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编者按：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 “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作为金融产品，它的功能越复杂，衍生的层次越多，经常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是内在的风险性越大，第二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距离会更远。”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说。因此，要保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要防止金融业出现创新过度而形成自弹自唱的情况。 “要让金融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当务之急是深化金融改革，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说，当前存在的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民间借贷问题，实际上都和利率没有市场化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高利贷泛滥。去年上半年，温州市贷款平均利率达到25%，而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往往只有5%—6%。专家分析认为，民间借贷蔓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轮货币政策调控中，一方面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又压低利率，存款负利率导致价值扭曲，资源配置出现问题。因此，当前应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只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银行等金融机构才能把资金配置到最需要、效益最好、最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上来，而只有通过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说。 当然，利率市场化现在还有一些障碍，比如银行业公司治理还不太行。“就像我们让一个人学游泳，总是在澡盆里学，不让他呛水，他始终是很难学会游泳的。”郭田勇说，“如果现在利率市场化条件还不完全成熟，那么可以先采取一些措施，把银行的利差水平先降下来，逐步推进。” 推行存款保险制度，让金融机构能优胜劣汰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我国将择机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郑新立认为，现在我国推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前要通过兴办各类存款保险公司，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风险。“我们除了用行政手段，通过监管来化解风险，还要通过市场机制，走保险的路子。”他说。 魏加宁说，我国金融业存在一个不好的倾向，不仅大的金融机构不能退出，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也不能退出。金融机构只有生没有死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我国金融机构就无法退出，退出去之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郭田勇认为，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以后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利益，这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也很重要。 据介绍，目前推行存款保险制度有一个障碍：大银行和小银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国内几家大型国有银行通常认为不存在破产倒闭的可能性，所以存款保险容易增加成本，好像是从他们兜里掏钱保护这些中小银行，所以他们并不积极。 支持小企业发展，需大力发展社区金融机构 郑新立认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方面，很重要一点是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这就可以使民间借贷浮出水面。通过加强竞争，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由此可以大为改善。 我国在工业、农业领域基本上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经济都非常活跃的局面，但在金融领域民间资金的进入还不是很顺畅。“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兴办各类股份制、区域型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等等，将是未来几年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最有特色的事情。”郑新立说。 “我们一直在讲要扶持中小企业，但我们连一家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都没有。”魏加宁说。在日本有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公户，我国也应该至少有一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他认为，政府要分清市场和政府的责任，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办好政策性银行，一部分国有资本可以从商业银行中退出来，集中力量办政策性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国际上的小企业融资也不都是靠银行的，小企业融资来源很多，高科技企业很多是靠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始人的自我积累以及民间借贷。只有当小企业有了一定的现金流，才会有银行信贷进入。
㈡ 金融服务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贸出口、投资以及消费相继成为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必须找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换。
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纳瑟姆”曲线（如图1），它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52.57%。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135404万。城镇人口71182万，其中流动人口23600万。乡村人口64222万。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如果扣除未真正市民化的流动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只有35.14%。如果我国在十年内达到70%的城镇化率，以现有人口数为基数静态测算，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简称“窄口径”），需市民化236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2360万人；若按扣除流动人口的专家口径（简称“宽口径”），需市民化472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4720万人（见表1）。
如果按201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95%测算，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2258万，203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9459万人。同样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窄口径需城镇化人口总数将达24800万人，而宽口径需城镇化49600万人（见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动态测算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将有2.48亿～4.96亿农民进入城市，十年间每年“市民化”约2480万～4960万农村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对投资、就业、消费的全方位拉动，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将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拉动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新型城镇化仍然会产生新的基建投资空间。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半程，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化率突破70%后，日本的基建投资增速才开始趋稳。据全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全国33270个乡镇中，仅11.7%的乡镇有公园，68.4%的乡镇有综合市场，23%的乡镇有农产品专业市场，34.4%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全国仅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而且只有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全国仅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应该说，我国农村乡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较大改善。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伴随城镇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电、住房、通讯、教育、医疗、文化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方面将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建设，从而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优化结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这种演进是需求结构、技术进步趋向以及供给要素的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有专家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系数为0.933，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为0.968，都呈现高度正相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
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学派的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由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和获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服务化背景下，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全球就业的主要部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一般达70%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期，发达国家新增的就业份额90%以上都被生产性服务业所吸纳。从我国情况看，自2007年至今，服务业已超过工业、农业、建筑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首次超过农业，早已超过工业、建筑业，成为就业绝对主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为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就地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
促进消费。城镇化可以扩大消费群体。阿瑟·克罗伯把中国人分为两个群体：糊口群体（10亿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农村）；消费群体（1亿～3亿人）。中国低收入者（糊口群体）有消费欲望但没消费能力。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糊口群体征收，一部分糊口群体转化为消费群体。城镇化可以提高消费水平。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农村人口的逐步“市民化”，将促使新型城镇中的文化、旅游、休闲、家政、美容等行业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进而逐步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1516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仅5221元，是农村居民的2.9倍，人均高出近1万元。按每年“市民化”人口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将极大地促进消费。
缩小差距。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表明，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差距体现在收入、文化教育、医疗保障、政府公共投入等各个方面。而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城镇化将加强公共设施投入，改善城镇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城镇化将提升入城新市民的收入，提升生活品质。应该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
城镇化有巨大的资金需求
从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以及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出新的金融需求。目前，专家学者对城镇化的资金需求预测较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如果未来城镇化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据此估计，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若以人均10万元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推算，仅此一项，就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王文鄢认为，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在8万元～50万元/人不等 。
虽然说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根本的一条就是我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我认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主要体现在城镇公共事业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城镇小微企业和城镇居民消费等四个方面。若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按资金需求静态测算，上述四个方面的银行资金需求估计将达到23.45万亿元（窄口径）～46.9万亿元（宽口径）（见表3）。
城镇公共事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的公共事业建设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三个方面。这些项目建设，有的纯靠政府投资，有的可以公私合营，有的可以民间投资。但是，这些项目建设共同的特点是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经济收益有限、偿还期长。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其中大量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支持。按每市民化1人将需要投入10万元测算，每年需要投入2.48万～4.96万亿元建设资金。即便这些资金中只需要50%的银行贷款，也有1.24万～2.48万亿元。
城镇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居问题。在土地集约使用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必然改变传统的农家小院模式，实现住宅商品化发展。我国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按每年830万户农民市民化（2480万人除以3人/户），每套城镇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万元计算，总投资将达8300亿元，需要外部融资将达6600亿元。若按45.8%的贷款比例计算，需银行信贷资金3800亿元；若按宽口径计算则为7600亿元。
城镇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十八大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持续推动力。农业产业化发展必然促成一大批小微企业创立、成长，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从目前全国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与小微企业户数可以测算出，小微企业户均贷款额约90.5万元。假设每年市民化2480万农村人口，2/3为劳动人口（万人），其中50%留在小城镇就业则约为827万人，按小微企业户均吸纳就业21人计算，预计将新产生约40万户小微企业，其贷款资金需求将达3600亿元。按宽口径计算贷款资金需求将达到7200亿元。
新城镇居民有大量资金需求。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中收入倍增者指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农民创业和扩大再生产将使得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增加，收入的提高和市民化的发展将使得农民消费升级，新市民对居住、交通、娱乐、教育方面的需求增长将带动个人住房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需求大量增加。2012年我国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104439亿元，按城镇人口71182万简单测算，人均消费性贷款约1.47万元。而新型城镇化每年市民化2480万人，将新增消费贷款需求3650亿元，按宽口径计算将达到7300亿元。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简单测算看，每年新型城镇化产生的银行信贷资金需求将达2.35万亿～4.69万亿元左右，约占2012年全国新增境内贷款的26.6%～53.2%。可见，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而农村银行机构在城镇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银行要助推尽责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最初的选择决定今后的路径。“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因此，农村银行机构在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机制建设尤为重要。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与配合。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经济的“造血体”，建立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体系、补齐农村金融短板，已成为促进城乡产业互融和要素流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
实际上，银行支持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政府、小城镇金融消费者和银行自身均有现实意义。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利用信贷资金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对农民而言，可以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新消费观念，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有效拉动内需和消费；对银行自身而言，可以拓宽客户资源，拓宽中间业务渠道，挖掘丰富的金融财富，增强综合竞争力。
机构下沉
在前几年的机构撤并风潮中，大量的县域分支机构被撤并，有的县市甚至除了农行和农村信用社，没有其他大中型银行机构。要做好城镇化金融服务，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前瞻性研究，立足长远发展，根据商业可持续和“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居民”原则，将机构网点开设到县域、乡镇，发挥熟人、熟地的优势，开展贴身服务。健全服务功能，开通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渠道，提高新型城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
在银行网点的管理上，可以按照网点服务功能与范围，将银行网点分为区域中心型网点、便利型网点和新型自助服务点三种类型。区域中心型网点属于全功能银行，设置在县域或大的乡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便利型网点属于有限功能银行，设置在小型乡镇，以基础性金融服务、收单业务为主，突出低风险、低成本和便利性；新型自助服务点以自助服务为主，配备综合服务终端、助农取款POSE、离行式自助设备等。区域中心型网点负责管理、指导社区便利型网点，并提供业务支持与服务；新型自助服务点作为实体网点的触角与补充，延伸至社区的楼道、药店、超市等社区生活场所，三种类型网点构成层层递进、协作分工、相互支撑的网络体系。
准入放宽
中国城乡差别比较大，农村的区域性差别更大。农业和农村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农民信用也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土生土长”的“草根”金融。作为银行监管部门，在鼓励支持现有银行机构向下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要在坚持“改制不改姓，更名不离农”的总体原则下，加快推动农信社股份制改造。通过协调三方（政府、省联社及属地监管分局）、实时沟通、分类推进、包片督导、按季通报、考核问责等措施，实行“政府+市场”的改革模式。要进一步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允许更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县域和乡镇的布设，尤其是在不发达、欠发达县域的设立，并突出本地化建设。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和增资扩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民间资本的投资比例。
权力下放
为了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实行了严格的授权管理。但是，由于信贷审批权力逐级上收，审批链条拉长，尽管基层机构享有的企业信息最为真实全面，却因为缺乏应有的信贷决策权，无法及时满足企业有效的信贷需求。而有权审批人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漏损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实现科学正确决策，只能对难以看准的项目进行否决，导致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的授权授信逐年萎缩，难以适应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掌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特点和信用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划分信贷管理权限，实行分类指导下的区域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风险控制水平高、业务市场广阔、有效信贷项目多的分支机构，适当扩大授权和转授权。实行项目负责制，试行直报审批制，由项目营销负责人直报有权（最终）审批人，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信息漏省，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资金回流
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用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机制运作的主要路径是“以系数法或资产波动法计量不同风险资产所需的经济资本→以增量配置法分配经济资本→以资本回报率评价经营绩效”。由于经济资本管理机制精确、高度的逐利性，必然导致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使得银行机构难以较好地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与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矛盾。
农村银行机构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资金回流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建立与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制订并落实“两个高于”（即“三农”贷款增速要高于GDP增速，高于本单位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要对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管理模型进行优化，即主要在经济资本的分配和考核环节引入调节系数，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在经济资本的分配环节，要降低“三农”、城镇化贷款的资本占用系数，按信贷增幅不低于或高于当地GDP增幅的标准配置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在经济资本的考核环节，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差异的实际，按一定的调节系数下调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期望回报率，提高基层银行机构开展“三农”、城镇化贷款的积极性，加大信贷投入力度。
让利于民
201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作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我国银行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力度，在实现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实现银行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一方面，突出“免”字，普惠客户。农村银行机构要坚持服务收费“四项原则”，做到合规收费、以质定价、公开透明、减费让利。要按照《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要求，免除客户开户、销户手续费，柜台、ATM机具查询服务费及工本费等服务项目费用，降低金融消费者成本负担。
另一方面，强化“让”字，以义取利。农村银行机构要严格按照监管部门整治银行业机构不规范经营行为等相关文件的要求，落实“七不准”禁止性规定，及时纠正贷款附加不合理条件和强制收费等不规范经营行为。同时，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客户的产品，了解你的客户的市场”的原则，科学合理确定“三农”、城镇化贷款的利率水平，切实降低农村金融消费者融资成本，坚决杜绝“杀鸡取卵”式的利率定价方式，筑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活用政策
农村银行机构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用好用活政策上有所作为。农村银行机构在坚持执行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同时，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要用改革创新的思想认识政策，用足政策空间，要在同样的政策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着力点，按照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银行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开展金融服务工作。
2012年底，国家四部委连续下发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文件，笔者认为目前的平台政策体现为：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加强指导、明确责任，规则不变、弹性掌握。控制总量是指，银监会规定2013年贷款总量不能增加，同时对贷款、非贷款融资实行全口径监测。在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对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分类管理是指，2013年到期的平台贷款，银行可区别情况给予扶持：包括符合《公路法》的收费公路项目，经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且资本金已到位的重大项目，已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的土地储备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工程进度达到60%以上且现金流达到全覆盖的在建项目。加强指导是指，指导土地储备机构进入名录以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建议政府结合土地储备新规研究对策，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争取其他有土地储备的平台公司尽早进入土地储备名录，满足银行信贷融资的基本条件。明确责任是指，政府平台总体属于财政性风险，控制总量由银行法人机构负责，风险防范的任务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规则不变是指，包括控制总量的原则不变，分类管理的方式不变，区别对待的要求不变，逐步化解的路径不变。弹性掌握是指，银行业将积极支持铁路、公路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主动营销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新的形势，追求盈利与风险化解之间的关系平衡成为资产负债管理的关键。从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进程看，竞争压力下银行的风险偏好有所上升，贷款占资产比重平稳上升，存贷比持续提高。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银行机构必须积极行动，明确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负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注重培育优良客户群，为小城镇建设的稳步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要转变“坐等客户上门”的观念，开展主动营销，多深入企业和乡镇，多走访客户，多倾听客户的声音，在需求中找市场，在服务中寻客户，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的满足率、覆盖率和满意率。要规范农村城镇化信贷业务运作程序。开展区域评价，针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目标市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区域评价报告，为信贷支持和营销决策提供依据。对选定的拓展区域和项目，及时进行金融需求分析，整合产品，制订全面、贴身服务方案，及时开展营销，对于区域整体符合支持条件的，根据该区域特点制订整体服务方案，实行区域整体营销。
创新制度
先进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尽其才的保障，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达成工作目标的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明显有别于以往大城市、大中型企业和大项目的需求。新的金融产品则是农村银行机构有效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工具和手段。农村银行机构要努力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规范体系，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产品，推动崭新的金融品种打进农村市场，推动同业之间的业务合作。
一是创新服务手段。积极推行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促进业务办理效率的提高和资源优化整合。围绕银行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代理保险、代理基金、个人理财等业务，创新开发中间业务品种。对已在大城市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应尽快在县域金融机构推广。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网点、人才、信息等优势，大力开展中间业务创新，逐步将业务渗透到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产权交易服务等领域。
二是创新担保方式。突破传统担保方式的限制，扩大抵质押贷款范围，接受企业自身用的无形资产（品牌、商标、专利）、集体土地使用权、厂房、宅基地和集镇商铺、库存产品等作为贷款担保；推出中小企业信贷、小企业循环贷款、亲友抱团贷款、企业信用联盟、网贷通等贷款业务；农村小额信贷允许用农作物、农产品、承包的土地使用权等作为抵押获得贷款。
三是创新融资产品。结合城镇化建设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积极开办购建房贷款，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所需消费贷款，鼓励农民购买小型农机具和交通运输工具，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具有经济实力的村民担保的方式试办助学贷款。努力满足小城镇建设对信贷资金的需要。
四是完善责任追究。农村银行机构要以满足“三农”、城镇化的有效信贷需求和防范风险为原则，以调动信贷人员工作积极性为根本，完善信贷制度、定价策略和考核办法，优化信贷流程，增加信贷投放。要科学设立风险容忍度。对经过条线和内审部门检查认定，信贷人员确已依规操作，恪尽职守的，要依规免除其经济责任，实现尽职免责。
监管激励
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提出的“横山法则”认为，自发的才是最有效的。作为银行监管者，必须要善于完善制度和规则，引导农村银行机构积极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一是加强监管引导。要完善差别化监管政策，提高农村银行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要求，如对农村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设立下限要求，要求不低于60%；允许农村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容忍度高于平均不良贷款率的2～3个百分点。参照扶持小微企业做法，降低农村银行机构“涉农”、“涉城镇化”贷款的风险权重至75%。支持农村银行机构发行“城镇化金融债”，补充资金来源支持城镇化建设。要建立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信贷导向评估监测制度，提升农村银行机构金融服务能力和动力。二是完善扶持政策。建立信贷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和信贷投入奖励机制，将特殊补贴政策与普惠制农村税收政策相结合，实现偏远地区农村商业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搭建沟通平台。由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定期召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联席会、项目供求信息推介会，及时向金融部门通报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引进、经济运行等情况，及时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推介银行的信贷政策、投放重点和金融服务产品等，增进企业与银行部门的相互了解，实现政府决策与金融政策相一致，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㈢ 为什么说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可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首先，金融机构应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金融机构应向农村地区提供安全、可靠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金融服务，争取早日实现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和网点可采取灵活、便捷的方式接入支付清算系统。
其次，要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加快建立多层级的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平台，实现企业主个人、农户家庭等多维度信用数据可应用。扩充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降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征信成本，构建多元化信用信息收集渠道。
最后，要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设计形成包括普惠金融可得情况、使用情况、服务质量的统计指标体系，用于统计、分析和反映各地区、各机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开展普惠金融专项调查和统计，全面掌握普惠金融服务基础数据和信息。加快建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监测评估体系，注重金融风险的监测与评估，可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加快建立多层级的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平台，实现企业主个人、农户家庭等多维度信用数据可用。开展动产质押贷款业务，建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抵质押登记平台。以正向激励为导向，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地投向普惠金融薄弱群体和领域。
㈣ 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有哪些举措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㈤ 如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步推进金融改革发展，做大做强广州、深圳两个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范高内效的区域金融市容场，发展壮大地方金融机构，抓好农村信用社改革，打造几家竞争力强的省属金融控股公司。
会议提出，要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广东各地各部门要牢牢盯住风险多发高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防地方债务风险，处置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落实好市县防控风险责任，市级政府要履行好省政府委托的金融监管责任，县级政府要担负起规范民间融资的监管责任，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还强调，要落实地方金融监管责任，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和制度，构建上下联动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主动接受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推动省内金融监管部门形成工作合力。
㈥ 如何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迄今为止，理论与实践上比较一致的共识是，构建与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必须既要考虑金融服务供给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激励相容问题，也要统筹安排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处置的关系。本文从资本性融资体系、债务性融资体系、理财服务体系三个层面，探讨了构建与完善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些关键环节。
一、资本性融资体系的构建
虽然从理论上讲，通过财政税收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增加内源性资本积累，是中小企业在不改变股权结构与控制权安排下，实现稳定发展的首要选择，但是从实践结果上看，中小企业的利润留存空间并不大，资本扩张必须要依靠外源性长期资本融资。同时，构建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体系，不仅仅是要弥补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有助于发挥资本效用的融资安排，体现资本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效应。
(一)要从机构建设着手，培育与发展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1．培育与发展长期持股型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国外长期持股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之所以得以持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主要发起人就是中小企业，从投资的风险防范与行为激励两方面提高了资本融资效率。众多具有产业或是产品关联性的中小企业，为了相互调剂解决资本投入的不足，普遍以有限合伙方式(也有股份制方式)建立起了投资性公司，政府则通过减免投资收益税收等措施促进其发展。一方面合伙制投资公司具有利益共享效应，中小企业作为合伙人不仅可以不以规模大小及时方便地弥补资本缺口，而且可以在合伙投资公司的利润中分红，对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投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合伙人要对资本投资共承风险，所以投资公司通常采取时段承诺的投资方式，追加投资建立在分时段检查中小企业投资承诺的基础上，这对中小企业又形成了较好的风险制约，要求其履行诚信的义务与责任。
允许与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设立与发展，就是对自由资本形成制度的肯定与保护，这是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旦允许合伙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或是管理人在一个良好业绩记录基础上，今后可以发展为银行类或是投资类金融机构，必将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奠定市场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讲，匆忙放开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不如先行组建成立大量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为筹建真正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条件。
2．培育与发展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目前来看，中国在风险投资的机制建设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风险投资公司没有较强的行业分布特征，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没有专注的投资领域，导致投资科技含量低以及投资趋同化问题严重；二是追求资本利得而不是财务收益是风险资本区别与一般资本的显著特点，但是创造风险资本利得机制 (也称为退出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整个风险投资机制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由于缺乏这样必要的市场机制，目前，中国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并没有遵循真正的风险投资机制，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都退变成了一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二)要从市场建设着手，培育与发展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市场体系
鉴于1993年到1997年中国大部分省市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及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的非规范发展行为，场外交易市场目前在中国被彻底清理了，而创业板市场又迟迟没有启动，两个层次市场的欠缺，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资本性融资需求。建立中国二板市场，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非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本补偿问题，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积极恢复与有序发展一个各种交易主体广泛参与、交易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展的场外交易市场，规避高昂交易费用与上市条件对中小企业资本性融资的制约。只要规定在场外交易市场中挂牌的中小企业，一旦其净资产、税后利润、市值或是股价等达到一定条件要求，就可以直接升入主板或是二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就是二板市场的一个预备市场。
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场外交易市场除了继续保持建立初期对挂牌公司没有资格限制、财务规范少，交易手续简便、费用低等特点以外，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实时报价服务系统，可以及时披露与传递做市商交易信息，并且实现了区域性或是全国性的联网，完全摆脱了混乱与分散的局面。中国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要避免重复以前无序扩张的格局，应该首先着眼于全国性场外市场交易系统的建立。可以尝试在上海建立中国场外交易市场报价中心，成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一方面自上而下地引导各省(市)建立与上海报价中心联网的地方性场外交易市场，另一方面监管做市商的报价信息和交易活动，增强全国场外交易市场的组织性与可监管性。依托于场外交易市场功能的不断拓展，中小企业票据、债券等债务性融资也可以得以持续发展。银行要实现中小企业票据业务的收益，必须积极拓宽票据转贴现渠道，在转贴现中通过批量化和规模化运作寻找最有利成交条件的客户；中小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流动性问题。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内涵着中小企业资本性与债务性融资的双重需求。
二、债务性融资体系的构建
一个有效的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体系必须能够同时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而言，能够在体制与机制上具有处理中小企业“软信息”(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就是其并不或者是不完全具有财务报表、抵押担保以及信用记录等融资债权方需求的“硬信息”，而是现实表现为企业行为、业主品性及与供应商、顾客交易状况等无法进行数值化准确记录的“软信息”)的能力，在防范融资风险的同时保证融资的高效率；二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融资体系必须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弱势融资地位问题，从根本上缓解即使是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由于“弱势界定”而无论其支付多高的利率也无法得到贷款的“信贷配给”现象。
(一)在体制与机制上提高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的效率
如果说风险防范是指商业银行能够准确识别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中的“软信息”，那么大银行凭借信息规模优势对中小企业非定型信息的全局理解以及对中小企业发展风险的远期估价，小银行通过与中小企业近距离不断交换信息而对重要“软信息”成份的熟识，都使各自具有不同的风险防范优势。因此，不能片面地讲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匹配优势，或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防范能力，二者在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体系中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缺乏可传导性，或者讲是很难在组织链条上传递，这就要求金融机构自身的决策链条必须足够“短而有效”。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具有天然的优势，并且由于没有上级组织的约束，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融资机制的创新。
对于县域经济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则必须进行组织结构上的根本性变革。一种可以考虑的改革模式是，在缺乏较好经营管理业绩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县域经济中，对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股权改造，成立省级行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并根据具体情况，或是每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一家独立法人，或是集中于一家或是二家进行合并组建；另一种模式是，在具有较好经营管理业绩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县域经济中，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与中小金融机构进行人员、机构、资产负债的重组。两种改革模式都是对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经济中简单性撤离的一种扬弃，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发展。
大中型城市经济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同样存在着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比较优势。为了全面掌握中小企业的资金运用情况，可以允许金融机构作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代理人；为了促进委托贷款与中小企业投资项目密切“嫁接”，可以允许金融机构与委托人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客户经理的激励问题，可以允许金融机构对其贷款超额收益进行一定比例的奖励。机制比产品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更为重要。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小企业非正式融资需求的满足。民间借贷借助于非正规性信用资源的利用以及债务责任的落实，满足了中小企业零售型、人力资源密集型的融资需求，这在银行体系内很难实现。一方面要不扼杀非正式制度的发展空间，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使资金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合理分布，过度要求资金集聚在银行体系往往同时也集聚了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组建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将民间融资市场“退化”为私人投资市场，使民间金融发展剔除“非法集资”因素。
(二)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弱势融资地位问题
1．最直接方式是建立一家专门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
当前，中国金融竞争非常不充分，地方政府的行为又在严重影响着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与结构，在不能确保中小金融机构具有足够的与地方政府谈判的能力情况下，放开民营或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型的中小金融机构就有可能蜕变成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与其如此，不如自上而下建立一家政策性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以法定的中小企业贷款行为规避地方政府与市场竞争对中小企业贷款行为的扭曲。尽管市场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可以促使优质的中小企业通过担保、补贴或是付出较高的利率来获取流动性资金贷款，但是一般中小金融机构很难给予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借助于低于市场利率的政策性金融债券发行，完全可以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的长期性贷款资金。对于市场型的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指标要进一步明确单户最高贷款额与资本净值的比率，限制其偏离中小企业的贷款行为。
2．其次是要允许与扶持三类中小企业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广泛建立
第一种是町以分担融资风险的信用担保类中介机构。一种经常性的错误认识是，造成大多数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困难的原因，是由于中小企业不能很好地具备银行贷款的抵押或是担保条件。组建以财政出资为主的省、市两级信用担保机构，就是希望通过信用担保的杠杆效用，增加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贷款”与“担保”在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防范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担保本身也包含着担保决策、担保跟踪、担保追偿三个风险防范行为，如果疏于对中小企业担保行为的风险防范，既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反倒会增加中小企业与担保机构之间的风险，担保倍数越大，则风险越高。防范和化解担保风险，一是要充分调动贷款银行与担保机构双方的积极性，允许银行与担保公司分担风险的契约安排存在。二是要建立省级与全国性的再担保机构，通过多层次转保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三是要建立法律化与制度化的担保损失财政弥补机制，要将财政弥补款项列入每年的中央与地方预算，并设立由财政、银行、工商等部门组成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监督委员会，负责对中小企业担保、再担保机构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建议国务院尽快协调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担保机构、担保业务以及担保行业管理办法，促进担保业长期健康发展。
第二种是虽然不分担融资风险，但是本身具有较高风险评估能力的信用评级类中介机构。防范和化解中小企业债务性融资风险，银行信贷与信用担保必须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征信体系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享性的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系统，信用评级机构就可以对中小企业及其中小企业各种融资券进行信用评级，银行与担保机构也就可以利用评级防止融资风险。在实践运作中，有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个融资中介机构，在进行投资者(不仅仅是银行)与中小企业投资项目的中介撮合，向双方收取中介费用而不承担风险；也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对中小企业融资项目进行评级后向“合作”银行推荐，收取银行的代理费。
第三种是“远离”风险型的融资租赁类中介机构。设备租赁融资方式对于中小企业非常有利，因为往往融资租赁机构购买设备可以打折，便于降低中小企业的总体成本。融资租赁公司可以用租金现金流来偿付银行贷款利息，购买的设备又可以回购或是拍卖，这种资产负债结构致使融资租赁公司本身具有天然的抗风险能力。此外，中小企业出现风险后租赁设备不用清偿负债，融资租赁类中介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小企业破产风险有效隔绝。
㈦ 金融投资学：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正朝着分工更明确、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发展，如何做好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与实体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才是健康发展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实体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的“利器”。但金融所表现出来的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等功能，对经济活动具有有效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也让不少企业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爆炸式”增长。
然而，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无形中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金融“脱虚向实”成为尤为必要和迫切的目标。这时候则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银行业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加强产融结合。采用灵活的方式，满足小微企业各方面需求；一些商业银行还促进境内外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发展跨境金融，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其次，应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投资来实现直接融资，大大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当然在拓宽融资渠道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手段，比如大力发展场外股权市场；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融资渠道，建立合理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降低企业杠杆率；利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同发展。
政府在引导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适当降低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金融业至关重要，同时也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信用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