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制发生变化

1. 当今国际格局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原因

共同进步，和平为主

2. 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三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际金本位制时期
从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版战爆发而结权束。
第二阶段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
起始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终止于1973年。
第三阶段是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
始于1976年1月IMF临时委员会的牙买加协议的正式签订日。

望采纳谢谢

3. 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

迄今为止，国际货币制度经历了从国际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的演变过程。
世界上首次出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国际金本位制，1880-1914年的35年间是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在这种制度下，黄金充当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黄金可以在各国间自由输出输入，在“黄金输送点”的作用下，汇率相对平稳，国际收支具有自动调节的机制。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参战国纷纷禁止黄金输出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制受到严重削弱，之后虽改行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但因其自身的不稳定性都未能持久。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冲击下国际金本位制终于瓦解，随后，国际货币制度一片混乱，直至1944年重建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战后，欧洲各国经济实力大大削弱，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黄金储备迅速增长，约占当时资本主义各国黄金储备的3/4。西欧各国为弥补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大量美元，出现了“美元荒”。国际收支大量逆差和黄金外汇储备不足，导致多数国家加强了外汇管制，对美国的对外扩张形成严重障碍，美国力图使西欧各国货币恢复自由兑换，并为此寻求有效措施。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是： (1) 以黄金作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2) 实行固定汇率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预先安排的资金融通措施，保证向会员国提供辅助性储备供应。 (4) 会员国不得限制经常性项目的支付，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这个货币体系实际上是美元——黄金本位制，也是一个变相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种种缺陷也渐渐地暴露出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外汇收支逆差大量出现，黄金储备大量外流，导致美元危机不断发生。1971年8月15日美国公开放弃金本位，同年12月美国又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972年6月到1973年初，美元又爆发两次危机，同年3月12日美国政府再次将美元贬值。1974年4月1日起，国际协定上正式排除货币与黄金的固定关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又一次陷于混乱，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举行会议，达成了著名的“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并于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的实行，对于维持国际经济运转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牙买加体系并非是理想的国际货币制度，它目前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国际货币制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国际货币制度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②汇率制度的安排；③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

4.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哪些突出特点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突出特点有：

1、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2、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

3、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

4、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

5、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6、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

7、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

8、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9、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10、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4)国际金融体制发生变化扩展阅读：

1、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当原有体系不能再通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2、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

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集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

3、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愈来愈大。

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

4、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

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表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

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5、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

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

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6、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

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

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

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7、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

在当前人类面临的三重危机中，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得到恢复和改善，而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危机，并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

8、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活动的第五维空间，网络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整个社会运行，关乎社会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意味着网络赋予了国家安全新内涵，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9、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涨，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明显下降。

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无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国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解决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内部治理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是全球治理推进的巨大阻力，各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便源于此。

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绝于耳，此轮金融危机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现有国际机制又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在行动的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造成治理成本增加。

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动者也对全球化犹豫不决，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

10、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国际社会的矛盾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当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关系发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态发展超出内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会引发内外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

基地组织的兴起及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与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不无关系。

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显现，加大了利益冲突的风险，再加上经济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造成国际人权意识的分歧，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很难构建。

5. 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

国际金融体系是来随着国际经济源交往的不断扩大而产生与发展的。由于各国之间商品劳务往来、资本转移日趋频繁，速度也日益加快，这些活动最终都要通过货币在国际间进行结算、支付，因此，就产生了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各国货币关系的要求。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在协调众多国家货币制度、法律制度及经济制度这一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

6.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7. 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运行体制

二十国峰会,扯皮,以物质刚性支持人币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形成!

从20国峰会看,美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制造者,其没有物质,把垃圾美元输送给了全世界,推高了物价,现在是价值回归.

这次峰会,其主题还是以解决危机的借口,要大家出钱,出力,继续维持其垃圾美元的戏.

这次世界上大家都不认账,要求美国先解决其金融问题.

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物质的美国,现在还靠忽悠,那是不行的.

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必然是建立在强大物质背景支持的货币框架内,也只有人币能够承担这一任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3日召开了会议，研究和部署金融改革发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全面推进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在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肯定中国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和进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任务：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企业经营效益，加强金融调控和监管，着力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显著增强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等。其实，这些要求就是要根据2007年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来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

全面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让中国金融市场成为一个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市场。这个市场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规模或表面繁荣，而是要让金融市场成为支持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体系，让它成为中国民众分享经济改革成果的一个场所，而不是金融风险聚集与涌流的地方。

那么，如何来推进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呢？从金融工作会议所发布的公告来看，尽管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要建立金融国资委、重新界定金融业分业或混业的经营模式和存款保险制度确立等问题，这与市场预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会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六大任务，并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顺序与方向。

推进金融制度建设关键要深化国有银行改革

从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格局来看，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一基本格局在短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下，中央政府把推进金融制度建设的第一任务界定为是要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可以说，近几年来，尽管中国银行业改革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斐然，但深化国有银行改革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大事。因为，这不仅在于国有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而且还在于近几年来国有银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注重组织机构重组、引进制度规则，但没有转轨为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国有银行改革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里，不仅表明了政府对国有银行要成为真正的商业化及市场化商业银行的决心，也表明了政府对国有银行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胜出还带有几份担忧。

也就是说，尽管近几年来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工、中、建、交几大国家商业银行都已成功上市，但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几大国有银行成功股改上市了，但这只是表明国有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国有银行能否完成向现代商业银行的真正转型，未来是否具有在中国外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还是一个未知数。同时，尽管近来上市后的国有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十分张扬，但它们与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仍然相差甚远。因此，如何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如何让国有银行在未来的几年里真正走出转轨经济的阴影，应该是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中之重。

要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一就是如何来巩固国有银行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二是如何让目前还没有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国有银行更快转轨。比如，对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而言，前者横跨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农村金融改革两大领域，后者涉及到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在金融工作会议的公告中对此提出了明确任务与目标。可以说，如果银行业改革有了较大进展，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有了较大进展，这不仅意味着可以奠定中国金融业的基础，而且也是事关中国金融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中央政府把深化国有银行改革放在首要任务上，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当然，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转变其运作机制、重新功能定位国有银行及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和价值标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来清楚界定国有银行产权，通过什么方式真正有效地运作被界定的国有银行产权。因此，尽管此次会议对建立金融国资委并没有明确表示，但巨额的国有金融资产如何来管理、增值和运作，以及“金融国资委谁来监管”，这些问题都是深化国有银行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事情。

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也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上。从本次会议公告所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到，如何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体系，政府确实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办法与措施。比如说，对农村金融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农村金融组织进入市场标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都是原则性东西，如何让这些基本的原则转变为具体可操作的规定还得具体细化。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能够把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作为未来几年金融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这说明了政府已看到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可以说，农村金融不发展，就不可能改变落后的农村经济，农村经济落后就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障碍。就建立与发展农村金融体系而言，既有中国农业银行如何重组改造及定位的问题，也有如何通过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来改变目前落后的农村金融体系的问题。

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表明，中国农业银行重组改造是2007年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但是，中国农业银行改革有三大难点：一是如何化解它的沉重包袱，二是化解它的包袱之后如何定位其职能，三是在此基础上如何让中国农业银行能像其它三家国有银行一样走向商业化及市场化。对此，公告有些说明，即中国农业银行未来职能的定位是如何为县级经济服务。但是，仅有这点还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理念还是三大国有银行的重组模式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农业银行的重组改革，重新认识已变化了的中国农村经济，这才是破解中国农村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成功的关键。

可以说，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是发达地区农村的城市化；二是部分发达和中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三是大量中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输出而保留少量必要劳动力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四是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全分化了的不同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下，采取完全同样的农村金融体制或模式已不适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了。因此，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及职能定位就得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现状采取不同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

根据金融业的基本特点，发展农村金融，已不拘泥于以往如何为农业服务的旧观念，而是应该重新设计出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发展的金融体系或模式，以及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改变农村经济的金融生态。这才是农村金融改革与中国农业银行重组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就是说，中国农业银行改革重组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落实到一个“农”字上，而是要落在如何有利于已经改变了的农村经济发展上。比如说，重组上市后的中国农业银行重点应该是利用它的网点优势，将其业务放在上面所区分的前两类农村经济发展上，这两类经济早已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及最有发展前途的部分。对于后两类经济，则应该重建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及机构来予以补充。

对于建立农村金融组织，最近银监会在制度安排上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而且，央行正在放开对农村金融方面的种种限制。但从金融业特性来看，要想全面发展中国农村金融组织得并不是件易事。

为什么这样说？由于金融业本身是一个风险定价行业，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农村金融，如果缺乏减少或分散风险的产品或工具，那么要建立起农村金融体系是不容易的。

对农民来说，为什么不能够顺利地从金融机构融到资金？为什么农民不能够用自己的住房作为抵押品到银行贷款？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农民没有有价值的抵押品，就在于农村住房没有城市化，即使农民的住房可以用来抵押，但其商业价值低也无法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抵押品。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或是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或是让农民的住房、土地及耕种土地使用权直接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这样，农民就有了能到银行进行信贷的有价值的抵押品，农民的融资渠道就容易打通，各类的金融机构也愿意向农民贷款了。可以说，给予农民所持有的土地清楚明确的使用权，可能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好的办法。

当然，建立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就得加快城市化进程。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创造条件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减少农村人口所占整个人口比重；二是利用法律的方式来界定农民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收益权。这样，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进行银行信贷，就有了最基本的财富起点，就有了可抵押的有价值的物品；三是要确立农民的公民权利，使得他们在自由迁移过程中不受到歧视；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创造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环境与条件。可以说，如果农村金融生态不改变，那么农村金融市场要得到真正发展是不可能的。

当然，要全面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制度建设，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还对央行提高宏观调控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新要求；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结构优化上；并要求建立有效的机制密切监督投机的外资进出中国，并采取措施遏制这种外国投机资金对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干扰；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而不急于推进金融混业。

总之，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国金融改革会更为深入的进行，但在金融改革的步伐上会更加稳健，会强调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8.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影响

奥巴马说，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还是经济复苏，都不能通过单独行动加以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也是胡主席和我决定建立21世纪美中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的原因。他说，我们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使我们得以摆脱几代人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中伙伴关系对应对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昨日还发布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双方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为此，双方注意到彼此强有力和及时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全球产出下降和稳定金融市场。双方同意延续现有举措以确保强健、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承诺履行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作出的所有承诺。《声明》说，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信息交流，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中方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式的增长。为此，美方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降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储蓄。双方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声明》指出，双方认识到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双方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方承诺推动多哈发展回合在2010年达成一个积极、富有雄心、平衡的最终成果。

9. 论述及评价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
（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
（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乏力。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因此，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

10.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有哪些缺陷吗未来的金融风暴啥时候回到来

未来全球经济金融不可预测的因素还很多，眼下著名机构普遍有三种预期，即乐观的V型预期、折中的型预期以及悲观的L型预期。IMF大幅下调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09年基线增长预测，减缓至2008年的3.9%和2009年的3.0%，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均有下调。详细2008年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本轮次贷危机的全面恶化升级，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如果国际金融体系问题处理不好，当前金融动荡拐点就难出现。第一，取决于金融危机恶化的程度不确定性因素都将使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由于此次危机肇始于房地产市场，如果像惠誉国际评级机构所预测的那样，美国房价再下降10%，那么美国次贷产品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第二，取决于美元未来走向从未来3-6个月看，由于金融危机向欧洲和新兴金融市场持续蔓延，特别是随着全球信贷渠道的干涸，欧元区等许多国家银行希望利用美联储货币互换工具获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为避险资产和应急资产，美国出于为后续向国际社会发债融资也极力稳定美元，这些因素有望支撑美元短期走强。然而美元近期的价格反转并不能改变美元中长期的价值下跌趋势。第三，取决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新兴市场的蔓延程度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制刚性、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在金融风暴的次生灾害下，新兴市场国家有三类可能成为下一轮的重灾区。第四，取决于全球危机治理与政策应对的效果从长期看，亚欧首脑会议和即将召开的G20全球金融峰会，就是重建新体系的萌芽。这些会议的召开将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制约主导货币国家本币扩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国际收支格局三个方面，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全球化向结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第五，为全球滞涨埋下新一轮隐患在金融恐慌和经济萧条期，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大会造成价格水平的提高，然而短期的价格下跌，难改未来全球滞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