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我国金融机构数量是不是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各类金融机构已破百万家，金融机构包括银行
㈡ 我国证券公司现状
论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发展构想
摘要：开放与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对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起步较晚，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本文着重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入手，剖析证券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关键词：证券市场；现状分析；发展构想
Abstract：O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especially the stock marke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of the city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ast few years， stock market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China， but many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late starting. This paper lays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main problems of stock marke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developing patterns of stock market in China.
Key words： stock market；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ing pattern
1 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 而1997年已达到2 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 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 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24.2%，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3） 市场分割，整体性差。首先，一级市场的发行仍然按地区分配额度，限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债券地区性发行市场也是按省分派额度（企业债券发行）和按银行分支机构分派额度（政府债券发行）。至于二级市场分割则更为明显，把股票市场划分为A股、B 股和H股，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使在A股中，国家股流通与转让只限于极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叉挂牌，限制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中呈现出A股与B股、H股分割；个人股、内部社会个人股与内部职工股分割，个人股市场与法人股市场分割。如此繁杂的分割，不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
4） 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证券中介机构从广义上讲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为参与各方提供服务的机构。我国目前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虽然其业务已涉足证券的承购包销、发行、交易、自营、财务顾问等内容，但与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资银行核心任务之一的购并业务对于我国中介机构来说几乎还未曾涉及。西方国家的公司购并活动大多由投资银行策划完成，投资银行起着搭桥牵线、筹划交易过程、为交易筹措资金和参与交易谈判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重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5） 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同时又有大量参加流通的主体。检验市场流动性通常可从交易量和成交价的关系入手，二者的关系越密切，流动性就越差。美国股市中二者变化的关系指数为0.01，而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关系指数分别为0.52和0.40，说明我国股市整体流动性是比较差的。造成股市流动性差，一方面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者参与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股不能进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场交易微弱有很大关系。流动不足使股票价格扭曲，资本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国有股不能流通，这将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6） 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结构残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工具保持多样化趋势。以香港资本市场为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采用；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期指、期权、认股权证等投资品种，而且这类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过现货市场之势。香港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集资形式更为多样化，在债券、票据和存款证3种形式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浮息工具、变息工具、可换投股债券、信用卡应收债券等多种形式，目前在联交所挂牌买卖的债务工具已增至129种。相比之下，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7） 证券市场制度不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是支撑证券市场高效、公平运转的基础，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等。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执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表现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极大挫伤了股民、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是指证券投资者在获取有关信息后，被给予证券投资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实现的制度。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过大，严重措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然而证券交易的基本法规《证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证券法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导致证券交易的某些环节无法可依，加之对已颁布的法规执行不力，证券交易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我国1995年发生的“三。二七”国债期货的严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证券法规不健全、监管不严造成的。
2 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2.1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
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发展。
1） 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为企业包装上市，后患无穷。为此，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严格上市公司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都能通过竞争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企业经营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效益上，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上市的目的。国家可以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上市标准，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实现股市的扩容，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2） 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后不思进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钱”场所，效益下降甚至亏损。 1997年有11.8%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于0.05元，如此低的回报会打击股民参与二级市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股市的扩容。因此，建议对于那些业绩长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应给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扩容才会有保障。
2.2 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居民、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不同投资与筹资需求，在考虑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不同组合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门类齐全的资本市场交易工具。特别是可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增加证券品种，拓宽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可转换债券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证券，它首先作为一种债券，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能以一定条件换成股票，兼备了债券和股权证两种证券的性质。可转换债券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它对活跃证券市场的特殊作用与独特地位是其它证券品种无法替代的。应该说，可转换债券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更大的激活作用，可以丰富证券品种，扼制过度投机。除可转换债券外，还可考虑进一步发展期货、认股权证等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因为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价格风险将会突出，必然要求金融市场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而传统金融工具难以完成，只有引入衍生金融工具才可达到转移风险、重新分配的目的，进而满足市场需要。衍生金融工具还能促进相关基础市场的流动性，形成均衡价格，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在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时应立足国情，着重发展以规避风险和保值为主的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要做到立法与监管先行，对于投机性过强的诸如股票指数期货等可暂缓发展。
2.3 大力发展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
发展投资基金，增加机构投资者是改善当前投资主体结构失衡、提高市场活动水平、使资本市场逐步趋于规范的重要措施。这对于扩大证券市场规模、强化投资功能、减少投机性和盲目性，使我国股市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应做好以下工作：
1） 扩大投资基金的发行数量。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仅一百多亿元，在股市中所占比例还很小，远不能起到稳定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近5万亿元，如果有10%用于基金投资，就会给证券市场注入近5 000亿元的资金，这将极大缓解股市的扩容压力，又能化解一部分银行风险，可谓一举两得。同时，投资于基金的风险较股票小，收益又较债券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投资工具。
2） 增加投资基金的种类。在今后基金的发行中，可以开设多种不同投资方向、不同投资风险的基金品种。例如，可设立企业重组基金为企业重组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设立专门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基金来支持国家产业政策，还可设立在债券与股票市场有不同投资比例要求的基金。这样可以使广大投资者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不同风险基金，从而大力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
3） 逐步发展其它机构投资者。目前可对保险公司开展证券投资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完善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养老基金等进行证券投资，以起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2.4 逐步解决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
国有股上市流通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国有股作为股份资金本身就要求具有资本的流动性，这是市场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第二，国家作为国有股的股东常常因为需要调节财政收支平衡或调整产业结构而收回投资，可是国家股不能上市流通，以上目标就无法实现。有人认为国家股上市流通，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资产与资金只是形态上的改变，不存在流失问题，资产不流动、不能发挥效益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此外，国家也需要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来回避或降低投资风险。第三，国有股上市流通也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当前国有股上市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1） 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性改组的需要，同时由于未与A股、个股并轨流通，也不会对A股、个股市场形成直接冲击。将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还可使国企间的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公开化、市场化，促进国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自觉努力增强竞争力，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2） 国有股与A股个股合并流通。可以根据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额来对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进行缩股，从而大大缩小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的规模，以便在缩股后分阶段上市，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对个股的冲击，同时也不会对新股发行造成过大压力。否则按现在的路走下去，每上市100亿新股，市场的总面值就会增加400亿，这样，矛盾的累积会越来越多，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股市就会有崩盘的危险。
2.5 加快立法进度，规范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场，只有建立起严密的法律体系，各交易环节严格按法规操作，才能保证交易活动的安全和可靠，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降低证券交易风险，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应尽快制定《证券法》及与其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使证券交易活动的各环节有法可依。同时在法规制定后，严格贯彻执行，加大监管力度，对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一定要严肃查处，对那些置国家政策法规于不顾，从事严重证券交易违法活动的当事人要给予坚决打击，使我国证券市场尽快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马险降。资本市场：概念、主体与基本功能〔J〕。当代经济科学，1997（3）： 27～30〔2〕赵海宽。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构想〔A〕。见：励以宁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0～124〔3〕杨建荣等。国际资本条件下的上海企业重组研究〔J〕。财经研究， 1997（3）： 45～48〔4〕张志元。关于发展我国投资银行的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1997（1）： 23～26〔5〕石建新。培育产权市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J〕。经济体制改革，1998（1）： 34～37〔6〕魏杰。改制、重组、运营〔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7〕陈共，周升业，吴晓求。海外证券市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㈢ 我国经济总量与改革初期比较怎长了多少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全景分析预测
--------------------------------------------------------------------------------
经过25年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21世纪初期的中国发展，更加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即在加入WTO的新世纪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怎样的环境、机遇、挑战和可能前景？这是所有的人——无论是国内国外、政府企业、理论还是实践等，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将中国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划分为传统的十大领域，并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剖析。
一、经济总量将继续保持较长期的高速增长
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2002年，我国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4%，见图1，比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一倍、比同期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两倍等，展现出世界经济“一枝独秀”的明显特征和勃勃生机。这使得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稳步、持续和显著的提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核心原因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即将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改革为市场经济，以市场化的价格来调整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在此基础上，更多的与国外进行市场化的交流与合作等。
在农村，重点是进行土地承包制的改革，同时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进城务工。在城市，首先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90年代后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全方位的探索和推进，如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等。这使得我国两方面的生产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率的发挥。即一是显性生产资源，如土地和厂房等；二是更为重要和核心的隐性生产资源，即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
内外因素的完美结合，造就了我国经济25年来的空前繁荣。即内因是我国生产资源效率的更高发挥；外因是我国与国外的大量交流、经济的巨大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后发优势等。
25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80年代上半期，重点是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80年代下半期，重点是解决工业品短缺问题；90年代上半期，重点是解决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的“瓶颈”问题；90年代下半期，重点是解决经济结构的矛盾和优化问题；21世纪的前几年，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加入WTO的国际接轨问题等。
回顾25年的历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四个显著的历史性起点或标志：一是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三是1992年初的小平南巡讲话；四是2001年底的正式加入WTO等。
由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如20-30年，我国与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因此，我国经济仍将持续过去25年的较高速增长。例如到2002年底，我国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0等。虽然两个时期微观的影响因素或结构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如前期的体制性释放动力可能更强、后期的市场性规范活力可能更充沛等，但是综合的比较，两者的增长潜力可能不会有本质的太大差异。这一观点目前同时也为我国经济专家所普遍的接受或认同。例如见表1。大多数专家之所以预测后期的经济增长为7%左右，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稳健的心理、以及对其能否达到前期的9%缺乏足够的信心等。
美联储预测，未来10年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3%；世界银行预测，2001-2010年，美国GDP增长率年均为2.7%、欧盟为2.4%、日本为2%等。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将进一步的缩小。
当然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也将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例如：1、国有经济要深化改革。2002年底，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资产总量是4.27万亿、占我国工业总资产的50%、占用约65%的工业贷款，却只创造了35%的工业产值等。2、农村市场要启动。目前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65%，但乡村消费品市场却只占全国消费品市场的25%；努力促进农村经济、收入和教育的良性互动和循环，这对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无疑是具有历史阶段的关键性意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并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和认真的对待。例如：1、社会风险。收入差距拉大、下岗人员增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可能会孕育着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2、经济风险。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累积、并且仍在继续增加的不良贷款，可能会对整体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造成一定的危害等。
二、物价走势将呈现较长期的低速徘徊
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其背景是商品供不应求的宏观环境。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与90年代以来的商品供过于求现象可能有着更大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见图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物价走势——通货膨胀，可明显的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92-1996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时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我国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由于此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两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灵敏的调控手段和机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励下，我国经济迅即出现一轮过热的建设高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直线攀升。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发布，简称“十六条”，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经济建设的过热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三条是：紧缩信贷、开仓放粮和压缩项目等。
经过3年多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中长期的合理区间。
9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过热，给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例如整个“八五”时期，我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36.5%，远高于“六五”时期的19.5%和“七五”时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测算，这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甚至更多。
据原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统计，1997年上半年，在全国605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7.8%、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经济由供不应求——供给制约型经济、全面转向供过于求——需求制约型经济的历史性的开始或起点。同时，它也是迄今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通货紧缩阴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观环境之一。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在“软着陆”之后，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
1998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同时，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其贷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共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并带动了3.2万亿的社会总投资规模。
通过种种扩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也仅在轻微的通胀和紧缩之间徘徊。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费对象，以及投资需求不能有效实现等。2、供给过剩：包括生产的简单重复竞争，假冒伪劣泛滥等；并且资金供给的缺乏有效约束，可能助长了这种倾向。3、劳动力因素：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长、以及其效率的持续提高，可能对价格有着较大的向下压力。4、国际接轨：包括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以及市场化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中国输出通缩”的较多议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中国的生产能力及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一种过度的舆论反应。
三、劳动就业将始终面临较大的压力
由于人口的持续、迅速增长，因此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和就业人数也在同步的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我国城乡就业总人数为4.10亿人，到2002年就迅速增加到7.37亿人。见图3（其中1989-1990年就业总人数有统计口径的调整）。
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近年也在迅速增加——90年代后半期基本维持在3.1%左右、2001年和2002年分别上升到3.6%和4.0%，2003年的政策目标是控制在4.5%以内等。
从总体上看，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的就业问题仍将是一个突出和严峻的问题。因为从供给上看，它包括800万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的下岗职工、1.5亿的农村富裕劳动力、以及每年1000万的新增劳动力等；从需求上看，按经济增长速度8%、就业弹性系数为0.15计算，每年能够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也即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未来的就业压力将更加沉重。这也是部分学者，呼吁我国应当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模式的核心原因所在。
图3：我国就业总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在就业总人数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两大特点是：
1、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002年的50.0%，平均每年下降0.86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由12.6%上升到28.6%，平均每年上升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80年代有着较显著的攀升，1997年达到23.7%相对高峰，近两年有所回落。见图4。
从目前的趋势和国际比较上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将持续下降，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将持续上升。例如，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8.6%、产值比重为33.7%，而发达国家同期的指标分别为60-75%和70-80%；差距和潜力都是巨大和明显的。
图4：1979年以来，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2、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即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的99.2%下降到2002年的33.4%，平均每年下降2.99个百分点；同时，城镇个体及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以及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经历了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长后，近几年仍然保持了明显的攀升势头。见图5。
图5：1980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其中在城镇总就业人数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就业人数的绝对数，都在迅速下降。如1991-1996年，城镇国有及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的高峰，其后持续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0.83亿。其中的核心原因，仍是在于体制的转轨或释放。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盘整后，我国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比重，仍将会有持续和较大幅度的增长，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
目前我国就业的严峻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从理论上看，部分失业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包括：1、经济结构此消彼长的蓄水需要。2、劳动力有更充裕的时间更新和提高自己。3、促使在职劳动力更加努力和有效的工作，这也是某种程度的鲶鱼效应等。
从客观上看，严峻的就业问题对于我国劳动力转变或提高市场观念，可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其前提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四、外资外贸在入世下将有更大的接轨性发展
从1983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上看：199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超过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2001和2002年两年，我国对外借款的数额为零，因为同期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规模，并仍然在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长。见图6。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上看，1983年以来有两个重要的时点：一是1992-1994年三年，接连上了三个百亿美元的台阶。1993年以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就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二是2002年，达到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增长；二是“911”以及安然、世通事件，使人们对部分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可能有着更现实的忧虑。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看：80年代，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高级宾馆饭店等；90年代上半期，政策积极引导外资投向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90年代下半期以来，无论是政策还是外商，可能都更关注在技术领域的突破等。
图6：1983年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上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例如：一批国内企业在海外的上市；政策积极鼓励外商，参与对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并购和资产重组、以及参股入股基金券商等。后者如《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以及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国安基金公司的获准成立等。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2002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4万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80亿美元；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的人数近23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10%；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2%，其中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甚至高达80%等。
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不够；二是“高国民待遇”与“低国民待遇”的并存矛盾等。例如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还有着较多的行业准入限制等。
原国家计委发布的《“十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中分析，未来我国利用外资的局面将出现四大变化：重点从引进国外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领域从加工工业为主向服务领域大力推进；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同时，向多方式引资拓展；政府管理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等。这四方面的总结十分精辟透彻。当然，同时我们还可以加上：利用外资的总量仍将有较长时期、较大幅度增长的未来预测等。
197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即从当年293.3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6207.7亿美元，增长21.2倍、年均增长14.2%。见图7。
图7：1979年以来我国外贸的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在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呈现出三方面的显著运行特征：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如2002年前三甲——广东、江苏、上海的进出口额分别为2254、745和728亿美元，合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0.0%。二是进出口的产业或技术结构在不断优化。如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1995年为29.5%、2000年为41.4%、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48.2%等。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核心性的地位。如2002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的出口额为2027.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6%，占同期我国出口总额的62.3%、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等。
25年来我国外贸体制的逐步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突破外贸代理制、也即外贸经营权的限制，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多的外贸经营权。例如1999年1月、2000年1月以及2001年7月的三次改革，最终取消了对进出口经营资格的审批制度，改为登记和核准制度，从而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更加顺利的进入外贸领域。
到2002年底，我国已有4万家私营企业获得了外贸经营权。
回顾2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最值得一提的可能是1988年王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同时它也因为被政策的高度采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而影响轰动和深远。
据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由2001年的4%上升到4.7%，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
五、企业投资将逐步走向主体的市场化平等
回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投资历史，四方面的显著特征可能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即：
一是民营投资的显著增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投资主要是国有的投资，集体的投资很少，私营及外商的投资就几乎没有。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集体、私营及外商的投资稳步增长。例如据统计，1980-2002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高出国有投资6个百分点等。如果考虑到投资的有效及持续性，那么民间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无疑就应当进行长期的和更高倍数的估量。
二是1992-1994年，以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几年迅速跃上新的台阶，见图8，同时投资观念也实现了较大的突破或转变，虽然同期海南等的房地产炒作，也给我国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图8：1981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三是1998年以来，为了抗击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连续五年平均每年发行1320亿元的国债，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增加，以保持社会总需求的适度增长、避免或缓解转轨时期的较大就业压力等。这时期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每年不到3万亿元、到迅速突破4万亿元，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当然，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的质量和效益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引起学术界的长期争议。
四是2000年正式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目前已经安排总投资6000亿元。其中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一批水电枢纽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试点等生态建设工程正在积极推进等。这将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和改变着，我国的投资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地区架构等。
当然同时，开发区的建设、创建二板的争议、国内企业的国外投资等等，也都是国内投资界所极为瞩目的问题。
从创建我国规范的市场化投资体系上看，目前两方面的问题可能具有较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即：
一是经济主体面临着不同的行业准入制度。目前较常用的数量实证是对东莞市的调查结果。即在东莞市的80个行业中，全部对国有企业开放，而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只有62个、对民营企业开放的只有42个；这种情况在一些低风险高收益的服务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或严重。
二是经济主体面临着不同的资源获取能力。例如钢材、能源、土地、上市、贷款等的额度或指标等。据统计，1997-2002年全国金融机构向民间投资者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不到10%等。民营企业主要是靠自身有效的投资和积累，来实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据统计，目前在37个工业大行业中，民营经济的增加值所占份额超过50%的有：有色金属、纺织、家具、化工原料等16个行业。显示出民营经济的强大活力和生机。
因此，重新有效配置我国现有的生产资源、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益，这仍然是具有较大的制度空间或潜力。同时，我国目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以及储蓄总额等，为我国投资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或背景。
当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也极大的改变着我国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例如，1998年国家决定实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到2002年底，全国房地产个人贷款达到7000亿元，个人购房比重高达95%左右等。这是支持我国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持续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居民消费在总量增长中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见图9。
图9：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即从总量上看，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4.5%的较高增长速度，同期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年均增长率甚至达到28.3%的更高增长的水平。
回顾25年来我国消费特征的衍化过程，我们可以粗略的将它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上半期，是农产品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80年代下半期，是普通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逐步、普遍的进入家庭；整个90年代，是生活质量全面和总体的提高，如大屏幕彩电、高档电冰箱、多功能洗衣机等家电开始了升级换代等；进入21世纪，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开始群体出现、并引领时代潮流，同时电子通讯、计算机、旅游等也逐步成为大众化的消费热点。
从国际通用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上看，我国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25年来也是在稳步下降。例如，1980年农村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61.8%和56.9%，到2002年就下降到46.2%和37.7%，呈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等。
然而在总体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存在着一系列较大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率或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基本接近80%，而我国一直在60%左右徘徊。其中的原因：一是体制改革，使人们对医疗、教育、住房等的预期支出增加。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使更多支出沉淀或滞后。1995年以来，我国有关机构和学者，基本都测算或认为，我国的吉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线。三是消费信贷的体系或习惯还没有形成。如美国的消费信贷是企业信贷的两倍，而我国目前仅为10%等。这是近几年我国需求不振、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2、城镇和农村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拉大。虽然从1979-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2%，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7的水平，但是农村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六五”时期，其后——除1995-1997年三年，农村收入的增长基本就是明显低于城镇收入的增长。见图10。这导致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近18年来的持续拉大；以及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与现代化主流的城市经济，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上，都远远不能协调或吻合等。
图10：1979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3、地区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和明显。1979-2002年，东部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58%，中部为28%，而西部仅为14%。即使在实行西部大开发后，2002年东、中、西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是分别增长11%、10%和9%，差距明显并且仍在继续扩大。
虽然为了解决消费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政策在持续做着规范市场体系的诸多努力。如今年全面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等等，但是，在充分肯定25年成就非凡的同时，我们可能也应当清醒的看到，其中所蕴含着的、诸多的经济乃至社会的矛盾和问题。
七、财政金融努力塑造市场化的运行体制
90年代以前，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相应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这是因为同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核心的。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分税制体制改革，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和预算约束，以及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的多年高速增长、“盈而自溢”，因此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从1996年以来持续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见图11。
图11：1979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197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8.4%，到1995年下降到最低点——10.7%；此后逐年上升，到2002年达到18.5%的相对高峰。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或说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的话，那么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经基本达到了发展中国家25%的平均水平。
1998年以来，我国重点推进财政支出体制改革，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采购改革这三个方面，从而形成财政收支两条线改革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财政体制主要还是建设财政，公共财政的比重还是偏小。例如20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2%以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期30%以上的比重。这在今年发生和应对非典的危机中，问题暴露的更为明显和突出。
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央政府背上了较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其成本收益比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2001-2002年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可能会受到更多和更明确的批评。
李扬教授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存在着四种越位现象：有些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流动资金等由公共财政负担；各种补贴过多；各类事业费庞杂；以及行政支出负担过重等。三种缺位表现在：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不足；对社会公益事业供给乏力；以及对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偏少等。
2001年6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文章《制定财政政策应当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文章认为：制定财政政策存在着三大基本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等；因此制定财政政策必须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将会造成社会资源低效使用的各种后果等。这对国内外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和意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其具有相应的复杂性和深奥性。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从1993年正式和全面启动的。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9-1984年重点的农村土地承包、1985-1992年重点的城市工业体制、到1993年开始的全国金
㈣ 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威胁”是什么
世纪之交的紧要关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征途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对银行界来说，这意味着经过一段减让阶段后，大约2005年中国商业银行市将完全向世界洞开。届时外资银行（经由中央银行依照国民待遇审批）可以在我国经营任何银行业务。这对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不啻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事实。如何策略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减弱“入世”冲击，扶持本国银行业，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1.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2.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3.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4.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1.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2.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3.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㈤ 根据我国经济新常态,谈谈供给侧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
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
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
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
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
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
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
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
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
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
“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
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
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
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
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
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
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
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
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
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
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㈥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
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
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
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
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
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
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
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
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
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
“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
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
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
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
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
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
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
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
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
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
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㈦ 全球金融市场是怎样影响我国
对银行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入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入全球—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因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决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入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 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一1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 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经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遣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
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它政策工具都有抵销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而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三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银行业应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决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敢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入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止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 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 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 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㈧ 大家觉得步入2013年后的中国，财务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银行业的未来十年
在未来十年中，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将努力追赶世界银行业发展的步伐，融合到国际金融大家庭中，与世界共舞。未来十年将是中国银行业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
1、在银行机构上
一方面，为适应境内各种不同经济主体和不同经济阶层的需求，促使银行业能有效竞争、充分筹集和运用金融资源、更好地提供优质服务，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会逐渐增多，估计在“入世”5年后外资银行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时，国内法人银行机构将停止增加，并进入银行机构调整期。另一方面，为参加国际经济和金融竞争，争得中国应得的利益，将会出现几个资产规模、资本总额、主营收入较大的混业经营的银行集团，以抗衡外资银行冲击和主动出击国际金融市场，这些银行集团的组建，将主要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
2、在组织架构上
由于改革开放后，银行业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银行业务量大幅度增长、金融产品极大增多，人员急剧膨胀、管理幅度和跨度增大等因素，导致现有运行了几十年的“直线参谋式”管理架构，已经不能适应较大银行管理和发展的需要，预测这种低效率“直线参谋式”的组织架构，将逐步被大银行的“事业部”制经营管理模式取代。
3、在管理结构上
由于计算机技术在银行广泛使用，银行大多数标准化产品的业务操作、会计处理等，可以像加工厂那样集中处理，这样可以大大地提高处理速度和效率，并节省人力。由此预测现行的银行管理层次结构将发生变化：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决策管理层将会有更多的相关方面专家参予而增宽；处于“金字塔”中间的管理层将由于这部分业务处理采用专业化、工厂式的集中处理方式、信息及命令的传递通过内部网络进行；因而中间管理层人员将会大量缩减，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员也会因计算机技术大量代替手工而缩减。因而现行的“金字塔”型的管理层次，会逐步演变成“哑呤”型的高效管理层次，即决策层和操作层人员相对多、中间管理人员相对少。
4、在银行形态上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网上银行、家居银行、自助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自动存取款机、零售终端机等以高科技技术为支撑的另类银行形态将大量出现，弥补并延伸了传统银行的服务功能，扩大银行服务领域和服务空间，降低成本。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此，传统的银行分支机构将会有较大幅度的缩减，预计未来十年中，在大中城市这类无人银行机构将占有银行机构的三分之一。
5、在经营形式上
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国内商业银行实行分业经营模式，这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国家之一，由于业务迅速发展、产品的不断创新、科技的不断进步，传统的、简单化的、人为的切断金融产业链的分业经营已不能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加之经济大国、金融强国均实施混业经营模式、并为了本国利益纷纷组建超大型银行集团竞争的压力，预测“入世”二年后将逐步放宽混业经营的限制，“入世”五年后将会在商业银行全面实施混业经营。
6、在金融产品上
随着今后央行放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将出现引进和创新各种金融产品和工具的浪潮，售后哪家银行所提供的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量高，哪家银行就能吸引客户，金融市场将面临重新洗牌的机会。
7、在盈利空间上
随着本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商业银行受国家政策保护的存贷款利差收益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而逐步减少，商业银行未来为了弥补这部分利差收益的减少，而不得不扩大业务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提高管理效率等；加之，外资银行在零售业务、中间业务等领域，凭借其规模庞大、资金实力雄厚、资产质量优良、操作规范、管理先进、金融产品高科技含量高、银行体制与机制适应市场、创新能力强等优势，在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在绩优客户争夺上、在应用网络银行等方面，将与中资银行展开竞争。所以未来的银行业竞争将比现在更加激烈，由此商业银行在与客户搏弈中也会逐步走向微利时代。
8、在金融安全上
入世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加入WTO的双边协议安排，将逐步兑现有关条款。因此加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否则我们所要的国内稳定就难以实现。我们必须加强对军事、外交、经济、金融等战略的深入研究，以经济进一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来支撑军事和外交，同时军事和外交的强势又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安全，否则看起来今天是安全的，但这是暂时的，缺少可持续性。
9、在银行卡市场上
据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持卡消费的达90％以上，现金消费仅仅占10％，而国内持卡消费仅仅占10％，现金消费占90％；在美国人均银行卡持有量为2．3张，而国内仅仅0．14张。随着全国银行卡联网运行的实现，银行卡市场正不断扩大，其促进消费的功能也将逐渐显现，中国银行卡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随着加入WTO后，加之信用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资银行将在这一领域与中资银行展开重点竞争。银行卡的大量使用，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需求减少，从而给央行的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10、在客户经理制的内涵上
客户经理制的核心价值是从现在的以产品为中心转变到以客户为中心，推行客户经理制要把满足客户需求放在首位，根据客户需要开发产品，经营理念要由围绕产品向围绕客户转变，根据不同客户特点，以量身定做方式开发他们需要的产品，以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来延伸客户市场，提高市场份额。今年随着不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现在银行统一开发和管理产品模式远不能适应客户的多样化需求，那时从事金融产品和工具的金融工程设计人员将是银行最为抢手的人才□
星星[44791598] 2005-01-01 16:35
题目：Re: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国有银行已有20年的历史，但商业银行经营经验不足十年，并且发展不规范。今后，随着WTO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将面临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型外资银行的竞争。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银行业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将如何发展并形成何种局面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银行业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体制从建立之初就是高度集中的国有金融体系，国家对金融业绝对垄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体制虽然也在逐渐改革，但是国家作为产权所有者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国家作为主要的利益主体，让作为金融业基础的银行业为其利益服务的行为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从这个角度讲，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的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仍然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偏好和效用。从理论上讲，一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减轻金融交易费用，但是在中国现实上它却主要为了融资。所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短期内仍然是以为企业融资为主体。由此，中国企业的二元化融资现状也就决定了银行业的二元化发展趋势。
道格拉斯·C·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国有企业融资现状
中国在经济转轨之前，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是由财政拨款，而银行作为财政的配角投放信贷资金，同时资本市场尚未建立。而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国有企业的融资现状却是“内外交困”：财政资金的枯竭、银行信贷资金的紧缩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完善。
1财政职能转换与直接融资的衰减
由于财政职能的改变，作为一般国有企业主要来源的财政拨款已近枯竭。在整个社会总投资中，由各级政府完成的投资(近似于国有资本形成)从1978年的64％降为1998年的18％， 在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减速度达到25％。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资本)比重也由1978年的65％降为1998年的12％。企业融资方面，除了从银行及其他方面举债外，已根本无从获得资金的投入。显然，财政继续维持原有投资格局已不可能，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体系下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而问题是，没有新的渠道来填补财政退出的空缺。
2银行的使命与商业化经营使信贷资金紧缩
国有银行商业化以前阶段。国有银行在转轨前的角色首先是财政的配角，其信贷资金的投放也具有非交易性质，即财政化的信贷资金。然后，在财政逐步收缩投资拨款功能后，国有银行便部分地填补了由此而产生的资金空缺，成为国有企业最大的资金提供者，在银行体系未做根本改造前，银行资金与财政资金本质上是一家。企业从国有银行所获得资金从改革前的约35％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2％左右，而且这种势头很难得到有效抑制。在这种角色下，银行的亏损要由财政最终承担责任，银行资金的呆滞与不良资产的处置也同样要由财政来解决，如冲减资本金、注入增量资本，以及冲销银行上交利润。而这一体系存在是以银行业本身的非市场化经营为代价的。可是现在国有银行业竞争与市场体系要求而必须进入市场，从事企业化经营，原有的融资体系有陷入了矛盾之中。
国有银行商业化。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过渡与实行企业化经营，是银行自身摆脱困境， 解决不良资产累计的根本出路。而国有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以后，按照商业化原则就势必调整原有的资产业务方式及结构，以改变自身的境况并增强竞争力。按分业经营原则，银行中止对企业资本金的投资与贷款；按交易原则，放弃原有的财政性的信贷业务；基于三性原则 ，银行选择则完全市场化，而国有企业因历史债务包袱，现有经营业绩等因素，处于十分窘迫的状态，在一般情况下，已很难进入商业银行贷款的视线。企业的外部资金注入几乎完全中断。
实际上，转轨后国有企业融资关系变革一下切断了两条资金融入的基本渠道，即财政与银行。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必须要有新的融资渠道。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条件下，企业通过市场进行证券化融资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3直接融资下的融资空间
企业生存发展与竞争力要求有外部资源的注入作为替代。这个外部资源就是社会资金，从改革之初的约占社会总资金流量的10％扩张到1998年的80％以上。从绝对量上看，以居民储蓄存款的近似值，从1978年的3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998年的约600000亿元人民币。这种变化表明已存在着企业获得资金的巨量资源，关键是有否合理的渠道来引导它。
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直接融资的发展是渐进式的；而企业融资结构的改变是为了寻求有效的、必须的资金供给，而不仅仅是一种融资成本差异的选择。在转轨经济体系中，企业首要的问题是获取新融资渠道，而不一定是更低的成本。企业之所以愿意更高的成本于更大的风险进入市场融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财政拨款与银行贷款等体系内容已趋于枯竭，没有外部债务资金的输入已无法使企业在急速的市场扩展中获得新份额与发展，权衡这种成本与机会，企业必定会选择扩展机会；二是从企业的组织体系看，其扩张的风险最重要的承担者是作为出资人的产权主体，即国家，或其他股东，企业管理层实际风险，如自身的收益、职位等居次要，而一旦扩张成功，企业管理层实际的收益要高于其可能承担的风险损失，由此造成了企业低估风险的扩张性倾向。
但是，资本市场的容纳空间有限，只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可以进入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这就导致企业资本结构出现二元化。在自身积累不足的条件下，企业必须设法追求外部资金的注入，形成了资本注入为主与债务(或集资)注入为主的二元化资本结构。市场内企业融资倾向已具有选择性，即选择股票发行的资本性扩张，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企业，或者选择发行债券和向银行融资贷款的方式实施债务性扩张。在设定两种融资方式可自由选择条件下，现有市场企业则呈现出强烈的股票偏好倾向，企业通过股票发行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其利益所在是没有财务风险与清偿成本，没有到期还本付息的流动性要求；外部股东缺乏足够的能力影响与控制企业；没有强制的支付要求；外部经营市场的竞争压力微弱使企业管理层不必认真的考虑出资人的利益，这一切显然是市场内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大大低于债务融资，且没有任何的清偿成本与财务风险。相对的债务融资，其财务约束与风险成本要远高于股权型融资。市场外的国有企业，因不存在股票融资的选择机会，只能靠自身积累资本与外部债务融资的两种选择，如不考虑企业自身积累资本的能力(在短期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企业的融资与扩张选择惟一的只能采取债务型扩张方式，这必然使市场外企业的资本结构偏向于债务。(市场外的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比重在1998年后已超过了85％，集体企业也达到了75％的水平，而其他非公有企业则在55％左右，而外资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平均不足50％) 市场外国有企业形成了其高居首位的债务型资本结构，这对企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民营企业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数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国企业的六成和四成左右，在流通领域里，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中小企业近年提供的就业机会约占全社会的75％，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在此就业。但是中小企业融资却面临瓶颈制约。
首先，中国尚未建立二板市场，中小企业无法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
其次，由于融资渠道单一，银行贷款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首选。但银行贷款条件高、手续繁琐和抵押担保难等问题却为企业融资设下了重重关卡。并且，银行经营理念存在误区，认为贷款给大企业和小企业其花费的时间和人力相差无几，而有可能产生的效益是不同的，所以宁可做“批发”而不愿意做“零售”业务。另外，在当前需求不旺、消费疲软的市场环境下，一些中小企业或者销售不畅，库存积压严重；或者产品售出后，资金不能及时回笼；或者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又无资金开发新产品，根本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为保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只能被动地提高贷款标准。这在无形中又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
由此，民营企业成为了另一批排除在资本市场以外融资困难的企业。
企业融资状况决定银行的二元化发展趋势
企业的这种融资状况使银行和企业出现了新的错位，其特征是，资金越是充足，获得银行贷款越是容易，资金越是紧缺，或说需求越是强烈，则越是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市场内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并发行股票从而成为上市公司，资本化融资使上市公司的资本比例上升、负债比重下降，而与此相应，自由资本比重的上升，又使市场内企业具备了商业银行要求的负债能力，其能够为贷款提供必要的抵押与担保，因此内部资本充足的企业，即可获得必要的信贷融资形式，引起新的交易关系。相反，市场外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及民营企业，因无法进入直接融资市场而无法获得社会资本的注入，当然它的资本比重也就不可能提高，其债务比重也难以下降。
为了改变这种融资状况，给企业注入新的资金资源。银行业的改革趋势也不可避免的向二元化发展。现有的国有银行向金融控股集团改造，为市场内的这部分企业服务；而应市场外企业的融资要求，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以满足它们的资金需求。
银行的二元化趋势
笔者认为，企业资本的二元化结构决定了银行业二元化的改革趋势，由此中国金融体制的渐进式改革也会走上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同的道路，试图从体制外增量改革入手推进体制内存量改革；首先引入其他成分的中小银行及金融机构满足市场外企业的融资要求，然后对国有银行进行改造成为大的金融控股集团以满足市场内企业的资金需求，最后形成两种金融机构模式并存。
中小型银行：中小型银行主要是非国有金融，由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出资建立，不受政府的干预，以股份制的产权形式形成有效经营机制，平衡中外金融发展速度，最主要的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所以，中小金融机构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的服务对象应当定位于 以中小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为主，原因在于我国的民间资本较为分散，集中大量资本不但筹资过程难，而且核心资本较小使银行缺乏必要的凝聚力。2建立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基础之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实行市场化“退出”的必要配套措施，同时，存款保险还有助于提升中小银行的社会信誉，有利于拓展业务。
金融控股集团：国有商业银行改造的根本在于解决产权问题，而其核心是实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包括国家、企业、个人，及适当的外资)，形成金融控股集团。由于目前我国股票 市场还不发达，国有银行包袱重，向社会广泛融资还有许多限制，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应先建成有限公司，等条件成熟后，在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上市公司，这一过程至少两三年时间。由此，在资本市场健全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指引国有商业银行走向资本市场筹集一部分股本来充实自由资金，实现产权多元化。（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事实上是在享受类似国家主权的信用，其信用程度相当高，只要不在现金流通上出现问题、发生支付困难，就能维持正常运转。这一问题的极端就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金融业务，银行实行粗放经营，忽视金融服务质量，片面追求规模效应，盲目扩大营业网点。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金融业务中仍占绝对优势。1995年，76％的存款由四大银行收纳，82％的贷款由其支出。至1999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总量已达到12.7万亿元，贷款总额达到10.6万亿元，银行系统分支网点总数达到11万个。四大商业银行的职工总数是美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三倍以上，但管理的总资产却大大低于美国商业银行总和，所提供服务的种类和质量更是相去甚远。
尽管中国银行业在过去的20年中，有令人信服和满意的增长，但由于历史和体制性原因，与西方大银行相比，尚有较大距离，若以国际通用且最能反映银行业综合实力的资产回报率来分析，1998年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不足0.2％，低于当时问题丛生的韩国银行0.85％的水平，而西方全球性大银行的这一比率为2.2％左右，高出中国银行业综合实力的10倍。因此，加入WTO，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不容乐观。
一、“入世”后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冲击
（一）银行业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资银行将紧随大批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而来，这将对我国企业形成较大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银行的客户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外资银行的介入对国内银行的激励机制、分配机制、以处理巨额不良贷款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机制和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发展机制等方面都将形成一种挑战，国内银行如果不加快发展进程，将面临人才流失和风险累积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自身的发展。
（二）外汇储备存款出现转移
吸收企业存款和个人储蓄是大多数外资商业银行觊觎已久的业务。过去，我国法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吸收存款的规模和范围，吸收境内存款规模不能超过其总资产的40％，存款范围仅限于境外和境内三资企业，所以外资金融机构负债中的国内存款并不占重要地位，从境外借入款项通常占其负债的较大部分。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可吸收的外汇和人民币储蓄存款范围拓宽，外资银行数量也会逐渐增加，企业及居民部分存款和储蓄可能转存到外资银行，这是国内金融机构最为担心的。据分析，若外资银行分行数量，从目前的179家，在中国“入世”三年内增加100家，达到279家，增加55％，估计外资银行吸收的外汇存款会增加1倍多。1998年179家外资银行共吸收了45.5亿美元外汇存款，平均每家2500万美元，如果按照每家增长50％的速度计算，279家可吸收的外汇存款规模可达104.6亿美元，相当于从我国目前600多亿美元的储蓄存款中转走10％。
（三）外资银行会下大力增加人民币储蓄存款所占份额
目前外资银行有人民币经营权的共有25家。1998年吸收人民币存款37亿元，与我国庞大的储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目前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而经营本币业务是每一个外资银行追求的目标。加入世贸后，如果人民币业务对所有外资银行都放开，中外资银行争夺人民币存款和储蓄的竞争必然加剧。目前25家银行吸收的人民币是37亿元，平均每家1.48亿元，假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0倍，每家吸收14.8亿元人民币的存款，以279家外资行计算，它们所吸收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可达4129.3亿元，与我国目前76178多亿元的各项存款余额相比，估计可占到5％的份额。因此，加入世贸后，控制外资银行可吸收人民币资金的上限十分必要。当然，企业和居民在转移存款、储蓄到外资银行的同时还要克服外资行网点少、存储不便的困扰，并要承担由于国际政局和双边政治、经贸关系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所以，预计企业和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实际转移到外资银行还要有一个过程。
（四）贷款业务争夺趋于激烈
贷款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业务。通过贷款，银行与客户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关系，客户有了多余资金就会存入银行，从而保证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通过贷款，又可带动银行其它业务发展，所以贷款是银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外资银行为发展自己的市场份额、扩充实力，必然要以信贷为手段去争夺市场，展开激烈竞争。而且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向国内一些优质企业发放贷款，风险相对小些。这些优质企业为扩大生产，增加出口，降低成本，出于自身考虑，往往也会选择那些服务方式灵活、效率高、态度好的外资银行，久而久之，国有商业银行会丢失一批优质客户。目前，外资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三资企业的制造业，1998年贷款额达到109.77亿美元，占贷款总额44％。其中机械行业贷款17.67亿美元，占7.07％，电子行业贷款26.56亿美元，占10.63％，化工行业贷款22.51亿美元，占9.01％，轻工行业贷款27.34亿美元，占10.94％。随着外资银行贷款业务的拓宽，外资银行除继续保持对上述行业或相应优质企业的贷款外，还将与中资银行争夺客户。
二、中资银行的发展前景及设想
（一）坚持金融业的开放有一个缓冲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金融领域全面引入国际竞争，将使中国金融业面临世界开放市场的挑战，在全方位的国际竞争中无疑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转换和再生的过程，并有可能使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局面，将使民族金融业在业务、人才、管理以及监管等方面面临直接冲击。中国许多银行业人士对于对外开放银行业务反应强烈，认为在5年内彻底开放银行业，时间是十分过于急迫了。
在经济转轨关键时期对外资银行开放过快不利于金融稳定。中国政府在三年内，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亏为盈的决心不会改变。因此，今后一年中，将有较多国企，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会因得不到各级政府继续支持而破产。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仍将持续上升。所以，中国的银行体系，正面临国内强化改革压力的严峻考验。在此关键时刻，过快开放银行业，尤其是过多、过快开放本币业务，可能使外资银行实力短期内迅速增强。
据世界银行一位对中国银行业界有研究的专家拉迪指出，大约需要10年，中国银行业才能作好准备，而不至于陷入险境。原因之一是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资本充足率不足的情况，补充资本金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其次，国内银行不良贷款在5年内难以清除。现已有计划将这部分债务以折价或证券化的方式出售，但此过程需花上数年甚至更长。银行业普遍认为，重建中国脆弱的银行系统，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完全进入本国市场，而不引发国内金融危机的重要先决条件。
因此，对金融业的开放，必须有一个缓冲期。
（二）混业经营是银行业在国际发展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变动下，全球银行业格局也不断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银行的购并活动从未停息，其跨业经营发展势头越来越迅猛，变动产生金融混业经营和管理的原因：一是科技发展和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技术手段对金融的监管能够严格实施；二是由于金融业竞争的需要。展望历史，美国在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1934年通过了《美国证券法》，此后走上了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道路。但在1985年公布的世界十大总资产规模和竞争力最强的商业银行中，美国只有一家花旗，名列其中第七位。为此，美国在1986年一月破例批准J.P.摩根成为第一个商业银行开始经营证券和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在随后的十年来，美国有数十家金融机构进入了跨业经营，1999年11月4日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标志着自此美国金融业开始走上混业经营和混业管理的道路。
中国金融业的现实选择该怎么办？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阵地，而且1995年中国颁布实施商业银行法开始实行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走完这一步。我们认为，尽管就目前而言，条件不太成熟，但是混业经营和混业管理是必然的选择。
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㈨ 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机会”是什么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
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参考资料：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
㈩ 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下,谈谈你对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开放的理想和态度.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