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理论研究框架

『壹』 经济学分析框架

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类似于人们处理个人、家庭、经济、政治、社会各类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大家知道，要做好一件事情，与人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国情和民风，也就是要知道现实环境和所要打交道人的品行和性格；在此基础上，决定相应的待人处事规则，从而在权衡利弊后作出激励反应，争取达到尽可能最佳的结果；最后对所选择的结果及所采用的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估比较。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完全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研究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这种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它首先给出想要研究的问题，或想要解释的某种经济现象，即经济学家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目标，然后试图回答所要研究或所要解释的问题。比如，下列问题是现代经济学直到现在仍在试图研究或回答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面对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政府应采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一些国家非常富裕，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却非常贫穷，而不是整个世界同时富裕起来？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市场制度安排是如何运作的，它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市场在什么时候会失灵，如何解决？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是通过政府干预，通过明晰产权的办法来解决，还是通过其它办法来解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解决经济人的激励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改革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如何解决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两难，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看起来非常不一样，但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却可以是一样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份。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
在对这5个部分逐一进行讨论之前，先对制度(institution)这一术语进行界定。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事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社会各阶层的行为(Schultz，1968；Ruttan，1978；North，1990)。由于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一部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或参数给定，另外一部分则作为内生变量或因变量，这些内生变量是由外生变量所导致的，从而是这些外生变量的函数。于是，按照Davis-North( 1971，pp6-7) 的划分方法，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又可以将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和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在这些规则中，支配经济活动、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规则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尽管从长远看，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会互相影响和发生变化，但如Davis-North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将经济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给定，而经济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安排) 则根据所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可以看成外生给定也可内生决定。

『贰』 有没有金融基础知识的框架呢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

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主要有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还有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投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证券、金银、外汇交易所等。

金融是信用货币出现以后形成的一个经济范畴，它和信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金融不包括实物借贷而专指货币资金的融通（狭义金融），人们除了通过借贷货币融通资金之外，还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来融通资金。（2）信用指一切货币的借贷，金融（狭义）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人们之所以要在“信用”之外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来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是为了概括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信用与货币流通这两个经济过程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能表明金融特征的是可以创造和消减货币的银行信用，银行信用被认为是金融的核心。

金融学是从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研究资金融通的学科。传统的金融学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向：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运行理论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投资理论。

金融的特征：
1. 金融是信用交易。
（1）信用
经济学上的信用，是一种商品交易的形式，对应于现货交易（即时清结的交易）。
信用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最能体现信用的原则与特性。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信用已与货币流通融为一体。
（2）信用交易的应有特点
a. 一方以对方偿还为条件，向对方先行移转商品（包括货币）的所有权，或者部分权能；
b. 一方对商品所有权或其权能的先行移转与另一方的相对偿还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c. 先行交付的一方需要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信用交易的发生是基于给予对方信任。
2. 金融原则上必须以货币为对象。
3. 金融交易可以发生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

其主要研究分支包括：

金融市场学（en:Financial market）
公司金融学（en:Corporate Finance）
金融工程学（en:Financial Engineering）
金融经济学（en:Financial Economics）
投资学（en:Investment Investment）
货币银行学（en:Money, Banking and Economics）
国际金融学（en:International Finance）
财政学（en:Public Finance）
保险学（en:Insurance Insurance）
数理金融学（en:Mathematical Finance）
金融计量经济学（en:Financial Econometrics）

『叁』 我过现代金融机构体系的框架是什么

你说的框架应该是指支柱。

中国所谓“金融四大支柱”，即：银行、证券、保险、信托。

1、银行即商业银行，是间接融资渠道。
由于银行业前期的“半官半商”色彩和长期经营优势，获得了其他三类金融机构难以匹敌的品牌、资产和渠道优势。目前银行业开放速度加快，国有银行改制行路大半，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分别寻找自己的细分定位。与此同时，有实力的银行发起了保险业投资的新攻势，其公司金融部们也开始向投行功能过度，而带有信托性质的理财业务也逐步开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型银行将成为兼具所有金融业务职能的“全能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

2、证券业实际上是从商业银行的证券部门分离出来的，也就是欧美所谓“投资银行”。
由于市场规则混乱，资本市场低迷，对外开放迟缓。目前的证券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迷时刻。此时监管层有意放宽证券业开放，国际投行纷纷“逢低吸入”，可以想见，外资将在中国证券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随着高层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如果股市复苏，流失到海外的融资大单返回A股上市，证券业或有一线生机。

3、保险业是个相对封闭的系统。
中国保险业正经历过一波投资高潮，目前正处在盘整期。整体来看，虽然中国人口众多，社保体系不完整，正是寿险业的天堂。但中国贫富差距严重，真正消费保险的群体远未崛起。而在此前的“寿险业大爆炸”中，代理人的诚信广受质疑。所以保险业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惨淡经营的过程。

4、信托业是中国“特产”。
在国际上，信托仅是一种金融协议模式，并不构成一个行业，中国的“信托公司”在国外大致相当于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身为“最有想象力的金融工具”，信托业在中国“兴风作浪”，典型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目前监管层把银行作为重点，对信托业以“严加管教”为主，已经连续进行了5次大规模整顿，中国信托业还在摸索自己的道路，短期之内都不可能进入金融业的主力地位。

『肆』 如何建立宏观经济研究框架

一、经济如何运行：“基于交易的理解方法”

经济是大量交易的总和，而每个交易都很简单。交易包括买方和卖方，买方支付货币(或者信贷)给卖方以换取商品、服务或者金融资产。大量的买方和卖方交换同一种商品，这就构成了市场，例如：小麦的市场包含了各种持有不同目的的买方和卖方，他们进行不同的交易方式。各种交易的市场便组成了经济。因此，现实中难以理解看似复杂的经济，其实仅仅是大量的简单的交易组合在一起而已。

对于一个市场(或者对于经济)，如果你知道了支出货币以及信贷的总额、所卖商品的数量，你就是知道了理解经济的所有的事情。比方说，既然任何商品、服务以及金融资产的价格等于所有买方花费的支出(total $)除以卖出的总产量(Q),因此如果要了解或者预测商品的价格，你只需要预测出总支出($)以及总产量(Q)。然而，每一个市场有都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并且这些买方和卖方交易的动机不一致，但是最主要的买卖动机总是很好理解，这样考虑理解经济就变得不那么困难。可以用下面的一个简单图表来说明。这种解释经济的视角比传统的解释方式要更容易理解，传统的解释视角是基于商品的供给、需求以及价格弹性。

这种经济框架你需要知道的重要概念是：支出($)来自两种方式——货币(money)或者信贷(credit)。例如，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你可以付钱或者用信贷卡付款。如果你用信贷卡付账，你就创造了延期支付的信贷(只要双方达成一致就可以立即产生信贷，传统的关于货币的流速，名义GDP，绕来绕去，容易让人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若直接付现金，则没有创造信贷。

简单的说就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类型的买方卖方以及不同的支付方式构成了经济。为了方便，我们把他们分组以便概况经济运行框架：

所有经济活动的变化以及金融市场价格变化都来自：
1)货币以及信贷总量的变化(total $)
2)所卖产品、服务以及金融资产的数量的变化(Q)，其中前者($)的变化比后者(Q)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要大，因为改变货币以及信贷的供应相对其他来说显然要容易得多。

简化分析，把买方分几大类：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包括家庭和企业，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政府部门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同样花钱在商品或者服务上)和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唯一能够创造货币并且用之于购买金融资产。

与商品、服务以及金融资产相比，货币以及信贷更容易由于供求关系而增加或者减少，因此有了经济和价格的周期。

二、资本体系(The capitalist system)

经济的参与者买卖商品、服务或者金融资产，并且支付货币或者信贷。在资本体系里，这种交换是自由发生的，在这个自由的市场中，买卖可以基于各自利益和目的。金融资产的产生和购买(即贷款、投资)称之为“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之所以能够完成资本形成，是因为买卖双方都认为达成的交易对于各自都是有好处的。那些债权人之所以愿意提供货币或者信贷，是基于预期能够收回更多。因此，这个体系良好运行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资本的提供者(投资者/贷款方)以及大量的资本接受者(借款方、权益的卖方)，资本的提供方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多于投入的回报。而中央银行则控制着货币的总量;信贷的多少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是信贷量可以轻易产生，只需要双方在信贷上达成一致。泡沫的出现，是因为信贷创造多了，难以履行偿还义务，进而导致了泡沫的破灭。

当资本缩减出现，经济也跟着萎缩，因为没有足够的货币和信贷来购买商品。这种缩减的出现常见的形式有两个：衰退(比较常见)和萧条。

衰退出现在短期债务周期中(short-termdebt cycle)，而萧条发生在去杠杆(deleveragings)过程中。衰退很好理解，因为经常发生，大部分人经历过;而萧条相对比较难理解，因为不经常发生，经历得不够。

短期债务周期：也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cycle)，周期产生于：

1) 消费支出或者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Q)的增长，,导致价格上升。

2) 价格上升促使货币政策紧缩，减少货币以及信贷，这时候衰退就开始了。话句话说，衰退是由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紧缩(往往是为了抵抗通胀)打压了私人部门负责的增加而导致的经济放缓，随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放松，衰退也相应结束。为了终结衰退，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增长和信贷增加，因为低利率可以：
降低偿贷成本
减少每月偿付额，从而刺激相关需求。
由于利率降低，预期现金流折现效应，将抬高产生收入(income-procing)的资产价格，例如股票，债券，房地产，从而产生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支出。

长债务周期：是由于债务增长快于收入以及货币的增长，直到不能再增长为止，因为债务的成本已经走向极端了，典型的是利率不能再降低了。去杠杆就是降低债务负担(debt/income)的过程.，如何完成去杠杆呢?主要是通过以下组合：
1)债务重组，减少还贷

2)勒紧裤腰带，减少支出

3)财富的重分配

4)债务货币化(政府购买债务，增加信贷)。

萧条正是去杠杆化过程带来的经济减慢。萧条的发生是由于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货币的成本来对抗私人部门的需求萎缩以及支出的缩减。在萧条时：
1)很多债务人偿还的货币量，比实际承诺的要多。

2)通过改变偿贷成本以及刺激信贷增长的货币政策，都不管用。其一：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也就不足以鼓励消费支出和资本行为(产生通缩性萧条deflationary depressions)，其二增长的货币会涌向抗通胀资产，而不能增加信贷(产生通胀性萧条inflationary depressions)。萧条的结束一般都是通过央行印钞票大量的货币化债务以及弥补私人部门支出削减产生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萧条是去杠杆的经济缓慢阶段，如果控制的好，去杠杆不一定会引起萧条。

政府在经济衰退以及萧条时的表现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当下经济运行情况的风向标。例如，在萧条时，央行典型的表现是印钞用以购买大量的金融资产以弥补私人部门信贷的萎缩，在衰退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同时，在萧条时，政府也会消费支出得更多以弥补私人部门消费支出的缩减。

以上两种类型的周期是经济运行框架的两个重要部分，下面更全面的介绍经济运行框架。

三、经济运行框架：三大驱动力(The three big force)

经济运行驱动力主要来自：
1)生产率的趋势性增长
2)长期债务周期
3)短期债务周期(商业周期)。

如下图：

后面内容主要是解释这三种驱动，主要结合两种周期分析，以及两种周期与生产率趋势线结合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这三种驱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本文以美国为例。

驱动力一
生产率的增长

如下图所示，过去100年，每单位资本产生的真实GDP的增长平均保持在略低于2%左右，并且没有波动太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在增加，致使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上升。在图中可以看出，从长期来看，生产率趋势线波动非常小，即使是在1930s大萧条时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间会把经济拉回到正轨上来。然而，往细里看，与趋势线的背离波动短期却比较大，比如说，在萧条时期，经济在高峰和低谷相差20%，金融财富的损失超过50%，股价下降甚至超过80%。对于萧条的起始阶段的持有金融财富的损失比图中的显示的更大，因为财富还有一个转移的过程(政府通过税收等政策财富转移)。

围绕着趋势线的波动不是由于知识的增加或者减少。例如，大萧条的出现不是由于人们忘记了如何有效生产，也不是由于战争和干旱。所有对经济产生噪音的因素都在那，然而经济就是停滞不前。那为什么闲置的工厂不简单的雇佣一些失业者来利用充足的资源，以便拉升经济呢?问题在于这些周期不是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引起的(比如自然灾害)，真是的原因是人的本性以及信贷系统的运作。

背离趋势线的波动最主要是由于信贷的扩张以及收缩，也就是信贷周期：
1)长债务周期(50-75年)(the longwave cycles)

2)短债务周期(5-8年)，又叫商业/市场周期。

债务周期

我们发现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说起周期，特别是长周期的波动，总是皱着眉头产生这样的想：预测经济周期就像是算命。因此，在解释两种债务周期之前，先简单的解释下周期。

周期不过是由按逻辑顺序发生的事件，导致重复出现的形态。在资本经济中，信贷扩张与收缩带动经济周期，并完全可以根据逻辑推理出来。虽然每一次方式和时间未必完全一样，但形态与逻辑都很相似。如果你玩过大富翁游戏(game of Monopoly)，你就明白信贷和经济都有周期，一开始玩的时候，大家手里有很多现金，旅馆很少。所以谁拥有的旅馆多，谁赚的钱就多。于是玩家纷纷将现金转换成实物资产，随着越来越多的旅馆被收购，对现金的需求增多，但此时很多玩家现金都很少，于是不得不折价出售手中的旅馆。在这场游戏中，最初实物资产持有者占优势，玩到后来则是现金为王。高手是那些懂得在实物资产和现金之间保持最佳比例的玩家，不过所谓的最佳比例也在不停变换之中。

现在设想可以改变“大富翁”的游戏规则，允许游戏中的银行接受存款，也可以发放贷款。这样玩家就可以借明天的钱来购置旅馆，也可以存款挣利息，而不是让手中的现金闲置。如果“大富翁”可以这样玩，那就更接近真实的经济运行方式了。相比没有借贷的情况，更多的钱会投入实物资产旅馆，欠款的总量会是实际流通量的很多倍，而依靠贷款成为旅馆拥有者的人现金缺口量更大，周期会显得更加突出。当出现大量提现需求时，银行和存款者会遇到麻烦，而此时往往出现无法拿出现金的情况。基本上，经济和信贷周期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两种债务周期是如何驱动经济周期的。

经济体系的运行(How the system works)

当经济在产能利用率高时就出现繁荣，换句话说，就是需求能够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这种情况下，企业盈利状况好，失业率低。但这样的情形持续时间越长，越多的生产力会在信贷的帮助下加入进来。此时需求降低会导致生产利用率降低，企业盈利出现问题，失业率升高。这样的情形持续得如果很长，企业只能通过债务和权益的削减来降低成本。所以，经济繁荣等同于需求好，在信贷为基础的经济中，经济繁荣相当于实际信贷和需求强劲增长。相反，去杠杆等同于实际信贷需求疲软。这与很多人的认识相反，经济出现衰退或萧条并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出现问题，而是需求出现下降。

很多人会说，既然需求变化领先于产能变化，是决定经济走向(繁荣or衰退)的风向标，那如果出现生产利用率下降，盈利不佳，高失业的问题，政府只要刺激需求不就行了。为什么政府不简单的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经济疲软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你就会明白难在哪里。

货币(money)

货币其实就是用来解决你的支付问题。很多人错误的以为任何能用来支付的都是货币，不管是美元支票或者是简单的承诺支付(credit)。当你用签字支票从商店买东西，这是货币吗?其实不是，实质上你还没有完成交易，相反你只是承诺付款，创造了信贷。

美联储带有误导性地将货币定义为M1，M2等的总和，而其实这里定义的货币几乎都是信贷，或者说保证提供货币的承诺，而不是货币本身。比如美国债务总额有50万亿左右，实际流通中的货币只有3万亿而已，那么信贷实际上是货币的15倍左右。问题在于很多人买东西创造出信贷而不去关心他们怎么去偿还信贷以及如何获取信贷能力。因此，实际上货币远远小于实际应该支付的。

信贷(credit)

如上所述，信贷是承诺的支付，可以跟货币一样用来买商品。信贷和货币一样支付起来都很容易，但是与货币支付不同的时，信贷支付，支付行为并没有完成，后续你需要偿还。

有两种方式可以刺激需求：利用信贷或者不用信贷。用信贷刺激需求显然更容易。例如，在没有信贷的经济中，购买商品和服务必须交换同等价值的商品或者服务，因此唯一能够提高自己消费以及经济整体的增长的方式是提高生产能力，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受到限制，不过同时也会较少出现过度繁荣和极度萧条，生产增长率可以维持在2%左右，波动较小。

然而以信贷为基础的的经济则不一样，以现有资产和未来收入作为抵押就可以获得信贷。这种方式下，信贷和消费显然要快于货币以及收入。为方便理解，举下面一个例子：

我请你为我的办公室刷漆，并承诺未来数月内付酬劳。你的收入和个人净资产增加(我用信用卡支付给你)，这样我们的这单交易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各多出一项(我欠你的债务以及我的办公司资本的增加)。你可以去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也会很高兴，因为他的销售额和资产负债表也得到提高，随后你会将盈利用于消费。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相对于货币和收入，债务、消费支出要更多。

同时，这个过程也是自我强化的过程。更多的支出带来收入和个人净资产的增长，又反过来提高借贷能力，并鼓励更多的消费支出。所以通常货币扩张是为了支持信贷扩张，因为体系中流通的货币多了，才能更好地偿还贷款，我收购的资产也可以因受到更多货币追逐，而以更高价格出手。所以货币扩张会提高信贷评级和抵押物的价值。

在上述经济环境中，唯一对增长构成障碍的是借贷双方的意愿。当信贷容易获得，且成本低时，才会发生发生借贷和更多的支出。反之则会减少。在短期债务周期中，央行通过控制信贷成本(利率)来控制私人部门的信贷量，而在长达几十年的长期债务周期中，信贷增长快于收入增长，而超额信贷增长总有限制，届时去杠杆将会出现。

在资本体系中创造信贷最基本面的要求是借贷双方都相信这笔交易对自己有利，因为借方的债务就是贷方的资产，贷方需要相信扣除税率后，根据约定得到的还款能跑赢通胀;同时，借方为了获取信贷，需要抵押资产，因此借方至少需要对抵押的价值有信心以便按期还款。

对投资者而言，另一项很重要因素是流动性，就是能够卖掉投资的资产换取货币以及用货币购买相应商品和服务。我手上有10万的国债，我会假设这些能换来10万现金，并用来支付价值10万的物品和服务。但由于金融资产价值相对实际流通货币比例过高，如果很多人同时需要转换成现金，则央行要么印钞(通胀风险monetaryinflation)，要么容忍大规模违约(通缩性萧条deflationary depression)。

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s)

政府最想控制的权力是能够创造货币以及信贷，以便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系统，掌握增加和减少货币和信贷的杠杆。货币体系随着时间不同而不同，不同国家也会不同。在很早的年代，货币体系是物物交换，就是同等价值间的商品互换，比较常见的是以金银为媒介。当你交易时以金币支付，那么你支付了同等内在价值的商品。如果你承诺你讲交付金币，那么实际上信贷产生了，而信贷并没有同等的内在价值。

贷方愿意提供信贷是期望将获取更多的货币，相比借出的货币，最后收回的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他们放弃现在的消费用信贷来交换未来更多的消费。信贷产生后，贷方接着可能会问：谁控制货币体系呢?我怎么知道更多的货币不会发行出来，保障未来我能够买到比现在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在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一般来说，货币体系有两种：一种是以基于商品(通常是黄金)的货币体系，同时包括现金(与黄金挂钩)和信贷的体系，另一种是法定货币体系，即只有现金和信贷。第一种很难创造信贷或者推动信贷增长。因为公众会对冲政府行为。随着货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降低，换句话说，用货币兑换的基础商品的价值提高，当其价格升到固定水平之上，出现套利空间，持有信贷的人会将债务卖给他人，换回现金，以低于市场价格从政府那里兑换基础商品。这样流通中的信贷和现金都减少，货币的价值又会提高，同时所有商品和服务价格都降低。最终的结果是通胀降低，经济放缓。

因为时间的原因，货币的价值相对与其他任何的商品都会贬值，我们可以把货币与任何商品绑定以便理解货币体系是怎么运作的。举例来讲，1946年1块面包卖10美分，如果政府将美元绑定面包，今天一块面包2.75美元，如果政府遵守承诺，所有人都会把全部现金从政府购买面包，在市场以高价卖出。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降低，流通中的面包数量增加，面包的价格会降得比其他更快。如果实际面包的供求没有因为面包可以兑换货而发生大的变化，那么这种绑定将显著的降低经济的活力。

换个例子，如果政府不是绑定面包，而是鸡蛋，1947年一打鸡蛋卖70美分，今天卖2美元。如果是这样，信贷增长相比于面包来说受限程度要低些。所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里，最理想情景是选择供需波动不大的标的。当然，如果选定的真的是面包，则面包坊就拥有了发放货币的实际权力，结果会导致通货膨胀。金银相对来说则是更好的标的，尽管也不是绝对的完美。

而法定货币体系则是另外的情景，这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不会受到货币兑换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到央行的控制，也会取决于借贷双方创造信贷的意愿。

政府一般更倾向与法定货币体系，以拥有更多的权利印钞以增加信贷、改变货币价值和重新分配财富。人类的本性是即时享受，所以政策很难会去考量长期收益，出现信贷自由增长，债务危机也就不足为怪了。政府只有在货币体系失去控制，为了缓解债务负担过度印钞，导致货币过度贬值的情况下，才会回到基于商品的货币体系。当货币的创造变得非常困难时，政府便会放弃基于商品的货币体系。纵观历史，由于两种体系各有“苦衷”，政府总是在两种货币体系之间变换，而一旦选定通常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一般都持续几十年，央行可以采用降低利率以及货币的供应量等方式来控制信贷的增长，因此必须转换的转折点并不会很容易就会来临。

驱动力二
长期债务周期

前面提到，如果债务和支出比货币和收入增长更快，这个过程也是自我强化的过程。更多的支出带来收入和个人净资产的增长，又反过来提高借贷能力，并鼓励更多的消费支出。然而，债务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就像你潜水时不可能靠着氧气瓶里的氧气供给来永续地生存下去。在借债是，你需要做到能借也能还，你现在借的债，将来需要偿还的。然而往往现实中借款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当你借来消费，给人你富有的表象，贷款方认为你的信用会非常好，这时候贷款方愿意提供信贷给你，并不太多考虑将来还款时会怎么样。当债务不能继续增加时，这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就会反过来。这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债务周期。只要信贷没有消失，这样的长债务周期就会存在。

下面的图标可以用来说明美国从1916年开始长债务周期中的债务/GDP的变化。

周期处于上升时，会出现自我强化过程，货币的增长对应着更高的债务增长，借助债务消费支出增速、购买更多的资产。支出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反过来促使更多债务的增长。这是因为贷方提供信贷是依据借方：
1)收入或者现金流
2)财富或者抵押。
这两者持续向好，就会自我强化来增加债务量。

比如你的年收入是10万，没有债务，于是银行允许你借1万，现在你的消费能力是每年11万。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这样的消费支出的增加会产生更高的收入，同时股票等资产价格上涨，带来更高的财产收入以及抵押能力。在整个经济债务周期的上升阶段，债务额和还债部分都会上升，可持续数十载，中间会伴随央行的紧缩和宽松政策(导致商业和市场周期)。但这一过程无法永续，因为总有一天还债部分会等于甚至大于可贷款额，届时支出必然下降，也就是去杠杆，你花了多少年11万，就得花多少年9万。

高的债务水平绑架了经济， chart 2中的的债务比率(DEBT/GDP)更准确的说，不是债务水平本身，而是需要支付的现金流，包括债务本金与利息。当债务利率足够低时，债务水平本身增长实际上没有导致偿付现金流大量的增加，因此没有引起经济下行(从1944年后可以看出)。下面的图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个动态的过程。图中三条线分别是利息支付、本金以及债务偿还现金流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家庭部门是美国重要的经济部门，可以扩展到其他部门)，从图中可以看出，大萧条之后债务负担达到了最高点，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种趋势的逆转呢?

长期债务周期的高峰发生在：
1)债务收入比例非常高
2)货币政策不能继续创造信贷增长。

达到这个点后，债务不能够继续增长，这时候就开始了去杠杆化过程。去杠杆的促发是由于债务人不能支付他们的到期债务和利息，这将导致私人部门大量的债务违约以及削减成本，结果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比如失业率高。债务危机的促发是来自多方面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是投资者利用杠杆在高的价位上购买资产，预期资产价格会继续上升，而实际上他们预期过于乐观。结果就是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债务。讽刺的是，在开始阶段，资金的短缺是由于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对抗资产泡沫，因此紧缩的货币促发了债务危机。还有就是，利用杠杆购买金融资产，预期金融资产继续走高，这比利用杠杆操作一般商品、服务更加危险，因为只是表面上提高了生产产能，这样更容易促发债务危机。因此，在现实中，如果出现金融市场呈现繁荣景象但是伴随着低通货膨胀，很可能这是泡沫破灭的前兆，比如1920s的世界各国，80年代的日本，以及近期08年的金融危机。

一般来说，当经济放缓时，货币政策倾向宽松以降低信贷成本，比如降低利率，但是当利率接近于0时，下降的空间就没有了。因此通过降低利率来对抗债务危机就失效了。这种情况下，金融资产的持有者会担心投入的成本收不回来。因此货币政策不能纠正债务带来的不平衡了。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债务比率(相对于收入)的减少主要通过四种方式：
1)债务重组，免去或减少债务
2)勒紧裤腰带、减少消费支出
3)财富的重新分配
4)债务货币化。

每一种路径都可以减少债务比率，但是他们各自对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债务重组和减少消费的途径会导致通缩萧条(deflationary depression)，而债务的货币化则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财富的重分配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对抗去杠杆过程中大量的运用，不能起到实质上的作用。去杠杆的完成情况取决于这四种方法的运用。

萧条是去杠杆的引起的经济放缓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去杠杆的早期，这阶段债务违约和减少消费支出现象明显，这时候借款方不能通过收入以及新的信贷来偿还到期债务，因此借款人需要变卖他们的资产以弥补现金的不足，这就导致资产价格的下降，同时抵押物价值下降，因此更加减少了收入来源。收入的引起的信用下降降低了借贷能力，因此产生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借款的信用依据：1)抵押物的价值 2)相对于债务，收入的水平)。这个过程中，债务比率会继续上升(债务/收入或者净财富)，经济下行也自我强化：一是由于债务人和债券人都受到了损失，二是消费支出减少，导致收入会减少。

去杠杆过程中，经济和信贷下滑的同时，债务负担会上升(chart 2、chart 3)，图中的垂直线是1929年。图2显示DEBT/GDPcong 1929年的160%上升到1933年的250%。图3同样可以看到，债务比率继续上升，是由于收入更大的下降。Chart 4 显示的是家庭部门的债务与净财富的关系，可以看出由于股市的下行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增加，目前家庭部门杠杠比率目前已经非常高，与30年代大萧条时期类似。

前面提到过，在基于信贷的货币体系利率，经济的扩张依赖于借款能力的上升。借贷发生的条件是：
a) 在减轻税收和通胀的影响下，贷方能够获取比贷出去更多的回报
b)贷方能够把债券兑换货币。在去杠杆过程中，这两个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

衰退时(recessions)，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和创造更多的货币来解决债务收入不平衡，换句话说，货币政策有效时，这种不平衡可以通过降低足够的信贷成本来纠正：
1)减轻债务负担
2)激发经济活力
3)产生财富效应。

但是在去杠杆过程中，货币政策实现不了这样的目的，失去了创造信用的功效。利率接近于0，没有下降空间;信贷难以增加，因为债务人已经过度负债。在通胀性萧条中(inflationary deleveragings,通过印钞票方式)过程中，信贷也不能增加的原因是：投资者担心他们以后获得的偿还贬值，货币兑换成了其他货币以及流向了抗通胀的领域。

为了缓和这种不平衡，政府不可避免的需要做：
1)创造动力、鼓励信贷的产生
2)减轻债务人偿付
3)印发更多货币购买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最重要的方式)。

央行印发货币购买金融资产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扩张，政府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明显。接下来三张图可以说明。

如图所示，1930/32和 2007/08年，短期利率接近0：

联邦政府印发货币增加：

财政赤字增加：

『伍』 简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框架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权业已巩固，因此形成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体现过多国家干预的法律制度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突破口是率先举起“经济自由”旗帜的“反谷物法同盟”，而18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为，反对重商主义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经济自由”是实现“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一时代思想之大成者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详的 “经济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个基本范畴，并指出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赋税外不存在任何经济职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亚当·斯密的学说得到广泛认同，他也因此成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但同时代西欧乃至英国仍在公用事业、金融货币、对外贸易、价格、关税等经济领域颁布相当数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英国工厂法、关税法、法国的粮食降价法，其中“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落后的德国急于赶超经济发达西欧诸强，德国历史学派从寻求本国本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出发首先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提出挑战，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较发达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人去用力，德国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广泛的经济统制，制定鼓励、促进、扶持卡特尔的《卡特尔规章法》；战后更突破“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则，颁布大量的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生活的法令，诸如1919年《煤炭经济法》。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所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10)然而经过近两上世纪的实践和思考，我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并不总是最有效率,“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客观存在，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垄断(monopoly)和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垄断有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与经济垄断之分。自然垄断简单表达是在具规模经济行业中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11)自然垄断者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享有较大成本优势，并且面对无价格弹性的需求，通过垄断定价，获得巨大垄断利润。较合理办法就是由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以政府定价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垄断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竞争的自我否定，表现为某一企业或若干大企业达成联合对某一种或若干物品的生产销售实行独占或操纵。其结果由于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严重扭曲，导致消费者福利减损，乃至社会福利总量减损的静态效益损失和市场主体丧失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科学管理的动机的动态效益损失，对此通常由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为典型，但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对反垄断立法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垄断权力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业（如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场中，出现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现象，提出了熊彼特垄断理论，即高技术垄断企业虽然得到了垄断利润，但捍卫技术优势的压力下，其垄断利润处置权是极其有限的，必须高额投资研制开发，于是这些大企业形成技术变革源泉，反垄断法的适用实际是杀掉一个会下金蛋的鹅。(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称溢出效应，即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强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经济），有些是负的（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负效应，其产生社会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因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解，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法律手段对空气、水、噪音等污染、矿藏资源的过渡开采、濒危动植物猎捕等外部负效应行为予以管理控制，但实践也证明，仅仅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制不一定最有效率，于是诸如税收补贴等经济性手段也被广泛地适用。1990年美国政府依据《空气洁净修正案》，以发行一定数量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的方法，实现了比传统的合令——管制型更显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学罗纳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相互协商谈判，也能实现有效率的结果。
（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指的是这样一类产品，当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增长，即边际成本为零（非竞争性）；而排除任何人对它的分享则花费巨大（非排他性）。(14)市场机制运转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够抵偿成本或者成本能够追踪单个消费者，但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与供求无法通过市场来定。一般来说，由国家代表整体社会利益，来承担供给者的责任，再以税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现实生活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不如人意，那么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给者呢？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有益的探讨，罗纳德·科斯从灯塔问题入手。“灯塔是经济学上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发表《经济学的灯塔》中指出1820年英国全境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设计发明一整套装置和制度使消费者之间以较低交易费用达成共同付款协议，交公共产品“私有化”。(16)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设计了“俱乐部产品”模型，将公共产品消费者由无限约束到一定范围内，产品在俱乐部成员间非竞争、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组织外部则具有排他性，成员在俱乐部内部达成支付产品的付款协议，并可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俱乐部产品的取舍。上述开拓性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给者，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选择。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称信息不对称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中市场主体是具有全面知识和理性，并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全部市场信息，其实不然，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的不对称的信息分布，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因此需要国家的公权力延伸入市场强制打破一方的信息优势，使市场交易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完成。例如：国家针对一般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法》、《广告法》;针对资本市场的《证券法》的强制披露，但在一些领域，诸如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家干预是无效的。因此有学者设计了职业产权结构，即通过严格市场准入，使医生集体成为社会独立组织，这样外部舆论压力、内部职业道德将有效约束医生的行为。转贴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现实作用以上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笔者试图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并结合现实讨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如果要真正领悟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生活、学习、研究中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会让你一生受益无穷。因为它会使你聪明、睿智、深刻、思维科学；它会帮助你学习、研究那些“阳春白雪” 的纯经济理论；它也有助于指导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首先，从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会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数学所迷惑，不会被弄得昏头涨脑。无论一个经济理论用到多深的数学、多少的公式，多么复杂的经济模型，它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以上所介绍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只要你紧紧抓住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它作为一条核心主线印在你的脑海中，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失去重点，基本上知道它在讲什么。你可以暂时将那些技术性的、一时无法理解的具体细节搁置一旁，先弄请理论框架和具体结论，再弄懂那些具体细节。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线、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么，得到什么论断，然后再抓具体细节。另外，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会让你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误导，从而不会影响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经常有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其实这些人的大多数议论都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些言论就有可能会误导你，使你迷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正确方向，甚至可能使你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采用忽视，甚至是抵触的态度。其次，从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会有助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许多想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尽管他们对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读了许多经济学的论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来很难，不知道怎么做研究，或做不出让别人认可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实只要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和逻辑分析能力，那么做起经济学研究就不是那么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就是对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个组成部分进行逻辑式的填空写作。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会有助于提高你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个经济问题或现象，或希望给出一个新的理论，让它具有较强的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能力，能够指导现实经济问题，那么你就要比较合理、准确的描述、刻画经济环境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采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模型，然后进行推导论证。第三，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框架也会帮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更好的处理日常事务，更好的学会待人接物，会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见识、工作更加有能力。笔者经常听到对现代经济学这样的议论：经济学看起来就是一些“阳春白雪” 、形而上的东西，用到这么多数学，学起来这么难，离现实感觉有十万八千里，学了对今后有什么用呀？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准备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与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应了解当地情况、周围环境及国情 (对应着框架中的“界定经济环境”) ；然后，也要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尽可能弄清与之打交道人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对应“设定行为假设”) ；根据这些信息，决定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规则及自己对人处事的方式 (即对应“给出制度安排”) ；然后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通过权衡取舍中选定一个最佳方案 (即选择均衡结果) ；最后，对自己所作的决定、所作的事情及所采用的处事方式进行总结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达到了最好的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让人们作出激励反应，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即所谓的激励相容等等 (即对应“进行评估比较”)。并且，当环境、情况发生变化，工作的对象变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戏规则当然也应相应发生变化。我想大家会认同，只要按照这五个方面去做，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解决和处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务的最佳方式之一。并且，经济理论的许多结果也有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总之，要理解和正确应用现代经济学，就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讨论了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这种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现代经济学在过去六十年来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影响巨大，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也只能了解为数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份内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难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经济理论的精髓。实际上，笔者发现对一门学问钻进去越深，感觉自己懂得越少，写东西的时候越发谨慎，很难下笔，海阔天空发议论就更难。现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没有就喜欢胡乱议论，提出一些看似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以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广识、博学和多才”, 当然也许是为了引人瞩目、出名，而夸大自己的结果，这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好像是一种时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即使是学有专长，在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更何况是严重地误导了众多的学子。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区分价值判断分析与实证性分析、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差别，理解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学习经济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从事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甚至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五）市场最严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配置问题，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社会不可接受的收入与消费上的差距。亚当·斯密声称，在一支“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各个人在私利追逐无形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但如果社会利益中还包括财富公平分配的内容，那么仅仅有无形的手是不够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个体的生产要素持有量，即可继承的财富和才智等初始禀赋，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种族、性别、努力性、健康以及运气等；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货币选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费的差别来自于市场的内在因而不能由市场自我调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国家征收所得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等税赋，用向高收入者征收高于低收入者的税款的方法来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弱、病、残及其他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用转移支付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费等，但也有学者怀疑国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弱化影响，实质上是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与选择的问题。
市场失灵是国家介入经济领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与市场失灵相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国家行为有时不反映公共利益。传统观念认为，市场与公众利益是根本对立，唯有政府一心为公，然而当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布坎南将经济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经济学的逻辑假设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国家决策研究，发现国家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的：首先由于个体目标多元化与选举投票制度规则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选择难以达成，同时普通公民无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么对政治权力的漠视成为一种理性抉择；其次政府官员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经济人，他们像在经济市场中一样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的利益内在化为政府利益；最后有影响的特殊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掳获相关政府成员，使国家成为个别集团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践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现有制度还不能排除少数官员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胀。
（二）国家行为的无效率。在市场组织中每一个经济行为都必须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结果，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存在特殊标准与要求，由于产品与服务本身的社会性以及国家供给的垄断性，使市场产品难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国家收入来自于税收、国有企业的利润或者其他非价格化收入。因为缺乏硬预算约束和硬市场约束，易滋生资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义。并且收入与成本在价格基点上的分离也意味着资源配置错误程度增加，即公共资源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不均衡。
（三）国家行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经济学派著名的诺思悖论指出：一方面没有国家权力及代理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实施，国家为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的交易费用，社会产生最大化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具有垄断特征和扩张性质，往往是个体权利最大最危险侵害者。 (18)国家权力的扩张性被描绘为“帕金森定律”，即当一个职能部门设立后，其行为目标之一预算最大化，进而支配权力和控制领域扩展，再进而机构与人员编制自动以一定比例扩大，公共领域拓展势必侵蚀私人空间。诚然，并非所有的国家介入都是可非难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发展之倾向，而且会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此际或因超出官僚体系所可负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规范设计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国家介入也对民间造成负担，甚而不少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遂良币之虞。国家介入对我们市场经济社会自主、自律性的发展形成一股阴霾，是一种经常性威胁。(19)
（四）国家行为中“寻租（rent-seeking）”现象普遍存在。“租”这一概念是从地租引申而来的，指由于某种稀缺资源缺乏供给弹性，而给资源所有者带来的报酬与转移使用权之间的级差。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寻租”是指寻求人为短缺资源的租金。从某种意义上进市场中垄断是一种经济租的现象，比较难处理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如价格管制、许可证、关税和出口配额、政府采购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断市场上稀缺资源自然趋向最优化配置过程，严重扭曲经济资源的配置，造成社会生产增加非生产的额外成本，包括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以及防止寻租行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员基于私利，积极运用权利设租、创租、引致腐败盛行，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正如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一定范围内企业与市场并存的原因，企业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的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那么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国家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经历公权无限扩充年代以后，我们更应记住：只有在一切办法都证明确实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国家干预这种永远次佳的办法。(20)综上所述，国家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国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场缺陷和不足；且国家介入经济成本低于市场失灵所造成资源损失，而经济法调整对象就应是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国家介入市场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尽管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辞简炼的心理障碍，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经济法律关系体系，则又是相当真实的表述。
三、影响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两个新因素
（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除了市场和国家以外，还存在其他市场中介组织。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和资信评级机构、公证和仲裁机构等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和评价市场主体行为，监督其是否公正、公开原则进行竞争，反对欺诈、调整规范市场；第二类质量检测和计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中心、消费者协会等监督市场活动的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反对虚伪欺诈消费者，保证市场公正交易、公平竞争，稳定经济运作效率；第三类商会、行业协会等自主性市场中价组织，其主要职责依据市场规则制定会规、行规或公约约束成员行为，实行集体自律，反对不公平竞争。(21)中介组织存在发展深刻影响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弥补市场自我运行可能产生不应后果，抑制了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市场行为，成为市场经济“润滑剂”；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职能，抑制公权的无限扩张趋势，保证了市场机机械制作用空间，形成市场“看不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外的“第三只手”，与之相适应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发生波动，即扩大了对所立中介组织的法律规制内容，如《证券法》、《公司法》关于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人员的责任规定；又削减一部分由国家法律调控的空间，以业内规则取代法律约束。
（二）经济的国际化。本世纪70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迅速扩大和发展的良好状势。英美等英语国家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国等法语国家称之为“世界化(Mondialisation)。尽管几乎每一国家都存在对这种趋势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但现实中他已经改变我们思想观念与生活。市场突破国界成为世界大市场，尤其是计算机、因特网、无线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时空观发生变化，区域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近在咫尺，国内经济秩序必然要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例如我国政府为与WTO 全面衔接，将大量修改、废止国内经济法律法规；而面对日益扩大市场领域，国家统领力逐渐不足，区域性经济组织、超国家经济调节机构、内容广泛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协定纷纷登场，亚洲金融危机已将这一切展示无疑，“阿根延的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真可能引发夏威夷的台风”。涉外经济法必然将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于同一，那么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

以上是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对经济法调控对象进行应然性的思考，但不可回避的是经济法发展存在路径依赖(22)，即经济法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法是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必然迁就于现实(23)，例如鉴于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国家在国企改制以及战略性调整中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必须采取超经济的手段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要职能；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本土资源贫乏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是把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完成政府推进型，国家承担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能的重要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肩负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需要保护民族工业，甚至扶持国内垄断性质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重要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国家的调控经济的行为中必须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当经济法被适用于调整上述社会关系，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中国特色。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想与现实的正确认识是发挥经济法功能、延续经济法发展的理论基础。

『陆』 急求公司金融理论中文版的下册 PDF 愿意分享人大经济论坛的VIP账号

实话说，我是急切求人大经济论坛的VIP，也只能帮你找到这么一点内容。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目前，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融资行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资本成本分析、融资偏好分析、资本结构的决定、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在资本成本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法、Modigliani and Miller的平均成本定价法等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在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多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且大多依据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模型来探讨可能的经济影响变量，进而确立要进行计量检验的模型，在有关实证结果的分析中，重点也是判断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是否符合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结论。主要的研究结论有：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呈下降态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资本成本、行业因素以外，还包括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企业成长性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上述研究中往往忽视了企业经济性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度约束，没有控制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公司投资政策研究
主要包括企业并购的绩效和动机研究，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现象的研究，而对实际的研发投资、库存投资等实物投资范畴研究得较少。在并购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类是基于并购行为的市场反应；另一类是比较并购前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对并购双方的总体并购绩效是否得到改善并无统一的结论。有关并购动机的研究结论认为：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协同效应、多元化效应并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投资的“融资约束” 研究方面，主要应用了Fazzari 和Habbard的“融资约束模型”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进行检验，初步的结论是大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要高于小公司。
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以及什么样的信号效应。此类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企业特征、持久盈利和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的研究结论认为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目前海内外学者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金融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往的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研究存在着不少缺陷。在理论研究上，没有结合中国转轨经济背景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有关利益各方的决策影响力和利益配置情况分析不清，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的公司金融理论；二是国外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隐含的前提是有效资本市场，而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具备弱式有效性，股价操纵和投资者的短视使得股票价格严重背离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价值。由于以上原因，致使我国目前的公司金融研究要么不能解释实际情况，要么解释得非常牵强、片面。 西方公司金融理论的前提与我国研究情况的差异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以欧美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背景，其主要的理论假设和制度背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股权结构不同
西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极为分散，由此造成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权掌握在经理人手里，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多，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所以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而不象英美资本市场那样，代理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
债权约束制度不同
在西方，债权约束是一种硬约束，在公司面临金融困境时，债权人将会获得“相机治理”的控制权，企业是进入破产清算还是进行债务重组，债权人拥有一定的决定权，即债务契约是与破产机制相联系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约束是一种软约束，公司的破产机制中非经济因素较多，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破产机制影响较大，而作为债权人的贷款银行往往被排斥在破产清算工作之外，对企业的财产清算没有表决权。由于有政府财政的担保（免掉坏账），所以债权银行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进行对金融困境企业的相机治理。
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不同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虽然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因素的影响，但是认为在给定的信息前提下，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行为和股价操纵的现象较多，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也较弱，所以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有关的金融信息正确地甄别出企业质量的信号。
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同
在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中，认为投资者在市场上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当公司现任的管理层在经营上无效率时，原有股东或者新的收购企业会收购足够股票，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产生了新的接管者。虽然近年来美国的法律对公司接管有了更多的法律限制，但是公司的接管市场在外部监管的功能方面还是基本有效的。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着 “一股独大”的现象，当公司的现任管理层经营无效率时，除非大股东愿意进行场外协议转让非流通股，否则外部人很难购买足够的流通股以达到接管公司的目的，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
经理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
在英美成熟的市场模式下，形成了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的聘用、任免和其职业声誉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理努力工作，避免股价的下跌、公司被接管或者企业的破产。但是在我国，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公司高层人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手里，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家族时，高层经理人往往由家族成员来担任，通过经理市场来聘任的专业经理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高层经理的任免和其以往的职业声誉没有太大的关系。
税收制度不同
在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税收因素是影响金融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法定税率为33%，但是上市公司整体执行33%的法定税率的比例很小，普遍享有优惠税率以及许多非税率的优惠，而且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法定税率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税收因素对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 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金融决策行为与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有关视角和方法，但照搬其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则是不恰当的。 中方的研究建议及方法 青木昌彦曾经说过：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它的制度与习俗历史来选择哪种公司治理结构最适用于转轨经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设计转轨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具体地确定每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或是不同的模式的结合)的运作所需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转轨经济中能否得到，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我们不能忽视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存(path—dependent)或循序演化的性质。与此对应，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不能离开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性、实际现状、制度特点，否则结果将会偏离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一）公司金融研究中要考虑的两大因素 1.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变迁性，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英美市场主导模式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贷款银行缺乏“相机治理”的权力，机构投资者的消极性等因素，核心控股股东对贷款银行和中小投资者的侵害成为主要的代理问题。由于缺乏制衡机制，这种现象还极为严重，这种理财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金融目标和金融行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的公司金融时应该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由于转轨经济的背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的背景和定位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改革提供融资、解困的工具，种种转轨制度的合作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混乱，寻租现象较多，投资性较浓，很难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这将对公司的实际金融决策产生下列影响：(1)从绩效测量角度来看，市场反应研究只能研究对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而不能考察非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2)股市存在较为强烈的炒作风气，使得事件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3)与西方理论不同，股价的变动不会影响到控制权的安全性，对公司经理层没有太大的压力；(4)上市公司通过金融决策来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传递信息以操纵股价。 （二）有关公司金融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国公司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和最优金融决策研究。 1.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在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中，要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确定特定金融行为的决策者是谁，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有什么约束条件，由此又导出了什么样的公司金融决策。而不能像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那样，认为公司处于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状态，金融决策者的目标函数都是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在我国，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判断出，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是核心大股东，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为了获取“控制权租金”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具体金融决策范畴中，“控制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转变为不同的具体目标），约束条件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的利益制衡方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最后由此可以解释其实际的金融决策行为。 2.最优金融决策研究。在有关上市公司的最优金融决策研究中，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决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然后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在古典的公司治理理论中始终强调“股东中心主义”。但是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公司目标并不是股票市值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被描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结果，并无一个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以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方向以及公司治理中采取哪种理念尚无定论。 西方公司金融研究都是以最大化公司的价值为目标，就其本质仍然是以出资者为核心，而且由于其股东的股票为全流通股，债权人的债券也可以交易流通，所以就最大化公司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公司股票和债券市价。但我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公司债务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不能交易流通，债权人追求的是公司金融的安全和本金偿还性；其次，股东中的大部分股票是非流通股，其只能进行有限的协议转让，转让价格约等于净资产，所以，这部分非流通股东若要最大化其价值，必须最大化其所拥有的净资产额；而流通股股东的股票能在市场流通转让，则最大化股票价格就成了其追求的目标。以上三部分的公司出资者的追求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在最优化公司金融决策时的目标函数有不同的选择。可以设想，在目前这种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金融决策行为体现了控股股东“控制租金的最大化”的意图。而将来随着国有股的逐渐全流通、治理结构中引入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主银行制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将导致不同的公司金融目标，所以在今后的公司金融研究中，无论在进行行为解释还是进行最优化设计，都不能离开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柒』 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按我国金融机构的地位和功能进行划分，主要体系如下：
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1948年12月1日成立。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加强外汇管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主要区别为：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不办理具体存贷款业务；中国银行则承担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相同的职责。
金融监管机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2003年4月成立，主要承担由中国人民银行划转出来的银行业的监管职能等，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1992年10月成立，依法对证券、期货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1998年11月设立，负责全国商业保险市场的监督管理。按照我国现有法律和有关制度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保留部分金融监管职能。
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于1979年3月13日，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1993年4月，根据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及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国家局，是依法进行外汇管理的行政机构。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监事会由国务院派出，对国务院负责，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由政府发起并出资成立，为贯彻和配合政府特定的经济政策和意图而进行融资和信用活动的机构。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业务的开展受国家经济政策的约束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指导。
商业性金融机构。我国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三大类。
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用合作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是指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中间业务为主的营利性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恒丰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住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信用合作机构包括城市信用社及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
证券机构是指为证券市场参与者(如融资者、投资者)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包括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这里所说的证券主要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发行和流通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存托凭证等有价凭证，通过证券这种载体形式进行直接融资可以达到投资和融资的有机结合，也可以有效节约融资费用。
保险机构是指专门经营保险业务的机构，包括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和在华从事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分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