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①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基础。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为不断增加的民生支出提供保障。(2分)
②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决定的，(2分)为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提供物质保障。(2分)
（2）我国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有权利监督政府。(2分)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三公”经费公开便于群众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防止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保证清正廉洁；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3分)
（3）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1分)依法履行决定权和监督权，(2分)实行民主集中制，行政机关由其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2分)
（4）综合考虑财政支出，着眼于财政支出的整体性，统筹财政各环节各领域的支出；(2分)注重遵循财政支出内部的有序性，促使财政支出向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倾斜，形成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2分)注重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的优化走向，不断优化组合影响财政支出的各要素，以实现财政支出的更大功能。(2分)
㈡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关注民生。在当前举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形势下，今
（1）因为重视民生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是构专建和谐社会的属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体现了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
（2）废除农业税；通过《物权法》；“两免一补”；推进农村医疗改革；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3）走访；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等。
（4）如：①就业任务依然艰巨；②食品安全问题；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④教育乱收费；⑤环境污染形势严峻；⑥医疗卫生价格超出群众承受能力等。 |
㈢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角点”说明了什么
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大计，事关人民幸福安康。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顺应全国各族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推动“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将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执政为民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五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必然选择。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自觉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着力解决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对民生问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疾苦关注不够、对群众合法权益维护不够的问题，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增进人民的福祉，更好地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我们已经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以工业化、城镇化为重点的现代化建设生机勃勃，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全球100位左右，仍有4000万农村贫困人口、7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注重社会发展。既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突出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途径。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出口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日益突出，部分产能过剩和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问题十分突出。投资是派生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而要发挥消费的作用，就要重视民生问题。没有民生的改善，国内消费需求很难持续扩大。只有依靠消费拉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内需循环与良性互动。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合理引导居民消费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人民群众对衣食住行、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质量要求会更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要按照五中全会精神，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更好地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必须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促进充分就业。加强政策支持和就业指导，着力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必须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有效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更加重视教育公平，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努力健全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把保障性住房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有效解决城乡低收入家庭和各类棚户区家庭的住房困难。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切实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始终是民生改善的基础，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又是为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自觉投身现代化建设，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民富国强的美好愿景。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五中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二五”宏伟目标上来，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在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光辉篇章。
㈣ 学术论文刘光溪《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
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
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
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
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
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
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
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
（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
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㈤ 刘光溪: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的民间化、民营化、民生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金融体制，虽然实现了横向层面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改革，但整个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市场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在关注民生、重视民生、发展民生的呼声下，金融民生化成为当前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要求。金融民生化包括了市场化、民营化、基层化的内涵，旨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由大一统和国有主导的金融体制向民营、民生和草根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转变，实现金融体质改革的最大红利。
本文意在分析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市场化发展引发的系列矛盾中最为凸显的县域金融和民间、民营金融困局，力图探索通过由横向到纵向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通过改革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大力发展民营金融力量，提高整体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探讨如何以顺应经济发展大势与民生关注要求的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导向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金融业发展史及其改革演进历程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深化金融改革在体制方面由横向到纵向，在市场方面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在实施内容方面由国有到民办的导向亦是必然性的选择。
（一）由横向到纵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很多成效，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形成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主线，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管理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上打破金融垄断，形成中央金融部门长期高度集中各方面的金融权利和金融资源的局面。中央对金融业的高度集权和地方金融高度压抑，致使在金融体制的纵向层面存在着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的状况。
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金融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加剧了城乡金融二元制度的存在，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筹，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二元化，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纵向结构中省市县一级金融监管力量的缺失，致使民间金融“自由”发展，乱象丛生，民间金融风险积累引发民生问题、社会问题。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新时期、新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往前推进必须重视顶层设计。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面临改革攻坚“深水区”的跨越：即充分认识原有的金融横向改革和横向结构的不足，加快金融体制纵向方面的改革，纵深加快地方金融的组织体系建设，构建纵横交错的金融监管结构，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分层次的，对金融的监管权和调控权，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走的三重金融监管体系道路。
（二）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
建国以来，我国以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取代了原来存在的以民间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的各种基层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的渐进式的改革，四大国有银行在全国设立了分支式的机构，形成了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组织结构的便利，高度集中了金融资源，加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不均。
经过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我国大部分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对外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作为稀缺资源配置的金融市场改革，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其他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工程”，并没有以释放金融独立要素的功能为目标进行改革，其市场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其它市场发展，大大制约了相关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竞争力的提升。
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下，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将民间民营金融排挤与正规金融市场之外，造成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指导政策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完整。严重的利率管制，丧失了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对资本市场的调节能力。金融市场无细分，金融业态不丰富，金融融资工具单一，不足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同经济实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致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长期难以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活力严重不足，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
现在，犹如走到经济爬坡过坎的“十字路口”，要突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带来的矛盾，就要打破粗线条的大一统金融市场格局，放权让利，培育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金融市场细分，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坚定不移的走利率市场化道路，发挥利率作为金融价格的市场调节功能；尊重并引导市场“原创”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将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适配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三）由国办到民办
我国金融市场国有式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了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为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一系列制度机制障碍，使得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主导地位的非公经济被限制在正规金融领域外，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形成我国独特的民间金融现象。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能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就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就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状，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压抑。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国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民生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5-10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金融内生需求。更多贴近民生、解决民生金融需求的基层金融、草根金融以自发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孕育而生、存在和发展。一端是以国有背景为主、规模化经营、对金融资源具有先天垄断性优势、国家宏观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传导者、执行者的所谓的“正规金融”；一端是民间自发、民营为主、经营模式灵活分散、以市场化和逐利性为其显著特征、因市场需求而生存发展的所谓的“非正规金融”，形成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两端”阵营。
（一）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是社会历史进程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必然出现的，而由此带来诸多二元制度现象，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二元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二元制度共同存在，互为因果，又相互影响。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就必须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改善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差异，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我国分业垂直的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却脱离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的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将县域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投放于县域的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了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一行三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使得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于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据统计，1980年信用社农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7亿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近106倍，达到12355亿元，而同期贷款余额仅从50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存款余额.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流出量逐年增多。农民没有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与足够的满足实际需求的贷款，而只有转向民间借贷。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的基本策略后，国有银行从农村收缩网点，全国近3.2万个邮政营业网点获得了巨大的吸储空间，年吸储额度从1998年的557亿元剧增到2002年的1465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地区农村占34%。但邮政网点的主营业务是吸收储蓄，只有少数邮政网点可以发放少量贷款，所以大部分邮政储蓄资金通过转存央行或投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而直接流出农村。正规金融向农村索取金融剩余多，而金融供给不足。1979年至2003年这25年来，农村净流出资金年平均达到498亿元之多。
国家社会经济进程发展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金融二元化现象。各国政府都通过政府引导、国家补贴等政策措施和手段解决农村金融的稀薄问题，保障农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却加剧了这一现象。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得比重都在15%左右，而同期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却仅维持在5%左右，农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国家金融部门对其的支持极不相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工作一直备受中央重视，近几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的共同支持下，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1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21.6%，较2007年末增长188.6%，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4%；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5.4%，较2007年末增长170.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2.3%；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4.1%，较2007年末增长81.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3.4%；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26.2%，较2007年末增长188.2%，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3%。
在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方面，人民银行于2011年7月分别印发《关于建立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专项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通知》，建立了按季度监测制度，动态、全面掌握各地推进创新工作进展，加强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全面提高信贷政策对“三农”的导向力。银监会2012年发布了《关于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阳光信贷工程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实施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的指导意见》，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启动“三大工程”，针对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研发新产品，探索新服务。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用“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概括了2013年农村工作目标，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聚焦“三农”经济。“三农”经济既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又是牵系广大农村千家万户的民生经济，是国之根本。“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但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惠民生”的目标，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金融民生化改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民营经济所作的贡献，在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税收、进出口总额、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都超过1／2以上，不少占到2／3左右。我国的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行业为主，仅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就集中了民营企业的75％。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其初创期，还是发展期，主要是依靠自我积累、自我筹资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管理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创利能力弱，要进一步发展，都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民营企业有着巨大的资金需求，然而，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量的2％；通过发行股票融资的民营企业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约只占9％左右，这里还不包括那些以较高昂的代价购买别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而曲线上市的；在债券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则几乎为零。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难、中西部地区难、小城镇难，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的重要环节。
近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目前融资难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仍受到诸多限制，其融资难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主要表现为：1.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有限，门槛过高。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尚存一定的缺陷，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加上民营企业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发行的费用，也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中小企业板固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途径，但并不会成为上千万家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至于发行债券，目前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和地方企业债券，利率固定，期限较长，主要用于进行资本密集型大规模项目的投资，带有政府主导垄断的推动型色彩，一般民营企业难以进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二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多数高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和风险资本市场这类小型资本市场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堪称缺失，使中小民营企业失去了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靠民间借贷市场、私募股本、企业互保加债转股等非正规、小范围的集资或股权融资取得，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㈥ 谈谈如何加快推进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基本要求是：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为此，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发展教育也是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特别要切实加强德育工作，把思想道德素质放在首要位置，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第二，优化教育结构。要坚持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形成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第三，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要着眼于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特别要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学生得到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第四，坚持教育公益性质。教育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对全体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业，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必须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规范教育收费，健全公共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为全体国民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要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做好这些工作，有利于全面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素质，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教师应当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这是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扩大就业的压力很大，就业形势严峻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必须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第一，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互动，积极发展经济和调整结构，以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新行业、新产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第二，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大方针。创业不仅是创业者自己实现就业，还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创业主体和多种创业形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营造自主创业的社会环境。运用好财税、金融政策，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强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推动创业型社会建设，扩大就业容量。第三，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学生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就业。第四，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要规范企业行为，认真实施工时、休息休假、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标准。继续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平等就业、工资支付、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政策，都应认真加以落实，还要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要加强劳动执法监督，特别要解决好非法用工、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等问题。这样，有利于扩大就业，也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第一，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目的在于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在这里，合理兼顾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关注初次分配解决效率问题、再分配解决公平问题，实际上目前许多分配不公问题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这“两个比重”，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调整。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占比重持续提高，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增长缓慢、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提高这“两个比重”，有利于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有利于增加广大劳动者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第三，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总的原则是，“提低、扩中、调高、打非”。“提低”，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要强化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使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较多地增加。“扩中”，就是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调高”，就是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要正确运用税收手段，使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通过税收等形式由国家集中用于再分配。“打非”，就是取缔非法收入。要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还要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经营垄断；规范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利润。总之，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共同致富。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的看还不够完善，存在着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总的要求是：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指导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促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范化，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使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全体居民。三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要继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在农村要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此外，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社会和谐的特殊功能，应当支持其加快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商业保险能够满足人们更高层次和多样化的社会保障需要，也应支持其加快发展。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搞好基金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加强基金监管，杜绝非法侵占、挪用，确保社保基金安全。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这有利于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也有利于促进劳动人口在全国范围的流动就业。住房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当前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应当把解决住房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加快建立适应全体居民需要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特别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制度，要合理确定廉租住房保障标准，健全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差距较大，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要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总的原则和要求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目标，要围绕这个框架和目标，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同时，要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要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卫生投入体制、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这些对于提高全体国民健康水平、增强健康体魄，都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必须把完善社会管理作为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第一，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第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第三，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社会组织具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把它们的作用利用好、保护好、发挥好，有利于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要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第四，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维护安全生产秩序，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加强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第五，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依法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㈦ 毛概思考题：深化社会民生事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如何缩小城乡差距
实名反对最高票答案！
虽然字数很多，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题目问的是重点和难点，最高票贴出来的是如何深化社会民生事业改革，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好吗！
改革的重点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这点在课本170页有明确的提到，但难点并不是像字数最多答案说的那样，而是课本那五点推行起来有何难度。我认为难点在于社会阶层的板化问题，这会是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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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一本正经地答题的分割线。
社会主义民生事业改革的重点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和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难点在于：
1） 社会阶层板结化问题，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出现一定程度的障碍。若不进行及时有效地调整，会降低资本在各阶层之间流动的速度，使得各阶层的经济力占比得不到合理调整，一个理想中的中间阶层占大多数的结构也无法达成，使得改革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有效惠及人民。
2） 能否建立有效的监督监管机制。“绝对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如果无法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这些丑恶现象在经媒体曝光后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给改革的推行带来阻力和舆论压力。
3） 改革是否做到从实际出发，真正“及民之所急”。如果改革的措施能真正和民众息息相关，能够切实提高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幸福感，那么这就是一项成功的民生工程。
利益相关：大二刚考完毛概的厦大汪
㈧ “十七大”围绕改善民生，提出了哪些基本要求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老龄工作。强化防灾减灾工作。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依法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㈨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做到那六个方面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二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五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六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㈩ 如何理解民生银行加速资管业务"五个转型
1、开辟差异化转型新路
近几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互联网金融兴起，商业银行迈入了全资产经营的“大资管”时代。为了应对经济金融环境的深刻变化，商业银行资管业务须着眼长远，积极谋求转型，回归资产管理本质。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李彬在发布会上表示，该行紧跟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高度重视资管业务转型发展，将资管业务作为未来转型的重点战略业务之一，该行在“凤凰计划”改革中将资管定位为全行“大资管”产品平台，致力于打造全能型“非凡资产管理”品牌。未来民生银行着力从五个方面加速资管业务转型，开辟专业化、差异化的资管发展之路，在持续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打造民生银行理财金字招牌。
一是管理转型，推动治理模式、组织架构向市场化转变，开展独立专业化风险管理改革。
二是盈利模式转型，推动盈利模式向非利差化转变，资管业务收入模式由利差收入向收取管理费模式转变。
三是投资转型，站在全球视角推动投资品种大类化、多元化转变，加强组合管理，提升主动资产管理能力，做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
四是产品与渠道转型，产品逐步回归“资产管理”本源，产品形态由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并构建向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转变，产品标准化、批量化与个性化、专业化相结合，增强线上移动渠道及线下代理渠道的销售能力。
五是技术转型升级，将“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的新技术引入资管业务，提升客户需求挖掘能力和风险管理效率。
2、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0多年来，国内银行资管业务实现了飞速发展，不仅帮助广大投资者实现了财富保值增值，而且为银行服务实体企业构建了投融资平台，促进了传统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提升。
据介绍，民生银行资管业务起步于2002年，是国内率先开展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经过15年的开拓创新、专业发展，到2016年末民生银行理财余额突破1.4万亿元。近三年来，民生银行理财规模增长超过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0%，客户收益水平连续多年位居同业前列。
15年来，民生银行秉持“为民理财，与民共生”的资产管理理念，不仅为广大理财客户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而且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助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承担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据李彬介绍，民生银行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通过债权投资、股权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16年该行理财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余额超过1万亿元，重点服务于国家战略工程和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覆盖了基础设施建设、运输业、公用事业、石油化工、药品及医疗行业、传统制造业等行业。
其中，民生银行理财投资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超过400亿元，成功支持了重庆大渡口钓鱼嘴半岛PPP项目、天津武清区项目、昆明轨道交通项目、西安西咸区海绵城市项目、南京江北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亳州中医药产业基金等多个重点项目。
民生银行还积极响应“去通道化”有关政策，大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3年作为首批试点机构以来，民生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发行笔数始终位居同业第一，累计为100余家实体企业发行了超过500亿元的产品。紧密服务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去通道化，实实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3、专业化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据李彬介绍，民生银行构建了适合理财业务的大类资产配置体系，通过风险预算的模式进行资产配置。民生银行还建立了重视择时、注重过程控制的投研体系，提前锁定收益、规避风险，从而降低整体投资风险。
比如，2015年6-7月股票市场剧烈震荡，在上证指数跌幅超过47%的情况下，民生银行权益类委托投资仍取得超过4%的年化投资回报，量化委托投资取得16%的年化收益，分级A委托投资实现了年化33%的回报。
民生银行因时而变、因势而动，不断满足投资者保值增值等各类需求。近年来，民生银行通过新开立分行和附属村镇银行，采用直销和代销等方式，将非凡资产管理产品推广到西部地区及三四线城市;通过创新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满足高净值客户和私银客户的需求;通过T+0型产品，满足企业客户的现金管理需要;附带订制投资清单的增利标准产品，满足了金融机构同业投资的需求，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
民生银行着力打造“非凡资产管理”品牌，先后推出八大系列拳头产品，多渠道、全方位覆盖各类客户，努力满足普通个人客户、高净值客户、私人银行客户，以及企业客户、同业客户的多样化投资需求。近三年，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年均发行规模超过4万亿元，年均发行超过4000款，服务个人客户逾170万户，机构客户超过5000户，三年累计为投资者实现收益超过1000亿元。
4、资产配置多元化发展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企业产业转型为跨境资管业务提供了新机遇。民生银行主动出击，积极配置海外资产，通过配置离岸人民币大额存单、中资美元债、港股定增等，开展多元化投资，持续提高资产收益。
尤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民生银行抓住战略机遇，加快海外资产配置步伐，积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主动服务全球客户。同时，引入权益、量化、分级A等创新工具投资，准确把握主要市场机会，实现了资产多元化发展。
今年，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在市场需求、资产质量、互联网化趋势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呈现多样性变化，民生银行的营销策略也进行了适时调整。
一方面，民生银行继续深入拓展零售基础客群，包括国内高净值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户，通过手机和互联网等移动通讯方式，提升客户业务办理的便利性和满意度;通过互联网化的系统改造和大数据运用，提高产品的线上推广能力，开拓新客户尤其是年轻客户群体。
另一方面，民生银行细分对公客户群，尤其是企业和同业客户群，针对客户多方面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展开精准化营销活动，强化对公客户的互联网渠道建设。
5、构筑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与传统的信贷业务不同，资管业务具有独特的风险特征及管理模式。民生银行始终把风险防控放在第一位，着力构建险管理“三道防线”，建立了涵盖资管业务条线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第一道防线——风险管理内生机制。民生银行建立委员会决策机制，形成内部制衡、外部制约的风险管理格局;建立两头收紧的闭环式风险管理，前有项目发行风险审查，后有资产投后监控，及时控制、揭示、处置风险。
第二道防线——专业风险管理能力。民生银行将风险管理部门划分为公司、零售、金融市场三大风险管理领域，建立专业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和团队，逐步形成反映迅速、管理专业、风控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道防线——建立定期监督机制。民生银行发挥内部独立审计的稽核功能，定期对资管重点业务及管理流程进行检查、督导和优化，确保了全行资产管理业务长期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