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古代的欧洲有没有类似我国的诸侯争霸和战国时代
从宏观的角度说,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和查理帝国解体之后,就再没出现能一统欧洲的力量,一直陷于诸侯争霸的局面.如果把宗教改前的欧洲比作欧洲的春秋时代,那之后的时代就是欧洲的战国,而教皇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周天子.英法德俄就如春秋的秦晋齐楚四国.
Ⅱ 论文答辩的问题及答案 题目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希望能帮到你 哪怕一点点
发展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思考
<摘要> 金融主导全球化的趋势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博弈历来是大国崛起与博弈的制高点。全球化战略新思维应成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明确的定位思路,同时,借助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紧构建主动金融战略与策略,尽快完成从被动金融向主动金融的转型;最后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中心网络体系。
(中经评论·北京)一、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新定位
全球化战略新思维是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必须明确的定位思路。
作为转型经济与新兴市场的我国,必须清醒地看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不能否认,转型时期的金融体系依然保留着财政金融的痕迹,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维定势。我国增长方式中重出口导向轻内需市场的偏好和金融发展中重国内金融轻国际金融的偏好,是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定阶段的现状相一致的。这对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笔者认为,我国在境内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应充分认清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与趋势,予以前瞻性的新定位。而要实施这一战略必须突破两道坎:
第一道是“国际金融坎”。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外延与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上海作为中国这个全球性经济大国的金融都市,其科学定位必须是建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与首尔、迪拜等特色型金融中心城市有所不同。上海更类似纽约,既是经济大国的国内金融中心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不同的只是美元早已作为全球储备与结算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尚处于国际化进程之中。从这一意义上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国内与国际并举,而其战略重点则应在“国际金融”上。千方百计地使一个城市成为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是十五世纪地中海时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核心战略。国内金融中心往往通过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国内金融中心竞合规则通常遵循“国内合作,国际竞争”的模式。若重国内而轻国际,则容易走入重国内竞争轻国际突破的认知误区,难以平衡“机构集聚”与“市场集聚”的关系,也难以发挥上海在我国金融业中的国际化与市场化天然优势,进而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与信心。
第二道是“全球化坎”。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战略与目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全球化城市已成为一大趋势。与中心城市不一样,这是全球的选择,是全世界对该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金融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认同与选择。全球化城市呈现同质化特征:现代服务业中心;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多样化生产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中心;全球化信息中心与指挥中心;时尚生活与创新源头。与日俱进的新变幻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对金融中心的新形态--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已经不能封闭在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框架中来理解了。我们必须探索隐藏在金融中心背后的深层元素及其变革,才能略窥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大趋势,从而把握好重要的历史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二、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中国正在调整的战略
主动金融战略是我国发展金融中心过程中必须调整的思路,也是正在稳步实施转型的战略。
如今的国际金融格局呈现这样的态势:发达国家定规则,新兴国家守规则,被动国家背规则。一个大国的金融主观能动性决定着其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而其余国家只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随波逐流,无知且莫名地消耗自身的优势资源,将辛苦积累的财富拱手让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由此,产生出了主动金融国家和被动金融国家的分野。
主动金融国家在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具备三大特征与优势: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敲定金融市场价格水平的霸权与能力;决定各种金融产品、工具与头衔的特权与创意。华尔街、工业七国(G7)、各式高峰论坛与精英俱乐部、独霸全球的金融专才资格注册权的NPO组织等就是主动金融国家的标签或名片,也是其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利器与舞台。他们通过这些资源优势主宰着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与主动权。
被动金融国家则具备另外三大特征与弱势:关注国际金融惯例与乐意跟从的潜意识,往往使其放弃主动而为的权利,在话语权、概念、议题、甚至体系上听任主动金融国家的主导;执行金融市场价格及根据行情的商业思维,使其跟风多、开拓少,有时也有创新或反驳,但归根到底还是围绕主动金融国家设定的议题打转;模仿金融产品工具与热衷考试考证的潮流,使各种舶来的产品和引进的理念抑或与本国实情脱节,引起各种金融热象抑或迷茫。
主动金融国家与被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以及主动金融国家之间的博弈,其核心是金融中心在“定制”上的竞争与合作,即: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而最关键的是定人才和定风险。
尤其要强调的是,主动金融国家凭借其专业人才与资源优势,在制定产品时,就已定下了市场风险,如美国在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设计的次级按揭贷款,在刺激美国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已经埋下了风险的种子。而被动金融国家虽然有风险意识与机制,但在金融创新与衍生品泛滥的今天,很少能够真正设置抵御外部冲击的保险装置,而始终保持独善其身。因为被动型金融国家或经济体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其最大的风险是缺乏经验和难以及时发现危机的源头及其内幕。
我国正处于从被动金融国家向主动金融国家转型过程中。从被动金融国家转向主动金融国家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渡,而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阶段,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与坚韧。每个转型的结点都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胆魄、实力与速度的超级竞争,是从一个经济大国向金融大国必须迈过去的一道道门槛。一不留神或稍有犹豫,机遇便擦肩而过,酿成历史的遗憾。
我国应借助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战略机遇期,抓紧构建主动金融战略与策略,尽快完成从被动金融向主动金融的转型,从战略性主动金融向战术性主动金融的拓展,从履行大国一般义务向履行大国金融责任的深化,从而构建起既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也有利于我国金融又好又快发展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例如工业七国在最近的G7会议上首次讨论关于中国、韩国、俄罗斯、挪威、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九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准则,并提出规范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守则》。据IMF估计,主权基金掌控的资产介于1.9万亿-2.9万亿美元之间,已超过全球对冲基金的规模。摩根斯坦利估计这些基金的资产到2015年可增至12兆美元,与美国经济总量相仿。显然这是摆在主动金融国家与被动金融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博弈点。被动金融国家应当走在前面,主动发起共同制定“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准则”,率先自主制定这一领域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守规则或背规则。在主动制定这些规则时,可以邀请世行、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合作,充分展示自身的成熟度与发展水平。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大国,要形成美国那样的金融思维模式并真正成为“复兴大国”还需要很长时间。但站高起点、主动而为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尤其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所有经济博弈中的制高点,更应自主创新,持之以恒。近十年,就在上海实施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的同时,新加坡已经主动而为地完成了国际金融中心自身的改革与创新转型,从亚洲美元交易中心的制高点转型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与私人银行中心。我国香港也已重新定位为服务与东南亚及大陆内地的资本市场及衍生品交易中心,并主动提出发展本土伊斯兰金融平台和处理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交易能力。因此,中国要想成功完成向全球化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型,在国际上拥有绝对话语权,就绝不能安于现状,在别国制定的金融游戏规则中求稳不求胜。中国要以一个大国的责任和姿态立概念、定规则、求合作、促和谐,从而驾驭全球金融的整个格局,成为全球金融规则的缔造者和合作者。
三、网络战略:构建我国金融中心新体系
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既是转型经济国家,又是拥有“一国两制”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构建既适合本国又融入全球经济的金融中心网络和布局,是关系到国家金融战略成败的关键之一,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首先,构建金融中心网络势在必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金市场的不平衡,需要国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进行融通和配置,这就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进一步提升金融中心城市功能,形成几个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融入全球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笔者认为:虽然一个金融中心网络包括多个金融中心城市,但数量的多少则由该国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区域经济特征所决定。我国在研究和布局未来金融中心网络时,应根据国情来确定金融中心的数量和定位,防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目前我国应该在重点保障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下,统筹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金融中心网络,这才是中国未来金融中心布局的根本战略。世界强国金融中心的多元化趋势也表明,一个国家不一定就只有一个金融中心,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甚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本国、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国内金融中心体系就非常明显,见表1
这七大城市形成了一个点、线、面全方位统一的金融中心网络,其中每个城市的金融功能不尽相同,各有分工,共同形成服务全球与全国金融市场的体系。可以说,美国之所以有完善的经济体系和稳定的金融体系,其中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网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欧洲金融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欧洲金融中心根据自身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多层分工、合作竞争的网络格局,见表2
这些金融中心按其不同的定位功能在金融服务上分工和合作,满足整个欧洲地区和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需求,形成一个具备高度协调机制的金融运行体系。欧洲经验表明,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不同的金融中心能够依赖其各自不同的竞争优势共同生存和发展,同时在不同泛区域的金融中心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竞争与合作,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加速金融中心乃至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
日本国土面积不大,金融中心为数不多,然而仍不失为一个有机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运行体系。东京属于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大阪是日本西部地区金融中心,横滨则是东部地区金融中心。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强国中完善的金融中心网络往往包含了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经济强国往往通过一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和主导整个国际性金融市场的业务操作,据此来占领世界经济制高点,同时发展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基于地缘因素或时区所界定的金融业务。通过这些网状的、不同层次的、不同功能的金融中心相互协调,分工合作形成了有机的金融中心体系,通过整体性运转来完成其各种金融功能,从而实现经济强国的国家战略。
依国际经验和中国经济实力,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应该在协同发展香港与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下,统筹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金融中心网络,形成中国未来金融中心布局的基本战略。
各个金融中心分工协作,形成一个服务全国经济,参与金融市场,配置国际国内资源的成熟金融中心网络。
Ⅲ 建设区域金融中心需要做什么
ABC
D超出了区域的范畴
Ⅳ “区域金融中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很大吗
对企业来说,融资更方便一点。有助于地方企业发展
Ⅳ 求求,近100年得全球金融发展史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国际化
本世纪最后20年,随着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金融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十分突出。可以说,金融国际化已成为20世纪金融业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也是20世纪金融业的重大成就之一。
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无论是美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还是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体制都无不受到金融国际化的冲击和影响。面对这一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各国的金融体制都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
20世纪的金融国际化可概括为三大特点,(1 )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国际化,即国与国之间的市场壁垒被打破,允许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金融业务也已突破国界限制,向全球展开,服务对象逐步国际化;(2)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即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已经联成一体,已形成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且这样的中心仍在不断增加;(3)货币国际化,即许多国家在积极推进货币的可自由兑换, 全球性可流动和交易的货币增加,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为主的地位受到削弱,国际货币结构呈现多极之势。
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跨国金融机构的大量涌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跨国流动是驱动20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其中,跨国金融机构尤其是跨国银行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时资本的国际化趋势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也推动了跨国金融机构组织的创新和业务的发展。从跨国银行来看,过去10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数量和规模都有较大的变化,1990~1999年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资产总额由19.9万亿美元增加到35.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7%。
2.欧洲货币联盟的出现。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使全球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作为一体化进程中的过渡,出现了区域经济集团化势头。这是在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制度下,一些地区和国家率先实现了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伴随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性金融货币合作已经进行探索,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明确提出了金融服务开放的问题。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联盟已经出现了货币一体化,由过去的建立相互协调的稳定汇率制度、规定成员国货币上下波动幅度的欧洲货币机制正逐步走向单一货币体系,并且已经在欧洲11国范围形成了单一货币——欧元。
3.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加大。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已经充分显示国际金融领域风险的传染性和传导性比任何时候增强。亚洲金融危机蔓延速度之快、冲击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不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放慢,还使得国际银行业经营效益普遍出现下降,国际银行业的经营风险问题更加突出。1997~1999年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利润总额下降了20%,解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呆坏账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面对的共同难题。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变迁来看,也体现了面对的金融风险的加大,1988年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协议》中,规定了国际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但这之后,又于1996年和1999年先后出台了《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和《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讨论稿作为补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流动的加快,使得过去传统的政策协商办法解决国际金融稳定问题已经不可能立竿见影了。尽管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巨额资金的流动具有冲垮国家乃至国际金融秩序的潜在威胁性,但仅仅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政策似乎已不能改善和稳定全球的金融秩序。近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开放的经济金融中,无论是经济金融制度和经济结构 比较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等,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金融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面对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都将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只是受冲击程度的大小不同而已。这一事实表明,要避免类似的危机再度重演,国际社会有着共同责任,保持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必须对现行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建立有效的防范全球性和地区性金融风险的国际金融新机制。最近,七国集团同意成立一个包括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20国集团论坛,就监管金融体制和改善整体金融健康的途径进行非正式蹉商。这是在建立国际金融协调新机制方面进行的又一探索。
4.金融国际化的制度创新 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已把金融业纳入了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并且确立了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这是20世纪全球金融业发展的重大制度安排。在推动未来金融的国际化、一体化发展中,《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将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产生于40年代的《关贸总协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的行动纲领的话,《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则将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对外开放的行动纲领和指南,尽管由于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可能立即达到货物商品市场的开放程度,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确定,并且通过一种谈判和协商的机制,将有助于促使各国开放金融市场,从而使本国的金融业融合到全球金融中去。
三、21世纪金融业发展的趋势
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作为现代金融业发祥地的欧洲,孕育了一场新的金融革命,超越传统金融主权制约的欧洲货币联盟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一个近乎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也已经在欧洲大地降临。欧洲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向20世纪的人们展现了金融新世纪的曙光。21世纪的金融业将继承20世纪金融国际化的成就,从金融一体化走向货币一体化。
过去100年的金融创新和发展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而新世纪将会给金融业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飞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全球金融发展新架构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银行组织的创新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银行与客户相互联系的方式,而且改变了银行服务的传递方式,产品推销方式和交易处理方式,21世纪的银行将是建立在计算机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银行, 是完全高科技高智能的AAA式银行,即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方(Anywhere)、以任何方式(Anyhow)都能为客户提供服务。20世纪的银行服务理念和方式将受到挑战,未来银行将不再是以雄伟气派和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为标志,银行的虚拟化将使传统的分支行“砖瓦型”银行结构逐步退化。
2.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
金融中心的竞争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对市场流动性和规模的要求已使得金融业务出现集中化趋势,下个世纪中期将出现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转移合并的趋势,一些小型金融中心将会萎缩,功能大大降低。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电子技术与金融结合而导致的货币电子化和银行虚拟化趋势,将使人们对金融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那种靠铺摊设点发展国际金融业务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观念将改变,传统的银行分支机构将大大减小。与此同时,那种发展金融中心必须大力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拥有众多国际金融机构的观念和标准也将发生重大调整。这也使得下个世纪末,人们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认识面目一新,这正如国际金融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一样,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没有固定地点的市场,是无形市场。这个市场由众多经营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组成,这些金融机构主要通过电话、电报、电传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各种金融交易。
世纪之交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具体的地理概念,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将只是电子中心和清算中心,银行大楼林立的现象将成为历史,一切金融交易均通过电脑进行,全球金融从零售到批发以至货币发行都通过电子网络进行,任何一个地区只要拥有电脑就是一个交易中心,一切金融活动都可进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及在金融业的应用,21世纪全球金融将由具有地理概念的多中心走向无形化和无中心。
3.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19世纪英国经济金融的绝对优势创造了英镑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在打破英镑独有地位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元这个新世纪的权威,美元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几乎霸占了20世纪整个后半期,而21世纪将不会再现过去200 年中国际金融市场一枝独秀的神话,面临的将是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
从70年代以来形成的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鼎立的格局,由于强大欧元的出现,新世纪的货币格局首先将被美元、日元和 欧元所取代。货币的国际地位在和平年代最终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随着新世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经济的崛起,美元、日元和欧元三足鼎立的局面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货币的挑战,下个世纪中叶,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以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众多货币为主的局面。
4.国际金融协调的新机制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基本进入一个无序时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尽其所能,以求国际货币的稳定,但无法左右日益庞大的市场。寻求一个新型的、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新秩序是20世纪末国际金融界追求的目标,这也将是21世纪需要解决的全球问题。过去100年, 国际货币制度经历了统一到分散的痛苦裂变,新世纪的国际金融舞台将呼唤建立国际金融新权威,以其特有的权威引导国际货币体系协调发展,从动荡走向平稳,从离散走向统一。
21世纪各国金融的国际化发展,将加深市场一体化进程,这是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尽管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下,还不可能立即出现一个超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制度和市场还只能在原有的格局下进行修修补补,但这只是短时的,因为20世纪的金融家银行家以及政府意识到的国际金融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将在新世纪会进一步体现出来。当牙买加协定确定的国际金融制度开始严重阻碍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的时候,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架构也将产生。可以预言,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货币一体化实验,将是未来100 年全球金融发展的缩影。随着全球金融的高度融合,国际金融秩序中将出现一个承担起协调全球货币政策、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责任的金融权威机构。
5.货币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也造就了更高级的经济整合,欧洲经济联盟是典型代表,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的一体化也将是21世纪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轰轰烈烈进行的经济货币联盟令国际社会瞩目,尽管阻碍很多,但人们可以从这里听到新世纪的脚步声。正在进行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实践已经告诉人们,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促使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而金融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必然会提出货币统一的问题。尽管目前只在11个欧洲国家进行这一人类经济金融发展史上的伟大实验,还不可能面向全球。但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货币一体化将是最终要求。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进让人们感受到了新世纪的曙光。21世纪末期将出现全球货币联盟的要求,众多货币将走向一体化。
四、全球金融一体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未来100年全球金融的变迁,将使各国金融市场逐步走向一体化。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将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金融的一体化将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个大同的全球金融格局将改变人类传统的金融观念和经营方式。未来世纪将给人们带来的是一场与全球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金融革命。
金融国际化导致的市场一体化,将使全球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流动。过去那种人为的限制和国别限制的做法将消失,而资源的有效利用将会使全球受益,这将为欠发达国家获得资源提供便利。
20世纪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金融国际化,全球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将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全球金融市场。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以及货币的一体化,将逐步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20世纪全球汇率的变化带来的国际间的矛盾和不协调在新世纪将化为乌有,市场货币投机将消亡,长期困扰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汇率风险将成为过去。
面对21世纪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会使未来人们的观念出现变化。20世纪国际金融以及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中心以及货币的概念,在新世纪的某个年代将会变得面目全非。经济金融一体化将最终导致货币一体化的选择,将使人们对现在的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受到严峻挑战。过去20年许多国际间关于金融开放问题的谈判以及关于金融方面的报复也将成为历史。
高度一体化市场的金融风险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解决的,需要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来承担,未来人们面对的将不再是什么汇率风险,更大的风险将可能来自全球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同时高度的一体化主要是建立在高科技和电子化基础上,预防电脑和智能犯罪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将是全球金融机构工作的重点之一。
未来银行面对的冲击是巨大的。银行的虚拟化和智能化不仅将使全球金融机构的面貌出现改观,而且现在银行从事的一些业务,比如外汇交易、信用证业务等也将逐步消失,银行 的收入来源结构面临调整。货币的一体化将使牙买加协定确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诞生的全球庞大的外汇交易员和外汇经纪队伍转业,银行从业人员将大大减少。信用证这种防止国际贸易中不讲信用的结算方式也随着银行的虚拟化和高智能化而将会被其他结算形式所替代,作为银行重要收入来源的外汇交易等中间业务收入将逐步消失。未来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将使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地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以组织项目资金筹集、资本重组以及基金管理和财务顾问为主要业务的商人银行将有极大的发展。
在人们的印象中,如果说,“一把算盘一支笔”,整日埋首于成堆的帐册之中,是19世纪银行职员业务操作的缩影,20世纪末的银行则进入了“一台电脑一个人”的时代,而到21世纪末,银行给人们的印象将是“只见电脑不见职员”。
金融的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居民的出国旅行,将不再为货币兑换烦恼。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购物消费中电子货币将逐步普遍。银行虚拟化,人们用一台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一切银行业务。金融的竞争和发展不仅促进了整个金融业自身的发展,同时老百姓也是极大的受益者。
新世纪金融发展大趋势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便利是多方面的,就像19世纪的人们很难预计到今天的金融发展对人类带来的福利一样,同样我们也很难准确地计算未来金融市场一体化将给21世纪末的人类带来多少福音。人类是在不断进步的,全球金融发展的明天会更美好。
Ⅵ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中心的分析,谢谢
一、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二、井田制的瓦解: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
三、生产工具变化: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四、工商业: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五、手工业:
1.青铜工艺: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最富活力,品种丰富,成就最大。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可谓灿烂辉煌。与西周及商代相比,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的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术,其优点可以使青铜器纹饰更为多样而精致,它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镶嵌(或错金银)技术运用于青铜图案装饰,可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因为镶嵌用的饰物金、银、铅、玉、绿松石等质地不同、色泽不同,与青铜器表面颜色形成对比,因此镶嵌纹饰醒目、突出。刻纹铜器的纹饰,制作起来更方便,纹饰题材比以前更宽广了。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这是青铜工艺从奴隶制礼乐制度下挣脱出来的重要标志,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以华巧为美的新观念。
2.玉石工艺: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3.漆器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4.织绣工艺: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Ⅶ 区域金融中心之争进入战国时代说明了什么道理
就我国的而言,金融中心的专业分工并不明显,但也不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其实很多城市都具备成为专业金融中心的潜力。随着竞争日趋激烈,相信部分城市会更注重自身的差异化和比较优势。如2007年,深圳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总净值规模和基金总份额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39.26% 和39.14%,名列全国第一完全可以定位为国家基金与财富管理中心;大连商交所的衍生产品交易合约数量名列亚洲前列,具备成为亚洲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的潜力。
当然,成为专业的金融中心需要具备众多的条件,例如经济基础、政治环境、金融制度、金融机构、政策取向、税费成本、基础设施等等。不同类型的金融中心所要求的条件也不尽相同。因此一个城市要在区域金融中心的战国时代突围除了过硬的自身条件、合理的定位外,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政策、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而且这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
Ⅷ 鼎中原丶三家分晋,等成语均产生于春秋争霸战国争绿的进程中这反映了哪一政治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历史我觉得可以看看相关历史植料
Ⅸ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百家争鸣为何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毫无疑问,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何百家争鸣会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生产力发展引发社会飞速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铁的发明和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恩格斯说,“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器的广泛使用,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上层建筑结构的变迁。周平王迁都后,周王室衰微,不再拥有控制诸侯的力量,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战争延绵不断,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日益得势,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现象,经过春秋两百余年兼并战争,战国七国围绕着天下霸主地位展开最后的角斗。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诸侯国都急需“救世之方”,各国君主也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多种学术思想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多种学派也就应运而生。而在当时的混战时代下,政治格局呈现多元状态,根本不可能出现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因此也就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铁器牛耕的普遍使用引发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并且由此导致了井田制的瓦解,社会进入大变革时代。在政治、教育、思想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百家争鸣”才得以就此展开。
Ⅹ 大连所在地
你好 大连位于辽宁省南部。
大连市地处欧亚大陆东岸,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最南端,位于东经120度58分至123度31、北纬38度43分至40度10分之间,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辽阔的东北平原。是东北、华北、华东以及世界各地的海上门户,是重要的港口、贸易、工业、旅游城市。
全市总面积12574平方公里,其中老市区面积2415平方公里。区内山地丘陵多,平原低地少,整个地形为北高南低,北宽南窄;地势由中央轴部向东南和西北两侧的黄、渤海倾斜,面向黄海一侧长而缓。长白山系千山山脉余脉纵贯本区,绝大部分为山地及久经剥蚀而成的低缓丘陵,平原低地仅零星分布在河流入海处及一些山间谷地;岩溶地形所处可见,喀斯特地貌和海蚀地貌比较发育。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