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京城金融有限公司

1. 历史上姓朱的名人

1、朱温

梁太祖朱温（852年12月9日—912年7月18日），开平元年（907年）到乾化二年（912年）在位。五代时期梁朝第一位皇帝，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县）人，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即位后改名朱晃。

2. 浙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的金融本科毕业生，哪个更容易在杭州找到金融类工作

从历史底蕴来说，上海交通大学一直是著名大学，114年的历史，培养出很多人才，钱学森，弘一法师李叔同，吴文俊，唐文治、蔡元培、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蒋梦麟、马衡、洪深、朱屺瞻、邹韬奋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毫无疑问选择交大经济管理专业啊，人大是一个很功利的学校，而且校园太小没有什么氛围。而复旦是没有任何历史底蕴的。因为复旦的历史是空白的。

还有你网络查查交大强大的经管实力吧：

安泰经济管理学院（Antai）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

这三个学院任何拿出一个都是国内顶级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又是亚太地区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国际知名。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比得上。

交大的排名，国家定位比其余的高得多，交通大学建国前就是一流大学了，这是其他学校比不了的。

现在的交大的发展速度公认是最快的，还有生源质量，国际化程度比剩下的学校好的太多了。

交大的商学院体系是国内最庞大的：安泰（antai），高金（saif），中欧（ceibs）构成交大商学院最强大的三驾马车，其中交大的中欧已经是国内的霸主，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商学院了，国际排名前20名的。

交大的安泰更是实力强劲，已经拿到了全球最好的三个商学院认证，AACSB；EQUIS；AMBA；【在上海，在中国只有上海交通大学拿到这三个国际顶级商学院认证！！】

这三个认证齐全是国际顶级商学院的标志；

【参考下边的新闻链接】只不过还没有在媒体正式宣布；

交大的MBA已经得到了全球前50强的认可，交大的硕士教育也是进入过全球第37、38位的水准；

交大的安泰，高金，中欧构成了国内最强大商学院系统，去任何一个都是对你未来发展的巨大促进。

参考这条介绍，尤其是最下边。

http://e.sina.com.cn/bschool/2010-09-10/1632266970_2.shtml

至于交大高金专门搞金融研究生，MBA，EMBA教育的，刚建设两年，起点极高，都是国际化师资，国际一流的大牌教授，同时学生都是来自清华北大交大这种学校，也体现这个金融学院的巨大吸引力，让你看看生源来源吧【参考最后的附图】：

很多清华北大过来读研的，可见人往高处走是吧。只有交大有这种吸引力。

无论是人大，还是复旦他们能招收到这种生源吗？他们有这种吸引了吗？

http://www.saif.sjtu.e.cn/index.php/AboutSaif/ShowContent/news_id/1527

“SAIF金融MBA项目原计划招收国内学生120人，而报考人数突破了500人，考录比达4.2:1。因此，SAIF扩招30名MBA学员，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新生联考【平均成绩在沪上MBA项目中拨得头筹。】”

现在的上海东北部的复旦大学所有的学科都来自于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其他学校的支援，

所有的知名教授都来自于其他著名大学的支援，主要来自于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复旦聚集了华东地区所有著名大学的王牌学科；

复旦大学所有的系主任都是浙江大学和交通大学的教授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很多也是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可见原来的复旦大学和浙大，交大实力相差之悬殊。

复旦尽管有100年的历史，但是是没有任何历史底蕴的，

去复旦的校史馆就可以看得出，没有任何著名人物是复旦培养出来的，院系调整前的上海人都是以去复旦为耻的，现在上海的老一知识分子提起复旦也是一直摇头；

如果同时去过复旦大学的校史馆和交通大学的校史馆，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两所学校历史底蕴的巨大差距，复旦是没有任何历史底蕴的。

比如复旦现在一直拿来宣扬的谷超豪，苏步青等等都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

下段文字摘于《大学教育科学》的院系调整史料研究，对于复旦的评价已经非常客气和隐晦了。

http://book.ifeng.com/special/49nianhoudaxue/201002/0203_9420_1536041.shtml

（3）“空白”的复旦。

假设当时全国只设五个综合性大学，上海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无疑是交通大学。可除了京城以外，这个最具战略地位的综合性大学却花落复旦，这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既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也没有一个有能耐的教授】。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现代科学家缺席的大学，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因为，无论是企业的兼并，还是学校的重组，一个自然的选择总是以大吞小，以强吸弱，这符合当事人的心理需求，更便利日后的正常运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并，就是规模小的大学或二、三流的大学并入规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学，而不是相反。

假如【今日的复旦，并入上海的一般性高校】，岂不成了笑话？

可当时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过，这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沪、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麾下】；同时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治理。只要便利自己的驾驭，几乎可以不考虑其他，这是院系调整的一大特征；设综合性大学时弃浙大、交大而取复旦，便是一例。

3. 长沙口碑最好装修公司有哪些

元洲装饰公司、轻舟装饰公司、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城市人家装饰（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阔达装饰集团均是长沙口碑良好的装修公司。

轻舟装饰是从事建筑装饰专业设计与施工的品牌企业，业务范围涉及家装、工装、家具等，是拥有国家建委颁发的专业资质等级证书的知名装饰企业。轻舟装饰以北京为核心，构建了遍布京城的十几家设计师、高端设计楼与遍布全国近百个特许加盟和直营分公司，构成了轻舟庞大的全国服务网络。

3、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创立于1998年八月 ,专业从事住宅、别墅、公寓、写字楼等工程建筑施工及装饰装修，具有甲级设计一级资质，是浙江省大规模的工程建筑施工及装饰装修企业。

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全面开发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上海等省市，相继成立100余家分公司，八家装联物流中心和杭州九鼎奥丽家私有限公司。

4、长沙城市人家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人家装饰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室内装饰公司，有着雄厚的资金力量和过硬的工程队伍，北京城市人家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是由国内大型房地产公司及金融投资机构投资的大型家居装饰企业。

公司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北京室内装饰协会会员单位，具有国家装饰设计施工双乙级资质。

5、长沙阔达装饰集团：

阔达装饰成立于成立于1997年，公司成立至今被授予“建筑装饰施工二级资质”单位，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经过21年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家装行业的领军品牌。

阔达成功提出了人本符号设计理念，创造性提出七种具有独特代表性的设计符号，精辟诠释了主人风格与完美家居的艺术结合。用符号雕琢细节，用细节展现家居表情，真正将主人风格通过符号设计融入生活。

4. 高考 想考金融专业,，将来想北京或上海念大学，但上海工作，北京和上海的大学大比较！

从历史底蕴来说，上海交通大学一直是著名大学，114年的历史，培养出很多人才，钱学森，弘一法师李叔同，吴文俊，唐文治、蔡元培、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蒋梦麟、马衡、洪深、朱屺瞻、邹韬奋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毫无疑问选择交大经济管理专业啊，人大是一个很功利的学校，而且校园太小没有什么氛围。而复旦是没有任何历史底蕴的。因为复旦的历史是空白的。

还有你网络查查交大强大的经管实力吧：

安泰经济管理学院（Antai）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

这三个学院任何拿出一个都是国内顶级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又是亚太地区排名第一的商学院，国际知名。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比得上。

交大的排名，国家定位比其余的高得多，交通大学建国前就是一流大学了，这是其他学校比不了的。

现在的交大的发展速度公认是最快的，还有生源质量，国际化程度比剩下的学校好的太多了。

交大的商学院体系是国内最庞大的：安泰（antai），高金（saif），中欧（ceibs）构成交大商学院最强大的三驾马车，其中交大的中欧已经是国内的霸主，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商学院了，国际排名前20名的。

交大的安泰更是实力强劲，已经拿到了全球最好的三个商学院认证，AACSB；EQUIS；AMBA；【在上海，在中国只有上海交通大学拿到这三个国际顶级商学院认证！！】

这三个认证齐全是国际顶级商学院的标志；

【参考下边的新闻链接】只不过还没有在媒体正式宣布；

交大的MBA已经得到了全球前50强的认可，交大的硕士教育也是进入过全球第37、38位的水准；

交大的安泰，高金，中欧构成了国内最强大商学院系统，去任何一个都是对你未来发展的巨大促进。

参考这条介绍，尤其是最下边。

http://e.sina.com.cn/bschool/2010-09-10/1632266970_2.shtml

至于交大高金专门搞金融研究生，MBA，EMBA教育的，刚建设两年，起点极高，都是国际化师资，国际一流的大牌教授，同时学生都是来自清华北大交大这种学校，也体现这个金融学院的巨大吸引力，让你看看生源来源吧【附图】：

很多清华北大过来读研的，可见人往高处走是吧。

无论是人大，还是复旦他们能招收到这种生源吗？他们有这种吸引了吗？

http://www.saif.sjtu.e.cn/index.php/AboutSaif/ShowContent/news_id/1527

“SAIF金融MBA项目原计划招收国内学生120人，而报考人数突破了500人，考录比达4.2:1。因此，SAIF扩招30名MBA学员，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新生联考【平均成绩在沪上MBA项目中拨得头筹。】”

现在的上海东北部的复旦大学所有的学科都来自于其他学校的支援，

所有的知名教授都来自于其他著名大学的支援，主要来自于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复旦聚集了华东地区所有著名大学的王牌学科；

复旦大学所有的系主任都是浙江大学和交通大学的教授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很多也是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可见原来的复旦大学和浙大，交大实力相差之悬殊。

复旦尽管有100年的历史，但是是没有任何历史底蕴的，

去复旦的校史馆就可以看得出，没有任何著名人物是复旦培养出来的，院系调整前的上海人都是以去复旦为耻的，现在上海的老一知识分子提起复旦也是一直摇头；

如果同时去过复旦大学的校史馆和交通大学的校史馆，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两所学校历史底蕴的巨大差距，复旦是没有任何历史底蕴的。

比如复旦现在一直拿来宣扬的谷超豪，苏步青等等都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

下段文字摘于《大学教育科学》的院系调整史料研究，

（3）“空白”的复旦。

假设当时全国只设五个综合性大学，上海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无疑是交通大学。可除了京城以外，这个最具战略地位的综合性大学却花落复旦，这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既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也没有一个有能耐的教授】。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现代科学家缺席的大学，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因为，无论是企业的兼并，还是学校的重组，一个自然的选择总是以大吞小，以强吸弱，这符合当事人的心理需求，更便利日后的正常运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并，就是规模小的大学或二、三流的大学并入规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学，而不是相反。

假如【今日的复旦，并入上海的一般性高校】，岂不成了笑话？

可当时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过，这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沪、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麾下】；同时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治理。只要便利自己的驾驭，几乎可以不考虑其他，这是院系调整的一大特征；设综合性大学时弃浙大、交大而取复旦，便是一例。

5. 历史上的朱姓名人有哪些

朱氏名人
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元末农民起义，他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后来统领了这支起义军。朱元璋标准像1368年，率军攻克大都（北京），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庙号明太祖。其后共传12代17帝，立国276年。
朱柏庐：清初居乡教授学生，治学用程、朱为本，提倡知行并进。其《治学格言》世称《朱子家训》，被后世视为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本，影响深远。
朱 温：后梁太祖，五代梁王朝建立者。公元907年代唐称帝，后为其子友珪所杀。
朱士行：三国时第一个去西域求法的僧人，中国僧人讲经往往从他开始。 朱 亥：战国勇士，魏国人。是朱姓最早出人头地的人物。据说他力大无穷，勇气过人，曾经凭着40斤重的铁锤，保存了情势危急的赵国。
朱敬则： 唐朝大臣、政治家、史学家。字少连，永城人，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生。历仕高宗、则天、中宗三朝,历官洹水尉、右补阙、正谏大夫兼修国史,后迁凤阁鸾台平章事,执行宰相职务。他为官清廉，辞官归来时只一人一马别无所有。著有《十代兴亡论》、《五等论》等书。
朱载堉：明朝音律学家、数学家。
朱棣：明成祖，明朝第三位皇帝。朱元璋第四子。命解缙等人编纂《永乐大典》实为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曾派郑和
率领船队七次出使西洋，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见郑和下西洋)。 朱耷：即八大山人，本名朱由桵，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画家、书法家。为明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清初画坛“四僧”之一，水墨写意画大师。
朱德：（1886~1976）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 ～ 1976）。
朱镕基：1998年3月至2003月3月任国务院总理。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 朱熹：（1130-1200年）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红灯：（？—1899年），原名朱逢明，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人。义和团最初领导人，主张“扶清灭洋”。
朱宣咸：(1927年浙江--2002年重庆)，中国画画家，木刻版画家与美术教育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起从事中国画与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创作。重庆市美术家协会首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成立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的筹备人，成立重庆国画院的发起人，重庆美专校的创始人、并任校长。
朱贝贝：（1987年）著名音乐人，山东艺术团委员会委员，索卡尼娱乐传媒名义主席兼董事长，朱家心连心艺术团团长，著名代表作《深爱你的猪》、《梦想》、《把爱给了你》，其中《把爱给你了》曾荣获流行音乐十大银奖。 朱光潜（1897～1986年），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
朱光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两弹之父。
朱彤：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中央电视台编委会委员，高级编辑。四川省戏曲学校中专毕业，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习本科毕业，俄罗斯国立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导演学博士学位。曾任四川省川剧院演员、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讲师。1994年9月调入中央电视台，历任导演、制片人、文艺中心影视部副主任、中央电视台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处处长、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2008年8月任现职。
朱广权：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员。

6. iso9001质量认证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

简介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系1996年8月2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16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发起组建。在以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为核心的专业化、国际化的管理团队领导下，泰康人寿发展迅速。目前已在全国设立了北京、上海、湖北、山东、广东等32家分公司，200多家中心支公司，2500营销服务网点，成功完成全国性经营网络的搭建。
2000年11月，泰康人寿全面完成经国务院同意、保监会批准的外资募股工作。目前，泰康人寿共有21家股东，其中外资股东包括瑞士丰泰人寿保险公司、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和日本软库银行集团等著名国际金融企业。
2004年泰康人寿成功发行13亿元次级债券，为高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本保障，有效增强了泰康人寿的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
截至2006年底，泰康人寿资产总额为867.20亿元，当年保费突破200亿元，累计为1300万客户提供保险服务。
截至2007年底，泰康人寿资产总额为1600亿元，当年保费突破343亿元，累计为1700万客户提供保险服务。
该企业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名列第一百七十三，2007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名列第一百八十八。
企业文化

◇ 公司从外部引进新员工，应形成共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通过扬弃，迅速融入团队、推动公司的进步。
◇ 同时，外部进入的新员工在贡献自己的新思维时，也会补充完善公司原有的文化体系。
◇ 吐故纳新，去粗取精，不断充实，不断发展。
如果说企业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大树的根就是核心，是企业的理念和文化，是企业经营发展的灵魂；大树中间的躯干、茎就是各种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是企业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企业运营的基本保障；而大树的花、果、叶就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企业的外在形象。
企业经营
泰康人寿的发展目标：努力把泰康人寿建设成为最具亲和力、最受市场青睐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务集团
泰康人寿的品牌定位：代表日益成长的工薪白领人群的现代生活观、现代消费观和家庭价值观
泰康人寿的市场定位: 融入21世纪大众生活，为日益崛起的工薪白领人群提供高品质的寿险服务
奉行“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坚持稳健经营、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
泰康人寿重视防范金融风险，率先采用国际惯例进行信用评级，信用等级为AAA-级，意为“清偿能力非常强，风险最小”，公司成立至今没有一笔呆坏帐。
泰康人寿率先采用国际标准的规范化管理，2004年全系统全面通过ISO9001:2000认证，成为中国金融业第一家全系统全面通过认证的全国性金融机构，表明公司从设计、销售、服务的整个管理过程均达到国际标准质量管理要求。
泰康人寿创造性地提出：“买车 买房 买保险－现代生活新三件”
2002年，泰康人寿首倡青春、健康、时尚、幸福美满的现代生活观、现代消费观和家庭价值观。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人寿保险将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同住房、汽车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追求的“新三大件”。
2005年，“品质生活”巡演沙龙活动更使“保险是中产人群品质生活的标志”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买车、买房、买保险成为消费新时尚”被《金融时报》评为“2005年度中国保险业十件大事”。
构建全面清晰的业务体系，充分满足大众对寿险产品需求
2006年4月-7月，泰康人寿个险事业部、银行保险事业部、员工福利计划事业部相继成立，公司管理架构转变为矩阵式管理，条块结合，为业务发展注入了活力。
泰康人寿注重构建全面清晰的业务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个人营销为核心、团险、银行保险和续期业务齐头发展的业务态势，产品涵盖少儿、女性、医疗、养老、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分红、投连、万能保险等各方面，可充分满足大众对寿险服务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需求。
率先推出并不断升级“泰康家庭保障计划”，实现了“一张保单保全家”
2002年，泰康人寿融合国际最新技术，在保险业内率先实现了“一张保单保全家”，从一对一的个人营销方式转变为对整个家庭的现代销售方式，满足了工薪白领人群对家庭价值的追求。经过两次全面升级，2005年4月泰康人寿推出《爱家之约2005》，升级后的产品增加了新险种，扩大了缴费期限，增加了灵活性，强化了保障功能，实现了产品形态从保险套餐——保险自助餐——保险超市的升级过程。2006年，“泰康爱家理财保险计划”推出，首次将传统保障型产品与万能险产品有机捆绑，家庭保障超市在完善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代客理财”的附加值服务。截至2006年底，共有超过80万个家庭投保了泰康人寿的爱家产品。
创建四位一体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互动式综合服务体系——“泰康新生活广场”
2002年，体现泰康人寿全新服务理念的“泰康新生活广场”在全国各家分公司全面推出，形成了四位一体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互动式综合服务体系。在这里，客户将通过泰康人寿的“新生活广场门店”、“新生活广场电话——95522”、“新生活广场网络——”以及“朝气蓬勃、健康向上、专业诚信的员工队伍”，享受到更具个性化、亲和化、综合化、全天候的金融服务。2004年6月6日，泰康人寿推出“新生活俱乐部”，2006年新生活贵宾俱乐部实现升级，整合了泰康人寿各种附加值服务品种，搭建了一个规范、有序地为客户提供附加值服务的平台。
企业文化
泰康人寿的成就 2007年1月27日，泰康人寿荣获最受信赖的寿险公司称号，“爱家之约”荣获中国市场优秀寿险产品奖。
2006年12月，“泰康新生活广场”荣获中国客户关怀大会颁发的第一届“中国十大服务品牌”殊荣。2005年11月，泰康人寿荣获“中国企业客户关怀80强”和“最佳客户管理应用奖”。
2006年10月，泰康人寿荣获世界生产力大会“世界市场中国行业十大品牌”，董事长兼CEO陈东升荣获“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50人”。
2006年1月，泰康人寿荣获“最佳社会公益奖”。
2004年底，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当选《财富》(中文版)“2004年度中国商人”，并成为《财富》封面人物。
2004—2006年，泰康人寿连续荣登中国企业500强。
2003—2005年，泰康人寿连续当选“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
2004—2005年，泰康人寿荣获“2004中国最值得信赖的寿险公司”和“中国10大最受赞赏保险公司”。
2004年12月，泰康人寿全面通过ISO9001:2000国际标准(UKAS）质量体系认证。
2003年3月，泰康人寿家庭保障计划产品与推广获得“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工程优秀成果”称号。
2001年，泰康人寿在保险业内率先采用国际惯例进行信用评级，三年内从AA级跃居AAA-信用等级。
2000年11月，经国务院同意、保监会批准，泰康人寿圆满完成外资募股。 [编辑本段]泰康人寿理赔大事 1996年11月，一个划破手指的小男孩，成为泰康人寿第一个理赔客户。
1997年10月，被保险人意外身故，泰康人寿向受益人支付60万元理赔款，圆满受理1997年京城最大的寿险理赔案。
1999年5月，泰康人寿妥善处理了当年国内最大的个人寿险理赔案，累计支付240万元理赔款。
2001年8月16日，“泰康在线”受理了我国第一例网上保险理赔案，对客户进行了救援治疗及快速理赔。
2003年11月20日，被保险人因病身故，泰康人寿向受益人支付包括重大疾病保险金和附加住院医疗保险金等在内的总计820万元理赔款，圆满受理当年国内最大的寿险理赔案。
2004年11月，包头空难突降，两名被保险人身故，泰康人寿向受益人支付共计210万元的理赔款。
2006年3月，泰康人寿受理公司当年最大理赔案，向受益人赔付132万元的理赔款。
2006年，泰康人寿当年赔付总额为8.03亿元。
截至2006年底，泰康人寿成立10年累计赔付超过26亿元。
……
理赔处于保险服务的核心环节，是保险公司兑现承诺，为客户提供保险保障的重要体现。从1996年第一个理赔案，到2003年国内最大的820万元寿险理赔；从年交保险数百元的客户，到一次趸交上百万元的客户，泰康人寿专业的服务品质、诚信的服务精神从未改变。
泰康人寿机构名录
总公司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泰康人寿大厦 010-66429988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泰康人寿大厦 010-66428866
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胜路泰合广场20－21层 027-85510990
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189号城建大厦18层 020-38799200
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西御街16号商业银行大楼3-4层 028-86160011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26、25层 021-52981818
辽宁分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205号 024-22877000
江苏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龙蟠中路323号 025-84470666
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96号之俊大厦1、2、6、7层 0571-85802112
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经四路310号银工大厦西楼 0531-87920666
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未来大道69号未来大厦11层 0371-65610022
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18号君悦大厦4层 022-27827666
陕西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北路39号开成大厦 029-85218111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68号光大银行大厦7－9层 023－637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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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闻掌华的背景

浙江美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江美都”)是一家1997年成立的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民营企业，其董事长闻掌华原为浙江省湖州市下属某镇的镇长，1993年毅然辞职下海，白手起家，靠房地产开发攫取了“第一桶金”。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浙江美都发展成为一家总资产3亿元、净资产近1亿元，横跨房地产、旅游、娱乐、汽车出租等行业的集团公司，公司也由湖州迁入了省会杭州。
尽管公司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是在民营企业强手如林的浙江，像浙江美都这样的区域房地产“新星”，如果耐心排队等待首发上市(IPO)，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
闻掌华了解资本对于企业成长的杠杆效应，也在四处寻觅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从2000年起，浙江美都先后与好几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谈过买壳事宜，但因不熟悉相关运作，缺乏专业人手，结果都是铩羽而归。
而与浙江美都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浙江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在2001年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成功借壳“辽房天”(股票代码000558，后更名为“莱茵置业”)，并且借壳后通过一系列运作，其规模效益都有了很大提升，这一发生在身边的实例无疑深深触动了闻掌华。2002年5月，闻掌华找到了“莱茵达——辽房天”并购案的策划者高江，并正式委托中企东方作了浙江美都的财务顾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企东方接受委托后，迅速成立了一支由并购、法律、财务、公关等专业人员组成的项目组，协助浙江美都展开一场彻底的“整形手术”，包括：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财务管理，转变经营战略，调整资产布局。其目的在于：不仅使浙江美都满足收购重组一家上市公司的各项法律、法规要求，而且使其完成功能转型，即由原先的产业经营型企业转变为投资控股型企业，以便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平台。
在中企东方的指导下，浙江美都历时4个月的内部重组收效显著：主体经营性资产被归并到了各子公司中；总公司更名为浙江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强化了战略管理和投融资职能；各办公室门前挂起了“企划”、“研发”、“投资”、“稽核”等职能部门的牌子；为了与将来所控股的上市公司严格“三分开”，浙江美都还作了一系列业务和人员的调整。经过诸多努力，一个股权结构清晰、投资层次分明、资产充实完整、运作规范有序的新美都出现了，并作好了进入资本市场的各项准备。
与此同时，搜寻并购目标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多轮筛选、论证、谈判，中企东方将目标锁定在了沪市上市公司宝华实业身上。
1999年上市的宝华实业一直是资本市场上各路“诸侯”觊觎的对象。然而，宝华实业的控股股东—北京天鸿集团公司(简称“天鸿集团”)是京城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要从它手中接走一家上市公司谈何容易！
宝华实业其实早就在中企东方的视线范围内，两家公司的高层也早已有过接触。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的了解，中企东方得出结论:天鸿集团转让宝华实业的控股权利大于弊，而且正当其时。理由是：在天鸿集团几百亿元资产的大“棋盘”中，宝华实业不过是颗小小的“棋子”，其主营业务和所处地域都与母公司相距甚远，母子公司间的整合难度大。换句话说，天鸿集团如欲扶持宝华实业，只能向其注入房地产类的资产和资源，而这些房地产业务一旦成长起来，就会形成集团内部此消彼长的同业竞争，破坏天鸿集团在全国的整体产业布局。
事实上，自宝华实业上市以来，天鸿集团对它“输血式”的扶持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巨额关联交易的途径来进行的。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监管力度的加强，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扶持，使天鸿集团捉襟见肘、倍感吃力。2001年初，天鸿集团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天鸿宝业亮相了，这家新上市企业集中了集团内诸多优势资源，且与天鸿集团同处北京，都与房地产开发为主业，母子公司间管理、整合的难度都较低。相形之下，受海南经济大环境的制约，宝华实业的经营状况一直没有起色，2001年甚至出现了首次亏损，从而丧失了在证券市场上再融资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天鸿集团多年来予以宝华实业的贡献不仅没有回报，反而需要更大的付出。
可见，宝华实业在天鸿集团体系内的存在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天鸿集团同时扶持两家上市公司将得不偿失，采取汰弱留强的战略是其明智的选择。
从浙江美都的角度看，宝华实业却是一只异常难得的好“壳”：股本小，未来资产资本的扩张能力强;资产状况简单，主体资产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和北京大运村学生公寓经营顺畅，基本上没有不良资产;负债率低，今后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开展负债经营的空间大。这些条件对于浙江美都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然而仅有理想的并购目标并不能保证并购的成功，更关键的因素在于有一份科学合理而创意独到的策划方案。
在对并购双方各自所处的战略态势作了深入分析后，中企东方认为，天鸿集团和浙江美都虽然同处房地产业，但地域悬殊，性质迥异，二者的优势和劣势恰好构成互补，如能以宝华实业作为协作平台，将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而，宝华实业的重组方案就不应该是单纯的国退民进、改换门庭，而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浙江美都虽在资产规模上与天鸿集团不可同日而语，但民营企业鹰一般敏锐的市场目光、猎犬一样机灵的市场嗅觉却是天鸿集团等国企所欠缺的；另一方面，天鸿集团强大的政府背景和品牌融资优势又是浙江美都等民企难以企及的，二者如能为了宝华实业的长远发展携起手来，将创造一个国有民营经济有机融合、南北房地产业相呼应、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良性循环的典范。
基于以上分析判断，中企东方代表浙江美都向天鸿集团提出了收购建议：浙江美都受让宝华实业的控股权，同时天鸿集团保留第二大股东的地位，交易双方以此为契机结成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在中企东方的撮合与安排下，天鸿集团与浙江美都的高层在西子湖畔会面了。让天鸿集团的代表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浙江民企做事的方式和效率，还有长江三角洲房地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这里与宝华实业所处的海南经济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关股权转让的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迅速推进，如果说这是一场善意的并购，毋宁说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联合。
很显然，由中企东方提出的重组方案道出了双方利害之所在，与天鸿集团新上任领导班子的总体思路不谋而合。
几经磋商，天鸿集团不仅与浙江美都达成了股权转让意向，而且双方一致同意让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迁址到杭州。2002年9月，天鸿集团与浙江美都正式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浙江美都受让天鸿集团所持宝华实业28.23%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于是，总资产3亿元、净资产不足1亿元的浙江美都一举控股了总资产7.3亿元、净资产4.2亿元的宝华实业，可谓“四两拨千斤”。而且，由于宝华实业是天鸿宝业(股票代码600376)的第二大股东，浙江美都又顺带间接参股了另一家上市公司。就这样，浙江美都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资本“跳跃”。与此同时，天鸿集团保留了21.22%的股份，作为第二大股东，既能在将来分享战略投资的长线收益，又卸掉了压在“老大”身上沉甸甸的担子。
自2002年底起，换了新“东家”的宝华实业开始了有条不紊的重组进程：通过清理与天鸿集团之间的关联资产和债权债务，规范了过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关系；由于跳出了原有的集团利益框架，一批停滞多年的项目如海若云庄得以重新启动；盘活了固有资源后，公司经营重心向长江三角洲全面转移，2003年初斥资1.8亿元中标了浙江淳安千岛湖和杭州市两个地块的开发项目。
如今，宝华实业已正式更名为浙江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地点也迁入了杭州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中大广场。过去在天鸿集团体系内，宝华实业仅是一条“大池塘里的小鱼”，现在收归浙江美都旗下，成了整个集团的主力军，自然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进军资本市场是浙江美都成长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控股上市公司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浙江美都的资产规模、社会影响、投融资能力都大大增强，不仅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屡屡中标，而且新近获得了当地银行给予的10亿元贷款额度。目前，整个集团的总资产比起买“壳”前增长了200%，达到了近9亿元的规模，浙江美都藉此完成了它的第二次资本“跳跃”。此时，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美都“掌门人”闻掌华坐在杭州中大广场28层宽大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楼群，不禁踌躇满志。
浙江美都的成长趋势线是其财务顾问中企东方事先描绘好的。具体负责“浙江美都-宝华实业”项目策划工作的中企东方总经理助理李佐高认为，并购本身是一项高风险的企业行为，如果没有增量资源的进入，仅仅是单纯的资本重新排序组合，则并购有可能成为一种“零和游戏”， 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而德隆的理念是，并购和产业整合都需要引进关键性的增量资源，才能使并购后的企业顺利突破“瓶颈”。在“浙江美都——宝华实业”的并购案中，这种关键性的增量资源就是浙江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为了鼓励上市公司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土地供应、信贷、税收等方面予以了浙江美都诸多优惠政策，这是其实现资本“惊人一跳”的重要保障。
李佐高直言，德隆能以数十亿资产撬动1200亿规模的资产，最大的诀窍就是找到了一个新型的合作模式—姑且可以将之称为资本市场顶级企业家俱乐部。中企东方的操作可以说是套用了德隆的成功模式，而在此之前，德隆在整合新疆的水泥行业、让屯河股份从水泥大王变身亚洲第一番茄酱生产商，就已经体现出这一倾向。
如果说那时的德隆更多地体现为“产业整合”的话，操作美都借壳宝华时的中企东方，就已经达到生产企业的“企业资源整合”。
目前浙江省上市公司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认识到了这一点，中企东方在为浙江美都作的策划方案中，不仅考虑到了资本的位移(由海南转移到浙江)，资源的重置(民营与国有经济的互补)，而且重点设计了对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借助政策扶持)。这一策划方案没有照搬德隆并购案例的现成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隆理念的精髓。
资产和资本都是整合双方提供，而德隆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操盘手和中介人的作用，德隆在中国资本市场短短几年飞速膨胀，依赖的也正是自己四两拔千斤的“整合能力”。德隆成立中企东方，正是想通过一系列的投行业务操作、并购、整合，向中信综合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转变，渐渐使这一企业家俱乐部真正成型，使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愿意归并到德隆这支旗下，做一些他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大事。
此前市场上许多风传被德隆并购或操纵的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否认并购，或者否认大股东是德隆，正是德隆这一特殊的模式造成的。
中企东方成立之初，选择了一个很不错的起飞地点——经济飞速发展的浙江。这里有生气勃勃的民营经济，有巨额滚动的民间游资，有亲民务实的地方政府，有一大批迫切想上市而在证券市场的大门前望洋兴叹的优质企业，可以说，浙江是一块开展投行业务的宝地。
德隆的野心，是通过中企东方将尽可能多的浙江民企送入资本市场，再通过德隆这个企业家俱乐部，将这些企业和资源在资本层面上进行整合。
据统计，至目前为止，浙江民企进入上市辅导期的已达117家，在目前的“通道制”下，这一数字要想消化完，也要好几年的时间。况且，浙江民企还普遍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绝大部分企业离规范化股份公司的运作相距甚远，这严重制约了其直接上市的进程。
此外，产权结构单一、财务管理中计帐纳税的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队伍等等因素都是阻碍浙江民企直接上市的软肋。
针对浙江民企这种生存发展的现状，中企东方为他们度身定做了一套完整的资本运营方案，即：在完成规范化改造的同时，借助德隆娴熟的并购技巧实现“借壳上市”，再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开展并购扩张和横向整合，最终促使企业的核心业务上规模、上档次、上台阶。中企东方副总裁高江认为，许多浙江民企经过多年来一砖一瓦的积累，已到了突破瓶颈、厚积薄发的阶段，而要实现这一突破，企业必须完成其成长方式的转型，即由过去的内部积累转到并购整合与外向扩张上来，而这正是德隆的强项。
浙江民企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敏锐的市场目光、务实的经营作风和良好的成本控制，如果再加上德隆的并购成长模式和资本市场资源，将会如虎添翼，收到跨越式发展的功效。2002年下半年完成的“浙江美都——宝华实业”并购案可以视为中企东方的小试牛刀之作。

8. 金融中的案例雍正皇帝 为什么康熙钱铸造比例是半铜半铅会引起如此大的弊政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王德泰 强文学
《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
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其中，铸币制度的改革是其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当时的铸币制度改革，有人撰文认为，雍正皇帝即位后，“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时的金属成分比例，即铜五铅五铸钱。但不久，户部云贵主事孙嘉淦上了一个条陈，力主改变新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主张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最后雍正皇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①这一提法与历史事实不符。纵观雍正帝的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的内容较为丰富，包括减轻钱文铸重、降低铸钱原料中铜铅价格、用滇铜、黔铅代替洋铜、倭铅等等。改变金属成分比例仅是其币制改革的内容之一。但是，雍正皇帝在币制改革中绝没有将新铸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由铜五铅五变为铜四铅六。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对雍正朝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做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正之。
一、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
铜钱制度是清代币制的主要内容。清代币制因循明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为了便于流通，白银需要铸成不同重量的银锭，各地官私银炉均可以自由铸造，政府不加干涉。铜钱作为政府法定铸币，则严格控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私铸、私毁按律治罪。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二者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货币市场秩序，清政府以银权钱，明确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且“永为定例”。但是，这一“定例”从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过。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总是离开清政府的“定例”而上下波动，有时波动的幅度较大。在清代前期(1840年前)的近二百年间，银钱比价波动常常成为困扰清朝政治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而备受朝廷重视。为稳定银钱比价，清政府总是围绕铜钱的铸造进行币制改革。从这个意义讲，铜钱制度是清代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铜钱是中国的“国币”。②
铜钱是铜铅锡合金制品。清朝初年，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铅(实际上是锌，但清政府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中都称铅，以下仍沿用这一习惯称谓)。为了防止私毁铜钱，乾隆朝时加入了少量锡铸造青钱。铜钱价值含量的高低主要来自铸钱原材料的成本。清初铸钱刚开始时，铸钱规模尚小，主要以旧钱旧铜器皿为铸钱原料。当时，铜随地可得，铜价低廉。如顺治十一年(1654)，宝泉局铸钱“用过钱杂等铜二百二十万斤，内除耗铜不计价值外，各价不等，计共值银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③由此可计算出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而云南是铜料主要生产基地，虽说当时铜厂关闭，但废铜较为充裕，相对其它地区铜价更低。顺治十六年(1659)，云南省铸局用铜每百斤价银二两二钱，铅每百斤价银四两七钱。④低铜价必然造成铜钱的低成本。在顺治朝，宝泉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基本保持在0.7～0.8两上下，江宁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6钱左右，云南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在0.7两。⑤
但收买旧钱旧铜器皿毕竟不能成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的原料来源。早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时，收买旧钱旧铜器皿作为鼓铸原料的缺陷就充分显现。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清政府打破海禁，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中国货物，远涉重洋，到日本售货易铜，带回国内以供鼓铸。此后，国内铸钱主要以洋铜(即日本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高昂，且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高出国内旧钱旧铜器皿价格数倍。铸钱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成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康熙九年(1670)广东省铸钱为例，“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按铜钱千文值银一两计算)，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铜价以每斤六分五厘计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改用洋铜为铸钱原料后，按照“地方时价工本计算，实用过铸本一千四十三两。”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为1.45两，“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⑥铸局亏损严重。其他各省局铸钱成本的情况当与广东类似。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商品货币流通市场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康熙二十三年(1684)吏部左侍郎陈廷敬奏称：“今日民间不便者，莫甚于钱价昂贵，定制每钱千文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⑦在清政府看来，稳定银钱比价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铸钱成本，而降低铸钱成本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改变铜、铅的配铸比例和降低钱文铸重。在清代前期，曾实行过铜七铅三、铜六铅四、铜五成四铅四成六、铜铅各半等不同的配铸比例。而且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铸局之间，在铜铅配铸比例上又有差别。在铸钱原料中，铜价较铅价高出许多。商品市场贸易中铜的价银最高时每百斤达二十余两，最低也接近二十两。而倭铅价银最高为康熙朝，每百斤接近十两。一般来说，铜钱中含铜量越高，成本越高，含铜量越低，成本越低。总的趋势是，清政府在铸钱用铜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常常通过减少铸钱中用铜、扩大用铅比例的办法，以降低铸钱成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减少铸钱成本又不断减少钱文铸重。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铸造过每文重一钱、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不同重量的铜钱。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将铜钱每文铸重由一钱四分改为铸重一钱，变铜七铅三为铜六铅四配铸。大幅度减轻钱文铸重和减少铸钱用铜的比例，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但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铜钱价格很快又由贵变贱。如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以八钱银计为一千钱”。⑧三十九年，湖南、湖北“钱易雍滞，价值过贱。”⑨四十四年，北京“以白银十万两，可换新铸大制钱十四万吊。”⑩四十五年直隶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左右”。山东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江宁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一百文”。⑾京城“钱价甚贱，以致民怨”。⑿
铜钱价格低贱不仅造成了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而且导致自“铸小钱以来，私铸钱不能停止”的严重后果。迫于压力，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定，“更定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⒀铜钱铸重又回到顺治末年的水平上。
恢复铜钱铸重一钱四分，又大大增加了铸钱成本。江南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四两一钱；浙江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五两五钱。⒁每串成本在十二两至十三两之间。进入雍正朝以后，“宝泉宝源二局每年额铸六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每串需工本银一两四钱三厘七毫五丝，以钱一串抵银一两外计，每串亏折银四两三厘七毫五丝，每年共计亏折银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零”，⒂亏损非常严重。与此适应，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价格继续又开始“昂贵”。康熙六十一年(1721)，户部议言：“向市价一两易钱八百八十文，今每银一两易钱七百八十文”⒃。
可以看出，为稳定商品货币市场的铜钱价格，顺治、康熙两朝对铸钱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改变铜铅配铸比例(事实上，康熙皇帝在位时，从来没有在铸钱制度中将铜的金属比例降至六成以下，也就是说，从未按照铜五铅五的金属比例铸钱)，还是增减铜钱铸重，这些改革措施都因铸钱用铜的缺乏和铜价的高涨而失去意义。降低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提高铸钱成本，铜钱价格很快增昂，但各铸钱局亏损严重，铸钱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清代铸钱事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银钱比价波动成为困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雍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铸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
二、铸币制度改革的内容
雍正即位后，即着手对铸币制度进行改革。
雍正五年，“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清朝文献通考》对这一制度的实行作了这样的解释，“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嗣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一，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六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⒄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嘉庆、道光时期成书的货币史资料《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各局铜铅比例作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五年，仍以铜六铅四配铸，……乾隆六年十二月，改为四色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⒅说明云南各铸钱局最终是在乾隆六年实行铜铅对半配铸。这一记载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题本》关于贵州省局实行铜铅对半配铸的时间完全一致。“黔省改铸贵钱，前因各匠役初行试铸，未能体验火候，以致对配鼓铸每多折耗，今选择谙炼匠役，督同亲试，细察火色，照依京局对配之例，学习试铸。近日各炉铸出钱文，虽未能尽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铜铅配对鼓铸，以免虚糜。”⒆此后，无论京局还是各省局，从制度上来说，都以铜铅对半配铸，并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如乾隆五十七年，宝陕局“共用红铜二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斤八两，白铅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二斤十二两，……白铅一千九百二十八斤十三两，点锡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二两，点锡九千五百九十七斤十二两三钱”。⒇乾隆五十八年，宝武局“共用铜铅锡七十万一千九百斤”，其中用铜和铅锡分别为350950斤。[21]说明陕西和湖南当时都是铜铅对半配铸。
当然，人们在历史资料中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宝泉、宝源局等许多铸钱局，乾隆五十年以后，用铜的数量超过用铅数量。如乾隆五十八年，户部宝泉局铸钱“用十成铜一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六厘，八成滇铜四百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一斤九两四分一厘，六成废印铜二百九十斤一十两。白铅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一两四钱二分九厘，高锡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六斤五两九钱七分八厘，又附鼓铸淘洗铜五千八百五十斤。通共用铜铅锡七百七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四斤一十一两六钱四厘。”[22]其中约用铜4174119斤，用铅锡约为3557005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三年，工部宝源局铸钱用铜1939885斤，用铅1660113斤，[23]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九年，宝浙局铸钱用铜494141斤，用铅392031斤，[24]铜铅配铸比例是56％比44％。以上三局铜铅配铸比例中，用铜多于用铅，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在制度上改变了铸钱中铜铅的比例?不是的!这些铸钱局用铜多于用铅，是因为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八成”、“六成”“低铜”的缘故。按照规定，“八成”“六成”“低铜”要折合成“十成”铜。这样，单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铜的比例自然加大了。
如果说清政府后来对铸钱制度中铜铅配铸比例作过调整的话，那只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后，宝泉局“以铜六成铅四成，配搭鼓铸”。而嘉庆元年，宝泉局又改为以“铜五十二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三色配铸。”[25]此后，铸钱中铜铅配铸比例时有改变，但因嘉庆朝以后铜钱价格日益低贱，清政府总是力图通过铸钱中增加铜的比例，提高铜钱的价值，以扭转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低贱的局面。
根据以上考察看出，雍正皇帝进行币制改革时，将铜六铅四改为铜五铅五配铸，后来各朝都按这一比例铸钱。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各铸钱局从未将铜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铜铅对半配铸，这是铸钱用铜的底线，用铜低于五成，铸出铜钱掷地即碎，无法流通。所以，关于雍正皇帝即位后“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铸钱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结论。
雍正皇帝铸币改革的另一中心内容是降低钱文铸重。雍正皇帝即位后，通过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利弊的深刻反思，认为“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划变通，斯可以平钱价而杜诸弊。”把改革铜钱铸重作为稳定铜钱价格和杜绝铜钱流弊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重一钱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销毁弊多，改重一钱，嗣因私铸竞起，于四十一年又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愈重”。[26]而销毁铜钱，“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随时熔化，骊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他认识到，钱文铸重一钱太轻，一钱四分过重，若照“顺治二年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27]力图做到钱文铸重适中，不偏不倚，使销毁者无利，私铸者亦难。这是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的总结，注意到了币制改革既要有利于货币的长期稳定，便捷流通；又要杜绝私毁、私铸铜钱。于是，规定各钱局按铜钱每文重一钱二分铸造。此后，钱文铸重一钱二分成为定制。
雍正皇帝币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以滇铜、黔铅为铸钱的主要原料。康熙朝时期，无论京局、省局都以洋铜为铸钱原料。洋铜主要来自日本，价格高昂。且商办洋铜日益困难，拖欠严重，影响着清代铸钱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朝廷，滇省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一百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铜斤可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收买还项。”雍正皇帝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决定“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供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供江苏采办之用。”“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加以运至汉口、镇江，水脚需十三两以外，较之原额亦稍有节省。”[28]随后云南铜矿开采兴旺，矿铜数量大增，乾隆初年年产已接近1000万斤。乾隆四年，京城户工二局鼓铸用铜400万斤，后逐渐扩大到630余万斤，尽归云南办运。各省铸钱亦大部分采用滇铜。滇铜替代洋铜成为各铸钱局的主要原料。长期以来困扰清政府的铸钱用铜问题完全得到解决。
另外，雍正朝以前，铸钱多用倭铅(日本铅)。倭铅价格较贵。“京局改定对配以来，每年增办铅至三百六十六万斤，向由商人承办，每斤给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铅价、水脚共计每百斤九两二钱五分。雍正朝时，“贵州之莲花、殊砂等厂，所产白铅岁不下四五百万斤，各厂定价每百斤一两三钱。”较之倭铅价格极低。于是，雍正皇帝下令“贵州巡抚委员照额收买，分解户工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29]铅价、水脚每百斤共计四两三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用铅价格。
为保证铸币制度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雍正皇帝还颁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黄铜器皿。雍正帝认为：“制钱千钱，重八斤一十二两，除去倭铅，独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买银四钱有零，是千钱值银一两，而千钱值红铜造成器皿之银一两七钱有余，几获倍利。”[30]“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则钱价究不能平”。在雍正皇帝看来，要防止私毁铜钱，必须禁止使用铜器皿。并发出上谕，“嗣后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铜器，余俱不得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给价收买。”接着又严黄铜器皿使用禁令，规定“从前曾以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以后为一品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盖以违禁论。”[31]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兴旺，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才被解除。
另外，严令打击私铸和使用私钱，并定各级官吏失察之罪。同时还将宝泉、宝源局及各省局铸钱卯数、数量以及物料和工匠工资支付数额等的核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总之，雍正皇帝对货币制度的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然其中心内容是围绕降低铸钱中用铜比例和钱文重量来进行。通过这次改革，清朝铸钱制度基本稳定，除乾隆元年，为防止私毁铜钱，铜铅比例中加锡铸造青钱外，其制度的基本内容长期保持不变。
三、铸币制度改革的意义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规范了铸币制度，便利了货币的流通。雍正皇帝通过对顺治、康熙朝铸币制度调整频繁造成的铜钱大小、轻重、价值不一的混乱局面的深刻反思，对铜钱的重量、铜铅的配铸比例、鼓铸用铜铅的价格、各局铸钱的卯数、物料以及炉匠工钱的支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改革铜钱铸重为一钱二分，重量适中，成为定制，规范了铸钱制度，结束了不同重量的铜钱并存于商品市场造成的交换繁难的局面，便利了货币的流通，有利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降低了铸钱成本，给清政府带来大量铸息银两。雍正时期，滇铜、黔铅开采兴旺，产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高度垄断了铜铅的生产、收购以及销售的全过程，将所产滇铜、黔铅悉数用于铸钱，取代洋铜、倭铅成为铸钱的主要原料。通过垄断经营，极大地压低铜铅收购价格，残酷压榨掠夺矿民、矿商，大幅度降低了铸钱成本，从而使长期以来亏损严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铸钱盈利，部分铸钱局铸息率极高。京城户工二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8～0.9两，云南铸钱局就地取材，铜价、脚费相对较低，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7两左右，[32]铸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云南省局“共铸钱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息银三万一千余两。”嘉庆六年“共铸钱十万一千九十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共获铸息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两。”[33]从乾隆至嘉庆朝，云南省局铸息率长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获取息银最多达十万两以上。[34]其他铸局获取息银数量略低于云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86286．623串，息银15474.415串，[35]铸息率为22％。
这还不是各铸钱局最后得到的铸息银两。各铸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将所铸钱文拿到商品货币市场易换银两，以追求铸钱的最大利润。如乾隆十年，由于“京师钱价昂贵”，清政府决定将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给钱局，发市易银。”[36]乾隆十九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九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发卖钱八万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铜钱的价格一般是“每串照市价酌减三分”，也就是以低于市场三分的价格出售。清政府对出售铜钱价银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乾隆中期以前，铜钱一千“易平银一两二钱三分”，“折库平银一两一钱六分八厘五毫”。[37]乾隆末年铜钱一千“易库平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38]通过发卖铜钱，各铸钱局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铸息银两。仅湖北宝武局于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铜钱增加库平银约10000两。折合成“平银”则获息银数量更多。各钱局大量铸息银两的产生，既是雍正皇帝币制改革带来的结果，又是清政府压低铜、铅收购价格，对矿民、矿商压榨掠夺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铸钱高额利润的实质。
3．促使清代铸钱事业大规模发展。康熙后期，由于铸钱严重亏损，清政府不得不经常令各铸钱局停铸减卯。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后，降低了铸钱成本，各局通过铸钱能够获得大量铸息银两，加之乾隆朝钱价高昂，极大地鼓舞了各铸钱局的铸钱热情。于是，不仅停铸各省局恢复鼓铸，而且无论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铸，不断扩大铸钱规模。京局从雍正朝每年铸钱64万串，增加到乾隆时期每年铸钱100余万串，最多时达到123万余串。[39]各省铸钱中，云南铸钱数量最多。因云南地近铜矿，运输方便，铜价便宜，铸钱成本低廉，曾先后出现十一局铸钱，长时间保持在六局同时鼓铸，铸钱最多时年达40万串。[40]清代大规模铸钱一直保持到嘉庆时期。全国铸钱最多时年达220余万串，便利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4．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
的生活带来影响。雍正朝货币改革以后，铸钱成本大大降低，各铸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普遍低于一两。按理来说，受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铜钱千文兑换白银应当低于一两。换句话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应当超过千文。但自雍正皇帝货币制度改革后直至整个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兑换铜钱长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间，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余文。钱值和商品市场的钱价相悖。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这里不作赘述。但商品市场铜钱格价的长期高昂，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按照清政府规定，各铸钱局生产的铜钱，主要以兵饷、官俸搭放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银七成，钱三成。搭放的具体办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发放。另外，按照规定，铸钱工匠的工资也以“定例”规定的比例支付铜钱。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的情况下，按照“定例”来发放兵饷、官俸以及支付铸钱工匠工资，增加了兵饷、官俸以及工匠工资的附加值，这对于改善广大士兵和官吏及铸钱工匠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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