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请举一跨国公司案例说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晏子春秋》中有一句被后世广为诵传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很多在华的跨国大公司，显然也发生了这种变异。
在很多国人眼里，来到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大多实力雄厚、运作规范、遵纪守法、自觉自律，有着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但不幸的是，有些跨国公司披着光鲜的外衣进入中国后，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异，频频患上一些富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毛病，比如行贿、比如逃税漏税、比如污染环境、比如违反劳动法、比如产品质量出现问题……
这些跨国公司在国外为什么口味纯正、有着良好的口碑，为什么到了中国后却徒具其表、味道大异？我们不妨找来相关“患者”的病例，对它们好好进行一番剖析，看看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异？
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
通过行贿进行权力寻租，这是某些跨国公司患上的一种典型的“中国病”。
岁末年初，德国西门子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丑闻和动荡之中。2007年5月20日，公司突然任命彼得·罗旭德为公司下一任CEO，而现任CEO克劳斯·柯菲德将匆匆卸任。而此前的4月20日，前一任CEO冯必乐不得不宣布辞去监事会主席一职。
这一切，源自于西门子公司一系列的跨国行贿。早在2006年11月15日，德国警方就搜查了西门子公司在德国的近30间办公室，并以涉嫌挪用和在其他国家行贿的罪名，拘捕了数名西门子员工。德国检方确认的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而西门子内部审计的结果则称，可疑资金高达4.2亿欧元。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如此高额的违法涉案资金，让西门子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惊人的一起公司贿赂调查案。
在一系列可疑行贿名单中，共有9个和中国业务有关的公司及个人被提及，涉嫌受贿金额从几万欧元到几百万欧元不等。检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规律：通过签署咨询合同，向第三者支付咨询费的方式进行间接行贿。在西门子电信部门前高管的问讯笔录中，他特别提到中一个和中国业务有关的人，名叫Max Rennert，总共接收了来自西门子474万欧元的咨询费。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此人在几年前曾帮助西门子、德国电信等获得了中国一个移动通信项目合同。
而宝洁公司近来也陷入行贿丑闻之中。2007年5月11日有媒体报道，宝洁公司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曾陆续向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进行捐赠，其中800万元仍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账户上，其余200万元多用于口腔保健推广工作。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让人吃惊的，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是一个在全国几乎没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注重实效的宝洁公司，为什么会对它如此慷慨？而且在捐赠后竟然不抓住这个机会做任何宣传？
据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基金会与全国牙防组的人员交叉率高达50%以上，全国牙防组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张博学同时又兼任牙防基金会秘书长，而牙防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卞金有教授，也身兼全国牙防组副组长。而在宝洁的相关产品上，赫然盖着牙防组的“权威认证”。这就是秘密所在！
滑稽的是，所谓的中国牙防组，最终被发现连法人资格都不具备，根本没权利进行认证。宝洁公司被媒体和公众质疑，此举有变相的行贿和利用假认证忽悠消费者的嫌疑。
对环境保护睁只眼闭只眼
不重视环境保护、造成环境污染，是跨国公司染上的又一项“中国病”。
2006年6月，有33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并肩走上了一份榜单。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份任何与荣誉有关的榜单，还是一份全国各级环保局综合2004年至2006年的涉及环保违规企业的耻辱榜。
登上这份耻辱榜的跨国公司有：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废水）、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3M上海研磨产品制造有限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使用）、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
除了以上几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外，其它涉及环保违规的跨国公司还有：日资上海花王有限公司，因“任意排放超标废水”被列入上海“2005年第二批该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在这份名单上的还有“世界十大卫生陶瓷公司之首”的美国标准公司的在华合资企业，及美国百胜餐饮集团下属的上海必胜客等；在福建，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企业；在浙江，英国漂莱特集团在华下属的公司被列为浙江2005年省级重点污染企业之一；在湖南，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据NGO“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上述名单只涉及有水污染的企业，其它诸如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括，所以只是在华跨国企业违规记录的一部分而已。
到了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全球最大轮胎企业——米其林公司在华投资的上海米其林回力股份有限公司又位列其间。
被点名的米其林轮胎项目涉及四项问题：未按环评要求完成对三台链条炉进行脱硫除尘改造；轮胎厂无组织排放恶臭超标；未落实锅炉在线监测装置以及厂界噪声超标严重。
公然漠视《劳动法》
尽管中国的《劳动法》中，对职工的权益有着种种明确的规定，但有些跨国公司对此公然漠视，已经是另外一种严重的“中国病”。
2007年3月29日，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针对在广东曝光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国际知名洋快餐店用工涉嫌违反《劳动法》的一条条例证，正式对这两个洋快餐巨头发出询问通知书。
自从媒体曝光后，洋快餐店的涉嫌违反《劳动法》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广东首个非全日制职工小时工资标准明文规定：广州作为一类地区，非全日制职工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7.5元人民币。但据了解，肯德基兼职工合同上的工资为4.7元人民币/小时，必胜客为5.8元人民币/小时，麦当劳最低，只有4元人民币/小时——兼职工的时薪甚至连买一杯该店的中杯可乐都不够，远远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不仅工资低廉，兼职工超时工作的现象在这些快餐店也屡见不鲜。按照相关规定，兼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若超出该条件，用人单位就必须按全日制用工形式与职工确定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在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中存在大量超时工作的兼职工，有的甚至日均工作十余小时，与全日制工人别无两样。
另外，大部分兼职的大学生与肯德基、麦当劳餐厅签订“劳务协议”后，却无法准时拿到，甚至根本无法拿到“劳务合同”。即便是已签订的合同，餐厅也规定单方面可以进行修改，完全是“霸王条款”。
继广州发生麦当劳、肯德基支付给小时工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事件后，又相继曝出太原、福州等10余个城市的麦当劳、肯德基同样存在违规用工问题。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在中国开设的餐厅共达3000余家，聘用的中国劳工达20万人，其中大多是非全日制工人（钟点工）。业内人士估计，该三家快餐企业所聘用的劳工中，大约有80％约160000人是非全日制工。粗略计算，如果非全日制工每人每小时少发2元钱，按每人每天工作5小时，每月工作21天计算，一年下来，这三家餐厅企业每年至少少发中国劳工约4亿元之巨，这比三家企业全年向中国交的税还多。
《南方周末》也曾发布过一份“2005年世界500强在华最佳投资企业排行榜”。这份榜单表明：在利用人力资源方面，部分跨国公司很不光彩。在跨国公司集中的中国南方某些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的工资水平基本上保持不变。跨国公司赚取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些资本巨头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却没有做到让中国工人共同享受一定的发展成果。
更让我们感到不平的是，在这些资本巨头所赚取的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换取的。如在外资、合资企业遍布的珠三角地区，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根，由此竟然使当地医院的手外科异常繁荣与发达。在一双双被机器压扁、切断、血肉模糊的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缺乏保护的劳动条件和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漠视。
屡次陷入“质量门”事件
在产品质量问题上屡犯错误，也是有些跨国公司常见的“中国病”之一。
跨国公司被中国消费者投诉的案例变得越来越多，在近几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轮高潮的“始作俑者”，是“苏丹红一号”。但“苏丹红”的风头很快就被“SK-Ⅱ”、“雀巢风波”、“博士伦护理液事件”、柯达“质量门”事件等抢走。
曾几何时，SK-II系列化妆品中有一款被标榜为“神仙水”的精华乳液风靡整个亚洲。SK-II自2004年以后一直保持者中国大陆高端化妆品市场销售排序前三名的领导品牌地位。2006年9月份成了转折点，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宣布，在SK-I中查出禁用物质铬和钕。消息一出，宝洁公司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专柜和专卖店立即遭遇“退货潮”，SK-II品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2006年12月4日，343名消费者投诉柯达LS443型数码相机存在质量问题，中消协随后召开“听证会”，该会议最终引发柯达与中消协及消费者之间的严重对立。此后，由维权消费者组成的神秘QQ群现身，表示拒不接受柯达提出的“付费升级”方案。
2007年1月，全球咖啡店连锁店巨头星巴克卷入“反式脂肪门”事件。反脂肪一般存在烹调油中，常用于制作饼干、面包、蛋糕和薯条等食品。经常食用反脂肪含量高的食品，易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007年初，一个自称为“揭批LG联盟”的组织称，LG电子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秘密的、大规模的小作坊式翻修，并重新返回正常销售渠道。该组织声称，这些在小作坊拼装出来的LG产品包括等离子电视、液晶显示器、空调、微波炉等等，涵括了LG在华销售的大部分产品。有消息甚至称，各地工商等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情已经导致了LG在华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知名的跨国零售巨头家乐福，也屡屡在陷入“质量门”事件之中：据2006年1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国家质检总局15日公布瓶装(小瓶)饮用水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家乐福自有品牌曝出不合格产品，由北京领先饮食品工业公司生产的“家乐福”牌天然泉水，因为菌落总数不合格上了黑榜；据2006年5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家乐福曲阳店分3次购进超过保质期限的美国进口猪颈骨肉，共计3781.66公斤。截至监管部门进行查处时，已有1670多公斤过期肉被售出，销售金额超过1万元；据2006年4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海家乐福超市销售的廉价女包和“LV”女包极其相似，为此路易威登马利蒂（法国）公司将家乐福超市经营者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告进法院，索赔50万元；据2005年9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工商局通报了流通领域通信产品、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质量监测结果，家乐福马连道店发现了不合格家电；2006年5月《华夏时报》报道，在一家家乐福店盛咸鱼干的玻璃陶里，竟然发现了上百条大小不一的活蛆……
如何防止“中国病”的泛滥
在跨国公司所患的这些“中国病”被媒体或相关部门曝光时，大部分跨国公司并不是虚心接受与改进，往往是采取了傲慢的态度。许多消费者不解，外国公司对中国消费者为何会采用“二等公民”的怠慢作法？为何当中国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名牌产品支付了昂贵的价格和预期的信任后，得到的却是不那么国际化的歧视对待？为什么我们要引进的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尊重法规、尊重市场反应、对消费者负责的现代经营理念，到了中国就变了味了呢？究其根本，既有这些企业的自妄和见利忘义，也有国人的轻信和盲从，更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忽视甚至纵容。
无利不起早。任何资本和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本性难移。前一段时间，在企业界，以跨国公司为首，刮起了一股企业讲求社会责任的浪潮。很多公众对这些企业的自律行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但也有清醒之士指出：不能指望以盈利为最大目的企业自学遵守过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口头上唱得这么好听，其实从一定程度上麻醉了大家，从而让自己脱离了政府、媒体等各方面的监督。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薄和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知名品牌的扭曲营销观和危机处理方式。近两年来跨国公司的丑闻和质量问题时有出现，但在短暂受冲击过后，它们基本都能找回市场。在一些跨国公司看来，中国的企业、消费者并不成熟，独立性还不足以与其进行平等谈判、对话和要价。
大公司行为的“劣化”，从另一面说明了我国在守法环境上确实大有漏洞可钻。因此，在中国，要使外国企业遵守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遵守的规范，除了依靠企业自身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自觉外，还应该通过改革形成对企业守规的“硬约束”，“迫使”企业走入规范。
每当一个洋品牌被查出质量问题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启动危机公关。而他们找到工商部门，口气最硬、讲得最多的话便是“你们这样搞会影响地方投资环境”。有的则具体介绍对中国做出了多少贡献，有的甚至用为政府部门或为社会提供某些便利、赞助等条件，试图换取监管部门的沉默。
跨国公司在产品出事后的“政府情结”，折射出的是我们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府情结”。一些地方和部门长期以来对洋品牌格外关照和优惠，无形中形成了对洋品牌的隐性保护机制。
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应坚持原则，无论是公布结果还是最终执行惩罚，应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不要为小私而伤大众，更不要让寻租者找到空子钻，这种时候往往是检验政府办事能力的关键时刻；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一再失语和迁就，事态只会进一步恶化，而如果进行及时地干预和处理，对公司、消费者和政府形象都会更加有利。
另外，在中国还缺乏相关的法规与制度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有些国际大牌公司在全球召回有缺陷产品时，惟独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没有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业内人士认为，我们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标准立法，对什么情况应召回和赔偿，缺乏具体规定。
当然，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也至关重要。事实表明，许多问题就是在媒体曝光后，才推动有问题的一方加大解决问题的力度。媒体信息的透明、公众的看法和态度，不仅会对大公司形成压力，也会对相关部门秉公办事产生一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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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跨国公司频患“中国病”
编辑晨晨发表评论于2007-10-18 14:53:00
中国制造是给外国人打工，你觉的一个打工者有权利为产品的质量等问题提出异议吗？我们只能照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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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跨国公司频患“中国病”
八月骄阳发表评论于2007-10-18 11:34:00
中国制造屡次陷入“质量门”是在给我们提醒，想要告别质量门唯有做强做大品牌这样才能把信誉做出来、
haixingzu
㈡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案例，简短点的
官员权力寻租行为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腐败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康慧军非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低价购房，再抛售挣取差价。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
炒房官员，康慧军不是第一个，相信也绝非最后一个。但大多数官员炒房事实败露，是因为别的腐败行为而拔出萝卜带出泥。康慧军的落马，却源自上海市纪委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的一次普查。康慧军一处住宅的申报价格明显偏低，成了纪委查处康腐败案的重要突破口。提起受贿罪的认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当事人一定拿了不该拿的钱。但对于官员的炒房行为，很多人包括官员本人在认识上还存在着盲点。他们认为，只要没有收受贿赂,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炒房获利，就无可厚非。
其实，领导干部炒房与普通百姓炒房相比，除了有违公务员禁止经商的规定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房子，这明显属于权力寻租行为。这种权力干预下的反市场行为，也是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腐败问题”、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2007年7月“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对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行为界定为“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可见，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炒房的行为本身就是腐败。
分析官员的贪腐个案，不难发现大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监督官员财产状况，就成为查处腐败现象的突破口和关键所在之一。上海纪委一次例行的住房普查，就发现了“炒房区长”。看来不管房地产黑洞有多大，有多深不可测，只要坚持既定制度，就可能有效监督官员财产状况。
康慧军的落马让我们看到反腐的有效途径。但对官员住房普查的做法虽然有效，毕竟属于事后监督。在当前难以完全杜绝公权力进入市场的情况下，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事前防范，把官员财产置于有效监督之下，有助从源头上有效反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申报和公布个人财产对预防和遏制腐败不失为有效的机制。近年来，我国对此也进行了有益尝试。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相信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必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㈢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
什么是寻租？
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
一些资料可以搜索网络，我写点自己的理解。
第一、寻租的能力其实是来自于垄断，政府是行政垄断、财团是资金技术垄断等。通过垄断阻止或允许。
第二、政府为什么会寻租。寻租和腐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过度的寻租行为确实会增加腐败的机会。没个人都有立场，政府的主要立场是什么？它一、是要维持统治。二、要降低统治成本【这有两个方法，1、增强自身的力量。2、削弱被统治层的力量。这样政府也就有了寻租的需求】
第三、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寻租行为，因为只要有统治者只要有政府就一定有寻租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只不过是财团寻租替代一部分政府寻租。在西方财团和政府一起够成统治力量。但如果是无政府的话一样会有统治者，而且会更加混乱。
第四、如何削弱政府的寻租行为。上面第二条第一点说了，政府之所以寻租是为了维持方便的统治。如果过度寻租的行为阻碍了统治，那么就能有效遏制寻租行为。比如从这30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在很多经济场合退了出来。行政审批也越来越少了。前几天不是又减少了么。
第五、当然这里指是理论上的、有于腐败和部门利益的存在，在局部在短时间内，会有反弹等。比如这几年以来的中国企业国进民退等。
第六、这要一、加强反腐败特别是底层人民的反腐败能力，二、打破部门利益，裁剪一部分机构，三、防止利益集团的过度索求、遏制大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四、遏制垄断经济体、不采用收购合并等方式，通过用行会联盟等方式整合力量。
参考资料【寻租行为、无政府主义、腐败、政府利益】
http://ke..com/view/2522166.htm
http://wenku..com/view/81dd49ef6294dd88d0d26b16.html
http://ke..com/view/111108.htm
http://ke..com/view/10458.htm
http://ke..com/view/354948.htm
㈣ 谁掌控了中国的金融系统
金融机构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 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在中国，能称得上是金融机构的，是有许可证的，一定是正规机构。还有为数庞大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如标会、和会、P2P 网站等，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同时还有金融体系的底层服务机构与监管机构，以此共同组成金融体系。虽然中国存在着庞大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但他们大多依附于正规金融系统，其地位与 角色严重受制于监管政策，因此本文着重讨论正规金融系统的控制权。
1、概览金融机构
根据央行规范(2010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从宏观层面统一了中国金融机构分类标准，首次明 确了中国金融机构涵盖范围，界定了各类金融机构具体组成，规范了金融机构统计编码方式与方法)，中国金融机构包括如下：
一、货币当局：1、中国人民银行;2、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监管当局：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1、银行;2、城市信用合作社(含联社);3、农村信用合作社(含联社);4、农村资金互助社;5、财务公司。
四、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1、信托公司;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3、金融租赁公司;4、汽车金融公司;5、贷款公司;6、货币经纪公司。
五、证券业金融机构：1、证券公司;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期货公司;4、投资咨询公司。
六、保险业金融机构：1、财产保险公司;2、人身保险公司;3、再保险公司;4、保险资产管理公司;5、保险经纪公司;6、保险代理公司;7、保险公估公司;8、企业年金。
七、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1、交易所;2、登记结算类机构。
八、金融控股公司：1、中央金融控股公司;2、其他金融控股公司。
九、新兴金融企业：1、小额贷款公司;2、第三方理财公司;3、综合理财服务 公司。
结合这一规范，根据机构监管条线，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组成包括如下机构：
鉴于中国目前机构监管的特征，各金融机构的准入、业务审批等均受限于其监管上级， 由具体的司、局、部(委下面的部)进行管理。
2. 概览金融市场
中国存量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为主，占有绝对的优势，近十年以来虽然有下降的超势，但仍然高达90%。这显示着中国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3、重要的金融机构
4、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人
如何控制一家金融机构?一家上规模的普通公司，受《公司法》等制度的约束进行人事 任免和公司治理，符合三会一层议事规则，即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 成的决策体系。股东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由此产生董事会、监事会(或监事)和公司高管。
同时中国现行的《公司法》等在保护小股东利益、限制高管权力等做了一系列的安排， 虽然还有相当可以改进的空间，但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当前国际通行的规范的。
但长期以来《公司法》在国内执行的并不是很好，大量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不符合《公 司法》要求的比比皆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更是远远背离《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规范，离现 代公司治理的原则相去甚远。
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内，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重要：人(人事任免与辞退)、事(业务 管理)、财(利润分配、薪酬、剩余索取权等)。通常来说，所有权是决定所有这些权力的基 础，在基础之上，才能谈人、事、财。
制图 by聂日明
股权结构的基本结论
第一，银行业存量资产占金融业资产的 90%以上，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 43%，这意味着五大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占到全社会金融资产的 40%左右。
第二，财政部与汇金公司两者，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 银行，以第一大股东控制了交行、光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资产中超过 50%是由财政部 和汇金公司联合控制的。
第三，汇金公司原先由央行监管，现在转移为中投公司下属公司，中投的董事长均为财 政部的副部长等，这意味着，汇金与财政部为一致行动人，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控制着中 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
第四，地方政府与央企控制了其余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另半壁江山。 第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股份制银行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和央企设立，至今多数仍然为实际控制人。
第五，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多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银 行改革大潮以来，地方政府仍然为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实际控制人。央企、外资与民营分享 了这一盛宴，但其中大多数仍未上市，退出渠道尚不明确。
第六，信托、券商、基金股权结构分布基本相同，与股份制银行相近，多为央企和地方 政府所设，经过多年的股权变更，民资、地方国资、央企股份、外资间的转让，多数公司的 股份已经相对多元化，但地方国资与央企投资控股公司仍然牢牢的控制了中国主要的信托、 券商、基金。
第七，保险公司依规模大小，大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相近，为财政部与 汇金控股，小保险机构与券商相近。
第八，以安邦保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金融市场中崭露头角，开始进军银行、 券商等机构，部分机构已经实现了银证保的全牌照。其与安邦保险不同的是，他们不像安邦 那样公开在资本市场上举牌，而是通过分散持股或者多公司形成一致行动人，例如肖建华的 明天系。
第九，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次重要的机构，虽然 是会员制机构或者公司，但会员大会名存实亡，主要负责人均由政府任命。
最后，国有股也并非铁板一块，以股权作为控制权的抓手，需要明确国有股份的实际控 制人。银行改革之前，财政部是四大行的唯一股东，中行和建行采取的方案是，将原有全部 资本金冲销坏账，财政部的权益被尽数冲销，在此基础上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并透过汇金 公司持有两家银行 100%的股权。
而在工行与农行的改革中，注资方案不再用原有全部资本金冲销坏账，2005 年 11 月， 新《公司法》明确了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的地位，中国财政部随后参与了工行的 股改。因而，财政部将依然保留部分在工行、农行的权益，与注入外汇储备的汇金公司一道 成为新工行的股东。汇金公司将不再是工行的惟一股东。更有媒体指出，“在对工行的注资 中，财政部不愿意再像在建行、中行股改中被‘晾在一边’，将力争成为工行注资方案中的 ‘主角’”，为此不惜承担 2350 亿的贷款损失(工行不良贷款 4700 亿的一半)。
而汇金公司，在工商登记中，汇金公司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汇金的 5000万元注册 资本金为财政部出资，但汇金所运用的资金却来自央行的外汇储备。郭树清与谢平执掌汇金 公司的时代，一般认为汇金公司是由央行控制的。为此引起财政部的不满，最终在财政部的 努力下，汇金公司被中投公司吸收，成为中投的子公司，回归到财政部的控制之下。
5、人事任免权
现有中国金融系统人事任免框架是在 1998 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涵盖了两条主线：党务与高管。但在 1998 年时，这两条线并不区分，因为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现代的企业治理， 人事基本上由党委组织部管理。
制图 by聂日明
当时，包括央行的很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甚至完全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总部对分支机构失去控制，“为地方政府发展出力”，“在本地吸储、贷款用于本地”成为通行的做法。
基于这种背景，自 1998 年以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中央开始金融集权(后面详述)， 从党务的条线对主要的金融机构收权，实施垂直管理，上收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人事任免 权。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 中共中央于 1998 年 5 月 19 日发布，中发[1998]9 号)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和中央金融 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文件明确了主要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为中央管理(2012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发文《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中管金融企业。一般 认为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 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公司、中国人寿 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太平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银河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光大(集团)总公司、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金融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当时银监会还未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的干部实行垂直管理，中 央金融工委管理深度下沉至分支机构一把手(各金融机构的省级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应征得中 央金融工委的同意)。以此隔绝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当 然，为了减轻地方的反弹，文件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分行，中国 证监会地方证管部门，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交通银行省级分行及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公司省级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各金融机构党委决定前还应听取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委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由中央金融工委进行协调。
其中，中央金融工委书记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设副书记两名，其中一名副书记主持日 常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交通银 行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党委分管党的工作的副书记及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 书记担任工委委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列入中央管理。
在机构业务管理条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1号)，从任职资格、任职资格审核与管理、任职资格取消等方面对金融机构的高管任免规 则进行限定。这时，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免拥有两条较有约束力的权力：不通过任 命的权力、免职的权力。
随着 2003 年中央完成金融集权，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撤销，金融体系的党委监管权分别 下放到各监管机构，被监管金融机构的党组织关系分别设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由他们“代管党的组织关系”。
而业务管理条线的任职资格的审查与终止的权限移至各监管机构，分别制定了行业的 “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包括银、证、保在内，均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涵盖所有主要类型的金融机构。
制图 by聂日明
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党委与业务两条线的管理，在中共中央金融工委时代，地方性金融 机构的党组织设置、领导关系和工作职责，由地方党委参照本通知精神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 规定。城、乡信用合作社的党组织由所在地的市、县委领导。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跨地区分支 机构的党组织，一般实行属地领导。演变到现在，各地情况均不相同。
典型的人事任命案例：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
招商银行，为股份制银行，招商局轮船为实际控制人。马蔚华为该行第二任行长，2013 年年中为招商银行第八届董事长届满换届之时。换届之初，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的议案》，其中执行董事候选人 3 名：马蔚华、张光华、李浩。董事会同意将上述候选人名单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产生股东董事 9 名、执行董事 3 名、独立董事 6 名，共 18 名董事组成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对 3 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和 6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以普通决议案进行等额选举，即选举执行董事和独立 董事的表决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马蔚华原定是可以继续执掌招商银行的。
但随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审议通过了取消原提交到本次 会议审议的该项子议案，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马蔚华先生按其本人意愿，不再参加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选举。大股东招商局轮船提交了《审议及批准委任田惠宇先生为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提案。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田惠宇先生为招商银行行长。2013 年 9 月 9 日，招 行公告，接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银行田惠宇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3]454 号)，核准田惠宇先生招商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与招商相近，工商银行行长的人事任免也基本类似，虽然在组织架构与法律程序上，中管金融企业满足了董事会基本需求和法律要求，但实际上，企业是没有发展自主权的，董事 会并不能代表出资人的角色行使权利。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可以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 组部建议罢免行长，但考虑到中央国有资本和地方国有资本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目前还没有 出现董事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种奇特的人事任免权与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权、《公司法》等存在冲突，现实中也爆 发了相应的案例。
任职资格审核与组织部任命高管( 银函〔1999〕281 号)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修订《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时，征求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1998 年 7 月 17 日中组部函复：“鉴于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领导干部的任职，中央均进行全面考察，并征求 有关方面(包括人民银行对其任职资格)的意见，因此，金融系统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任职前 可不再单独进行资格审查”。中组部的意思为，中组部任命的金融机构高管，监管机构无须 再履行核准职责。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回复为，“我行认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 是我国法律授予中央银行的职责，也是国际通行原则。为了加强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和管理，妥善处理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我行起 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的组织部门考核 任命干部关系的意见》(附后)，现送你部进一步征求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认为“在我国有 关干部的任命由党组织决定，并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公布。为此，需要妥善处理好人民银行依法审核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党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干部的关系”。为此，央行坚 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金融工委作出任命后，要由拟任职的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提出任职资格审核申请，由人民银行发出任职资格审核文件。
所有权(出资人)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中再集团董事长刘京生辞职(中管金融企业“人事权”之争，《金融世界》2012 年 08 月号)
2008 年 8 月，中国再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刘京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中 国金融》报道称，薪酬问题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
中央汇金公司在注资中再集团以后，其时谢平为汇金公司总经理，风格强硬，以现代公 司治理机制，向企业派驻董事并介入公司决策。作为中管金融企业的高管，当时，刘京生年 薪为 200 万人民币。中央汇金认为中再集团的高管薪酬发放程序存在问题，高管薪酬的考核 及发放并未经过董事会讨论。公司董事长的薪酬应该由董事会决定，这一质疑完全符合现代 的公司治理原则。
但中再集团方面则回应称，刘京生的薪酬标准是“党委定的”，而所谓的党委，是指上 级党组织，亦即中国保监会党委。“表面上看，这是中再集团的董事会与党委之间的矛盾。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董事会的背后是大股东中央汇金，而党委的背后则是保监会。”
最终，刘京生未能进入新一届董事会。
2009 年6月，中再集团领导班子的党组织关系和人事任免权，从保监会划至中国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划转后的中再集团人事任免权和党、团、工会等组织关 系与中投对接，保监会只负责对中再集团高管的资格核准，对其任职资格进行行政审批。
6、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 10是金融机构中最为庞大的、最具寻租空间的权力，其准心就是以市场准入、 业务审批为主的管理，近年来经营监测越来越成为央行、银监会的主要工作重心。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机构管理：包括市场准入、分支机构设立、人事任命核准与终止等。
第二，业务监管：金融产品的各个方面(价格、面向对象、治理机制等)。
第三，经营监测：以合规和风险防范为基础的各类基于指标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
业务监管权、所有权与人事任免权的冲突：央行设立上清所边缘化中债登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但由 于设立之初央行未考虑过其后来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中债登的财务与基础管理在财政部，人 事任免权在银监会党委，央行拥有业务监管权。显然财政部是中债登绕不过的重要的主体，
于是，央行决定成立上海清算所，力推自己对口监管的机构做大、做强。尽管业务高度 重合，但人事权分属两个部委的中债登与上海清算所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名义上，上清 所执行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 Party，下称 CCP)清算机制，区别于中债登的双边清算 机制，丰富了市场的竞争。但央行将其负责审批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逐步移至上清所。 2013 年债市危机以来，央行借此债市整顿契机，加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规范管理，未来中 债登将更加专注于国债、央票和金融债。而企业的信用债将更多集中于上清所。
7、财权等基础管理
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分置，不受《公司法》等法律约束，更体现在资产转让、收益回 报、薪酬制定等方面。从 2003 年至今，中管金融企业(非金融央企的相关职能已经移交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基础管理职能，主要由财政部金 融司承担，包括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即相关的统计备案工作;负责金融机构 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交国有资产收益;拟定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 监督其执行，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拨备和核销政策及报批等。
8、不算结论的小结
从股权上来看，财政部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实际控制人;从业务监管权来看，对中国金融系统来说，央行是相对强势的控制人，“央妈”称号也缘于此;从人事任免权来看，银监会的人事任免权覆盖到的资产总额是金融系统内最大的。
但控制权也无法一概而论，被控制机构对监管机构甚至更高层的游说能力惊人。金融系 统中，四大行对国务院、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影响力非常大，目前一行三会的负责人一般都从 四大行中产生，四大行的负责人又从监管当局中产生，金融高官与机构高管交替升迁的路径 已经程序化。所有的监管机构在监管金融机构时，都需要考虑被监管机构领导人未来的可能性，不可能无差别监管。
㈤ 谁能提供一个《红顶商人》-高阳中间的一个谈判案例
谁淘汰了胡雪岩
台湾作家高阳在小说《红顶商人》中，把胡雪岩的克星锁定为盛宣怀。该书把盛宣怀描述为一个“冷血杀手”，盛每次出手，都能让胡惊出一身冷汗，最后还令胡搭上了身家性命。
诚然,在晚清红顶商人排行榜上，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相上下，他们之所以成为“冤家”，不仅是因为同行，更因为所走的“线路”不同——胡雪岩走的是湘系左宗棠的路线，盛宣怀走的是李鸿章淮系路线。利益与路线的博弈，导致盛宣怀与胡雪岩这对冤家积怨越来越深，决战时刻终于在盛宣怀刻意、胡雪岩不经意间发生。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盛宣怀采用“窃听、掺沙子、挖墙脚”这三招，对对手胡雪岩发起暗战总攻。
窃听即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的商业秘密情报。知道胡雪岩要高价尽收国内生丝、企图垄断丝业的动向。掺沙子指盛宣怀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偏偏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挖墙脚即挖断资金链，拖死胡雪岩。胡雪岩80万两借款正好到了还款期限，外国银行向胡雪岩要钱。本来这笔钱是胡雪岩为左宗棠代筹的军饷，应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但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打着李鸿章的大旗，指使上海缓发这笔协饷，然后又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银行倒闭在即，造成挤兑风波。
盛宣怀的“三板斧”，让胡雪岩防不胜防，四面楚歌的胡雪岩穷途末路，即便卖房产清仓，但最后还是没挨过挤兑风潮。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无力回天的胡雪岩终于破产。
胡雪岩的克星,看似是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对手盛宣怀，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不要忽视整个事件中还有另一个人——朝廷……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晚清著名官商胡雪岩的主战场，始终不在“商场”，而在“官场”。胡雪岩的命运始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所谓“传奇”，只不过是“寻租权力”而后又被权力吞噬而己的一场电视连续剧。
胡雪岩的商才最突出的表现是“整合能力”，他整合官场、商场、黑道各种势力，同大小官员与漕江帮派打成一片，一度手眼通天。
不过，胡雪岩的天就是左宗棠，而这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帅，虽然威风八面，但毕竟不是最高的那片天，比起朝廷来，他仍为一小巫，而“大巫”不保，小巫又奈之若何呢？
胡雪岩的倒掉，看似湘淮两派斗争的结果，胡雪岩看似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则是朝廷早就垂涎的一块肥肉。
尽管晚清通商对外开放，但统治者的本质没有改变。他们依然是地主主宰“末业”的“打劫”态度，区区一个胡雪岩，即便有个地方大员照顾，也注定蹦跶不了多久。
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从清廷对胡雪岩的最后处置不难看出，他们对彼时这位最大商人是不保的。
巨商如猪，养肥了注定是要宰的。官商也是商，本质为商人的胡雪岩注定是要被洗劫的，这主要由封建王朝的统治哲学所决定。
㈥ 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哪些
金融危机起因可以有很多 比如泡沫经济破裂 外汇市场冲击 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金融机构大量不良债权引发金融机构破产等等造成的
根据货币理论来说 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 是因为该国家出现宏观经济问题造成的
例如:
日本的金融危机
1.分业经营导致企业成本上升.
日本的金融业具有分业经营的特点, 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初期,分业经营确实为国家的重点产业提供了资金保障,促进了当时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那时最主要的经济背景是战后资金的严重短缺,而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日本金融业的资金供应已经非常充足甚至可以说是过剩了,再实行分业经营,必然使金融机构利用分业优势形成行业卡特尔, 垄断本行业的资金供应,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同时也导致了"寻租"行为的泛滥.
2.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使泡沫经济产生.
战后,日本为了减轻企业成本,刺激经济发展, 长时期内实行人为的低利率政策.确实这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日本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七十年代, 仍旧采取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就必然使大量的资金拥入风险大但利润率高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银行业对此乐此不彼,资产急剧膨胀, 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形成了巨大的泡沫.90年2月,当人们对保持低利率的信心丧失后,泡沫也就破裂了.股价、房地产价格暴跌, 给持股的银行及对房地产贷款的银行留下了巨额的不良债权,使金融机构严重亏损和自有资产严重不足,破产也就不可避免了.
3.金融机构透明度不高使日本的金融机构不适应国际化的要求.
95年,日本大和银行因长期非法交易美国国债,导致1100亿日元的巨额亏损. 美国联邦和纽约州银行管理当局联合下令,限令大和银行在美国的17 家分行及大和信托投资公司必须在3个月内结束在美国的一切业务,撤离美国, 并规定大和银行3年内不得在美国重新开展金融业务.大和银行数年来对经营信息特别是巨额亏损秘而不宣, 导致了国际金融社会对日本金融业失去了信心, 竞相对日本的海外金融机构的融资征收高达1%的保险费,增大了经营成本,再加上国内大藏省对金融机构自有资本率的要求愈发严格, 导致了日本海外金融机构纷纷从欧美金融市场撤回.
4.扩大内需不力促进了金融危机的蔓延.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商品需求下降,使日本的出口面临一定的困境.同时, 日本由于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家纷纷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使日本的出口重头项目电子产品、 汽车等在海外市场受到其他国家本国产品的冲击,出口量也有所下降.在出口不力的情况下,必然需要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从日本国内的消费需求来看,由于97年4月日本政府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个人消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随后许多金融机构特别是山一证券的破产又给消费者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又使消费者对前景的预期下降,消费需求也就无法提高了.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下降, 公司利润也减少,而公司利润的减少又恶化了破产和失业,引起了消费需求的又一轮下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利润减少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欲望也降低,并且银行由于受巨额不良债权的困扰,对企业投资的热情也下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同步下降使扩大内需仅仅成为金融当局的一个愿望.
5.日本银行的独立性不强使其对金融危机有错误的对策.
<<日本银行法>>规定, 日本银行的使命是必须专为完成国家的目的而行动,为完成日本银行的目的,主管大臣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对日本银行发布必要的业务命令.49年修改银行法时,又加入了"政策委员会"一条,政策委员会由日本银行总裁以及国会同意、内阁任命的4个"任命委员"和2名" 政府代表委员"共7人组成,其中政府代表委员没有表决权.从表面上看,四位任命委员对国会负责 ,好象政策委员会具有独立性,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日本银行总裁在委员会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想法也就代表了政策委员会的金融政策,而总裁的任免权还是由内阁单独掌握的, 从而央行的独立性也就谈不上了.由于央行不具有独立性,在制定金融政策时, 往往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而是要从对选举的影响这个角度考虑,从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1987至1989年,当时政府从短期的视野出发,一味追求刺激经济,缩小经常项目顺差, 防止日元升值等物价以外的政策目标,放任货币的过量供给,导致了1988--1993年的资产膨胀、资产贬值和经济的严重衰退.
二.政治方面的原因
近年来,日本政府的更迭是十分频繁的,无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各个政党为了自身党派及小集团的利益,置国家经济于不顾,极力反对其他党派的经济政策,推销自己的经济政策,使日本的金融改革计划屡屡搁浅, 对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对策也是各执一词.党派斗争的结果是政府倒台屡见不鲜,不仅金融危机是政府盲目刺激经济的结果, 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也有党派斗争所引起的处理不及时、对策有失误的原因.
三.经济方面的原因
进入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经过高速增长后,再依靠原有产业的扩大再生产已不能取得原来的高额利润了. 而日本又由于经济的增长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这部分资金必然会选择利润率更高的场所.当时日本未能及时地调整经济结构,向高精尖技术的方向发展, 也就未能给这部分资金提供充分发挥利用的场所, 于是这部分资金在政府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引导下,大量拥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90年,泡沫破裂了,大批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形成了这次金融危机.另外, 近年来日元一直走势疲软一方面有日美存在较大利率差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必然结果.
泰国的金融危机事发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乱。首先是外汇市场的美元收缩冲击，使得泰铢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经济，而且各国的货币不统一，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美元最终成为交易单位。间接的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助动力。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冲击，货币危机又成了金融危机的附属。
参看 http://fol.math.s.e.cn/old/issue4/yijia/content/yjzy006.htm
http://www.lunwen58.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10
㈦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防范的措施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怪圈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似乎形成这样一个怪圈：放权让利→内部
人控制→不良贷款巨额递增→加强监管→信贷紧缩→产生新的不良资产，即我
国政府在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担心过度监
管会造成信贷紧缩，又担心权力过度下放会导致对内部人控制的失控，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呢？其原因之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虚置。现代企业理论要求所有人和债
1权人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约束，而国有银行的所有权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代表行使的，银行的债权人主要是储蓄的居民，经营权掌握在银行经理手中，
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结果必然存在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
等问题。银行经理在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主观动机驱使下，为了自己或部门
利益可能违规经营，发放明知难以收回的贷款，而产生的呆帐最后由国家代表
的所有权人承担；其原因之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链中各主体的权力
和义务不对等。中央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一般是通过中间人（中间人主要
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各级主管部门）来进行。中
间人相对于上一级来说是代理人，相对于下一级或银行来说是委托人，这样就
形成了一条委托——代理链。但是，在这个委托代理链中，各个主体的权利和
义务是不对称的；其原因之三是独特的银行权力结构。国有银行的权力结构比
较特殊，表现在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政府对银行的人事任免拥有绝对的
权威，其债权人几乎没有发言的权力，且政府对经理人员的任免、奖惩标准不
仅仅取决于银行经济绩效，还包含政治和其它等主观因素，这必然使得银行经
理人员的行为目标效用函数偏离银行财富最大化的准则。此外,商业银行信贷管
理体制几个阶段的划分正好构成我国金融体制渐进式改革步骤“次优选择”的
集合,中国改革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银行信贷扩
张和不良资产的积累为代价的，而从次优选择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的时点看，
信贷金融制度安排在时间表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位，次优拐点选择把持不当。
三、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错位
1、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资偏向。如果以工业总产值或不同经济类型的产值
为因变量Y ，以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金额做自变量X ，通过
i it
线性回归求出 1984 年-2004 年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弹性，结果表明国有工业产值
对信贷资金投入的弹性最小，仅为 0.757，小于集体企业、城乡个体及其他经济
类型对信贷资金投入的弹性，这说明国有银行强力扶植国有经济是以降低金融
系统的信贷资金效率为代价的，即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金融制度安排，存在
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和“信贷偏向”，金融抑制现象长期伴随中国经济生活
的现实之中。
2、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漏损。我国经济体制已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
2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政府主要采取控制利率和信
贷配给手段对银行进行调控，不同所有制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规模不同，导致
商业银行信贷市场双轨制，并由此产生出一块租金市场，蕴藏着巨额信贷租金
成为金融机构寻租的源泉，吸引众多利益集团参与分享租金，导致我国商业银
行信贷市场资金的严重漏损。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市场每年巨额资金漏损严重又
伤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其后果是经济效益好的私营个体企业得不到贷款，或
贷款成本过高,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则可以通过贿赂或政府保护容易获取商业
银行信贷资金，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逆向选择行为。
3、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贷款问题突出。政策性贷款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增
大的重要途经，政策性贷款实施结果严重降低了我国金融系统的营运效率。
4、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市场行为金融范式凸现。商业银行信贷市场存在“羊
群行为”、“非贝叶斯法则”、“过度反应”等行为金融学现象；比如中国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集中了银行业 80%左右的信贷资金，且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80%的贷
款发放给了只占经济总量约 40%的国有大企业，而更奇怪是非国有商业银行也将
贷款集中投向大企业，也就是说，国有大银行将贷款投向大企业的行为对非国
有中小型银行形成了群体压力，非国有中小型银行在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影
响下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帮助自己做决策判断，就只好选择从众策略，将贷款
集中投向大企业，以致商业银行信贷市场资金配置羊群行为凸现。
5、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而股份
制银行存在轻微的规模不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传统业务(存款、贷款)上具有
规模经济,在投资上具有规模不经济,股份制商业银行则相反;国有商业银行及
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存在总体范围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在贷款和存款上的范围经
济大于在投资上的范围经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贷款上不具在范围经济,而在投
资和存款上具有显著的范围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贷款和投
资组合上都不具有成本互补性,而在贷款和存款及存款和投资组合上都具有轻
微的成本互补性。
四、防范与控制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对策建议
加入 WTO 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信贷市场将会形成这样一个局
面：存款规模扩大、贷款利率降低、争夺存款资源的“价格战”异常激烈，银
3行业所获利润减少、社会总体利润增加，中资银行赢利能力弱、外资银行赢利
能力强。这既给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第一，建立竞争性的金融体系。我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多层次发展的所有制经济结构；而金融体系基本上仍是以国有银行垄断为基础
的一元体系，难以适应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因此，要逐步放松银
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与非
国有地区性的金融机构，鼓励非国有产权主体的设立和发展，使金融市场上存
在独立的、规模合理的、相当数量的中小金融机构，形成多种层次、多种类型
的金融机构并存的竞争局面，从而建立起竞争性的金融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强
化信贷资金配置的市场性，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促进金融市场有效竞争
的形成，而且还有利于促使信贷资金的供给能够满足我国非国有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的客观要求。
第二，建立长期的、有效的激励制度。国有商业银行在实行制度变迁和内
部组织结构调整时，应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大银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
经验。比如，可采用股票期权方式激励银行高层管理者；设立限制性股权或通
过延期股票发行激励中层管理人员；鼓励普通员工投资入股，强化员工激励机
制，推行“货币福利”激励，从而加快推动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
第三，提升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我们应该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
央银行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经验，运用“不对称原则”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利用
“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合理保护金融市场，使用“市场对等开放原则”
加快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支持和鼓励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从而不断提高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妥善处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国有银行机制转换是处理不良资产
的根本、加强监管是处理不良资产的保证、发展经济是处理不良资产的灵魂。
国有商业银行在现有产权体制下作为债权人的国有银行与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
业之间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借贷关系，从而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
的产生,故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首先要从产权体制改革入手，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国有商业银行,其次构筑以“人民银行从严监管、金融机构自我控制、金融
4同业自律和强化社会监督”为框架的“四位一体”银行监管体系,最后通过发展
国民经济总量，稀释、控制不良资产的比例, 最终使银企之间走出困境，步入
正常发展轨道。
第五，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产权不明晰的银企关系为不良贷款提
供了滋生的土壤。国有商业银行要摆脱目前经营困境，必须从产权结构改革入
手，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应认真吸取不彻底改制上市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的经验教训,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一定要避免“一股独大”现象,在组建股份公司
时要吸收足够的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加，把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为真
正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公司，建成产权明晰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完善的多元
化股份制银行。
第六，对商业银行管理决策者实行聘任制。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
本重组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深层次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改革能否成功,在
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银行治理方式和高级管理人员任命方式的变革。因此，应
引入竞争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应实行聘任制，聘任那些既具有丰富的经营银
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战略眼光、能把握产业动向及谋划好银行发展蓝
图的人才担任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和抑
制因行政主管部门派遣管理者而导致管理层的权力超越股东和董事会的现象，
使 “内部人控制”现象长期困扰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难题得以妥善
解决, 也使非理性配置信贷资金的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㈧ 为什么会产生“寻租”现象，能不能简单举个例子
举例：
任何一个酒店老板，如果在自己的店里容留小姐卖Yin，就可以获得这个行业里超过同行的高利润。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是非法的，所以他没有获得这个高利润的权力。
但有一天，某个酒店老板找到该地区的片警，达成了合作：片警不去他的店里Sao黄，默许这个老板容留小姐卖Y，这个老板因此获得了高利润。
然后这个老板将获得的利润分一部分给片警，这样就形成了权力寻租。
即：片警手上有管理酒店的权力，该老板寻找带这个片警，并租下这个权力，在容留小姐卖Y的问题上有权实行自我管理，从而获得超出同行的高利润（即租金），最后该老板和片警共同分享了这个租金。
㈨ 政府的寻租行为有哪些，给个例子吧!
【举例】
一个公安局的民警，他有执法的权力，有一天他在执法过程抓了几个聚众赌博的人，这些人本来要受行政处罚或拘留，但他“权力寻租”，收了这些人的钱就不处理了。
公司投入资源去劝说政府阻止新公司进行它的行业。
【关于寻租】
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1974年正式提出。
政府的寻租行为实质是一种“权力寻租”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而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
“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
㈩ 什么是经济学中的寻租，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寻租的根源是政府，它的主要特征是不经过相应的生产劳动而将社会公众财富转移到一部人手中。寻租从根本上是与劳动和公平原则相违背的，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害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