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机构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

Ⅰ 我国有哪些银行引进了战略投资者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日前表示，中国银行业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注重长期利益、与所入股银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投资者。引进战略投资者只有坚持五项原则、符合五个标准，才是合格的战略投资者，才能达到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预期目的，才能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实现中外资银行"双赢"。
唐双宁在11月2日召开的2005中国论坛上演讲时具体阐述了这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五项原则为：一是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二是从市场行为看，中外双方应按市场原则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三是从中方看，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应与自身特点相结合，以提升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目的；四是从外方看，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五是从监管看，要坚持严格的资格审查，并跟踪和评估实际效果。
五个标准为：一是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二是股权持有期在三年以上，三是派驻董事，四是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五是技术和网络支持。
唐双宁介绍说，到目前为止，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30亿美元。具体情况是：对国有银行，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建行54．66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行36．75亿美元；对股份制银行，亚行、花旗和汇丰银行等投资了交通、光大、民生、兴业、浦发、深发以及筹建中的渤海银行，投资额为26亿美元；对城市商业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西安市、济南市、杭州市和南充市商业银行，投资额为12亿美元。

Ⅱ 中国银行业的IPO为什么要引入外资

中国其实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加紧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学者们普遍认为，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中国缺少国内建设资金吗？好像并非如此。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量十分庞大，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之差）不断扩大：截至2003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61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0.79万亿元，而各项贷款余额仅为16万亿元，存贷差高达4.79万亿元。[1]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半数的存贷差说明，金融机构有数万亿的巨额资金未能贷放出去，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连年外贸赢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亦表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不存在引进外资平衡国际收支的强烈需求，况且外商直接投资也远未带动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并明显改善工业结构[2]，那么中国千方百计地引进外资的动机究竟为何？

一、国内投资需求乏力的几大因素

1.资金投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从1995年开始，国有企业进入了破产、倒闭的高潮。由于国内工业技术落后，大量小规模的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同业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长期消耗战。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3]，工业企业的盈利率迅速下滑。在此情况下，国内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努力寻求与外商合资，甚至不惜让渡大量的股权，外商趁机大批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方面处于全面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大批国有企业被挤垮，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的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随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业安全感的普遍消失使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社会购买力明显萎缩。

直接面对就业压力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确保财税收入，一方面采用一切手段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数量成了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又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大量放贷给与当地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国有企业，75%的贷款依然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品并没有充分的市场需求，形成严重的产品积压，不但加大了通货紧缩压力[4]，也令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随之上升。1998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升4,900多亿元，1999年实际上升5,800多亿元，2000年实际上升3,700多亿元。[5]国有银行为了在每年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中过关，不得不“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以规避坏帐风险和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出现上述巨额“存贷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中国出现了存贷差过高与“资金饥渴症”同时并存的情况。

2.国债投资效应递减

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在社会购买力不足基础上的商品过剩，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出口严重受阻，国内生产和就业压力骤然增大。鉴于国内外泡沫经济的教训以及90年代以来国内两极分化的加剧，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货膨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后果，于是在1998年采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赤字财政和国债投资来刺激内需。截至2002年12月末，国债余额已达1.9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7%，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余额为10,05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9%，两项合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6]。再加上目前靠财政支撑的养老金支付有3万至7万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7]，国家债务的实际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所以，依靠发行国债刺激内需这一政策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进一步制造需求了。

3.经济信用缺失导致投资短期化

影响企业投资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信用的严重缺失。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各种经济欺诈行为泛滥，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加剧了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个人投资者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不少国内企业根本无意于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甚至一些正当经营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也不得不从事部份非法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即使想寻找新的长期投资项目，也越来越艰难，本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没有空间，意味著中国企业的成长前景日益暗淡，破产倒闭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4.出口市场不稳定

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质量、档次偏低，主要依靠价格和数量竞争，因此容易遭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对美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妥协，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市场的不稳定。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日本与欧盟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反映出各国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禁止中国商品低价倾销的意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8]，粗放型的出口必然要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5.中央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近几年，中国宣称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但银行的经营状况却未根本好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于1999年至2000年间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使当年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按照国际5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不仅远远高于4％至6％的国际同业水平，而且也大大超出了10％的国际警戒线。

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转移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实质上只是将债务从银行的帐面上转移到中央财政的帐外记录里而已。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这1.4万亿不良贷款的资金大部份是通过由中央财政担保发行的特别债券来筹集的[9]。这些由政府开办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小部份不良资产、回收一些现金后，剩余的无法解决的不良资产就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帐面上表现为巨额资产损失，这笔损失构成了事实上的中央财政赤字。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不良资产的30％可能回收为现金，那么4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损失将高达9,800亿元[10]。其结果不外是两种，或者是国有商业银行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认购的债券在银行帐面上表现为“垃圾债券”或资产损失，这实际上等于银行转移出去的坏帐又回来了，如果不加以改变将导致银行系统的金融危机；或者是中央财政承认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笔巨额资产损失，用财政拨款逐年弥补，这将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一次性增加1万亿左右，构成对已经不胜负荷的中央财政的沉重压力。在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更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应付不测。

正因为上述几大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遂不遗余力引进外资以维持经济的增长。随著国债投资效应的递减和本国企业可选择投资项目告罄，吸引外资变得更加紧迫，许多地方纷纷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对下级政府和直属的政府机构层层分解、下达招商引资的责任指标，甚至对招商引资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重金奖励政策。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稳定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如果外资流入量下降，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严重困难。

二、用引进外资抵消资本外逃

各地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热衷于引进外资，并不完全是出于急国家建设之需，还有他们希望与国外挂钩、以便安排在国外的后路的个人考虑。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的引进外资有一个副产品，即资本外逃。这自然使中国政府深为苦恼。

当外商被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幻象所吸引时，中国的资本外逃也同时扩大，日益严重。中国外逃的贪官到底有多少？这恐怕永远是个无法确知的谜。

据一份未经证实、网上流传的资料，截至2003年6月30日，在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外逃最多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

3个直辖市的数量为：

北京：失踪112名、外逃442名

上海：失踪187名、外逃354名

天津：失踪60名、外逃182名

流传说，仅仅是今年8月3日至8月5日这3天当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渖阳、深圳、珠海、蛇口、昆明等口岸与航空港，就查获了60多名持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官员，其中有7名是来自北京、沈阳、武汉、郑州和南京等地的副厅级官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企图外逃的官员多持有中国金融机构与海关核准携带大量外汇出境的合法证明；携带外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即持有60万欧元（相当于50万美元左右）。被查扣后这些官员们竟一致声称，携巨款出国是为了“考察”招商引资环境。这些官员在海关被截住是中央的一次全国性突击检查的结果。中共中央于2003年8月初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并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9个组分赴9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高官的出境通行证和出国护照。据传上述3天中外逃被扣的官员们由于未及时得到“通风报信”，在突击检查中被逮个正着。[11]

中国的贪官历年来到底携带了多少资金外逃，恐怕同样是一个无法确知的谜。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大约在480亿美元左右，当年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无疑，资本外逃对于急需投资资金以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可以说，如果不是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资，让引进外资与外逃资本进行了大置换，中国定会陷入严重的资金饥渴症。

三、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利与弊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外资规模的扩大可以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也将大大提高。但受现行体制束缚的本国企业能否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置之死地而后生”，却是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从各地政府全力以赴“招商引资”就足以看出，中国已承认并接受了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随着今后外资在华竞争优势的进一步加强，究竟是会加重政治买办意识和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还是会激起部份民众的民族主义型经济抵抗心理，仍待观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拉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大的一方。也就是说，当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往往会带来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双方经济实力悬殊时，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依赖地位的托辞。

中国现在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但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是逐步的、有限度的，国产品牌的产品被外资打败并逐出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在中方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如此，甚至在中方占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少国产品牌的产品也丧师失地。这使人对中国产业入世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力表示怀疑。

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将长期困扰著中国。依赖外资的大量进入所形成的就业机会远远不能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中国需要重新开始发展制造业，也需要政府提出长期的产业政策引导。适度借助外力倒逼国内改革的策略无可厚非，但必须基于一系列条件，如本国体制的灵活性、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实现国家强盛的民族共识和坚强意志。这是区分是否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重要标志。世贸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导致中国难以实施产业政策，在世贸规则的约束下，中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置身于“全球公平竞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的中国民族工业，将要面对空前严峻的竞争形势和异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Ⅲ 股份制银行为什么要引入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

今天，我首先会简要评估中国银行业当前运营的环境，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它代表了潜在的外资合作伙伴如何看待将影响他们的财务和战略投资是否成功的一种环境。接下来我将就外资合作伙伴在交易中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及目前在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框架下可以获得的成果分享本人的经验和观点，只有了解了以上这些，中国银行业才能正好地与潜在的外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最后谈谈我对目前监管环境以及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我将和大家谈谈我对目前监管行情以及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的看法。在谈及以上议题的时候，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最可能使中国的银行与外资战略投资者实质性的互惠互利这样一个伙伴关系的建立的关键因素上。
全球的经验证明，银行业的改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绝对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我们非常惊喜地看到，中国政府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问题上决心和努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银行业的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和优势的人才投入到对银行业监管并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坚实的更加透明的监管框架，更好的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将是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首要推动因素。在放松管制方面，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近的一些举措，比如银行运作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例如外资在股份制银行中的单一持股比例上限已经提高了20%，中国这次遵守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承诺，放宽了对外资银行在产品及地区方面的限制，同时也改善了固定利率体系，扩大了利率浮动的空间。其他的措施包括对主要的国有银行的资产开始了重组，改进了贷款分类与报告体系。
同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也实行了更严格的外部审计与管理。逐步改善监管营运环境，规模优势以及快速成长并尚待开发的市场，都使外资对中国的银行业有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但尽管外资有明确的兴趣，但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真正能够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有实质性联营的项目还寥寥无几。从中国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战略投资者，从而建立花旗银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汇丰控股与上海银行那样的实质性合作伙伴关系，对这种关系，我希望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述，即如何建立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的架构，从而提高外资的兴趣，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取得成功，合作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有利的明智的商业与财务考虑的基础上，灵活的合作框架与投资结构能够弥补国外投资者与中国银行业间的差距，因此，合作架构与合作伙伴的选择同样重要，因为使战略联盟成功的条件不仅找到适当的合作伙伴，也包括适当的项目。
在此，我也敦促中国的银行业迅速行动起来，主动研究结成合作伙伴的利弊，因为地区和全球宏观环境的变化，可能减少国外投资者对投资中国银行业的迫切性。在谈及具体操作过程之前，我想我有几个评论，总的来来，中国政府的银行业改革的同时保持了非凡的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中国的银行业仍然面临着一定的经营挑战，必须通过不断提高监管水平，以及采取关键的业务步骤来逐步加以解决。正如最上面之的图所示，一定架构充分反映产品的风险，以及运营效率，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股本回报率比其他市场相对较低，产品开发周期不能满足需求，将来也可能与竞争的激烈程度不符，因此中国的银行业需要引入新产品开发经验，建立信用导向性的贷款体系，并改善经营效益，以提高营运能力。第二个图表明了资产质量持续的风险管理，更加严密的风险管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因素。(见图)最下面的图表明了资金短缺，现实使银行进行有利的扩张，资本市场与外资在这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花旗集团相信国际战略投资者能够协助中国的引航成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上述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也将使外资在评估中国银行业如何投资或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增加了不确定性。
与外资合作伙伴成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第一步是要理解潜在的外资合作伙伴的经营理念以及中资银行在谈判中能够获得益处。中国的银行业需要了解的要点包括：1.外资合作伙伴与中国银行建立长期业务伙伴关系的关系在于换取中国的市场以及高质量客户群的机会。2.外资合作伙伴不仅能够带来资本，而且在最佳做法、技术专长、产品服务以及管理知识方面提供商业价值。3.外资合作伙伴通常的决策过程都比较复杂。4.外资合作伙伴希望在公司治理和日常管理方面能够施加较大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外资合作伙伴通常需要最终能够控股。对外资合作伙伴和中国的银行业来说，以上这些原则对为股东、债权人、客户、员工及政府创造长期的价值至关重要。外资合作伙伴通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方面有比较苛刻的要求，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的银行业能够获得许多战略输入，主要体现在更优势的产品与服务质量，更高的激励标准、更完善的公司治理体制，这与让出董事席位及分享更多经济利益相比具有更大的价值。
外资合作伙伴提出的其他可能影响中国银行运作的具体要求，包括以下几点：1.将战略重点放在目标市场或特定客户群，2.其他少数股东保护措施，例如否决权。3.在产品领域创建品牌。4.交叉销售。5.未来控股比例中的选择权。外资合作伙伴关注另的一个重要事项便是估值，外资合作伙伴通常需要合理的估值和清晰的利益安排，毫无疑问，中国业务市场进入了不可比拟的发展良机，但是由于风险的存在，中国与其他亚洲市场潜在投资的大量涌现以及WTO框架下未来市场的开放，如果战略合作伙伴的估值过高，则外资合作伙伴的管理层很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为理由解释较高的估值，总而言之，外资合作伙伴需要的估值合理并有吸引力。
当前，中国的战略合作项目有三种结构可供选择，每种结构都有不同的优缺点，但是都能够保证回报目标的实现，但是参与度与外方的真实控制方面存在程度的差异，并对其能够有效注入资本并在一些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有限制。结构A，就是股份制银行占有上限24.9%的少数股权，这种方式比较常见，但是这种结构的关键缺点是外资占有股权比例较低，从而控制权较少，这样外方不会有很大的积极性投入充分的资源。结构C，在合资银行中我们占有50%的直接投资，这种结构较多地被国外投资者采用，这种合作方式下，外方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结构目前受到监管的限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使外方无法在华发起业务规模，规模较小的银行在竞争中站住脚仍然需要时间。B类结构是结构A与C的结合，这种模式受到各方的欢迎，各种模式下，外方既有一定的控制权，同时又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从而关注于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产品领域。花旗集团与浦东发展银行投资时采用的就是这种结构。
此外，请允许我列举实际操作中应该加以注意的几个焦点，我相信这有助于交易的达成。这些要点包括，1.尽快有所动作，虽然目前国外对中国的投资兴趣较为浓厚，但是在2007年之前，这种兴趣会逐步减弱。2.在交易结构的选择上灵活性会给合作双方带来最大的利益。3.建立意向清单，确认与外资合作伙伴应重点合作的产品。4.提高透明度，从而获得更高的估值。5.制定健全的谈判战略，在管理控制和定价等重要事项上传达一致的信息。中国银行业需要明确战略合作是与国外战略投资者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将业务彻底出售，中国银行业除了建立最佳系统、获得专业知识、产品与服务以及管理操作等方面获得支持外，通过更努力的战略定位和更强的盈利能力，中国银行业还能保持在财务上获得收益。最后，同任何合作伙伴关系一样，合作双方都一直保持开放的心态。我希望对这些事项的关注能够有助于各位对合作谈谈判进行筹备，并且达成有吸引力的合作关系，并为合作双方带来最大的收益。
由于目前存在的外资控股比例限制和其他监管方面的规定，国外投资者在中国投资金融机构时仍面临着比较大的障碍。国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机构时，仍面临着比较大的障碍。控股比例上限意味着投资额相对较小，而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只会对那些能够持续带来巨大收入的地区市场寄予关注，较小的规模也意味着技术创新和转移的比例有限。中短期来看，这些方面放宽监管，可能有利于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银行业。
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现在亚洲国家中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以外，其他所有的亚洲主要国家地区的银行市场都在技术上允许外资控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的例子，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出国外资本如何能够帮助恢复并增强银行体系的整体财务状况。与之类似，香港市场则引证了外资进入能提高市场的所有竞争水准。我认为，对外资控股比例的放宽将大大加速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步伐，并能够促进更多的国外资本和国内技术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相信，中国政府在银行业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以及在吸引国外资金切实措施的推动下，中外银行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促进行业整体业绩得到改进，实力不断得到增强。

Ⅳ 中国四大银行哪个是没有外资注入的

中国四大银行中没有外资注入的是中国农业银行。

2008年11月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注资，与财政部并列成为中国农业银行第一大股东。

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有限公司成立后，根据当时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情况，没有延续前期经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引进了几家财务投资者。

(4)中国金融机构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扩展阅读：

另外三大银行的外资注入情况：

1、中国建设银行

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最终持有股权可达到19.9%。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

2005年7月1日，建行和淡马锡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的最终协议，亚洲金融以14.66亿美元购入建行5.1%的股权。

2、中国银行

2005年8月，中国银行与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9月与瑞银集团，10月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3月与全国社保基金，分别签署协议，5家机构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总计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其中将一半股权卖给了高盛、李嘉诚私人基金；淡马锡购得中行5%股份。

3、中国工商银行

2006年1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与高盛投资团签署了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高盛投资团出资37.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的股份。

2006年4月28日顺利完成资金交割。这笔当时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的单次投资，约占工行股份比例总计的8.89%。

Ⅳ 境外战略投资者机构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吗

境外战略投资者不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

Ⅵ 为什么银行非要引入战略投资者

目前国内银行风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在各个国家都占有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如果仅凭一个国家而拒绝与外界融合，则会受到孤立，本国货币也会受到国际排斥和质疑。所以吸引外资也是外交手段之一。但是国内银行业中，外资比例相对而言很低，远低于国内战略投资者。而国内也有很多金融公司参股国外银行，达到共赢的目的。而其他行业也有很多外资参股实例，因为规模等原因的限制，很少得到国外大机构的青睐！另一个原因就是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同事可以引进国外金融业先进的管理理念、经验和规章制度等。

Ⅶ 境外战略投资者给我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

多样性和互补性
每个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在遴选时都会考虑战略投资者和自己核心竞争能力的差距，在发展战略、经营模式和公司文化等方面是否契合、能否互补。在整个过程中，商业银行在各自党委的领导下，根据银监会制定的原则和标准，结合本行的实际情况，反复比较，选择了能够共生共长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投资者。
为规范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投资入股行为，银监会在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之后，又特别制定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五项原则是：一、从国家利益看，要保持国家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二是从市场行为看，中外双方应按市场原则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三是从中方看，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为了引进资金，而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促进中资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应与自身特点相结合，以提升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目的；四是从外方看，投资入股中资银行一般应当是大型金融机构，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五是从监管看，要坚持严格的资格审查，并跟踪和评估实际效果。
五个标准是：一是战略投资者在中资银行中投资占股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二是本着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战略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必须在三年以上；三是在参与机制方面，战略投资者必须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管理工作和决策工作，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向中资银行派出高级管理人才，直接传播管理经验；四是战略投资者必须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背景，必须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五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也避免造成市场的垄断，有商业银行背景的战略投资者最多只能投资两家同质中资商业银行。
目前，商业银行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概可以分为六类：一是有良好公司治理的超大型商业银行，如建设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引进的美国银行；二是近年来在并购中有明显战略优势和优质客户群的银行，如中国银行(爱股,行情,资讯)引进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三是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国情与文化比较熟悉的大型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引进的汇丰银行、渤海银行引进的渣打银行；四是只占少量股份、促进公司治理的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南京商行、西安商行等)；五是国际上有丰富专业经验的著名投行与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如高盛等；六是中小型有业务特色和专有技术的银行，如济南商行引进的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徽商银行正考虑引进的荷兰银行。
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政策建议
为了更加稳妥高效地推进我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针对现阶段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在引资对象上，应树立“战略一致，优势强化，文化融合”的理念，把一些具备业务专长的中上等规模银行纳入选择范围。国内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要从国际银行业的未来竞争趋势出发，重在选择与自身发展战略融合，能够不断强化自身业务优势并认同国内银行文化的银行机构。选择引资对象不能一味追求“规模大，名声大”，完全可以把一些具备业务专长的中上等银行纳入视野。理由有四：一是双方在经营发展战略上的一致性，可以减少战略融合成本和风险，更能确保外方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稳定性；二是讲求“优势强化”，而不局限于“优势互补”，有利于在日趋激励的竞争中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并通过双方合作不断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三是很多中上等规模银行在华尚未设立分支机构，与之股权合作更能实现“竞争回避”；四是中上等规模银行不容易实施对国内银行的股权控制，不仅可以形成长期合作关系，更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二)在投资方式上，可推行股权互换、债转股两种方式，增加境外银行机构投资入股的灵活性。股权互换，即境外银行机构以自身股权换取中资银行相应的部分股权，而非仅仅以现金购买股权，这种方式可以先行在资本净充足率已达标，而着重于改善治理结构的国内银行中推行。其优势在于，可以减轻境外投资者的资金本压力，通过相互持股，增强了中外资银行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定性，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国际市场。债转股方式，适用于当前中外银行间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尚未交割，或者外方承诺在未来时期追加投资的银行(如工商银行、浦发银行、西安商业银行等)，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充实国内银行运营资金，减轻融资压力，加强双方的业务合作，而境外投资者可以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增持国内银行的股份。
(三)在股权定价上，由双方竞价为主向多方询价为主转变，引入拍卖和招投标方式，完善银行股权转让的价格发现机制。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不少国内银行的做法局限于选择单一入股对象，然后进行双方竞价，这很可能导致竞价不充分导致股权价格低估。我们建议，在同时引入和考察多个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建立多方询价渠道，同时构建多方竞价平台。除了协议转让方式，还应该积极引进股权拍卖和招股投标方式。
(四)在上市地点上，重组后的国内银行不应局限于海外上市，应充分考察内地上市的可行性。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由于担心内地证券市场容量小，重组后的国内银行基本否定了内地上市，纷纷把目光集中于香港、美国和欧洲市场。我们建议，内地证券市场上市应该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参与，中小发行规模的银行IPO可以考虑内地市场进行。目前我国内地市场银行股仅有5家，金融股所占比重仅有5%(西方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不利我国证券市场稳定和金融蓝筹股的培育。
(五)在风险防范上，建立境外投资者(主要针对“财务投资者”)的退出机制，减轻资金抽离可能对国内银行造成的冲击。当前中国银监会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出了“持股三年”的政策要求，我们认为三年时间偏短，何况之前进入的一些境外投资者并不存在持股期间约束。因此，国内银行自身应该加强研究和完善境外投资者的退出机制，以确保银行营运的长期稳定。我们这里提供三点参考性原则：(1)“撤资阶段性”原则，即在规定比例以上的投资必须实行分阶段退出；(2)“合作延续性”原则，即资金撤出在先，而业务合作和技术支援应该延续一段时间；(3)“受让合规性”原则，即如果采取的是协议转让，则股权的受让方必须具备同等或更高的合作条件。
(六)在发展战略上，不仅要“引进来”，更应该鼓励和支持国内银行“走出去”，全面提升中国银行业竞争力。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国内银行竞争力，积极迎接并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但国内银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别国银行对我们的改变，否则国内银行即便有所提高，也将永远落后于别国银行。在金融大开放时代已经来临之时，国内银行必须主动介入全球金融格局大调整中去，才能避免我国金融资源为别国所控制，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Ⅷ 郎咸平说国内四大行港股上市都引入了哪些战略投资者

关于高盛从中国建设银行赚了1300亿人民币的事，是这样的：
2004年之前，四大国有回银行谋求A股上答市，曾各自引入海外知名上市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其上市和股改。建设银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是美国银行。当时，高盛的人在美国银行战略投资建行之前，作为战略顾问先建议中国建设银行把坏账全部撇清，撇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样有利于上市融资，获得新生。其实，实质上是将坏账剥离，有利于美国银行投资一块干净的、高收益的资产。其结果相当于美国银行用一块钱买建行的一股股票，美国银行投资了数十亿股，当上了建设银行的大股东，高盛作为建行上市的牵头投行，推动了建行在2007年9月最终上市。后来，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美国银行曾公开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自己（美国银行）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美国银行对建行的投资，在建行的上市后，让它们赚了1300亿。这就是你所说的高盛赚建行1300亿的由来，其实是高盛的伙伴——美国银行赚建行1300亿，并不是高盛直接赚的，但从中国赚1300亿，无论是高盛还是美国银行赚，其实质都是我们国有资产的损失。

Ⅸ 中国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有什么意义

中国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意义：
1、提高核心竞争力，降低风险。 
在世界政治经济不断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紧密相连，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利率汇率波动对商业银行有很大影响，经济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大，市场风险不断增加，我国商业银行也必须采取应对策略。国际知名银行通常有较强的投融资能力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他们合作可以吸取大量资金，增强资本实力，降级银行的不良债权率，从而优化资本结构，减少银行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 2、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市场。 
我国商业银行通常会选择知名度较高和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引入高盛投资集团，中国银行引进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交通银行引进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商业银行通过与外资银行开展多项合作进军国际市场，走向国际化。强强联合有利于壮大实力，优化银行资产结构，增强我国银行的实力和可信度。 
3、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业务创新，提高安全性和盈利性。 
我国商业银行仍具有较高的不良资产贷款比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产管理还存在问题。银行可以积极设立境外分支机构派员工去海外学习，同时鼓励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聘用外籍高层管理人员，多开展交流合作。 
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存贷款利差，盈利空间很受限制。外国银行在金融创新业务上发展较早较成熟，对于金融创新刚起步的中国银行有很大帮助。积极开展金融创新研究金融衍生工具，创造更多盈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