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审计署

㈠ 国家审计如何推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着力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正式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逐步展开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节，在开展重大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理应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从而推动建立有效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实现其抵御、改进和预防等“免疫系统”功能。
一、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一）我国缺乏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经验，监管难度越来越大。
尽管我国仍然实施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并形成了以一行（中国人民银行）、三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分业监管体系。但目前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业经营性质的金融服务项目，混业经营已经萌芽，这对先行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造成了强大压力。不同监管部门既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又按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交叉监管的现象突出，不仅制约了金融业务的创新活动，也经常给市场发出互不协调、相互矛盾的信号，极大的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成效和金融改革的进程。随着中国未来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许多国内现有的管制或规定将被强行突破，金融分业监管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逆周期操作将对资本充足率有更高要求。
金融风险的发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机构应该在经济繁荣时期储备更高水平的资本，以便在经济萧条时期拥有更大的缓冲余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作为一个典型的宏观审慎工具，就是逆周期操作的体现。特别是当借贷总额超过经济上或某个领域上应有的平均值时，由于用于购买资产的借贷不断增大，将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从而引起系统性危险的持续扩大。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虽然不能结束繁荣衰退周期，但将有助于减少幅度。
在人民银行2009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银行在经济高涨时计提充足的损失准备，在衰退到来时才不至于因准备不足而被迫紧缩贷款。”这意味着，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很可能提高，以限制杠杆率。
（三）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对系统风险的预警，强调“市场准入”、“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的监管。
由于欧美国家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存在，系统风险主要存在于风险在金融市场间的传播，而中国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是由金融体制的“信贷配给异化”（间接融资市场更发达且信贷资源主要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的宏观经济周期引发的。因此，对系统风险的防范上，与欧美国家将防范重点放在对“系统性重要机构施加额外资本”和“破产隔离机制”上不同，我国应放在对“宏观系统风险”的预警上。同时，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是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中国金融体系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反而是太多的“小而不倒”的问题。中国应加强“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的监管，允许国内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国有金融机构的有效退出机制，并加强“过程监管”，防止监管黑洞。此外，与传统金融风险预期模型不同，宏观审慎风险预警的重点应放在分析金融体系的信贷增长、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等指标相互影响的机制、主要特征及演变趋势，以及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冲击的渠道，并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之间如何反作用于宏观经济等。
二、国家审计如何推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最直接的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金融系统对经济体系的负外部溢出而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国家审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助力。
（一）强化宏观意识，关注金融监管体系中重复监管与监管缺失并存的问题，促进建立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推进一体化监管体制。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宏观审慎监管只有在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在承受压力时有更迅速的反应并做出更好的决策。因此，国家审计应该关注“一行三会”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的问题，及时予以反映，促进金融监管部门对各自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和统计网络进行改造，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共享数据库，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避免监管不协调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审计还可采取审计调查的方式，探讨逐步推进一体化监管的可能性。因为一体化监管不仅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消除监管真空并避免监管套利，更好地适应混业经营的要求；还能更加迅速的发现金融系统风险并对风险做出高效反应，及时采取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二）将银行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本金充足情况和不良贷款比率作为一项常规审计内容，及时反映银行业潜在系统风险，充分发挥审计免疫功能。
我国银行体系的高脆弱性主要表现在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和不良贷款比率过高，但由于银行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高储蓄率和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使得商业银行体系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挤兑风险。但随着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资本市场对储蓄的分流，银行体系的风险将逐渐显露。特别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调查结果显示，资本金缺位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要风险。
因此，将银行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本金充足情况和不良贷款比率作为一项常规审计内容，重点揭示资本金“名存实亡”的问题，可以为逆周期政策的选择和决策提供依据，也可以补充监督金融行业的运营安全，降低金融系统风险。
（三）国家审计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和监督，对于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审计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监督，对于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家审计可以发现各种不利于宏观逆周期政策执行的问题和隐患，并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估，为实施恰当的政策提供基础的、可靠的信息，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其次，国家审计对于“准入监管”、“过程监管”等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审查和监督，为政府提供合理建议，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完善；最后，国家审计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及其相关工作进行审查和监督，可以提升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质量和管理水平，从而协助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孟岭）

㈡ 央行、财政部、银监会和审计署等四部门将联合下文规范政府融资平台主体资格认定标准

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个：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监会2010年7月专30日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属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0]412号）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监会2012年12月24日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
财政部网站“政务信息”中的“政策发布”下面有。

㈢ 如何考核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成本率

融资平台融资成本率的考核计算原理如下：

1、无风险收益率的确定。关于无风险收益率的选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考虑到从上市公司角度，在实际计算中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期限最长的国债的内部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2、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在明确了无风险收益率的计算依据之后，计算市场风险溢价的关键就是如何确定股票市场的市场组合收益率，实际中采用自上市公司实施股权融资之后的三年时间内上证综合指数累计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3、融资总成本中的上市公司总价值V的计算。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市值存在总市值和流通市值之分，而债务资本的账面值的确定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因此，直接计算上市公司总价值是有困难的，在实际计算时采用了总投入资本即债务融资资本与股权融资资本之和EK+DK代替上市公司总价值V。

注：融资是一个企业的资金筹集的行为与过程，也就是说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采用一定的方式，从一定的渠道向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公司正常生产需要，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的理财行为。

(3)融资平台审计署扩展阅读：

融资成本的相关介绍：

1、首先是企业融资的机会成本。就企业内源融资来说，是无偿使用的，它无需实际对外支付融资成本。但是，如果从社会各种投资或资本所取得平均收益的角度看，内源融资的留存收益也应于使用后取得相应的报酬；

这和其他融资方式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所不同的只是内源融资不需对外支付，而其他融资方式必须对外支付以留存收益为代表的企业内源融资的融资成本应该是普通股的盈利率，只不过它没有融资费用而已。

2、其次是风险成本，企业融资的风险成本主要指破产成本和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债务融资的破产风险是企业融资的主要风险，与企业破产相关的企业价值损失就是破产成本，也就是企业融资的风险成本。

财务困境成本包括法律、管理和咨询费用。其间接成本包括因财务困境影响到企业经营能力，至少减少对企业产品需求，以及没有债权人许可不能作决策，管理层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

3、最后，企业融资还必须支付代理成本。资金的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会产生委托一代理关系，这就要求委托人为了约束代理人行为而必须进行监督和激励，如此产生的监督成本和约束成本便是所谓的代理成本。另外，资金的使用者还可能进行偏离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从而产生整体的效率损失。

㈣ 国家审计署发《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

国家审抄计署发《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是由国家审计署统一组织全国审计机关按照逐笔、逐项、见人、见物、见账的要求开展审计形成的结果，它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的数据不同，原因在于统计口径不同，审计机关的债务是按直接偿还债务、担保债务、其他债务，包括县级以上地方债务，同时它不仅只包括地方融资平台账务，还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用单位属于政府性的债务。而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只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

㈤ 审计署和银监会报告的差别在哪里

[ 在银监会的统计口径下，机关、事业、企业三类平台法人均被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范围，而审计署公布的平台数及其负债仅限于“平台公司”，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验证 国家审计署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6576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负债规模为4.97万亿元。然而根据银监会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一万家融资平台公司，负债规模达到9.1万亿元(见表1)。4.97万亿元与9.1万亿元的巨大差距引起各种猜疑，认为审计署的数据低估了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的规模。 实际上，这两个数据的差距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造成的。根据审计署的定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但在银监会的统计口径下，机关、事业、企业三类平台法人均被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范围，而审计署公布的平台数及其负债仅限于“平台公司”，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验证。 第一，审计署报告的“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举借主体情况表”显示，除了平台公司的4.97万亿元债务余额外，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债务余额合计为4.47万亿元。平台公司与这三项合计为9.44万亿元(见表1)。这说明，银监会的平台贷款的统计口径与审计署的平台公司负债的统计口径相比，从举债主体看更宽泛。也正是由此产生了9.1万亿元和4.97万亿之间的差别。 比如，以江西省为例，2008年以前主要以机关、事业单位法人为银行平台贷款的承贷主体，在2009年中型企业平台公司超过机关事业单位法人，成为获得银行贷款总量最多的平台公司，年末贷款余额为345.09亿元;而增速最快的是大型企业平台公司贷款，增长109.86%，比增速最低的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平台贷款高70.8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平台和平台公司负债是有严格区别的。 第二，银监会的平台贷款数据9.1万亿元，与审计署的地方政府银行贷款数据8.4万亿元，在统计口径上更为吻合。从表2可以看出，银监会的平台贷款统计中需要地方政府支持的部分6.3万亿元，和审计署的地方政府银行贷款统计中需要依靠政府支持的部分6.9万亿元，也是比较接近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审计署的数据和银监会的数据相比，并不存在严重低估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差距，是因为银监会关注的角度是银行系统在地方政府总体的贷款风险敞口，从而采用了更宽泛的统计口径。审计署则对地方政府的负债主体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 (作者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㈥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负债规模：审计署和银监会报告的差别在哪里

1、报告复中的融资平台公司数量不同。截制至2010年底，根据审计署的报告，全国有6576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然而根据银监会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一万家融资平台公司。

2、报告中的融资平台公司的负债规模不同。截至2010年底，根据审计署的报告，全国所有的融资平台公司的总负债规模为4.97万亿元。然而根据银监会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所有的融资平台公司的总负债规模达到9.1万亿元。

3、统计的口径大小不同。根据审计署的定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但在银监会的统计口径下，机关、事业、企业三类平台法人均被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范围，而审计署公布的平台数及其负债仅限于“平台公司”。

审计署的数据和银监会的数据相比，并不存在严重低估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差距，是因为银监会关注的角度是银行系统在地方政府总体的贷款风险敞口，从而采用了更宽泛的统计口径。审计署则对地方政府的负债主体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

㈦ 国家审计署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融资平台公司名单,这个名

只有11年搞了全国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12年没有进行该项审计。数据审计署公告就有。12年进行的是全国社保审计，数据也应该由审计署统一发布，你可以去审计署网站上看看

㈧ 审计署揪出154亿隐性地方债近半在哪里

审计署揪出154亿隐性地方债， 近半在邵阳。

也就是说，此次审计署查出的邵阳城投违规举债金额（72.33亿元），相当于邵阳市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7%，政府债务余额的46.8%。对于这笔隐性地方债务的整改问题，赵全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邵阳城投可以用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替换公益性资产，用以偿还债务。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郑春荣认为，以公益性资产融资的举债行为，大部分人寄希望于未来收入大幅增长，但大部分偿债资金并不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邵阳市政府官网显示，2018年4月11日，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就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进行专题调度。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强债务风险管控的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制定化解债务风险规划方案、债务偿还年度计划应急预案及落实情况汇报；关于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清理整顿，改革转型的有关情况汇报等。会议要求，强化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积极稳妥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