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急求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蔓延到了全球， 影响深度和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 此次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和冲击。 但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所 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主要影响在于可能导致出口的负增长、 投资增长的放缓以及外汇资产的 贬值或损失。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无疑最大影响就在于外贸出口方面
受累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在建工程的萎缩，家具、卫浴、五金、电子等产品的出口企 业也举步维。
3. 国际金融中心是什么
国际金融中心，它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心，它应该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
第一个标专志，它有属很多的金融机构。首先有很多的银行，有很多的比如说保险公司，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
第二个，这个金融中心，应该有很多的金融市场，对于没有学过金融学的同学来说，我还是要罗列一下这些市场，比如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等。
第三个标志呢，它要有实质性的金融活动发生，金融交易活动发生，也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投资者，很多的筹资人，在这里进行存放款的活动，金融的交易活动，要有实质性的这种活动发生。
金融中心的最后一个特征呢，它应该是一个都市，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城市，不可能是一个乡村、偏僻的地方，因为它一定要有发达的通讯、电信、交通，这样的网络，一定要有这样的网络，而且呢，它实际上要有发达的第三产业。
从层次上看，目前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香港；二是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开曼、巴拿马等。
4. 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会产生哪些影响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需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我想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刺激作用，另外对这个城市的肤色也是有回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效应，另答外上海市国际型大都市他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也是很大的，所以上海建立国际金融城市，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发展会取得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成就
5.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 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到底差距在哪里
陆红军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追寻答案。从2001年起至2004年，我们通过大量文献研究、专家论证和多元统计分析，设计与探索实施了一套国际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金融规模、金融环境、金融聚集度、金融国际化、金融风险防御、金融创新、金融效率、金融人才、金融制度、金融科技10个一级指标和56个基础指标。 本指标体系10个一级指标和56个基础指标测评的样本数据截至2004年，分为客观数据与主观数据两类。其中客观数据源于文献调研，包括2001~2004年的各类统计年鉴,各大官方统计网站,如各城市的金融管理机构官方网站、城市官方统计网站、世界银行等网站，以及2000~2004年各类专业研究报告。 主观数据源于问卷调查，主要包括针对金融制度、金融透明度和金融创新力三指标进行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高级经济学家、跨国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国京沪深三地政府经济部门官员、金融业高管人员、律师、高校专业研究人员等。 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与比较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取得六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原始数据，再通过统计方法量化，我们得到六个城市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数。 在表中，我们可发现： 1.中国香港在金融聚集度、金融国际化等方面得分比较高，一方面由于香港属于特殊的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其长期实施自由的商业社会与金融制度。同欧美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香港的金融规模处于中游水平。 2.新加坡的金融发展状况与香港类似，金融聚集度指标得分较高，而金融规模与金融人才得分排名居纽约、伦敦与东京之后。新加坡的经济运行机制与香港类似，且都属于资源缺乏的经济体，主要依赖于开放的政策资源和创新的人才资源。 3.作为世界级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东京，其优势在于：金融规模得分仅次于纽约，比伦敦高；而在金融人才方面，其得分低于纽约、伦敦。而东京的弱势集中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国际化方面。这主要由于日本金融体系弊端所致。 4.上海近几年发展比较迅猛，但由于整体金融改革有待时日、金融体系基础较薄弱，金融制度健全进程中，导致其大部分指标得分虽然与香港、新加坡接近，总体上仍处于香港、新加坡之后。由于日本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频频发生倒闭现象，资本市场秩序难以控制，而中国政府不断向各银行注入资本，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同时加速银行改制上市进程，从而使上海在金融效率指标中略胜于东京，但与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海在吸引外国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时，采取了不少积极的优惠政策；而东京则相对保守，故在金融国际化指标中，上海与东京的差距并不大。 5.与其他城市相比，前几年上海的相对优势集中于金融规模上，得分略高于新加坡，与香港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上海的不足之处突出地表现在金融风险防御、金融创新与金融人才方面。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金融国际化方面，上海虽然落后于其他各城市，但差距不是非常大。因此，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把握机遇、扬长避短、突出重点，不能全方位赶超国际各大金融中心城市。
7. 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的核心原因有哪些
农业经抄济时代晚期国际金融中袭心的萌芽
商业革命时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初步发展
工业化早期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形，工业化成熟期国际金融中心由成熟走向分化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重点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在不同的经济金融阶段是如何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线索是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也在不断地演进。历史上每一次金融中心的漂移，都是基于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变化跟不上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而衰落，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正是为迎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功能而诞生和发展。
8.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热兴起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热
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日趋高涨的“金融中心热”。由于各个主要城市都意识到金融中心建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争当金 融中心便成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中追求的重要目标。据统计，国内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已有20多个，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更发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 强烈呼声。在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更为引人注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市委市政府2008 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按照广东省和深圳市官方的口径，深圳 将要建设的金融中心被定位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即华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03年以后天津则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特别是在 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特权后，天津追求成为北方金融中 心的热情更为高涨。那么，如何看待这股金融中心热？金融中心是否具有排他性？中国是否需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本文拟对此谈些粗浅看法。
中国金融中心热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我国之所以会兴起一股有关金融中心的热潮，尽管具体原因很多，各个城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考虑，但总体上考察，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建设金融中心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对于该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一个城市要想在国内外获 得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拥有发达的金融业、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伦敦、纽约、东京、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新加 坡、香港等城市之所以世界闻名，之所以在世界金融市场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城市都是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特别是在当今经济金融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否在世界经济金融运转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就要看其能否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这两个城市都是弹丸之地，它们之所以世界闻名，并不在于其拥有多么强大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而在于它们都是著名的亚洲地区的国际金 融中心。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上海、北京和深圳之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金融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其集中有较为雄厚的金融资源，特别 是上海还拥有国内的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从而事实上具有中国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因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直接关系着一个城市的 地位和知名度，所以我国的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兴起金融中心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建设金融中心是一个城市经济实力强大的标志。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原理，一个城市的金融状况、金融地位是由其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决定的。伦敦、纽 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才逐渐自然演变成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一个城市金融中心 地位的获得实际上是其经济实力的展示和体现。凡是有胆略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意味着其自信具有与对应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经济实力。
第三，建设金融中心可以促进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按照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虽然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从 根本上说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城市能够通过政府的推动而建设成为国际的或者国内的金融中心，又会反过来极大地促进金融中心所在地经 济的发展。因为，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就是金融资源聚集的过程，这必然会给金融中心所在地带来规模巨大的资金流入，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本课题组 曾经对上海、北京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为1.66，即金融 发展每提高1%会引起经济增长提高1.66%，同时上期金融发展1%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1.31%；上海地区金融发展1%会引起经济增长6.579%，而 上期金融发展1%则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0.35%。此外，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伴随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聚集，还会提升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增加 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也会带来大量相关人才的引进。正是由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给所在城市带来无穷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因此，国内诸多城市相继发出建 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的根本，就在于对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掌握，在于对全球资本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不仅能提高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还能有力地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包括亚洲在内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努力争取把本国、本地区的某一大城市培育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就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正在角逐金融中心的诸多大城市来看，综合条件最好的当推上海，现已被视为最有希望竞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丰厚的金融历史文化沉淀。从现时的情况来看，今日之上海已形成了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云集，金融交易量最大且运作最规范的地区。
多年来，上海重点围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上下求索，着力建设，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与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甚至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无论在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作为一项发展战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成为上海金融业乃至整个城市发展的最高理想，但要圆梦这一理想却还要走很漫长的路。
立足于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战略考虑，中国在维护和增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还有必要合力将上海再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除香港以外，在中国的大地上倘若还能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崛起，将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再有一个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平台，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发展需要，并能大大提高中国对国际商品和金融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因而有助于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城市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面对来自国外大城市的挑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确保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中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将之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应对国外大城市竞争压力的有效战略选择。倘若多个城市一哄而起，齐头并进，各搞各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会使有限的资源稀释和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削弱国内城市与周边邻近国家在角逐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竞争能力。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趋势是集中，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排他性。凡有一定金融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建立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即使美日英等经济强国，尽管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总量大，也只有一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少，但也只有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十几个公认的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中国虽已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只是人均GDP排名在100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种类偏少，机构数量、金融总量仍然偏小，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和协作尚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也待改进。特别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回归，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维护，同时中央政府又已决定在上海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中国大陆再打造一个或两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呢？
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种政府行为，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认可和支持。国外的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初期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逐渐被摈弃。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无一不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民间的金融资本力量还很弱，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更显重要。政府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成立面向全国的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就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发挥举国一体资源聚合的力量，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便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规划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既然全国有多个大城市都在筹划建立国内区域性或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金融中心，政府的有关部门就不宜久拖不定，而应当及早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步骤措施。这样，既可以科学合理规划国内构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助于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
9. 国内外对区域金融中心的研究现状和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意义
金融中心建设不存在排他性。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中心形成一般规律专看，经济实力属强大的国家都拥有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中心城市一般都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如：美国有国际性金融中心纽约，也有区域金融中心芝加哥、洛杉矶等；英国有国际金融中心伦敦，还有区域金融中心曼切斯特；同样日本有东京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大阪、名古屋等。这些国家金融中心建设经验说明，经济发展加速加快了金融中心形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可以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金融中心，同时，金融中心对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提升经济中心城市功能起到积极作用，对所在地区发挥着重要金融支持和经济辐射功能。
不是我说的！复制专家说的，不过很有道理。
http://www.cce365.com/csj_wenzhang_detail.asp?id=100713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