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市场的现状分析

Ⅰ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债券市场发行情况

2020年3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5.3万亿元。其中，国债发行37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3875.2亿元，金融债券发行1.06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1.61万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1156.2亿元，同业存单发行1.7万亿元。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债券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Ⅱ 关于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2019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金融业对风险控制的需求，智能金融应运而生。智能金融对金融业成本控制和效率提高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但由于其技术的制约和金融行业特性的制约，现阶段的智能金融行业仍处于缓慢推进阶段。

智能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 内外部同时驱动

智能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分为内部驱动和外部驱动两大方面，内部驱动包括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服务满意度、提高风控能力，而外部驱动则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 更多数据及分析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Ⅲ 中国金融业现状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国有银行、 国有企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因素。 但三资企业及股份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因素未变； 外资也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投资项目也越来越大， 而且大多是长期投资，外商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推断， 中国在三五年内不会出现类似东亚其它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 真正的危险是在三五年之后， 当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的压力， 对他们的经济及金融体制进行全面开放，彻底改革， 建立起与国际完全接轨的先进体系以后， 将会对中国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如在二战之后， 美国接管日本及德国，输入美国的经济体制， 使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较快地发展起来， 而将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渐渐抛在后面。 因此，中国必须抓住各国在金融风暴后进入调整期的有利时机， 尽快改革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善银行服务， 进一步提高出口竞争力，吸引外资扎根中国， 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实际高质量的调整增长。因为要真正避免危机， 就必须保证基本经济因素的健康。
中国要维持一种实际高质量的高速增长， 就必须打破过去的传统发展模式，即：发展经济—银行增加贷款— 国有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的经济， 已经形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部分； 另一个则为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部分。 后者在近五六年内得益于先进制度与优惠的政策，发展相当迅速。 由于外资进入中国后，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引进最先进的技术、 管理，建立了基本上与世界经济相接轨的企业。 三资企业与一些股份制企业成为中国最健康、最有活力的部分， 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源泉。 现在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随着一些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完成，中国投资环境的“硬件” 部分逐渐完善起来，中国现在吸引外资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劳动力最便宜、土地（用于发展制造业基地） 最多、市场巨大和最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现在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政策。 政策成功不成功，有效没效，不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 也不是看中国有没有市场， 而主要是看能不能降低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和实物成本不一样。实物成本，如劳动力的成本、 土地的成本、资本的成本， 都是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交易成本” 却是一个人为造成的成本，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但是不可能避免，做生意时，可能不容易看到而不去考虑， 但最终成功与否，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交易成本很高， 主要体现在政府、会计、法律、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方面， 整个都跟不上。政府部门有重重人为的障碍要打通， 银行和律师根本不能适应面向国际市场经济的需要， 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市场的“交易成本”。 外国投资者很想来中国投资，但他们都感到来中国投资不容易， 故尔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中国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 主要存在于金融服务中。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金融业的问题。因此， 建议中国在现阶段采取一种有限制、有控制的金融开放政策， 包括向外国银行开放贷款业务，允许三资企业运用美元进行交易等。 一方面可以使外国投资者看到中国有决心开放金融业，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开放风险。

Ⅳ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Ⅳ 分析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状况

—— 以下数据及分析均来自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科技金融服务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金融科技发展历程

金融领域的科技应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金融电子化、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第三阶段金融科技强调利用前沿技术变革业务流程，推动业务创新，突出在大规模场景下的自动化和精细化运行。

Ⅵ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Ⅶ 中国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的现状与态势

一、当前宏观金融形势总体运行平稳，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隐忧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投资需求膨胀过快、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

据初步统计，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90万亿元，同比增长20.66％，本外币贷款一季度新增9122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342亿元，同比多增238亿元。为了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将自4月25日开始再次提高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政策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央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幅偏快，今年以来M1和M2实际数据均高于预测；信贷增长速度偏快，比年初预期高出10个百分点。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政策，将有助于控制货币投放和贷款增加速度，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第二，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依然过低，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证券市场不发达，企业直接融资困难，直接筹资不便利的问题，但是如此高的间接融资比例为全社会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带来一定的难度。第三，M2占GDP的比重过高，到2003年，我国M2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200％，这种高比例除了在极其个别的国家外，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的。虽然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但是过大的M2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风险集中度偏高。第四，总储蓄率依然偏高。2003年我国的总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到47％，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首先，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其次，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障基金、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自2003年起，还引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市场产品的逐步多样化，不仅包括金融债、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公司股本和债务性债券，而且在证券和银行业产品方面不断推陈出新。ABS、MBS和CDO等银行类创新产品、开放式基金等证券类创新产品都有强烈的需求。第四，跨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出现，例如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等。

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还是存在产品匮乏、简单化的问题，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在不少方面还存在创新压抑的现象和问题。

三、经济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我国金融市场必须进一步发展，要求有关部门适应形势，转变观念。与此同时，金融产品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

首先，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随着国民待遇的实现，市场准入的逐步放松，金融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均要求我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2003年我国经济贸易依存度已达60％。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国际业务，客观上需要我国的金融机构为企业公司客户提供包括套期保值、风险控制、外汇理财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取消不适宜的外汇管制措施，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都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产品要进一步多样化。这一点在有关文件中明确为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四、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我国在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虽然曾经有过一些挫折，但是今后必须充分重视金融产品创新工作，不可因噎废食。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健全规则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采用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方式加以规范金融创新产品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人才不足、技术不新、管理薄弱以及在监管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国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导致一些产品的废止和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的关闭。金融业产品和其他行业产品一样，在创新过程中也需要经历一定的学习过程、人才培养过程、机构成长过程、市场成熟过程以及监管发展的过程。某些条件不成熟时，可能会引发一些风险。另外，对于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关闭，也暴露出我国法律体系上的一些薄弱环节，例如在破产关闭上还存在相当大的难题。

当然，不同的决策部门和不同的专家学者会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思路和发展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存在历史弯路，因此在发展新的金融产品时，必须要先建立规则，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实践中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国际范围内的经验和教训并不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英美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以及韩日模式就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有需要进一步分析、判断并加以选择的过程。

另外，在缺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规则，往往花费很长时间，甚至始终不得出台，建立的规则其可操作性和健全性有待进一步观察。从方法论上看，一切必先建规则才能实践，也有悖于人类通过实践提高认识的客观规律。在现阶段可以采取的方法，可能更多可以借鉴产业政策的有关做法，通过设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方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对于那些国际范围内较为成熟产品，对于那些具有较强风险控制能力的金融机构在开展创新业务时，采取负面清单的做法，也就是说“未经法律明确禁止的业务品种，均可以开发”。对于那些不是十分成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产品，采取正面清单的方式加以规范。

在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要合理明确金融产品的定位。注意区分面向机构投资者和面向居民个人的产品。鉴于机构投资者一般拥有机构优势，有较强的分析判断和抗风险能力，由此面向机构投资者的产品在许可上可以更为宽松。面向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在准入方面应更为谨慎，在信息披露和监管方面应更严格要求。其中，针对高端客户的金融创新产品应和普遍服务的金融创新产品应有所差别。此外，对于一些包括衍生产品在内的定价和风险控制更为复杂的面向复杂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产品，也需要在监管上加以区别对待。

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将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转化提供可能。以银行业创新产品为例，目前资产方管理就逐步出现了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信贷风险的转让等新的金融产品。负债方管理，可以看到储蓄替代产品的不断出现，例如基金产品、证券投资产品、保险产品等。此外，收费类业务发展方兴未艾。在国际范围之内，人们已经不再把银行仅仅视作从事存贷汇业务的机构，更多人看到了银行是拥有庞大网络分支系统的商业与服务骨架，越来越将银行看作具有应对多种产品能力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同时把金融服务看作是由电子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进行信息加工业务。

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日益要求树立功能监管观念，适应形势，加强协调。

在建立了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之后，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功能监管的格局，为金融业的稳健发展和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客观上要求金融资源能够在不同的市场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因此，我们观察到，一些交叉业务的需求逐步产生，例如公司客户在贷款需求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投资理财、套期保值、保险业务的需求，居民个人在存款需求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消费信贷、住房贷款、甚至投资理财、养老保险等多种需求。交叉业务的产生和发展为改变不合理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

业务品种的交叉客观上要求机构具备更加全面的服务功能。从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看，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事实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应该说金融机构广泛的网络分支机构、所掌握的长期的特殊的客户信息资料都为业务交叉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资源共享的要求，过去的一些根据“出生证”由谁来发放而画地为牢式的监管理念已受到冲击。事实上，功能监管、机构准入和业务产品发展之间不需要相互设置障碍。随着经济发展，不论机构设立该由谁来审批，都不应阻碍有市场需求的业务创新。功能监管和业务发展之间并不必然发生矛盾。监管机构已在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转变观念，加强协调。此外，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与三家监管机构之间要进一步加强协调，这一趋势在有关立法中已有所体现。

六、外资银行的内在优势使得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外资银行的发展应配合宏观金融形势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风险管理、信贷文化、决策程序、激励机制以及资产管理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外资银行发展空间巨大，特别是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产品发展方面潜力很大。

外资银行的发展也应考虑配合中国宏观金融形势的需要。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外资银行可更多关注中国经济转轨中一些薄弱市场和产品、薄弱环节的发展，关注经济结构的变迁，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支持大西北的建设，与中资金融机构既有竞争，也是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我们还希望在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能够更加配合中国宏观金融形势需要，不仅在顺利周期阶段，共享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收益，也能够在逆境周期阶段，甚至危机期间，坚持长期经营、追求长远利益，这也是今年二月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大家讨论和研究的一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