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投資拉動何時結束

㈠ 為什麼中國九十年代投資拉動經濟成功，而現在中國投資拉動經濟失敗

小心查水表

㈡ 為什麼以前中國喜歡投資拉動經濟，而現在是搞消費拉動經濟

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城鄉差別、地區差別，以及收入分配製度的不合理，導致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貧富差別較大，社會總體消費水平不高，消費不足，其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投資拉動經濟見效快，也能體現一個城市的發展。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因為出口的急劇減少和國內經濟的低迷，提出內需拉動

㈢ 現在中國發生的，通貨膨脹需要多久能結束一般其他國家通脹多久結束結束的之後是什麼現象什麼結果

盛世的古董，亂世的黃金。
通貨膨脹，的表象就是購買力下降。這根很多因素有關。我看你是想了解現在是該消費還是該存錢是嗎！
個人見解：不管通脹再厲害，黃金也是不會貶值的，因為在經濟學上有這樣一句話：「貨幣天然非金銀，金銀天然是貨幣。」也就是說現在的紙幣的本位是金銀，紙幣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它會隨著很多因素發生變化，但是黃金本身的價值是不會發生變化的。也就是說你現在可以投資的東西是黃金和古董。
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時是把錢變成貨物越快損失的就越少，但是現在還沒達到那個程度。
通貨膨脹之後就是經濟的大蕭條，但是也不一定，也有變成通貨緊縮的，這要看國家的政策是怎樣控制的了。如果你手裡有錢就買點黃金吧，個人見解。希望對你有幫助。

㈣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什麼時候結束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1992年時結束。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的提出是十四屆五中全會。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

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從黨的十四大起，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取向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成為自覺、主動的歷史進程。

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把黨的十四大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系統化、具體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原則、方針和內容做出決定。

《決定》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微觀基礎到宏觀管理，從城市改革到農村發展，從經濟運行機制到科技教育體制，從經濟手段運用到法律制度建設，從生產、分配到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和領域，規劃了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任務，構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

《決定》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勾畫了科學、系統的宏偉藍圖，成為全黨、全國人民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圖大業的行動綱領。

實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變革，這是從我國的具體實際出發的，同時借鑒了國際市場經濟的成熟經驗，在市場運行機制和法律准則等方面與國際社會基本一致。到本世紀初，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已經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

當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構建起來之後，市場化進程的重點則在於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或者說是市場經濟建設的「質量」方面。所以，黨的十六大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本世紀頭二十年經濟建設和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

(4)中國的投資拉動何時結束擴展閱讀：

國有企業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和難點

我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解決許多極其復雜的問題，其中的重點和難點是讓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確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強調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形式，調整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生產管理許可權與利益分配關系，在企業內部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這一時期改革的主要舉措是「放權讓利」，先是實行國有企業利潤留成制度。

1981年實行「利潤包干制」，企業按核定的利潤目標向國家承包，超過的部分歸企業留用，完不成的部分由企業自行補齊。此後又實行了「利改稅」，把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改為繳納稅金，稅後利潤全部留歸企業。

1984年，中央明確提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後，國有企業開始推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企業有自主選擇和安排產供銷活動的權利，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

1992年，中央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明確規定企業享有生產經營決策權、產品銷售權、資產處置權等經營自主權。事實上，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已逐步擁有了產品所有權，基本確立了市場主體地位。

從1993年到2002年，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這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從政策調整進入到制度創新階段，國有企業開始推行公司制改革。

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1999年，進一步明確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要求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已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此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繼續深化。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在這個框架下，中央又正式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按照這一思路，國有企業不斷深化公司制改革，進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同時，分類分層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引入各類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提升國有資本經營效率和效益。

由此可見，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也是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產品所有權科學分離的過程。如果說在早期放權讓利階段企業尚不擁有獨立的產品所有權，那麼，到了承包經營制階段，經營權與產品所有權就都下放給了企業。

後來的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推動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產品所有權分離。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自信地說，經過40年改革創新，我國國有企業已經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㈤ 投資能否繼續拉動中國經濟求解

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挑戰在於過剩產能太大，創造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大幅下滑，相應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滑。
中國經濟未來增速軸心到底在哪裡？這一尖銳問題把研究者們劃分為兩個陣營，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樂觀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屬。他在不同場合暗示中國未來20年仍能維持8%的增長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經表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將會降低到5.5%左右（可參見《中國經濟的未來十年》）。兩種判斷孰是孰非？其間的區別絕非兩個簡單的數字之爭，而是涉及到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本質區別，倡導的經濟政策也南轅北轍。
林毅夫教授的信心來源之一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即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因而可以通過學習與引進，來快速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作為論據，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21%，僅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韓國在1977年的水平，而後三個國家隨後都仍舊維持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
後發優勢是一個重要概念，也的確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後發優勢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一國經濟增長。事實上，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且遠大於中國（例如朝鮮、越南、菲律賓），但近60年來，僅有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他大多數擁有更大後發優勢的經濟體卻徘徊不前。換言之，後發優勢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中國與韓國1977年水平相當這一事實，與朝鮮與中國1976年相當這一事實一樣，與中國未來能否維持8%的增長，沒有相關性。
如何實現後發優勢？林毅夫教授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有些評論員強調要增強內需、尤其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林毅夫、張軍、黃育川等學者正確地指出，消費本身不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本質含義是一個經濟體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而消費是對這個經濟體生產出來的產出的消耗，與下一期該經濟體能否擁有更大的產出無關；唯有投資，亦即人均資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該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擴大內需之類的說法站不住腳：本期的產出不是被配置為消費，就是被配置為投資，兩者均是內需。兩者之間的比例可能變動，卻無法被擴大；而只有投資才能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即擴張下一期可供配置的產出。3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高達40%以上，2012年更是高達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資，令中國能夠快速提升人均資本存量，促成了中國經濟騰飛。
然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資可以分為兩類，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前者指能夠合理地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等結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競爭對手更好的技術水平來正常經營並盈利的投資。本質上，投資之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能夠改進經濟流程與技術水平的發展機會，這些發展機會一旦被實現，就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的合理性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而發展機會的實現往往離不開投資，以將更高的技術水平整合在生產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資項目沒有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就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這一類投資稱為無效投資。
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既取決於該經濟體動員資源、推動投資的能力，也取決於將資源配置於有效投資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與遠超現在的後發優勢，中國在50年代的大躍進卻結出苦果。過大的無效投資幾乎總是導致經濟危機。
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經濟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可以去探索與實現有效投資機會。依託出口導向，不論是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都具有其經濟合理性它們總體上都是在將中國經濟嵌合進全球經濟分工鏈條的過程中服務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隱喻著更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快速推升了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然而，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也製造了很多的無效投資。這些體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與林毅夫教授主張的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相關，而不是由於政府發揮的作用太少。這些無效投資項目在其建設期為上遊行業提供了需求市場，推高了當期GDP，但其建成投產之後卻很快淪為過剩產能，並不能夠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地方政府幹預、產業規劃誤導等諸多因素令這些過剩產能難以順暢退出，反而依賴源源不斷的融資支持吊命，導致大量的僵屍企業出現。
判斷投資是否過多，不應該以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美國資本存量的對比來衡量，而必須看資本是否能夠獲取合格的資本回報率。聲稱中國的地鐵遠少於美國，以此作為投資不是過剩而是不足的辯護詞，是不成立的；這一現象只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這些投資。不能為市場需求消化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這些不能獲得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錯誤；如果有大量的資源錯配，則不僅意味著對民眾節制消費而辛苦積攢的儲蓄的浪費，而且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危機。
市場經濟自誕生之日起，經濟危機如影相隨，本質上都可歸因於資源錯配。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鐵路建設熱潮，1916年最高峰時鐵路里程高達40.8萬公里，但隨著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以及經濟運作方式的變化，許多鐵路難以獲得充分使用，超過1/3的鐵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現在的4%，但過剩鐵路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投入使用，最終還是以撤除了事。
因此，判斷是否存在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不應該看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否低於美國，而應該看這些投資與產能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高於市場需求量，最終的判斷標準是看這些投資項目能否獲取合理的資本回報率。不能獲得合理的資本回報率的投資項目就是無效投資。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目前存在著龐大的無效投資與嚴厲的過剩產能，證據隨處可見。中國鋼鐵產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過剩產能率超過30%；中國造船行業目前有1/3的造船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訂單。其他如電解鋁、平板玻璃、太陽能、風電、家用電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業都處於嚴重的產能過剩狀態。筆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過剩產能率從上世紀80年代個位數水平直線飆升，目前超過31%，達到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與過剩產能飆升相伴隨，中國整體資本回報率降低到危險水平。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資本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筆者匯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資本回報率（ROA）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該指標10年來的平均值為6%，2007年一度高達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個指標顯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債務規模之比從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於1年期貸款利率，表明總體而言，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
如此低的整體ROA表明，許多企業依靠融資而不是利潤維持生存，淪為所謂的僵屍企業。而這些僵屍企業的存在惡化了過剩產能情況，壓迫別的公司也難以獲得利潤。這樣，融資規模越大，過剩產能越嚴重，投資回報率越低，反過來導致融資需求越龐大，這構成了惡性循環。如此，與過剩產能飆升、投資回報率下滑同步呈現的是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構成了最為惡劣的組合。
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黃少卿，2013），對於大多數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低於生產設施的產出彈性，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剩程度甚至超過了製造業投資，中西部省份情況更為惡劣。那種希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中西部投資的政策主張將會讓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的情況雪上加霜。房地產投資過剩的情況也並不比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好多少。
在目前的體制條件下，無效投資仍在大規模地發生，過剩產能率也在持續攀升。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72萬億元，這些投資項目一旦投產，必將令目前已經極度惡化的過剩產能情況更加惡化。由於這些過剩產能都依靠日益擴大的融資支持來維持，實體經濟問題必然導致金融風險。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已經不容忽視：太多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剩行業僵屍企業等）不具備償付債務的能力。
如果一個經濟沒有能力將資源配置於能夠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會，而是浪費在過剩產能與無效投資，其增速潛力必然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最終無法維系自身，如果強行推進，過剩產能堆積之下支付承諾鏈條斷裂，最終必將以遠大於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動盪結束。
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幾年的0.79%，下降幅度驚人。人口學家已經得出結論，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增速將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則表明中國的有效資本積累將大幅減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間接地支持筆者去年經濟增速軸心降低到5.5%的結論。
因此，短期內，中國經濟面臨著令人畏懼的挑戰，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抑制進一步的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一旦不慎引發金融危機，5.5%的增速恐怕都難以保證。長期看，即使中國能夠順利開展必須的結構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從人口紅利、出口份額、後發優勢、改革難度等幾個方面考慮，中國經濟創造出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都出現了實質性下滑，而無效投資無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速都註定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為經濟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國經濟下一步》

㈥ 中國靠房地產投資拉動經濟的方式還要持續多久

美國是依賴移民
投資拉動經濟，而不是
靠房地產投資拉動經濟

㈦ 投資拉動經濟的危害目前國民經濟發展階段中國處於什麼階段

投資拉動經濟的危害：短期效應，容易帶來通貨膨脹和經濟硬著陸
目前發展階段：發展中階段，人均GDP3000美元，容易觸發中等收入陷阱
有必要
法治市場經濟

㈧ 現在中國是投資拉動經濟好，還是消費拉動經濟好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出口受到國際上越來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限制的大背景下，消費又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和社會保障體系完整程度的瓦解，消費預期不斷下降，維持生計和子女消費不斷增加數量，只能是通過投資拉動來維持經濟增長率，來維持就業水平和政府龐大的支出。

㈨ 投資能否繼續拉動中國經濟

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挑戰在於過剩產能太大，創造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大幅下滑，相應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滑。中國經濟未來增速軸心到底在哪裡？這一尖銳問題把研究者們劃分為兩個陣營，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樂觀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屬。他在不同場合暗示中國未來20年仍能維持8%的增長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經表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將會降低到5.5%左右。兩種判斷孰是孰非？其間的區別絕非兩個簡單的數字之爭，而是涉及到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本質區別，倡導的經濟政策也南轅北轍。林毅夫教授的信心來源之一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即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因而可以通過學習與引進，來快速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作為論據，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21%，僅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韓國在1977年的水平，而後三個國家隨後都仍舊維持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發優勢是一個重要概念，也的確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後發優勢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一國經濟增長。事實上，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且遠大於中國（例如朝鮮、越南、菲律賓），但近60年來，僅有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他大多數擁有更大後發優勢的經濟體卻徘徊不前。換言之，後發優勢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中國與韓國1977年水平相當這一事實，與朝鮮與中國1976年相當這一事實一樣，與中國未來能否維持8%的增長，沒有相關性。如何實現後發優勢？林毅夫教授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有些評論員強調要增強內需、尤其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林毅夫、張軍、黃育川等學者正確地指出，消費本身不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本質含義是一個經濟體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而消費是對這個經濟體生產出來的產出的消耗，與下一期該經濟體能否擁有更大的產出無關；唯有投資，亦即人均資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該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擴大內需」之類的說法站不住腳：本期的產出不是被配置為消費，就是被配置為投資，兩者均是內需。兩者之間的比例可能變動，卻無法被「擴大」；而只有投資才能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即擴張下一期可供配置的產出。3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高達40%以上，2012年更是高達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資，令中國能夠快速提升人均資本存量，促成了中國經濟騰飛。然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資可以分為兩類，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前者指能夠合理地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等結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競爭對手更好的技術水平來正常經營並盈利的投資。本質上，投資之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能夠改進經濟流程與技術水平的發展機會，這些發展機會一旦被實現，就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的合理性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而發展機會的實現往往離不開投資，以將更高的技術水平整合在生產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資項目沒有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就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這一類投資稱為無效投資。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既取決於該經濟體動員資源、推動投資的能力，也取決於將資源配置於有效投資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與遠超現在的後發優勢，中國在50年代的大躍進卻結出苦果。過大的無效投資幾乎總是導致經濟危機。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經濟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可以去探索與實現有效投資機會。依託出口導向，不論是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都具有其經濟合理性——它們總體上都是在將中國經濟嵌合進全球經濟分工鏈條的過程中服務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隱喻著更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快速推升了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然而，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也製造了很多的無效投資。這些體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與林毅夫教授主張的「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相關，而不是由於政府發揮的作用太少。這些無效投資項目在其建設期為上遊行業提供了需求市場，推高了當期GDP，但其建成投產之後卻很快淪為過剩產能，並不能夠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地方政府幹預、產業規劃誤導等諸多因素令這些過剩產能難以順暢退出，反而依賴源源不斷的融資支持「吊命」，導致大量的僵屍企業出現。判斷投資是否過多，不應該以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美國資本存量的對比來衡量，而必須看資本是否能夠獲取合格的資本回報率。聲稱中國的地鐵遠少於美國，以此作為投資不是過剩而是不足的辯護詞，是不成立的；這一現象只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這些投資。不能為市場需求消化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這些不能獲得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錯誤；如果有大量的資源錯配，則不僅意味著對民眾節制消費而辛苦積攢的儲蓄的浪費，而且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危機。市場經濟自誕生之日起，經濟危機如影相隨，本質上都可歸因於資源錯配。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鐵路建設熱潮，1916年最高峰時鐵路里程高達40.8萬公里，但隨著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以及經濟運作方式的變化，許多鐵路難以獲得充分使用，超過1/3的鐵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現在的4%，但過剩鐵路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投入使用，最終還是以撤除了事。因此，判斷是否存在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不應該看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否低於美國，而應該看這些投資與產能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高於市場需求量，最終的判斷標準是看這些投資項目能否獲取合理的資本回報率。不能獲得合理的資本回報率的投資項目就是無效投資。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目前存在著龐大的無效投資與嚴厲的過剩產能，證據隨處可見。中國鋼鐵產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過剩產能率超過30%；中國造船行業目前有1/3的造船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訂單。其他如電解鋁、平板玻璃、太陽能、風電、家用電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業都處於嚴重的產能過剩狀態。筆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過剩產能率從上世紀80年代個位數水平直線飆升，目前超過31%，達到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與過剩產能飆升相伴隨，中國整體資本回報率降低到危險水平。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資本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筆者匯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資本回報率（ROA）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該指標10年來的平均值為6%，2007年一度高達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個指標顯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債務規模之比從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於1年期貸款利率，表明總體而言，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如此低的整體ROA表明，許多企業依靠融資而不是利潤維持生存，淪為所謂的僵屍企業。而這些僵屍企業的存在惡化了過剩產能情況，壓迫別的公司也難以獲得利潤。這樣，融資規模越大，過剩產能越嚴重，投資回報率越低，反過來導致融資需求越龐大，這構成了惡性循環。如此，與過剩產能飆升、投資回報率下滑同步呈現的是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構成了最為惡劣的組合。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黃少卿，2013），對於大多數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低於生產設施的產出彈性，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剩程度甚至超過了製造業投資，中西部省份情況更為惡劣。那種希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中西部投資的政策主張將會讓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的情況雪上加霜。房地產投資過剩的情況也並不比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好多少。在目前的體制條件下，無效投資仍在大規模地發生，過剩產能率也在持續攀升。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72萬億元，這些投資項目一旦投產，必將令目前已經極度惡化的過剩產能情況更加惡化。由於這些過剩產能都依靠日益擴大的融資支持來維持，實體經濟問題必然導致金融風險。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已經不容忽視：太多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剩行業僵屍企業等）不具備償付債務的能力。如果一個經濟沒有能力將資源配置於能夠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會，而是浪費在過剩產能與無效投資，其增速潛力必然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最終無法維系自身，如果強行推進，過剩產能堆積之下支付承諾鏈條斷裂，最終必將以遠大於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動盪結束。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幾年的0.79%，下降幅度驚人。人口學家已經得出結論，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增速將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則表明中國的有效資本積累將大幅減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間接地支持筆者去年「經濟增速軸心降低到5.5%」的結論。因此，短期內，中國經濟面臨著令人畏懼的挑戰，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抑制進一步的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一旦不慎引發金融危機，5.5%的增速恐怕都難以保證。長期看，即使中國能夠順利開展必須的結構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從人口紅利、出口份額、後發優勢、改革難度等幾個方面考慮，中國經濟創造出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都出現了實質性下滑，而無效投資無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速都註定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經濟學家進行研究時，如何處理與自己理論不吻合的事實？對於過剩產能、債務金融風險等等如此觸目的現實，不應該略過不看，而應該將其考慮在內之後再下結論。對經濟增速軸心的正確判斷對於制定經濟政策十分重要。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專業研究可以提供極大的幫助，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誤導，責任重大，不可不慎。劉海影 FT中文

㈩ 中國的金融危機什麼時候會結束

無法准確說金融危機具體能在什麼時候結束，畢竟金融危機涉及范圍及影響遠非一般災難能與之相比。它是一個概念，一種金融現象，它有著規模之分，當條件成熟時，每個國家、地區甚至全球都能爆發金融危機，所以我們可以說，金融危機經常發生，同時也在結束。

對於全球金融危機，
盡管有許多人在對危機的結束和好轉做著各種預測，但是審慎來看，絕不能預言危機就這樣結束了。它已經不是一起金融事件，因為它的傳導方式是螺旋式地席捲：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房價的大幅下跌，讓抵押貸款業蒙受了巨大虧損，參與次貸衍生品業務的華爾街金融巨頭被拉下水，全球其他與之有金融交易的金融機構也無可倖免。美國金融市場的暴跌帶來了全球幾乎所有重要經濟體的資本市場的大幅下挫，民眾資產急劇縮水使得消費意願也在急劇下降；消費意願的下降帶來國際原油和其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暴跌，反過來又影響著上市公司的業績，導致股市繼續下跌，民眾資產的進一步縮水和消費意願進一步降低。歐美國家經濟不可避免面臨衰退，以它們為主要貿易出口國的國家最終也被捲入。就這樣，從金融到實體，從美國到全球。現在美國的汽車業和零售業已經開始受到影響。冰島已經國家破產，人們也在擔心，韓國可能是亞洲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有專家說2014年有望轉暖。但如此大的海嘯。誰也無准確預測。 金融危機造成我國第四季度出口下降17.8。進口下降2.2%。一些中小外貿企業紛紛倒閉或破產。外資企業也紛紛撤資。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我國就業市場的困難。據我所知。廣東就倒閉了7千多家企業。光湖北就回鄉30多萬農民工。 明年的就業形勢會更加嚴峻。 經濟下滑是必然趨勢。我國已明確提出明年經濟增長率保八。這將是以個非常困難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