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国为什么要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在我国农村不少地区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单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适应农村经内济社会发展和容农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的问题仍然突出。在继续优化农村金融基层网点布局、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以点带面，推进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决定在全国选择粮食主产区或县域经济发展有扎实基础的部分县、市深入组织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
⑵ 我国现行的的农村金融政策是什么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一)遵循“普惠制”原则，进一步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力度
应遵循“普惠制”原则，“加快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在政策支持方向、力度和政策结合方式、时机等方面形成合力。一是适当的税收优惠。遵循“普惠制”原则，对达到一定支农要求的金融机构都给予相应的所得税和营业税优惠。二是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补贴范围。对凡是在农村设立网点的金融机构都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确实需要但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财政弥补力度。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县域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奖励。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财政部在黑龙江等9省(市)开展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试点经验，并不断提高奖励标准。建议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涉农贷款的内涵、外延及特征进行科学界定，解决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涉农贷款不同的解释；其次剖析在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的操作障碍及其根源，进而规范各类金融机构有关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申报、确认制度；再次要提高奖励标准，对县域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超过上年的，15%以内部分给予1%奖励，15%以上部分给予2%奖励。四是结合“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要求，将财政、公共性资金存款优先向支农力度大的金融机构倾斜。建议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存贷同比”原则，即按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占比调配相应的财政性存款份额，调动各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五是建立涉农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涉农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涉农贷款项目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六是实行涉农贷款利息补贴和储蓄存款免缴利息税制度，使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遵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原则，在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突出抓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
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在采取“普惠制”优惠的同时，应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制定一些单独的扶持政策。一是对只要是按照服务“三农”原则设立、改制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都纳入合作制体系，享受统一的政策优惠和行业监管。因为现行的许多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扶持、存款准备金、银行业监管收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和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合作银行享受，而同是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却无法享受。目前，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总体方向是按照市场原则，坚持股份制方向，“力争用5到10年时间把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无法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享受一样的优惠政策，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变身农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事实上，即使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和自身实际，仍然主要承担着服务“三农”的职能，理应获得与合作金融机构同样的优惠待遇。二是逐步取消各种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障碍。如近年来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而农村信用社却由于政策障碍无缘代理“新农保”基金账户，从而影响了“新农保”业务在农村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三是继续延长税收优惠政策。2009年末，农信社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的正常好转。应结合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支农实力受限等特点，继续对农村信用社实行税收优惠。四是支持农村信用社消化历史包袱，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
(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情况，实行差别的货币、监管政策
总的来说，对农村金融机构应主要采用扶持性、鼓励性的货币和监管政策。一是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金融机构，继续适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鼓励其增加涉农贷款投放。二是在贷款规模和再贷款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信贷总量调控过程中，对涉农贷款规模给予一定倾斜，特别是对农户贷款规模实行单列。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有效发挥支农再贷款引导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的作用。三是实行差别的信贷监管政策。针对“三农”客户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产品创新、流程改进、风险控制上进行探索创新。尽快将人民银行、银监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经验全面铺开，在新产品审批、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实行差别的风险问责、呆账核销等监管政策。对涉农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单独考核。简化核销程序，适当扩大农村金融机构核销呆账优惠政策的贷款时间范围，并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等更大的权限。五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在网点、服务、贷款等方面覆盖程度监管考核与评价体系。出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的考核机制，确保持续稳定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设立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考核监管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绩效考核时，应区别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考核指标，充分考虑涉农业务收益较低的特点，避免在考核上挫伤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
(四)针对农业天然弱质性特点，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
必须通过加快农业保险、担保发展，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予以解决。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建设。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制度安排，全面发展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对开展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减免涉农保险营业税。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合作机制，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二是完善“三农”担保机制，切实解决“三农”客户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合理分散和转移农村金融业务风险。探索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发展林权、大型农机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和推动动产担保。
(五)针对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设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升，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来给予支持和保障。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执法工作。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只有《商业银行法》，没有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应考虑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促进法和监管法，就农村金融性质、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和各项农村金融支持、促进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加大对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改善农村金融法治环境，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保护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二是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和农户信用评价工作，抓紧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完善失信惩戒制度，提高违约成本。三是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有力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⑶ 金融服务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贸出口、投资以及消费相继成为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必须找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换。
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纳瑟姆”曲线（如图1），它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52.57%。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135404万。城镇人口71182万，其中流动人口23600万。乡村人口64222万。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如果扣除未真正市民化的流动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只有35.14%。如果我国在十年内达到70%的城镇化率，以现有人口数为基数静态测算，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简称“窄口径”），需市民化236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2360万人；若按扣除流动人口的专家口径（简称“宽口径”），需市民化472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4720万人（见表1）。
如果按201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95%测算，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2258万，203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9459万人。同样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窄口径需城镇化人口总数将达24800万人，而宽口径需城镇化49600万人（见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动态测算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将有2.48亿～4.96亿农民进入城市，十年间每年“市民化”约2480万～4960万农村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对投资、就业、消费的全方位拉动，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将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拉动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新型城镇化仍然会产生新的基建投资空间。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半程，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化率突破70%后，日本的基建投资增速才开始趋稳。据全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全国33270个乡镇中，仅11.7%的乡镇有公园，68.4%的乡镇有综合市场，23%的乡镇有农产品专业市场，34.4%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全国仅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而且只有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全国仅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应该说，我国农村乡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较大改善。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伴随城镇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电、住房、通讯、教育、医疗、文化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方面将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建设，从而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优化结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这种演进是需求结构、技术进步趋向以及供给要素的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有专家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系数为0.933，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为0.968，都呈现高度正相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
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学派的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由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和获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服务化背景下，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全球就业的主要部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一般达70%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期，发达国家新增的就业份额90%以上都被生产性服务业所吸纳。从我国情况看，自2007年至今，服务业已超过工业、农业、建筑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首次超过农业，早已超过工业、建筑业，成为就业绝对主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为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就地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
促进消费。城镇化可以扩大消费群体。阿瑟·克罗伯把中国人分为两个群体：糊口群体（10亿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农村）；消费群体（1亿～3亿人）。中国低收入者（糊口群体）有消费欲望但没消费能力。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糊口群体征收，一部分糊口群体转化为消费群体。城镇化可以提高消费水平。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农村人口的逐步“市民化”，将促使新型城镇中的文化、旅游、休闲、家政、美容等行业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进而逐步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1516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仅5221元，是农村居民的2.9倍，人均高出近1万元。按每年“市民化”人口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将极大地促进消费。
缩小差距。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表明，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差距体现在收入、文化教育、医疗保障、政府公共投入等各个方面。而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城镇化将加强公共设施投入，改善城镇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城镇化将提升入城新市民的收入，提升生活品质。应该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
城镇化有巨大的资金需求
从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以及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出新的金融需求。目前，专家学者对城镇化的资金需求预测较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如果未来城镇化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据此估计，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若以人均10万元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推算，仅此一项，就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王文鄢认为，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在8万元～50万元/人不等 。
虽然说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根本的一条就是我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我认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主要体现在城镇公共事业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城镇小微企业和城镇居民消费等四个方面。若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按资金需求静态测算，上述四个方面的银行资金需求估计将达到23.45万亿元（窄口径）～46.9万亿元（宽口径）（见表3）。
城镇公共事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的公共事业建设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三个方面。这些项目建设，有的纯靠政府投资，有的可以公私合营，有的可以民间投资。但是，这些项目建设共同的特点是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经济收益有限、偿还期长。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其中大量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支持。按每市民化1人将需要投入10万元测算，每年需要投入2.48万～4.96万亿元建设资金。即便这些资金中只需要50%的银行贷款，也有1.24万～2.48万亿元。
城镇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居问题。在土地集约使用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必然改变传统的农家小院模式，实现住宅商品化发展。我国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按每年830万户农民市民化（2480万人除以3人/户），每套城镇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万元计算，总投资将达8300亿元，需要外部融资将达6600亿元。若按45.8%的贷款比例计算，需银行信贷资金3800亿元；若按宽口径计算则为7600亿元。
城镇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十八大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持续推动力。农业产业化发展必然促成一大批小微企业创立、成长，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从目前全国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与小微企业户数可以测算出，小微企业户均贷款额约90.5万元。假设每年市民化2480万农村人口，2/3为劳动人口（万人），其中50%留在小城镇就业则约为827万人，按小微企业户均吸纳就业21人计算，预计将新产生约40万户小微企业，其贷款资金需求将达3600亿元。按宽口径计算贷款资金需求将达到7200亿元。
新城镇居民有大量资金需求。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中收入倍增者指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农民创业和扩大再生产将使得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增加，收入的提高和市民化的发展将使得农民消费升级，新市民对居住、交通、娱乐、教育方面的需求增长将带动个人住房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需求大量增加。2012年我国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104439亿元，按城镇人口71182万简单测算，人均消费性贷款约1.47万元。而新型城镇化每年市民化2480万人，将新增消费贷款需求3650亿元，按宽口径计算将达到7300亿元。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简单测算看，每年新型城镇化产生的银行信贷资金需求将达2.35万亿～4.69万亿元左右，约占2012年全国新增境内贷款的26.6%～53.2%。可见，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而农村银行机构在城镇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银行要助推尽责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最初的选择决定今后的路径。“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因此，农村银行机构在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机制建设尤为重要。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与配合。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经济的“造血体”，建立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体系、补齐农村金融短板，已成为促进城乡产业互融和要素流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
实际上，银行支持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政府、小城镇金融消费者和银行自身均有现实意义。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利用信贷资金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对农民而言，可以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新消费观念，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有效拉动内需和消费；对银行自身而言，可以拓宽客户资源，拓宽中间业务渠道，挖掘丰富的金融财富，增强综合竞争力。
机构下沉
在前几年的机构撤并风潮中，大量的县域分支机构被撤并，有的县市甚至除了农行和农村信用社，没有其他大中型银行机构。要做好城镇化金融服务，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前瞻性研究，立足长远发展，根据商业可持续和“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居民”原则，将机构网点开设到县域、乡镇，发挥熟人、熟地的优势，开展贴身服务。健全服务功能，开通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渠道，提高新型城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
在银行网点的管理上，可以按照网点服务功能与范围，将银行网点分为区域中心型网点、便利型网点和新型自助服务点三种类型。区域中心型网点属于全功能银行，设置在县域或大的乡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便利型网点属于有限功能银行，设置在小型乡镇，以基础性金融服务、收单业务为主，突出低风险、低成本和便利性；新型自助服务点以自助服务为主，配备综合服务终端、助农取款POSE、离行式自助设备等。区域中心型网点负责管理、指导社区便利型网点，并提供业务支持与服务；新型自助服务点作为实体网点的触角与补充，延伸至社区的楼道、药店、超市等社区生活场所，三种类型网点构成层层递进、协作分工、相互支撑的网络体系。
准入放宽
中国城乡差别比较大，农村的区域性差别更大。农业和农村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农民信用也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土生土长”的“草根”金融。作为银行监管部门，在鼓励支持现有银行机构向下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要在坚持“改制不改姓，更名不离农”的总体原则下，加快推动农信社股份制改造。通过协调三方（政府、省联社及属地监管分局）、实时沟通、分类推进、包片督导、按季通报、考核问责等措施，实行“政府+市场”的改革模式。要进一步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允许更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县域和乡镇的布设，尤其是在不发达、欠发达县域的设立，并突出本地化建设。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和增资扩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民间资本的投资比例。
权力下放
为了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实行了严格的授权管理。但是，由于信贷审批权力逐级上收，审批链条拉长，尽管基层机构享有的企业信息最为真实全面，却因为缺乏应有的信贷决策权，无法及时满足企业有效的信贷需求。而有权审批人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漏损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实现科学正确决策，只能对难以看准的项目进行否决，导致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的授权授信逐年萎缩，难以适应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掌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特点和信用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划分信贷管理权限，实行分类指导下的区域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风险控制水平高、业务市场广阔、有效信贷项目多的分支机构，适当扩大授权和转授权。实行项目负责制，试行直报审批制，由项目营销负责人直报有权（最终）审批人，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信息漏省，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资金回流
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用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机制运作的主要路径是“以系数法或资产波动法计量不同风险资产所需的经济资本→以增量配置法分配经济资本→以资本回报率评价经营绩效”。由于经济资本管理机制精确、高度的逐利性，必然导致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使得银行机构难以较好地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与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矛盾。
农村银行机构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资金回流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建立与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制订并落实“两个高于”（即“三农”贷款增速要高于GDP增速，高于本单位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要对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管理模型进行优化，即主要在经济资本的分配和考核环节引入调节系数，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在经济资本的分配环节，要降低“三农”、城镇化贷款的资本占用系数，按信贷增幅不低于或高于当地GDP增幅的标准配置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在经济资本的考核环节，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差异的实际，按一定的调节系数下调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期望回报率，提高基层银行机构开展“三农”、城镇化贷款的积极性，加大信贷投入力度。
让利于民
201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作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我国银行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力度，在实现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实现银行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一方面，突出“免”字，普惠客户。农村银行机构要坚持服务收费“四项原则”，做到合规收费、以质定价、公开透明、减费让利。要按照《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要求，免除客户开户、销户手续费，柜台、ATM机具查询服务费及工本费等服务项目费用，降低金融消费者成本负担。
另一方面，强化“让”字，以义取利。农村银行机构要严格按照监管部门整治银行业机构不规范经营行为等相关文件的要求，落实“七不准”禁止性规定，及时纠正贷款附加不合理条件和强制收费等不规范经营行为。同时，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客户的产品，了解你的客户的市场”的原则，科学合理确定“三农”、城镇化贷款的利率水平，切实降低农村金融消费者融资成本，坚决杜绝“杀鸡取卵”式的利率定价方式，筑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活用政策
农村银行机构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用好用活政策上有所作为。农村银行机构在坚持执行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同时，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要用改革创新的思想认识政策，用足政策空间，要在同样的政策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着力点，按照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银行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开展金融服务工作。
2012年底，国家四部委连续下发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文件，笔者认为目前的平台政策体现为：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加强指导、明确责任，规则不变、弹性掌握。控制总量是指，银监会规定2013年贷款总量不能增加，同时对贷款、非贷款融资实行全口径监测。在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对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分类管理是指，2013年到期的平台贷款，银行可区别情况给予扶持：包括符合《公路法》的收费公路项目，经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且资本金已到位的重大项目，已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的土地储备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工程进度达到60%以上且现金流达到全覆盖的在建项目。加强指导是指，指导土地储备机构进入名录以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建议政府结合土地储备新规研究对策，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争取其他有土地储备的平台公司尽早进入土地储备名录，满足银行信贷融资的基本条件。明确责任是指，政府平台总体属于财政性风险，控制总量由银行法人机构负责，风险防范的任务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规则不变是指，包括控制总量的原则不变，分类管理的方式不变，区别对待的要求不变，逐步化解的路径不变。弹性掌握是指，银行业将积极支持铁路、公路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主动营销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新的形势，追求盈利与风险化解之间的关系平衡成为资产负债管理的关键。从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进程看，竞争压力下银行的风险偏好有所上升，贷款占资产比重平稳上升，存贷比持续提高。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银行机构必须积极行动，明确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负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注重培育优良客户群，为小城镇建设的稳步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要转变“坐等客户上门”的观念，开展主动营销，多深入企业和乡镇，多走访客户，多倾听客户的声音，在需求中找市场，在服务中寻客户，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的满足率、覆盖率和满意率。要规范农村城镇化信贷业务运作程序。开展区域评价，针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目标市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区域评价报告，为信贷支持和营销决策提供依据。对选定的拓展区域和项目，及时进行金融需求分析，整合产品，制订全面、贴身服务方案，及时开展营销，对于区域整体符合支持条件的，根据该区域特点制订整体服务方案，实行区域整体营销。
创新制度
先进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尽其才的保障，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达成工作目标的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明显有别于以往大城市、大中型企业和大项目的需求。新的金融产品则是农村银行机构有效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工具和手段。农村银行机构要努力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规范体系，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产品，推动崭新的金融品种打进农村市场，推动同业之间的业务合作。
一是创新服务手段。积极推行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促进业务办理效率的提高和资源优化整合。围绕银行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代理保险、代理基金、个人理财等业务，创新开发中间业务品种。对已在大城市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应尽快在县域金融机构推广。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网点、人才、信息等优势，大力开展中间业务创新，逐步将业务渗透到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产权交易服务等领域。
二是创新担保方式。突破传统担保方式的限制，扩大抵质押贷款范围，接受企业自身用的无形资产（品牌、商标、专利）、集体土地使用权、厂房、宅基地和集镇商铺、库存产品等作为贷款担保；推出中小企业信贷、小企业循环贷款、亲友抱团贷款、企业信用联盟、网贷通等贷款业务；农村小额信贷允许用农作物、农产品、承包的土地使用权等作为抵押获得贷款。
三是创新融资产品。结合城镇化建设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积极开办购建房贷款，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所需消费贷款，鼓励农民购买小型农机具和交通运输工具，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具有经济实力的村民担保的方式试办助学贷款。努力满足小城镇建设对信贷资金的需要。
四是完善责任追究。农村银行机构要以满足“三农”、城镇化的有效信贷需求和防范风险为原则，以调动信贷人员工作积极性为根本，完善信贷制度、定价策略和考核办法，优化信贷流程，增加信贷投放。要科学设立风险容忍度。对经过条线和内审部门检查认定，信贷人员确已依规操作，恪尽职守的，要依规免除其经济责任，实现尽职免责。
监管激励
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提出的“横山法则”认为，自发的才是最有效的。作为银行监管者，必须要善于完善制度和规则，引导农村银行机构积极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一是加强监管引导。要完善差别化监管政策，提高农村银行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要求，如对农村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设立下限要求，要求不低于60%；允许农村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容忍度高于平均不良贷款率的2～3个百分点。参照扶持小微企业做法，降低农村银行机构“涉农”、“涉城镇化”贷款的风险权重至75%。支持农村银行机构发行“城镇化金融债”，补充资金来源支持城镇化建设。要建立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信贷导向评估监测制度，提升农村银行机构金融服务能力和动力。二是完善扶持政策。建立信贷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和信贷投入奖励机制，将特殊补贴政策与普惠制农村税收政策相结合，实现偏远地区农村商业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搭建沟通平台。由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定期召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联席会、项目供求信息推介会，及时向金融部门通报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引进、经济运行等情况，及时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推介银行的信贷政策、投放重点和金融服务产品等，增进企业与银行部门的相互了解，实现政府决策与金融政策相一致，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⑷ 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的配套政策是什么
（1）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建立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可优先办理支农再贷款；对支农贷款发放比例高的农村信用社，可根据其增加支农信贷投放的合理需求，通过允许其灵活支取特种存款等手段，拓宽其支农信贷资金来源。
（2）通过银行间市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信用衍生产品，拓宽涉农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分散农业贷款的信用风险。鼓励涉农金融机构根据自身需要和市场状况，积极探索开发以中长期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涉农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防范和控制涉农信贷资产风险。
（3）加快农村支付体系建设步伐，提高农村地区支付结算业务的便利程度。涉农金融机构要开发和推广适合农村实际的支付结算服务品种。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扩展和延伸支付清算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辐射范围。（4）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区域金融生态。中国人民银行试点地区的分支机构要建立健全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业的电子信用档案，设计客观、有效的信用信息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资信打分和信用积分制度，推动建立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5）按照“宽准入、严监管”和“区别对待”的原则，完善和实施鼓励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市场准入和扶持政策。（6）发挥财政性资金的杠杆作用，增加金融资源向农村投放的吸引力。在有条件的试点地区，鼓励地方政府建立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制度。同时，也可对涉农企业与农户的贷款实行贴息，或者建立保险补贴金制度，为提供涉农业务的保险公司和参保企业与农户提供保费、经营费用和超赔补贴。
⑸ 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①大力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 ②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有效担保品版范围。权③探索发展基于订单与保单的金融工具，提高农村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分散农业信贷风险。④在银行间市场探索发行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拓宽涉农小企业的融资渠道。⑤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方式，提高涉农金融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对符合条件的县级分支机构合理扩大信贷管理权限，优化审贷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推广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和农贷信贷员包村服务。
⑹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在哪些市（县）试点
第一，有内在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经济加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2010年末，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接近6000元，不少发达地区已经超过1万元，很多农村和农民正在由过去主要解决温饱问题开始转向致富奔小康，更加注重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幸福度。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快速发展变化中的“三农”经济迫切需要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及时跟进，需要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及时跟上。
第二，有基础条件。农村金融改革从1986年“行社分家”到现在，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探索。一是积极推动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主要涉农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公司治理，逐步实现商业化自主经营；二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准许金融机构对贷款自主定价；三是大力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向农村有序流动。同时，鼓励县域地方法人可贷资金的一定比例留在当地使用，并探索推进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改革试点。此外，积极推进农村征信体系、支付结算体系等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多方面、多角度的改革，应该说，我国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能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已经具备了为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提供支撑的基础条件。
第三，有政策环境。中央反复强调，“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2010年，中央连续七个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同时，要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促进更多的资金流向“三农”。所以，从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改善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考虑，政策环境要求我们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方面不断地取得务实突破。
第四，有现实意义。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不仅有利于缓解农民贷款难，促进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且有利于缓解对农村和农民金融服务不简便、不到位的问题，有利于向农村和农民普及金融知识，有利于活跃农村商贸流通和促进扩大农村消费，也有利于金融机构培育和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这项工作，对改善农村民生有利，对政府发展经济有利，对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有利，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内在呼唤。从来没有一个金融创新，像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一样，能够把各方面的政策和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
⑺ 农村金融体系的创新点是什么时候
合作性金融是主力军
解决“三农”贷款难、贷款贵，不能仅从商业金融和城市金融的角度去找办法
从根本上说，农村金融服务乏力的症结，不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众如何适应现代金融体系，而是现代金融体系如何适应农业农村实际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破解“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的瓶颈制约，仅从商业金融和城市金融的角度去探寻，难以找到有效办法。必须进一步明确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功能定位和相互联系。要在强化商业性金融支农责任、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合作性金融的主力军作用。破解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供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从建立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机构、产品设计、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着手。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对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入、增加涉农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和增加保险品种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建立符合农村金融机构实际的金融监管体制、完善货币政策等改革和创新举措。
防范金融风险
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为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装上“安全阀”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同样需要让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推进。农村金融体系顶层设计，既要按照金融市场规律办事，重视风险防控，审慎监管，确保金融机构财务可持续，同时也必须在机构设立、产品设计、组织体系、信贷管理、监管体制等方面准确把握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金融需求的特征，使金融服务供给和农民需求有效对接。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适应农业生产实际，深受农民群众欢迎。为加快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了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要求，明确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
⑻ 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回重要思想答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为着力点，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可持续的有效资金投入，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努力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推动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大力支持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⑼ 谈谈在互联网金融条件下,如何创新农村金融
（一）深化涉农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结合实际，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发挥各自优势，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一是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切实承担起政策性金融职能，使农发行逐步建成支持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综合性政策银行，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基础力量；二是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体现合作社原则，改变合作金融有名无实的状况，维护社员或者股东的真正权益，把农村信用社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三农”的农村金融机构；三是邮政储蓄银行要加快业务开拓步伐，依托邮政网络，确立服务城乡大众，支持“三农”的零售银行定位，发挥邮政储蓄机构网点多、深入农村的优势，按照商业原则引导邮政储蓄资金以适当形式回流农村，增强其在农村地区的储蓄、汇兑和支付服务等功能，增强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
（二）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强化农村金融供给。农村金融创新工作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较大的工作，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多部门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金融监管、财政、税务、工商、农林等部门要运用现代管理手段，不断增强农村金融创新的内在激励和政策合力。另一方面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共同参加的协调工作机制，从政策制定、工作协调、信息交流等方面加强对创新工作的指导、组织和协调，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工作。涉农金融机构要改变观念，加强对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与服务工作的开展，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以适应农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要。
（三）探索建立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优化农村金融创新环境。人民银行应依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加快为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企业等农村经济主体建立电子信用档案的步伐，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经济主体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通过立法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以利于其职能和作用的发挥。建立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制度，补偿涉农金融机构由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原因形成的信贷损失。建立风险分散机制，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拓宽农业风险的分散渠道。鼓励涉农金融机构把开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新的增长点，积极创新消费贷款品种，调动农户和金融机构“求贷”与“放贷”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