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

① 如何理解“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拉动经济增加主要看这个国家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作为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项目的启动、开发还有消费都是靠资金来完成。农牧业靠投资发展生产力、制造业靠资金扩大规模采购物资、服务业靠投资带动消费，只有资金的投入才能让产业运行，就像汽车的燃料一样。

② 如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要长一点的）

出口 消费 投资
没戏
投资有口气，比较zf是有钱的，搞点大工程是有能力的，不过广大民众很难从中受惠。
反正该换班子了，没有谁愿意在这个时候有冒大风险有大作为，so~拖把，拖把。

③ 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什么弊端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过去出口是没问题的，目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中国产品的出口受到了严重影响，而在我国，受几千年来的文化、思想意识等影响，人民消费意识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所以，在内焦外困的环境下，为确保经济增长，必须用投资来拉动。
那么，投资过热将会导致什么后遗症呢，简单分析一下：
1、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产出，而产出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消费，投资增长过快，将会逐步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长期来看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在经济领域，个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出资引导拉动个人投资，来填补投资不足的缺陷，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投资的过快增长缺乏社会需求的支持，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进而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银行死账无法填平，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
3、投资过快增长，资源和原材料哪里来？投资过快增长势必要加快各类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时加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这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这种说法的来源了。
4、投资过快增长，原材料和资源需求量大，价格势必上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价格上涨了，将会带动其他物资的价格上涨，上涨到一定程度，就是通货膨胀了。
以上是4个大方面，其他小细节问题就不一一赘述了。

④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是指什么

投资、消费、外贸都是拉动增长的动力源,俗称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

在这“三驾马车”中，虽然投资增速出现回落，消费和进出口却出现了较快增长，两者不仅弥补了投资增速减缓对经济增速向下拉的力量，而且还多创造了一部分需求，拉动了经济速度的加快。

(4)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扩展阅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⑤ 现在中国是投资拉动经济好，还是消费拉动经济好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出口受到国际上越来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的大背景下，消费又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完整程度的瓦解，消费预期不断下降，维持生计和子女消费不断增加数量，只能是通过投资拉动来维持经济增长率，来维持就业水平和政府庞大的支出。

⑥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什么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为：投资，消费，出口。

经济增长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经济学上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是指标是GDP(GNP)或其人均值。“三驾马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下。

1、投资

“投资”指财政支出，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主要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用于辅助性的扩大内需。

主要变现为：投资拉动GDP增长（百分点）＝投资拉动率×GDP增长率

这里的“投资拉动率”，又称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投资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二、新三驾马车

“新三驾马车”主要是指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是：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

1、新型投资主要是指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与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三方面：

（1）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2）已有产能的绿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大约十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我国脑疾病负担可能达到每年上万亿元。

（3）发展养老产业需要大量投资。养老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其衣食住行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包括老年用品制造与零售业、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业、养老教育服务业、养老精神文化娱乐业、养老人员培训业等。

2、新型消费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新型消费主要是指文化、休闲、旅游、健康、教育、信息、环保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消费。

3、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一是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⑦ 投资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在于过剩产能太大，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大幅下滑，相应地，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滑。中国经济未来增速轴心到底在哪里？这一尖锐问题把研究者们划分为两个阵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乐观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属。他在不同场合暗示中国未来20年仍能维持8%的增长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经表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轴心将会降低到5.5%左右。两种判断孰是孰非？其间的区别绝非两个简单的数字之争，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本质区别，倡导的经济政策也南辕北辙。林毅夫教授的信心来源之一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即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而可以通过学习与引进，来快速地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作为论据，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仅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韩国在1977年的水平，而后三个国家随后都仍旧维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发优势是一个重要概念，也的确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后发优势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一国经济增长。事实上，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且远大于中国（例如朝鲜、越南、菲律宾），但近60年来，仅有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其他大多数拥有更大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却徘徊不前。换言之，后发优势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中国与韩国1977年水平相当这一事实，与朝鲜与中国1976年相当这一事实一样，与中国未来能否维持8%的增长，没有相关性。如何实现后发优势？林毅夫教授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有些评论员强调要增强内需、尤其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一意见是错误的。林毅夫、张军、黄育川等学者正确地指出，消费本身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消费是对这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产出的消耗，与下一期该经济体能否拥有更大的产出无关；唯有投资，亦即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该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扩大内需”之类的说法站不住脚：本期的产出不是被配置为消费，就是被配置为投资，两者均是内需。两者之间的比例可能变动，却无法被“扩大”；而只有投资才能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即扩张下一期可供配置的产出。30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高达40%以上，2012年更是高达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资，令中国能够快速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然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资可以分为两类，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前者指能够合理地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等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技术水平来正常经营并盈利的投资。本质上，投资之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能够改进经济流程与技术水平的发展机会，这些发展机会一旦被实现，就能够提升整体经济的合理性与技术水平，从而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离不开投资，以将更高的技术水平整合在生产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资项目没有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这一类投资称为无效投资。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既取决于该经济体动员资源、推动投资的能力，也取决于将资源配置于有效投资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远超现在的后发优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跃进却结出苦果。过大的无效投资几乎总是导致经济危机。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经济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可以去探索与实现有效投资机会。依托出口导向，不论是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都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它们总体上都是在将中国经济嵌合进全球经济分工链条的过程中服务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隐喻着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从而快速推升了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然而，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也制造了很多的无效投资。这些体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与林毅夫教授主张的“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相关，而不是由于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少。这些无效投资项目在其建设期为上游行业提供了需求市场，推高了当期GDP，但其建成投产之后却很快沦为过剩产能，并不能够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地方政府干预、产业规划误导等诸多因素令这些过剩产能难以顺畅退出，反而依赖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吊命”，导致大量的僵尸企业出现。判断投资是否过多，不应该以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而必须看资本是否能够获取合格的资本回报率。声称中国的地铁远少于美国，以此作为投资不是过剩而是不足的辩护词，是不成立的；这一现象只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支撑这些投资。不能为市场需求消化的产能就是过剩产能，这些不能获得合理回报的投资项目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错误；如果有大量的资源错配，则不仅意味着对民众节制消费而辛苦积攒的储蓄的浪费，而且可能导致金融经济危机。市场经济自诞生之日起，经济危机如影相随，本质上都可归因于资源错配。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铁路建设热潮，1916年最高峰时铁路里程高达40.8万公里，但随着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以及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许多铁路难以获得充分使用，超过1/3的铁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现在的4%，但过剩铁路并未随经济增长而投入使用，最终还是以撤除了事。因此，判断是否存在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不应该看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否低于美国，而应该看这些投资与产能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是否高于市场需求量，最终的判断标准是看这些投资项目能否获取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能获得合理的资本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是无效投资。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目前存在着庞大的无效投资与严厉的过剩产能，证据随处可见。中国钢铁产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过剩产能率超过30%；中国造船行业目前有1/3的造船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订单。其他如电解铝、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家用电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业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笔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过剩产能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个位数水平直线飙升，目前超过31%，达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过剩产能飙升相伴随，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降低到危险水平。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回报率从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笔者汇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ROA）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该指标10年来的平均值为6%，2007年一度高达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个指标显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1年期贷款利率，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如此低的整体ROA表明，许多企业依靠融资而不是利润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而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恶化了过剩产能情况，压迫别的公司也难以获得利润。这样，融资规模越大，过剩产能越严重，投资回报率越低，反过来导致融资需求越庞大，这构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与过剩产能飙升、投资回报率下滑同步呈现的是负债率的大幅上升，构成了最为恶劣的组合。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黄少卿，2013），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已经低于生产设施的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剩程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投资，中西部省份情况更为恶劣。那种希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投资的政策主张将会让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的情况雪上加霜。房地产投资过剩的情况也并不比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好多少。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无效投资仍在大规模地发生，过剩产能率也在持续攀升。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72万亿元，这些投资项目一旦投产，必将令目前已经极度恶化的过剩产能情况更加恶化。由于这些过剩产能都依靠日益扩大的融资支持来维持，实体经济问题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生债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不容忽视：太多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等）不具备偿付债务的能力。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能力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会，而是浪费在过剩产能与无效投资，其增速潜力必然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资拉动经济”最终无法维系自身，如果强行推进，过剩产能堆积之下支付承诺链条断裂，最终必将以远大于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动荡结束。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从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几年的0.79%，下降幅度惊人。人口学家已经得出结论，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将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则表明中国的有效资本积累将大幅减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间接地支持笔者去年“经济增速轴心降低到5.5%”的结论。因此，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着令人畏惧的挑战，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抑制进一步的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一旦不慎引发金融危机，5.5%的增速恐怕都难以保证。长期看，即使中国能够顺利开展必须的结构化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从人口红利、出口份额、后发优势、改革难度等几个方面考虑，中国经济创造出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都出现了实质性下滑，而无效投资无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速都注定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经济学家进行研究时，如何处理与自己理论不吻合的事实？对于过剩产能、债务金融风险等等如此触目的现实，不应该略过不看，而应该将其考虑在内之后再下结论。对经济增速轴心的正确判断对于制定经济政策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导，责任重大，不可不慎。刘海影 FT中文

⑧ 为什么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

因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而中国原发的技术进步太少，现阶段都是靠引进国外的，像什么技术入股啊，一张图纸顶50%的股份啊，所以目前还是投资拉动的，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

⑨ 投资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求解

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在于过剩产能太大，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大幅下滑，相应地，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滑。
中国经济未来增速轴心到底在哪里？这一尖锐问题把研究者们划分为两个阵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乐观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属。他在不同场合暗示中国未来20年仍能维持8%的增长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经表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轴心将会降低到5.5%左右（可参见《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两种判断孰是孰非？其间的区别绝非两个简单的数字之争，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本质区别，倡导的经济政策也南辕北辙。
林毅夫教授的信心来源之一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即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而可以通过学习与引进，来快速地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作为论据，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仅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韩国在1977年的水平，而后三个国家随后都仍旧维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后发优势是一个重要概念，也的确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后发优势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一国经济增长。事实上，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且远大于中国（例如朝鲜、越南、菲律宾），但近60年来，仅有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其他大多数拥有更大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却徘徊不前。换言之，后发优势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中国与韩国1977年水平相当这一事实，与朝鲜与中国1976年相当这一事实一样，与中国未来能否维持8%的增长，没有相关性。
如何实现后发优势？林毅夫教授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有些评论员强调要增强内需、尤其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一意见是错误的。林毅夫、张军、黄育川等学者正确地指出，消费本身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消费是对这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产出的消耗，与下一期该经济体能否拥有更大的产出无关；唯有投资，亦即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该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扩大内需之类的说法站不住脚：本期的产出不是被配置为消费，就是被配置为投资，两者均是内需。两者之间的比例可能变动，却无法被扩大；而只有投资才能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即扩张下一期可供配置的产出。30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高达40%以上，2012年更是高达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资，令中国能够快速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
然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资可以分为两类，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前者指能够合理地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等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技术水平来正常经营并盈利的投资。本质上，投资之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能够改进经济流程与技术水平的发展机会，这些发展机会一旦被实现，就能够提升整体经济的合理性与技术水平，从而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离不开投资，以将更高的技术水平整合在生产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资项目没有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这一类投资称为无效投资。
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既取决于该经济体动员资源、推动投资的能力，也取决于将资源配置于有效投资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远超现在的后发优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跃进却结出苦果。过大的无效投资几乎总是导致经济危机。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经济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可以去探索与实现有效投资机会。依托出口导向，不论是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都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它们总体上都是在将中国经济嵌合进全球经济分工链条的过程中服务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隐喻着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从而快速推升了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然而，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也制造了很多的无效投资。这些体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与林毅夫教授主张的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相关，而不是由于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少。这些无效投资项目在其建设期为上游行业提供了需求市场，推高了当期GDP，但其建成投产之后却很快沦为过剩产能，并不能够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地方政府干预、产业规划误导等诸多因素令这些过剩产能难以顺畅退出，反而依赖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吊命，导致大量的僵尸企业出现。
判断投资是否过多，不应该以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而必须看资本是否能够获取合格的资本回报率。声称中国的地铁远少于美国，以此作为投资不是过剩而是不足的辩护词，是不成立的；这一现象只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支撑这些投资。不能为市场需求消化的产能就是过剩产能，这些不能获得合理回报的投资项目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错误；如果有大量的资源错配，则不仅意味着对民众节制消费而辛苦积攒的储蓄的浪费，而且可能导致金融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自诞生之日起，经济危机如影相随，本质上都可归因于资源错配。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铁路建设热潮，1916年最高峰时铁路里程高达40.8万公里，但随着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以及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许多铁路难以获得充分使用，超过1/3的铁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现在的4%，但过剩铁路并未随经济增长而投入使用，最终还是以撤除了事。
因此，判断是否存在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不应该看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否低于美国，而应该看这些投资与产能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是否高于市场需求量，最终的判断标准是看这些投资项目能否获取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能获得合理的资本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是无效投资。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目前存在着庞大的无效投资与严厉的过剩产能，证据随处可见。中国钢铁产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过剩产能率超过30%；中国造船行业目前有1/3的造船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订单。其他如电解铝、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家用电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业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笔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过剩产能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个位数水平直线飙升，目前超过31%，达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与过剩产能飙升相伴随，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降低到危险水平。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回报率从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笔者汇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ROA）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该指标10年来的平均值为6%，2007年一度高达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个指标显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1年期贷款利率，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
如此低的整体ROA表明，许多企业依靠融资而不是利润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而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恶化了过剩产能情况，压迫别的公司也难以获得利润。这样，融资规模越大，过剩产能越严重，投资回报率越低，反过来导致融资需求越庞大，这构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与过剩产能飙升、投资回报率下滑同步呈现的是负债率的大幅上升，构成了最为恶劣的组合。
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黄少卿，2013），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已经低于生产设施的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剩程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投资，中西部省份情况更为恶劣。那种希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投资的政策主张将会让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的情况雪上加霜。房地产投资过剩的情况也并不比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好多少。
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无效投资仍在大规模地发生，过剩产能率也在持续攀升。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72万亿元，这些投资项目一旦投产，必将令目前已经极度恶化的过剩产能情况更加恶化。由于这些过剩产能都依靠日益扩大的融资支持来维持，实体经济问题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生债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不容忽视：太多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等）不具备偿付债务的能力。
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能力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会，而是浪费在过剩产能与无效投资，其增速潜力必然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资拉动经济最终无法维系自身，如果强行推进，过剩产能堆积之下支付承诺链条断裂，最终必将以远大于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动荡结束。
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从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几年的0.79%，下降幅度惊人。人口学家已经得出结论，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将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则表明中国的有效资本积累将大幅减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间接地支持笔者去年经济增速轴心降低到5.5%的结论。
因此，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着令人畏惧的挑战，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抑制进一步的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一旦不慎引发金融危机，5.5%的增速恐怕都难以保证。长期看，即使中国能够顺利开展必须的结构化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从人口红利、出口份额、后发优势、改革难度等几个方面考虑，中国经济创造出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都出现了实质性下滑，而无效投资无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速都注定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经济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国经济下一步》

⑩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平衡拉动,为什么

中国这些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比较多，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和贷款增长也比较迅速，前两年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出口遭遇了困境，所以更要通过加大投资来拉动国内的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转起来，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其实我认为过去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也很严重，而且我们的出口结构主要以廉价商品为主。
至于为什么要投资，出口和消费平衡拉动，我感觉这涉及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人口众多，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中国不可能向一些小国那样单靠出口或者单靠投资来完成整个中国的现代化。
另外，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可能永远存在，中国的人力资源不可能永远这么便宜，中国早晚有一天是要实现现代化的，依靠劳动力的优势发展经济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若干年后，等这个时期走完了，中国也就不能靠廉价产品的出口啦拉动经济了，到那个时候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应该是高科技产业，以及完善的城镇化体系带来的中产阶级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强大消费动力，还有就是现代的服务业。当然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的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
还有，投资有的时候往往会带来重复建设，比如钢铁产能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但一些地区为了追求gdp还是新建一些钢厂，这样就造成了产能过剩，生产的东西积压起来卖不出去，银行的贷款还不上，从而造成对社会资源和国家财产的严重的浪费。所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还是应该控制起来比较好。
那么投资的规模和质量控制起来了，出口也在逐渐的调整结构，中国怎么发展呢？所以还剩一个扩大内需，如果能把中国的内需激发出来，中国的经济还会有大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现在又再轰轰烈烈的进行城镇化建设，所以这个时候扩大内需是行得通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体系，让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享受到完善的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另外，鼓励，规范和引导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创业，总之一句话，让人民的腰包鼓起来，从而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不仅要拉动零售品的需求，还要拉动大宗物品的需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考一系列的资金筹措和项目落实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潜力很大。