与其他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2、人力资源部：负责华融模拟银行人事安排、员工培训与奖励等工作。主管员工的聘任与解聘，员工的奖励与处罚措施，员工业务和管理培训。

3、对外联络部：具体负责华融模拟银行的对外联络。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华融模拟银行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二是寻找华融模拟银行的合作伙伴。

三是在华融模拟银行运营需要支持时，寻求相关赞助。

4、宣传部：负责华融模拟银行的宣传与推介工作。一方面，宣传部要立足长期宣传，扩大华融模拟银行在客户群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在学术节期间重点宣传，大力提高华融模拟银行在各模拟板块中的知名度。

❷ 分析新疆德隆公司崩溃原因

德隆事件是指2004年4月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德隆股票崩盘，导致德隆轰然倒下的事件。内崩溃的原因如容下：

❸ 涌金系和德隆系的关系

目前流传的一个版本，魏东离奇死亡，与在九芝堂重组中国资流失有关，对于此说法，目前暂未得到权威证实。有消息称，魏东此前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但具体原因还不明朗。
在“德隆系”、“鸿仪系”、“朝华系”等轰然倒下后，“涌金系”似乎成了中国股市老一代“系类家族企业”的最后代表。但这一切在4月29日再生变数。当天，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低调运作的“涌金系”掌门人、国金证券实际控制人魏东意外身亡。

4月29日早晨，毫无征兆地，曾经叱诧中国资本市场而硕果仅存的资本湘军——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在北京从17楼上一跃而下，即时身亡，时年41岁。此消息来源于证券业一位资深人士，但记者暂未得到魏东同事及家属方的证实。

截止发稿时，又有消息称魏东是因身体原因突然病故。可能此种说法会让一些不甚了解内情的人士扼腕。

据国金证券知情人士透露，在魏东出事前几日，有关部门曾经约谈了魏东，回来之后魏东便情绪低落，很少讲话。

随后记者从 银河证券、兴业证券、上海 申银万国、联合证券、 国信证券等券商消息人士处证实，有关部门已经对涌金系展开调查，目前已发现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两个方面：在九芝堂重组、收购国金证券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30日下午，国金证券董秘办、证券事务部两部电话一直处于忙线中和无人接听的状态，券商消息人士方面的看法没有得到国金证券官方证实。

“涌金系”麾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国金证券和九芝堂停牌。九芝堂董事长余克建告诉本报记者，九芝堂停牌跟魏东没有关系。并且他说，觉得魏东“自杀”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各项事业都欣欣向荣。九芝堂董事会秘书蔡光云表示，正在落实公告内容，将通过正常流程公布比如网络，因为已经休市了。

得知魏东意外身亡的消息，证券界人士均感觉难以相信，因为魏东平时给人的感觉是：“聪明”、“极具亲和力”、“人脉极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没有一丝悲观厌世的情绪。北京一位和魏东平日素有接触的规范类券商投行部老总告诉记者：“魏东家境不错，身上的光环太多，经历的挫折甚少，选择了这条路，实在令人痛惜。”

魏东发家

他告诉记者，“魏东出生于1967年，1986年考入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本科，1990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之后又攻读了研究生。1994年，时年27岁的魏东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在魏东创业初期，深受其父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老师向记者证实，魏东父亲魏振雄原是中央财大知名的会计学教授，同时还是财政部高级会计师评委会委员。而魏东曾任财政部科员、中经开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主管等经历，也被外界视为依靠父亲关系的一个证明。

“依靠父亲起家这一说法，在魏东生前，最令其反感。”前述国金证券人士告诉记者。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涌金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父魏振雄、其弟魏锋均立下汗马功劳。

虽然贵为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是魏东、魏锋行事均十分低调，“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前述投行老总称：“兄弟俩给外界的感觉是十分齐心，魏东善于任用人才，而且在人脉关系上左右逢源，弟弟魏锋擅长公司战略方面的工作。”

1994年，时年27岁的魏东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1995年，魏东创建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又以1.8亿元注册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虽然是“外来的和尚”，但湖南涌金成立后迅速发展了不少湖南客户，帮他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设计。其中成为飞龙实业(现为金荔科技600762)和酒鬼酒上市时的十大股东。湖南涌金更是后来成为了“涌金系”的核心投资平台。

凭借对政策的敏感和把握，早期的涌金系主要从事转配股、法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一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特定阶段的股权交易，在这个阶段，对于法人股能不能转让的讨论还如火如荼，“涌金系”就大胆介入，一方面“涌金系”积累了股权投资经验，令一方面为“涌金系”日后发展壮大积累了资本。而“涌金系”大胆、果敢的名声也在此时蜚声中国资本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在《涌金系上岸》一文中指出，2002年是“涌金系”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涌金系主要是抓住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策机会，根据政策热点转战各个投资市场，以“盲点套利”模式(利用市场的定价错误或者制度障碍来获得收益)获取相对低风险下的高收益。之后，涌金系开始进入实业领域，控股九芝堂，成为 千金药业的第二大股东等。随着其控股的 成都建投成为A股市场第一高价金融股、以风险投资方式投资的 青岛软控、北青传媒成功上市，再加上其他与九芝堂、千金药业、云南信托等资产相关联的上市公司、金融类企业、参股的一些未上市高科技企业。“涌金系”初具雏形。

❹ 被德隆旧部参于上市公司怎么样

德隆事件是指2004年4月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德隆股票崩盘，导致德隆轰然倒下的事件。德隆集团是当初被人们称作“股市第一强庄”，是旗下拥有177家子孙公司和19家金融机构的巨型企业集团。

中文名：德隆事件

背景：合金投资(000633)高台跳水 

起源于：中科事件、郎咸平炮轰德隆

原因分析：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

分享
德隆事件的背景

1986年，德隆创建于新疆乌鲁木齐。2000年初，德隆在上海注册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人民币5亿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德隆逐渐形成了以传统产业的区域市场、全球市场为目标的重组和整合能力。德隆在十年间涉足的领域涵盖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十几个行业。公司拥有新疆屯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湘火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个全资公司， 并参股20余家公司。2002年，这些公司实现了销售收入40亿元，上缴利润4．5亿元的辉煌战绩，德隆国际的总资产超过200亿元。然而，德隆在实施并购过程中，由于规模过于扩张，最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并陷入了财务危机。德隆在鼎盛时期，股价居高不下，股权盘根错节，资产状况隐秘。德隆的不断参股和扩张，导致在危机前参股达200余家公司。这些公司的资产状况并不良好，有的可以勉强维持，有的资不抵债。德隆的目标是实现产业整合， 创造德隆模式，但这种模式却是建立在不断扩张和资金充裕的基础上的，其并没有实现产业整合的目标。

就融资规模而言，德隆在中国的企业界独一无二，而德隆正是凭借这些合法与不合法的融资方式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2004年4月13日，德隆系老三股之一合金投资(000633)高台跳水，德隆开始步入危机。次日，新疆屯河和湘火炬也相继跌停。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德隆股票彻底崩盘，流通市值缩水高达60亿元以上。在随后的4个月内，3只股票就将过去5年的涨幅化为乌有，流通市值从最高峰的206．8亿元跌到2004年5月25日的50亿元， 蒸发了156亿之多， 超过沪深股市总市值的1%。事实上，2004年初，德隆资金链就非常吃紧， 已经无力为旗下股票重金护盘，反而开始放盘出逃。在各界的质疑下，银行开始注意到风险，切断对德隆的资金供应。德隆随即全线崩溃。

❺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其他

德隆神话的华彩乐章，是所谓“产业整合”，其“黄金”时期是年至2000年。
虽然投资相当庞杂，被业内戏称为“与国家计委相当”，德隆最主要的产业整合行动依托“老三股”展开，形成了以食品饮料加工、汽车配件、电动工具、水泥为四大支柱下辖子（分）公司逾百家的大型企业集团。
这是德隆作为“实业巨子”的金字招牌，也是德隆实业一翼从各大银行借款170亿元的凭借所在。
然而，所谓德隆的产业整合，并经不起推敲。早在2003年初，一家著名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即对“德隆系”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和三大控股集团（德隆集团、新疆德隆、屯河集团）做出系列财务风险分析报告，指出“德隆系”产业公司普遍存在重大财务问题，亦存在众多业绩疑点。
德隆所谓产业整合，是以连续的并购来实现资产规模、销售规模的迅速膨胀，但企业的还债能力、盈利能力均极其薄弱，根本没有体现出“整合”的价值。外界无从判断并购的成本是否合适，而德隆庞杂的胃口也让人怀疑它根本不可能逐次消化。 从专业财务分析上可以看出，整个德隆的产业体系脆弱不堪，完全是依靠银行资金堆砌而成，经营风险极大。
第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借款依存度过高。2003年底，与净资产相比，四家公司的借款依存度均大幅超过100%，其中新疆屯河的借款依存度高达184%。这表明“德隆系”企业对外部借款的依赖度极大，且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支撑结构性资产，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二，“德隆系”企业的银行借款主要有三个用途：借新还旧（包括短期贷款和到期利息）、进行新的扩张（投资）、覆盖新增的应收款和存货，真正用于生产经营部分的贷款很少。
第三，所谓短贷长投，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银行短期借款支持长期投资现象严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这里首先有诈骗银行贷款的嫌疑，因为贷款投向与用途不符。其次即使在西方银行里，银行提供并购用的过桥贷款，也有严格的条件，其中买家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和相应的抵押担保。而德隆的并购则完全依赖贷款。
第四，在并购驱动下的资产规模扩张虽然带来了销售收入的明显增加，但是盈利能力几乎没有改善，主营业务的偿债能力与其巨额借款相比相差悬殊。从近三年的数据变化情况看，四家上市公司合计净资产增加了54.3%，而长短期借款却上升了75.2%；合计销售收入是2001年底的3.4倍，而净利润却仅增加了 121%。除湘火炬，其余三家上市公司的借款规模达到或超过销售收入规模；也就是说，有的上市公司如果把当期所有的销售收入都用来还债都不够。
相应地，这些上市公司能够用于偿债的折旧摊销前利润增加并不明显，主业经营获取利润能力及以自身经营积累还债能力很差。主营业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与借款压力相比仍显悬殊，除天山水泥偿债期为6.4年，其他三家公司平均都在20年左右，德隆集团整体则达到了24年，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可接受水平（五年）。
第五，短期借款偿付压力巨大。整个德隆集团的营运资金需求保持在37亿元左右，营运资本却经常捉襟见肘（常常为负数）；现金支付能力缺口巨大，且缺口不断扩大（由2001年底的-37.38亿元扩大到2003年9月底的-51.46亿元）。
第六，业绩真实性存在疑点。仅以新疆屯河2003年的业绩为例，净利润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净利润0.59亿元，四季度0.6亿元。但分析现金流量表，同时发现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折旧为0.62亿元，年报中却又减少至0.13亿元，即回吐了0.49亿元，从而“贡献”0.49亿元净利润。难道四季度的16 亿元销售只产生了0.11亿元的净利润？由此，应怀疑其业绩销售的真实性。
另外，几家上市公司和集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即大量对外提供资金。德隆集团的其他应收款竟高达20亿元，显示出该集团复杂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关系，说明除了屯河集团及四大上市公司，还有巨额的隐性对外投资和资金运作情况。
现在看来很清楚，这些资金暗流实际的方向是二级市场，或者所谓的“海外收购”，等等。
2004年4月-5月间，德隆为了掩盖从多家上市公司挪用的巨额资金，同时也防止各地委托理财客户启用司法程序冻结资产，把所投资的各个项目通过一系列资产转移合同，转回各个上市公司内部。但即使如此，各上市公司因德隆欠下的债务黑洞依然触目惊心（见“德隆系上市公司对外债务表”）。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从杨斌（欧亚农业）、张海（健力宝），到顾雏军（格林柯尔）、唐万新（德隆）的精彩故事，《财经》杂志都有过详细报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们，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过于冲突的戏剧化性格。
我们更想探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科技“海归”还是域外“特首”，上述诸人的成长背景和行事风格是典型“中国式”的——新企业制度建设是如此的无奈、艰难、可笑？如此大面积、系列化的案发，是否昭示着一种宿命？企业制度创新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膨胀的背景下，难道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经营活动主体的企业不断的失败，是否隐含着法律环境的缺失？抑或政府功能的错位和失效？
在感叹故事的同时，分析其背后存在的逻辑更有价值。由于顾雏军、唐万新的情形更具代表性，我们以下以“顾-唐”来指称此种模式。 在分析“顾-唐”故事背后的逻辑前，我们先来看看其故事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顾-唐”的公司股权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复杂到除案件调查人员、相关律师，恐怕没有人能了解清楚；他们的身份摇曳多变，或科技狂人，或金融枭雄，或异域特首，或足坛大佬；涉及的产业领域更是跨度甚广，从蕃茄酱到火花塞，从制冷剂到大客车，从种大棚到盖别墅，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仅是故事的表象，至多是供人闲谈消遣的花絮，并不是其核心要素。
“顾-唐”故事的核心要素，至少可概括为这样几点： 如上所述，“顾-唐”的投资在产业领域和空间布局上跨度都很大。虽然他们或标榜“以创造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为己任”、“以产业整合手段来改善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以获取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或宣称“以技术为纽带整合中国家电产业”、“做全球白色家电第一人”等等，这些仅是故事的噱头，当不得真。
“顾-唐”的产业构造在产业链、资源共享、协调管理等方面比较难整合，实际上，他们也未采取过真正有效的举措。这种撒豆成兵、零散马铃薯式的投资，几乎理不出主线来；唐万新的“准混业金融”不是，顾雏军的白色家电也不是。
但是，贯穿于这些零散马铃薯之间的，还是有一条“顾-唐”收发自如的红线，这是他们故事的主题；如果这也能称之为主营业务的话，那么“顾-唐”的主营业务就是——实际操控更多的资产。 一是求量不求质，否则，便无法理解一些ST乃至停牌的亏损上市公司（如襄阳轴承、扬州客车等），在毫无产业背景的顾雏军手中有那样的投资价质，而且求量就不能求质，不求质是为了求量；
二是不求完备但求控制，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完成对“顾-唐”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控制，健力宝到张海东窗事发尚有收购款未付清，理论上交易并未完成，但张海已控制健力宝两年有余，德隆的所谓“垂直管理”也有此种含义。类似情况在唐万新之于巨田证券差点发生了，在顾雏军之于襄阳轴承部分发生了，实际控制被收购主体是“顾-唐”的目的。至于法律是否完备、完成，已不重要；甚或为了更好地控制，有意造成法律上的不完备、状态上的不完成的情形。 细细分析“顾-唐”的故事文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展开这些翻云复雨的情节时，与其演对手戏的配角大多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监管者。虽然表面上看，各家国有企业都有其所有者（各类集团公司、国资公司等），实际上是其真正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台上演出，配合故事的展开。
唐万新的“三驾马车”是如此，其旗下的众多金融机构（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京国投、重庆证券、伊斯兰信托……）大多如此；顾雏军的广东科龙、合肥美菱、扬州亚星、襄阳轴承全都如此；在张海的故事里，虽然有股东之间的恩怨，但是健力宝所在地政府也扮演了不轻的戏份；杨斌的故事亦如此。
其中，江西省南昌市短时内先后在南昌市商业银行的股权转让中失手于唐万新，又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转让中失手于顾雏军最为典型，可发一叹！正是这些“配角”们毫不逊色的演出（赞许？期待？默认？无奈？憎恨？），“顾-唐”作为主角成就了故事的精彩，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配角”。 围绕上述所说的膨胀资产这一主题，“顾-唐”在展开收购行动中，多选择一些融资性强的资产作为平台、道具。这主要包括：
第一，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具有融资性，理当成为“顾-唐”的首选。鉴于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顾-唐”进入金融机构并不顺利，但仍有斩获，其中德隆以各种方式进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性租赁公司最为典型。所谓混业经营、金融创新都是幌子，要害就是融资，正如人们事后总结所言，德隆的金融创新“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会’”。
第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身就有直接融资的功能，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参与不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其在中国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及担保认可较为便利，且上市公司的股权抵押也是方便的融资措施。这些因素使得各类上市公司成为“顾-唐”使用最为频繁的道具，其中以德隆“三驾马车”、顾雏军“四大金刚”最为人们熟知。
第三，各种用途的土地（尤其是政府批租土地）。土地的天然稀缺性造成了必然升值的趋势，土地的原始获得价值和评估价值间的巨大差异（政府批租土地更如此）在账面上的体现，以及土地在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抵押性，使得“顾-唐”们将土地也纳入其表演道具中。杨斌整个故事的基础就是土地，顾雏军费尽心思，获得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龙工业园2000余亩土地，透过合肥美菱、美菱集团之间多次复杂的交易，获得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逾166万平方米的土地，都是明显的例证。 “顾-唐”的故事有鲜明的主题，有精心挑选的配角，有屡试不爽的道具。这些现实的存在，按照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表述，故事背后必有其自身的逻辑。
“顾-唐”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扩张企业版图时有着良好的直觉，永不停歇的冲动，超强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精心编排的故事服膺于怎样的逻辑呢？
第一，在中国，起点太低、积累时间太短的私有资产与庞大甚或低效的国有资产共存。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来，私有资产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无存在的可能，实际上是切断了自晚清“洋务运动”百余年以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私有资本工商化积累的历史。
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时，中国的私有资产实际上是从一个几乎为零的状态开始的；其积累时间过于短暂，且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一直在摇摆中前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恐龙般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这些存量除一些垄断行业和个别特例，大都效率不高。
资产量级上的巨大差异和适者生存的商业丛林法则，使得私有资产无法按一个自然积累、逐步发育的状态成长。他们一定会跳跃性地膨胀，突出“大者为王”，数量和规模成为其所有者的第一考量，且一定会把兼并收购的目标指向国有资产——这是必然的甚或惟一的选择，也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明乎此，就可理解“顾-唐”故事的主题确定和配角选择的现实基础了。
第二，中国是一个法治精神、法律文本和法律的程序性都相对缺失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从事企业活动，完备的合同、守法的行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等未必会带来高回报，甚至成为高回报的包袱。“顾-唐”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投资上的低能儿；他们不计成本扩张规模，是因为他们深知，无论质量好坏，只要规模大就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无论法律上是否完备，只要能够实际控制，就可以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就能攫取丰厚的操作利润。
这些特征往往深深地体现在“顾-唐”第一桶金的获得过程中，并形成了他们思维的路径依赖，并指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挖掘中，且大都奏效。但所谓“成败萧何”，这种过程是非收敛的。随着往复环节的增多，涉及资源几何位数的增加，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稍有扰动，崩溃是可以想见的。
唐万新曾抱怨有些国有企业也在做与德隆同样的事情，但因他们有政府背景，所以并没有像他一样困难重重。诚然，企业扩张中的信用、心理因素相当重要，“真”和“假”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并没有客观判据。但他不应该忘了，首先，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他们那种对扩张的路径依赖的思维；再则，国有企业经营者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相当程度上既无动力也无可能去追求操作利润。这里有质的不同。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相当强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和资源。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握的主要经营性资源。
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为“顾-唐”选择他们作为交易对手提供了必然性。但是，必然性重复地成为现实性且都以政府作为输家收场，就耐人寻味了。这不仅仅是经验缺乏可以解释的。
公众首先联想的肯定是腐败问题。不能说此类问题不存在，但从已公开的信息看，“权钱交易”不是主流——假如其成为主流，分析起来反而相对简单了。最近 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所谓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陷入莫名其妙的“GDP崇拜”、“五百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
“顾-唐”不是泛泛之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他们是深知的；他们编织了一系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患有“GDP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成为“顾-唐”故事的配角都难；而这种“GDP崇拜招商综合症”本身是不健康的，最后成为输家可以想见。
此外，中国的政府构造是自上而下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升迁等，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辖区的民众意愿，而是来自更高层部门。针对这种构造， “顾-唐”通过公关说服较高层的部门，就可轻易地在各级政府展开他们的故事。简言之，各级地方政府功能的“越位”、经验的缺乏，中国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背景下形成的各级地方政府“GDP崇拜招商综合症”，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上的特征，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故事的舞台，扮演起“顾-唐”故事的配角，且以输家收场，这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
第四，“顾-唐”故事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他们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蕴含的样本意义，对此进行分析，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认知其隐含逻辑的脉络。“顾-唐”故事在大众层面引起的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这不奇怪，值得探究的是学者层面毁誉参半且互为表里的微妙态度。
我们不认同那种泛道德化的看法，即在学者中，对“顾-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是一种狭义的利益关系；果如此，这些学者的争论岂不等同于“顾-唐”案件中控辩双方律师的法律陈词？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
“顾-唐”的赞许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借酒消愁”，所要消的“愁”，就是曾经在中国大陆绝对存在、今天还有较大影响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低效的国有资产体制。他们对其弊端有切肤之痛，只要能够达到改革这种体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不幸的是，“顾-唐”这杯酒并非佳酿，不能解他们的“愁”。没有证据证明 “顾-唐”收购后的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有明显提高，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有明显改善，在技术上有明显进步，当然上述几方面也未见明显下降。
至于“顾-唐”的反对者，则是从“顾-唐”故事中相当程度上揭示私有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顾-唐”身上大都确实存在），期望“明君”，期望一种“好的国有资产制度”安排。但是，现有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法律制度状况恐怕难遂他们心愿。
“顾-唐”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不能很快地普遍发育出来；同样，“好的国有企业制度”也无法很快地普遍建立起来，
“顾-唐”的故事和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分别说明了这些。赞成者和反对者虽然观点如此对立，但面临的尴尬甚至于悲剧意义可能是相同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有人可能会质疑，“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也是可以发育出来的，如联想集团、TCL集团等等。确实，“柳-李”（其中以柳传志、李东生最具代表性）故事的效果强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当然也强于“顾-唐”。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成功仅具个体意义；从样本意义上说，“顾-唐”比“柳-李”更具典型性。“柳-李”故事的成功有很多前提条件，如选择的是一个规模较小但已进入临界状态、随后会爆发增长的行业，否则，增量式产权改革毫无作用；处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白手起家，创业致富是社会歌颂的精神，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任何对MBO或类似MBO的限制；具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达、宽松，从事改制的管理者则理性、节制，双方良性互动，达到双赢。 *德隆往事：一个400元起家的金融神话的破灭
人们说，德隆的发家和衰败，都具有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
从投资400元冲洗胶卷的彩扩社，到涉足大半个中国的庞大产业、金融“帝国”，“德隆灵魂”唐万新从西部边陲的乌鲁木齐起家，到如今在江城武汉面临受审，20年弹指一挥间，有多少令人叹息和深思的故事？ 在1986年的边城乌鲁木齐，大学刚毕业的唐万新和他的5个朋友，投资400元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实体“朋友”彩扩部，代人冲洗1元钱一张的照片。但据称就是这个小本生意，让他们在当年的乌鲁木齐挣了约60万元。
1988～1990年间，有着新奇思想和大把现金的年轻唐万新们开始四处出手：办厂生产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经销饲料添加剂，承包了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县的一家宾馆，他们甚至还组建过航空俱乐部。但是，这些尝试基本以失败告终，不仅将此前的赢利亏尽，他们还一度拖欠银行及客户资金180万余元。直到 1991年，唐万新在乌鲁木齐的科海开发公司一度成为新疆最大的电脑散件供应商，才基本挽回此前亏损。
敏锐的唐万新们在1992年嗅到资本市场牛市气息，在当时人们购买股票尚需动员时，他们大量收购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在西安，他们包销黄河机器厂3000万新股中的1000万股、国棉五厂800万股。然后，再在新疆等地以1倍或2倍的价格出手。
在靠排队领取认购证购买股票的年代，甚至在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过1500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这些人一排就是两天，每天领取劳务费50元。而这些认购证很快被换成原始股，再为唐万新们变成大把的真金白银。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德隆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8月，北京JJ迪斯科舞厅破土动工。而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宏源大厦1995年竣工时，曾号称是新疆当时最高档的写字楼。
与此同时，德隆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1994年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的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样，德隆一方面开始了他们的产业之旅，另一方面，因农业产业化惠及百万农户，由此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德隆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扩张是在进入金融机构之后。它首先进入的是1993年设立的“新疆金新租赁有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前身）。1994年，在武汉国债场外交易所，唐万新用金新租赁的交易席位，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计3亿元。
正是在这3亿元资金之上，唐万新的产业整合、战略投资的理念，得以生根、发芽。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的回答是：通过行业研究确定目标，制定行业战略；选择目标企业并长期跟踪，伺机收购；通过兼并、收购，形成产业经营平台，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最后进行产业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拓展业务规模和范围，强化核心竞争能力以取得优势地位。
1997年至2002年间，德隆进行了一些堪称“大手笔”的产业整合战役。其中，对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和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份）两家公司的整合，堪称经典之作。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受让昌吉州屯河建材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新疆屯河股权后，成为新疆屯河第四大股东，至1998年控股屯河集团。此时的新疆屯河年产水泥40万吨，在新疆仅次于年产水泥100万吨的天山股份。
另一方面，脱胎于老牌国企新疆水泥厂的天山股份，拥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水泥生产线，但债务负担却十分沉重。1998年11月，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德隆以旗下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其发起人之一，持有其股份1．16%
同处乌鲁木齐———昌吉地区的两强相争，导致双方成本大幅升高。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后，因与新疆屯河竞争，天山股份每年约要多付出成本3000万元。
德隆利用自己在两家企业的控制影响力，最终完成了对新疆水泥产业的整合：新疆屯河将所有水泥资源转让给天山股份，同时获得天山股份控股权。新疆屯河本身，则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红色产业”番茄酱项目，并在此后成为世界主要番茄酱生产厂家之一。而天山股份，也自此奠定了全国第三、西北最大水泥企业的地位。
正是按照这种整合思路，德隆1996、1997年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恣肆描绘它的产业整合地图。
德隆的愿景是，在战略投资行业成为龙头，3～5年内成为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精英俱乐部”，汇集最多领袖级经营人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的桥梁。
然而，德隆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企业的另一面是操纵股价。武汉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2月6日的起诉书称，从1997年3月以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先后以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的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在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实现银行存贷款、票据金融、信用卡、票据、保险、证券、期货和共同基金等交易活动，效率会大大提高。满足这种现实需求，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理由。金融控股公司，正是唐万新和德隆追求的梦想。
然而，在当前政策法规限制之下，德隆的金融控股公司之路注定隐讳而曲折。德隆通过2001年成立的上海友联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2年更名为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即上海友联），打造出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
2005年12月27日终审宣判的“德隆系刑事第一案”德恒证券案、2005年9月在乌鲁木齐开审的德隆系金新信托案、11月在银川宣判的伊斯兰信托案，揭出的幕后操控者均是上海友联。
通过上海友联，德隆实现了对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昆明商行、南昌商行、株洲商行等各家金融机构的操控。
在上海友联的操控下，德隆旗下的金融产品，一度推出客户全面金融服务，包括“委托理财”“战略并购”“战略退出”“MBO”“借壳上市”“杠杆收购”等一系列金融新产品。
但这些金融产品在德隆资金链绷紧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最后，各家金融机构开始了疯狂的委托理财敛财活动，承诺12%甚至更高的年回报率。至此，德隆的综合金融服务名存实亡，其金融控股公司的梦想终于落空。
2005年12月27日，重庆高法对德恒案的终审判决对德隆的“金融控股”给出了说法：
德恒证券公司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为名，采取承诺到期后归还委托资产本金并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8亿余元供上海友联公司统一调拨、使用，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案发后尚有68亿余元资金无法兑付的严重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其实，业内人士认为，早在2000年12月“中科系事件”和2001年4月郎咸平“炮轰德隆”时，德隆就已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只不过后来德隆通过委托理财的“拆东墙补西缺”办法，才得以勉力维持。至2004年春，德隆系已身陷十面埋伏、大厦将倾。
2004年4月14日后，德隆“三驾马车”连续多日跌停，市值蒸发过百亿元。此后不久，德隆出售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权，湘火炬更是将德隆告上法庭。
4月上旬到5月下旬，德隆几乎将所持有的“三驾马车”质押殆尽。
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动用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至此，德隆已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悄然谢幕。

❻ 德隆事件的德隆事件的启示

1．产业整合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可以探索的模式
德隆模式的最核心思想是“产业整合”，德隆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曾经将这一思路概括为：首先对行业进行研究，确定目标企业；然后通过兼并收购或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形成产业的经营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产业整合，拓宽业务规模和范围，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最后获取国际终端市场，提升企业整体价值。早期的德隆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先控股一家上市公司，通过这个窗口融资，投入产业发展，提高公司业绩，然后再融资进入下一个循环。可以说这是一种资金利用率非常高的运营手法，通过杠杆作用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壮大自己。只是由于民营企业的天然局限性，使其对宏观政策面的把握存在天生的不足。同时，由于其在产业整合上步子迈得太快，战线拖得太长，一些做法太理想化，才导致了德隆的失败。如果企业在产业整合中能够较好地把握宏观政策面，且更理性一些，未必不能成功，所以，不能因德隆失败，我们就全盘否定产业整合这一模式。
2．产业整合模式背后埋藏着较大的风险
实业与金融毕竟性质不同，产业整合效益的速度，总体上说无法跟得上金融扩张的速度。因此，这就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为了达到平衡，不仅需要横向的、内容方面的互补性的投资，如金融和产业、产业链之间的互补，而且需要注意投资节奏方面的结构安排，即长、中、短期投资的比例结构合理。否则，如果长期投资的比重过大，就会影响资产的流动性；虽抓住了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整合机遇，但可能忽视公司高速成长带来的潜在风险。
3．产业整合模式的风险被德隆发挥到了极致
德隆的产业整合是以资本运作为基础的，少量的初始资本几经变化控制了巨量的产业资本，而新整合的产业大多数不能实现现金流的正常运转，尽管德隆高举产业整合大旗，但产业整合并没有给德隆带来现金流。例如，新疆屯河产业整合虽然在公司规模扩张方面看似成功，但一直未能实现现金流的正常运转，2001-2003年新疆屯河在投资方面每年都出现5亿元的现金缺口，而经营活动贡献的现金流只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这个越来越大的缺口只能通过两种方法来弥补：一是银行贷款。德隆通过将持有的法人股抵押贷款，或者通过所属公司互相担保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例如，湘火炬、合金投资、新疆屯河3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在德隆入主后均大幅度攀升，多家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100%。此外，德隆先后介入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长沙、南昌等地的商业银行，希望把风险都控制在内部。德隆以各种项目及关联公司之名，从这些金融机构中取得资金。据监管部门的调查，2002-2004年德隆在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额高达200亿-300亿元。在贷款类别中，短期贷款占绝大部分，短期偿债风险极大。一旦银行对其紧缩贷款，新疆屯河精心打造的资本和产业链条就有断裂的可能。二是理财资金。德隆产业整合的巨额资金(大多属于长期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长投短融的“理财”资金。也就是说，德隆以一年还本付息20%以上的高回报，向银行以及其他企业机构短期融资，用于自身的长期项目，而每年年底客户大笔抽走资金，德隆的资金都十分紧张，但第二年年初，客户的钱一般又会投回来。德隆正是依靠着这种“危险的游戏”发展着自己。而当围绕着德隆的质疑和央行银根收紧终于动摇客户的信心时，流走的钱再也没有回来，德隆的“长投短融”游戏就此破局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德隆一直宣称自己是一家“战略投资公司”。但市场则一直把它视作为“庄家”的代表。为打破这一形象，2003年下半年，一向深居简出的唐万里开始频频在公众面前亮相，透露其关于产业战略、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然而，种种行动似乎难以改变投资者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德隆系股票早已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观赏性植物”。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德隆控制的上市公司已经不再能很方便地融资，增发和配股等手段不再是任意而为的游戏。而对于德隆这样的资本运作高手来说，如果失去强大的资金支持，其一切运作都会失去根本。据估算，近年来德隆系在股市上蒸发的市值超过200亿元之巨。而兑付委托理财，三年下来累计也达百亿元以上，就此支付的利息和营销费用至少是80亿元。况且，德隆还不断斥重金用于金融机构的股权收购，这部分资金至少也有50多亿元。仅仅三年，以上几大资金黑洞合计高达近400多亿元，德隆何堪如此重负？
4．华融托管德隆是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及时有效地控制和降低德隆系加诸商业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在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德隆回天无力之时，由政府出面，委托华融公司整体托管德隆，解开德隆系复杂的连环债务链，整合德隆旗下的优质资产，无疑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对以降低金融系统风险、防范新增金融风险为主要工作目标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说，华融托管德隆也是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5．民营企业的先天性缺陷不容回避
德隆问题特别是资金黑洞问题，暴露了民营企业集团的产业扩张和资本运作、金融系统的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为此我们应当以德隆问题的处理为难得的契机，对民营企业集团的多角化经营策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改革民营企业集团的资本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进一步健全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包括监管理念、监管法规政策、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等)，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通过不断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以促进金融资本与产、比资本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进而为建立我国真正的金融控股集团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融托管并参与德隆重组为相关监管机构积累了必要的监管经验，将为今后处理类似的民营企业集团危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模式。

❼ 曾经轰动的德隆系是怎么个样的事情

想知道德隆，必须要了解掌舵人唐万新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唐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东方电子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中国股市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 ———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四川长虹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上市公司，然后操纵上市公司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股票)。”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 ———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

❽ 分析德隆系的金融架构有何特点及风险

德隆想用自己的技巧以及自身发展来掩盖和解决问题，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滥用杠杆
德隆为了拉高和维持股价，提高公司利润却是首要任务。集团放弃了对现金流的规划，只考虑再次融资的便利，这全是“产业整合，规模效应”的概念使然。 2、 盲目整合，低效经营
在无法提高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情况下，德隆只有靠规模提升来提高利润水平，这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循环怪圈：依靠高杠杆收购的德隆原本应该靠强大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但是由于为了制造利润，德隆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负债率越来越高。在早期德隆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时，这种模式还可以勉强维持，但是当融资环境发生变化，德隆立即变得不堪一击，甚至不惜采用掏空上市公司等违规手段。 3、 缺乏核心主业，多元化困局 德隆虽然规模庞大，但它并未建立任何所谓的产业优势和财务优势，进入的每一个领域也未能够控制得非常好。德隆失败其中一个根源在于：没有依托主业，没有培育主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没有处理好如何多元化和调整多元化结构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德隆模式
1．德隆的产业整合思想值得肯定
平心而论，德隆在行业投资理念、战略管理模式、并购整合管理、行业研究定位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独创之处，这是德隆独有的优势。而且德隆的这些创新正逐渐被企业和社会所认可，特别是在新疆和与德隆一同起步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甚至部分国有企业，都在效仿德隆的模式。在进入资本市场初期，德隆以产业整合为主要目标，而且按照德隆的发展理念，即便是后来涉足金融业，也是为了更快更大地整合产业服务。 德隆整合的产业多数为传统产业，这是一些恶意炒作或者希望通过短期炒作获利的庄家所不屑的。德隆通过产业整合提高上市公司业绩，在股价上涨之后并未抛售获利，而是长期持有，并不断创造业绩增长点，在当前上市公司恶庄横生、套现现象泛滥的环境下，德隆的这种做法实属难得。
通过德隆的产业整合，不但带动了控股上市公司的发展，而且对相关非上市公司，尤其是大量的新疆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同时，拉动了新疆农民的就业。 2．德隆金融架构的特点及风险
德隆系的金融架构具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控制的金融机构类型相对较齐全。德隆系的金融体系已经遍及证券、保险、信托和金融租赁等多项业务的金融机构，控制金融机构数量是目前为止资本系中最多的。
第二，德隆参与金融机构主要追求控制地位。以一家或多家下属公司参股同一金融机构，实现单一或联合控股。
德隆系金融机构数量多，体系比较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缺少一家控股的商业银行。

❾ 如何评价德隆系的影响

唐万新的故事是从整整20年前开始的。1986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唐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性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

那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经商热年代。唐万新很快适应了新的“个体户”角色。新疆当时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还展现无师自通的“借鸡生蛋”的融资才能：彩扩部对外招工，唐万新要求前来报名的在家待业的女青年先交押金，这些押金为彩扩生意提供了宝贵的启动资金。

此外，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经济领域的实力人物，唐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

据称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万人民币，这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唐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他一度还欠下银行180万债务，差点被送进监狱。

“对一个魔法师来说，死只是生命的另一次冒险。”然而，对于唐万新来说，破产只是一个赌徒的另一次冒险的开始。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都不很成功。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打算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按照唐万新在公安局的供述，1992年，唐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

这是很赚钱的交易。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元到1.5元的差价。唐在供述里承认：“到1993年3月份，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以前在飞机上结交的金融圈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新疆一些金融机构为唐从事此种交易提供资金，使唐完成了大规模的法人股收购。

1992年，唐万新成立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屡败屡战的个体户到股市暴发户的蜕变。

这是个需要资金高速运转以及大量融资的行当。唐万新渴望得到一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融资平台。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入唐的视野。唐打通各种关节，终于得以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德隆在2000年公开控股)，并在1994年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

在武汉，唐万新窥得金融机构的门径之后，精明地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诀窍，他开始胆大包天地进行国债回购交易，分别向海南华银信托、中农信融得3亿元的巨资进行国债回购。这是唐第一次大手笔豪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豪赌成为日后引爆德隆的定时炸弹之一。巧合的是，武汉也成了唐日后身陷囹圄之地，这是后话。

新疆金融租赁成了唐万新的第一个融资平台，借助于此，唐万新开始了“点石成金”的魔术游戏。唐万新继续在一级半市场上淘金，他总是抢在第一时间飞到准备发行新股的公司的所在地，然后雇佣大量民工认购新股中签表，等新股上市后转手卖掉。唐在西安、上海从事的一级半市场业务一直持续到2001年。

“(我)做一级半市场，前后一共赚了7亿至8亿元。”唐在供述中称。

“融资老鼠会”成形

“懵懂而死，与草木同朽；悟道而生，是为永生。”

———古谚

1995年，唐万新遭遇证券市场上的第一次大溃败。

在当年的“327事件”中，唐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事实上，根据有关案卷，自1994年起，唐万新便纠集以前的朋友同学，即所谓的“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进入二级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

这是一场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庄家对决。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与万国的管金生以及辽国发的高原、高岭兄弟为代表的空方，发生惨烈对决。在中经开的恶劣手段之下，管金生铤而走险、巨量抛空砸盘，最终导致万国爆仓亏空，高氏兄弟在穿仓后则远走高飞。中经开在6年之后因为在银广夏和东方电子事件扮演了不光彩角色，被勒令清盘，也在2002年黯然退场。

此时的唐万新与这些中国股市早期教父相比，只是一个跟庄的大户而已，不仅如此，由于在国债期货中站错位置及跟错庄，还蒙受了1亿元巨亏。

好在还有一级半市场支撑德隆半壁江山。不过，在国债上伤筋动骨的唐万新并未放弃二级市场，他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操纵手法。股市牛人马晓全盘操控界龙股份的操作手法给唐万新留下深刻印象。

马晓炒作界龙股票时，开创了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的新手法，他用手中的流通筹码抵押融资，同时继续大量收集流通股票，以至于几乎垄断界龙的流通盘。不过，马晓在通化东宝上肆无忌惮地采用此炒作模式，却最终惨遭阻击。

股市的韭菜永远都割不完，虽然马晓在通化东宝出局，但吕梁、唐万新等股市新庄家仍奉之为圭臬，纷纷效仿马晓的手法。“德隆后来在二级市场炒作老三股并没有什么翻新之处，基本模仿界龙在1994年的炒作模式，只不过把时间拉长而已。”一位操盘手如此评价。

新疆屯河1996年上市，彼时德隆持有其9%的股权，这个时候德隆在二级市场上开始悄悄吸纳屯河的流通筹码；此外，到1996年7月湘火炬也有70%的流通股筹码被唐万新吸纳。唐万新此时主要是以个人名义炒股，采用了以手中股票抵押融资、然后再次买入股票的循环抵押买入方式，这种股票质押融资成了日后引爆德隆的又一枚定时炸弹。

但是，到了1996年底，股市形势突变，股价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唐万新如不追加保证金将有被强行平仓之虞。更严重的是，中央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清查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那些租赁牌照到期的则需要重新领证。

屋漏偏逢连夜雨，新疆金融租赁此时还面临人事更迭，这意味着唐万新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违规行为将很可能曝光。德隆另一高层人士王宏在供述材料声称：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其中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而德隆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唐万新面临第二次破产危机，迫切需要融入巨资填补在新疆金融租赁的黑洞。唐万新在庭审中承认，他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以毒药解毒药”。

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唐万新的狩猎目标。在中央清理金融秩序的风暴下，金新信托的原大股东欲转手金新信托股权。出手阔绰的唐万新再次打通各种关节，通过新疆屯河曲线收购金新信托的30%股权。在股权尚未交割完毕之际，唐就迫不及待地率领王宏等德隆老战士进驻金新信托。

类似的故事接着在金新信托上演：唐万新继续施展腾挪大法，利用金新信托违规融资。德隆通过挪用资金、债券、债券保管单等违规方式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融到5亿到7亿元资金。唐万新终于以更大的毒药化解了德隆1996年底的危机。王宏在供述中承认，作为经手人，他为此害怕，“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

金新信托逐渐取代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唐万新的第二个重要的融资平台，唐万新通过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至此，一个全国性的“融资老鼠会”已然成形。

此外，金新信托还成了唐万新的炒股通道。武汉检察院的起诉书声称，“1997年3月，唐万新组织洪强、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利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部营业部作为操作平台集中买卖‘新疆屯河’股票。”

长庄下的产业整合神话

唐万新能很快领悟并学会庄家的各种操纵手法。不过，他性格中有太多狂想成分，这让他始终没有学会最重要的风险控制能力———抑制内心的贪婪。 ———一位操盘手

在利用金新信托炒股的过程中，唐万新渐渐感到马晓模式的弊端。新疆屯河、湘火炬被高度套牢，相形之下，君安证券重仓持有的四川长虹通过数年的大比例送股，股价累计涨幅惊人，高达400%。君安证券借以从高位从容出货，获利超过40亿人民币。

君安的成功让“炒股炒成股东”的唐万新艳羡不已，他意识到：庄家需要控制上市公司，然后操纵上市公司大比例送股，才能在二级市场赚钱。

1997年5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会议在北京达园饭店召开。唐氏兄弟一直把所谓“达园会议”吹捧为“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产业整合的战略路线”。

真相却是灰色的。根据记者拿到的武汉检察院起诉书，这次会议上德隆实际上确定了集中持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操作方案。此后，新疆德隆逐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等三家上市公司法人股的收购，并继续组织洪强、董公元、张龙、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在二级市场集中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的流通股票。

唐万新开始在两个世界跳舞：其一是通过金新信托继续委托理财以获取资金，同时在股市上通吃流通筹码、炒股获利；其二是通过上市公司完成产业整合，成为所谓的“成功实业家”，以报自己当年在实业领域屡战屡败之辱。

这是危险的舞步，1997年以后德隆规模膨胀，金新信托的账外债务持续扩大，这仍然是一个“以一个更大的黑洞来填补前一个黑洞”的饮鸩止渴的游戏。“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王宏在供述中感到茫然无助。

然而，唐万新仍乐观不已，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在他眼里，只要能在股市上迅速赚钱，就能够使用这些利润大大方方填补这些资金黑洞，兑付危机迎刃而解。

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之后，操作“老三股”的地点转移至上海大厦16楼。唐万新因为要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操盘工作交给唐万川和王恩奎(两人分别为唐万新的三哥和姐夫)，两人都直接向唐万新汇报。唐万川具体负责买卖“老三股”，王恩奎负责老三股的统计。

2000年3月，德隆收购重庆证券并将之更名为“德恒证券”，老三股的操作平台也由金新信托转移到德恒证券。起诉书显示：由王恩奎根据统计数据以及唐万川的指令来协调金新信托和德恒证券买卖老三股的先后次序。

在德隆向老三股派驻高管后，老三股在数年时间里连年推出高送股方案，股价也是节节上涨，账面利润丰厚。唐万新在德隆出事后在一封长信中称：“至2000年，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利润。”

然而，这成了无法兑现的账面利润。在2000年的大牛市中，当唐万新看着股市越来越疯狂时，他隐隐感到不安。有圈子里朋友建议他趁高位出货、了结利润，但唐万新固执地认为股市能涨到10000点，“不愁出不了货”。

这一时间，据唐万新的供述书，除了操作老三股外，“我还买了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股票)。”

因此，老三股只能屹立不倒，这是德隆在资金市场上构建“老鼠会”和基地股票做庄的标杆和品牌。做庄规模铺得太大的唐万新在这场危险游戏里已经欲罢不能，一位熟悉他的操盘手则称“唐对内心的贪欲失去控制”。

此外，唐万新甚至相信了自己编造的“产业整合”的神话，德隆实业体系大概能带来6亿元的利润，然而，唐在股市的护盘成本一年就要10个亿。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多米诺骨牌的游戏，终于进入了它最后也最具观赏性的阶段。 ———袁剑《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2000年底长庄股中科创业崩盘。长庄先行者“K先生”吕梁仓皇出逃。吕梁与唐万新渊源甚深。吕梁的名片上身份众多，其中赫然写着他是德隆系两只股票的策划人。

中科创业崩盘无疑是这场危险游戏倒下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少吕梁的委托理财客户同时也是德隆的客户。在中科创业崩盘后，这些客户也要求德隆还钱，这是唐万新碰到的又一场兑付危机。

2001年初，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要求兑付。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群情激愤的客户打砸营业部的行为。唐万新从这时起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被追债的境地，以至于唐在供述书里哀叹：“自己也成了融资员。”

此时，唐万新发现在老三股上根本无法出货，股市已经走熊，老三股一旦出货就意味着崩盘。唐的一位朋友回忆，“我对唐万新说：‘你应该放松下来！’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一旦放松下来，他和德隆就会崩溃。”

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几次会议的内容都是如何拯救危机。唐万新与其他7名董事在两项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一是唐万新认为要挽救金新信托，其他董事则建议让金新信托破产、断腕自救；二是唐万新主张从老三股出货，但其他董事坚决反对，因为德隆体系的庞大“老鼠仓”隐藏其中，利润丰厚超乎想象，出货计划显然与这些董事的利益相悖。

会议的最后结果就是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唐万新知道自己已经套上“停不了的红舞鞋”。在2001年的寒冷冬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是哭过之后牞唐万新继续选择铤而走险。此时金新信托已经失去客户的信任，唐万新在供述书中承认：“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唐万新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融资核心平台。2001年10月，在唐万新部署下，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处于核心地位的新平台。

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友联逐渐成了整合德隆旗下林林总总金融机构的“司令部”。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达到21家，收购了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健桥证券等数家证券信托公司，以及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

唐万新还创造性地谋划出“委托控股”的隐蔽收购模式以躲避监管，即：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收购金融机构股权，股东名册上则仍显示为客户，但实际由德隆持有。唐万新出手阔绰和金钱开道的作风，是其进军金融机构屡屡得手的关键因素。

收购或参股之后，德隆很快露出峥嵘面目：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以委托理财方式融资450亿元，其中未兑付金额172亿。此外，德隆系企业前后从多个地方的商业银行挪走资金数十亿。甚至德隆系的实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也沦为唐万新的提款机。重庆实业被德隆令人发指地提走将近10亿人民币。

德隆违规融资的资金大多数投入股市。根据起诉书，从2002年3月至2003年9月，唐万新将老三股的操作平台再次由德恒证券统一到金新信托；从2003年10月起，德隆国际安排中企东方统一操作老三股，唐万川负责总操盘。

公诉人还对德隆的操纵进行一次总清算。按照起诉书，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唐万新等人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委托理财资金，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造成三只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德隆国际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这是一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游戏。只要不断有新的客户资金被骗进来，偿还旧客户的资金，这场击鼓传花的骗局就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通过每年资金的不断借旧还新，德隆早期进入“老三股”的成本早就回收，并非业内人事所宣称的“善庄”、“傻庄”。

唐万新疯狂地把游戏玩大，德隆一高层人士颇有意味地对英国《经济学家》称：“德隆大而不死。”

不过，勒在德隆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收紧。2003年底，新疆啤酒花董事长卷款潜逃，新疆上市公司担保圈由此岌岌可危，各大商业银行开始自查关联方贷款。

唐万新此刻感到大难临头。2004年1月4日，德隆董事局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唐万新终于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做出纵有损失也要将老三股抛出的秘密决定。“大不了18年白干了。”唐说。

可是为时已晚。2004年4月3日，这是唐万新40岁生日。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德隆帝国彻底崩塌前第一块巨石滑落的声音已经清晰可闻。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老三股全面崩盘。

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德隆大事记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这是德隆帝国的开始。

1993年，德隆参股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后来新疆金融租赁成为德隆一个重要的融资平台。

1996-1997年，德隆相继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及湘火炬，并陆续在三只股票上建仓，开始了疯狂操纵股票的历史。其间，德隆还收购新疆金新信托，填补挪用新疆金融租赁公司3亿元巨资留下的窟窿。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开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自己认为是“德隆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所谓的“产业整合”战略，实则是确定德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炒作方案。

1997年-2001年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30余家办事处，开始大规模展开委托理财业务。

1999年，德隆将总部从新疆迁往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01年初，受中科创业崩盘影响，金新信托有41亿元委托理财资金需要兑付，这是德隆又一次兑付危机。

2001年6月，上海友联成立，友联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德隆旗下各种金融机构的“司令部”。

2002年，德隆相继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开始把手伸向银行体系。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2004年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处于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2004年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通过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2004年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唐万新没有选择逃避，最后还是回国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