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日系车8月9日

㈠ 中国改革开放对日本经济的间接影响

1978年底，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后中日贸易快速发展。1978~1991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同时也是日本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和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时期以及日本企业积极开拓、寻求新兴市场的时期。目前，学术界鲜有从政策角度全面系统探讨此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日贸易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拟从日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调整、日本企业对华战略转变、日本对外贸易格局变化三个层面加以阐述。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对日外交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之后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从1978年底开始，在农村开展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应健全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1］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在1984年底前大体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2］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后，迫切需要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pp.344~361）此次全会以后，展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与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3］

在上述改革的同时，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原则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4］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自主权，以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5］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1］（pp.323,364~365）

这些改革和开放政策，不仅使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逐步显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自产自销部分产品和实现利润留成，以及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疏通流通渠道等，扩大了国内市场。稳定成长、开放的中国市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商机。

与改革开放政策相适应，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经济发达、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发展与日本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十分必要。

政治上加深相互理解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改革开放后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在欢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宴会上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必将为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扩大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6］1979年2月，邓小平访日，与首相大平正芳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相互理解。12月，华国锋在会见访华的大平正芳时表示：“中日两国更加坚实地、富有成效地扩大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既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需要。”［7］

经济上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阐明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表达了要向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的意愿以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自信，并认为“需要大量引进日本的科学技术和资金”［8］。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访日期间广泛接触日本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人士，在日本经济团体举行的酒会上，她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你们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在企业管理上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两国在经济、技术领域里的交流和合作，是大有可为的”。［9］1980年5月，华国锋在访日时指出：“我们两国的合作具有互通有无、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有利条件，两国的合作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10］1982年5月，中国领导人在访日时进一步用中国古语“天时、地利、人和”来形容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同时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地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11］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对上述三项原则又补充了“相互信赖”，成为四项原则

㈡ 被捕一年后，日产汽车前总裁卡洛斯 · 戈恩被曝离开日本

日产汽车前总裁卡洛斯·戈恩(CarlosGhosn)在去年11月19日被捕，至今已一年有余。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日产和雷诺在多个核心维度都被业界领先的竞争对手淘汰，截至目前，双方股价都下跌了约30%。作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联盟组织，雷诺-日产联盟似乎已经开始走向解散消亡。

戈恩拥有黎巴嫩国籍，并在黎巴嫩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年时光。他于2018年11月因违反日本金融法被捕而从黎巴嫩返回东京。据称，日产汽车内部调查发现，戈恩向东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赔偿报告存在问题。据说这项活动已经进行了多年，日产在有关此事的声明中说：“还发现了许多其他重大的非法行为，例如个人使用公司资产等等。”

在付了90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他于2019年4月因新的财务指控再次被捕。戈恩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坚持自己的清白，并拒绝了日本法院提出的许多要求，包括能够与妻子取得联系。据了解，他的审判定于2020年春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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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2019年度中国汽车保值率发布，日系车几乎屠榜

品质决定品牌，品牌决定定价，未来保值率将成为车辆交易的晴雨表。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精真估联合发布了2019年度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旨在通过保值率的数据表现帮助商业决策和应用于新车定价、融资租赁、车辆置换等场景中，同时辅助C端消费者作为重要的购车参考。

本次报告中，精真估结合了全年的大数据，通过获取二手车全量数据标签包括：车辆基础数据／车况数据／交易数据／渠道数据／车辆历史记录相关／车辆维保／车辆金融数据，并基于此，得出影响保值率高低的依次顺序是（权重从高到底）：车系、品牌、使用车龄、上市时间、行驶里程、区域季节曲线、厂商指导价、排量、变速箱等。

2019年度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

1、各级别车型整体保值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精真估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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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戈恩怎么逃出日本我不关心，随后的新闻发布会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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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韩系动向123》韩国抵制日本车一周年，把日产逼的退出韩国

去年，由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战争不断的升级，升级之后波及到了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我们都知道韩国是一个特别团结的民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国民为了帮助政府摆脱金融危机，就将自己家的黄金全部捐出来给政府渡过难关。而这次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韩国人民也是团结了起来，开始抵制日本汽车。
如今，时间过去1年了，日系车在韩国生存如何？本篇文章，就告诉大家答案。
【1】丰田，本田继续加大对韩国消费者的福利政策
其实消费者抵制日本车，往往是因为个人的情绪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也就慢慢的减小了。因此在今年2月，丰田和雷克萨斯都针对韩国市场进行了特别营销活动。
雷克萨斯在2月推出了紧凑型SUV UX 250h F SPORT车型，并发起了“ RX，UX，NX Campaign”，这是一个会为期近一年的活动。雷克萨斯还通过引入名为“ Lexus Auto Care Lease（雷克萨斯汽车维修租赁）”的新租赁计划来加强其营销活动。
丰田公司将首尔瑞草展览中心搬到瑞草车站附近。地上5层，地下1层，面积888平方米。 1楼和2楼的陈列室可摆放9辆车，在2楼设有专用休息室供游客休息。最多可停放20辆车。丰田目前在韩国设有24个展览中心和23个售后服务中心。
本田免费提供牵引事故车辆的服务。将向长期行驶10万公里的客户提供优惠券。到2020年6月底，诸如机油，机滤等更换等维护保养给与9折优惠。另外，消费者还可以最高可获得200,000韩元（1000元人民币）的礼品券。
本田摩托车还将加强客户满意度服务，例如使用车辆诊断设备和对到店的客户车辆进行免费的定期检查。本田摩托车计划推出一种从未在韩国市场销售过的新型摩托车。
因此，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抵制日本汽车的抵制，韩国市场的销售活动已经低迷了一年左右。因此今年，日系品牌开展了一系列自救行动，包括发布新车，进行媒体试驾和增强客户服务。
对此，来自进口汽车行业的消息人士表示：“到目前为止，日本汽车品牌似乎一直在被动地维持其营销活动（考虑到抵制日本汽车的影响）。”然而，日产和英菲尼迪终于宣布退出韩国市场。对于日本汽车品牌如雷克萨斯，丰田，本田等造成更大的危机感。”考虑到这种危机感正在加剧，这可能是日本汽车品牌进行更积极的营销活动（以恢复销量）以克服当前危机的一种方式。
【2】日产，英菲尼迪退出韩国市场
上个月的28日，日本知名品牌日产和英菲尼迪宣布退出韩国市场，目前已经在韩国市场的车，持续销售到今年12月。日产自2004年进入韩国市场以来，已经有16年的历史了。
日产汽车和英菲尼迪表示，退出韩国市场的决定是全球战略改进计划的一部分。从中长期来看，这是总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确保良好的利润结构并建立可持续业务基础的最终决定。
尽管日产和英菲尼迪宣布了这一消息，但由于抵制日本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蔓延，日产和英菲尼迪仍被认为是韩国市场抵制，带来销量急剧下降。
2017年，日产和英菲尼迪在韩国的销量为8,982辆。2018年销量为7183辆，2019年为5049辆，到今年5月，仅售出了1263台。今年要突破2000年的销量并不容易。
日产和英菲尼迪品牌撤出后，日产韩国约40名员工也被迫离职，截至本月，预计韩国的15个展厅和27个售后中心将按顺序停止运营。
丰田韩国公司的一位官员说：“（最近，由于日产和英菲尼迪宣布退出韩国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努力工作的原因。”
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丰田和雷克萨斯都是品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通过扩大网络，为客户提供便利和客户满意度，为我们的客户做到最好。”
本田韩国一位官员说：“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已经逐渐过去，最近一段时间交付需求增加，本田摩托车的销量相对增长，但本田（汽车行业）的销量却减少了近一半，从而增加了销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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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日本金融风暴前夕 房价是国民年收入的多少倍

不是很清楚，但能给楼主些信息 全球市场恐慌使投资人大举撤出风险性投资，日圆利差交易平仓使日圆暴涨至13年高点，势将重挫日本出口商的获利，日本股市24日暴跌近10%。图中东京一家证券商的电子屏幕显示日经指数与日圆24日收盘价。
（彭博信息）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造成信心恐慌，投资人纷纷还掉以低利借来投资的日圆，使日圆暴涨冲破13年高点，奔向90日圆兑1美元价位。汇价冲击日本出口商获利使日股暴跌近10%。全球撤出风险市场的浪潮使美元坚挺升至二年高点。

日圆对美元24日一度暴涨逾6%，涨至1美元兑90.95日圆的13年新高。日圆对欧元更是暴涨逾10%至1欧元兑113.81日圆价位，创逾六年高点。投资人借入低利日圆投资高利货币的套利操作大举逆转，部位平仓需要买回日圆，促使日圆飙涨。

日圆大幅升值使丰田汽车、Sony等日本出口商赚来的外汇获利贬值，恐冲击日厂财报。日经225种股价指数24日暴跌9.6%至7,648点。丰田股价重挫6.4%，Sony、夏普、京瓷等电子出口大厂都有13%上下的跌幅。

分析师指出，日圆的猛暴升值显示市场陷入恐慌杀盘。南非兰德、纽元、澳元等高利货币在投资人撤出投资部位时损失惨重，资金回笼又加强日圆与美元的涨势。

渣打银行汇率策略师米尼金说：「全球所有市场都正在强力缩减杠杆，逃离风险。我们看到高殖利货币出现许多弱点，日圆的表现非常好。而随着资产负债表缩减及资产赎回，美元也将因此走升。」

美元对欧元24日盘中涨至1欧元兑1.2497美元，是2006年10月以来首度突破1.25美元价位；美元对英镑更涨至六年新高，突破至1英镑兑1.5269美元。跟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价的美元指数（Dollar Index）一度大涨近1.9%至86.965 点，也创2006年10月以来未见价位。

㈦ 91年日本房地产崩盘，平均房价降低了多少

1989年泡沫经济的最高峰石狮子眼前的银座四丁日的地价是每3.3平方米12亿日元。乐京的另一个地标一乐京帝国场广场下面一平方英里上地的价格，比整个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价值还高，一个东京都的地价就桕当干美四全国的十地价格。

有笑话说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而把美地出租给美人住。叶邦富说， 在当时的几本报纸上这样的言论经常可以看到，并月被大部分口本人接受开以为家。据出木土公布的统计数据，80年代中期，随着人呈资金江入房地产行业地价开始疯壮献升。

自1985年起东京、人版、名古原京都、栖沉和神广八人城市的土地价格以五位数上升,1987年住心用比价格竞I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8.8%。1990年六大城中心的地价指数比1985年1涨了约90%。从1986年开始出现了地价上涨启峰期1990年的地价大约是1983年的25倍。

81年开始，日本房价开始暴跌。当午降了70%,但跌的自一年涨了10%跌的结果就是失业连租房、吃饭都问题了。泡沫危机后，乐京房价一度低至几千人民币每平方，但是过了几年马上过万，升在3~5万区周旋了一段时间，随后普通区域5万左右，4心区域6~15万的多。

(7)国际金融报日系车8月9日扩展阅读

判断楼市崩盘的科学标准是以下几点：

1、本地客观供应量超过本地自住需求并有购买力的一倍及以上。因为异地消费占相当比例，但还不至于充斥整个本地市场。因此，只要客观供应量严格超过本地自住需求形成买方的可选择性，让人们能够在比较中买房，并且政策以打击捂盘迅速有效，则房价通过市场逼迫而下行才有可能。

2、现售房源中的中高档盘出现严重滞销并且属客观性滞销而不是捂盘或销售可提供开发回款要求，一个硬性标准就是让其持有成本超过现售可以获得的利润。

3、所有的投机投资性消费均通过一定的调控政策被抑制，并且土地供应按政府规划正常放量。

4、行政管制，对高房价课以重税，并且此增加税负无法转嫁。实际上除非政府控制房价，不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如果从短期的观察，认为销售滞涨，无需求或需求不旺，就认定房价可能下滑，还为时过早。通过越调越高的阶段，部分开发商的腰已经壮了起来，不仅储备用地无忧，而且存量项目的回收已过保本期。这个时候，一项政策或几项政策让销售适当停滞，不代表楼价会下行，更不可能导致楼市的崩盘。

㈧ 日本车别买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已经播出： 日本对中国的抵制，远比我们想象要严峻得多！ 第11

我的钱我自己爱咋花就咋花，我就乐意买，你也管不着。
今天中国跑的日本牌车基本都是中国生产的，只是与日本合资而已，你抵制的其实也是自己。
如果中国真的与日本打商战，那么国家金融系统自有政策，那个层面根本不是你能理解的。现在我国政府没有禁止日本牌子的商品流通销售，这就证明中央是支持商品多样化的，日本牌子的商品无论国产还是真的进口都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对自由市场规律是放开的，不会再闭关锁国。你这种小草民根本不懂经济就别随便替李总理做主啦，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吧。

㈨ 抵制日货是爱国行为吗理由呢我需要一个辨证的答案。

我们要不忘历史，但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宣扬民族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要我们的学生学会尊重，学生宽容，善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民族包括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成果，并把我们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为建设国家打好扎实的基础。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不崇洋媚外，要爱护我们的民族产业和民族产品。

我们告诉国人，不能用主权和尊严换和平，不能用原则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换发展，一个在被歪曲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日关系必定是扭曲的关系，当和平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应该用生命去悍卫她。我们不能把民族的振兴寄望于别国的援助，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要居安思危，沥心图治，奋发图强。

最后，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智慧处理好中日关系。

我们要发展，要建设，我们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周边环境，希望与我们的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但这些都是有原则的，是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公平利益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曾受到过外族的压迫和欺凌，承受过战争灾难，抵御过强敌入侵，但中华民族是个善良友善的民族，从未侵略过别国，也从没发生过极端民族主义事件的历史。

我们需要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我们希望和别国开展双赢的经贸合作，但这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立国之本。只想依靠别人之辈，本身就是想不劳而获，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是很多国家垂涎欲滴的肥肉。这么多年来，我们学到了经验却没有学到技术，有多少尖端技术不是靠我们自己而由别人送来的呢？而别人卖给我们的技术不是过期的就是他们自己国家里将要淘汰的，他们卖给我们的设备有很多却是一堆垃圾。

㈩ <财经>2008年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国2008,日本1988 >

以下为现任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CEIBS)经济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先生的一篇文章. 此前, 许先生曾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 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麻省Amherst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等.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中国2008，日本1988？

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何其相似，区别仅在时间上相隔了20年。

20年前，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处处可见摇晃小旗的日本游客；今天从巴黎到洛杉矶，散漫喧哗的国人成为酒店饭馆的新宠。20年前，巨额贸易顺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今天处于同样境地的是中国的人民币。20年前，日本人在全球寻觅资产，加州的高尔夫球场、纽约的洛克菲洛中心，无论价格几何，悉数收入囊中；今天轮到中国公司，大手笔购进巴西的铁矿、中亚的油田。20年前，世界10大银行日本占据9席，今天按市值计算，中国已10有其4。20年前，东京的股市和地产掀起非理性狂潮，今天上海的A股突飞猛进，很快就打破了东邻扶桑的泡沫记录。

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不但形同而且神似。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起飞靠的是投资，投资对GDP的比率从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1970年代初期已接近40%。我国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推动也是投资，投资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作为对照，战后美国的投资率一直稳定在15%的水平上。

表面上看，投资驱动并无不妥，日、中两国先后都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冲击的1973年，日本的GDP增长约为10%，而消费物价通胀年平均不到2%。低通胀的原因是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过剩产能下的过度竞争限制了厂商的定价能力。同样由投资驱动，我国当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长和低通胀。

高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改革的意愿消失在满足于现状的欣慰之中，低通胀则解除了货币政策当局的警惕，银根松宽，信贷供应充足。信贷刺激了投资，投资带动景气上升，企业盈利的改善诱使银行发出更多的贷款，如此形成投资-景气-信贷之间的循环，进一步强化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为日后的流动性泛滥埋下了伏笔。

投资驱动的问题在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如同所有生产要素，投资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就像在给定面积的农田里施肥，第一袋肥料可增产100斤的话，第二袋只能增产60斤，第三袋所带来的新增产出更少。换一个等价的说法，为了获得一定的产出增加，农民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肥料。同理，为了维持一定的GDP增长比如说10%，仅有高投资率还不够，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存在着上限，理论上讲不可能超过100%。现实的上限在哪里？50%？即一年之内所创造价值的一半用于投资，另一半留作消费，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比率，我国经济距离这一点已经不远了。

一旦投资下滑，增长奇迹终结。自197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投资率从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长率随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进入1990年代之后，增长基本停顿。人们自然要问，我国的投资率还有多少上升空间？如果投资趋向稳定或者下降，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高速增长？

除了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投资驱动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过度发达，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对落后。虽然人均GDP和美国相差不多，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65%，比美国低了至少1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产值不到GDP的40%，并且近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与印度相比也要低10多个百分点。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失衡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贸易顺差和本币的升值都与之有着很大的关系。服务产品在本土消费，不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能由海外市场吸收，强劲的出口实为投资驱动的必然结果。倘若当年日本及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服务业，或许可以避免“广场协议”的城下之盟；倘若我们能够及时叫停“二次工业化”的自编狂想曲，或许资源的消耗不致令世界感到难以承受，环境的破坏恐怕也不会严重到今天的地步。

制造业的过度发达源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日本有产业政策，中国有五年计划。凡政府规划必然是重制造业，轻服务业，因为它既不知道如何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制定服务业的规划。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以往的产业政策实际上都是制造业政策，而我国的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围绕制造业展开，对服务业仅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别在于前者多为集中、已知和确定的，而后者却是分散、未知和不确定的。汽车如何制造，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互连网站能否招徕到足够的用户，没有人说得清楚，甚至在街角上开一家餐馆能否赚钱，要到开业经营之后，才能有个大致的估计。服务业在这里包括了对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科技创新，虽然科技产业也有制造业的成分，但它的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无形的智力产品上。政府可以规划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两个汽车公司就是一个行业，但对于服务业特别是科技创新，政府既非专家又缺乏信息，不可能事先做出符合实际的预测与规划。

无论产业政策还是五年计划，政府导向的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向制造业倾斜。“日本模式”曾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核心是政府、工业和金融的三位一体，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银行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企业进行快速的规模扩张。为了强化集体行动能力，银行与企业以及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我国，执行产业政策的是大型中央企业和国有银行，政府所有制则作为协调和沟通的连接纽带。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区域经济规划，运用行政影响为重点项目提供融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划对企业的约束日趋衰弱，但产业政策以及与其配套的监管却长期压抑了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对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实施了严格的市场准入、产品开发和定价的管制，不仅限制了这些行业自身的成长，而且由于机构与产品的单一和过分集中在银行业，不能给服务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银行要求借贷者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并有稳定的现金流以支付利息，制造业因此受到青睐，而服务业和科技企业则遭到遗弃。

日、中两国都非常重视科技，日本建有筑波科技城，中国的科技园区更是遍布全国。然而不无讽刺的是，政府越重视，创新能力的提高似乎就越困难，日本的信息技术落后美国不止10年，而中国在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甚至少有丰田、索尼那样能够进入高端国际市场的公司。

日本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其实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点是二元经济，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较强，可与欧美竞争，而国内的金融、地产、建筑、零售等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产品技术陈旧，效率低下。我国的二元经济也不宜再以城乡划分，而与日本类似，一方面是监管保护和政策扶持下的国有部门，与之并存的是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部门，我国目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大多出自后一部门。

创新能力不足成为日、中两国经济的软肋，为保持增长，两国都不得不追加投资，以弥补投资收益递减留下的缺口。美国之所以能够以15%的投资率实现战后的中度增长，关键是通过创新不断改进效率。尽管山姆大叔的增长成绩不如东亚耀眼，但他有理由对85%的消费率感到满意，毕竟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当增长失去势头时，日本找到了快速创造财富的捷径——经济泡沫化。由于直接融资手段缺乏和资本市场的畸形，民间储蓄的大部流入商业银行，而银行消化储蓄资金的方法只有放贷。与直接融资不同，贷款会派生出新的存款回流到银行，迫使银行发放新一轮的贷款，由此造成流动性的过剩。股市和地产狂飚曾使东洋感觉已站在世界之巅，同样的纸面繁荣20年后在中国重新上演。

1989年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停滞和萧条，十几年间首相更换有如走马灯，认真反省“日本模式”的只有小泉政府。小泉在任内整顿金融，开放市场，打破交叉持股，缩小政府规模，最能代表其政策取向的，当属邮政储蓄的私有化。

历数“日本模式”的诸要素，产业政策、投资拉动、制造业优先、银行为主的金融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追溯到一个源头——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至于“日本模式”的另一面，消费不足、服务业落后、创新乏力、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则可以归结为市场的虚弱。实际上，“无形之手”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正在于“有形之手”的过于强势。

今天的日本在发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徘徊，沿袭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传统，继续政府主导的“日本株式会社”模式？还是相信市场，倚靠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能否避免日本式的繁荣-萧条大循环？今后几年的政策时关键，希望2008年将是改革开放的第31年，而不是激情与惶恐交织的泡沫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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