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力集团

1. 评价项羽急求文章

：“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

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 ——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2. 关于莫子的一些问题。

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

3. 鸿门宴上刘邦走后项羽集团为什么不杀张良

张良与项羽叔父为世交，之前就是他向张良报信说项羽准备进攻刘邦，劝他逃离汉营，张良因此得以通知刘邦，而项梁（项羽叔父）就与刘邦定下一门亲事。
而著名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在项梁帮助下，才没杀成刘邦。作为朋友，项梁绝对会保护张良。
项羽一向有大男子主义，既然已经决定不杀刘邦，断无干掉张良的道理，况且他本人对张良是很佩服的。
虽然范增肯定有杀张良的意图，但他的命令的有用性之微，已经在他多次举玉示意项羽杀刘邦，而项羽置之不理时得到证明。
所以不会有人杀张良

4. 浅谈鸿门宴中人物

你看下面的吧，对项羽为什么放刘邦分析的很有独到之处

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

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 ——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5. 北京尚力睿和品牌设计有限公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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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羽在鸿门宴会上为什么不听范增的建议杀了刘邦

项羽。钱钟书在《管锥篇》第一卷中这样分析：“‘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理学，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正因为项羽性格复杂如此，人们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便产生了一些误读的现象，尤其是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更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如高中语文部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就给予许多的否定词语：不善用人，不听臣言，骄傲自大，狂妄无礼，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眼光短浅，有勇无谋，放虎归山，导致楚汉战争的失败等等。上海高中语文教材H版所选《鸿门宴和涪关宴》一文，更是通过项羽释刘邦与刘备释刘璋的对比，轻易地对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作了否定评价：“当时，楚霸王项羽不听从范增的劝告，在宴会上轻易地放走了刘邦，最后落了个自刎乌江的下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也作此论。郭兴良、周建忠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上册）就有这样的字眼：“项羽头脑简单，缺少谋略……”“因骄傲自大，缺少政治头脑而又不听臣言，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被迫自刎乌江……”可以说，大多数史论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项羽鸿门释刘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错误，埋下了最终失败的祸根，鸿门宴是项羽由辉煌走向人生末路的转折点等等。

产生上述误读，原因很多，除了项羽自身性格复杂的因素外，还同根植于人们心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观念有关。项羽因为最终失败，人们才把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贬得一钱不值；设想一下，假如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是项羽，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也许鸿门释刘成了项羽的一则美谈。其实，细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虽然对项羽的失败表示了惋惜之情，对项羽的一些言行也有微词，但司马迁从头至尾没有否定项羽在鸿门宴放走刘邦的行为，也没有肯定放走刘邦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尽管鸿门宴结束时，有范增骂项羽的话：“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将为之虏也。”但这只能作为司马迁秉笔直书的佐证，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否定项羽的根据。纵观《史记》，司马迁对范增这位自以为是、倚老卖老、越俎代庖、不顾大局、气量狭小的谋臣并无多少好感。

我们知道，某一特定对象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点都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不能说鸿门宴与楚败汉胜的历史结果无关，但绝对不是主因。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即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迷信自己气力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因此，项羽之败不在鸿门宴放走刘邦，即使刘邦命丧鸿门，也会有“李邦”、“王邦”的出现。另外，司马迁确实写出了项羽身上种种性格的弱点，但这主要不反映在《项羽本纪》中，更不体现在鸿门宴上。司马迁为突出人物的某种个性和避免叙事的重复，首创了“互见法”。就写人说，即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和经历的重要事件写在本人的传记中，次要性格写在相关的别人的传记中。从全书说，人物的性格仍然完整。如在《项羽本纪》中，突出写项羽的主要性格，作为英雄本色表现出作战勇猛、为人豪爽直率等。而项羽一生重大事件是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至于他性格的其他弱点，则见于《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作品中。因此，我们不能把项羽身上的某些性格弱点强加到鸿门宴中的项羽之身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鸿门宴上的项羽呢？又该怎样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事件呢？这必须从《项羽本纪》的整体来把握。只有联系项羽叱咤风云的一生，甚至联系他的家族盛衰，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一般人看来，项羽是个性格残暴、动辄杀人的武将，死在项羽手中的人何止千万。但项羽杀人是有他的原则的：只要是阻挡他灭秦兴楚的复仇事业和雄霸天下的壮志的人，无论贵贱，无论强弱，无论老少，他都毫不心慈手软，彻底予以毁灭。这是因为项羽是在一种浸淫着复仇氛围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史载，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称霸中原；后来虽然走向式微，但即使是在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楚国和秦国也一样最具备统一资格。然楚国最终被秦国消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心中一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项羽不仅是楚人，而且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楚将，祖父项燕为楚战死，因此他的家族与楚王朝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楚国虽然覆灭，但项氏并没有停止复仇的活动。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吴中宾客和子弟，项羽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等，都是这种复仇情绪的具体表现。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参见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说，项羽毕其一生，只为着复仇与称霸两个目标而奋斗，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两个目标支配下实施的。因此，陈涉起义爆发后，项羽在叔父项梁的安排下，以迅雷之势杀死会稽郡守及府中反抗的兵士，夺取政权，开始了他雄心勃勃、喑恶叱咤的一生。当号称卿子冠军的上将军宋义奉命救赵，却停留四十余日，徘徊观望，使抗秦事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果断地杀掉宋义，排除了进军的障碍，以勇冠三军、破釜沉舟的气势，击败秦军主力，扭转了局势，为最后灭秦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他发现秦国降卒“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时，便毫不犹豫地下令“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如此一个杀人果决的三军统帅，为什么在鸿门宴上却轻易地放走了他日后的死对头刘邦呢？真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占了上风吗？不是。因为，在项羽看来，刘邦并不是他实现目标的拦路虎，而且当时秦患未除，他还需要刘邦的配合，如果轻易杀了刘邦会引起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造成抗秦联盟的破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项伯的撮合和刘邦降贵纡尊的登门谢罪，项羽终于放弃剿灭刘邦的打算。应当说，这不是项羽的盲目，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的决策。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

项羽的“仁”还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例如在项羽夺取天下后，凡有恩于项氏家族的一概得以重用；再如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派侯公劝说项王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答应后，便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并带兵解围离去。也许我们会指责项羽的轻信，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正因为项羽的这种仁义之举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另一个心理动因——义。刘邦从项梁起事开始，便紧跟着项氏集团南征北战，抗击秦军。刘邦曾和项羽联手攻打城阳、定陶、雍丘、外黄……可谓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在项羽看来，刘邦是有恩于项氏家族的；其次，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尽管灭秦的真正功臣是项羽，但毕竟先入咸阳者是刘邦，项羽欲攻刘邦已是背离自己的信义，如今刘邦前来谢罪，俯首称臣，此时若再杀刘邦更是有违自己的良心，这是项羽所不能接受的。项羽宁可在战场上与刘邦一刀一枪地拼命，也不愿玩弄这种不仁不义的阴谋来战胜对手。因此，他才不理睬范增的多次暗示，才宽容了樊哙的不恭，甚至产生了英雄相惜的情感。中国古代真正的英雄豪杰都是义薄云天之人，如关云长之义释曹操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所要高度评价的正是这种仁义精神。因为当初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时，多么希望能有项羽这样的英雄相救，然而，当时他身边的所谓知交却一个个离他而去，坐视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可以想见，当司马迁在刻画项羽的时候，对于那些明哲保身之徒是怀着极大的愤慨和不齿之情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不但教学参考书，连许多《史记》研究专家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那么曹无伤究竟是不是项羽的内线呢？我们来看一看曹无伤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告密”的。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项羽不杀刘邦是基于他的英雄心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勇气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开始，攻城掠地，拔营下寨，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怕”字，诚如他在垓下之围后对他的手下所言，“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即使他只剩下二十八员骑兵，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入无人之境。这种惟我独尊、谁与争锋的气势，足可撼三军，动天地。虎狼之秦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这种勇气是否如人们所评论的那样是盲目的、逞匹夫之勇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连刘邦自己也多次承认不如项羽，韩信也认为刘邦善用人但不善打仗，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事实上，楚汉战争爆发后，项羽仍有多次消灭刘邦的机会。一次是在彭城之战中，汉军大败，逃至灵璧东睢水上，结果不是被楚军所杀，就是跌落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刘邦团团围住，眼看刘邦插翅难逃，谁知“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砂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这一役刘邦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差点儿女不保，而太公、吕后则被楚军生擒。第二次是项羽为救彭城，追刘邦至荥阳，并夺取汉军供粮通道。虽然刘邦用陈平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但楚军仍将刘邦死死围住，最后刘邦只有通过牺牲城内两千女子及将军纪信，带数十骑从城西门悄悄出逃。由此可见，当时的项羽完全没有必要采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刘邦。如果不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失策，如焚烧阿王宫，动辄屠城，所过无不残民，放弃关中四塞之地而东归彭城等，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刘邦。因此，他的英雄心理是有相当基础的，并非妄自尊大。

总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罪不在于鸿门宴放过刘邦，相反，鸿门宴对项羽的刻画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项羽的智、仁、义、勇的一面。如果说刘备释刘璋为仁释、关羽释曹操为义释、孔明释孟获为智释，那么，项羽之释刘邦不但总其所有，更添一条——勇释。也正因为如此，项羽的悲剧才显得如此悲壮，项羽垓下被围才那样使人扼腕叹息，而其乌江自刎更使读者唏嘘不已。

7. 贾诩为什么被人叫“毒士”

贾诩眼光深远，很有谋略，但所献之计往往损人利己，不考虑百姓的死活，为李傕等献计攻进长安，不仅加速了汉朝的灭亡，而且使得天下大乱，被认为是三国第一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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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安三年，董卓被杀，王允掌权。因为董卓掌权时，残暴不仁，害怕他的残余势力又东山再起，残害苍生，于是对董卓的部下下了追杀令。李傕等部下担心被杀，准备遣散部队，各自逃命。贾诩当时是董卓的部下，为求自保，于是拦住李傕。郭汜等人，对他们说：“王允准备杀光你们凉州兵，反正横竖是个死，何不召集军队，攻上长安，赢了可以夺权，输了再死也不迟。”听了贾诩的建议，李漼和郭汜兵犯长安，杀死王允等，开始争权夺利，劫持朝臣，劫持献帝。使得长安城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血腥统治，处处烧杀抢夺，横尸遍野，百姓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李漼等在长安比董卓更加残暴，因为李漼和郭汜有勇无谋，一介武夫，素质低下，只知道炫耀武力。

2. 在李傕等血腥统治的几年里，瘟疫频发，又有天灾、战乱等，汉献帝只好逃离长安，仓皇东窜。当时的长安百姓几乎都死绝了，而这一切后果，贾诩他难辞其咎。就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贪生怕死，不计后果，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得天下陷入混乱，并改变了大汉的命运，因此，三国毒士非他莫属。

3. 贾诩怎么读 ？

   贾诩，曹魏著名谋士，其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曹操的“五大谋士”之一。第一次见诩这个字，大部分人都会念成“yu”，然后贾诩就会被叫成“甲鱼”。

4. “贾”这个字就不用多解释了，是被大家熟知的姓氏。“诩”念xu第三声，意思有三个方面：第一，夸大，能言善辩，例如词语自诩。第二同“栩”，形容欢喜、开心。第三，普遍。例词有：来自《说文》的“诩，大言也。”来自《礼记·礼器》的“德发扬，诩万物。”来自《礼记·少仪》的“合同主诩。”

5. 三国中对贾诩的描述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是什么。善于运用细致的观察，考虑对话方的身份、性格、爱好等善得人心的方式与人交流，使得对方都听从自己的话。在沟通交流方面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说辞对方绝不墨守成规，应变能力极强。这样一分析，可以断言，贾诩的“诩”应该是第一种意思，说话方面很有一套，交流能力强。人如其名也很符合贾诩这样一个人。

6. 贾诩论战，讲的是曹操南征张绣，大败张绣、刘表联军，曹获胜后，速行北撤。张绣率兵追击，贾诩劝张绣，追必败，张绣一意孤行，后败。贾诩又劝张绣，再追必胜，张绣听从其建议，对曹军猛追，竟击溃曹军。这足以证明其在言论方面的成就。

7. 其实三国里有很多人的名字，一眼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好认。如李傕（jue）二声，郭汜（si）四声，荀彧（yu）四声，钟繇（you）二声，杜畿（ji）一声。因为不常见，所以许多都不认识，不得不说我国的汉字真的博大精深。

8. 中国古代奇谋异士有哪些我要偏方！

奇谋异士当然是首推曹操手下的两位鬼才——郭嘉、贾诩

郭嘉，字奉孝，他一生都为曹操出尽诡奇的计谋，从郭嘉其一生中，针对吕布、孙策、袁绍残党及鸟桓等四大谋略，可析论其中奥妙。

一、水淹吕布
（一）背景
建安三年，曹操虽三战三破吕布，令吕布撤退防守，但曹军士卒也很疲倦，本来曹操欲想退军息兵，但是郭嘉与荀攸一同说服曹操趁胜追击，曹操接受，结果擒捕吕布。
（二）曹操欲退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吕布本非轻易取胜，在曹军疲惫及吕布仍强时，曹操要冒险驱迫累伤之残兵，对抗以骁猛善战的吕布。而吕布当时若是精兵反扑曹操，再呼结臧霸等淮泗豪杰，在曹操本有张绣及刘表在背后的远因威胁，以及曹军眼前虽有小胜而实犹疲惫的近因艰难，曹操的胜算不比吕布有利。这也是曹操为何急于退兵，以俟休养充实，再战吕布。
（三）把握时机、稍纵即逝
郭嘉及荀攸献策：吕布有勇无谋，又失锐气，陈宫虽聪明，但无法迅速作出谋略，现在应趁吕布士气仍衰未复、陈宫谋略未定时，急攻围打，可一举成功。这正是吕布的弱点，没有智慧配合的武勇，符合兵法「必死可杀」之道，领导若是气衰，士卒则无奋意。后来曹操引沂水及泗水而灌城，水淹下邳之下，吕布士卒饱受饥饿的煎熬：城内积粮有限，坐吃山空，若没有新粮补给，只能坐以待毙；城外则是汪洋波涛，已无去路可逃。因此吕布最后被出卖而灭亡，正因被曹操包围而形成坐困愁城。若是吕布能拿出击退夏侯敦及三击刘备的勇猛，辅以陈宫献智计谋，未必遭败，可惜时机先手已落人后。
力擒强敌吕布，洞悉最佳时机，正是谋略过人之处。
二、预料孙策
（一）背景
官渡之战，曹操正与袁绍相持于官渡，而孙策却扬言北伐许昌，当时众人悉皆恐惧，只有郭嘉独排众议。
（二）孙策正强
孙策渡江击破刘繇、消灭严白虎、诈取刘勋、攻溃黄祖及绞杀许贡后，除自领会稽太守外，又另立丹杨太守、庐江太守、豫章太守、庐陵太守及吴郡太守，可说是尽有江东六郡，势如同旭日东升。孙策站稳江东后，再来就是逐鹿中原，曹操首当其冲。
（三）轻挑必败、不足为惧
预言孙策被暗杀，不是郭嘉会算命，更不是郭嘉所指派，但是孙策仍以盛年之姿，却被刺客所暗杀，此乃英雄所见略同，出于偶然的巧合。
若从郭嘉谋略的内容细论，孙策死的一点都不冤枉。郭嘉认为孙策虽能平定江东豪杰，但是被击败的豪杰像都有忠心的部下卖命，人心尚未归顺，孙家仍需耗时费力以安稳民心士气。而孙策一向行事轻率而没有防备，虽然在江东领导人民军队众多，但是好像一人独行，若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刺客偷袭，孙策一个人很容易因落单而被解决。郭嘉从孙策的大意，判断孙策将因骄傲而死于匹夫之手。
虞翻就曾劝谏孙策：「白龙若变身为鱼身，一个普通渔夫也能轻易捕捉。」孙策又曾恁意命令左右分别逐贼，自己却独骑入山，只有虞翻一人步行护卫，尾随在孙策马后。可见孙策轻挑，事出有因，酗酒终日难保不醉，耍诈老千终被识破，郭嘉确认情报研判出必然性，这与臆测铁口直断的猜想，有所不同。
孙策若死，江东必乱，等到稳定，又是几年光景，此时曹操早已结束官渡之战，因此孙策不足为惧。
三、缓攻袁绍残党
（一）背景
虽然官渡战胜袁绍、又讨伐青州袁谭及袁尚，诸将皆欲乘胜追击，但是郭嘉却不认同。
（二）打铁趁热
曹操擒吕布、灭袁术及讨刘备等，皆以闪电袭击奏效，袁绍才于官渡新败，袁谭及袁尚（袁绍诸子）又于黎阳再败，正是曹军一鼓作气，斩草除根的最好时机。
（三）军有所不击
优势因利而制权，若墨守成规，不知因时机而变通，纵使有利也可遭不利。官渡之战虽重创袁绍，但是郭图、逢纪却各拥袁谭及袁尚，两袁仍能聚军抵抗。郭嘉献策曹操，与其急攻两袁而令其合作相抗，不如缓攻而待其互斗生变，此为「鹬蚌相争，渔人获利」。对付二虎相斗之后的残余一虎，比起同时力拼二虎要省力，特别是二虎又可能合作时，最好再助其一虎挑拨互斗。
曹操接纳，甚至与袁谭结为婚姻，后来还为袁谭击败袁尚，最后再消灭袁谭，循序渐进的顺序，正按郭嘉安排，不但攻破邺城斩审配，又能攻破南皮平冀州，郭嘉因此而受封为「洧阳亭侯」。
虽然拙仆能慢慢蚕食，但因势而取巧更妙，在「有所攻」与「有所不攻」之际的拿捏，更是战争的艺术。
四、北伐乌桓
（一）背景
刘表与刘备正在荆州蠢蠢欲动，曹操却想长征袁尚及三郡鸟桓，这是一种北伐与南征的两难。
（二）斩草除根
乌桓自以为路离中原遥远，不会严加防范，曹操若能乘人不备，突然用兵，必能击破。袁绍曾有恩于乌桓，所以袁尚及袁熙兄弟才会逃命投靠，昔日袁绍「冀、青、幽、并」四州人民只因畏惧曹军势力而臣服，尚未心服，如果袁尚藉乌桓的资源而来，招募死忠臣属，万一起兵而四州人民响应，恐怕青州及冀州将脱幅而走。刘表与刘备有天生的矛盾：刘表若是重用刘备，恐怕无法领导或控制刘备，刘备可能反客为主；刘表若是轻用刘备，又不能善用刘备的才能，不足为惧。因此郭嘉建议曹操，就算倾巢而出，也不用担心刘表，曹操听从。
（三）千里奇袭
郭嘉随军至易县，建言「兵贵神速」的重要：军队连同辎重一齐行军，速度缓慢而无法掌握主动，而且容易被发觉行踪，一但被敌发觉，就会加强防御。不如留下辎重，轻装疾行而出奇不意。
因为丘牛大车粮秣兼行，浩浩荡荡的补给的队伍，行动必定缓慢，千里袭击却采徐行，敌人必先得知，等到曹军人马到齐时，鸟桓的边塞防御工事等也完成的差不多，而难攻不下，然后曹操纵使再来「六出乌桓」（参考六出祁山），可能先因防御坚强而屡攻难拔，再因粮尽无援而不得不退兵。
曹操后来在白狼山遭遇鸟桓：当时乌桓军兵多，曹操军兵少；乌桓军被甲者多，曹操军被甲者少。不论从兵力或从装甲，曹操皆居下风，所以曹操左右皆恐惧。若不是先前曹操采用奇袭，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兵法虽云「百里争利而失三将军」、「五十里争利而蹶上将军」，虽然「劲者先而疲者后」是原则，但郭嘉因势而权变，作出「其疾如风、动如雷霆」的谋略，而免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窘迫。
结果曹操大胜，击溃斩敌，不但歼灭鸟桓主力，还逼迫袁氏兄弟流亡到辽东，无法再影响中原。
结语：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郭嘉谋略神机妙算，正是因不墨守成规而能变通胜算。

接下来说说贾诩，字文和，他是曹操的五大谋士中最后一个投靠曹操的，之前还帮助他的前主公张绣两次大败曹操……他身怀奇谋，胆识过人，阅历繁复，志节深沉。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而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他难辞其咎。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此事见仁见智，我觉得若撇开道德威望，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则贾诩与二荀并列，并无不当。

在贾诩投靠曹操之前，他先后为之献策的，多属造孽江湖的恶棍型军阀。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也确曾有功于皇上，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在新旧都城的喋血杀伐中，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像一只不祥的猫头鹰，在累累尸骨上盘旋。

当年董卓伏诛，司徒王允专权。王司徒虽然才能有限，且有不知体恤，滥开杀戒之弊，但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毕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董卓手下原有两个莽野的部将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网开一面，则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极有可能归化朝廷，如此，乱局初定，因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因一时丧失了矛头所向，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权且罢兵。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虽然会略嫌平淡，但于国于民，实属大幸。刚愎无比的王司徒，本着决不姑息的态度，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这有点逼人造反的意味了。然而奇怪的是，李傕、郭汜本来也想认命了，他们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

倘如此，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

贾诩单人匹马，挡在道上，"二位，急个啥呀？"李傕、郭汜对贾诩素来敬重，便洗耳恭听。"王允正要捉拿你们，你们若解散部队，路上随便一个小亭长都有能耐把你们绑起来，送给王司徒邀功。横竖是个死，何不先聚集军队，干脆反上长安，为董卓报仇。如侥幸事成，则挟天子以令天下，何其威风；万一事不成，那时再逃向西北故土，也未见得晚呀。"这一番充满流氓智慧的开导，李傕、郭汜听得不住地点头。

当年陈胜、吴广被迫"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正与贾诩此时的教唆相同。区别是，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李傕、郭汜，他们都属当事者，而贾诩则完全是局外人，换言之，这一番建议，虽然可以救李傕、郭汜性命于一时，对贾诩则没有丝毫好处。不然，当李、郭二人成功后欲封贾诩为"尚书仆射"，他也就不会坚决推辞了。"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贾诩话说得颇有自知之明。

于是，李傕、郭汜的命暂时虽被救下，汉朝的命却更加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顺着贾诩那番开导走下去，诸如"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之类强盗逻辑，已无可避免。

帝国都城长安的城头，刹那间便阴暗了下来。随着李傕、郭汜的反戈一击，东汉再也没有喘过气来。

李傕、郭汜所带的凉州兵，凶悍无比，暴虐非常，端的乃"虎狼之师"。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六月，李傕、郭汜打破长安城池，王允被戮，吕布出逃，尸遍长安。堂堂汉家朝廷，就此落入两个无赖军棍之手。据说，董卓初死之时，三辅地区百姓尚有数十万户，经过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仅仅两年间，民已"相食略尽 "，好一片凄惨。两人沆瀣一气，作恶多端，这时突然又因一个妇人的嫉妒，陡然翻脸，彼此厮杀起来。世事遂进一步动荡，百姓遂进一步遭殃。贾诩虽曾对两人有所规劝，但正所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面对这一最初由自己造成的局面，当它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贾诩事实上已一筹莫展。他看李傕、郭汜越来越像两个不成器的野孩子，只知在院子里打架。然而，这是你家的院子么？这可是整整一个王朝啊！

贾诩，字文和，他的行为可是与"文和"没什么关系。一计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乱国，正贾诩之谓也。

他厕身在杀人如麻的强盗身后，貌似蔼然文士，一面犯下滔天奇罪，一面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这份能耐，孰能及之？你看他以一介游士的身份，时而避难乡间，时而闪身在某个诸侯的厅堂，匹似流窜作案。说计道谋，甚至敢让曹操甘拜下风；逮至晚年，竟又在曹丕的朝廷里充任太尉，权势蒸蒸日上，一派德高望重的模样。这是一个怎样的奇人？
他出生在武威，俗称"金武威，银张掖"，也算是大西北一个重镇。年轻时虽也曾被人评为"有良、平之奇"，但因僻处偏远，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在那个天高地远、充满犷悍之气的地方，少年贾诩濡染其中，斯文气中难免也会夹杂若干匪气。与豪爽武夫打交道，与土匪豪强相周旋，这份本领贾诩生而具备。靠一袭长衫，一把折扇就能行走江湖，在四百年后的中国也许可行，当时免不了就会步步涉险。贾诩有一次就在道上遇到强盗，同行数十人同时被擒，一张百人坑已经挖就。要活埋吗？看来是的，这些强盗，把人活埋也许比打牌还要轻松。贾诩面不改色，镇定从容地对强盗说："先别急着埋我，我是段太尉的外甥，太尉肯定会出重金来赎我，保你们赚一笔。"——诸位，这里的奥妙在于，若强盗当真等着段大人拿钱来换人，西洋镜准会被戳穿，因为太尉段颎并没有这样一个外甥。贾诩拿准了他们没这份胆量，当时，段颎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最强蛮的家伙都不敢贸然招惹。结果，贾诩一面看着这拨强盗将其余众人悉数活埋，一面自己却与强盗首领推杯换盏，"我会在舅舅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的，"说完这话，贾诩抹了抹嘴边的美味，在强盗们点头哈腰的欢送之中，骑马扬长而去。

骗人骗到这个份上，我只能遥遥地想着：贾诩是深不可测的。让满脑子想着活埋人取乐的强盗俯首帖耳，单靠智慧肯定于事无补，靠胆量也过于笼统。我的解释是：贾诩身上同样洋溢着一股匪霸之气，正是它让强盗相形见绌，气为之夺。话说回来，注定要呼风唤雨，荼毒江湖的贾文和先生，怎么也不会在寻常沟壑里翻船。他的目标是长安，他相信在那里会有自己的机会。什么机会？如果你这么问，贾诩只会诡秘地抿嘴一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方。那里，秦始皇建造的巍峨长城上，正幽幽地转出烽火。

似花还似非花，摧国不忘护国，正可见贾诩本色。在挑动李傕、郭汜反上长安、又间接导致李、郭二人在长安城外自相残杀，京畿震荡之后，他又在皇帝面前扮演起护花使者的角色来，弄得皇帝对他又恨又爱，又嫌又忌。为了拉拢他人联合对付郭汜，无法无天的李傕曾对凶悍的凉州兵大言不惭地许诺："一旦攻破郭汜，皇帝宫中的美女，可任意使用。"结果，这些莽汉便天天在长安城外高叫："李将军答应的宫人美女在哪，快快送出来！"皇家威望，扫地无光。汉献帝可怜巴巴地看着贾诩，希望他能拿个主意，至少别让这些家伙再这么在城外乱叫了。好个贾诩，当即秘密地将强盗首领全部召来赴宴。不就是一些空洞许诺吗？区区李傕能许你宫廷美女，我受皇帝重托的贾诩，就不能许你更具诱惑力的高官厚禄？几桶美酒喝完，凉州兵当晚便奇迹般地撤离长安。李傕由此受到重创。

贾诩偷偷离开长安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他处处以汉室忠臣自居，此前有人劝他离开，他还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深受国恩，义不可背。"后来当皇帝被迫逃离长安时，贾诩也颇有护驾之功。关于贾诩，在洛阳颓败的"杨安殿"里，皇帝也许会想到所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故事，尽管有些不伦不类。萧何之败，无关乎皇朝兴替，贾诩之谋，实已致汉朝江山于万劫不复之境。

和吕布一样，当西北的战火逐渐向中原燎原的时候，贾诩的身影也随之在中原出没，贾诩的计谋也随之在中原吹奏出杀伐之气。贾诩的谋士品格，只在一点上得到确认，即他从来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实际上却往往收到替将军作主的效果。

诚如伏波将军马援所言，"方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作为中国历史的"后战国时代"，三国士大夫的择主标准，与天下辐裂的先秦知识分子本无不同，故荀彧、郭嘉、董昭等谋士纷纷弃袁投曹，关羽义不背主，诸葛兄弟在东吴、蜀汉各事其主，俱忠诚不二。若此乃通例，贾诩便提供了一个例外：他先后投靠的段煨、刘表和张绣，竟然都是自己内心颇为鄙视的。段煨对贾诩表面敬重，内心忌惮，因为贾诩"素知名"，在兵士中威望极高，段煨怕贾诩喧宾夺主。贾诩离开段煨的时机和理由亦很微妙，"我若呆在段将军身边，说不定会遭到陷害；而我一旦离开，由于段将军既希望我外结强敌，又怕我反戈一击，所以反而会厚待我的妻子家人。"结果丝毫不差。至于刘表，贾诩的评价也是既准确又刻薄："若天下安宁太平，刘表可位列三公，然而方今乱世，他如此不见事变，多疑无决，便注定是碌碌无为之辈。"贾诩与张绣的关系最好，早在长安时，张绣就有意将贾诩拉拢至帐下，一俟贾诩秘密来投，立刻便对他言听计从。奇怪的是贾诩之所以投奔张绣，不仅因为张绣的张臂欢迎，更在于这样一个判断："张绣，一个没脑袋的主儿。"以贾诩的才华，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明珠投暗，龙游沟壑，这里面便颇可揣测贾诩的真实用意。他喜欢谋略，他需要一个可以使自己的才华尽情驰骋的疆场。如果谋略是一种美，联系到他当年不可思议地替李傕、郭汜出的馊主意，则贾诩正好被我们理解成这样一个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看出这一点，贾诩投靠张绣而不是曹操、袁绍，便是最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曹操手下谋士如云，其本人又计谋百出，贾诩在那里注定难呈鹤立鸡群之势；袁绍貌似强大，但这人志大才疏，又有着一个奇怪而又致命的弱点：只要对自己有利的计谋，他一概不采纳；刘表可不去说他了，而好做皇帝梦的袁术，刚愎自用，缺少虚怀下士的品德，贾诩注定没法活得从容。贾诩与吕布有仇，当时尚力单势薄的刘备当然更入不了贾诩法眼，何况刘备还一直和吕布勾勾搭搭，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所有人提到曹操平生所吃之败仗，都不会不提"宛城战张绣之时"，那也是曹操输得最为凄惨的一仗，长子曹昂及贴心猛将典韦相继阵亡，自己所乘的大宛良马"绝影"，亦中箭而死，可说狼狈至极。毫无疑问，这一仗曹操其实是输给贾诩的。贾诩后来又赢了曹操一回合，那一仗虽无多少战略意义，却极端神奇，可以让曹操作为教科书，好好琢磨研习一番——曹军撤退了，张绣立功心切，急不可待地要领军追赶。贾诩在一边连连阻止，张绣不听。张绣的枕芯脑袋难免会想：与曹操交战，而竟能逼得他退军，此乃千载难逢之机，此时不乘胜追击，痛下杀手，更待何时。然而，不听谋士言，吃亏在眼前，没多久，张绣的追兵就被曹操殿后部队杀得大败亏输，狼狈逃回。"文和，我后悔没听你的话，"张绣诚恳地向贾诩道歉。"先不忙后悔，请将军重新整顿军马，再追一次曹操。""什么？"张绣大惊失色，"我得胜之军追曹操败退之兵都没有胜算，你竟然让我再将失败之军追曹操得胜之旅？"贾诩有点不耐烦了，"将军莫迟疑，只管去追，如不胜，把贾某的头拿去。"张绣此时的心情肯定古怪至极，不过他还是去追了，即使心里一百个不相信。

第二次追击，张绣大有斩获，把曹操杀得溃不成军。

不仅曹操对自己的失败极为纳闷，张绣回营后见到贾诩，恐怕也得把他好好地重新打量一番，以确定他是人是鬼。就像华生医生总要让福尔摩斯解释一下破案原因一样，张绣此时最想做的，就是让贾诩说个明白。"这还不简单，"贾诩摆了摆手，"曹公与将军作战，并没有占丝毫下风，突然撤退，肯定是后方有事。将军不察，误将曹公的主动退军视为不敌，盲目进击，必无胜算。曹公用兵何等精明，必有精兵良将为之殿后，以防追军。待将军败走，曹公因急着赶路，不再设防，便会调整步伍，将后军挪为前军。此时将军纵用败兵追击，亦必能奏效。"三国之所以多智，端赖贾诩者流出没其中。

当曹操和袁绍两大军事集团纷纷剿除诸侯之后，世界虽然没有变得安宁，局势却已明朗不少。在曹、袁两只巨螯的钳制下，暴露在外的张绣，势必沦为瓮中之鳖。投靠袁绍还是曹操，就成了张绣迫在眉睫之事。投靠袁绍的理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一则袁强曹弱，一则张绣于曹操有杀子之仇。于是，当袁绍主动派使者前来招降时，张绣恨不得立刻跪下身来，唯袁绍之命是从。谁知贾诩从幕后倏然闪身，以疾言厉色之态，对袁绍使者痛加训斥："替我谢谢袁本初的好意，再转达这样一句话：一个连自家兄弟袁术都不能相容的人，不可能成就大事。张将军敬谢不敏！"张绣大惊："文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不然"，贾诩平静地说："投降曹操吧。将军虽与曹操有过节，但依我看来，曹操有雄杰之气，肚量宽宏，肯定不会为难将军。再说，袁强曹弱，将军这点兵马袁本初未必看得上眼，对曹公却不失为雪中送炭。请将军再听我一回。 "果然，曹操竟好像完全忘记了当年与张绣结下的深仇，亲自率众出城迎接，给予张绣极高的礼遇。私底下，曹操也紧握着贾诩的手，一脸诚恳地谢道："使曹某信义著于天下，正是阁下呀！"——贾诩之所以甘冒奇险，正因为他看透了曹操的心。

至此，东汉元恶之一的贾诩，人生航道进入了另一片相对平静的海域。虽然作为曹操谋士之一，他仍不时献计供策，尤其在曹操征伐马超、韩遂的过程中，贾诩功不可没。但总体上看，他淡出江湖的意味正日益明显。对曹氏父子，贾诩本来还有可能立下奇功：曹操、曹丕先后两次讨伐东吴，都以失败告终，赤壁之战更使曹操元气大伤。我们发现贾诩都曾预睹先机，加以谏阻。

贾诩知道自己的过去并不光彩，所以一直韬光养晦，轻易不发一言。晚年的贾诩尤其乖觉无比，他闭门不出，谢绝交游；为了杜绝他人猜疑，他处理儿女婚嫁之事，也力避攀附名门。虽然如此，在曹操立太子的过程中，在曹丕与曹植兄弟争权的过程中，站在曹丕一边的贾诩，仍以自己四两拨千斤的谋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向贾诩请教太子争宠术时，贾诩的回答竟是那样地冠冕堂皇，霁月光风："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养，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奇怪的是，就这么一番貌似不切实际的大话，竟使得曹丕从此幡然改悟，自我砥砺，终于赢得了曹操的好感。此前曹操也曾特意屏退众人，向贾诩请教立太子一事。贾诩面露难色，故意不答。"先生为什么知而不言？"曹操再问，"不，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两个人。""谁？""袁绍和刘表，"贾诩答道。曹操哈哈大笑，轻拍着贾诩的肩膀："先生不仅谋略过人，也特别善于处理他人父子关系。"贾诩貌似漫不经心的回答，对曹魏政权的最终确立，也许竟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袁绍、刘表正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继承权问题，死后遂使得兄弟阋墙。贾诩示曹操以前车之鉴，终于使曹操决下心来，立曹丕为太子。

在魏文帝曹丕当政之时，功劳盖世的贾诩被委以太尉重任。然而贾诩老矣，他只仿佛一个大隐隐于朝的隐士，依旧过着恬淡的生活。世事阴阳，果报难料，这个邪恶的播种者，谋略的热衷者，最终是以一副德高望重的神情，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依照当时"人过五十不称夭"、"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标准，贾诩真可谓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