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国企改革

㈠ 省级国有金融机构对外可称国企吗

可以。
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所监管的企业本级及其逐级投资形成的企业。

㈡ 中国的金融机构属于国企吗

有国有，也有私有的。比如民生银行就是私企。
另外券商也有很多私内企，当然你要开个证券公司那得容具备相当的资金了。一般只开设证券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对各项指标要求比其它业务低（如做报检业务、资产管理等等）。
如果不是商业银行和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对从事PE,VC的要求应该相比前两者很低。比如想从事财务顾问好像注册资金只需要5000万就可以。具体的建议你去看一下证券从业资格里面的证券发行与承销。

㈢ 国企改革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杠杆

国企降低杠杆方式：

一是改善公司治理，出台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支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完善企业债务重组政策，建立关联企业破产制度，探索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研究解决“僵尸企业”破产费用保障问题，建立政府、企业、银行依法合理分担损失的机制。

三是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制定筹措稳定的中长期低成本股权投资资金的办法，出台以市场化债转股为目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措施。研究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转股资产交易。

四是加强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力量，指导金融机构利用现有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新设实施机构，鼓励资产管理公司增强资本实力。

五是出台有针对性的业务指引，规范引导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提高质量，推动已经签订的债转股协议金额尽早落实，切实降低企业负债率。

㈣ 国企改革概念股：全国各地方国企改革概念股都有哪些

全国各地国企改革概念股。

重庆国企改革概念股：

太极集团（600129）、重庆百货（600729）、桐君阁、西南药业、重庆港九（600279）、涪陵榨菜（002507）、川仪股份（603100）、重庆燃气（600917）。

重庆钢铁（601005）、重庆水务（601158）、重庆百货、建峰化工（000950）、渝开发、渝三峡A、西南证券（600369）等。

贵州国企改革概念股：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启动，表明在国资委控股公司数目较多的省市，改革竞赛正在展开。

(4)金融机构国企改革扩展阅读：

威胁论：

“中国概念股威胁论”在美国升温

美国投资人所热衷的中国概念股有趋势酿成“中国问题综合症”。针对在华尔街掀起的新一轮中国大陆企业上市的风潮，一股强烈的反对暗流也同时涌现。

一些文章告诫美国投资者，不应承担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甚至有国会议员劝诫政府,立刻阻止中国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借纽约证交所到美国投资市场上去敛钱。

中国大陆已有近30家企业到美国上市，而且几乎每一只股票都曾在华尔街掀起过不同程度的“中国概念股”热潮，其中数家华资企业股价在上市后翻了一倍多。2002年11月，当中国电信上市时，虽然正值美国股市最不景气之时，其上市消息却依然引起了当地投资者的热烈反响。

接下来，中国人寿以35亿美元上市，成为2003年全球募集资金最大的一次上市，投资者认购量达到发行量的25倍，机构投资者的订单高达500亿美元，堪称华尔街和香港市场的大赢家。

㈤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机构逐渐多了起来,国家是如何对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改革

1998年1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会并作重要讲话。温家宝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开始全面启动。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置分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金融业稳步发展，对外开放逐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到今年10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9.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3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达1437亿美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2倍，45倍和845倍；个人储蓄存款余额5.2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249倍。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系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业在发展中也存在风险。党中央、国务院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分重视，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了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并已收到成效。

温家宝说，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大局。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而且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长期酝酿、反复研究、慎重决策确定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建立九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严肃查处违规的金融机构和责任人，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温家宝说，这次人民银行跨省区市设置分行的改革，牵涉各个方面的关系，工作任务很艰巨。因此，一定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确保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工作两不误。他对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抓紧配备分行的领导班子。选配好跨省区市分行的领导班子，是这次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关键是要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坚持干部的“四化”，真正把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熟悉金融业务，在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领导干部必须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名位和去留，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二是认真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这次改革，要贯彻宏观调控权集中于总行，监管权适当集中，金融服务面向基层的原则。要在服务中加强监管，在监管中做好服务，在实践中提高监管和服务的水平。在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工作纪律和财经纪律。业务工作不能脱节，不能出现监管真空。跨行政区分行的工作要尽快到位。要与原省级分行做好衔接。体制改革后，要抓紧建立健全新的管理制度，适应新的工作需要。

三是主动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分行的设置，考虑了各地经济和金融的关联度、各地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各地金融业务量以及地理交通条件等要素。在管理体制改革和今后履行职责中，人民银行要主动争取各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配合。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也要关心、支持和帮助人民银行做好改革工作，保证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要协助人民银行做好干部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支持人民银行依法监管，协助人民银行查处金融违规违法案件；对人民银行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不干涉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要管理好本地区城市银行和其它小型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温家宝最后要求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认真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对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并要求人民银行系统广大干部和职工要以对党、对人民、对中央银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统一安排各项工作，按期推进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

据介绍，人民银行新设立的九个跨省区市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撤销北京分行和重庆分行，由总行营业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银行职责。

㈥ 股份制改革在国企改革中的意义

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其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工行方案显然更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后的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改革与管理、发展并重的原则，稳步推进整体改制工作。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国务院同时对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和考核，确保国家资本金的安全并获得合理回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内部改革，全面加强风险控制；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要严肃追究银行内部有关人员的责任，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不法行为。
方案公布后，评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注资规模。由于工行的资产几乎是中行和建行的总和，而后二者在去年初分获225亿美元注资，因此市场普遍预期工行的注资将在300亿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获150亿注资，不免让市场观察人士大跌眼镜。
数字的变化映射出决策层关注点的变化。一年前，中、建两行的注资模式是：财政部对两行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用来冲抵两行的损失类贷款，中央汇金公司再另行注资225亿美元作为资本金。这意味着原来的单一股东财政部退出股东行列，而汇金成为新的单一股东和股权多元化的对象。
此种设计，一次性将中、建两行的损失类贷款清零，再继之以对可疑类贷款的再度剥离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两行的不良贷款率如过山车般下滑，整体财务报表也随即容光焕发。
这对于两行吸纳新股东和上市意义重大，丑女变成靓女是出嫁的前提，获得的嫁妆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银行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设计者而言，答案当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资中、建时，国务院明确宣布：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是这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关键。本次注资工行，国务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但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远逊于对财务重组和股改上市的倾心，这不免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后，《财经》杂志对建设银行一年多来的公司治理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读后着实令人唏嘘。这里仅举一条——从去年9月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后到今年3月张恩照去职，公司只开过三次董事会，而党委会却开会多达几十次，因为建行明文规定董事会要向党委会汇报，实际运行中则是所有事情都在党委会研究确定，专职董事均不是党委成员，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无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时，人们对该公司的公司治理颇多期望，对当时两名独立董事（一为资深金融学者、一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象，但现在看来，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总体而言步子迈得似乎还不够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所言，张恩照事件暴露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操守问题。
其实，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银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通过引入海外战略投资人和上市来倒逼国有银行改革的想法现实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实上，在国有银行改革三步走战略启动之前，这种倒逼思路已经在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实践，但是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巨头上市经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场人士心中自有判断。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闪电互换”事件，显现出的不仅是海外上市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苍白，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的广泛争议。而此前的移动资费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则说明境外投资者，无论是散户还是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看中的其实都是上市国企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利润，对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看来他们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有心无力（因为持股太少）。
从以上背景出发来审视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们感到决策层对金融改革的规律性已有了较深入的把握。为什么注资金额是150亿而不是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因为决策层意识到财务重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由是，工商银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建两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政府的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这样一个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工行的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显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与中、建方案的另一个不同是财政部的角色变化。注资工行后，财政部由单一股东变为与汇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响工行此后的命运，而注资中、建后，财政部股权清零，汇金成为两行的单一股东，此后的股改由汇金操持。
以上变化意味着什么？由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实在有限，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行是拥有中国金融资产总和近1／5的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决策层对工行的改革将比中、建两行更加谨慎。
当然，市场对150亿美元的注资金额和工行股改方案有着多种版本的解读，我们也并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资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再造的成功与否，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来自内部，而最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银行高管的身份认知问题。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遵循的完全是两套规则，如果银行的每一个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由政府来任命的话，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恐怕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这也是张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㈦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史回顾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困难和争议最多最大的改革。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尽管还有一些攻坚任务，但国企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国企改革总的来说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体制，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实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基本完善，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从1978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第二阶段是1993年起到现在，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确定企业在增收基础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允许国有企业从事国家指令性计划之外的生产，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开始，向政府上缴利润由利润所得税替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的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决定提出今后应全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按照这一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转向实行“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达78%，大中型企业达80%。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占承包企业总数的90%。接着又开始第二轮承包。
从扩大经营自主权到承包制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开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对一”谈判强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励没有约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了，但所有权不能约束经营权。经营者滥用经营自主权谋取私利或小集体利益，“内部人控制”，短期行为，以致普遍出现企业承包一轮，国有资产流失一轮，富了和尚穷了庙，后果严重。实践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承包制为方向，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实行制度创新。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
由于承包制不能促进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带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使许多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陷于困境。1997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3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左右，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巨大进展。首先，到2005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家重点企业中的252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有1331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52.7%。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0%以上，其中县属企业改制面最大，一些已达90%以上。其次，作为国有企业主干的中央企业，已有宝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19家企业按照《公司法》转制，开展董事会试点，共选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达到或超过了董事会成员的半数，实现了企业决策层与执行层分开，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次，中央企业及所属子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企业户数比重，已由2002年底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最后，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这是这两年改革取得的重大进展。截至2006年底，全国除国有金融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启动股改程序，占98%。在改革过程中，大量企业实行资产重组，有不少企业关闭破产，职工下岗分流，并尽可能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
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告诉我们，要想把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每个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从事生产经营的国有中小企业没有优势，竞争力低下。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和抓大放中小的方针，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主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自那以后，经过十年的努力，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开始改变国有企业量多面广和过于分散的状况。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23.8万户，而到2006年，国有企业户数减少至11.9万户，正好减少了一半。1997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800亿元，而到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1.2万亿元，增长了14倍。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681.5亿元，上缴税金6822.5亿元。2006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有21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有13家。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中国有30家，其中内地企业22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这些企业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2007年，有16家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以下是1998年以来中国国有工商企业改革发展的情况简表。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和制度创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并且站稳了脚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党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下面几组数字充分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已有明显提高。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的比重，户数仅占11%，但销售收入占35%，实现利润占45%，上缴税金占57%。2007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96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超过同期集体企业利润的增幅(25.2%)、接近股份制企业利润的增幅(35.1%)。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名单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349户，占69.8%；实现年营业收入14.9万亿元，占500强企业收入的85.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249家，占49.8%,实现营业收入5.09万亿元，占66.7%。2006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07家，占61.4%，实现营业收入6.59万亿元，占87.4%。

㈧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什么什么什么

党代会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推进产权多元化，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资产监管，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

只有深化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实现转型发展，才能持续提升发展活力、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这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和焦点。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党代会报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代表们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

丁福浩代表说，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既要积极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化党规党纪观念，又要系统地学习国资监管、国企改革发展的业务知识，学深悟透一系列改革文件精神。

李利剑代表说，安钢的“四个三”党建工作法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其核心是党委要在企业发展中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主心骨”作用，为企业解危脱困、转型发展助力护航。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如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代表们各抒己见。

李涛代表说，要高度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决定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和规范运作的程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梁铁山代表说，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刘世伟代表说，对于煤炭、钢铁等领域的国有企业来说，改革中面临的职工安置任务比较繁重。改革改到哪里，社会保障就要跟到哪里。

规范国有资产监管

代表们认为，必须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尽快实现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马富国代表说，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管资本”的重要实现方式，希望能选取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我省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其改组为河南能源化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省国资委授权管理下，推动河南能源逐步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转型。

郭鸿勋代表说，我省在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中，要消除国企的债务和不良贷款，减轻国企的负担，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不良资产处置、问题企业并购重组等，要发挥专长积极参与国企改革，最大程度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㈨ 国企改革的社会学意义

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其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工行方案显然更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后的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改革与管理、发展并重的原则，稳步推进整体改制工作。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国务院同时对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和考核，确保国家资本金的安全并获得合理回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内部改革，全面加强风险控制；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要严肃追究银行内部有关人员的责任，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不法行为。
方案公布后，评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注资规模。由于工行的资产几乎是中行和建行的总和，而后二者在去年初分获225亿美元注资，因此市场普遍预期工行的注资将在300亿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获150亿注资，不免让市场观察人士大跌眼镜。
数字的变化映射出决策层关注点的变化。一年前，中、建两行的注资模式是：财政部对两行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用来冲抵两行的损失类贷款，中央汇金公司再另行注资225亿美元作为资本金。这意味着原来的单一股东财政部退出股东行列，而汇金成为新的单一股东和股权多元化的对象。
此种设计，一次性将中、建两行的损失类贷款清零，再继之以对可疑类贷款的再度剥离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两行的不良贷款率如过山车般下滑，整体财务报表也随即容光焕发。
这对于两行吸纳新股东和上市意义重大，丑女变成靓女是出嫁的前提，获得的嫁妆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银行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设计者而言，答案当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资中、建时，国务院明确宣布：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是这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关键。本次注资工行，国务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但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远逊于对财务重组和股改上市的倾心，这不免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后，《财经》杂志对建设银行一年多来的公司治理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读后着实令人唏嘘。这里仅举一条——从去年9月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后到今年3月张恩照去职，公司只开过三次董事会，而党委会却开会多达几十次，因为建行明文规定董事会要向党委会汇报，实际运行中则是所有事情都在党委会研究确定，专职董事均不是党委成员，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无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时，人们对该公司的公司治理颇多期望，对当时两名独立董事（一为资深金融学者、一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象，但现在看来，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总体而言步子迈得似乎还不够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所言，张恩照事件暴露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操守问题。
其实，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银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通过引入海外战略投资人和上市来倒逼国有银行改革的想法现实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实上，在国有银行改革三步走战略启动之前，这种倒逼思路已经在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实践，但是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巨头上市经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场人士心中自有判断。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闪电互换”事件，显现出的不仅是海外上市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苍白，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的广泛争议。而此前的移动资费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则说明境外投资者，无论是散户还是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看中的其实都是上市国企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利润，对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看来他们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有心无力（因为持股太少）。
从以上背景出发来审视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们感到决策层对金融改革的规律性已有了较深入的把握。为什么注资金额是150亿而不是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因为决策层意识到财务重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由是，工商银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建两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政府的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这样一个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工行的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显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与中、建方案的另一个不同是财政部的角色变化。注资工行后，财政部由单一股东变为与汇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响工行此后的命运，而注资中、建后，财政部股权清零，汇金成为两行的单一股东，此后的股改由汇金操持。
以上变化意味着什么？由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实在有限，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行是拥有中国金融资产总和近1／5的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决策层对工行的改革将比中、建两行更加谨慎。
当然，市场对150亿美元的注资金额和工行股改方案有着多种版本的解读，我们也并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资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再造的成功与否，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来自内部，而最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银行高管的身份认知问题。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遵循的完全是两套规则，如果银行的每一个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由政府来任命的话，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恐怕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这也是张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㈩ 国有企业改制需要金融企业债权人的同意吗

通常的贷款协议中有都一条，企业改制或重大资产重组要事先通知贷款人的，人家要是不同意你的改制方案，你又不先把钱还了，人家肯定不让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