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去产能信贷政策

㈠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什么意思

1、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2017年去产能目标。

2、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3、“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4、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

5、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中心城区地下管网老旧、水电气暖及环卫设施不配套等问题。

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短板，解决结构优化调整缓慢，实体经济发展不快，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产业投资增量减少，增长新动力不足，投资需求降低等问题。

(1)金融机构去产能信贷政策扩展阅读：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当资本市场向好时，高杠杆模式带来的高收益使人们忽视了高风险的存在，等到资本市场开始走下坡路时，杠杆效应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风险被迅速放大。

对于杠杆使用过度的企业和机构来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以使它们轻松获得高额收益，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亏损则会非常巨大，超过资本，从而迅速导致破产倒闭。

㈡ 央行紧急政策的四层深意是好消息吗

2月16日下午，央行、发改委、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此文对于工业领域乃至实体经济而言，都是一次信贷机构的大调整和大部署。
同一天，央行发布2016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今年第一个月，央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创下历史记录。
这两个重大信号意味着，2016年刚刚开始不足两月，中国货币政策已经随着以去产能、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发生重大改变。就此，2016年中国货币政策格局基本形成，具体总结，将呈现以下4个趋势，而这也正是央行联手八部委分文背后的4层深意。
一；整体货币投放量将会大幅提高；
二；工业信贷两极分化、产能过剩领域信贷更加两极分化；
三；新一轮银行呆坏账核销大潮登场；
四；以工业企业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两者为试点，多年犹豫不前的资产证券化开始扩围。
趋势一：2016年货币投放大幅提高
央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42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1.61万亿元和1.37万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
2.54万亿这一惊人的贷款记录，比中国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的2009年1月份，还要超出了9000亿。这是2015年10月开始取消存贷比政策后，银行的放贷冲动在各种主客观条下的一次大胆试验。
今年1月初召开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等。其中，对货币政策操作的表述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1月当月看，“稳健”不但变成了“宽松”，而且是“超乎想象的宽松”。
开年第一个月的放贷量，说明整个2016年都将会采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以确保工业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双重任务所带来货币需求。尽管从2月份开始，货币投放增速会逐渐降下来，但第一个月的规模，已经确定今年全年的货币投放都要比2015年多很多。
从实际操作上看，2016年货币政策绝非稳健，而是非常宽松。当然，宽松是相对的。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信贷有保有压的基调和具体领域。
简单从1月份信贷结构看，贷款直指实体经济。在实体贷款增加2.54万亿的同时，各类票据投放占比非常少，这与2009年1月的货币投放中，票据占比30%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说明，央妈对当前困难重重的实体经济的出手，比2009年更加“快、准、狠”。
当然，1月货币投放猛增也是有原因的。
历来每年1月份基本都是年度信贷投放最多的月份。而2016年1月份的天量货币投放，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在于季节性和需求猛增两个重要变量、
1；季节性因素包括两点：2015年12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3%，增速比当年11月末低0.4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5979亿元，同比增长14.3%，比上月低0.6个百分点；普遍低于市场预期，这其中可能包括央行通过窗口指导进行的主动调控。但12月却是中央各种稳增长投资项目密集下放的窗口期。
货币投放的下降和项目投放的增加，这个一降一增之间所产生的信贷资金的供需匹配，亟需在2016年1月完成。此为季节性因素一。
其次，大量的稳增长投资项目在2015年最后两个月集中释放，中央财政资金已经到位，亟需信贷资金跟上。
同时，商业银行目前盈利能力降低，亟需提高盈利能力，中国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有两种途径：中间业务和放贷。放贷环节，在短期利息上升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只能增加放贷规模，1月份放贷，意味着全年的利息周期。此为季节性因素二。
2；需求猛增：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大量稳增长投资项目需求资金匹配，以便尽快开工；去产能和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给工业实体带来的波动和阵痛，需要用信贷熨平，为破产清算、兼并重组、产能退出资金准备和机会选择。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2015年10月，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的取消，让银行的放贷冲动进一步释放。
不过，尽管有各种因素导致2016年1月份信贷猛增，但不妨碍，这对2016年全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整体预判：宽松、谨慎的宽松、非常的宽松。
趋势二：信贷呈现明显两极分化
央行、发改委、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两个层面的信贷差别化操作：
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整体工业领域：
1；保：七大重点领域
这七大领域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新能源汽车等消费产业。
具体措施包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入、金融业全方位服务、适当降低新能源汽车、二手车的贷款首付比例，合理扩大汽车消费信贷；
以及，鼓励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加快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股债结合等资产管理产品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提供资金支持等。
2；压：五大产能过剩领域
五大领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煤炭。
具体措施包括：
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一律不得给予授信；
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
强化目录管理、标准管理等手段的约束力，提高“白名单”、“黑名单”的信贷参考价值；
第二层面，具体针对五大产能过剩行业：
1；保：三类企业；
这三类企业是指：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
具体措施包括：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帮助有前景的企业渡过难关；
制定银企对接行动方案，积极推动银企信息对接工作；
大力发展能效信贷、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碳排放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贷业务；
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盘活工业企业存量资产；
完善并购贷款业务，进一步扩大并购贷款规模，合理确定贷款期限；
对于暂时困难、未来现金流有合理市场预期的工业企业，通过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有效降低其债务负担和杠杆率。
2；压：三类企业。
具体包括：手续不合法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
具体政策包括：停贷、停授信、强制破产清理。
趋势三：新一轮银行呆坏账核销大潮登场
上一轮中国呆坏账核销大潮还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堪称史上最大一波国企改革登场，中央以极大的决心、魄力和代价启动了一轮主动出击的国企破产、重整、下岗、债务核销的改革计划，现在看这一国企改革计划，虽然当时代价巨大，但却让此后的中国经济收益匪浅。
不过，这仍是一次不彻底的国企改革，而且当时的“入世红利”和投资驱动的“黄金十年”熨平了改革的阵痛。但这一次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则面临不一样的局面：要解决的问题更复杂了，但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还没有来到窗口期。
但要完成这次供给侧改革，对落后产能的彻底淘汰，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必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资源、信贷和金融资源解放出来，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方能见到成效。
因此，此次央行、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银行要准备出手各种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但同时又要注意处置风险的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央行基调也是近年罕见：用足用好现有核销政策，加快核销进度，做到“应核尽核”。
从2014年到2015年，随着钢铁、光伏、造船等行业接连出现企业破产案列，其实银行已经启动了债务核销。只不过，在2016年，债务核销将会更加集中化和规模化。
以《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为喊话筒，央行在给一直畏手畏脚的商业银行松绑，意思是，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方面，要放开思想包袱，大胆干。
但债务核销将也将会是有选择的，具体看：
1；国有企业将会优先考虑。
一是因为国情；二是因为政策操作相对好推进；三是为了防止出现“恶意脱保”等负面效应，以及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经营“道德风险”。
2；“僵尸企业”将会优先并坚决地予以考虑。

那些“类僵尸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将会更多的通过“多兼并少破产”的方针，推进债务重组。或者，干脆直接按照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进入破产程序。
不过，按照8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的难点在于，究竟该如何界定僵尸企业？
呆坏账核销和处置是此轮去产能的关键点和敏感点，尤为关键，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如果没有明确清晰的界定和处置标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操作。
趋势四：不良资产、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开推
以工业企业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两者为试点，多年犹豫不前的资产证券化开始扩围。此前，关于资产证券化呼吁颇多，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大多是围绕一些优质资产进行操作。而进入不良资产和应收账款领域试水，是此次金融力量发力供给侧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不过，此次不良资产和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试验，不会得到很大力度的推开，范围应该也很小。毕竟因为涉及环节较多，而中国的诸多从事资产证券化的中介市场尚不完善，良好的信用体系尚待很长时间的构建。
央行的态度也很谨慎：“在审慎稳妥的前提下，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盘活工业企业存量资产。”
此外，央行等8部委的文件还提出，加快推进住房和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
不管步子究竟能迈出多大，但改革毕竟又前进了一步。

㈢ 如何实施实施结构调整，加强授信业务管理

为确保信贷总量不减少、增速不降低，银行除了要补上企业发债偿还的贷款外，还要再寻找新的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这类企业大多是一些经营相对困难、潜在风险较大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继续按惯性和传统方式不进行调整就投放贷款，风险可能会更大。上述分析表明，当前银行出现的信贷风险问题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强化信贷战略风险管理尽管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上升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这并不是说对此银行就无所作为，只能消极等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抓住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机，加快自身信贷经营的转型，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标本兼治，切实解决制约和影响信贷风险管理的深层次问题；既要防控和压降当期的信贷风险，更要强化和完善长期信贷风险的管理，调整和明确信贷战略，防控好信贷战略风险，使信贷业务能有一个稳健的长久发展态势。

㈣ 为什么压缩去产能制造业信贷

因为有些行业产能过剩，或者重复建设，或者环境污染严重，所以政府要压缩这些产业，到时候面临倒闭破产等风险，那个银行金融机构敢贷款给他们？资不抵债或者还不上贷款，容易造成呆账烂账。这种窟窿你堵上啊？

㈤ 钢铁产业去产能还需处理好哪些关系

1、局部与整体
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防止苦乐不均现象发生。正如河北省钢企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反映：“钢铁去产能是国家意志，应该是全国性的，不应只由河北省承担。”据他们反映还存在一些省份企业来河北购买已拆除的二手钢铁生产装备等现象，加剧了钢铁去产能任务重省份企业及员工的不满心理和抵触情绪，极不利于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因此，在钢铁去产能工作上，中央政府应做到全国一盘棋思维，在制订去产能任务上一碗水端平，防止顾此失彼现象发生，让全国不同省份的钢铁企业均等享受市场利益，共同承担去产能责任；尤其真正做到全国一把尺子量到底，把那些不适合发展钢铁的内陆地区产能和落后产能淘汰掉，为钢铁去产能任务全面完成腾挪出更大空间。
2、企业与企业
要处理好企业相互间关系，防止厚此薄彼不公平现象发生。目前河北省钢铁去产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在确定去产能的企业和装备时欠公平、透明，如省里确定的11家钢铁僵尸企业，都由政府认定，具体企业并不知情；尤其未被列入工信部名单的企业装备不被压减，压减的依据标准是什么，企业不清楚，有不满情绪。对此，各级政府在钢铁去产能时，既要采用行政手段，又要增加市场色彩，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消除行政之手包办一切。同时，在压缩企业产能时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认真倾听企业和员工意见，夯实“去产能”共识基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钢铁企业绩效实行开放、透明化的评估，增强公开力度，掌握好去产能政策标准及政策实施边界，做到先压完不合规产能生产线之后再压减企业合规生产线产能，平衡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彻底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不满情绪现象发生，增强企业去产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政府与企业
要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防止因补偿和安置问题诱发新的社会矛盾。目前河北省钢铁企业去产能出现的矛盾是：补偿不到位，出现职工上访问题；民营钢铁企业因身份问题，装备淘汰、职工安置都得不到任何政府补贴，对去产能抵触情绪大；此外，还存在补偿过低及员工安置不到位等问题，都对钢铁去产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对此，各级政府应认真落实中央政府对去产能实施的有关奖补政策，把落实奖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抓落实，将财政奖补资金直接与企业压减产能挂钩，在兑付手续上更人性化、简化，将中央划拨的专项奖补资金一视同仁、公平应用于各种所有制、各个区域的去产能企业。此外，中央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的承诺兑现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督促地方政府谨慎承诺，严格兑现，提高企业去产能积极性，防止各种截留挪用现象发生。同时，给下岗员工提供就业培训与引导，为他们重新就业创造条件，并买好下岗员工失业保险和医疗养老保险。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不是划分企业性质，防止产生“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并给民营钢企下岗职工同等待遇，减小钢铁企业去产能产生的社会震荡。
4、银行与企业
要处理好银行与企业关系，防止抽贷压贷导致钢铁企业更加困难现象发生。从河北省钢铁企业去产能情况看，企业担心因为去产能导致产能规模急剧缩小和行业排位退步，银行会根据钢企在全国的排位提供授信和贷款支持，钢企一旦退出某个位次，将面临银行抽贷，这是钢企去产能面临的隐性压力。尤其政府加大去产能舆论声势，提前把将要去产能的企业和装备上网公布，银行会据此判断企业成了政府的打压对象，极易引发抽贷、断贷行为，造成产能还没压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已经垮掉。对此，各级政府在钢铁企业去产能过程中，应坚持“外紧内松”原则，讲究去产能策略，严把去产能舆论宣传关，防止因去产能信息泄露对银行产生误导；对去产能企业以内部掌握为主，任务完成后再对外公布，从而减少对企业冲击。同时，银行应客观理性对待钢铁企业去产能，制定科学信贷对策，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激励资本市场多渠道参与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以支持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进行产品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对该支持的应坚决支持，消除去产能“风声鹤唳”行为，防止出现去产能信贷“一刀切”误伤所有钢铁企业，减少钢铁企业心理压力，确保去产能有序推进。
5、当前与长远
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关系，防止新的钢铁供求脱节矛盾发生。目前钢铁业内人士认为，未来5~10年国内钢市稳中趋升，且炼铁高炉、炼钢转炉的服役年龄约15年，目前国内现有钢铁产能基本建成于2010年前后，即使没有政府之手强力去产能，行业自身在2020年至2025年也将进入装备集中淘汰更新期，要警惕到时国内缺钢现象发生。对此，中央及各级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根据钢铁企业发展现状及去产能实际，确定一个钢铁生产的合理规模，不能一味为去产能而去产能，防止去产能用力过猛“急刹车”，导致将来可能缺钢现象发生；尤其就防止到时“拆旧建新”或“建新拆旧”导致的影响市场供需和资源浪费现象发生。但同时，又要做好企业宣传引导，防止企业因钢价暂时上涨产生“东山再起”的幻觉、盲目扩大钢铁产能或不认真落实去产能任务，影响整个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

㈥ 当下的去产能化是什么意思

在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产业的去产能过程中，应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关注经济发展和人员安置等全部问题，为产业后续坚实发展铺路奠基。应落实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政府联合金融行业，确保去产能过程中经济平稳发展。企业明确去产能以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断臂求生，响应行政指令。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对相关企业进行奖补，妥善处理人员安置等相关问题；引导鼓励企业寻求转型升级，以综合性的手段，达到去产能的现实目标，完成结构性调整，保证未来产业升级的可行性。
制造业是产能过剩的集中区域，传统制造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取得行业相对优势。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替代性产品出现并以其更低廉的价格和可获得性抢占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使制造业相对竞争优势衰减，行业利润率下降。
在传统制造业中，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的代表。经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的产能大规模扩张阶段之后，需求不振的现状给了钢铁行业沉重一击，供需矛盾尖锐，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暴露。
2011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需求疲软，我国钢材价格指数持续走低。2015年，我国粗钢实际产能约12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0%。2015年钢铁行业由盈转亏，全行业亏损，累计销售利润率-2。23%，同比下降2。86个百分点。2015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及业绩预告显示，在已公告业绩的钢铁企业中4家亏损额在40亿元以上。
春节后，受宏观经济企稳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刺激，钢铁价格持续上扬。相比2015年低点，钢铁价格已经反弹近一倍。北京地区螺纹钢价格上涨至近3000元/吨，比去年最低的1560元/吨上涨近一倍。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纷纷复产锁定上半年订单，沙钢作为建筑钢龙头频频提价，4月下旬单旬涨幅超过500元/吨。
在经济下行趋势下，稳增长是首要目标，需求下降导致传统制造业陷入产能过剩危机，短期供求改善导致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不可持续。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的大势下，淘汰落后产能才是恢复企业盈利水平的正确出路。

㈦ 经济学里“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是什么意思

去库存化分成两类，即狭义库存和广义库存。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7)金融机构去产能信贷政策扩展阅读：

去产能的重要性

1、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2、当前，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3、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对于中央提出的化解产能过剩的要求，发改委将从五个方坚定不移地落实：

1、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严禁建设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

2、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

3、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产能主动退出；

4、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5、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对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

㈧ 银监会发布《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的内容是什么

4月8日，为进一步指导银行业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相关工作，尤其是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加大支持力度，银监会于近日印发了《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

为给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营造有利条件，《指导意见》提出，监管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自律组织要积极推动和配合有关部门，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优化外部环境，重点工作有：一是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守信联合激励。二是完善多方合作的增信和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加大逃废债打击力度。

为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指导意见》还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考核评估、促进沟通交流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以畅通政策传导路径，做实做细工作机制，促进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㈨ 去产能过程中引发了哪些社会矛盾

去产能是多个行业同时进行的行为, 以下是钢铁行业去产能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及对应解决的思路.

现在亟须着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尤其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的“去产能”积极性，通过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过剩产能，推动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并构建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与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钢铁业是我国“去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重地，在一系列空前的政策力度下，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协会所属99家钢企实现营收1.29万亿，同比下降11.93%；但利润总额达125.87亿，同比增长4.27倍；亏损企业26家，亏损额136.9亿，同比下降22.8%。钢企经营状况普遍好转，基本扭转了全行业亏损局面。
但当前钢铁“去产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或风险，“去产能”还任重道远。
钢铁行业本轮下行已持续4年多，本可开始新一轮优胜劣汰，但相当一部分已亏损或接近亏损的钢企仍在维持运营。一些停产的钢企只是生产线“停下来”，而非产能或企业真正“退出去”。尤其随着经营状况触底回升，冀、晋等地原本被迫停产的部分产能纷纷复产，推动国内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均呈上涨态势。据统计，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1300多万吨，仅占年度目标4500万吨的约30%。
一些地方在“去产能”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行政推动，甚至以政府行政式推动代替市场做决定。尤其突出的是不考虑各地资源要素条件、市场需求状况和产业竞争力水平，简单草率通过“按区域分派、按企业分解、按装备画线”的方式落实“去产能”。这种政府强行指定或分配的硬性方式既忽略了各地钢铁产业发展的实情，也难以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钢铁行业“去产能”关系到本地区或企业的切身利益，企业一旦关停，本地区将面临巨大的资产债务和人员安置压力，再加“去产能”具体政策办法不清、认识不到位，而中央划拨的化解产能补偿资金不会超过钢铁去产能总成本的十分之一，远远达不到地方和企业心理预期，部分地区或钢铁生产企业观望情绪浓厚。随着钢价上涨，一些钢企又在寄望“东山再起”。
原本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钢铁企业应成为“去产能”重点，但一些地区在推进“去产能”过程中，不是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而是划分企业性质，出现“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民企成为化解过剩产能重点。金融机构对优质民营企业降低授信甚至不给授信，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却大量资金托盘，补贴资金，国企职工有买断退休、实行内部退养等政策支持，民企却只能依靠自身能力解决职工欠薪。
还有，“去产能”配套政策不完善、不系统，原则性太强、落实难度较大。“去产能”的环保、能耗、质量、安全和技术红线已划定，但缺失具体标准，致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捉摸不清、把握不准，难以科学地评定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规模 1000 亿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已设立，但使用分配、补偿金和安置费细则仍在制定之中；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尚未完全理顺。由于企业破产程序复杂、费时较长、代价高昂，从诉讼立案到走完破产程序需要时间长，一些企业负责人宁可选择直接“跑路”。盘活产能退出后的腾让土地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有效办法，但关于土地转让、回收、开发和收益分配的政策措施仍不完善，“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银行负债将失去回收可能性，企业债权方也不愿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基于这样的现状，笔者提议，当前应着力完善“去产能”的政策法规体系，实现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推动化解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制度建设，严格制定、修改、完善钢铁行业在产能利用率、污染排放标准、土地资源占用等方面的规章律法，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通过使用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以从制度层面确保钢铁行业不再有新的产能扩张。
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参与“去产能”积极性。比如多聆听地方政府、钢铁企业和在职员工的意见，夯实“去产能”共识基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钢铁企业绩效实行开放、透明化的评估，增强公开力度，根据去产能实效确定奖补资金标准，尽量少按多因素法处理；兑付手续上更人性化、简化，将中央划拨的专项奖补资金一视同仁、公平应用于各种所有制、各个区域的去产能企业。此外，中央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的承诺兑现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督促地方政府谨慎承诺，严格兑现。
在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中，可实行“两个推动”：推动钢铁行业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钢铁企业集中，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整合；推动钢铁产业链上游优势企业与下游优势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消除恶性竞争，优化供给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为此，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允许各区域在确保完成去化任务的前提下，交易钢铁产能，为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供通路；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激励资本市场多渠道参与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以支持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进行产品升级以及技术创新。
再有，构建“两个机制”，一个是通过扩大税收抵扣、减免税收比例等税收政策，构建钢铁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使不同地区税收分配比例保持比较均衡的状态。另一个是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动态掌握企业职工就业信息，制定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预案。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可成立钢铁行业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将国有银行债权转移给钢铁行业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将债权转化成对重点企业股权的债转股方式；同时还可以采取打包出售、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
导致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是供给、需求不相符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应着力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不断增加钢铁产品的技术含量，以高端出口产品消化部分过剩产能。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㈩ 如何处理好去产能与稳增长的关系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