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范围、人数、金额和环境,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
在交易额只几千、几万元的情况下,许多人会把方便看得最重要,因为即使全丢了,也不一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支付宝、余额宝的吸引力所在。对于从事互联网放贷的金融机构,也大致如此:只要每一笔贷款投资数额很小,“大数定律”使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在众多项目上都投来化解单项投资的损失。但这些“小额”互联网金融也只能停留在“小额”,上升到几十万、几百万的金额后,人们不见面就交给“机器”去帮自己理财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中国社会里,基于抽象机器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让人们放心到不再要传统银行、不再要传统金融机构的面对面交往。即使今天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未来一场小小的金融危机就会提醒甚至教训他们这一点。
当金融交易的受众范围太大、参与交易的人数太多之后,金融市场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概率就会大增,不监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会超过监管本身所隐含的社会代价。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可是,如果金融交易的人数达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时,这时候金融交易如果出现问题,很容易变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是一个“维稳”问题。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数可以超越工行、农行等,互联网金融今后面对的监管,可能比对传统银行更严。也许因为互联网金融是新鲜事,今天的监管还很少,所以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但只要遇到几次问题、几次风险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监管强化之后,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今天互联网金融热炒,但长久看,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会挤掉这个泡沫。
余额宝跟银行类似,但有潜在问题
尽管在具体安排上,余额宝可以说客户的账户跟一般基金账户一样:每份账户上的钱跟债券投资直接挂钩,因此属于“直接融资”,而非传统银行的“间接融资”;但在余额宝客户看来,他们会认为经营方即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实际操控并承担责任,效果上跟传统银行区别不大。
可是,这类金融安排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第一,期限错配问题。余额宝账户的钱是“实时期限”投资,因为客户可以随时撤出资金、返回支付宝,而余额宝基金所投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期限不是即时的,而是有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到期,所以,资产与负债头寸间的期限严重错配,隐含利率风险。
第二,流动性错配。由于余额宝可以随时撤钱,管理方需要即时流动性,而货币市场基金产品都有固定期限。虽然债券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可以提供“即时”退出,但交易量有限,在余额宝金额不特别大并且市场正常时,流动性不是问题,可是一旦出现市场危机或半危机,可能许多余额宝客户需要同时撤资,“挤兑”压力下流动性错配问题会非常突出。特别是许多理财产品都有锁定期,提前退出的难度较大,所以,投资头寸的流动性会很差。如果余额宝等产品的投资范围不受限制,如果可以投到理财产品,房地产、土地、各类股票、私募基金等,那么,这些头寸的流动性可能更差。
第三,信用风险。如果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余额宝”或其他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靠什么保障?违约后怎么处理?资本金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否该要求经营方按资金比例拨备?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自己的资本参与每个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挑选好每一个投资品种?美国次贷危机中反映出来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问题表明,当金融经营方没有自有资金跟客户资金“同甘共苦”时,经营方的激励会出现扭曲,对所投项目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不一定那么审慎。
“互联网金融”概念自2013年以来一直被热炒。一方面是互联网公司对金融业务的积极涉足,另一方面则是传统金融行业对互联网的日益重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公司以其一贯生猛的营销方式,强势介入人们的日常金融活动,让人耳目一新。这也就促生出一个模模糊糊的“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过去2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全球的金融业。不过,互联网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后台(比如支付)和渠道,并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最早、最为成熟且应用领域最广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主要源于中国金融体系中 “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宏观背景,以及对“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金融业务的监管空白。所谓“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迅速发展,实际上是进行了比传统银行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
互联网公司灵活而激进的运作模式,扰动了传统金融企业固有格局。它们正在倒逼着传统金融企业运营的市场化,以及利率的市场化。不过,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
如此,“互联网金融”恐怕是一个伪命题。对互联网进行研究,应该认识到其作为技术的本质,及其作为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包括在传统金融企业的运用。作为技术,互联网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客户体验,延展金融服务的边界,并帮助实现“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理念,“互联网金融”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美国为何没有“互联网金融”
美国是金融和互联网都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互联网金融”的说法。
这缘于互联网作为技术的本质。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本质上就是机器与人力资本的冲突,其结果取决于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人力。而这种冲突自金融诞生之初就一直在进行。在这点上,互联网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互联网的特性,就是对标准化、数字化内容传输的便利性和规模化。在金融领域,这类信息(如交易数据)和流程多为业务的后台。难以标准化的人力资本(如商业关系)则储存于个体之中,很难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在历史上,金融领域的技术进步已经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轮淘汰。但有些信息注定难以用机器处理,而这往往是金融最重要的部分。
交易市场因为交易数据是标准化海量数据,因此受到互联网技术影响最深远。比如股票买卖,在业务处理上就是对股票所有权的登记和转让。这种所有权信息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便于以互联网的方式传输。美国的洲际交易所(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时,就是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建立一个能源交易市场。发展到今天,洲际交易所已经将纽交所合并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在交易市场上,互联网还促生了Ameritrade和etrade等基于互联网的股票交易平台,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散户进行股票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对传统的券商交易平台产生很大冲击。
支付领域的数据则更加单一和标准化。以货币为例,除了手中现金,大部分货币以银行记账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货币,绝大部分是数字化的借记和贷记关系。这种记账关系以数字化方式储存于电脑中,也非常便于以互联网方式进行传输。发展中国家在推广小额贷时,广泛应用的智能手机的支付转账功能就借助了移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其他信息,如信用信息和经济、行业及公司的研究报告等也多以数字化方式制作并传播。
那些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和互动技术,则促进了市场参与者彼此交流,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增加了交易的流动性。这同时还加强了金融交易本来就有的网络效应。西方交易所一直都积极采纳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技术。交易系统不断演化,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在不断地跨国和跨市场兼并后,少数全球性大型交易所(比如洲际交易所)出现,能够多品种、多区域、24小时交易。
可以说,在过去20多年,互联网技术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尤其是金融交易市场的市场结构。不过,互联网对西方金融业的影响只能说是“静悄悄的革命”。金融在后台提高了效率,但在更多时候并没有喧宾夺主被注意到。而金融在经济体中执行的六大功能(支付、融资、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价格信号、处理信息不对称)从未改变。互联网并没有派生出新的金融功能。从这点看,它与对音乐、电影等行业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
以洲际交易所为例,它推动了美国交易市场的巨大变化,甚至吞并了最能代表传统金融的纽交所。但是,并没有任何人将洲际交易所视为互联网公司。而合并后的交易所也没被称为“互联网交易所”。
再以股票的网上交易平台为例。Ameritrade等网上交易系统和交易所系统直接相连,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费用,增强了用户体验。但从股票投资者的角度看,后台交易系统的技术改进更便于实施既定的投资策略,但是他的投资收益来源依然是所投公司(股价变动和分红)。
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没有因互联网而有任何改变,投资者依然是根据公司运营和收益前景来决定投资与否。同样,对研究而言,互联网改变了研究报告的传递,但互联网本身并不能产生研究报告。
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美国的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互联网并没有产生新金融。这种认识上的清醒,使得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
“互联网金融”为何盛行中国
互联网在中国金融业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由招商银行推出的“网上银行”。但互联网在中国金融界真正发力,也就是最近几年。
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它们的发展,主要源于制度因素。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 “金融压抑”之中,利率受到管控,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而逐利的市场,必将试图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可能产生的套利空间。这就是目前所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互联网在其中只是个技术手段。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其实有着积极意义。这些企业和服务在客观上推动了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甚至倒逼了利率市场化。由于其业务主要是面向低净值客户和小微企业,它们还帮助解决了中国金融体系里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是传统金融长期以来不愿或难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的根本,还是利用监管空白而进行的监管套利,而不是互联网。它们没有依靠互联网而产生任何新金融。
以P2P网上借贷平台为例。P2P借贷平台在美国有Virgin Money以及Kiva(2005年,小额贷)、Prosper(2006年)和Lending Club(2007年)等。中国的P2P平台则有宜信和拍拍贷等。但是,除了Virgin Money和拍拍贷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所谓web 2.0的纯平台基础上,其他的P2P平台都提供本金甚至利息担保,基本都还是承担着传统银行的中介功能。
与P2P平台有着直接竞争关系的小额贷公司,其贷款规模会受到资本金的严格约束,而P2P平台则规避了这种约束,在实际上进行着比传统金融机构更为激进的监管套利。问题是,同样是进行期限“错”配以赚取利差,P2P平台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证以应对违约、挤兑等各种风险。可以说,在P2P领域,真正能够体现出“互联网金融”所隐含的金融脱媒功能的平台并不存在。相反,其监管套利活动如果发展太大反而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最近谈论最多的是阿里集团的“余额宝”,这与 “互联网金融”试图隐含的意义就更加偏离,也更易被误解。余额宝在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互联网只是其销售渠道。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倒逼了利率的市场化。对之分析,要回到货币基金和银行业务的本质。
货币基金的产生,源于美国政府当初对利率的管控。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推出Q法规(regulation Q),规定银行不可向活期存款发放利息,以防止银行为争夺存款而发起恶性竞争。货币基金的出现,就是为了规避Q法规。作为存款账户的近似替代品,货币基金可以支付利息,从而成为银行的竞争者。
与银行功能相似,货币基金也是将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放贷,包括向银行提供资金。货币基金在发展起来之后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在投资领域只能投向低于六个月期限的流动性好的高评级债。美国政府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向货币基金提供保险,引发银行不满,认为会导致储户将资金转走。
货币基金在中国同样是银行的竞争对手。余额宝就是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共同推出的货币基金。作为渠道,余额宝起到为其背后的货币基金融资的功能,使默默无闻的天弘基金几乎瞬间增加了超过2500亿元的规模,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
余额宝强大的融资功能,引发众多关注及误读。其实,与股东、债权人和储户一样,作为银行竞争者的货币基金,同时又是银行融资渠道之一,在为银行提供融资服务。银行与工厂相似,同样是拿原料(资金),来做出产品卖(发放贷款),从而盈利。银行的资金有几个来源:股东、债权人(比如货币基金),还有储户。其中,从储户获取的资金成本最低。在中国现在具有“金融压抑”特征的金融体系下,老百姓的钱以极低利息放银行里,银行则从中较为轻松地赚取利差。
作为货币基金,余额宝吸引老百姓的钱,然后再投到银行去,从而改变了银行融资结构。由于资金更多来自市场而非储户,银行的融资结构被改变,融资成本被提高。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不可避免要做的转变。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本质上是货币基金与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与所谓“互联网金融”无关。
从基金的本质进行分析,余额宝的收益来源于其所进行的投资,比如短期国债等。余额宝的收益并非来自互联网。如果投资不力或风险没有控制好,其收益就会受影响。作为基金,余额宝带来的风险与收益(这正是投资者所需求的)并不会因互联网而改变。
与其他货币基金有很大不同,余额宝拥有阿里巴巴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很便利地吸引众多小额投资者,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客户来源。互联网,准确地说阿里巴巴,为天弘基金提供了一个其他货币基金都不具有的销售渠道。对余额宝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围绕着它本身即是个货币基金的事实来展开。将之作为“互联网金融”,从而掩盖了其作为货币基金的事实,已经在众多讨论中产生了误导。
阿里巴巴挑选货币基金合作,亦有其道理。货币基金是最适合以互联网作为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基金产品。货币基金投资于流动性高且相对安全的产品,是所有基金里最具同质化的产品。货币基金因此收取费用低,在传统的基金销售渠道(银行券商等)中不受青睐,也很难向小额客户推广。阿里巴巴已经拥有众多客户,获取基金客户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从而可以迅速做大。
余额宝为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基金,互联网只是销售渠道。
对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进行剖析,同样要回归“传统”金融的本质,而互联网只不过是其在技术上的运用。这些“互联网金融”服务没有创造出特殊的,完全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
互联网公司惯有的以烧钱来博眼球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金融所秉承的理念完全相反。金融在本质上是对风险进行经营,多遵循审慎原则。比如,投资可以说是以 “赚钱”为唯一目标的行业,但同样遵循首先是不输钱,然后才是赚钱这一原则。这与互联网公司的经营规则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刺激了传统金融企业,使其更加面向市场和客户。另一方面,它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基本的金融风险管理规则,可能造成行业的无序竞争,甚至积累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并非科学提法
迄今为止,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这在中国更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提法。这等于将后台的技术改进与前台的金融功能混为一谈。
正如上文所述,在互联网和金融都最为发达的美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因互联网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学术界和业界都从没出现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说法(用谷歌对Internet Finance进行搜索,你会发现其结果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并没有产生新金融。将二者放在一起谈所谓“互联网金融”,从而将之当成一种新的金融形态的分析,是中国独有的。而在中国,之所以会有大批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存在,根本原因是金融管制形成的监管套利空间。
更广泛来看,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的20多年的历史中,互联网能真正产生冲击的都是渠道。那些因渠道被冲击而消失的企业,也都是那些经营着已经商品化了的无差异产品的企业。互联网可以将更多的内容提供者带入市场,也可将产品推向更多使用者。所谓颠覆式创新的互联网公司,也集中于渠道。比如谷歌,就依靠搜索而获得巨大成功。相对于一个特定商业领域的核心功能来说,消费者关心的终究是内容。渠道本身并不能产生内容。
以互联网冲击最大的领域音乐为例,互联网的下载功能改变了音乐的销售渠道。但对一个歌手(或唱片公司)而言,创作出受欢迎的音乐永远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在金融的支付领域,互联网使支付变得快捷方便,但它依赖的还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整个支付系统基础设施(比特币就因为获得不了中央银行的支持而屡遭挫折)。而支付背后的经济关系(如债务的产生和消除)更不会因互联网本身而改变。媒体方面,互联网使新闻的传播更为快捷和民主,但当新闻已经同质化后,媒体最终赖以生存的还是内容。好的内容和分析才会真正吸引顾客,这从美版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的演化就可以看出。同样,研究报告的传递因互联网而改变。但互联网产生不了研究报告。
对一种组织形式或商业流程来说,产生一个与实体相对应的虚拟的互联网概念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彼此的确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对某一特定商业功能,比如金融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互联网本身很难有什么创新。比如ATM的出现,使存取款变得方便,但是存款作为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业务本质没有任何改变。ATM改变的只是渠道及其带来的业务便利性。
中国当今“互联网金融”概念下的商业模式,无一不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存在形态。它们利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实际上做着与传统金融并无根本差异的事情。互联网目前还没有催生出任何新金融。就像当年的电报电话以及电脑技术的运用没有催生出“电话金融”或 “电脑金融”一样,互联网在金融业的运用也没有催生出所谓“互联网金融”。
❷ 罗纳德·麦金农的社会影响
麦金农其它主要感兴趣的领域是对国际货币和金融的研究。他专注于探讨怎样使用国家货币,只有部分国家货币履行可兑换职责,以允许国际贸易被有效货币化和多边化而不是以货易货或双边贸易。但在这个多货币世界里,金融不稳定性可能(并且常常是)高到不可接受。如果连接国家货币之间潜在的“博弈规则”不被正确的理解和实施,汇率大幅波动以及货币游走带来的崩盘将时常发生。
这些博弈规则,包括国际外汇个体制度和政府政策,只有在历史的角度才能被正确理解。在《国际交易中的货币:可兑换货币系统》( 1979年)中,麦金农分析了为什么和怎样美元成为了用以银行间的国际交换媒介、储备货币以及国际商品贸易中的首要硬通货。在《博弈规则:国际货币和汇率》(1996年)中,麦金农更多的关注宏观经济——在战后时期,怎样使美元本位能够(某种程度上已经)进行修改后使世界经济更加稳定。
在商品贸易中高度一体化或高度竞争的国家间区域汇率协议是麦金农2013年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在欧元为欧洲提供了一个统一货币的巨大成功下,严重的汇率和宏观经济失衡依然存在于其他“自然”的贸易区域,例如东亚和拉丁美洲。因为在东亚和拉丁美洲,出现象欧元那样的区域性统一货币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些特殊区域,要达到汇率稳定,只能通过施行美元标准实现。
2013年麦金农一方面关注东亚以及 1997-98年袭击了(也许还没有结束)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大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关注日本流动性陷阱和长期经济衰退的外汇缘起。与大野健一合作,麦金农写了《美元和日元:解决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2013年正准备出版一部新著,《世界美元本位和东亚汇率困境》。建立汇率长期美元平价作为东亚负债的较小经济体应对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日元升值以及日本这个东亚主要债权国持续通货紧缩恐惧的“名义锚”,将带来潜在的巨大互惠利益。
2013年麦金农教授的研究得到了和过往学生们的巨大帮助——不管是指导了其博士论文的研究生还是指导了其毕业论文的本科生。他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
❸ 什么是金融抑制,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通过财政政策
第二节从银行追求利润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一节从金融市场结构的角度入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不可否认,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却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以及由于国有企业共有的委托一代理问题产生的责任偏差,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风险厌恶。
第四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成因一从体制变迁的角度分析”。第二,有单列一章对银行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的必要、条件和措施:金融市场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改革的结果;第二节,指出了分析的意义。第一节指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世界性的难题;第二节从金融产品结构的角度入手,随着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效率损失和风险累积,国有企业改革获得突破和不良资产的有效处理,放开准入限制的应优先于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必须要把握好节奏的结论,外部融资中的债务融资存在很多问题,且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指出改革过程中财政职能金融化是路径选择的主要原因,出于通过金融抑制防范金融风险爆发的考虑,金融改革被锁定在金融抑制的路径上,使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由需求诱致的民间信用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容易引发金融风险等严重后果。
第二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成因一从金融体系结构的角度分析”主要从金融体制的角度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通过第四章的分析可以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抑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指出了资本市场结构单一,金融抑制的路径选择,并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表现为。这一章的分析从三个角度展开、国名收入分配领域、投融资领域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缺乏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市场组织和金融机构等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除了导言和结论以外,论述部分有五章。
第一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提出、表现及后果”主要界定了分析的对象,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节奏把握,握出了放开金融市场准入限制的具体措施;第三节,从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两方面提出了放开银行业准入限制的具体措施,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利率管制使得中国的银行难以通过资金价格的调整来化解风险,出于实现盈利目标的考虑,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放贷;第三节从银行行为原则的角度入手,指出由于存在准入限制、银行业占据垄断地位,具体的措施是什么呢;第四节。
第三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成因一从银行行为的角度分析”、性质,并进而了解其将来走向及解决之道。第一节,界定了改革的起点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第四节,只有将其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背景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金融领域的改革滞后,信贷业务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改革应该选择何种顺序?具体又该如何操作,改革的过程,中国金融改革正在被导入金融深化的路径,那么,从实体经济领域,有关的管制没有相应开放,才能看清这一问题的历史根源,一方面;第二节指出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三个方面的表现: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通过对麦金农—肖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模型的发展,引入了放松市场准入限制的因素,银行业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和利率管制、锁定及突破,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形成有其体制变迁的背景;第二节;第三节说明了这种资金供给大量剩余和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现象浪费了宝贵的金融资源,仍然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在对四种改革措施组合的进行分析后,得出了在改革的顺序上近年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作用不断上升、三章是一种对现状的静态分析,矛盾的中心正在发生转移、衍生金融工具发展滞后、金融手段创新不足等问题;第三节从企业融资结构的角度入手,指出了我国企业外源融资比例过高,其中绝大部分是贷款融资的问题。从第二章的分析中,可以知道目前的融资渠道中以货款为主,各种影响因素最终都会反映在银行的经营行为上,因此,第一节从银行控制的风险的角度展开,主要指出中小企业自身的种种问题使得银行对其贷款面临超额风险,产生了以抵押和担保为标准的信贷配给,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由此表现为抵押和担保困难,但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与社会资金富余并存。
第五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解决一金融深化”,从绝对意义上讲?第五章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一节,金融深化的措施和顺序,改革的进程是金融化的过程,但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正在逐步被导入金融深化的路径,指出了传统金融业务产品结构单一;第三节
❹ 互联网金融,西方国家怎么管
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在美国的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互联网并没有产生新金融。这种认识上的清醒,使得西方市场没有产生所谓“互联网金融”概念。
当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概念更多是指P2P平台、余额宝以及移动支付等领域。它们的发展,主要源于制度因素。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 “金融压抑”之中,利率受到管控,资金主要由银行体系进行配置。而逐利的市场,必将试图利用任何由于管制而可能产生的套利空间。这就是目前所谓“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
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差别是,美国的银民群众对理财的热度没有我国银民高。他们都忙着关心球赛、旅游、享受生活。攒钱是有危机感的民族、不热爱生活的民族、价值空虚的民族才会热衷的游戏。
知道为什么房价真的可以吹出那么大泡沫?为什么只有70年产权买房子还是每个中国人生活里不二的刚需---因为,每栋房子里都满满的是生活的空虚。要给空虚找个房间。
❺ 急求 对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多多益善
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总裁: 周建成 博士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 S.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他们两人各出版了各自的著作。麦金农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而肖的著作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由牛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处于抑制状态.为此他们主张"深化"金融或在有关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由以前的零散观点到那刻已成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支。
本文将按时间顺序把金融发展理论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最后并对其进行比较和简要评价。本文目的在介绍金融发展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让读者对其有初步的了解。
第一:1973年以前思想可以归结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源泉。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于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从这种意义上讲,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谓是麦金农-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之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或观点,因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质是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金融和发展具有如下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的信贷提供,犹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犹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力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pl07,中译本第119页)
在20世纪50、60年代 约翰·格利、爱德华·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休·帕特里克、朗多·卡梅伦、约翰·希克斯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为麦金农-肖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下面本文着重对格利与肖、帕特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观点作一简介。
1:格利与肖的观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在50年代所做的开创性研究集中体现在两篇论文上,即发表于1955年9月号《美国经济评论》上的题为"经济发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和发表于1956年5月号《金融杂志》上的题为"金融中介体和储蓄-投资过程"一文。在这两篇论文中,他们阐述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体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贷巾》是格利和肖以前观点的汇总和发展。该书中,他们认为,货币不是货币金融理论的唯一分析对象,货币金融理论应该容纳多样化的金融资产.而货币只是无数金融资产中的一种。他们还认为,除货币体系(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外,各种非货币金融中介体也在储蓄-投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根据收入-产出帐户上经济单位(或部门)的收支状况,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单位(或部门)、平衡单位(或部门)和赤字单位(或部门)。在整个储蓄-投资过程中,盈余单位是储蓄者,赤字单位是投资考,经济单位(或部门)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这种"专业分工",乃是债务、金融资产和金融中介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
格利和肖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区分了"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在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时或在进行转移支付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外在货币", 在政府购买私人证券时发行的货币被称为"内在货币"这种区分对于麦金龙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介绍是必要的
2:帕特里克的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他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该文发表于1966年1月《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方法,它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鉴于理论界对后一种方法的相对忽视,帕特里克认为应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在实践中,需求追随现象和供给领先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不可否认,在需求追随型金融和供给领先型金融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最优顺序问题也可能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存在。
接下来,帕特里克着重考察了金融发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的出发点或参照物是金融资产与负债存量和实际资本存量的关系,因为他事先假定在资本存量和实际产出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既定数量的有形财富或资本的配置效率,因为金融中介促使其所有权和构成发生变化;第二:提高了新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3:戈德史密斯观点。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了他那历时六年完成、资料详实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戈德史密斯,中文版,1994),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概念,讨论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模式,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开创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基础。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他依据主要数字指标,高度概括性地将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分成三种类型,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的比较,得出了各种金融结构类型的不同特征。
在建立金融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戈德史密斯对金融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发展研究必须以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找出金融发展的道路。更为有意义的是戈德史密斯秉承西方经济实证分析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最为重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建立了决定一目金融相关比率的重要因素:货币化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比率和新发行乘数,及其实用计算方法,讨论了金融相关比率在近百年来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第二: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阶段。即1973年,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著作的相继向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这个划分包括到 80年代末 巴桑持·卡普尔、维森特、加尔比斯、马克斯韦尔·J弗赖伊、杨帕尔·李、唐纳德·马西森和尤恩·热·丘)等人基于麦金农和肖的分析框架,相继提出的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说对麦金农-肖理论进行了扩展。但我们这里主要介绍麦金农和肖两人的观点。
受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影响,麦金农(1973)和萧(1973)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麦金农和萧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往往为负。负实际利率一方面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此时需要实行信贷配给。而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这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
实际上,在大多数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存、贷款利率都有上限。而且,在发展中世界,很少存在竞争的银行体系。尽管私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补偿性余额来逃避贷款利率上限,但是一些国有银行和大多数公共部门借款看来还是遵守的。在银行确实遵守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况下,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必然发生。信贷不是根据投资项目的预期生产率.而是根据交易成本和所感知的违约风险来配置的。担保品的质量、政治压力、"名誉"、贷款规模以及贷款经手人暗中收受的好处等也可以影响信贷的配置。
即使信贷的配置是随机的,投资的平均效率也会随贷款利率上限的下调而降低,因为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现在也可获利。原先不申请银行贷款的企业家现在也进入市场。这样.当利率定得太低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
麦金农强调了在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中投资收益率的发散性:"面对收益率的巨大差异,把发展看作只是单一生产率的同质资本的积累是严重错误的……让我们把'经济发展'定义为处在国内企业家控制下的现有投资和新投资的社会收益率的巨大差异的缩小"。
利率上限在四个方面使经济发生扭曲。第一,低利率使入们偏向于更多的现在消费和更少的未来消费,从而使储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第二,潜在的贷款人从事收益率低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再由银行贷出。第三,那些能以低的贷款利率得到资金的银行借款人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项目。第四,具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家在潜在借款人之列,这些企业家不愿意以较高的市场出清利率借款,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得不偿失。在银行的筛选过程带有一定随机性的情况下,对一些得到资金的投资项目来说,其收益率将低于市场出清利率所设置的下限,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偏低。
针对那些金融受到抑制的经济, 麦金农和萧地的政策建议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在论及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时,麦金农放弃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与实质资本是相互竞争的替代品的假设。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源融资。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潜在的投资者无法以非货币金融资产作为储蓄保值的对象,如果实际存款利率为正,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以货币作为保值手段,此时的货币成为投资的先决条件或渠道。如果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真实利率增加,内源融资的资本形成机会也会扩大,这就是所谓的"渠道效应"。另一方面,内源融资资本形成机会的扩大使生产者所持有的实质现金余额增大,提高了投资者的信誉,投资者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此,渠道效应提高了储蓄水平,促进了资本形成,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萧(1973)则提出了"债务媒介论",认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种债务,而非真实的社会财富,货币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各种媒介作用,通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储蓄和投资。
麦金龙和肖的理论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亦如下:
1:新颖地方. 麦金农-肖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金融理论中的运用,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理论中的代表。在麦金农-肖理论形成之前,主导性看法是金融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不同,金融部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麦金农-肖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肖理论的一大特色。
理论上,麦金农和肖批判和抛弃了新古典理论和凯思斯主义理论。即那种认为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助于发展的观点。他们主张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后果是利率提高),在利率较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虽较大、投资数量较多以及投资质量较高,所以,金融自由化政策既能避免通货膨胀,又不致引起经济衰退。这既不同于凯思斯主义者的观点(凯思斯主义者主张采取低利率政策来刺激投资),也不同于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货币主义者主张把控制货币发行作为稳定经济的有效手段)。麦金农-肖理论的这一独特之处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另外,麦金农对金融、财政和外贸三者关系的深入考察和精辟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扭曲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使麦金农-肖理论从一种观点上升为较完整的体系。因此,麦金农-肖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
2.麦金农-肖理论的不足之处。他们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以及管理风险、实施公司控制等其他功能,所以在麦金农和萧的理论框架中,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更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索罗增长模型中,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力,资本形成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而在金融深化理论中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尽管在麦金农和萧之后许多经济与金融学家致力于发展和完善金融发展理论,然而其研究仅限于对麦金农和萧的理论进行计量检验,依然没有回答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力有何影响,因此,金融发展理论未能得到实质性发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日渐式微。Robert·Locus(1988)断言,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badlyover stress)金融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以忽略金融体系的方式表达了对金融发展作用的质疑(AnandChandavarkar,1992)。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人模型中,模型的复杂程度随之提高。我们把这新近发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称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把为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称为90年代众融发展理论家。四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与麦金农-肖学派的重要区别在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而麦金农-肖学派或者把金融小介体和金融市场视作给定的.或者只对它们进行比较简单和明确的处理。
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1973年,其后(20世纪70和80年代)经历了最初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新增长理论)为金融
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沦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地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如效用函数的缺失、对总量生产函数形式的限定和假设条件的过于严格等)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如对发展中经济或转型经济来说,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此,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有别于上一次发展.这次发展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尽管这样做使模型更加复杂,用的数学工具也更多。这些模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建模,目的在于解释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何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不同于麦金农-肖学派的政策建议。
内生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保罗·罗默(1986)和罗伯持·卢卡斯(1988)两篇经典论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内生增长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换言之.内生的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依据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把内生增长模型划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居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在详细介绍这两个模型了。
90年代的金融理论更加注重、融合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种实证关系大致可以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研究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研究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把银行和股票市场结合起来,研究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深入到行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和行业成长的关系;第五,再深入到厂商(企业)层次,研究金融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具有新兴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担心股票市场的发展会对它们不利--使它们的营业额下降,而他们的结果表明并不是这样,对发展中的股票市场而言,其运行状况的初始改善使企业的杠杆比率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风险分担和信息汇总机会),从而使银行的营业额上升。他们的结果也表明,在具有发展中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中,股票市场和银行具有不同的却又是互补的作用。据此他们认为,那些旨在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未必不利于现行的银行体系。
1.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独特之处和有用之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70、8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和内牛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既是两种理论的融合又不是两种理论的简单融合,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有政策上的新主张。它试图利用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是如何内生形成的以及内生出来的金融体系是如何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的。
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理论模型中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质量等级和外部性之类的与完全竞争不相容的因袁。由于模型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尽管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也基本上限于发达国家的学者,但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似乎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不足之处和发展前景
综观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似乎过于强调金融体系的有利一面,如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集中在金融体系发展(或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上;而对金融体系的不利一面,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如他们对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有所欠缺,既没有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波及效应或许会把如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的兴趣点转向于此。
另外.由于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理论本身尚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所以它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同时也意味着它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第四:结语
通过学习介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不可否认,金融发展理论的价值在我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国国情比较特殊,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正在转变等,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盲目地搬用金融发展理论,我们既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普遍性,也要看到各国金融发展实践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发展理论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侧重从宏观层次上研究金融发展,即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体现在90年代的研究上),有关金融发展的微观层次研究则略显欠缺。这或许是因为金融发展理论形成时间不长,理论体系本身尚在不断完善之中。显然,这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涉及的一些理论特别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间关系并没有在本文详细介绍,本文也肯定存在不成熟的观点还请老师详加指点。
参考文献:1. 谈儒勇著 ,《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1
2. 刘仁伍著 ,《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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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逖,"西方金融深化理论及其主要理论派别",《经济学动
态》1997年第六期。
http://www.orientalcapital.com/president6_04.htm
❻ 麦金农的导管效应中,有句话是货币需求和货币存款实际利率成正相关。可是利率越大,持有货币机会成本越大
麦金农理论有个假设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大多来自内源融资”。简单来说就是公司债券市场和股市发展规模不足以支撑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大多都是通过企业自身积累或向存款银行借贷满足。所以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货币需求是互补的,通俗些理解就是我需要钱来投资。
当实际利率提高时,储蓄的倾向就会上升,增加的储蓄作为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当实际利率低于企业投资的回报率时,随着实际利率的上升投资也会上升,货币像是资本积累的导管——“导管效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而当实际利率依然上升,直到超过企业投资回报率后,就表现为传统理论描述的货币需求和实物资产之间的“替代效应”——利率越高,投资成本越高,企业投资意愿也会随之下降。
总之麦基农的理论是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金融自由化会带来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经济抑制一般会带来实际利率的“炒鸡”低,才会有“导管效应”的论证。
就是酱紫。(๑`^´๑)
❼ 互联网金融行业有前途吗
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就一定没有前途,反之,如果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效率、降低成本的就一定大有前途。而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体量大、问题突出的大环境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肥沃的土壤,是历史性机遇。
我们可以尝试用麦金农教授提出的“二元化的金融结构”概念来尝试解读目前金融环境的主要问题。
图:罗纳德·麦金农
“二元化的金融结构”是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金融现象,通俗点讲就是国家采取利率管控,银行利率不能覆盖通货膨胀率和应有的资金成本,而银行贷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补充到了本不该得到该资金的企业或行业中。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利率没有市场化,市场的需要就必然催生出银行体系外的一个金融市场(比如高利贷市场)。这就是所谓的“二元化的金融结构”。
通胀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以我们买菜的经验来说, 2004年上海菜场的鸡蛋价格差不多是2.5元/斤,前几天去我买菜,鸡蛋是5.4元/斤,涨了一倍多,其他民生产品也差不多,可是如果你过去十年把钱存在银行,资金能翻倍吗? 显然不能,也就是说你手上的钱“毛了”。这就是所谓的“铸币税”,说难听点,有人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你的钱。
注:原指数为环比指数,上月价格为100,为便于直观展示处理为以2004年5月为基准100%。
那么银行以低息获得的资金又去了哪里呢?除银行自身获取超额利润外,利率管制产生的低成本资金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补贴,而获得这种补贴的往往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用途则往往是基础设施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因此,与利率管制相关的二元化市场结构所导致的结果是:
一方面,落后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取得了过度的资金支持,干扰了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使市场未能及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大多数就业机会和消费类商品的中小企业却不得不更多地转向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甚至是非正规的融资渠道,导致资金成本高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元化市场结构导致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大打折扣,对经济结构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元化的金融结构”的危害不止于此:
一方面,储户未能取得存款应获得的资本增值收益,在抑制了消费能力的形成;
另一方面,利率管制的情况下经常出现“负利率”的情形,使得人们更愿意投资于有“抗通胀”功能的房地产,甚至是珠宝、古玩等商品,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快速上涨,房地产等价格的上涨反过来侵蚀了人民群众本就不多的消费能力,不利于消费领域的发展,助长了经济结构的畸形。
如前所述,在利率管制及金融市场二元结构的大环境下,取得银行贷款实质上相当于获得了一项隐性的补贴,存在套利空间,而这种补贴的最终受益人却未必是贷款人,和其他套利行为一样,房价上涨将最终吞噬套利空间,而真正受益的只能是出让土地的地方政府。2004年全国土地开始普遍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持续攀升。据国土部的统计,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5894亿元,到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4.1万亿元,也就是说,10年以来,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上涨超7倍。获得了更多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又因为偿付能力的增加可以取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更不合理。如此,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
综上,“二元化的金融结构”对我们普罗大众的影响是:
1、钱“毛”了,购买力下降,财富被稀释;
2、私营经济领域受挤压,工作机会减少,收入降低,年轻人削尖脑袋考公务员、进国企;
3、房价高企,房贷拖垮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
4、如何为将来储蓄今天的财富成为一个难题。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国的互联网投资市场仍处于鱼龙混杂、很不规范的阶段,而且有大量骗子混杂其中,另一方面,除了投资房地产,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给自己的血汗钱保值增值的途径。
尽管互联网金融的问题目前还存在各种问题,但我国目前的金融背景下,我认为天生具有公平、普惠特征的互联网金融必将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互联网金融一定大有前途!
❽ 麦金农中国货币之之谜的出处
罗纳德·麦金农,199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周庭煜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❾ 加里·麦金农
在2001年至2002年一年间,英国人加里·麦金农非法侵入美国军方及宇航局的53处电脑网络, 令美国军方电脑网络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侵入,他也因此成为“世界头号军事黑客”。6月7日,他被伦敦警方逮捕,在交了保释金后被释放。该案将择日重新审理,这名“超级黑客”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
现年39岁的加里·麦金农是北伦敦人,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他出现在伦敦地方法院,极力反对将他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伦敦地方法院法官克里斯多佛·普拉特准于保释麦金农,但他必须在7月27日出席一个有关引渡美国的听证会。
据英国媒体报道,作为保释条件,法院要求麦金农交5000英镑保释金,随时向当地警察局报告他的行踪,禁止他申请国际旅游签证,禁止使用能接入互联网的电脑设备。美政府代表珍妮特·波士顿在法庭上表示:“曾经有一次,美国陆军华盛顿军区的电脑网络一下子瘫痪,而幕后黑手就是麦金农。”麦金农最早曾于2002年被逮捕,但针对他的诉讼请求后来被撤回,他也一直逍遥法外。在法庭外,麦金农的辩护律师克伦·托德纳说,当局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对麦金农进行审判,麦金农本人对此深感失望。
托德纳说:“引渡的决定是受美国政府驱使的。麦金农将会对引渡要求提出最有力的抗辩。他尤其担心会受到美国司法制度针对其他英国公民同样的待遇。我们认为,作为英国公民,他应该在英国法庭接受审判,由英国陪审团决定他的命运,而不是把他引渡到美国受审。”麦金农是名失业的电脑程序员,他利用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软件,非法侵入了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及五角大楼负责运行的近100处电脑网络。
美国政府估计麦金农的这一行为给他们造成了大约100万美元(57万英镑)的损失。2002年,美国一个大陪审团对麦金农提出8项涉及14个州的与电脑犯罪有关的指控。美方的指控称,麦金农成功袭击了弗吉尼亚迈尔堡陆军的电脑网络,盗取管理员特权、密码、信息和指令,然后把大约1300个用户帐户删除。指控还称,麦金农还“删除了电脑上关键的系统文件”,复制了包含有用户名的文件,对电脑密码进行加密,安装可以不经授权进入其它电脑的工具。另外他还面临其它一些指控,如修改美海军和空军电脑,复制其它文件,非法进入新泽西州厄尔海军武器站由300台电脑组成的网络,盗取了950个密码。
美军方官员当时表示,麦金农的这种行为令整个网络被迫关闭了一周时间。此事发生在“9·11”恐怖袭击后不久。2002 年在谈到对麦金农所提出的指控时,美国弗吉尼亚东区法官保罗·麦克努尔蒂说:“麦金农令美国军方电脑网络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侵犯,他就受到这一指控。”调查人员称,麦金农所侵入的许多台电脑的密码很容易就能猜到。
据悉,麦金农从电脑上下载了许多敏感资料,其中包括美海军军舰制造及军火供应等资料,但所幸其中并没有机密信息。麦克努尔蒂2002年表示,没有证据证明麦金农将所窃取的敏感信息提供给了外国政府或是恐怖组织。如果被引渡美国后经审判认定有罪,麦金农(网名为独奏曲)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的罚款。伦敦警察厅一位女发言人说,麦金农是在当地时间6月7日晚上6点半被伦敦首都警察局引渡部门的警察逮捕的.
❿ 罗纳德·麦金农的个人简介
罗纳德·麦金农 (Ronald I. Mckinnon),1935年生于加拿大的埃德蒙特。1957年获埃尔伯塔大学文学士学位,196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他长期执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自1984年至今一直担任该系W·D.依贝尔(WilliamD.Eberle)国际经济学教授。他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 麦金农教授对于国际区域货币汇率安排也造诣颇深。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东亚货币锚定美元”的主张,引起强烈反响。在《东亚汇率两难和世界美元本位》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更是明确表明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以及该主张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