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投资理论

㈠ 哈耶克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区别

1、提出背景不同

1931年由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2、观点不同

凯恩斯主义指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哈耶克认为危机所引起的物价下跌会自动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一旦资本供给恢复和增加，经济也就自然地走向复苏，无须国家干预。

3、原因不同

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上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将超过储蓄，生产者将会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这导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费品的土地和劳动要素转用于资本物的生产。

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从经济学理论上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

(1)过度投资理论扩展阅读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指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指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说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像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部分地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

㈡ 凯恩斯的社会保障思想是什么

<从经济思想视角解读哈耶克>哈耶克认为社会研究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对象和方法，它讨论的是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目的是解释许多人的行为所带来的无意识或未经设计的结果。哈耶克方法论的根本是个人主义方法，他的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市场机制理论、经济演进理论，还有他对法律乃至其他更广范围内问题的研究无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他认为只有通过理解个体的人的行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的行为。 20世纪20—30年代，哈耶克和米塞斯领导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是否可行”的论战。哈耶克在和兰格等人的论战中提出了自己的市场机制理论，包括信息分散理论、竞争理论和消费者主权论（Consumer Sovereignty）。哈耶克认为信息分散论是市场机制理论的重要基础。市场信息是分散在个人手中的，因此计划无法获取合理的价格。而合理的价格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哈耶克在批判完全竞争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竞争理论。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人们通过参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不断发现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方法。消费者主权论是哈耶克整个市场机制理论体系的起点，是指消费者在确定商品生产的数量和类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者最终要听命于消费者，即使垄断、计算技术升级和政府干预也不能违反这个原则。 哈耶克的货币、资本和经济周期理论是早期的重要经济思想。受魏克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影响，哈耶克的货币理论表现在“货币中性论”（Money Neutrality）和“货币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两个方面，是由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概念和价格体系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网络的概念相结合组成的。在哈耶克看来，货币数量变动后，不管一般物价水平是否变化，只要各种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就会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 因此，只要货币能保持中立，就不会影响经济自动均衡的机制。这种动态变化有利于经济发展，保持货币中性是实现经济均衡的重要条件。货币非国家化是指各家银行发行有自己注册商标的货币。哈耶克认为，货币发行权如果由国家垄断，必然会造成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货币的最优数量是没有任何可能事先确定，惟有市场才能发现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滞胀的出现，哈耶克本人也放弃了通过高度政治化的货币机构来实现货币稳定性的想法。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传承了奥地利学派的衣钵，把资本品归结为土地和劳动，将“资本问题”的核心确定为协调在时间过程中的经济活动的市场能力问题。哈耶克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哈耶克在庞巴维克“迂回生产”（roundabout way 0f proction）的概念框架基础上，着重研究和分析了资本和生产过程中包含的时间因素。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基于价格决定生产方向的理念之上的，货币的引入使均衡脱离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系统。哈耶克经济周期的过度投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波动的货币理论。经济周期是信贷经济固有的产物，因此价格稳定性无法抑制这种固有的；实际波动性。哈耶克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本质是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成果在于分析了不平衡现象，包括货币在经济循环期问造成的生产结构不平衡和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的不平衡。 哈耶克的上述经济自由理论，使得20世纪30年代他与凯恩斯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在否定他的基本观点——即市场经济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地进行结果转换——从而为扩大政府的作用、放弃传统的“不干预”政策而寻找借口。双方在关于信息和协调、货币和资本理论、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问题展开笔战，辩论的结果直接影响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使之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战场。 从经济演进（evolutionary）思想的角度来看，哈耶克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演进思想的基础是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他对自发秩序思想的扩展主要沿着两条路径：一是在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和门格尔的自由主义基础上为自发秩序思想提供了一个认识论背景；二是清晰地阐明了经济制度，尤其是市场价格，在形成市场的自发秩序过程以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自发社会秩序的意思是指那些实践、规则、制度等，并非人类有意识、自觉地创造出来，而是无数按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目标的人们无意识行为的结果。这种内生于社会制度系统而自然形成的社会扩展秩序是人类社会制度向前演化的关键。 哈耶克在斯密“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分工”（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的观点。哈耶克在知识论当中，将人类知识依据性质分为明示（elicit）知识和默示（tacit）知识，并提出了知识存在的状态：只有分立存在的个人知识，而没有一种先验的总体性的知识。知识论在自由市场中的应用主要是价格理论，价格体系构成了具有分立、分散甚至独一无二的私人知识的市场当事人之间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有效率的社会机制。 哈耶克在知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发的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思想。哈耶克关于文化演进的思想和社会秩序形成的思想有关，社会秩序的自发文化演进是互动的、独立的、学习的和遵循规则的个体无意识的结果。 在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演进经济学动态进化分析框架下的哈耶克传统制度经济学是理论主线之一。对制度演进的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内容是对由哈耶克提出的关于惯例和制度的自发演进的博弈论解释。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主要代表，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是继承了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新奥地利学派和伦敦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最激进的学派，哈耶克是伦敦学派的核心人物，他的经济自由思想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这里着重阐述关于税收、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国际经济理论：哈耶克特别关注税制的效率原则，强调税制的整体累进程度不能过高。哈耶克的税制公平观是权衡效率与公平的替代关系而做出的折衷考虑，这种折衷基于哈耶克最为根本的经济自由原则。在哈耶克眼中，平等不能仅被认为是收入和财富上的平等，而是应该被理解为机会平等，即每个人在市场竞争或其他场合中都享有同样大小的参与机会、获胜机会和被挑选的机会。在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上，哈耶克呼吁，必须有一种权力可以制止各个国家有害于邻国的行动，必须有一套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做什么的规则，以及一个能够执行这些规则的主管机构，只有法治保障各国权利的执行。 对待新自由主义，需要根据我国实际对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的评析。本文最后比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哈耶克的思想，马克思和哈耶克都钻研了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哈耶克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之间，如货币理论、演进思想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理论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在经济领域，马克思和哈耶克的本质分歧在于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和竞争理论；在非经济领域，两者的思想差异表现在社会发展观、自由观和社会主义观等方面。

㈢ MM理论的两种类型

“MM”理论主要有两种类型：无公司税时的MM模型和有公司税时的MM模型。
无公司税时的MM模型
无公司税时MM理论指出，一个公司所有证券持有者的总风险不会因为资本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动。因此，无论公司的融资组合如何，公司的总价值必然相同。资本市场套利行为的存 在，是该假设重要的支持。套利行为避免了完全替代物在同一市场上会出现不同的售价。在这里，完全替代物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同风险而只有资本结构不同 的公司。MM理论主张，这类公司的总价值应该相等。
可以用公式来定义在无公司税时的公司价值。把公司的营业净利按一个合适的资本化比率转化为资本就可以确定公司的价值。公式为：
VL=Vu=EBIT/K=EBIT/Ku
式中，VL为有杠杆公司的价值，Vu为无杠杆公司的价值；K= Ku为合适的资本化比率，即贴现率；EBIT为息税前净利。
根据无公司税的MM理论，公司价值与公司资本结构无关。也就是说，不论公司是否有负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是不变的。
有公司税时的MM模型
有公司税时MM理论认为，存在公司税时，举债的优点是负债利息支付可以用于抵税，因此财务杠杆降低了公司税后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避税收益的现值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避税收益的现值=tc*r*B/r=tc*B
式中：tc为公司税率；r为债务利率；B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由此可知，公司负债越多，避税收益越大，公司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原始的MM模型经过加入公司税调整后，可以得出结论：税收的存在是资本市场不完善的重要表现，而资本市场不完善时，资本结构的改变就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司的 价值和资金成本随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有杠杆的公司的价值会超过无杠杆公司的价值（即负债公司的价值会超过无负债公司的价值），负债越多，这个差异越大，当负债达到100%时，公司价值最大。 未来现金流不稳定以及对经济冲击高度敏感的企业，如果使用过多的债务，会导致陷入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出现财务危机甚至破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引发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 是指企业因破产、进行清算或重组所发生的法律费用和管理费用等 间接成本 是指财务困境所引发企业资信状况恶化以及持续经营能力下降而导致的企业价值损失。具体表现为企业客户、供应商、员工的流失，投资者的警觉与谨慎导致的融资成本增加，被迫接受保全他人利益的交易条款等。 所谓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就是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的最佳资本结构。
此时所确定的债务比率是债务抵税收益的边际价值等于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
【提示】由于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负债增加会增加企业的价值。随着债务比率的增加，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也增加。在初期阶段，债务抵税收益起主导作用；当债务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相平衡，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此时的债务与权益比率即为最佳资本结构；超过这一点，财务困境的不利影响超过抵税收益，企业价值甚至可能加速下降。
基于修正的MM理论的命题，有负债企业的价值是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抵税收益的现值，再减去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其表达式为：
影响财务困境成本现值的因素
⑴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
⑵企业遭遇财务困境的成本大小。 （一）债务代理成本
管理者的决策一般会增加企业股权价值。企业有债务时，如果投资决策对股权价值和债务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此时就会发生利益冲突。如果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较高，这样的利益冲突最有可能发生。
⒈过度投资问题
在企业遭遇财务困境时，即使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负，股东仍可能从企业的高风险投资中获利，即存在“过度投资问题”；
⒉投资不足问题
股东也可能不会选择净现值为正的新项目筹资，即存在着“投资不足问题”
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问题的存在，将会对债权人和企业的总价值造成损失。
（二）债务的代理收益
债务在产生代理成本的同时，也会伴生相应的代理收益。债务的代理收益将有利于减少企业的价值损失或增加企业价值，具体表现为债权人保护条款引入、对经理提升企业业绩的激励措施以及对经理随意支配现金流浪费企业资源的约束等。
⑴债务的存在使得企业承担了未来支付利息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减少了企业剩余的现金流量，进而减少了管理者的浪费性投资；
⑵企业的债务水平较高时，债权人自己也会密切监督管理者的行为，从而为抑制管理者的疏忽失职提供了额外的防护。
债务的存在——提高企业价值——PV（债务的代理收益） 考虑债务的代理成本和代理收益后，资本结构的权衡模型可以扩展为如下形式：
VL=VU+PV（利息税盾)- PV（财务困境成本）- PV（债务的代理成本）+ PV（债务的代理收益） 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是当企业存在融资需求时，首先是选择内源融资，其次会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股权融资。
【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果外部投资者掌握的关于企业资产价值的信息比企业管理层掌握的少，那么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就可能被错误的定价。当企业股票价值被低估时，管理层将避免增发新股，而采取其他的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如内部融资或发行债券；而在企业股票价值被高估的情况下，管理层将尽量通过增发新股为新项目融资，让新的股东分担投资风险。
既然投资者担心企业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其价值被高估，经理人员在筹资时为摆脱利用价值被高估进行外部融资的嫌疑，尽量以内源融资方式从留存收益中筹措项目资金。如果留存收益的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有必要进行外部融资时，在外部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总是优先考虑债务融资，这是因为投资者认为企业股票被高估的可能性超过了债券。因此，企业在筹集资本的过程中，遵循着先内源融资后外源融资的基本顺序。在需要外源融资时，按照风险程序差异，优先考虑债权融资（先普通债券后可转换债券），不足时再考虑权益融资。

㈣ 用投资过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

存在的

谢国忠：今年GDP2.2万亿美元并未改变过度投资

2005年12月25日 11:34 《财经时报》

扣除固定投资和消费中重复计算的部分，我们预测200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占GDP总量的47%。这个比例仍然相当高，证明中国存在投资过度

我们预测，2005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2%，以修正后的2004年GDP数据计算，将达到179060亿人民币(2.2万亿美元)。

以支出法计算的GDP数据也同样需要调整。中国政府公布2004年以支出法计算的GDP，为142390亿元，比生产法计算的数据高出4%。估计中国国家统计局将调高支出法计算的GDP数据，以便与生产法计算的GDP数据相匹配。

2005年中国GDP为2.2万亿美元是合理的，其中固定投资占47%，消费占47.5%，经常性项目盈余占5.5%。由此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75美元。

但是此次调整并不能改变中国过度投资的事实。固定投资占GDP总值的47%这一比例过高。微观层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和较低的资本回报率，比宏观的GDP数据更能反映投资过度的现状。

需求总量被低估

我们预测2005年中国名义GDP将增长12%，以修正后的2004年数据计算，将达到179060亿人民币(或2.2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75美元。这与我们对微观经济实体的观测一致。

下面我们将作一简略分析，阐述为什么2005年中国GDP达到2.2万亿美元是合理的。分析数据部分来自于官方统计，部分来自于对微观经济实体的调查。

为了有效说明，我们假设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年收入3万元，他(她)的配偶年收入1万元。我们预计，这样的三口之家每年可以有1万元的剩余，也就是说年均消费3万元(人均年消费1万元)。上述的收入水平已经略微高于城市人口收入的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4年城市人口为5.428亿，在过去的20年里平均每年增长4.7%。假设以这个速度继续增长，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5.683亿，基于刚才的假设，城市人口消费将达到5.7万亿元。

同样根据官方统计，2004年中国农村人口为7.57亿，消费总量23910亿元，这个数字还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我们预测的农村人年均消费为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即3333元，总量为24930亿元。

基于我们以上分析，我们可推测2005年中国消费总量为8至8.2万亿元，较2004年的7.5万亿元增长10%是相当合理的。因此，中国需求总量被大幅度的低估。当然，我们无法证明中国消费总量确实远远大于公布的数据。

今年GDP2.2万亿美元

无法准确描述是因为目前中国有两种固定资产投资的计算方法：基于支出法计算得出固定资产形成总值(GFCF)，比国家统计局每季度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FAI)要低。

两种方法关键区别在于投资交易成本(比如资产购置成本就只计算在FAI指标内，而不算在GFCF指标里)。另一方面，GFCF是理论上的固定资本形成净值，FAI则不是。

从2002年起，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差异就逐渐扩大。2004年，GFCF是62350亿人民币，FAI是70480亿人民币。FAI的大部分数据都是由国有企业统计得出的，而许多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将个人的消费报销，转换成了投资项目。

单凭经验，至少要将FAI数据中的10%剔除才能接近实际情况。而这10%应该计算在消费项目中。我们预计，2005年中国统计局将公布FAI数据为8.8万亿人民币，如果剔除应计作消费的10%，GFCF应为8万亿人民币。

预计2005年，中国政府将公布的经常性项目盈余为1300亿美元，或者1.1万亿人民币。贸易盈余为1000亿美元，或8100亿人民币。

总的来说，我们预测中国2005年基于消费的GDP是17至17.2万亿人民币(或2.1万亿美元)，而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为17.9万亿人民币(2.2万亿美元)。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两者之间的差额并不大。另外，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第三产业在GDP所占份额并没有被低估。事实上，如果没有太大改变的话，2005年中国GDP是2.2万亿美元是个相对乐观的估计。

未改变过度投资

根据这样的预测，中国2005年GDP总值为17至17.2万亿人民币，其中固定投资为8万亿，约占GDP总值的47%。尽管这个比例与调整之前相比看起来小了很多，但仍然十分庞大。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明显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

另外，过度投资是一个微观现象。正是由于微观层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和较低的资本回报率，我们才深入分析宏观数据，断定中国过度投资。修正宏观数据，并不能改变微观层面的现实。

我们认为，在中国金融系统中，如果不创造不良资产，固定资产投资决不能保持在35%以上。47%与35%之间的差额是2500亿美元，这就说明在统计上，中国需要将2500亿美元的投资转成消费。

我们相信，迅速提高消费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批准个人拥有国有资产。目前中国政府以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形式拥有国有资产。据我们估计，如果政府能够将这些资产股份化，分给中国老百姓，可以增加5%的消费量，也就是1000亿美元，这可以解决中国一半的结构性失衡。

同时，中国也需要削减医疗和教育系统的随意开支。医疗和教育都是国有垄断机构，通常会利用其地位而增加随意的开支。因此医疗和教育系统的不确定性开支是阻碍消费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两个市场中引入私有化和竞争有利于提高GDP中的消费份额，可以解决中国另外1500亿美元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㈤ 企业如何做到投资适度

投资活动是企业的主要财务活动之一。由于投资问题关系到企业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特别受到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关注。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很多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常言道，过犹不及，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企业如何才能做到投资适度呢？对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经营特点、财务特征和管理模式，因此各阶段引发投资问题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分析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改进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保证企业可持续稳健发展。
一、相关理论及分析
传统意义上，投资过度是指企业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仍然进行投资的一种现象。投资不足则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大于或等于零的情况下，企业却放弃投资的一种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关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信息不对称
作出投资决策的关键问题是要有充分的信息。正确的投资决策依赖于信息的掌握和处理能力，这就需要投资决策人有通畅的信息渠道和极高的处理信息能力。然而，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在获得、传输、处理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时会产生偏差，有时甚至会出现误解。
Myers (1984)认为,由于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致使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这就会产生“融资约束”问题，出现公司对较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无法融资， 还有可能出现使股东主动放弃对债权人而言有利的投资项目， 这些都会导致企业发生投资不足。
Narayanan（1988）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无法准确通过投资项目的NPV将企业按质量的好坏完全分离，只能以平均价值对所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NPV估价，因此形成的市场均衡是包含许多不同的以平均价值估价的发行股票的混合均衡。这样项目的NPV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发行被高估的股票中获利，从而弥补NPV小于零的项目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企业将会接受一些NPV小于零的投资项目，因而发生投资过度现象。
Stiglitz和 Weiss（1981）分析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无法准确地把握投资项目的风险。为了减少不良贷款的损失，实行信贷配给成为银行最优的政策。在信贷配给中银行需要更多地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从理论上讲，企业资本数量越多，银行越容易保证自己的权益。因为银行对于企业资产质量情况并不是很清楚，所以银行更多的是根据企业的名义资产量进行信贷配给。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获得贷款越容易，融资成本越低。另外，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收入或政绩，会特别扶持规模大的“明星”企业，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在融资时获得政府的帮助。在企业“做大”好处多多的时候，他们会饥不择食地找资金、上项目，大肆地兼并收购以扩大规模，出现投资过度。
（二）委托-代理理论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完全相同，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代理人有违背委托人利益而独立实现自身利益的倾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督成本的存在，也为代理人实现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Jensen（1986）认为，当公司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量时，公司的经理人就会不顾股东的利益，为构建自己的“帝国大厦”，产生将这部分现金投资于公司规模扩大的新项目上的动机，以满足获取公司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各种金钱和非金钱收益的欲望，导致投资过度。根据这一理论，治理投资过度，主要途径就是加强负债融资的比例，因为伴随负债比例的提高而带来的破产威胁，可以阻止经理人采取减少价值的投资。另外，负债的运用以及负债比例的提高将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抑制经理人因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过多而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过度投资行为。
（三）有限理性
企业的经理人和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受到经理人和投资者双重非理性的影响。
在对经理人的非理性研究中，Roll(1986)认为，企业的投资收购活动很多是源于经理人的过度自信。当经理人考虑投资收购时，对于投资项目分析的准确性过度自信，这将可能会导致过多的投资收购活动。在投资者非理性的研究中，Stein (1996)认为，当投资者过度悲观时,股价被低估。由于企业为投资项目融资的成本将会过高，将不得不放弃一些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此时出现投资不足。但当投资者对一些投资项目过度乐观时，如果经理人员认为这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想当然地认为投资者知道更多的信息，那么经理人就可能将投资者过于乐观的情绪误认为是有客观基础的乐观，从而投资于一些具有负NPV的项目，出现投资过度。
二、问题的提出
在学者们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研究中，无论是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还是从经理人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出发，都很少结合企业的生命周期进行分析。然而，企业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投资特点、现金流量、管理模式也不同，导致的投资扭曲方向自然不同。因此，针对不同阶段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采取的措施是否也应有所偏重？
另外，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依靠项目的净现值来界定。一般情况下，净现值法用于投资项目采纳与否的决策中。在只有一个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如果该项目的净现值大于零，则进行投资；如果该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则放弃投资。在多个投资项目的取舍决策中，则是净现值大者优先。在资金无限量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时,仍然进行投资，就是投资过度。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肯定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不利，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应采取措施对投资过度行为进行规避。同样，在资金无限量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大于或等于零的情况下,放弃投资，就是投资不足。但现实生活中的企业不可能获得无限量的资金，出于企业可持续稳健发展的考虑，并不是所有的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都要进行投资，所以对投资不足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在资金充裕时的投资不足可能是过度稳健的表现，会丧失企业发展的大好机会；而在资金紧张时的投资不足则是理性的表现，可以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破产压力。
基于以上分析，企业应在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分别应对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尽量做到投资适度。
三、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投资扭曲问题与对策
企业生命周期是指企业从创办开始，到其消亡为止所经历的自然时间，包括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一）初创期
处于初创时期的企业，一般拥有一定的专有技术，资金来源主要是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有少量的债务。此阶段的企业组织结构简单，创业者一般集投资者、生产经营者、管理者于一身，管理体制一般采取集权治理模式，委托代理问题不明显。企业投入多、产出少，盈利能力较低，现金流转不顺，自由现金流量甚至为负。但初创时期的企业一般拥有新发明或新技术，这些新发明或新技术转化而成的新产品又孕育着新的市场机遇，因此，投资项目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资金的制约，在此阶段企业一般不会出现投资过度，主要的问题是投资不足。
在企业初创期，由于融资困难产生的投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缓解。企业应积极向市场上的风险资本传达高收益投资项目的详细信息，通畅信息渠道，使市场上的风险投资者能有效地将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与其他企业的劣质项目区别开来，提高投资者的鉴别能力，从而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向银行融资时，通畅的信息可以让银行准确把握贷款的风险, 通过签订合适的贷款合同减少企业违约风险，同时提高企业取得贷款的成功率。
（二）成长期
处于成长时期的企业，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新产品逐渐被市场接受，客户稳定增加，生产销售量提高，产品成本下降，业绩增长速度加快，市场竞争能力逐渐增强，企业在行业中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市场定位。业绩的快速增长会带来大量的现金流量，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组织结构由单层逐渐形成多层，由简单变复杂，所以集权治理模式不能适应成长期企业发展的需要，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发生分离，分权经营管理模式逐渐得到完善，随之委托代理问题也开始出现。成长期的企业投资不足问题仍然显著，但同时要防范职业经理人员在企业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发生违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导致成长期投资不足的原因中，资金来源紧张仍然占主要地位，积极的信息传递有助于投资者正确理解企业的高成长性，对企业投资项目保持乐观的态度，提高股票的价格，降低为投资项目融资的成本。同时股利政策应采取少量的现金股利和高比例配股、送股，既提高收益留存率，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又能传递企业高增长的信号。对于日益显现的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投资过度现象，此阶段宜采取股权激励的方法解决。经理人持有股份的增加可以使经理人和所有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减少其可能侵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成长期的股票期权可以为经理人带来大量的好处，并且通过保持与企业价值最大化一致的行为，比逆向选择更容易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经理人持有股份的多少可以向企业外部传达他们对公司运营前景的信心。另外，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董事也能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过度投资。
（三）成熟期
处于成熟时期的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产品市场份额稳定，企业盈利能力强，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量。成熟期的企业由于产品市场趋于饱和，存在行业生命周期进入萧条的可能。为保持竞争力，企业会出现跨行业、跨区域、跨文化的规模扩张行动。成熟期业务的复杂化使企业管理更加困难，客观上需要职业经理人员进行实际运作和管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经理人为了构建自己的帝国，增加在职消费，非常容易出现投资过度的行为，加上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客观存在，更为投资过度提供了条件。另外，企业为了保持持续的竞争力，需要增加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新业务。
为缓解成熟期的过度投资，首先应执行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并通过适当的股票回购，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同时可以提高股东的价值；其次，根据Jensen的“控制假说”，提高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率，通过承诺支付未来现金流，减少经理人可以自由决断使用的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经理人及其组织的行动，减少代理成本，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引起的过度投资。
在这一阶段，发行可转换债券将具有很好的作用，可转换债券是具有双重性质的融资方式。在初始发行时具有负债性质，但以后根据条件可以转换成股票，因此可转换债券能在以后改变公司的负债比例。相对于可转换债券，由普通债券和股票组成的资本结构具有刚性，改变公司的债务水平相对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可转换债券给予其投资人单方面把债券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理人的自由决策，对控制经理人的利己主义行为非常有用。
在企业成熟期，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新产品、新业务、新市场的投资开发，以延长企业生命周期。在对这些项目进行决策时，引入期权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草率决策引起的投资扭曲。传统的净现值项目评估方法，忽视了企业拥有的投资机会价值，并且认为只能马上投资或者不再投资，因而错误估计了投资项目的价值，忽略了有价值的项目或投资于无价值的项目。期权理论指出，项目的价值应该由两部分组成：静态净现值和灵活性管理的期权价值，企业可以根据经济环境、投资项目和企业自身条件等情况的变化，对投资战略、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当情况不利时，企业可以延缓投资或转换投资，以减少风险，等待有利状态的到来；当有利状态出现，投资项目的产出和市场比预期的好时，企业可以不同程度地扩大投资规模。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时，具有这些期权的项目更具有价值。
（四）衰退期
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十分困难，银行信用贷款收紧，企业筹资能力下降。在企业现金流转不畅、融资困难的条件下，企业的财务状况开始恶化。管理阶层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严重，投资决策中考虑“小集团”利益等问题突出。衰退期的企业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通过业务收缩、资产重组延缓衰退；第二条是通过被接管、兼并等形式完成企业生命周期；第三条是通过新产品、新业务的成功开发蜕变进入新的成长阶段。
衰退期的企业一方面迫切需要投资于新产品、开发新业务或进行业务重组和整合，寻求新的增长点，但由于此阶段企业融资困难，会出现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若企业被竞争对手接管和兼并，将会对经理人的利益构成威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经理人又会迫切地实施反兼并措施，如进一步的扩大规模，增加被兼并成本，使竞争者感到兼并无利可图而放弃兼并等。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的情况发生，出现投资过度。另外，较大的企业规模会使管理人员内部形成利益不同的“小集团”，造成管理控制不力和决策权的分散，更加重了投资扭曲的现象。在衰退期，既要形成新的竞争力又要预防被兼并的双重压力，使得企业可能出现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无钱投资，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优先上马的矛盾局面。
经历了发展的辉煌时期，衰退期企业的股权分散度相对较高，广大的中小股东监督经理人的成本很高，失去了监督的积极性。企业可能就会变成经理人的“帝国大厦”，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随心所欲地作出投资决策，把股东利益抛到脑后。针对衰退期的这种情况，集中所有权是一种有效的方法。Pindada和Torre(2002)发现“集中所有权”的监督缓和了主要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防止了对负净现值项目的投资。因此集中所有权被视为是过度投资的控制机制，使得大股东有监督经理人的决策制定的激励，防止经理人作出不利于股东的分散资金、降低企业价值的投资。但应注意的是，所有权集中度过高也不行，因为掌握控制权的所有者在衰退期会选择“掏空”企业的做法，从掠夺中小股东利益中获利。
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引起的投资扭曲，主要是由管理内部的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上一级管理部门作为委托人，下一级部门作为代理人，他们之间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造成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争夺利益。解决方法除了对机构进行精简，减少委托—代理层次外，主要还是通过约束和激励机制减少投资决策人的道德风险。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投资决策人作为代理人，其行为受制于委托一代理的契约关系，即受制于投资决策人作出决策而产生的结果和投资决策人本身的利益关系。如果投资决策人的利益对决策结果不敏感或者无关，投资决策人就有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如果契约规定投资决策人对投资决策后果承担责任，则投资决策人就有寻求规避投资的倾向，其行为将趋于保守。因此应建立投资决策者和投资结果相关的契约关系，包括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增大其懈怠或机会主义的成本，可使其谨慎决策，避免投资过度；建立决策者业绩激励制度，决策结果作为各级管理人员考核的硬指标，从而使其决策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企业成功开拓新产品、新市场。
综上所述，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投资扭曲的方向不同，因此缓解投资扭曲的侧重点和策略也应不同。在分析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时，应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的经营特点、财务特征和管理模式，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治理，对症下药，做到投资适度。

㈥ 财务管理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怎么理解

投资不足：指的是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进而降低企业价值的现象。
过度投资：指的是投资于不盈利项目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而产生的损害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而降低企业价值的现象，过度投资会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这点需要注意。 发生过度投资主要有两个情形：经营者和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经营者自利行为会产生过度投资问题；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矛盾冲突，经理代表股东利益会采纳成功率低甚至净现值为负的高风险项目，从而产生过度投资。
理解以上名词，主要是理解代理理论，企业产生财务困境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债务代理成本，产生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现象。

㈦ 过度投资的形成原因

委托代理所带来的经营者偏离所有者财务目标，所有者财务监督不力而形成的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者追求自己的私人目标(比如闲暇、个人帝国、回避风险、高奖金)，这会偏离所有者的财务目标，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不可避免。例如，经理人不像他们在最佳时期付出那么多努力。Jensen认为经理人可能使用自由现金流量来进行符合其自身最大利益的负NPV项目，因为他们能从控制更多资产中获得私人利益(比如安插自己的亲属、在工程承包方选择中寻租、在物资采购中收受回扣等)。 经营者对投资的未来前景过于自信而造成的盲目投资 一些经理的性格特质属于过度自信型，对宏观经济和行业前景过于乐观，在决策中好大喜功，决策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性不够，造成“跟风型”投资泛滥。郝颖等(2005)基于行为金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第二，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第三，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第四，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所有者财务考核和激励不当而带来的投资规模偏好 在我国企业的当期绩效评价和激励中，净利润的绝对数使用频率很高，这就使得一些经理为了个人效用原因投资热情高涨，项目真实报酬率是否低于股东要求的报酬率无所谓，只要其大于零就能有效增加净利润，就会增加经理的个人效用。
企业过度投资带来的危害，既浪费了股东可贵的资本，又损害了企业的价值，导致企业业绩滑坡。

㈧ 简述经济周期内生成因说

内生经济周期论（Endogenous theory of business cycles）:认为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在于经济自身而产生的论点。认为经济的外部因素虽然对某些时期经济周期波动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经济周期的真正推动力并不在外部（它只能起到延缓或加剧的作用），而是来自经济自身因素。包括利润推动力，利润过度资本化，心理因素，货币和信贷，非金融性过度投资以及消费不足等。与这种观点相对应的是外生经济周期论，认为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是由经济外部因素引起的论点。认为经济的内部因素虽然对经济周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真正原因来自经济外部因素，包括太阳黑子、气候、创造发明、人口以及政治、军事事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