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贷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❶ 高洪星的人物履历

1962年，高洪星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全旺镇全旺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兄弟众多，经济拮据，和很多浙商一样，他初中就辍学了。
1980年，为符合18岁当兵的年龄要求，高洪星虚报了一岁，当了一名基建工程兵。虽然文化程度并不算高，但在一群新兵蛋子中，他被营长发现对数字敏感，脑瓜好用。于是，他被选调到了营部财务组做财务，管理工程预算施工经费之类。高洪星就此和“数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2年，本来一心想做一个“想当将军的好士兵”，但两年后，部队大裁军，共计100万部队人员要集体转业到地方，消息传来后高洪星十分沮丧。按照基建工程兵总部的安排，31支队（师）整建制调入深圳转业为当地的建设集团公司，其中包括高洪星所在的302团。几天内，部队就开始调防，高洪星和官兵们失落的登上闷罐车。列车徐徐启动，开向南方。
1983年，高洪星从部队专业被调入深圳市市政工程公司工作。后被送到广州中山大学培训半年，学习财务知识。学习结业回到深圳，他又听说深圳市委组织部制订了一个干部培训计划，通过全国高考，选送一批干部和后备人才到大学读书，高洪星报了名。
1985年，他经过一番努力，顺利考上深圳大学成教学院的会计专业，和他一起复习的200多人中，只有10多人最终考上。入学半年，他接触到许多信息，预感到金融改革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资本市场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他决定由会计专业改学更具挑战性的财政金融专业。重回校园的高洪星，终于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1987年高洪星大学毕业，恰好遇到组建深圳发展银行。这是一家由特区内农村信用社改制筹办的商业银行，正在进行全国首家股份制改革试点。当时，偌大的中国，竟只有深圳大学和另一所高校设置有金融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高洪星自然成了“香饽饽”。他被选中调入深发展当信贷员，兼任银行的团委书记。3个月后，他被派往蛇口支行当信贷主任，参与银行改制和管理工作。
1988年4月，银行人事制度改革，全行干部竞聘上岗，26岁的高洪星当上了深圳发展银行爱华支行行长。就在这一年世界经济不景气，香港刚刚经历了一场股灾，深圳金融业普遍效益不好。在这种境遇下，高洪星领导的爱华支行，却是全行管理最好、效益最好的先进支行，爱华支行因此被誉为深圳发展银行的“黄埔”。高洪星也成为全行瞩目的年轻高管人才。后来他又考上了深圳大学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系半脱产在职学习。在别人看来，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苦，但他乐在其中。两年后，他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 高洪星在深发展总部信贷部工作时，银行正在大力推销深发展股票。“深发展”是深圳股票交易所继“深宝安”之后的第二只股票，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只金融股票，升值潜力巨大。
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股票是怎么一回事，股票很难推销出去。银行计划发行1200万的资本金股票，还有500多万不知卖给谁。领导当时没办法，便下令推销。高洪星没闲着，一个个地去拜访老领导，用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金融知识，大讲股票的好处。他说服了许多人，很多机关干部通过他买了一些股票，而且后来都发了财，高洪星由此得了“送财童子”的称号。
高洪星自己也买了一些股票。因为身上没钱，他就回大学找同学借钱，回到老家找亲友筹钱，凑了2万元买了1000股深发展股票。深发展最初的发行价是20元1股，2万元买来的股票，直到1995年他要离开深发展时才出货。8年时间，2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这是他在资本市场创造的第一个“神话”，同时也为他日后从事高层管理工作能坚守廉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5年，国家为进行农村金融信贷改革，促进农业、粮食生产发展，决定建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高洪星因其在深圳发展银行出色的业绩表现，被调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信贷处任处长。
1997年，他被提拔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珠海分行行长，是全系统最年轻的分行行长。上任之后他严抓信贷资产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使珠海分行成为全系统利润及各项指标完成最好的分行。成为全系统年纪最轻、学历最高的高管人员。感觉知识需要更新的高洪星，参加全国统考，考入浙江大学攻读管理工程的博士学位。5年时间，他完成博士学业，之后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到2013年他已培养出9届32名金融学研究生。至今他每年还要带3至4名硕士生。
2000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规模庞大，亟需加强管理。证券市场的沪、深两市已有了近3000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值达到20万亿元左右。这时，高洪星又从银行系统调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任副总经理兼党组成员，分管华南五省的30多个证券营业部的业务。高洪星上任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他也对证券这个新的领域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研究更趋成熟。此后两年，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到一段低迷时期。高洪星以独到的眼光，看到了市场的机会，他要作一次收购重组的大动作。 2003年，广东江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政府决定出售股权。高洪星得到消息，邀请几家民营企业合资3000万元，收购了江门证券，并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改名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迁址到了深圳，高洪星出任董事长兼总裁。华林证券成立一年多后，就令同行刮目相看，为企业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创造了无数个亿万富翁，因此华林证券也被金融界誉为“小君安”之称。
2004年，华林证券遇到了一次投资平安保险的极好机会。当时股市低迷，平安保险还没有上市。高洪星和股东们参加一次政府的公开拍卖活动，以每股3元的价格购买了平安保险6%的股权，当时的市值为6亿元。到2007年，平安保险股票的价格最后升至140元。6亿元的投资变成了276亿元，股东们都变成了亿万富翁。高洪星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深圳最富有的人之一，再次创造了资本市场的神话。
除了在资本市场上运作，高洪星还有另一类“耕耘”：笔耕不辍，著书立说；诲人不倦，教书育人。这些年来，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写出了2本金融专著和几十篇论文。刚过而立之年，他的专著《现代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就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在《国际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等知名刊物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2005年，高洪星回到浙江老家，在杭州注册了浙江省第一家合伙制企业公司，起名为中证大道投资管理基金公司。高洪星将中证大道公司的主营定为主做PE、风投业务，投资了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中证大道公司的资本增长速度很快。并在杭州市钱江开发区开办了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
2007年，他参与了重建汕头商业银行的工作，并担任汕头市商业银行负责人、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又是一家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商业银行。高洪星就像起死回生的良医，承担起了汕头市商业银行的重组工作，一些民营企业和金融界人士也追随左右。
2008年，高洪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投资1亿元给北京“新京报”，成为第二大股东，《新京报》一度成为最赚钱的报纸之一。随着创业理想的逐步实现，他有了新的梦想。为了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发展，这一年他投资移民到了香港，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基金投资公司。 或许是因为投资《新京报》，让高洪星对文化传媒市场颇有情结。 2009年，他和股东们投入10亿元港币，开始创办香港卫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香港卫视的牌照批给了他，并且一次批了6个频道。
2010年，香港卫视正式开播。高洪星将打造香港卫视作为他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决心把香港卫视打造成有国际影响的优秀媒体。高洪星给香港卫视的定位是“立足香港、延伸两岸、融入世界”。现已经在内地15省区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在巴黎、伦敦、台北等地建立了记者站，美国、日本、韩国、朝鲜、菲律宾等国的记者站也正在筹建中。香港卫视租用了3颗卫星，24小时滚动播放节目，信号覆盖亚太、欧洲、非洲的150个国家和地区。
2010年，深圳市政府到香港为深圳前海新区举办了第一次全球招商活动。这次招商会，有20多家大财团积极报名，新闻媒体机构只有香港卫视一家。高洪星第一个签约，投资建立香港卫视深圳总部。深圳政府热情欢迎香港卫视落户前海，拟批出土地给香港卫视。高洪星准备在这块土地上建设10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作为香港卫视的制作、发射和经营基地。
2011年12月，香港卫视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正式进入了大陆网络电视，是第一家进入大陆的港澳台电视机构。
2014年1月，香港卫视与华氏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将在辽宁盘锦市辽滨开发区以 BT和EPC模式，整体开发总投资约600亿元的“中国·迪拜欢乐岛”项目，预计今年年内启动。
2014年10月，高洪星投资兴建浙江饭甑山整个旅游休闲开发项目，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包括核心景区、饭甑山民俗祈福文化游览中心、九仙湖宗教朝圣文化休闲区等，计划总投入10.8亿元。

❷ 浙理投有没有投资风险

首先“浙理投”准确的名称应该是“浙里投”，是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旗下金融服务平台，是众多P2P平台之一。
其次投资就有风险，而P2P则属于风险较高的投资。据第三方平台统计，2015年上半年“问题平台”已超过2014年总和。所谓“问题平台”主要是指到期无法兑付、诈骗、失联、清盘、限制提现等等让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平台。
投资人投资前应当充分学习相关知识，了解其中的风险，不能盲目追求高息。P2P投资的最大风险仍然在于平台自身，因此选择平台是投资的第一要素。
选择平台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不要相信任何排名、风控、风险保障金、注册资金、垫付以及实地考察等等，因为投资人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对平台的运营情况是无法真实了解的；
2、应当选择具有风投、银行、上市公司、国企“背景”的平台，最好是全资或控股，这类平台相对抗风险能力强，而且即使平台出现问题，也不至于一夜之间就消失；
3、在有“背景”的平台里，选择出成立时间较长，有明确兜底承诺的平台，然后通过网络搜索对这些平台再做了解。比如新闻报道、网友评价、第三方点评等等作为参考，重点是自己判断。
4、从有“背景”的平台里，最后选出符合自己对利率和资金灵活度要求的平台。
5、选择好2-3家平台以后，可先注册进行体验，最后结合相关法规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❸ 21深度｜浙江慈溪企业逃废债“借尸还魂”记

杭州湾大酒店依偎在浙江省慈溪市著名的峙山风景区旁，这家90年代兴建的酒店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难以想象的是，一位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老赖”就堂而皇之地住在这家酒店中。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于11月下旬来到这家酒店，有当地债权人爆料称，有证据证明原中国康鑫集团董事长、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年55岁的沈定康常年居住在这家酒店四楼的套间（房间开在他人名下，自康鑫化纤危机出现后，沈本地房产被处置，妻子和孩子搬去上海，他就一直住在这家酒店），开一辆路虎揽胜，配有司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中国法院网发现，沈定康本人在2017年5月17日至2020年8月3日间共有10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执行法院既有宁波市和慈溪市，也有上海长宁区。失信被执行人行为的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以及“违法财产报告制度”。

当地数家金融机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康鑫化纤风险暴露之时至2016年9月，共在8家金融机构融资近14亿元，除了少数抵押资产处置后银行收回部分账款，超8亿元贷款已经沦为坏账。根据启信宝查询，康鑫化纤2015年至今，已深陷33个金融借款纠纷案。

记者查询启信宝另获悉，康鑫化纤有16条限制高消费记录，其中12条直指沈定康本人，自2016年起申请人包括工行慈溪分行、交行慈溪支行、农行杭州湾新区支行、上海银行慈溪支行、工行杭州湾新区支行、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宁波银行慈溪支行、杭州银行宁波分行、光大银行宁波分行等。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19）浙0282恢58号》中，明确提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以及第三条规定，限制康鑫化纤及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沈定康不得实施高消费以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包括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进行高消费等。

即便面对8家银行对其个人申请执行限制高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沈定康依旧坐豪车、住五星级酒店，令人侧目。更令当地金融机构寒心的是，康鑫化纤负债“高耸入云”，实控人却涉嫌异地另起炉灶，疑似通过他人代持低价买回自己的资产，借此“假破产、真续命”。

“如果是破产后另起炉灶，那是企业家精神，但如此光明正大地逃废债，实属过分，如果引起别的企业效仿，那么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将被彻底摧毁。”宁波当地一家大行人士表示。

从化纤龙头企业创始人到身负十几亿债务、被限制高消费，沈定康的经历让人唏嘘；但康鑫化纤留下的债务泥潭以及逃废债疑云，依旧笼罩在当地金融机构的头顶。

故事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

作为浙江经济最强的县级市之一，慈溪位于东海之滨，居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的中心，坐拥临海的杭州湾新区，有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当地产业结构支柱中既有出口导向的小家电产业，也有成熟的纺织产业链。而在2015年之前，康鑫化纤是慈溪当地化纤产业中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且曾是慈溪前十强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康鑫集团成立于2003年，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则成立于2007年，均为沈定康设立的企业。沈定康是康鑫化纤的法人代表及最大股东，股份占比59.7％，其子沈鑫为二股东，股份占比20.4％。康鑫集团虽然在2007年由于部分银行抽贷造成资金链危机，但化纤产业形势好转之后，康鑫化纤作为贷款主体又成了当地银行业的宠儿，经常从各家银行取得亿元以上的贷款，以及大行当地支行动辄5亿元的授信额度。

沈定康本人也是个明星企业家，公开资料显示，他曾经是宁波市青年商会执行会长、慈溪市人大代表，且获得过多项荣誉：“市创业能手”、“市五四奖章”、“市青年企业家”、“市优秀企业家”、“市先进工作者”、“市优秀厂长（经理）”、“市十佳孝星”、“市慈善明星”。

沈定康在1982年念完高中后，迫于经济压力去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树脂厂打工，4年后开始创业。与很多有生意头脑的浙商一样，他先后涉足过玻璃钢、空调设备、自行车零部件、摩托车配套，最终选定化纤作为主营业务，在慈溪杭州湾新区征地680亩，前期单次投资7亿元创立了“浙江康鑫化纤有限公司”。2008年康鑫集团公司年产值超过20亿元，一跃成为慈溪市、杭州湾新区“纳税大户”和“慈溪市十强企业”、“宁波市二十强企业”。

2005年开始，沈定康又涉足房地产，组建慈溪金桥置业有限公司和梵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当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

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

“印象中2008年经济危机时就已经出现问题，曾被几家银行驻点监管，后来房产形式走好，第一批被政府土地收储转性，开发房产康鑫梵石项目赚钱，后来化纤有所回暖已经走出困境，再后来继续开发房产以及化纤形势走差，企业经营转差，近乎破产。”浙江一家熟悉该企业情况的城商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祸不单行。2015年9月，慈溪市原副市长张定伟受贿案法院判决书曝光。判决书显示，张定伟在担任当地农业银行领导时，包括康鑫等当地大企业在内的多家企业老总曾为贷款授信的事情，向张定伟行贿。

判决书显示，2006年至2007年，张定伟受慈溪康鑫摩托车有限公司（原慈溪宗申摩托车有限公司）、康鑫集团有限公司（原浙江康鑫化纤有限公司）、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沈某甲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上述企业在银行贷款授信审批方面谋取利益，于2006年春节前、2007年上半年分两次在其慈溪市慈溪山庄51号（以下简称慈溪山庄）家中收受沈某甲所送价值1000元的和田玉佩1块、现金20万元。

虽然判决书未公开沈某甲的全名，但债权人和当地人均对记者表示，较大概率是沈定康本人。

“沈定康作为慈溪老牌企业家， 社会 资源丰厚，其前期与历任政府官员关系较为密切。”一位当地银行高管称。

由于康鑫的过度展业和扩张，其银行业贷款也不断攀升。从2007年到2017年，康鑫贷款总额由不足7亿到达过巅峰时期的15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获取的2016年9月康鑫化纤的人行征信报告显示，公司在11家银行融资余额合计15亿元，金融机构不良及违约9.15亿元，关注类贷款4.07亿元。该公司在各家银行贷款信用余额最大的是建行，为5.31亿元，计入不良；农行2.43亿元，计入不良；兴业银行1亿元，计入不良；工行9309万元，计入不良。此外，上海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大连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均涉及不良贷款；交通银行有3.97亿的贷款进入关注。

“受损最严重的应当是建行和交行，”一位当地资产管理（AMC）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当时有些大行的贷款有抵押物，但建行和交行担保贷款居多，因此被康鑫化纤一案冲击最多。

不过，两套报表显示出公司财务的猫腻。

21世纪经济报道获取的康鑫化纤2010年-2014年企业税报和对银行提供的财务报表存在利润差额和资产负债率的差额。其中，康鑫化纤2010年税报中净利润6484万元、资产负债率84.1%，但提供给银行的报表显示净利润8349万元，有1865万元的差额，资产负债率仅为64.8%；2011年税报中净利润5964万元、资产负债率87.4%，而提供给银行的报表显示净利润1.18亿元，差额为5873万元，资产负债率仅为69.0%；2012年税报中净利润8175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92.7%，而提供给银行的报表显示净利润5340万元，资产负债率仅为68.5%；2013年的企业税报亏损1.21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98.3％，而向银行提供的报表显示当年净利润1.0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4％；2014年企业税报亏损7563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01.65％，已经超过100%，但向银行提供的年报为亏损1.39亿元、资产负债率虽然比往年高，但也仅为85.5％。

此外，就在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和2014年两年时间，康鑫化纤累计增加银行贷款4.17亿元。

上述AMC人士指出，该公司税报和提供给银行的报表之间净利润和资产负债率数据完全对不上，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通过伪造报表，骗取银行信用；二是通过虚构提高成本，降低公司利润，少缴纳所得税。

一位涉事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这已经触及伪造企业报表骗贷的范畴。

另一当地城商行人士称，十年前慈溪企业自身真实报表和提供给银行及税务部门的报表存在出入情况非常普遍，以康鑫化纤一案为例，可见多家国有大行受此拖累。

就在康鑫化纤风险暴露之前的2015年8月14日，一家名为“江苏鑫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企业在江苏宿迁市注册落地，注册资本最初为3亿元，现已变更为1.83亿元。成立之初企业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名为沈晶晶，正是沈定康时年21岁的女儿，沈定康本人为这家公司的董事（后卸任）、其子沈鑫为职工董事（后卸任）。但据慈溪当地人所述，其女当时正在国外读书，实际管理者还是沈定康本人。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聚酯及化纤产品的研发、生产、购销，与康鑫化纤较为一致。

在2017年4月经济观察报报道了康鑫化纤贷款违约案，以及鑫博公司的成立之后，该公司历经多次工商变更，最终最大股东由持股80%的沈晶晶，变成了持股47.27%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兑昌贸易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法人代表为史科军，沈晶晶个人对后一家合伙企业持股14%。

当地债权人认为，这是康鑫化纤涉嫌资产腾挪的冰山一角，而更为悬疑的是原康鑫化纤公司本体。

2017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标的物“慈溪市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476号、滨海三路南侧、兴慈四路西侧等工业房产及机器设备”进行公开法拍，而这个位置正是康鑫化纤的厂房。

一位熟悉当时拍卖情况的人士表示，其实当地有不少企业对这块位居杭州湾新区的数百亩土地感兴趣，但由于是土地和工厂设备一起拍卖，其他有兴趣的公司也望而却步：“设备的采购情况和折旧情况只有原先的工厂老板知道，将化纤设备和土地一起打包出售，很多有兴趣的公司心里也没底，就放弃了。”

最终一家在康鑫化纤危机爆发后的2016年12月注册成立、名为宁波泉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以5.16亿元的价格顺利接手了康鑫化纤的土地及工厂设备，并在2018年1月更名为宁波泉迪化纤有限公司，自此由一家贸易代理企业变身为化纤织造加工企业。

目前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冯浙定，并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40%；上海双鹿上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1%，为第二大股东，该公司股权穿透后是两名自然人，其中慈溪商人陈泉苗持股60.6%，为其实际控制人；第三大股东为浙江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9%。

但不少债权人依旧认为这家公司的实际管理者还是沈定康本人，前台站着的，不过是代持者们而已。

“现年55岁的冯浙定是沈定康的一个打工仔，无论是平时上班开的座驾，还是自己居住的房子都相当普通，这在慈溪商人中是非常罕见的，几乎不可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位康鑫化纤的金融机构债权人对记者表示，据他的观察，沈定康本人还在泉迪化纤上班，常年往返泉迪化纤和杭州湾大酒店。这位债权人曾经去往泉迪化纤协商康鑫化纤贷款后续问题，当时沈定康就坐在董事长办公室中。

“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员工还是那些员工，一切都与以前一样，不同的只是泉迪化纤仅仅5亿元就抵消了康鑫化纤十几亿的债务。”上述债权人称。

但沈定康每次给债权人的回复均为：当前泉迪化纤与他个人并无股权关联，更不可能承担康鑫化纤的遗留债务。

而上述国有大行人士对记者称：“即便知道沈老板在掌管泉迪化纤，金融机构也毫无办法拿回曾经的贷款。更何况已经时隔四五年，很多银行将贷款有抵押物的就处置，实在没有抵押物的担保贷款也核销了，当地银行管理人员都已经轮换过一批了，这笔坏账更是杳无音信，渐渐被淡忘。”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11月下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的泉迪化纤厂房，“泉迪化纤”四个大字矗立在原先“康鑫集团”的位置上，工厂面积很大，相当于数个足球场，前后两个门之间需要开车经过几栋长型厂房。大门口门庭若市，停满小轿车。正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工厂内烟囱林立，冒着烟气，不少工人穿梭其中。

（泉迪化纤厂房门口，记者周炎炎拍摄）

记者询问门卫称：“今天沈老板在不在？”

对方回应称：“今天在。”

记者问：“沈老板经常来吗？”

对方表示：“偶尔来一趟。”

记者问：“沈老板是你们最大的老板吗？”

对方说：“是的。”

后对方警觉，未继续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辗转联系到当前泉迪化纤的企业法人代表、最大股东冯浙定，但冯听说记者是询问泉迪化纤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沈定康的问题后先是挂掉了电话，之后记者再次拨打，冯浙定沉默半晌，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表示：“这个你不要问了，我没有义务跟你说这个话，我没回答过这样的咨询。”

记者随即又联系到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上海双鹿上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泉苗，现年51岁的陈也是生于慈溪、发家于慈溪的实业家，曾经收购“双鹿”商标冰箱、冷柜、小家电、电动自行车等全部4大类产品的所有权。

记者问：“泉迪化纤实际控制人是你本人还是沈定康？”

陈泉苗：“是我本人，不是沈定康。”

记者问：“可是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叫冯浙定，并不是你。”

陈泉苗：“冯浙定是帮忙代持的。”

记者问：“帮谁代持？帮你代持还是帮沈定康代持？”

陈泉苗：“帮我代持。”

记者问：“可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说沈定康才是大老板。”

陈泉苗：“不是他，是我。这样吧，有事情的话你按照流程来找我。”

说完陈泉苗就挂了电话。

记者通过启信宝查询发现，泉迪化纤和康鑫化纤在工商登记过程中，留的是同一个座机电话。

“是不是通过别人代持的方式‘借尸还魂’，监管部门查一下各方的资金汇划记录便可以知道。”上述债权人表示。

记者多次拨打沈定康本人的手机拟核实，但对方未接听。

在2020年最新全国百强县榜单上，慈溪市高居全国第六，浙江省第一位，超过更为知名的义乌市。而在当前的光鲜下，很难想象就在三四年前，当地银行业遭遇的刻骨铭心的“阵痛”。

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6年，慈溪全市不良率为6.08％，相对2015年4.85％的不良率，不降反升。

出人意料的是，重灾区并不是城商行，而是大行。其中，建行当年不良率达19.44％、中行为12.07％、招行11.09％、工行9.25％、平安银行10.83％、兴业银行10.67％。

当地银行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出格的是，某大行当年在慈溪的实际不良率逼近40%。

“慈溪前几年出现大额不良主要原因在于，早些年大量银行进驻后投放了体量巨大的互保贷款，受传统行业下滑后引发担保圈债务危机，其后出现了大量的恶意逃废债行为，加之房产价格腰斩，导致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及清收损失。”一位当地城商行人士称。

由于金融供给端过于富余，资金涌向慈溪当地的民营企业，恶性竞争之下银行降低了风控标准。企业家之间互相担保，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做法盛行，很多像康鑫化纤一样的企业开始多元展业、无序扩张，特别是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导致杠杆率飙升，在房地产价格上升受阻的经济周期，这些民企首当其冲。

一位从事金融案件审判多年的上海法官表示，类似康鑫化纤的逃废债情况在前几年比较常见，由于手段隐蔽、提前布局转移资产，甚至通过拍卖这种公开交易的方式重新获取自己的土地和机器设备，导致债权人难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处于双方较量的不利地位。在本案中，债权人在诉讼过程中也难以占据上风，除非有关部门介入，通过账户倒查的方式让康鑫化纤实控人参与自己厂房拍卖的事实暴露，而参与拍卖则意味着当时在隐匿资产，应当被强制执行。

当地大行人士对记者称，目前随着银行业的逐年消化及金融生态复苏和房产价格上行，金融形势稳定，预计今年慈溪的整体银行业不良率会下降到1%以下。

接近泉迪化纤的人士对记者表示，泉迪化纤今年的生产才进入正轨，前几年均是亏损，在今年这个疫情蔓延全球的年份，反而出现了一丝转机，“本来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订单流失到海外。但疫情期间，今年很多海外的订单回流到慈溪，因为其他制造业大国比如印度已经停工。慈溪的小家电企业和化纤服装等企业都在加班加点赶工，唯一可惜的是运力不足，货物囤积在港口等着发往全球。”

21世纪经济报道从宁波一家金融机构获悉，一家城商行目前已经对泉迪化纤贷款2.5亿元，但此消息并未获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虽然上述会议针对的是债券市场，但对于银企贷款，同样具有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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