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金融机构监管责任追究

1. 如何做好银行内部责任追究工作

制定统一遵守的制度

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问责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制定符合本行的相关制度，如《★★银行员工违规积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1. 如责任追究应当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责任明确、处理适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权责对等、逐级追究”的原则，根据事件性质、风险损失、社会影响程度等情况，在核实相关人员责任的基础上予以追究。

2. 实行“鼓励自查、尽职免责”的责任追究政策，自查从宽、他查从严，尽职免责、失职重罚。

3. 事件发生后，应在充分调查、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责任人对引发事件所起的作用以及事件性质、影响和造成风险、损失的程度，客观公正地界定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作为责任追究的依据。

4. 责任追究采取“扣、赔、罚、警、走、送”为主要内容的处罚措施。

   扣：即按照《★★银行员工违规积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的积分标准给予相应的违规积分。

   赔：即当事人、制约人、知情人、负领导责任的人员根据责任的大小按不同比例赔偿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

   罚：即经济处罚，扣减绩效工资、降低薪酬等级。

   警：即给予必要的纪律2 处分。

   走：即解除劳动合同。

   送：即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 根据管理权限，事件、事故发生后，总行或分行应成立专案组，负责对事件、事故的调查核实、责任认定，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按照员工管理权限报行长办公会审批决定。责任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程序移送司法机关。

6. 责任人为中共党员的，由本级或上级党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7. 事件发生后，应自发之日起3个月内对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作出处理决定，并在决定后

   10个工作日内，将查处情况和责任追究结果报告当地银行业监管部门。

管理工作方面

1. 在管理工作中，我们可借鉴“信任和不信任”理论，就是“用最不信任的方式管理最信任的员工”。

   这里讲的是一种辩证关系。对银行而言，这个信任是指银行对各岗位的每位员

   工都是充分信任的，因此才委以重任赋于权力。但是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领导层、管理层，还是操作层的普通员工，都要受到制度管理和约束。任何员工特别是领导层绝对不允许超越制度之上的行为，平时对每个人都要严格的进行监督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最“不信任”的。也就是说，在工作中要分清是非，正确的要相互支持，错误的必须纠正，绝不能用所谓的感情代替制度，执行制度必须做到一丝不苟。

2. 强化“一岗双责”的责任意识。

   在加强管理，防范案件工作中，作为一个机构或部门的负责人，不仅要强化自己的“一岗双责”的责任意识，自觉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同时还要严格监督员工认真执行内控制度。

   就像朱元璋当年建造南京城墙把住质量关那样来强化员工的责任意识。相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造南京城墙时，为了把住质量关，曾下令全国在送交的城砖上，都必须刻上所在府、县直至造砖人共六级九名责任人的职务名字，交砖时，有工部委派的验收官吏指使士兵抱砖相击，如铿锵悦耳、并不破碎为合格收下；如果撞击而断则令其重新烧造，再次检验不合格的，砖上所有责任人均要治罪，重者杀头。此令一出，大到府、县官吏，小到窑工庶民，谁也不敢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作儿戏，南京的古城墙也因此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气势最雄伟的古代都城墙。六百多年前的古人尚知责任重如山，而将其运用于最为低下的砖石之上，作为现代经营货币这一特殊行业的银行员工，责任意识岂能不如古人！ 作为天天与钱打交道的银行员工，怎么才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不湿身”，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防范风险和案件？ 有心作案者肯定是故意违规，避开监督制约；而相关人员的违规则为作案者提供了作案便利，促成了案件的发生。事实说明，不论银行规模有多大，历史有多久，都有可能毁于一两处管理薄弱的环节，葬送于一两次违规操作之中。这就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增强相互监督意识，包括对领导的监督，即增强律他的意识。员工间的监督制约，就是要在员工之间大力提倡“只认制度不认人”的精神，认真落实内控制度，坚决改变重视防外，疏于防内的倾向；要特别重视培养员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意识，破除“制度只防君子不妨小人”的糊涂思想；破除“以前是这样做的，师傅是这样教的”的因循守旧观念。员工间履行好相互监督职责，就能使各项规章制度真正落实，就能堵住犯罪分子的作案渠道，也保护了自己不受伤害的权益。

3. 加大对员工的业务培训。

   部分员工特别是新入行员工，由于对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够熟悉、不够了解或者没有正确的理解，业务水平没有达到相应岗位的要求。主观意识上愿意把工作做好，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力不从心，对错之间难以把握，办理业务往往容易出现差错，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有的员工平时不注意学习，干起工作来凭感觉、吃老本，对业务流程和文件学得不深、理解的不透，吃了“夹生饭”，违规办理业务后形成了风险还不知错在哪里。

4. 严格制度高压线。
   

   处理违规违纪责任人时，拒绝瞻前顾后、迁就照顾、好人主义的发生，凡发生违规违纪行为，不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还要追究管理人员的责任；对员工不认真履行职责、监督检查不力或有违规行为等问题，不能造就照顾，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让违规者感觉到制度高压线就是碰不得！

2. 中国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有哪些

中国现源行金融监管架构是“一行三会”。“一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三会”是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市场的监管

1、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

2、银监会，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

3、证监会，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

4、保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2)国外金融机构监管责任追究扩展阅读：

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国际上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双线多头监管体制、一线多头监管体制和单一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是各国历史和国情的产物。确立监管体制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过分的职责交叉和相互掣肘，又要注意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在监管权力相对集中于一个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必须实行科学合理的内部权力划分和职责分工，以保证监管权力的正确行使。

参考资料：

网络-中国金融机构监管体制

3. 如何做好银行内部责任追究工作

如下：

4. 美国金融危机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存在多方面问题

本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通过各类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渠道，迅速在全世界蔓延。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危机的快速蔓延暴露出了部分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理念、体制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问题。

1.监管理念上过分相信市场的作用

在监管理念方面，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事实上，无论是几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涉及到的问题，还是这次危机前期的部分金融机构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提醒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但多数监管当局并未采取系统性措施加以改正。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这次危机的演变过程显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仅仅依靠市场本身力量，要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要么就是以金融危机这种破坏性方式清理市场，给全球金融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2.监管体制须不断更新,以免落后于金融创新

近年来，金融创新使得金融系统性风险有了新的来源，其中包括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 entities)以及资本流动的跨市场投机。上述类银行金融机构内部存在多重问题，与传统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一些大型传统金融机构大规模拓展非传统金融产品和业务，规避监管，成为系统性风险的另类来源。

本次危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吸引公众存款的商业银行等具有明显外部性的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各类监管套利使得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产品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金融机构和产品，也是对冲基金乐于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重要原因。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主要发达国家错误地认为现行的监管模式和体制是有效的，没有根据金融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发展，采取措施提高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减少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摩擦、内耗和推诿。有案例表明，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已经给金融救助和金融稳定工作带来被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体系的失效。

3.国际监管合作体系尚未形成

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普遍问题。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强差人意。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厘清跨境资金的流动渠道和流动机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渠道和机制，而且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在经济不景气时，这些资金流动是如何逆转的。

为加强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金融稳定论坛(FSF)近来选定了30家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并为它们分别成立了由其母国监管机构为主、主要东道国监管机构参加的联合监管机制(supervisory college)。在运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应该及时评估这些联合监管机制在加强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方面的有效性与充分性，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作为全球风险预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和监测。

二、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改进金融监管的第一步是监管的自我批评

中国古代先哲的教诲是：“吾日三省吾身” ，这句话浓缩了东方哲学对自我批评的重视。在分析当前危机并从中吸取教训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不断反省，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启动深远的改革。近来，我们却不断听到一些对本次金融危机缺乏自我反省，试图寻求借口、推卸责任的言辞。这种缺乏自省的做法将会妨碍对当前金融监管系统性缺陷的客观审视。

5. 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没有追究金融机构的责任

因为金融机构没有责任。

美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国家。金融机构并专没有违法，所以不能因为金属融危机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金融机构要负责，但是别人又没有实际违法，只能通过这样的行动来表达不满而已。

况且，次级贷款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又不是金融机构。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以外的，购买了债权的投资者，不是美国人。

6. 三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都有哪三个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从体制上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属于“一元多头”，即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金融主管机关和相关机关分别履行金融监管职能，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及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审计机关、税务机关等分别履行部分国家职能。

银监会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保监会负责对全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统一监管。

(6)国外金融机构监管责任追究扩展阅读：

1、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

金融监管的传统对象是国内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监管的对象逐步扩大到那些业务性质与银行类似的准金融机构，如集体投资机构、贷款协会、银行附属公司或银行持股公司所开展的准银行业务等。

如今，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视为金融监管的对象。

2、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如市场准入、市场融资、市场利率、市场规则等等；对会计结算的监管；对外汇外债的监管；对黄金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的监管；对证券业的监管；对保险业的监管；对信托业的监管；对投资黄金、典当、融资租赁等活动的监管。

7. 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和国外金融监管的区别

一、对互联网金融功能和风险特征的基本判断

尽管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可以创造价值，但研究讨论中有三点需要把握。

第一，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功能和本质。P2P、余额宝等创新的是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等，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可能并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的金融体系。其发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金融功能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为稳定。

第二，互联网与金融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互联网强调便捷、强调快，金融业强调规范;互联网强调创新，金融业强调稳健。互联网金融毕竟是在开展金融活动，其运营管理不能没有风险管控这样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来互联网金融的成长具有不确定性，应当避免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不少意见就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个伪命题，只不过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延伸，与电报、电话、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应用相比，并没有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金融能否可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什么样的路径、以多快的方式影响或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边走边看。1975年，美国《商业周刊》基于当时美国电子支付的蓬勃发展就曾经预言，电子支付方式“不久将改变货币的定义”，并将在数年后颠覆货币本身。但38年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货币定义和属性的巨大变化。也许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可持续的业务模式还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个有自生能力的新兴业态还是必须依附传统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终相互融合，实现了基因重组。

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众多，带有明显的公众性，很容易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链上的部分业态和部分环节受到了监管(如第三方支付)，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P2P等业务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础，公法未必适合或没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混集了多种业务属性，难以清晰界定其监管归属。如何一方面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模式选择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是各国普遍重视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强化法律规范，强调行业自律。各国都强调，互联网金融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保密法、消费信贷法、第三方支付法规等。这是金融交易运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各国针对本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强度不等的外部监管措施。澳大利亚、英国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轻监管方式，对互联网金融的硬性监管要求少，占用的监管资源也相对有限。而美国证监会面对金融危机中公众对监管不作为的指责，认定Prosper出售的凭证属于证券，须接受其监管。

三是监管手段主要是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为重心。

四是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由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往往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美国第一网络银行(SFNB)、贝宝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别由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五是少数国家开始尝试评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探讨未来监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责任办公室就P2P借贷的发展和不同监管体系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强调持续一致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灵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金融监管总体上应当体现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同时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构建包括市场自律、司法干预和外部监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安全网，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秉承这样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12个原则，试图为今后该领域的讨论提供一个基础和出发点。这些原则也大体构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原则1：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样一类新出现的金融业态，需要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过早的、过严的监管会抑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斯莱弗认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无序”和“专制”两种社会成本之间权衡。如果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能坚持单笔金额小、人数少，就应该用私人秩序和司法来规范。P2P等无区域性、系统性影响地自然退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淘汰机制，对整个互联网金融的长期有序发展未必是坏事。另一方面，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在摸索中寻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错误，整体风险须在可控范围内。因此，监管的良好目标应是：既避免过度监管，又防范重大风险。

原则2：实行动态比例监管

金融监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松到严，金融监管可以分为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审慎监管四个层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监管。违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贷机构的监管就是由警务处负责。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监管的范围、方式和强度，实行分类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则必须纳入监管范围，直至实行最严格的监管，从而构建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针对性的与有效性的(而不是笼统与无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评估应定期进行，监管方式需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

原则3：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相结合

在原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对监管对象以引导为主，关注最终监管目标能否实现，一般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过细要求，较少介入或干预具体业务。而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监管当局主要依据成文法规定，对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内容和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强制每个机构严格执行，属于过程控制式监管。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必须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原则”先行。监管原则应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营模式的特点,给业界提供必要的创新空间，同时指导和约束运营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联网金融主要风险点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中风险高发的业态和交易制定监管规则，事先予以规范。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的结合，有助于在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良好平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原则4：防止监管套利，注重监管的一致性

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互联网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贷等服务与传统金融业相仿，如果二者执行不同的监管标准，将易于引起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已经有持牌金融机构提出：为什么同样都提供支付服务或者从事贷款业务，受到的监管却不一样?为确保监管有效性，维护公平竞争，在设计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确保两个“一致性”：一是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持牌金融机构，只要其从事的金融业务相同，原则上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二是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业务的监管应当具有一致性。

原则5：关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这应当是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也可能会放大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低，可能会使非金融机构短时间内大量介入金融业务，降低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增加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动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风险突出，其独有的快速处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加快了相关风险积聚的速度，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此外某些业务模式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例如，互联网直销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但货币市场基金有固定交易时间，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承担隔夜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这类“小概率、大损失”的黑天鹅事件对于此类模式的成败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机构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化解和干预。

原则6：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

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理解互联网金融风险全貌的基础和关键，是避免监管漏洞，防止出现监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大数据为实施全范围的数据监测与分析，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为此，监管机构需要基于行业良好实践，提出数据监测、分析的指标定义、统计范围、频率等技术标准。如对P2P平台设计经营性指标和风险性指标的定期与实时报送和分析机制。在数据监测、分析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定期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以及时捕获新风险。

原则7：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在精心呵护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时，必须及时惩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少数互联网企业运营中基本没有建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体系，而是披着互联网的外衣不持牌地做传统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战了法律底线。如一部分P2P脱离了平台的居间功能，先以平台名义获取资金再进行资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资人与借款人并不直接接触，这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P2P贷款的范畴。为此，必须不断跟踪研究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演变，划清各种商业模式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与时俱进地修改部分法律条款，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例如，美国《创业企业融资法》就是通过修订法条，将需要向SEC注册并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公司股东人数从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励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

原则8：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其经营信息、财务信息、风险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户、股东等。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于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整体和单家企业的运营管理透明度，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内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发挥好市场的外部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增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三是有助于避免监管机构因信息缺失、无从了解行业经营和风险状况，而出台过严的监管措施，抑制互联网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是以行业自律为依托，建立互联网金融各细分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并就信息披露的指标定义、内容、频率、范围等达成共识。当前，提升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的抓手是实现财务数据和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

原则9：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应保持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

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良好、顺畅、有建设性的沟通，是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努力使双方就业务模式、产品特性、风险识别等行业发展中难题达成理解。特别是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拿不准的环节，更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力求避免法律风险。在此过程中，推进行业规则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设性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推动监管当局按照激励相容的原则设计监管规则，充分体认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运营和内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进监管要求与行业内部风险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规成本。

原则10：加强消费者教育和消费者保护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目标，也是许多国家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点。要引导消费者厘清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的区别，促进公众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性质，提升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切实维护放贷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资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客户信息保密，维护消费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各类权益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例如，针对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面临的交易欺诈、资金被盗、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应针对性地加强风险提示，及时采取强制性监管措施。

原则11：强化行业自律

相比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作用范围和空间更大、效果更明显、自觉性更强。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发展的有序或无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监管的态度和强度，从而也影响着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为此，行业领头的企业必须发挥主动性，尽快带头制定自律标准，建立行业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一味等待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近期陆续成立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尽快发挥影响力。特别是要在全行业树立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强化整个行业对各类风险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IT风险、洗钱风险、流动性及兑付风险、法律风险，等等。

原则12：加强监管协调

互联网金融横跨多个行业和市场，交易方式广泛、参与者众多，有效控制风险的传染和扩散，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协调。一是可以通过已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互联网金融运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沟通和协调监管立场。二是以打击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为重点，加强司法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三是以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目标，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四、积极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条原则各有侧重，不同原则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原则的同时实现并不容易。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挑战，亦是全球监管者在金融创新领域中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恰当地平衡?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稳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单纯追求稳健而过度抑制创新，也远非良好的监管选择。一个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的格局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确立的。在这样的框架下，当新的金融业态出现后，难以找到或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主监管机构，这常常使得只有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相关监管问题才可能会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业态，为探索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模式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应当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实际，把互联网金融作为践行良好金融创新监管理念的试验田，积极探索未来新金融监管的范式。

8. 目前国内外反洗钱形式主要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近年来，受政治、经济多重因素影响，国际和国内反洗钱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反洗钱工作的内涵、重心和方法措施较起步阶段都发生了根本性调整。
（一）全球反洗钱领域政治化色彩日趋浓厚，对国家战略利益影响不断加大
2012年2月，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首次被三位一体吸收进FATF通过的新《40项建议》，这标志着反洗钱工作已超越了简单的技术性范畴，与国际政治紧密捆绑在一起。事实上，部分国家早已把反洗钱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的重要工具，将反洗钱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因此，我们反洗钱工作的水平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利益。我们只有首先把国内的反洗钱工作做好了，才能让对手无懈可击。
（二）反洗钱工作重心由制度建设转向关注实效，有效性与合规性并重成为国际共识
2013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FATF全会通过了新的各国反洗钱体系互评估方法，首次将有效性评估放在合规性评估同等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在上一轮国际评估中，有些国家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评估，不被列入FATF审查名单，制定了一批反洗钱法律法规，但执行不力，不能对洗钱犯罪形成有效震慑。因此，很多国家都呼吁FATF对反洗钱体系有效性开展评估。这次将按照新的有效性评估标准对各成员国进行评估。第四轮互评估将于2014年启动，我们务必要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三）风险为本作为基础反洗钱方法，将对反洗钱工作机制产生全局性的深远影响
风险为本作为一种基础方法，这些年国内做了一些探索，这套方法是以国家洗钱风险评估为基础，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管理为主体，人民银行风险为本监管制度为保障的。风险为本方法的实施不在于形式，我们在将来的工作中一定要准确体会风险为本办法的内涵和逻辑结构，以是否能够提高反洗钱体系有效性作为制定政策的目标和执行政策的衡量标准。
（四）国内反洗钱制度薄弱环节依然突出，反洗钱部门合作仍需深化
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反洗钱制度建设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不能否认薄弱环节依然客观存在。这些薄弱环节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与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国内现实需求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是与反洗钱国际标准存在差距。我们的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立即冻结涉嫌恐怖融资实体和个人的资产，仍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难以完全满足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要求。随着反洗钱工作进入深水区，工作复杂性和交叉程度日益提高，简单照搬国际标准的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强化部门合作，深入实际调研，结合国内实际展开顶层制度设计，才是适应反洗钱新形势的工作模式，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来调整和深化部门合作。
根据形势的变化，当前我们反洗钱工作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是反洗钱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FATF 新标准以及评估方法发布后，各项工作标准有较大幅度提升，税收、扩散融资、金融集团等更多领域被纳入反洗钱工作范畴，受益人身份识别、电汇、法人与法律安排的透明度、特定非金融行业等反洗钱要求不断提高或细化。为保障中国金融业国际发展战略，反洗钱跨境监管合作日显必要，反洗钱工作将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
二是社会公众对于反洗钱工作期待空前提高。由于日益显现的洗钱犯罪行为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全社会和新闻媒体对反洗钱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公众维护公平公正的呼声强烈，反洗钱的广义功能之一即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因而公众对反洗钱工作成效的预期也越来越高，反洗钱工作将面临更高要求。
三是反洗钱履职权力的责任约束日益强化。美国等西方国家掀起的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风暴，使多家银行遭受巨额罚款，汇丰银行付出了高达19.15亿美元的罚款，汇丰银行等案件的披露，使反洗钱监管责任追究问题再度成为焦点。职权同时意味着责任，对此，反洗钱部门必须有清醒认识。对于监管者，传统的以合规为主、以事后检查为主要手段的监管方法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压力。
目前，国内反洗钱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反洗钱规章制度的部分内容滞后；金融机构反洗钱重视程度和主动性有待加强；对反洗钱管理资源配置不足；跨地区跨行业监管不到位；部门间信息共享渠道不畅；反洗钱数据及报表收集系统分散、有效性不足等。这些问题有些是制度设计和管理不到位，更多的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在思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中的问题。面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破解现实难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积硅步致千里的方式，有序推进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目标的实现。

9. 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手段有哪些

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而资产评估具有“去资产泡沫化”和“稳定器”的作用。资产评估还是金融监管的“预警”和“标尺”，是有效进行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
其次还有一下几点：
金融监管的手段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监管手段是不同的。如市场体制健全的国家，主要采用法律手段，而市场体制不发达的国家，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总的看，目前金融监管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将金融市场运行中的各种行为纳入法制轨道，金融活动中的各参与主体按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金融监管，具有强制力和约束性，各金融机构必须依法行事，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各国监管当局无不大力地使用法律手段，即使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积极完善立法，使金融监管拥有相当的力度。法律手段发挥监管作用，必须树立金融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立法要超前，且执法要严格。例如，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证券市场，就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抑制和消除欺诈、垄断、操纵、内幕交易和恶性投机现象等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技术手段
监管当局实施金融监管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系统实现全系统联网。这样监管当局不仅可以加快和提高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及客观评价监管对象的经营状况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可以扩大监管的覆盖面，提高监管频率，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快速反馈监控结果，遏制金融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监管，实际上是将监管当局监管的内容量化成各项监测指标，通过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对比，最后以监控指标的形式反映金融业的业务经营活动状况判断风险程度。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当局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运用行政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具有见效快、针对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当金融机构或金融活动出现波动时，行政手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但行政手段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从监管的发展方向看，各国都在实现非行政化，逐步放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金融业，而更多地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因行政手段和市场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触的，虽收效迅速，但震动大，副作用多，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但完全摒弃行政手段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特殊时期仍然需要它。
（四）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指监管当局以监管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为主要目的，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金融活动和参与主体的行为。金融监管的经济手段很多，如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等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手段。在证券市场监管中，金融信贷手段和税收政策都是重要的经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